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宗教

文学与宗教

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看，人类历史上文学艺术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原始神话与巫术仪式常常混融在一起。不仅创世神话、天启神话、英雄始祖神话等神话形态中充盈着宗教色彩①，而且很多其他样式的原始神话，也往往与巫术仪式等交融在一起。虽然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文学与宗教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两种方式，但它们仍有很多的共同点，如两者关注的对象都是人和人的生活，特别是人的心灵和精神，都表现出对人的关怀和对终极的追问，并且宗教与文学都通过想象和幻想，营造着人类精神家园的梦，都具有强烈的情感和感受等。此外，宗教经典中有不少篇章具有文学价值。《圣经》不仅是基督教的教义典籍，也是一部优美的古希伯来文学选集，其中《约伯记》、《雅歌》和《启示录》还创造了一些文学体裁，古希伯来民间流传的神话故事、历史传说、战歌、爱情诗等都在《圣经·旧约全书》中得以保存和流传。

一、文学史与宗教

在中外文学发展史上，宗教对文学发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两者之间具有密切复杂的关系。在西方，《圣经》同古希腊文学一起，构成了西方文学的两大源头。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文学是在宗教的怀抱里长大的，基督教与西方古典文学的关系之密切怎样估计也不过分。美国比较文学学者斯托尔克奈特曾说：“对过去十六七个世纪里西方文明的任何时期的精神和文化生活的评论必然涉及那一时期的领导者如何理解和解释《圣经》。”①纵观西方文学史，《圣经》不仅为一代代作家和诗人提供了大量的题材和人物原型，而且基督精神往往内在于文学作品之中。就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而言，人们只有认识和把握了小说中的宗教意识，才能更深切地体会到其所表现的人性与神性的冲突和统一，从而获得某种普遍性和超越性。可以说，《圣经》是理解西方文学乃至西方文化的“密码”，离开基督教知识和背景，很难真正读懂西方文学。

佛教与我国古代文学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生发的关系是有目共睹的。佛教自东汉传人中国之后，不仅给中国古代文学输入了新内容，带来了新的形式，而且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国文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其中比较重大的有两点。一是格律，发端于沈约、谢眺等人倡导的永明体，就是从梵文经典那里学来的，它受到转读佛经的启发。据陈寅恪先生考证，“中国文士依据及模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人声共计之，适成四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一。永明体创四声八病说，经过后来诗人的不断改进，到初唐以后就形成了严格的作诗格律，为唐代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形式基础。二是变文的讲唱体和铺叙手法，可以说唐宋以来的各种俗文学形式，如话本、鼓子词、诸宫调、弹词等都与它有渊源关系。因此，佛教东来后中国文学的变化史是一个大有研究的课题。

近代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先驱则看到了基督教文化的价值和独特作用。陈独秀于1920年2月1日在《新青年》第7卷第3号上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对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牺牲奋进、至上人格、反思忏悔等精神品格作了热烈的颂扬。他呼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由于受到基督牺牲自我救赎众人的伟大精神的影响，在不少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中都出现了一些具有牺牲精神的救世者形象。如鲁迅《药》中的夏瑜，就与《马太福音》中的耶稣之死相似，他们同是被出卖，同样得不到人们的理解，最后夏瑜坟上的花环也是一种显灵的体现。曹禺戏剧中的原罪意识，郁达夫小说中的忏悔和冰心的爱的主题等，都蕴涵着对基督教文化的体认。基督教精神经过中国现代作家的吸纳和消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新质。

二、文学创作与宗教

宗教对文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作家身上。有些作家或诗人本身就是宗教的虔诚信徒，他们的宗教信仰对他们的创作思想有深刻影响，托尔斯泰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在他的创作中，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与人道主义精神的结合形成我们常说的“托尔斯泰主义”。但是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盼大师，基督教教义也使托氏的创作产生极大的矛盾。一方面，托尔斯泰是天才的艺术家，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画卷，并在作品中激烈抨击了教会的虚伪和罪恶；另一方面，他又是发狂的笃信基督的教徒，极力宣扬“勿用暴力抗恶”，主张“道德自我完善”，由此使其创作体现出文学与宗教的矛盾统一。

