非法证据排除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和应对措施

非法证据排除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和应对措施

时间：2010-12-06 18:08 作者：袁汝江新闻来源：正义网

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确保政法各部门严格公正执法，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两个《规定》的出台，对于政法各部门保证办案质量，依法惩治犯罪，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已是困难重重的贪污贿赂案件侦查工作来说，无疑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一、当前贪污贿赂案件侦查工作存在的主要矛盾

（一）逮捕证明高标准和证据来源低供给之间的矛盾

对于办理重大、复杂贪污贿赂案件，逮捕是侦查部门必然要采取的强制措施。逮捕的证明标准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且有逮捕必要。在司法实践中，为避免承担错案赔偿，检察机关对批捕案件的起诉率作了严格控制，导致逮捕证明标准几乎达到了定罪的证明标准。根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自侦部门只能获得3天的取证时间，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至7天。侦查部门在审查逮捕前承担着大量艰苦而繁重的侦查任务。

另一方面，我国的自侦案件获取证据的渠道十分狭窄。在西方国家，凭借着丰富的物质基础和长期的运作管理，依靠完善的个人数据库、金融服务系统和各类电子监控系统，侦查部门能够轻易掌握任何人的个人财务资料和行踪。凭借着这些客观证据，可以实现对犯罪的精确打击。而在我国，由于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管理水平相对滞后，无法有效实现对“社会人”的控制和监管，侦查人员获取证据的途径也越来越窄。

（二）犯罪手段多样化和侦查措施的单一化之间的矛盾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职务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更为复杂化、多样化和智能化，犯罪的手段更加隐蔽，更加狡猾。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没有高水平的技术侦查措施，是无法遏制新型犯罪的。技术侦查措施因其能够通过不限制犯罪嫌疑人权利的超常规侦查措施中获取证据，分析出许多对侦破犯罪具有重要价值的案件信息，而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一种能够实现控制犯罪和保障权利兼顾的理想侦查方式。在我国检察机关，由于没有技术侦查手段，侦查人员在办案中普遍还是采用询问证人、银行查询、调取帐本资料等“原始方法”，对国外普遍采用的监听、测谎等技术鲜有使用。

（三）群众对检察机关的高期望值和职务犯罪案件低成案率之间的矛盾

查办大要案件的力度不够，线索初查成案率低，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群众的举报积极性。尽管近年来打击职务犯罪力度不断加大，但实际效果与人民群众的期望值仍存在很大差距，致使一部分群众举报热情锐减、举报信心不足，不愿再冒险举报，即使举报，大多也是采取匿名举报，从而给侦查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二、两个《规定》出台后对当前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侦查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是党的十七大以后我国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大成果，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的创新和发展，必将在我国民主与法治的历史上记下重重的一笔。”无疑，两个《规定》将大大推进我国民主与法治的进程，对做好当前的自侦案件侦查工作也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一）收集证据必须全面、客观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必须做到“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由于规定过于原则，对什么是“证据确实、充分”，在实践中很难把握。为此，《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五条对“证据确实、充分”予以细化：一是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是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是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强调必须排除其他可能性；四是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五是根据证据推断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唯一。在传统办案模式中，侦查人员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上，对证据的关联性和根据证据推断案件事实的逻辑性要求不严。根据新《规定》的要求，在侦查工作收集证据的环节必须做到全面而客观：不仅要注重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还要全面收集其他能证明犯罪事实的物证和书证；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违法犯罪的事实，还要收集证明其无罪或罪轻的事实；收集每个证据的过程都要符合法律规定，否则证据将因程序违法而丧失法律效力；证据和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根据证据推断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是唯一、不相矛盾的。

（二）禁止使用刑讯逼供等手段非法获取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一条至第三条开宗明义地规定，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对于违反程序，如侦查人员违反规定单人取证获取的言词证据，均应补正、完善。对于取得的物证、书证，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传统的侦查模式，是一种通过“口供突破”来查明案情或者查获侦查线索的“由供到案”型的侦查模式，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作为一种直接证据，历来是侦查机关查明案情的“捷径”，这种以口供为中心的模式极易引发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两个《规定》确立了侦查人员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系属无效的规则，对那些违反法律程序的取证

行为确立了惩罚性的法律后果——宣告无效，并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操作规程，对遏止刑讯逼供作了实质性的规定。

（三）明确规定了公诉、侦查机关的举证责任

在刑事诉讼中，公诉机关承担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的职责，同样承担着证明被告人庭前供述系合法取得的证明责任。在控方不举证，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则应当承担不能以该证据证明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法律后果和责任。为此，侦查部门应当向公诉机关提供犯罪嫌疑人供述系合法取得的证据材料，如犯罪嫌疑人全程录音录像资料等。同时，还明确了讯问人员出庭作证的新规定，要求讯问人员必要时就其执行职务情况出庭作证，证明证据的取得是否合法。

三、做好当前自侦案件侦查工作的应对之策

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完善的社会管理是决定侦查机关取证能力强弱的根本。和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社会管理控制能力相对弱化，同时，犯罪现代化和社会转型期导致诸多矛盾交织、频发，这使得当前我国侦查机关取证能力处于最为低下的时期。与此同时，为适应世界范围内的人权保障运动，最近出台的两个《规定》对刑事侦查工作提出了“与世界同步”的全新要求。在司法实践中，要求我们必须切实转变执法理念，在严格遵守两个《规定》的基础上，破解难题，不断提高侦查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一）树立正确司法理念，杜绝刑讯逼供

