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龙峰小说四种》中小说叙事艺术的比较

《熊龙峰小说四种》中小说叙事艺术的比较

话本小说是“说话”艺人的底本，是随着民间“说话”技艺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形式。流行于宋元时期，又称宋元话本。大量的话本小说在明清时期又被重新整理编选，有力地推动了小说的发展。作为话本小说选集的《熊龙峰四种小说》撰者不详，明万历（一说嘉靖）年间刊行，因书中有“熊龙峰刊行”字样，学界始定为今名。熊龙峰刊行的话本小说，现存四种，即《张生彩鸾灯传》、《苏长公章台柳传》、《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和《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四篇小说的写作年代不同，但它们的创作题材都集中于表现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观，其所展现出的叙事艺术也有所不同。在这里将从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手法等方面比较四篇小说叙事艺术的优劣。

一、叙事视角

话本是说书人叙述故事的的底稿，抓住听众的注意力尤为重要，因此叙述者通常采用全知叙述视角。全知叙述方式主要指叙述者以说话人的身份介入情节中，以凌驾的眼光交待一切人物事件，发挥陈述和解释的作用。这使得作者在叙述故事时不受任何限制的采取自由灵活的方式和角度，容易为文化层次不高的市民听众所接受，被广泛的运用于话本小说的创作中。

《熊龙峰小说四种》的四篇小说，也无一例外的选择了全知的叙述视角进行故事叙述。不同的是全知视角下叙述者是否同时聚焦于多个人物，是否将众多人物在同一时空背景下进行叙述。《苏长公章台

柳传》、《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两篇小说，叙述者一直以高屋建瓴的视点俯视人物，像下棋一样将男女主人公以及其他配角共同排列分布在同一维度的故事情节中。叙述者同时关照各个人物的表现，将与之相关的人物的活动都呈现给读者。《苏长公章台柳传》中，苏长公题字给章台柳，视点由苏转移到章处，描写章的反应和答复后，最后又转到苏与友人身上，对各个人物的着笔用力均衡。《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中，叙述者的笔触既有冯伯玉的煎熬，又有赵云琼的愁苦，同时还有侍女韶华暗中传信和以及赵母的察言观色，多个着力点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保证了故事的完整连贯，但平均着墨难免使故事情节显得平铺直叙，不能形成悬念和波折，叙事上流于平淡。

《张生彩鸾灯传》、《孔淑芳双鱼扇坠传》较之上述点状视角的叙述方式，采取的叙述方式更偏向线状，每个人物不再是故事情节的组成点，而是自身形成一条故事发展的线路。先将视点聚焦在某一人物身上叙述故事，伴随其完成部分情节后，再转过头来描写其他的人物活动，视角不再快速地转化，相对较稳定。《张生彩鸾灯传》中，开始一直以张舜美为主要叙事点，刘素香的相关情况都是通过张的心理、言语展示给读者。直到张以为刘坠入河中遇难，突然笔锋一转，视点移至刘身上，再重新描写其经历，以至张的再次出现。男女主人公两个视点形成故事发展的两条线路，在原本比较平淡的故事中形成很大的反转，有力地调动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孔淑芳双鱼扇坠传》也是采用此法，先以徐景春为叙述重点，虽然其间视点又转移到他的家人身上，但也只是通过家人对徐中邪后的情况进行描述，故事的最

后才揭出孔实为女鬼的事实，一下把故事推向高潮。这种在全知视角下视点固定的线状叙述法使故事一波三折，使情节跌宕多姿，有峰回路转之妙。从这一角度来看，《张生彩鸾灯传》、《孔淑芳双鱼扇坠传》是优于另外两篇的。

二、叙事结构

叙事结构指文本内容的布局和作者的艺术构思，是一种“沟通写作行为和目标之间的模式和体制”[ 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话本小说的叙事结构基本呈直线型，又称“纵式结构”，叙事时间遵循客观单项一维性，叙述顺序不得调换。整个故事符合实际的时间线索，以顺序为基本叙述手段，按底本时间顺序循序渐进的叙述故事。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话本小说的叙事体制逐渐程式化、模式化，以人名、时间开篇，引出人物，再依次叙述故事的发展、高潮，最后结尾。《熊龙峰小说四种》中的选本基本继承了这种叙事结构的传统，开篇皆以诗词入话，稍稍点明主题后人物马上登场。四篇小说都依照时间顺序进行线型讲述，没有运用倒叙、插叙、回环等现代小说常用的叙事模式。结尾也都以诗词做结，紧承故事主干，不做任何议论和评价。这样的叙事结构既利于讲述，又利于理解。弊端是形成固定套路，情节过于单薄、缺乏艺术感染力。

四篇小说中唯一打破这种叙事结构的是《张生彩鸾灯传》，虽然主体故事依然遵循线型结构，但在展开叙述之前，插入了一段与主体故事有相似之处的故事，但起伏波折较小，作者只是粗略的进行情节

描述。随后，以说话的方式将叙述点转移，至此引出主体故事。前面的插入故事是对主体故事的铺垫和预告，使读者心理对故事情节有些许猜测同时提升读者的心理期待。后面的主体故事与插入故事有相似之点却又有不同之处，无形中形成的前后对比凸显了主体故事在情节上的跌宕起伏和描写上的生动细致，使整个故事产生了层次，一步一步引导着读者进入故事高潮。由此颠覆了传统的线型结构的单一性，丰富完善故事叙述方面的逻辑层次，从而显现出高于其它三篇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三、叙事手法

虽然《熊龙峰小说四种》中刊行的四篇话本小说篇幅较短小，对读者的吸引主要依靠故事情节，叙事方面暴露出民间文学粗糙、简易等不足之处，但小说中也不乏丰富多彩的叙事手法的运用。以《苏长公章台柳传》和《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两篇表现得最为明显。

正面描写也叫直接描写，是作者直接从正面去描写任务、景物和事件，通过写实让读者直接正面的感受到被描写对象的情况和形态。《苏长公章台柳传》中，对于苏轼采用正面描写，开篇便直接介绍其生平经历和性格。而章台柳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则多采用侧面描写的手法，通过他人眼观、口讲、心想进行间接描写，使读者用想象与作者一起完成人物形象的审美创造。读者从苏轼的口中得知她“能文章，好歌唱，每日只是怨恨落在风尘里”，了解到她的才情与气节。苏轼和佛印长老对其词作的赞叹，充分烘托了她的聪明和机智。最后通过苏轼友人对她“累好奇才”的评价，反映了她高尚的思想情操。一个