对中国文人影响较大的是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禅是梵文的音译略写，意为“静虚”，即通过静收止观达到精神专注、物我两忘的澄明境界。中国的山水诗融人了佛教的清静，谢灵运、王维、孟浩然、柳宗元等人的诗中都具有禅心。王维就是一位比较典型的融艺术与禅趣于一体的诗人，他在诗中多次提及“夜禅心更寂”、“闲坐但焚香”、“安禅制毒龙”等，对禅宗的深刻领悟使他晚年的山水诗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等充满了“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式的禅趣。苏轼的诗中也有禅悟，他在《送参寥师》中写到，“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用艺术感受的方式传达出禅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物我归寂的境界。“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元好问的这两句诗道出了诗与禅的密切关系。

其次，宗教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和意象。欧洲文学史上有不少名篇取材于宗教，如弥尔顿的三部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就取材于《旧约全书》。《失乐园》援引《旧约全书》中亚当、夏娃因受撤旦引诱，偷吃知识树上的禁果，被上帝逐出乐园的故事，塑造了一个骄傲、野心勃勃，同时又深受上帝压迫的撒旦的形象；《复乐园》则根据《新约．路加福音》里耶稣在约旦河畔由圣徒约翰施洗后，经历圣灵安排的撒旦诱惑这一考验的故事，强调了信仰消除情欲的强大威力；《力士参孙》取材于《旧约全书．士师记》中以色列民族英雄参孙被妻子大利拉出卖给非利士敌人后宁死不屈，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悲剧故事，表现了坚强的革命精神。在这个系列史诗里，旧有的宗教故事经过加工提炼后脱胎换骨，表现出作者在英国大革命及复辟时期的痛苦、感受和思考，成为文学和宗教艺术结合的范本。不仅如此，宗教中的一些形象还成为文学中常见的原型和意象，如十字架、天使、犹大、原罪、伊甸园等经常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出现。D·H·劳伦斯的作品就经常出现“伊甸园”的模式。从第一部小说《白孔雀》到《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劳伦斯一直在寻找伊甸园式的极乐之地，探寻灵肉合一的理想的两性关系。而我国的《山海经》，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以及后来的《西游记》、《封神榜》等也都可以明显地看到佛教的影响。

再次，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丰富了文学艺术的表现技巧。例如，佛教文学中的丰富的想象和散韵并用的文体对我国古代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佛教中的前世、今生和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三界五道的观念，大大扩展了中国人思维的时间和空间。同时，佛教的面壁玄思，天上地下、无奇不有的超时空的想象力给了中国文学创作以很大的启迪。在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中，“梦幻式”、“离魂式”、“死而复生式”等叙事模式的出现，就与佛教有直接关系。中国小说中“话本”的发展，也与佛教“俗讲”有相当深的渊源。“说话”即讲故事，本是民间自古就有的娱乐，后来佛教传人中土，为了广泛宣传教义，争取更多的信徒，于是有了所谓的“俗讲”，即用通俗化的方式宣传佛教教义。俗讲吸收了民间说唱的一些方式，在宣讲教义时穿插了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甚至还有一些现实生活中的故事。“说话”受到“俗讲”的影响，在叙事技巧上更为成熟，为其后小说的成熟做了很好的准备和铺垫。

不可否认，文学在接受宗教洗礼的同时，也表现出对宗教的反叛和改写a在中外文学史上，都不乏一些具有反宗教倾向的文学作品。《十日谈》中就有很多恣意嘲笑讽刺宗教伪善

的故事。十个男女青年为躲避黑死病，在佛罗伦萨乡间一个别墅中共度十天，讲了一百个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揭露和讽刺了天主教僧侣生活腐朽、道德败坏而又伪善虚伪的面目，热情称道现世生活，表现出欧洲文艺复兴初期对禁欲主义的否定和批判。王尔德的《莎乐美》虽取材于《圣经．马太福音》，但表达的却是唯美主义的思想观念和艺术特色。《圣经》中的主角是莎乐美的母亲希罗底，她憎恨约翰，并怂恿女儿莎乐美在跳舞后要求用约翰的头作为回报。而王尔德的《莎乐美》则在关键情节上作了改写，剧中莎乐美痴情于约翰，爱慕他惊人的美，遭到拒绝后请求父王将他杀死。希律王要求莎乐美跳“七重面纱之舞”，然后满足她疯狂的爱欲。王尔德的诗剧突出的是爱与美的巨大力量，推崇肉体的感性至上思想，成为英国文学中反启蒙、反现代性的作品。