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秩序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侦查工作无法推卸的责任。长期以来，有不少人认为犯罪嫌疑人是“专政”、打击的对象，根本没有平等、人权可言。于是，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违法取证等违反诉讼程序，漠视、侵犯人权的现象层出不

穷、屡禁不止。“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在侦查环节杜绝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就必须纠正以往错误思想，牢固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司法理念；放弃“高人一等”的权威意识，树立“中立的事实发现者”的角色观念。在办案过程中既独立于被害人、媒体与公众，又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既不轻易给犯罪嫌疑人定罪，又不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平等的善待各个诉讼参与人，从发现事实的角度认真听取各方的诉求，从思想观念上彻底根除刑讯逼供的法治土壤。

（二）严格按照程序办案，增强公开透明

两个《规定》明确了证据裁判原则和程序公正原则，要求办案必须依法进行，规定了违反程序法取得的证据无效；同时，还对获取被告人供述合法性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并规定了讯问人员出庭作证。这不仅要求侦查人员要树立实体与程序并重的司法观念，还要求增强程序的透明和公开，尤其是对相对封闭的侦查讯问程序进行一定程度的公开透明化。

侦查讯问程序的公开化，既有利于限制刑讯逼供，又可以起到固定证据和补强口供的双重作用，具有重要的改革意义。全程录音、录像作为一种客观的证据，是公诉机关在法庭上对获取被告人供述合法性举证和讯问人出庭作证最有力的武器。

（三）加快科技强检步伐，提升取证水平

在自侦案件的侦查实践中，侦查取证是一项技术活，是各种技术侦查措施使用成效的综合体现。由于经费投入的不足，检察机关侦查取证技术水平比较落后，“两条腿、一张嘴、一支笔”的办案模式仍然还是主流。在发达国家，许多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被广泛运用于侦查之中，如秘密窃听、测谎和催眠技术等，技术侦查措施日益成为打击犯罪的一种重要的侦查手段。“世界各国在困住警察右手（严格限制警察的强制权力）的同时，放开了警察左手（即赋予其秘密侦查措施）。落后的侦查技术也是造成刑讯逼供的重要原因之一。两个《规定》

的出台，无疑加强了对侦查权滥用的限制，但是如何做到“放开左手”，提高技术侦查水平，成为当前检察机关完成惩治职务犯罪、维护稳定、保护人民任务的迫切要求。提高技术侦查水平，一是要加大经费投入，改善技术装备；二是要加强教育培训，培养专业人才；三是要修改完善法律，既为秘密侦查措施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又限制其滥用，保障公民的个人隐私权。

（四）加强初查工作，提高初查质量

逮捕证明的高标准和证据来源的低供给是当前侦查工作面临的最大矛盾。逮捕证明标准过高，容易造成侦查部门取证时间被人为缩短；逮捕后少则两个月，多则7个月的羁押期的取证保障意义丧失殆尽。在我国刑诉法和有关部门办案规则尚未修改的情况下，为解决这一矛盾，必须从提高提高初查质量上寻找出路。将办案工作重心前移，把初查工作做扎实。对于案件线索涉及的有关情况或者事实，要从外围查清，对于案件涉及的人和事特别是关键性细节，都要查清，做到心中有数。

（五）大力提高办案人员素质

办案人员是初查工作的具体执行者，侦查能否成功，同办案人员的素质密不可分。特别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职务犯罪出现科技化、知识化倾向，这就需要办案人员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和多方面的综合知识，应在提高人员素质上下功夫，为侦查工作提供人才保障。首先要求办案人员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有同职务犯罪作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其次要求办案人员具备扎实的法律功底，在办案实践中不断丰富对法律理论的理解，并有意识的加强知识储备，对财务、金融、计算机、以及涉案行业的业务知识都要有所射猎，积极拓宽知识面，有效提高知识层次。再次要求办案人员注重培养察微析疑的习惯，提高线索评估、甄别的水平；培养缜密思考的能力，提高制定周密计划的水平；培养敏锐的侦查意识，掌握一定的谋

略思想，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力争成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需要的专家型、复合型优秀人才。

（作者单位：安徽淮北市濉溪县检察院）

反贪侦查工作流程图

附件2: 反贪侦查工作流程图 一、受案 1．1受案流程图 1.2受案流程描述 ?反贪子系统流程以线索为中心,附带产生各种文书和报表.线索来源共七种途径.当线索流转到反贪 局后，先由综合处指挥中心登记线索，并由指挥中心负责人批办意见，然后反贪局局长分流线索到侦查一处或二处，侦查处长负责登记线索，并确定此线索承办人,承办人对线索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审查意见共分五种：不予初查意见、缓查或存查意见、移送案件意见、交办意见和提请初查意见。针对审查意见，经审核后依据不同流程进入相依环节.对于不予初查案件存档即可;缓查或存查案件存档并能随时开启初查功能；移送案件则移动到相关部门；交办案件则交办到下级院，并反馈交办案件的结果；提请初查案件经审核同意后则进入初查环节。 二、初查 时间约束：初查期限为２个月。 ２。1初查流程图