美丽聪明、自尊自爱，的女子形象已跃然纸上。比起正面描写，这样的侧面描写更加真实有力，加强读者对于人物的认同感。

《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中则将寓情于景的手法运用得很妥帖，作者没有直接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而是通过对环境尤其是主人公眼中的环境的描写，借助景物来反映其情感变化。小说中冯伯玉与赵云琼暗中苦恋，七夕佳节在冯眼中却是月黯星稀，作者并没有直接探进冯的内心，而是用他“仰见”的景物间接地反映出他内心对于爱情苦苦追求的愁绪伤感，寥寥数语写活了人物的复杂情态。二人分离后，赵云琼陷入无限的思念中，悒郁不乐，用大量诗词表达苦闷。其所作诗词中连用八个象征分别、思念的意象，为“伫见”之景添加凄清萧瑟的色彩，烘托女人公内心哀伤之情。这里的描写使景物具有浓厚的思想和感情蕴涵，读者不自觉地跟随女主人公陷入离愁别绪之中。而最后加入激烈胶着战争场景给冯赵二人带来的不幸，使小说具有较为丰富的社会内容，人物也在这种广阔社会背景的透视中呈现立体感，达到了叙述艺术层面的提升。

结语

诚然，《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中的个别作品，有着“鄙俚浅薄，齿牙弗馨”[ （清）冯梦龙：《古今小说》，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的缺陷。但瑕不掩瑜，《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仍在叙事艺术上有很高成就，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一席地位。四篇小说体现的叙事艺术有所不同，在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手法方面各有所长，同时又都展现出了晚明话本小说的共同特点，既有文人文学的古朴雅

致又不乏民间文学的市井气息，集中反映代表了明末清初话本小说的叙事特色，为后期长篇小说在叙事方面开辟了艺术道路。

余华小说的创作特点 (2)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 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形式大厦正拔地而起,旧日的砖瓦仍然使用，但余华已经盖出别样的大厦.余华不但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而且,在他内心的深处,还苦苦寻觅着一种宝贵的东西——人性善 二、人性善的渴望与呼唤 许多评论者都指出,暴力和血腥充满了余华前期的所有作品。的确,余华自己也曾说过他自己在追求一种精神的真实。试图展示一个不曾被重复的世界，一个不被试验重复的世界,因而他对现实世界采取了怀疑与拒绝的态度，他倾听到的是世界崩溃的声音,这种怀疑的态度导致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现了破坏,当然也就与暴力紧紧联系在一起。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一踏入社会,感受到的就是欺诈与暴力,而之后的《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余华将这种暴力由陌生人之间演绎到亲人之间,甚至自残。余华为何如此不厌其烦地为我们展示一幅幅鲜血淋漓的人生图景,一次次暴露人性之恶呢？面对世事的险恶与人性的可怕,余华充满了愤懑与焦虑,不遗余力地刻画了人性之恶正是因为他心中强烈的渴望人性之善。正如鲁迅先生在讲述阮籍嵇康反封建的行为时所说:“表面上毁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于是老实人认为如此利用,亵渎了

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

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 鲁迅先生一生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译，他的文章特别是他的小说给后人们带来了一笔宝贵的财富。鲁迅先生的小说具有鲜明的阶级观念、生动的文学性以及丰富的艺术特点。毛泽东认为：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本文就鲁迅先生小说的艺术特点展开讨论。 一、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首先在于真实。鲁迅先生主张文学创作用“白描”的手法，也就是主张文字简练单纯，不加渲染烘托。但这里的简练并不代表简单，而是用一条条细线勾勒出事情和事物的真实面貌。比如说在《祝福》中，小说一开头写“送灶的爆竹”，这既是点了“祝福”的题，同时也表现了鲁镇当时浓厚的节日气氛。这几句话也借自然环境写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揭示了当时的中国农村依然充溢着迷信的思想。接着，作者又进一步比较简要地写了一下“福礼”的过程：“拜的却只限于男人”、“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今年也自然如此”。这些描写充分说明了在“祝福”中充斥着封建礼教、“三纲五常”的内容，还点明了封建迷信在农村的流毒之久，影响之深，以至于在辛亥革命成功多年之后，还“家家如此”。最后，作者还对“祝福”的现场作了几笔描述“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这寥寥几笔的环境描写，既渲染了浓烈的“祝福”气氛，也和下文中祥林嫂凄凉悲惨的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反衬了祥林嫂的悲剧命运。鲁迅先生曾说，作文章要有真情，去粉饰，少做作，勿买弄。而在其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生活场景、水乡风情、民俗风貌、城镇景致、人物的言行姿态，确实像生活本身那样真实、自然、使人犹如身临其境。 二、鲁迅先生也十分擅长于发掘蕴涵深刻社会意义的生活片段和生活场景，来集中突出地展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并没有对人物的生平作过详细的描绘，甚至不注意故事情节的完整性。通常在人物出场的时候来一段外貌描写，像《孔已己》中的“孔已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带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寥寥数笔，就使读者对孔已己有了一种大致的印象。接着通过情节的发展使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与原先的印象相互叠加。于是乎一个生动的人物就诞生了。我们从孔已己的破烂长衫，接着联系到他的所谓“君子固穷”，以及知道“回”的四种写法，可以清晰地看出孔已己是个穷酸迂腐的落第秀才，而这使人们对孔已己最后的“大约的确死了”没有太大的意外。又如《故乡》中也没有对闰土的具体生活状态作出过详细的描写，而是通过闰土少年时“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了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和闰土长大后的“灰黄的圆脸，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周围都肿得通红……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很薄的棉衣”作对比。闰土从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在海边种田，终日劳苦的人，这很明显地写出了闰土的近况不佳，从而使他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也写出了但是的社会背景是十分严峻的。鲁迅小说的这个艺术特点，使这些短小的篇目得以展现出更加丰富的社会内涵，达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给予人们强烈的艺术感受。 三、鲁迅先生擅长用“画龙点睛”的手法描写人物形象，运用具有特征性的细节刻画人物的性格。像《药》中用夏瑜被狱卒打了嘴巴反而说打人者可怜的细节，突出了革命者夏瑜大义凛然的品格。又如《阿Q正传》用阿Q被闲人们打了，说是“儿子打老子”或是认为“自己是能自轻自贱的第一人，除去这‘自轻自贱’便是‘第一人’了”等等细节描写，鲜明地表现了阿Q自欺欺人的性格特征。再如《风波》中的九斤老太一次又一次地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来反映出辛亥革命后农民的愚昧无知没有发生改变，又说明了辛亥革命的妥协性，没有联合起真正受苦受难的底层百姓。鲁迅先生用“画龙点睛”的艺术手法，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生动，使小说的内涵更加明白无误，令人难以忘怀。 四、鲁迅先生是现代文学语言大师，他的文学语言纯净、简洁、生动，富有感染力。他善于根据作品的内容，调整语言色调，营造艺术氛围，增强作品的感染力。有的作品鲁迅先生运用抒情的笔调。像《社戏》中“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地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这段优美的环境描写是为了写出孩子们当时轻松的心情，与下文中难以看下去的社戏作对比，也写出了孩