三、文学批评与宗教

在西方，提到宗教对文学批评的影响，会很自然地想到阐释学的历史。“《圣经》阐释学是现代阐释学的前史。”(伽达默尔语)最初阐释学主要用于对《圣经》的释义，一般分四个层面：一是直义，二是寓言层面，三是道德层面，四是神秘意义。中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在《基督教教义》中用一首小诗对这种解释方法作了简洁的概括：“字面意义多明了，寓言意义细分晓，道德意义辨善恶，神秘意义藏奥妙。”19世纪德国神学家、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则将这种阐释《圣经》的方法上升为普通阐释学，定义为“理解文本的艺术”。在他那里，阐释学不仅是神学的基础，而且成为一切人文科学的基础。后来的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则进一步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完善了施莱尔马赫的理论，成为文学阐释学的莫基者。

现代阐释学将传统阐释学方法论性质的研究转变为本体论性质的研究。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或称“此在”从根本上说是历史的，它总是与人们置身的具体情况卷在一起，历史性的个人生存应成为哲学关注的焦点。而人对世界的理解又依赖于一种“先在”。这种“先在”或称理解的前结构，它是解释发生和进行的前提。伽达默尔也指出：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之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承认并正确地对待这一历史性。在谈到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时，伽达默尔认为，作者的意旨不能穷尽作品的意义。对作品的解释，离不开解释者的历史条件，“总是由解释者的历史环境乃至全部客观的历史进程共同决定的”。当作品从一种文化环境移到另一文化环境的时候，一些新的意义就可能从作品中抽取出来。因此，作品的意义存在于过去和现在的对话之中，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对文学作品将会产生不同的解释。

中国传统文论主要受佛教影响。我国第一部完整且成体系的文论著作——《文心雕龙》就与佛教关系极大。从概念层面看，其中的“道”、“心性”、“物感”、“文质”等概念，都近于玄学和佛教的意义层面；从论述方法看，其“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的论证思路，明显有别于儒学经验式的论说传统而打上了佛学“由观假象而观实象”的影子。隋唐以后，禅学兴盛，不少文人喜欢引用禅理来谈论文学，“以禅喻诗”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特色之一。尽管禅与诗在对待情感和世事上差别很大，但在把握对象世界的运思方式和语言策略上两者十分相似。禅宗认为佛之真谛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只能靠主体的体验去感悟其言外的意蕴，即所谓的“参禅”。禅师们在传授中常常借助比喻、隐语等方式旁敲侧击，所谓“学诗浑似学参禅”([北宋]吴可《学诗诗》)就是用禅宗参禅的方式去理解诗歌。司空图的“韵味说”、严羽的“妙悟说”和王士祯的“神韵说”等都是从禅理引申过来的，这些文人借用禅理的妙谛来论述诗歌的奥妙，由此在中国诗坛上形成了一种淡泊清空的诗风。

文艺复兴以来，始终存在着对宗教进行严厉批判、妄想消灭宗教的思潮和代表人物。但宗教始终没能被消灭。事实上，除了象道教这样缺乏改革冲动的宗教以外，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不但没有衰亡，反而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象基督教神学在二十世纪就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产生了一批世界级的思想家。佛教和伊斯兰教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曾经有人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以科学代宗教”的主张，但他们的论点不但从学理上站不住脚，而且也已为历史事实所击碎。值得注意的倒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吕澄、李淑同和刘小枫等美学家和艺术家从美育走向了宗教。这说明了宗教有其本身不可代替的价值。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摧毁宗教，其他文化形式也不可能取代宗教。

宗教是不可以被取代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宗教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假如阿拉伯人没有伊斯兰教，假如西方人没有基督教，假如中国人没有佛教，那么他们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设想有一种文化会脱离了宗教而发展是愚蠢的。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蠢事，蠢事是不可能成功的。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因而与人的生存本质相关。历史上的宗教可能被意识形态的毒质所污染，但宗教的本质是不会被污染的。宗教的本质是永远是纯净的。它既在于它自身之中，又内在于一切文化形式中。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皆不能摆脱宗教。

回顾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历程，可以看到宗教与文学的关联。我们可以列举出相当一批与宗教文化关系密切或有着不同程度关联的现代中国的重要作家，诸如鲁迅、周作人、巴金、老舍、曹禺、冰心、许地山、丰子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沈从文、艾青、徐志摩、戴望舒、朱自清、林语堂、废名、张爱玲、庐隐、萧乾、宗白华、夏沔尊、冯至、施蛰存、张资平、何其芳、孙犁……等等。“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各不同时期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家都与宗教文化有着某种关联。”（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3页）这种关联的发生是很自然的。尽管五四时代及其以后的科学主义思潮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占有压倒优势，但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宗教情结却始终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近代传入的基督教和固有的儒、佛、道传统合流，在新的历史情境下维系了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并若隐若现地通过种种途径表现出来。在观念层次上，尽管与日本、与西方有很大的差距，也还是不乏对宗教的深入研究与探讨。