2.2初查流程描述 初查属于涉密环节，一般不接触当事人。当决定初查后,由案件承办人制定线索初查方案，经审核后开始实施过程.在实施初查过程中需上图虚框中措施，其宏观流程为:针对需要采取的措施，填写审批表，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初查措施，最后形成这一措施的反馈结果.由于初查措施与侦查措施采取的流程相同,具体措施的流程在侦查措施环节中描述。初查完毕后，承办人制作初查终结报告，经审核后进入立案环节。 三、立案 3.1立案流程图 3.2立案流程描述 在初查终结后承办人提出初查终结意见，并作相应文书,分别为:不予立案通知书、立案请示报告和移送案件通知书,经审核后进入相应流程。不予立案案件存档终结,移送案件移送到有关部门处理,立案案件则进入立案环节。对于这三种情况经审核同意后，案件承办人需将审核意见反馈之综合处指挥中心，然后指挥中心依据案件类型反馈到相应部门：举报中心移送案件反馈至举报中心，上级院交办案件则反馈到上级部门。 ?对于决定立案的案件，承办人填写《立案决定书》，经审核后进入侦查环节，同时把案件信息报上级院备案审查。对于以事立案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则终止侦查。

非法证据论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论文

非法证据论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论文：试论刑事诉讼中的非 法证据排除规则 [摘要]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保障人权、维护法治尊严的需要,而且还能够促进发现案件的实体真实。笔者试对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一探讨,以期推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立法与司法实务的科学化、民主化和现代化。 [关键词]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人权保障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述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证据虽然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价值,但基于立法者的预先设定或司法者的据情考量,认为该 种证据的使用将违背法律原则以及法律精神所应当体现的 社会价值及观念,从而对这种证据的资格予以否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19世纪末起源于美国,作为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人权保障机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很多国家已经被确立和采用。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依据。此条可视为对非法证据的否定,但却未形成规则,更无操作程序可言。近些年来,被告人和辩护律师以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违法手段获得证据为理由要求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例 日益增多,尤其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经常会以侦查人员在侦查讯问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为理由要求排除被告人的“有

罪供述”。但真正采纳辩护律师意见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例却比较鲜见。究其原因,这不仅与理念障碍有关而且与该规则的实施缺乏配套制度有关,笔者从我国确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出发,分析在我国建立非法证据规则需要正视的问题,进而探讨了在我国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确保的措施。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价值取向 一个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不仅仅是为了保证刑法的贯彻实施,以期更有效地同违法犯罪作斗争;它还有一项重要的目的就是保护人权,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正因为如此,在各国的刑事司法实践过程中,寻找证据打击犯罪与符合法律保护人权成为了人们无法回避的矛盾点。而对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对非法证据究竟是“取”还是“舍”,这看似一个简单的抉择问题,其实是上述矛盾在司法实践中的集中体现,并与一定的法律价值取向相联系。因此,对其进行深入探讨,从价值取向上分析十分必要。 在整体法律这个宏观背景下,我们可看出刑事诉讼的价值体系是一个多元的体系,它包括:控制犯罪、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稳定最基本的三个方面。如前所述,现今刑事诉讼法是一国保证实体法实施的前提,一个目的就是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为正确适用实体法提供前提性条件,以保障刑罚权的有效实现。其在法律价值这一理念上就是控制犯罪,维护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证明责任承担之我见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 排除证明责任承担之我见 ●黄长江 一、问题的提出 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尽管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已有相应的规定,①但在诉讼实践中,非法证据的排除却遭遇到意想不到的困境。究其原因,除了一些法院在传统审判理念的支配下,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的申请、主张和辩护意见或极力规避、置之不理,拒绝将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纳入法庭审理和裁判,或虽将非法证据问题纳入程序,允许被告人或辩护人在庭审中提出,并在庭审过程中就此问题进行调查和展开辩论,但仍是将对非法证据的调查和辩论只作为一种枝节问题而附庸于诉讼程序,从而使客观存在的非法证据不能予以实质性地排除这一原因外,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无论是法律或司法解释都缺乏对其予以明确规定,致使在刑事诉讼中控方和辩方对谁应承担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各执一端,互相推诿。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的法院又站在支持控方主张的立场,要求提出存在非法证据的辩方承担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从而使处于弱势地位的辩方由于无力完成这一证明责任而无法达到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的目的。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几年前震惊全国的杜培武案件。因此,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问题,已引起我国法学界的高度重视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问题的讨论,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第一种观点是站在控方的立场,以“谁主张,谁举证”为论据,主张应由辩方承担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而与此相对应的另一种观点,是站在辩方的立场,以“举证责任倒置”为论据,认为应当由控方来承担这一证明责任。对上述两种观点,笔者赞同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应当由控方承担,但对将控方承担非法证据排除证明责任建立在“举证责任倒置”这一基础上的论点,笔者不敢苟同。认为,由控方承担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仍然是基于“谁主张,谁举证”这一证明责任的常规分配,而不是基于“举证责任倒置”这种证明责任分配的例外,将控方承担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置于“举证责任倒置”这一证明责任分配的例外之中,无论在理论上或者实践中都是有弊而无利的。 二、“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是控方根据“谁主张,谁举证”这一证明责任常规分配应当承担的责任,不是“举证责任倒置”的例外第一、证据“可采性”的要求决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是控方应当承担的常规证明责任。 所谓证据的“可采性”,就是传统证据理论中 ①本文所指的“非法证据”,仅限于侦查人员以刑讯逼供方式对嫌疑人录取的,嫌疑人承认自身有罪的非法言词证据。 有关这类言词证据属非法证据应予排除的规定,散见于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第160条和第256条等规定之中。