浅析鲁迅小说中的“我”

浅析鲁迅小说中的“我” 鲁迅是喜欢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一位大家。在鲁迅小说中有大量的“我”，如《一件小事》中有“我”，《社戏》中有“我”，《孔乙已》中有“我”，《祝福》中有“我”……这些“我”是不是就指作家自己呢？对于这个问题，大家普遍认为：鲁迅作品中的“我”并不就是鲁迅本人。那么，既然不是鲁迅先生本人，是不是就是鲁迅先生编造的人物形象呢？鲁迅先生为什么在小说中喜欢用第一人称“我”，有没有其他的用意呢？ 笔者认为，鲁迅在小说中大量塑造“我”的形象，不但是叙述方式的需要，更是内容表达的需要。 在小说创作时，作家必须考虑一定的叙述视角，也就是说作家表现生活时，要考虑到叙述的角度，考虑到表达的方式，即通过什么样的角度、在怎样的视力范围内来反映生活。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观点是传统小说的基本叙述方式。作家虽然不是事件的参与者，但却是一个“知情的旁观者”，处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地位。一切事件、各种人物都可以被作家收摄、检视，它好比是作家的一个踞高临下的广视角镜头，可以任意地扫描一切，观察一切，突现一切。这种具有广视功能的叙述观点，对作家表现生活来说无疑是十分方便的，因为它便于冷静而客观地刻划人物，观照人生，尤其适合于中长篇小说组织规模宏大的社会内容。我国作品大多采用了这种全知全能的第

三人称叙述方式。 但如果仅仅使用这一种方式，尤其是短篇小说，形式就会单一和板滞；由于缺乏视角的变化，容易流于平铺直叙；如果把握不好，还会影响作品的真实感。这就要求有时也需变换叙述的视角。 用第一人称叙述观点的主要优点在于缩短了叙述人、作品人物及读者之间的感情距离，增强了小说的亲切感和真实感。把叙述人“我”直接摆进作品的环境，有时甚至介入事件的矛盾冲突之中，能便于作家选择和调整最佳视角，便于渗透叙述人物的主体意识、主体情感，为深入刻划人物心理活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提供了方便。这样作家可以淡化作品里需要淡化的某些成分，强化某些需要强化的成分，增强作品的主体思辨色彩和抒情氛围。 鲁迅先生就较好地通过突破单一的“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小说模式，变换叙述观点，运用第一人称来叙事，增强了小说的亲切感与真实感，较好地反映了自己的思想意识，抒发了自己的思想感情。 《孔乙已》中的那个“我”——二十二岁的小伙计，因为样子“太傻”和没有学会弄虚作假的那套市侩的生意经，不但遭到了掌柜的苛责，而且也受到了主顾们的歧视，因而，只好专管温酒这一单调而无聊的职务。小说正是以“我”来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写了孔乙已的穷困、痛苦及死亡；又以“我”的生活的刻板及在“只有孔乙已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情况，进一步显示了孔乙已沦落为“使人快活”供人奚落的材料的可悲。“我”虽然不象咸享酒店的一帮人那样把孔乙已当作嘲弄的对象，但在大家嘲弄孔乙已的时候，“我”也“可以附和着笑”，也只有