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当属基督教和佛教。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引起了许多复杂而深刻的矛盾冲突，对它的影响要做正确的评价和分析。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基督教激活了中国人已经气息奄奄的信仰精神，使中国人从委顿中醒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一如当初佛教初传时候一样。中国新文学的先驱们就已经注视到了基督教文化的独特作用和价值。陈独秀1920年2月1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3号上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对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牺牲奋进、至上人格、反思忏悔等精神品格表示了热烈的颂扬。在他看来，“基督教是爱的哲学”，“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他呼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如果说陈独秀还主要限于从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来鼓吹基督精神的话，那么鲁迅则直接切入了文化和文学的内核。他在著名的《摩罗诗力说》里高度评价了希伯来文学的殊胜意义：“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他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在中国的出现，这里面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深沉的基督教精神。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以人道主义的“爱的哲学”通向了基督教的“博爱”主题。他说：“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近代文艺上人道主义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圣书与中国文学》）还从艺术发展的角度肯定“文学与宗教确有关系”，“文学的发达，大部出于宗教”。“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艺术。”

从创作实践来看，新文学中出现了一批深刻体现基督教精神的作家和作品。冰心作品

中的“爱”的主题，明显来自作者对基督教的博爱精神的深刻体认。而随着新文学的不断深化，基督教文化的更深层次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如有的学者所指出：“郁达夫作品中无休止的忏悔意念，曹禺作品中摆不脱的原罪倾向，巴金作品中醇厚执着的人道主义责任感，老舍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平民意识，以及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等等，这些蕴涵着基督教文化精神的艺术思考，无疑使中国现代文学在思想内涵方面具有了某种新的文化特质。”（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

佛教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影响也许更加值得我们注意。以杨仁山先生为首的佛教居士和僧人，使中国佛教从明末以来的极度式微的局面中摆脱出来，逐步走上了复兴之路，给中国近代文化以深刻的影响。佛教中本来所有的自由精神、独立意志、进取精神和牺牲精神与近代西方文化的自由精神相结合，使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重新焕发了活力。一方面是新的具有入世精神的“人间佛教”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另方面是文学艺术活动中的佛教精神的新展现。以鲁迅为例。鲁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作家中对人生的认识和体验最深刻的人物。他的作品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而他对日常生活中的平庸和卑微的小人物的描写，常常使人喘不过气来。他关注人的苦难，关注中国人的国民性，其实都与他对佛教的偏好有关。佛教本来就起源于解脱人生苦难的要求，而人生最难摆脱的当然是死亡的威胁。鲁迅从自身的苦难中体会到了人的生存的严酷，从而孳生出解脱的大愿。他探寻过多种道路，包括外在社会政治革命。但鲁迅对政治革命实际上并不报多大的希望。《阿Q正传》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所谓的“国民的劣根性”其实植根于人性的黑暗中，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无始无明”中。所以鲁迅始终是很悲观的，这使他既摆脱了一般作家的肤浅的乐观主义，也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看穿人生的苦难，与政治操作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其他一些人那里，佛教文化的表现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苏曼殊的作品尽管不多，却能以惊才绝艳的文笔，写出佛法追求与爱欲之间的深刻纠缠，突显了悲剧性的意味。而周作人、废名、丰子恺等人则以从容而优雅的笔触，表现了一种禅的精神。宁静淡泊、清幽旷远的人生境地和舒缓雅洁、坦荡从容的心绪，使读者在动荡混乱中依稀看到了一片古老的精神家园。但这决不是对传统佛教和禅宗的简单回归，而是灌注了近代文化精髓、荡涤了传统文化渣滓的新的精神意向。其他的作者如许地山、沈从文等则表现了一种把多种宗教结合起来的意向。许地山的《债》里即包含着三层意蕴：第一层是还债人的佛家慈悲为怀的心肠和儒家高度自觉的忧患意识；第二层是岳母所信奉的顺着境遇做人，弃绝非分之想的道家人生哲学；第三层则是“还债人”那种深刻而莫名的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和献身精神。这种多重宗教意蕴还可以在林语堂等人那里看到。

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不止体现在宗教情结上，还体现在叙事结构、艺术语言和艺术意境上。中国现代文学的浓烈的抒情性和深层次的隐喻性，显然来自基督教文学的刺激。佛教文化对现代白话文运动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而艺术氛围和意境的营造，则与宗教意识的流注密不可分。