反贪侦查工作流程图

附件2： 反贪侦查工作流程图 一、受案 1.1受案流程图 1.2受案流程描述 反贪子系统流程以线索为中心，附带产生各种文书和报表。线索来源共七种途径。当线索流转到反贪局后，先由综合处指挥中心登记线索，并由指挥中心负责人批办意见，然后反贪局局长分流线索到侦查一处或二处，侦查处长负责登记线索，并确定此线索承办人，承办人对线索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审查意见共分五种：不予初查意见、缓查或存查意见、移送案件意见、交办意见和提请初查意见。针对审查意见，经审核后依据不同流程进入相依环节。对于不予初查案件存档即可；缓查或存查案件存档并能随时开启初查功能；移送案件则移动到相关部门；交办案件则交办到下级院，并反馈交办案件的结果；提请初查案件经审核同意后则进入初查环节。 二、初查 时间约束：初查期限为2个月。 2.1初查流程图

2.2初查流程描述 初查属于涉密环节，一般不接触当事人。当决定初查后，由案件承办人制定线索初查方案，经审核后开始实施过程。在实施初查过程中需上图虚框中措施，其宏观流程为：针对需要采取的措施，填写审批表，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初查措施，最后形成这一措施的反馈结果。由于初查措施与侦查措施采取的流程相同，具体措施的流程在侦查措施环节中描述。初查完毕后，承办人制作初查终结报告，经审核后进入立案环节。 三、立案 3.1立案流程图 3.2立案流程描述 在初查终结后承办人提出初查终结意见，并作相应文书，分别为：不予立案通知书、立案请示报告和移送案件通知书，经审核后进入相应流程。不予立案案件存档终结，移送案件移送到有关部门处理，立案案件则进入立案环节。对于这三种情况经审核同意后，案件承办人需将审核意见反馈之综合处指挥中心，然后指挥中心依据案件类型反馈到相应部门：举报中心移送案件反馈至举报中心，上级院交办案件则反馈到上级部门。 对于决定立案的案件，承办人填写《立案决定书》，经审核后进入侦查环节，同时把案件信息报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论文)

引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程序中极为重要的规则，它贯穿在从侦查到审判的全过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在刑事诉讼中的各个阶段弹性要求也不一样，对这种弹性的把握直接决定了刑事案件处理的程序的合法性。而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对侦查阶段的侦查措施、手段、审查起诉阶段争议证据的认定、以及审判中的法官自有裁量权的规定存在很大的模糊性，特别是非法证据的使用情况，往往使得同一案件在一审和二审中的结果发生巨大差异。只有程序公平才能保证实体公平，在刑事诉讼中，如何规范公检法等机关的行为，如何保护被追诉者的权利以维护公平正义和人权，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必须面对的问题。实现程序正义，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案情回顾 （一）案件基本事实 一度被誉为非法证据排除典型案例的章国锡案，二审出现了大逆转。章国锡，原宁波市东钱湖区建设局担任建设工程项目经办人、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及建设局局长助理。他的案子之所以轰动一时，缘于一审法院援引“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程序优先于实体，排除检察院指控的部分证据。在章国锡案中，鄞州检察院涉嫌非法取证，侦查人员有可能对章国锡采取了刑讯逼供。法庭上，律师出示了2010年7月28日章国锡的体表检查登记表，表上载明：章国锡右上臂小面积的皮下淤血，皮肤划伤2厘米。但是对于章国锡被刑讯逼供，鄞州检察院矢口否认，并递交了一份侦查机关盖章和侦查人员签名的关于依法办案、没有刑讯逼供、诱供等违法情况的说明。庭审中，检方还以“审讯录像涉及机密问题，当庭播放不利于保密”的理由，拒绝了辩方要求当庭播放审讯录像的要求。经过3次公开开庭审理，2011年6月20日，鄞州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定，控方在庭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侦查机关获取被告人章国锡审判前有罪供述的合法性，因此将检察机关指控的7万元予以排除，只认定了6000元。并据此判决被告人犯受贿罪，免于刑事处罚。 这是2010年7月1日《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出台后，全国首例适用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将侦查机关对被告人的指控证据依法予以合理排除的刑事案件。 （二）本案的争议点 本案的争议之处有三点：