汪曾祺小说艺术特点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宜自勉，岁月不待人。 一、1.独特的小说观念（“小说是回忆”） 汪曾祺曾经小说下过一个定义：“跟一个可以谈的来的朋友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于是，我们阅读他的小说，仿佛感觉到是一个岁月老人在夕阳下讲述些有意思的往事，清淡、飘逸、耐品味，那些浓烈的、激动的、过于悲伤的东西都在他的娓娓叙述中变得淡而又淡。人情世故，舒缓有致，自有一番坐看云起的淡定。 从汪曾祺目前的小说来看，他的作品大多是故乡高邮的风土人情、市井生活，那里有他童年生活的记忆和梦想，《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这些他写得最好的作品都属于童年回忆。为什么写得最好的是那些离现实最远的作品呢？回忆中的故乡童年到底给我们带来了那些审美经验？ 回忆是一种远距离的凝望和选择，时间过滤掉外在的尘嚣与浮躁，沉淀下那些醇美的、在生命中留下印迹的东西。蓦然回首中，记忆里的往事点点滴滴叠印起来，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艺术世界。 2.欢娱和谐的小说风格汪曾祺本人的个性和气质是倾向于和谐欢娱的，文如其人，其小说也具有相同的风格。40年代的汪曾祺由于年轻气盛，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浮躁凌厉”之气，老年以后汪曾祺参透了许多人世的纷争，越来越达观，他不习惯于对现实生活进行严格的拷问，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于是，我们只在他的少数作品里看到些许锋芒和嘲弄，比如《讲用》。而他的大部分作品表达的都是爱与美、温情与风俗，氤氲着世俗人生的欢娱。 汪曾祺的小说营造了一片没有权力浸染纯然而宁静的乡土，一片近乎童年记忆般和谐温馨的所在。作者把笔触投向“故乡”高邮的村镇，这里没有宗法的约束，没有现代文明的挤压与喧扰，有的是一派自然与随和，有的是任性率真的人情与人性。《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大淖记事》里的巧云和是十一子莫不洋溢着健康与活泼的光辉。大淖周围的人对于男女之事的以两情相悦为原则的随意，荸荠庵和尚们打牌、杀猪、吃肉、谈恋爱、找媳妇，虽然有违宗法制度和佛教清规，却是真真正正的人性的舒展和生命的欢娱。 3.萧散简远的小说语言汪曾祺的小说耐读、耐品、耐人寻味，可是，当我们读完后却难以复述其小说到底写了什么，因为小说的故事性不强，情节太少，好像没有起承转合，没有腾挪跌宕。留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氛围、一种对生活的印象。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主要体现在小说结构上。他的小说情节因素很弱，较少逻辑的、因果的关系，也较少矛盾冲突所带来的戏剧性。他更多关注的是生活，他写人写事，浮在上面的却是生活。所以，他结构小说时大多按照生活的多维流动来“建构”，先描写环境背景、地理风貌，然后出现人，中间碰到什么可能就会绕进去写几笔，就如同一条流动的小河，两岸的草、花、云、影都倒影在里面，它不停地流着，碰到石头、游鱼、细沙……都要低回不已，一唱三叹，就这样形成了一条丰富活泼的小河。 汪曾祺对自己的小说文体的散文化是有着充分的自觉的，可以说，他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文体家。在他看来，故事性太强的小说很不真实，他在小说序言里声称：“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他说这种处理方法受过大苏写作理论的影响：“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种行云流水般自然处理材料的艺术方法，与他本人的气质有关。他书画兼长，学养丰富，尤喜古代笔记，“喜欢宋人笔记胜于唐人传奇”，画则写意胜于工笔。他对生活审美化的处理中，只是一个平平静静的叙述者，性情温和与随意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叙述风度和叙述文体。 二、1.浓郁的抒情色彩 汪曾祺在他的《晚翠文谈》中曾说“作品的主题，作者的思想，在一个作品里必须具体化为对所写人物的的抒情气质也日渐成熟。作为作家个人气质的折射，抒情在作品中表现的相当充分。这首先表现在作家主观情感的流露，汪曾祺作品往往具有小说情节的淡化倾向。随着情节因素的渐次消失，诸多的非情节因素（如风土人情、社会背景）涌入小说，抒情功能便附着在这些非情节因素上发挥作用。

高考语文解题指导：小说的叙事艺术

考点专练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窗棂上挂串红辣椒 王长元 村长带着那拨儿人进屋的时候，老太太正在扫地。灰尘沸沸扬扬，仿佛是鲜活的跳蚤在空气中上下跳动，弄得人眼睛迷迷茫茫。 “那啥，顶子哪？” “下甸子打草去啦。” “啥时走的？” “小半个月啦。” “回来过没？” “没。” 村长吸溜一下鼻子：“二婶，还不知道吧，顶子出事了。” 二婶就一惊：“出了啥事？” “杀人啦，顶子。这不，官家正寻他哪！” “啥？”老太太便呆在那里，眼睛就直直地看着炕沿边上的那几个人。她这才发现其中一个戴大沿帽的已经带了绑绳和黑亮亮的枪。立马她心一颤动，眼

仁儿就朝上翻过去，人便跟着向门框斜过去。几个人惊恐地奔了过去，将老太太放到炕上。 一忽儿，老太太的鼻翅儿便扇动一下，翻转的眸子虽归了原位，但依旧是愣愣向上看着。 “二婶，你看你啥个身板还不知道，上甚火？既是杀了人，顶子就不是原先的顶子了，那便是犯了王法。犯了王法的顶子你还伤心个甚！麻溜缓缓，人家公安局还有事情跟你说。” 老太太眸子这才转了一轮儿，一汪亮亮的湿润便映在里面。 看着老太太有了活气，警察就轻轻一笑，说：“老人家，您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但是儿子杀了人，犯了罪，如今又跑掉了。这，国法是不能容的。我们希望您控制住感情，配合我们来抓凶犯。否则，比如说包庇儿子、袒护儿子，那样您老人家也有罪了。按我们的经验，您的儿子还会回家来的，那时您必须报告我们。” “顶子真若是回家，你可得说呀！”村长眼睛觑觑着，冲着她说，“要不，那叫什么？对，叫窝藏。二婶，咱可不能糊涂啊！” 她痴痴地点着头，两行老泪缓缓漫过面颊的褶皱，整个面庞已经全是泪水了，闪着亮晶晶的光芒。 村长最费思索的是：她儿子若回来，她怎么告诉他们哪？他猝然发现了粮囤上那串红辣椒，眼睛立时闪出光亮，便指着红辣椒说：“对，就用它。二婶，他若是回来，您就将这串红辣椒挂到窗户上。” 她又痴痴点点头，看了一眼红辣椒。 顶子伏在高粱地垅沟里已经三天了。事情来得太突兀了，突兀得他只有逃到高粱地之后才想起后悔，悔自己不该为小事而冲动，悔自己冲动时不该抡那镰刀。战战兢兢挨了三天，吃喝现在全成了问题，最讨厌的是那垅上的风，哗啦哗啦吹得叶子直响，仿佛有无数个脚步向他走来，把他弄得一惊一乍的…… 可是一想到出逃，他又茫然了，天下这么大，地面这么广，去哪里呢？可是，不管去哪里，在要走之前，他一定要回家看一眼老娘。