文学与宗教是不可分割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同样是不可分割的。尽管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对宗教采取了极端的态度，但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又明显地呈现出自身固有的活力。在作家的笔下，宗教精神和宗教意识也多姿多彩地表现出来。贾平凹、张承志、张炜等人的创作，显然自觉地走向了某种宗教追求。尤其是张承志的《心灵史》，极其悲壮地展示了一个民族为信仰而战的历史，在当代文学中具有震撼性意义。这也许象征着未来中国的精神路向。

人们对超验世界的探索，很容易走向宗教，基督教是西方伦理的精神支柱，现在和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可以说没有世界伦理就没有世界文明。基督教公元一世纪发源于罗马，她脱胎于犹太教又高于犹太教，只信上帝，宣扬顺从、忍耐，不讲斗争，因为否认当时的罗马皇帝，说罗马皇帝只是一个人而不是神，遭到两百多年的镇压和迫害，公元329年罗马皇帝变镇压为整合利用宣布其为国教，才有了大的发展；但直到马丁·路德把中间人（神父）的地位降低了，宣扬你怎么理解《圣经》你就怎么来理解上帝，自己读《圣经》自己就可以直接跟上帝沟通，把僧侣降为凡人，把凡人看成僧侣之后，基督教才真正的深入了人心，使人们在理性范围内广泛地予以接受。佛教在中国的普及非常之广，有人说中国的佛教寺庙多和太监太多有关，佛教在中国分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佛”是谈的觉醒，那些把“佛”供成神的，大都不怎么懂“佛”，“南无阿弥托佛”的梵文直译便是追求光明的意思。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也有1400多年，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十几个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像回族已经没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她的书面语言就是汉语，只靠信奉伊斯兰和汉人区分开，伊斯兰教分什叶派和逊叶派，当然，也有一些更小如作家张承志信奉的甘肃西海固的哲合忍耶，通用的《古兰经》直译就是必须背诵的经文。

太阳底下无新事，人本身就是一个有缺陷的动物，“人们总以为自己是在自作聪明地利用某些事情达到目的，但事情过后就只想弄清楚，这些事情究竟把他们带到了什么鬼地方，”①所以今天人被消费主义劫持不足为怪。人不能只靠理性活着，中国人需要一个当面尊重，背后也敬畏的神，限制自己的劣根性，净化自身的灵魂。国人不信宗教、没信仰的多，像鲁迅先生说的，尊皇帝又想方设法操弄他；尊后妃又光想吊她膀子。好多人觉得天上只有空气，哪有什么上帝、真主、释迦牟尼？所以国人就只靠道德约束行为准则，但道德这东西没啥子标准，也很虚，不可靠，社会也渐渐缺失诚信机制，许多人都快乐得不讲道德，老人在公交车前摔倒也没人敢去搀扶……

作家史铁生曾说：“人就是直立动物，我都不能直立了还叫人吗？”面对自然造化的万物和空灵虚幻，人其实太渺小太卑微，欲望无边能力有限很难掌控自己，你一出生就差不多决定了你的命运，哪有什么对错之分？人面对的今世是暂时的，后世却是永世的，因而说人就是一种没意义的东西，只能赋予其一种意义，宗教无疑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9月2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刊登了《尼山论坛：两位圣者的相遇》，殊途同归地关切过同一命题：孔子在东方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比孔子出生晚500年的耶稣在西方教导：“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文中说：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呼吁“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孔子那里汲取智慧”。1993年，世界上120多个宗教团体的6000余名代表在芝加哥召开“世界宗教会议”，通过宣言，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确定为“全球伦理”，指出“这个终极的、绝对的标准，适用于人生各个范畴，家庭和社会，种族、国家和宗教”。这样看来，信仰是一份力量，甚至连许多国人、高精尖的知识分子也认为基督教文化是拯救社会的一种途径了。

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对人性的挖掘还是非常深刻的，其实人很难改变心灵，更多的时候要借助于宗教。读霍达《穆斯林的葬礼》，看到女主人公韩新月的章节，就会想起伊斯兰教堂顶端的半边弯月；读张承志《西省暗杀考》、《心灵史》，就会想到他所信奉的穷人宗教哲合忍耶；读海子的诗歌，就会看到他反复吟诵的“盐”的意象，正是来自于《圣经》。许多作家受宗教的濡染，作品表达的宗教情怀浓厚，有的作家直接皈依了宗教，我想没有文学的参与，宗教的发展只能是低端的发展。今天的社会，现代人的生活就是每天的鸡零狗碎（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