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展与协调

公司诉讼 理由 是什么？ 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刘志栋提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人权保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权保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与基本前提，和谐社会是人权保障的社会基础与必要条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该把尊重与保障人权作为其核心任务，在人权保障过程中实现和谐社会的不断发展。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宪法基础。然而, 这仅是一个宣示性的原则规定, 并未涉及人权的具体内容。因此它还有赖于各部门法的具体规则的配套实施, 才能实现其预定的价值目标。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是一个具有人权保障价值的证据规则。而我国现行诉讼法并未确立该规则, 已导致了我国诉讼中漠视人权、侵犯人权现象较为普遍的恶果。所以, 在修改诉讼法时, 明确设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既是完善诉讼法自身的需要, 也是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的需要。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运用于整个诉讼程序中的证据采纳规则，是一个系统的制度体系，本文不可能全面整体的分析该规则，所以笔者仅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行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功能的角度做一些初步的分析。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的理论基础，即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第二部分介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状况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运用状况;第三部分提出在刑事诉讼法中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以及保障该规则取得最优效果的配套措施。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由此我们看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主法治社会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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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新刑诉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试论新刑诉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昌邑市检察院研究室桂召学 内容摘要：2012年3月14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该刑诉法吸收了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的有关司法解释，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该规则的有关内容。改变了相关规则的确立将有效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运行，对保障人权、提高公安机关侦查水平将发挥积极的作用。本文主要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缺陷及应对等进行阐述。 关键词：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自于英美法，于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当今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大都制定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它通常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同法系国家之间法文化传统、价值基础、司法状况的差异,有关非法证据的界定各不相同。我国诉讼法学界对非法证据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非法证据是指证据的内容、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程序、方法及手段等方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材料。它包括:证据的内容不合法、证据的表现

形式不合法、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身份或资格不合法、收集证据的程序、方法与手段不合法。只要具备之一,就是非法证据。而狭义的非法证据,是指办案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用其他不正当的方法所获取的证据。笔者同意狭义的界定。因为这种定义比较符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蕴含的保障人权的根本精神。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的目的来看,其初衷是为了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保护个人合法权利。这种界定比较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从我国当前保护人权、诉讼民主的现实国情看,侦控人员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案件发生率居高不下,仍然是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顽疾之一。所以,将非法证据界定为“非法取得的证据”更有现实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与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依据一定规则予以排除的统称。其主要涉及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抑或“可采性”问题,即司法机关能否将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采纳并作为定案的根据。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能否在法庭上提出并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是刑事诉讼中最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 二、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意义 （一）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消除司法工作人员非法收集证据的心理动机。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那些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主要指口供）仍作为定案的根据，致使大部分侦查人员都将刑讯逼供作为快速破案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三篇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三 篇 篇一：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提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人权保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权保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与基本前提，和谐社会是人权保障的社会基础与必要条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该把尊重与保障人权作为其核心任务，在人权保障过程中实现和谐社会的不断发展。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宪法基础。然而，这仅是一个宣示性的原则规定，并未涉及人权的具体内容。因此它还有赖于各部门法的具体规则的配套实施，才能实现其预定的价值目标。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个具有人权保障价值的证据规则。而我国现行诉讼法并未确立该规则，已导致了我国诉讼中漠视人权、侵犯人权现象较为普遍的恶果。所以，在修改诉讼法时，明确设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既是完善诉讼法自身的需要，也是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的需要。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运用于整个诉讼程序中的证据采纳规则，是一个系统的制度体系，本文不可能全面整体的分析该规则，所以笔者仅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行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功能的角度做一些初步的分析。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的理论基础，即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第二部分介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状况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运用状况；第三部分提出在刑事诉讼法中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以及保障该规则取得最优效果的配套措施。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由此我们看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主法治社会的，其基本特征充分体现了人权保障的思想。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最原则，最根本的确认，然而，宪法毕竟只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如何在具体的立法和司法中建立和完善人权保障机制从而使公民基本权利得到现实有效的保护，最终达到社会和谐稳定的效果，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也是个很大的研究方向，笔者不可能方方面面尽述，本文仅选择一个极其微观的视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保障诉讼人权的功能和价值。试图为司法工作发挥其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在功能做理论上的初步探讨。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 关于非法证据(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的概念，诉讼法学界并无定论。我国《诉讼法大辞典》则将“非法证据”定义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也有学者认为非法证据是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及程序、方法的证据材料”。本文中的非法证据是指“办案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用其他不正当的方法获取的证据” 。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Exclusionary Rule of 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就是指国家执法、司法工作人员使用非法手段或非法程序获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诉讼中作为不利于被告的证据。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该规则最早起源于美国。美国联邦宪法第4修正案规定：“人民保护自己的人身、住宅、文件及财产不受任何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容侵犯，除非是有某种正当