鲁迅小说的艺术特色

鲁迅小说的艺术特色 鲁迅的小说创作，先后结成《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三个短篇小说集。中学语文教材选用过《社戏》、《故乡》、《孔乙已》、《药》、《祝福》、《阿Q 正传》和《狂人口记》等。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拨动了千百万读者的心弦，使青少年一代受到感染和教育，永远不能忘怀。本文试从题材、人物、结构、思辩、讽刺和语言等方面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 一、自觉选择反映时代风云的题材 鲁迅主张“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深刻发掘题材的内在意义，突出一个或几个与社会和人民有关的问题。如《药》、《阿Q正传》、《风波》等，是以辛亥革命、张勋复辟等政治事件为背景，反映此政治事件的影响和后果。《孔乙已》、《祝福》、《伤逝》、《孤独者》、《明天》等，作者把人物的悲剧原因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揭示出这此人物的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社会制度。可以说《呐喊》和《彷徨》从不同侧面描写了从辛刻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生活的风云变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本质和时代的精神。 鲁迅小说中所写的农民或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有孔乙己受酒店里顾客和掌柜的嘲笑，后挨打伤残致死(《孔乙己》)；阿Q求爱被断了生计，进城当了小偷，最后要“革命”，被枪决了(《阿Q正传》)；祥林嫂一生勤劳，夫死，子被狼吃了，最后被赶出鲁四老爷家，沦为乞丐，死在除夕夜的街头(《祝福》)。这些人的死亡悲剧，是旧社会封建统治势力的迫害、封建迷信和礼教对人们的毒害所造成的。《呐喊》和《彷徨》中的小说反映了人民在受苦和挣扎，中国要革命和解放，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时代精神。 二、以典型化手法塑造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 鲁迅说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采取许多内在的神貌相同或近似的人物，突出其性格的本质的、主要的方面，塑造成为一个新的典型人物形象。 鲁迅采用“画眼睛”和“勾灵魂”的手法，仅用一个特征、一句话，就勾勒出一个人物的性格特征来。例如狂人、孔乙己、闰土、阿Q、祥林嫂、娟生……等，还有《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等封建顽固派人物，成了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上第一流的艺术形象。请看《阿Q正传》中的阿Q，头戴破毡帽，拖着黄辫子，长着癞疮疤，他遭打后不敢反抗，贴上酒钱后骂:“儿子打老子。”这就把一个落后的农民的“精神胜利法”的性格写得活灵活现。《孔乙己》中写孔乙己穿着又脏又破的长衫，满口“之乎者也”，偷书被打，申辩说:“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揭示了一个没落的封建知识分子的悲剧的性格。 二、以显示个性为准则的小说结构形式 鲁迅小说不以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取胜，而是以塑造栩栩如生的个性著称。他的小说结构以显示人物个性为准则，结构形式丰富多彩。 鲁迅小说的结构形式主要有： 1、单一线索结构。以一个中心线索贯串整个故事情节。如《一件小事》分撞车前和撞车后来写，结构分明。《社戏》从看戏前写到看戏后，按时间顺序组织结构。《肥皂》围绕着“肥皂”与孝女的关系展开故事情节，巧妙地揭穿了四铭的假道学而目。 2、两条线索结构。可以主线和副线出现，也可以明线和暗线出现。《故乡》主线写“我”，副线写闰土。《药》有明线和暗线两条线索，明线是华老栓买人血馒头给小栓治痨病，暗线是革命者夏瑜被反革命者残杀，两条线索通过人血馒头

论鲁迅小说中“死亡”

论鲁迅小说中“死亡” 每个作家者有独特的关键词，鲁迅也例外。鲁迅的关键词基本上都有暗藏在他的两篇重要的序言之中：《<呐喊>自序》（1922）和《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阅读两篇序言，我们发现由这些关键词：寂寞、忘却、死、沉默、隔膜、无聊、麻木等组成了一个意义错综的网络。在其中，死是一个中心纽结。可以说，“死”之于鲁迅，犹如“审判”之于卡夫卡，“瘫痪”之于乔伊斯，是关键词关键词。在具体的作品中，这个词被溶解和浓缩，派生出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词，这些词围绕着它进行向心——离心的旋转或扩延。 一、反讽是解读鲁迅关键词的一个最佳出发点。 值得注意的是，序言本身就是两个反讽式的陈述。词语互相说明着有不断破坏着彼此的词典意义，以至于它们超越了序言的散文性的实用意图而具有诗的价值。鲁迅曾说自己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我们不妨把他的话转化一下：他不肯相信某个辞的字面意义，尤其是那些有着好名称的词的字面意义。如果说，反讽带有“表里不一，似是而非“的性质的话，那么，鲁迅本人的怀疑气质和反讽的性质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换言之，他的气质构成了他的文体的始基，造就了反讽式的叙述策略。 在鲁迅的小说中，我们到处都能发现反讽的杰出运用。美国学者帕特里克·哈南认为，反语（即反讽）是鲁迅小说第一个，也许是最显著的特点。在这个大的语境之内，鲁迅的词语必然“充满意义”或同时并蓄数种意义。反讽离字面意义最远的距离最偏的角度突破常用语言

的规约，赋予词一种敏感和适应能力，授予词性的奇异和含混。 借助反讽，鲁迅成功地抵抗的伪抒情主义。伪抒情主义是浪漫主义的一种病态发展。五四时期流行的抒情小说，有很多大用大量空洞华丽的同义词镀饰出来的“半成品”。在这样的作品里，词语只能承担扁平的意义，而在鲁迅这里，词语经过反讽的“淬火”工序之后，经的起“经验的复杂性和矛盾的考验”。 二、出于对死亡的憎恨，鲁迅写出了死亡——肉体的死亡和精神死 死亡。 鲁迅一直被死亡意念所缠绕。他一生都在感受触摸和思考死亡——它的恐怖、它的寒冷和它的无所不在。他在死亡的阴影下成长——祖父因为科考贿赂而被判了“死缓”，父亲忧愤成病，久医不愈。于是，同死亡争夺亲人就成了周家人的日常生活，也就成为鲁迅早最深刻的记忆。 他在死亡谣言的追击下求学南京——“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便以为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是将灵魂卖给鬼子……”在这里，“走投无路”意味着绝境，而“灵卖给鬼子”意味着与“鬼”为伍。所以，在鲁迅的亲人看来。他的“走异路，逃异地”就等同走不归的死路。实际上，逃出家乡之后，鲁迅再也不能“回家”了。隐喻层面上来讲，他的确把灵魂卖给了“鬼”—摩罗。摩罗是“挣天抗俗”魔鬼，是“国民的公敌”，是令一切正统意识和识时之彦畏惧的化身。但是，在黑格尔看来，摩罗却是历史前进的杠杆；在鲁迅看来，摩罗是“旧弊之药石”新生之津梁“，也即中国历史惰性的解毒剂。