某检察院反贪工作总结

ZZ区人民检察院 职务犯罪侦查局2005年工作总结 今年以来，我院在区委和上级检察机关的正确领导下，以“三个代表”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以“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为契机，以查办职务犯罪为已任，坚持以“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为公”为宗旨，进一步加强领导，加大力度查办了一批有影响的经济案件。截止11月底，共查办贪贿案件13件13人，渎职侵权案件1件2人，其中受贿案件11件11人，5万元以上重大案件9件，大案占立案数70%，副科级以上职级案件8件8人，挪用公款案2件2人，均为20万元以上大案。挽回经济损失400余万元，收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我们主要做法是： （一）加强领导、重点保障、保证反贪工作的顺利开展。 院党组始终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放在全院工作的重中之重，树立“全院一盘棋”的反贪大格局，采取措施，保证职侦工作的整体推进。一、增强职侦工作领导力量，检察长亲抓反贪工作，跟进案件侦查工作，掌握一线信息，及时调整人力、物力、财力，保证办案决策和物质需求。分管检察长、局长既是指挥员更是战斗员，带头办案，直接参与案件的审讯、取证、追赃等工作。在职侦局各层次的领导岗位上配备通过竞争上岗的、尽心尽职的、全面素质较高的人员担任中层干部。二、充分发挥中层干部的“排头兵”作用，要求干警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干警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不管调查取证，还是审讯突破，处处以身作则，冲在前面。三、是在人力、物力、后勤保障上向职侦工作倾斜。为保证职侦工作的顺利进行，今年我院在经费较紧张的情况下，为职侦部门专门配备了三辆警车。办案经费也尽力优先予以解决。在突破重特大案件时，全院统一安排，抽调人员参与办案，保证了办案工作的顺利开展。四、组织干警走出去，学进来，积极参与市院的案件办理工作，市院办理大要案需要我院抽调人员参与办案时，我们顾全大局，无条件的服从，并抽调出事业心，责任心，办案能力强的同志参加，从更高的角度和范围开拓视野，扩展思路，以提高办案业务能力。 （二）精心组织、突出重点、在查办大要案上求突破 今年初，院党组对反贪工作专门进行了研究，确立了反贪工作的重点是查办大要案件，通过大要案件的查处，来带动反贪工作的全面开展。着力于这个工作重点，我们在目标制定、工作部署、人员调配、案源锁定上都处处瞄准大要案件，其中淮安市公路管理处副处长XXX，副政委XXX。淮安市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副局长XXX，原市政工程公司党委书记XXX等受贿案件的查处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特别是今年九月份，我们在接到ZZ中学总务主任XXX涉嫌犯罪的举报材料后，先从外围查帐入手，在取得相关证据的基础上，秘密接触行贿人，一举侦破了XXX受贿7.2万余元的犯罪事实。同时根据行贿人的交待，市农行城北分行行长XXX，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装璜房屋而未付款涉嫌受贿的犯罪事实又浮出了水面，对此线索，我们进行了认真地分析研究，认为XXX在担任农行城北支行行长多年，其下属网点在其任职期间，陆续进行了装璜，其分理处网点也是在其任职期间被拍卖，XXX被调到市农行工作以后，自己又注册资金几百万元成立了担保公司。据此分析XXX 极有可能还存在更大的受贿问题。经报请检察长批准，对XXX采取立案、侦破、搜查多头并进、同时出击，XXX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开始还故作镇静，否认自己有经济问题，后在我侦查人员的强大政策、法律攻势下，思想防线迅速瓦解，在24小时之内交待了其在农行装璜、网点拍卖、贷款等工作中，利用职务之便收受56万元的巨额贿赂的犯罪事实，其中在某一网点拍卖过程中，一笔就受贿40万元。此案的查处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起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徐博 （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学院；哈尔滨 150080） [摘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如何在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证据法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首先介绍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和分类，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历史沿革。然后又从三方面论述了在我国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性，在文章的最后，提出了对我国如何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点建议。 [关键词] 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构建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 （一）非法证据的概念 非法证据是证据理论中的特有概念，《牛津法律词典》解释称“非法取得的证据是指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我国《诉讼法大辞典》将非法证据释义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还有学者认为，非法证据是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手机或提供证据的人员及程序、方法的证据材料。1我国刑事证据法理论中队非法证据的概念作了进一步的界定：“非法取得的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司法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违反国家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收集证据应当遵守的原则和程序的规定所收集的证据”。2由此可以看出，对非法证据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非法证据泛指才有违法的方法收集的一切证据材料，即收集证据的内容、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及程序等都不合法。从狭义上讲，非法证据是指司法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方法而取得的证据，也就是说在取得证据的手段、方式上不合法的证据，有学者称之为“非法取得证据”。3 （二）非法证据的分类 对于非法证据的类型，学术界有学者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分类： 1.收集或提供主体不合法的非法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2款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做证人。”若由上述主体作证人提供证据，将不符合法律对于收集、提供证据主体的规定，是非法证据。 2.取证程序不合法的非法证据。这是一般意义上人们所理解的非法证据。如刑事诉讼法第43条中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若以上述方法收集证据，将因为不具备收集程序的合法性而成为非法证据。 3.内容不合法的非法证据。即不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或与案件事实无联系的事实材料，因其不具备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对案件事实的查明毫无意义而为非法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1款也规定，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4.表现形式不合法的非法证据。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1款列出了证据的七种表现形式，即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含义 非法证据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与非法搜查和扣押取得的证据依据 1李学宽：《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政法论坛》，1995年第2期。 2何玉波：《试论非法取得证据的可采性》，《现代法学》，1999年第6期。 3李学登：《证据法之基本问题》，台湾教育部出版，1982年版，第243页。