汪曾祺小说的叙事艺术

绪论 汪曾祺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他既是一个“早熟”又是一个“晚成”的作家。汪曾祺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发表作品，由于历史、政治的原因一度搁笔30年，到80年代又“重操旧业”，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发表了大量的作品，由此确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汪曾祺不仅是一个跨越现当代两个时期的作家，而且是少有的一个将自己的创作风格从创作初期一直延续下来的作家。汪曾祺80年代后的创作风格，在其40年代发表的小说《老鲁》《鸡鸭名家》中已显露出来。汪曾祺80年代的繁华，只不过是将“多年的花结成果”。汪曾祺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过，“我家的后院有一棵藤本植物，家里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因为它从来不开花。有一年夏天，它突然暴发似地一下子开了很多白色、黄色的花。原来这是一棵金银花。我80年代初忽然写了不少小说，有点像那棵金银花。”①汪曾祺的小说，正如他家后院的那株金银花，开的只是些白色、黄色的花，没有姹紫嫣红的喧闹，没有香气袭人的浓郁，只有一份淡淡的愉悦。读汪曾祺的小说，就像陶渊明诗中所说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在他的小说里面，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情节人物，他只是在记录一种生活，一份对生活的感觉。汪曾祺正是以这种“散文化小说”的叙述，树立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散文化的小说有明清小品文的遗韵。 作为富有个性的作家，汪曾祺营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他用最经济的文学体裁——短篇小说来描摹市井百姓生活中的精彩一刻。汪曾祺曾谈到：“一个短篇小说，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或者：一个短篇小说，不多，也不少。”②通过短篇小说来塑造人物，其形象难免会缺乏立体感，没有传统小说的向心力。但是读完汪曾祺的作品，那些小人物鲜活的面孔依然历历在目。而且会产生这样一个印象：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不太像小说，即失去了某些传统小说的特性。按常规小说是应当对一个故事情节进行完整的叙述,或是对某种典型性格的刻画。但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有些作品常常显得故事性不强甚至没有多少故事可讲,因此也就缺乏故事赖以依附的完整情节,缺乏完整生活场面的展示与清晰完整的人物行为描写。汪曾祺坦言：“我不善于讲故事，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太真实。”③所以他的作品是对生活现象的印象式描绘，是主体对某种情景的瞬间感受，是作者对某种情感的抒发。这些作品读起来更像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讲述他的一次

浅析梁晓声小说《人间烟火》的叙事艺术

毕业论文 题目: 浅析梁晓声小说《人间烟火》的叙事艺术 姓名:刘玲 学号:200630214042 系别:汉语言文学 年级:2006级 指导老师:何兵 完成时间：2009年3月28 浅析梁晓声小说《人间烟火》的叙事艺术 [摘要]：梁晓声在叙事技巧的使用上是极为娴熟的，我们可以通过对他的代表作《人间烟火》为例进行分析从而获得证明。在《人间烟火》中作者就成功地运用了倒叙，张弛有度等叙事手法。这些叙事手法的运用使小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

艺术效果，其作品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也给读者韵味无穷的美感享受。读者还可以用这种手法去阅读更多的作品和创作。 [关键词]：梁晓声；倒叙；张弛有度；娴熟 正文：梁晓声1940年出生于哈尔滨，祖籍山东荣城。现为中国语言大学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创作自今作品逾千万字。在中国当代文学界的地位很高，同时他还是中国当代荒诞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先行者。其代表作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1)《人间烟火》是他的重要作品之一，作品写于八十年代初期，其作品带有了那个时代的新鲜气息，生动地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身心变化和城市风貌。小说在叙事艺术上尤其是倒叙和张弛有度等叙事技巧的运用上的应用极为娴熟。下面将作详细地分析，以求对作者类似的作品在叙事艺术的把握上有一个全面理性的认识，同时也使我们能更好地解读他的作品。 一、倒叙的运用上 那什么是倒叙呢？倒叙是根据表达的需要，把事件的结局或某个最重要、最突出的片段提到文章的前边，然后再从事

件的开头按事情原来的发展顺序进行叙述的方法(2)。从这个定义看，文中有两个地方很明显的运用了倒叙。 文章的开篇就写到主人公之一葛全德，他一个人漫无目的的在光华街上走着，作为一个建筑工人的他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和眼前的一切，心情极其的复杂。可看到这里读者并不明白是什么使他的心情如此郁闷，以至于会引发联想，主人公怎么会一个人就这样沿着一条街漫无目的的游荡呢，天色已晚，可是却连一点回家的意思都没有。 一直到了作品第六页，才开始讲他如此这般游荡的原因，也进入了事件的原由，他同情施工队这些普通家庭出身,本人却没有任何一技之长的小伙子们,他不忍看见他们受这样的欺负所以就因工资问题和同事(西血鬼)们打架的全过程娓娓道来。到作品第一部分结束我们才明白为什么开始葛全德的所作所为是为什么，心中的一个个迷团才得以一一解开。那作者这样叙述的目的是什么呢？采用倒叙的方法的作用是，增强文章的生动性，使文章产生悬念，更能引人入胜，同时也可以避免叙述的呆板和结构的单调(1)。 作品将葛全德在光华街上的行为放到文章的开端是很少见的，首先，人们会想他为什么会一个人在冷清的街上瞎逛，却连一点回家的意思都没有,从而使文章产生了悬念。其次、把打架后的反思和状况放在前面，使读者一开始对主人公的行为和内心略见一斑，一个活生生的葛全德仿佛就站在我们

论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1)

论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有着不同的类型和特征，大致可分为：命运悲惨的女性、自发反抗的女性、新旧夹缝中的女性三种类型。本文从其作品中撷取了单四嫂子、祥林嫂、爱姑、子君这几位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的女性一一分析。鲁迅笔下这几个主要女性的悲剧，固有其个人性格的原因，作者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但作品挖掘的最终造成她们的悲剧的根源是压迫人、毒害人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 关键词：鲁迅女性形象封建悲剧反抗 Abstract: Mr. Lu Xun is a famous thinker and writer in modern China. The female image in his novels have different types and features, can be broadly divided into: the tragic fate of women, spontaneous women against women, the old and the new cracks in three type. In this paper, from his works capture the fourth Shan's wife, Xianglin's wife, love regardless, Zijun this several with strong tragic color female one analysis. Lu Xun under the several major female tragedy, its inherent personality, author both sorrow for their unfortunate, nuqibuzheng, but mining works resulting in the root of their tragedy is oppressed, toxic to the feudal system and the feudal ideology. Key words: Lu Xun female image against feudal tragedy

汪曾祺小说的叙事特点 汪曾祺小说有哪些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小说集《邂逅集》，此后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等。汪曾祺的小说耐读、耐品，读他的作品犹如潺潺溪水在心底流淌，亲切美好、舒缓有致，往往悲伤的故事作家也能写得平淡有节制，不使读者产生情绪波动，读他的作品简直就是美的享受。 一、叙事语言 语言是叙事的工具，叙事学的文本分析是从文本语言的有机构成开始的，而汪曾祺小说的叙事特点首先表现在文本语言方面。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几乎都有一句类似这样的话开头“傅玉涛是‘写字’的。”（《子孙万代》）“祁茂顺在午门历史博物馆蹬三轮车。”（《祁茂顺》）“瑞云越长越好看了。”（《瑞云》）“张大眼是个催租隶。（《樟柳神》）“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鸡毛》）……充分体现了汪曾祺干净、简约、恬淡的风格，正如他在（《小说笔谈》）中写到的“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惟一标准是准确。”所以在他的小说中，外表上语言的行云流水和漫不经心掩藏着极深的技巧。 汪曾祺这种语言上的讲究，并非字句上的雕琢，而在于句与句整合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艺术魅力，其表现在叙事文本的两种类型（隐喻与转喻）中。在叙事文本中，隐喻是以人们在实实在在的主体和它的比喻词的代用词之间发现的相似性为基础，本质上来说是“联想式”的。转喻是以主体与它临近的代用词之间的接近或相继的联想为基础，转喻和隐喻并非截然分开，在实际的叙事文本中，这两种叙事文本的类型是相互结合，相互使用的。如《受戒》的结尾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象一串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芦棒，通红的，象一枝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这段文字表面上是景色的描绘，实际写的却是明子和小英子。这里虽然没有一句明子和小英子的形象，但又句句都向读者暗示了他们的恋情，芦花才吐新穗，让读者联想到明子和小英子的爱情刚刚开展。其次，这段话中表示颜色的词“紫灰色、银光、通红、青、紫、白花”暗示着明子和小英子今后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但生活中也有坎坷的时候，如“长脚蚊子、水蜘蛛”，被惊起的青桩扑鲁鲁鲁飞远了，通过自然的突变，我们理解明子和小英子的关系引起的波澜，比如英子的家人，寺庙的主持，特别是世俗的眼光。这段景物描写实际上是作者赞同明子和小英子的恋情，充满生气地发展、开花、结果。 我们看到汪曾祺的语言在字里行间留下空白，由读者去联想、替换、加入解释、完成意义。如“这两个老人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呢？他们的光景过得么样了呢？”（《鸡鸭名家》）“团长觉得怪委屈。”（《故里三陈》）“你怎么了。”（《瑞云》）“今年看又过，何日是归年？老鲁啊，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呢？”（《老鲁》） 特别是在文章的结尾，有些语言有一定的哲理性。如“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鸡毛》）“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黄油烙饼》）

浅析鲁迅小说的的艺术特性

浅析鲁迅小说的的艺术特点 恩格斯针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说过：“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同样，我国的“五四”运动时期也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也产生了巨人的时期。鲁迅就是这个时代所产生的巨人之一。“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的创作作品数量丰富，影响深远，在诗歌、小说、杂文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并且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特点，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鲁迅的小说创作，先后结成《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三个短篇小说集。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拨动了千百万读者的心弦，使青少年一代受到感染和教育，永远不能忘怀。本文试从语言、结构、人物形象、题材等方面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 一、简笔传神的语言风格 “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固然是一个奇迹，中国现代白话文学语言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则是一个更大的奇迹。 鲁迅是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个用白话写小说的。他主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他的小说的语言具有文约意深、简笔传神的风格。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点特色。 (一)锤炼字句，准确、精炼。例如《药》中写：“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这一段话用了“掏”、“掏出”、“交给”、“抖抖的”、“装入”、“按了两下”等动词和形容词，形象地描写勤劳俭朴的华老栓夫妇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血汗钱，要拿去买人血馒头治儿子的痨病时小心谨慎地沉重心情。 （二）联辞结采，出神入化。鲁迅运用比喻、借代、对比、排比和反复等修辞手法，使作品出神入化，耐人寻味。 1.比喻：如《药》中写：“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用提着颈子的鸭来比喻人们踮着脚伸着头，拥挤在刑场周围看斩首的情形，反映了他们愚昧、麻木。比喻新奇、贴切。 2.借代：如《孔乙已》中写：“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喝。”用“短衣帮”指代穷苦的人，用“穿长衫的”指代当时有钱的上层分子。用不同的衣衫代替不同的人们，发人深思。 3.对比：如《故乡》中写闰土少年形象是“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项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二十年后的闰土形象是“他头上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采用对比手法描写闰土的少年和二十年后变成一个“木偶”人，表现了鲁迅对闰土的无限同情。 4.反复：如《孔乙己》中第三、第四和第六节有：“才可以笑几声”、“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反复了三次，说明孔乙己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是一个笑料。还有掌柜讲：“还欠十九个钱呢!”“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等四次反复，说明掌柜不关心孔乙已的死活，只关心孔乙己“欠十九个钱”，表现孔乙己的可悲命运。 5.排比：如《伤逝》中有几处排队比句式：五个“这样的”、二个“我憎恶”、三个“我要”，表现涓生倾吐对子君的思念和悲伤的心情，抒情色彩很浓。 （三）标题简洁，高度概括。例如《伤逝》可以理解为“伤悼死去的子君”，也可以解释为“伤怀流逝的时光和逝去的子君”。《药》，不是治病的药方，是由革命烈士的血染的馒头作“药”治痨病，含义深长。《故事新编》八篇的标题是《补天》、《奔月》、《铸剑》、《起