试述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与适用

一、我国现行立法中关于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及不足严格地讲，司法机关受理的绝大多数纠纷首先都不是“法律纠纷”，而是“事实纠纷”。换言之，诉讼双方的争议多以事实为核心。因此，“事实认定是司法公正的基础”，而事实认定的过程又是建立在对证据的获取、核查和认定的工作之上。所以，证据就成了决定一个案件最终判决结果的依据，成了构筑刑事司法这幢大厦的砖和瓦。一般而言，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由司法机关依法收集或者由当事人、辩护人等依法提出的具有法定表现形式并能证明刑事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该概念基本符合刑事证据客观性、相关性、合法性三个方面的特征。刑事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证据本身必须具有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和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运用。事实上，证据的合法性就是证据的资格问题，它要解决某一证据材料在法律上是否具有允许其作为证据的能力的问题，也即证据力问题。刑事非法证据显然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其不合法性主要体现在取得证据的方式、程序及认定过程中。因我国现在没有专门的证据立法，所以在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证据的规定内，根本没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明文规定，但也零碎地体现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诉讼精神。首先在刑诉法第42条规定了证据的种类，并同时规定以上（七种）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刑诉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如果仅仅依照此规定，我们根本无法得出通过上述非法的方法所收集的证据能否作为有效证据被法庭采信的结论。严格的讲，该法条没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甚至整个刑诉法中，根本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使用的规则。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已初步认可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下称《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通过以上司法解释的规定不难看出，虽然我国的最高司法机关已初步认可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我国并未真正以立法的形式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且在司法解释的规定中，排除使用的仅仅是非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等言词证据。所针对的取证手段也仅仅是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非法取证行为。对非法收集的书证、视听资料等实物证据，即使是通过非法搜查、扣押甚至窃听等手段所获得的，司法解释也没有规定应当拒绝将其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我国现行法律（含司法解释）尚未确立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二、构建和适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促进人权保护与司法公正（一）构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促进人权保护人的生命、安全和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这些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其他权利就无从谈起。对这些基本人权的侵犯，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个人的暴力；一方面来自国家有组织的非法暴力。后者主要是因司法权的专横和滥用而产生的冤假错案③。中国古代司法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冤案史，中国古代最大众化的艺术形式——舞台上的司法就是一部冤情控诉剧。如《窦娥冤》、《杨乃武与小白菜》、《玉堂春》等等。中国古代人权受到严重的侵害之一就是司法迫害。这都是由刑讯逼供造成的。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铲除了封建专横的司法制度，冤假错案得以大大减少，但直至今日，媒体披露的大量冤假错案仍然骇人听闻。如云南昆明警察杜培武杀人案，就是在司法专横、刑讯逼供之下杜撰的现代司法闹剧。试想，作为本是一名警察的杜培武就在刑讯逼供的证据中被一审判处死刑，二审改判死缓，因真凶出现才无罪开释。那么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又何能免受刑讯逼供之苦。因此，刑讯逼供就是冤假错案之源。是侵犯人权最赤裸裸的表现形式。毋庸讳言，人权一词来源于西方，在绝大多数西方国

反贪侦查讯问十法及运用

反贪侦查讯问十法及运用 反贪侦查讯问十法及运用 一、直接告知 侦查人员对经过法定程序立案后的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时，口气坚决果断，直接告知：你是本案嫌疑犯，不容怀疑。问后直视犯罪嫌疑人的反应，但不允许犯罪嫌疑人回答，如果其插话或表白应坚决制止。其目的就是打消其侥幸心理，检察机关已掌握了其犯罪事实。如问：“陈某某，检察机关已掌握了你受贿的事实和证据，你要如实回答问题。” 二、给其理由 侦查讯问人员在基本掌握犯罪嫌疑人实施的犯罪原因后，给予其犯罪表示善意的理解或同情，给犯罪嫌疑人提供一个可以为自己开脱的理由，这是审讯的关键，讯问人员适时地表达出讯问主题，围绕主题展开情感启示和事实分析。用情感和事实教育犯罪嫌疑人，使其认识到犯罪事实已被掌握，唯一的出路就是坦白交待问题。 三、强化主题 侦查讯问人员在表述讯问主题时，犯罪嫌疑人大多会进行插话否认自己有罪，此时侦查讯问人员要区别情况，用不同语气坚决予以制止。其目的让犯罪嫌疑人明白企图狡辩、蒙混过关是不可能的，如义正言辞告知：“检察机关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任何狡辩抵赖是无用的，证据、事实胜于雄辩，你要老实回答问题。”阻止后马上返回到审讯主题上，从另外角度或方式表述讯问主题、强化主题。 四、推翻辩解 面对侦查讯问人员再次讯问主题，大多数犯罪嫌疑人会再次寻找一些事实上的依据、证据上的依据、借口上的依据或推理上的依据进行无罪理由的辩解。如犯罪嫌疑人张某某辩解：“我是借王某的20万元钱，是要还给他的，怎么能说是受贿呢？”面对这种情况，侦查讯问人员要把握两点，1、对犯罪嫌疑人的否认及理由，要及时反驳、推翻，同时给予留有余地的机会；2、对事实和证据上的依据，运用

国外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立法模式及借鉴

毕业论文 一、国外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立法模式及借鉴 随着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刑事诉讼的目的不再是单纯地追求事实真实情况，而更多是基于对某种主导价值的考虑，从而对证据加以取舍。从世界各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看，主要有两种模式：一为强制排除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如美国；一为裁量排除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如英国。以下将以采取这两种模式典型国家分别予以介绍。 （一）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模式 1．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模式 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它对该规则的贯彻执行在世界各国也是最坚决、最彻底的。在美国，它通常以积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多实行强制排除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法律明确规定通过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作为一般性原则应当予以排除，同时又以例外的形式对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加以严格限定，法官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基本上要依据法律的规定。 2．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价值理念 美国实行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对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将自动被排除或导致证据

不可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涵盖四种法律实施官员进行的非法行为：（1）非法搜查和扣押；（2）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的供述法律专业毕业论文范文；（3）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人身识别的证言；（4）“震撼良心”的警察取证方法。[2]这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价值理念： 1.威慑警察的非法行为和保护人权 警察与当事人，前者是国家公务人员，享有国家赋予其专享的权力，这种权力相对当事人具有强制性，而当时人除了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没有其他对抗警察这种强制性的权力的方法。因此，当事人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其合法权利易受到侵犯。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警察或检察官用非法手段，特别是违反美国宪法的手段所取得的证据）就很好的平衡了因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所产生的矛盾。如果法院排除了非法所得的证据，警察就会因为他们的违法而受到惩罚，并使他们将来不敢在进行非法搜查。美国最高法院在沃尔夫案证实了“排除证据可能是威慑不合理搜查的有效方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坎尔金斯案“其目的是通过切断忽略宪法要求的诱因来防止以唯一可用的有效方式强制尊重宪法性保障”，而这些都无一例外的体现出该价值理念。[1] 同时，美国是一个非常注重保护人权的国家。它所设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舍标准也体现了这一原则。比如保护公民隐私权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保护公民隐私权是从保护财产权益所派生出来的，它强调一切与公民隐私权相冲突的非法证据

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讲解

摘要 (1) 一、引言 (1) 二、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比较 (1) （一）英美法系代表国家美国的法律规定 (1) 1、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排除规则 (1) 2、违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排除规则 (2) 3、“毒树之果”的排除 (2) （二）大陆法系代表国家德国的法律规定 (2) 1、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 (2) 2、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 (2) 3、对“毒树之果”的排除规则 (2) （三）两大法系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异同点评析 (3) 三、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 (3) 四、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实践 (4)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运用 (4)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目的 (4)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效力 (4)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 (4)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出现的若干问题 (5) 1、公检法机关运用时出现的问题 (5) 2、引发的社会问题 (5) 五、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5) （一）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审查程序 (5) （二）完善司法体制，践行审判独立 (6) （三）完善法官职业准入制度，提高法官办案水平 (6) （四）提高律师诉讼地位，防止冤假错案 (7) 六、结束语 (7) 参考文献： (8)

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摘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直是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颇有争议的话题之一，不同的 国家基于不同的社会治安状况和法治理念，对之采取不同的价值选择。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排除内容、排除程序、排除方法等都有明显的不同之处。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不同规定，也在影响着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如何确立。本文从两大法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立法现状、司法实践以及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四个方面进行讨论，以期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更好的为我国司法实践服务，维护司法公正，协调好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 关键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现状司法实践程序公正实体公正 一、引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国际普遍采纳的一项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律规定享有调查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以不正当的方法取得证据材料。”这是狭义的非法证据，即“非法取得的证据”。广义上的非法证据，具体而言，表现在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收集和提供证据的主体、取证程序这四个方面存在违法之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违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获得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能为法庭所采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维护程序公正的一张必不可少的“盾牌”，旨在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从而保障人权的一项证据排除规则。对于这一“盾牌”的具体内容和使用方法两大法系国家各有不同。然而，众所周知，事物皆有两面性，这一规则在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可能造成司法效率低下、被害人权益的不到应有保护的问题。如何在维护程序公正的同时做到兼顾各方利益的实体公正，还需进一步探索、研究。 二、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比较 （一）英美法系代表国家美国的法律规定 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其产生与发展对世界范围内的这一规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崇尚个人权利至上、限制国家权力，这一观念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产生的思想基础。自20世纪初期开始，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通过大量司法判例逐步得到完善并丰富起来，政治、经济状况等各种因素的发展也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了影响，使之不断加以调整。这一规则在地域上经历了由联邦到各州的发展过程，排除范围上则由非法搜查、扣押的实物证据到非法言词证据乃至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即“毒树之果”），而适用原则上经历了由一律强制排除到原则性排除加例外的发展过程。 1、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排除规则 在美国，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主要指违反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规定“任何人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而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包括使用身体、精神强迫和引诱取得的所取得的供述。身体、精神强迫主要包括不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吃喝、利用其对家属的关心等手段。用此种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都应该被排除。20世纪40年代以后，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由排除“非任意性自白”向排除“程序性违法”供述转变。美国联邦宪法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是为了排除虚假的、违心的供述、自白，防止冤假错案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到了40年代以后，对于“自白”的定义不仅仅是是否有“任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浅析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浅析 [摘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一项证据规则，它能够很好的平衡打击犯罪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之间产生的冲突。目前我国面临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价值取舍的问题，本文通过论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施中面临的障碍，进而提出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相关制度的立法构想。 [关键词]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是我国证据立法讨论中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我国刑事诉讼领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经被确立和运用，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 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及不足 （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 从我国的法律规定来看，我国宪法和法律明确禁止非法取证行为，《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住宅、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特别是国家机关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予以剥夺和限制。《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规定定罪处罚。”同时“两高”的司法解释初步规范了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式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取证,必要时人民检察院也可自行调查取证。侦查机关未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的,可以依法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从上述条文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非法证据的效力规定十分简单,不仅对非法实物证据的取得未作任何规定,就是对非法言词证据,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规定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