余华小说《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的叙述艺术分析

余华小说《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的叙述艺术分析 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学思潮、文学著作涌入中国，给中国的作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冲击。很多人开始了模仿西方的写作理论和写作技巧来进行文体实验，创作异于以往中国主流文学形式的小说，余华的《此文献给少女杨柳》正是体现这种形式的成果之一。 一、叙述人称的转换 80年代的余华在他的作品中既充当着作者的角色又充当着叙述者的角色，他认为自己笔下的人物只是自己的发言人，让他们说什么他们才能说什么，这些角色没有自己的声音。在《此文献给少女杨柳中》中，余华依然是一个叙述上的侵略者而非聆听者，他在小说中分别安排了三个叙述者来讲故事。小说的第一节，“我”向读者介绍了自己居住在小城烟，“我”是一个拒绝与他人交往、厌恶世俗的人，直到1988年的5月8日我感觉到一个年轻女子走进我的生活，并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接下来的第二、三、四节，跳到了外乡人的叙述，他告诉了“我”十年前的1988年5月8日到1988年的9月3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第五节从逻辑上是紧接着第一节的，1988年5月8日“我”是在街上游荡的时候感觉到了一个年轻的女人，之后她对我的生活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第七节中“我”为了摆脱这种被打乱的生活，又一次出去游荡，在这次游荡中“我”遇到了一个穿黑夹克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向“我”讲述了他在十年前的1988年5月8日及之后发生的事情；第九节在逻辑上紧接着第六节，用第一人称讲述了

1988年5月8日之后“我”感觉到了这个年轻女人之后的故事，包括后来的车祸、失明、接受角膜移植等等。小说在“我”的叙述中插入了外乡人和穿黑夹克的年轻人的叙述，从三个不同的视角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三个大致相同却又因细节问题错综复杂的故事。这三个叙述者用不同的叙述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经历，小说通过不断变换叙述人称讲述三个同中有异的故事，“罗生门”式的叙述方式使小说呈现出无穷的内在扩张力，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产生疑点、悬念，在真真假假中不断挖掘，直到理出让自己满意的逻辑结构。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这篇小说与博尔赫斯的作品《两个博尔赫斯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两个博尔赫斯的故事》中博尔赫斯安排了作家的不同年龄段的形象之间的对话。余华在《此文》中安排了1988年的“我”和两个1998年的“我”（外乡人及穿黑夹克的年轻人）之间的对话，将一个疯子的自我对话、心理历程分成几个不同时空中的人的叙述，让“人物自己来介绍自己” [3]p95，通过这些叙述人称的转换，不仅使故事的神秘感大增，也使小说的情节分明，结构井然有序，引导读者一步步将故事中的人物串联，猜想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未来的我和过去的我之间的交谈中整理出故事的发展脉络，最后得出这三个叙述者实际上是同一个人的结论。 二、时间的魅力 余华小说中的时间叙述体现出极大的魅力，为人津津乐道。一个文本中的时间样式有事件时间、写作时间、叙述时间。《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的写作时间是1989年。小说的第一节让我们知道了一个住在

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doc

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内容摘要：鲁迅先生的小说真实的描述了旧中国的知识分子形象，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善良纯朴的本性，更让我们深知了他们的软弱性，是旧中国社会制度对他们进行残害和蹂躏的。 关键词：知识分子形象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软弱性 封建礼教病态社会 严家炎先生曾在《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一书中这样说：“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走向成熟。”可见，鲁迅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之巨大，也足见鲁迅小说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指导作用和典范作用。 鲁迅小说能受到如此高度的评价，是与他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的典型性，代表性，特殊性和悲剧性完全分不开的。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知识分子往往是最先觉悟的，他们和革命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在思想意识上的弱点，也与时代浪潮的起伏分不开，他们坎坷的生活历程可以反映出中国革命的艰难和曲折。鲁迅对知识分子题材的重视，说明他对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和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从狂人、孔已己、陈士成到子君、涓生、四铭等，鲁迅描写了好几代知识分子的形象，使之构成为一个可以烛照历史进程的系列，既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历史生活中所肩负的重任，也表现了他们的软弱或妥协，多方面揭示了他们梦醒之后而无路可走的精神危机，为他们的新的出路进行长期的思考和探索。自然，鲁迅本人也是知识分子，在这些题材的作品中，也有着鲁迅本人心灵经历的痕迹和思想的投影。鲁迅不是孤立的描写知识

穿长衫的人。这个有着“乱蓬蓬的花白胡子”，青色脸色，皱纹间又时常夹杂些伤痕的老人，虽然穿着一件又脏又破的长衫，却显然不是“长衫主顾”的一类，而是属于“短衣帮”那一伙的。在咸亨酒店里，他又是怎样一个“穿长衫的”可笑人物啊！他是那样贫穷而又颓唐，衰老而又迂腐，“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令人发笑。据说他原来也读过书，可是他既无财产，又无靠山的家世，注定了他的终于没有进学的命运，而封建教育又把他变成一无所能，不爱劳动，好吃懒做的废料。于是，愈过愈穷，一直弄到给人抄书，将要讨饭，以至偷窃……除了供人愚弄和嘲笑，别无生活价值。可是，孔乙己潦倒穷困到这种程度，却还是舍不得脱掉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以显示自己读书人身份。当人们故意问他：“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他还要“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而当人们问他“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这却使孔乙已“显出颓唐不安模样的脸上笼上一层灰色”…… ( 注:呐喊/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15页 )说明孔乙已的生活虽然已经濒临绝望的境地，却还迂执的沉溺在腐儒的自尊自大的幻梦里，死守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律条，而冷酷的现实又极端残忍的嘲弄了他这种轻视劳动的腐朽观念，无情的把他逐出长衫的行列扔向短衣帮。这里，鲁迅借助孔乙己的形象，深刻的揭露了科举制度怎样摧残和毒害一个善良贫穷的读书人，并愤怒谴责了封建豪绅阶级和那黑暗残酷的环境怎样给予了这个小人物以严重的侮辱和损害。 总之，孔乙已是—个不幸者，他生活在一个麻木而冷酷的社会环境之中。短衣帮也处在社会最底层，然而他们对豪强者充满敬畏，对不幸者又肆意嘲弄。他们以看见孔乙己“颓唐不安的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的样子为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