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依赖作用下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方向

摘要：制度创新是一个永续的过程，我国现有的农地产权制度所存在的潜在利润以及相对产品或要素

价格的变动已经形成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变迁的强烈需求。随着制度供给的成本———收益结构的变化，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必然发生。在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作用下，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方向将朝着农地使用权的强化以及使用权的成片流转演进。

关键词：路径依赖；农地产权；强化；成片流转中图分类号：Ｆ３０１．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４０２（２００７）０８－００３７－０５

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形成本身就是路径依赖作用下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结果，它是在坚持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通过使用权的流转提高了农地资源的

配置效率。但制度创新是一个永续的过程，随着相对要素或产品的价格、技术、市场规模等因素的变动，分散的农地使用权流转就可能逐渐不适应新的制度需求，形成制度的不均衡，促使制度的进一步创新。

一、诱致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改革的因素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是利益诱致的结

果，［１］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而在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中，供给的变动是由需求引致的，所以，分析影响制度需求的因素对于我们探讨制度变迁的可能性和方向就显得尤为重要。

１、

潜在利润的内在化关于影响制度需求的因素，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理

论代表模型的道格拉斯?Ｃ?诺思制度变迁模型，就是把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作为基本的假定［２］，把潜在利润的内在化看作是制度变迁的首要驱动因素。所谓“潜在利润”就是“外部利润”，是一种在已有的制度安排结构中主体无法获取的利润。由于潜在利润的存在，就必然产生潜在的利益集团。在最初的制度失衡时，其获利的可能在短期内并不容易显现，潜在的利益集团也可能由于信息等原因而没有意识到获利机会。但当制度失衡长期存在并且潜在利润不

断扩大时，潜在的利益集团就有动力通过各种方式与

国家进行谈判，强烈的制度需求会改变原有制度供给

的成本——

—收益结构，从而刺激制度的进一步变迁以获取潜在利润。这正如诺思所说，“如果预期的净收益（即指潜在利润）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

就会被创新”。［３］

因此，判断我国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是否需要创新，就需要研究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安排是否还存在外部利润。对我国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农地使用权的流转已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但是流转所内化的外部潜在利润并不明显。我国的农地产权安排仍有外部潜在利润明显存在，它主要可能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１）规模化生产和专业化分工可能带来的利润。规模化生产和专业化分工是现代农业的基本要求。规模化生产将促进农业机械的运用，提高劳动生产率。随着农户经营的土地面积的扩大，将促使农户通过增添机械设备，利用机械耕作来替代劳动力，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利润；当农业的经营规模达到一定的程度，生产者之间便形成一定程度的分工。关于分工的优越性，马克思对工场手工业的分析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首先，分工中工人的局部劳动有利于提高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商品成本。其次，分工中劳动工具的分化和专门化，使劳动工具简化、改进和多样化，有助于提高劳动

作者简介：黄丽萍（１９７０—），女，福建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

路径依赖作用下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方向

黄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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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节约劳动工具的投入。再次，分工和专业化节省了劳动者的教育和培训费用。由于分工和专业化，使人们的工作在既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变得较为简单，从而可以减少劳动者的教育培训费用。此外，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有助于降低管理工作的复杂性，从而降低管理成本。但是，在现有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中，规模经济和分工的优势受到了过于分散的农地产权安排的制约。随着人口的增长，细碎的农户耕地还将进一步被细分，对农地经营效率的制约还将渐趋加紧。已经实现的农地使用权流转也并未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农地产权分散的安排。分散的农地产权安排对利润率提高的障碍主要表现在：第一，农业固定投入的利用率低，使单位农产品的成本增加；第二，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严重供给不足。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属于公共产品供给，是分散的农户难以承担的，也是他们不愿意承担的，“搭便车”是他们的理性选择，所以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日益弱化；第三，交易成本难以降低。由于以单个农户为单位的市场主体获取信息的能力和谈判的能力较弱，在市场交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再加上我国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市场中介组织不健全，交易费用十分高昂；第四，排斥了专业化分工。单一生产单位内部的分工是以一定的规模为前提的，而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模式几乎享受不到专业化分工带来的利益。以上这些弊端正如马克思对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局限性进行分析时指出的那样：“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本身无止境的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的日趋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４］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按“其性质来说，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累、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５］规模化生产和专业化分工可能带来的利润，显然要求农地产权制度的进一步创新，要求农地使用权的进一步流转，以促使这些潜在利润向现实利润的转化。

（２）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可能带来的利润。在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实行的是数量型的农业发展模式，以解决温饱问题。这一模式使我国农产品的供给由长期短缺转变为供需总量大体平衡，继而转变为结构性和地区性的相对过剩，农民丰产不增收。但是，这种结构性或地区性的供过于求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产品供给过剩，而是由于居民消费类型正从“温饱型”向“小康型”以及部分“富裕型”转变，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由数量扩展向质量提高转变，而农产品的供给却没有跟上需求的变化，从而造成供需脱节，市场所需的一些优质专用农产品供不应求，而大宗农产品却因品质、品种问题严重滞销，使农民遭受严重的损失。加入ＷＴＯ以后，国际农产品市场对产品质量的要求更高，供需缺口将进一步拉大。所以，调整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把长期以来不符合市场消费需求和没有市场前景的品种果断地退下来，适应农业市场多样化、优质化和专用化的需求，促进农业经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数量扩展型向质量效益型的根本转变，是农民获取潜在利润的需要。但是，分散小规模的土地安排却给农业的生产结构调整带来困难和挑战：对于大多数农户来说，经营的数量不多，农业生产的利润率又较低，能够获取的利润非常有限；而面临的市场风险却很大，由此带来的机会成本也很高。因此，当农业结构调整所能带来的潜在利润不能内在化时，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便成为获取这种潜在利润的必由之路。通过土地使用权的进一步流转，适当集中土地，发展规模农户，在连片的土地上，农户根据自己的意愿以市场为导向、以利润为目的对农业生产结构进行调整，发展效益型农业。

（３）农业产业化经营可能带来的利润。农业产业化是指围绕农业产业的产、供、销、贸、工、农的一体化经营，其实质是通过现代市场经济的入股、入社等形式，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以及国家的宏观调控，把现代工业、商业、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等有关部门和农业的种、养、加紧密结合而成的一种互惠互利的农业一体化的利益共同体。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延长产业链，提高了农业经营的利润率，并且使农民参与加工、销售环节利润的分配，直接增加收益，同时又可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间接促使农民收入的提高。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成效已初见端倪，但仍有许多制约因素，其中最关键的仍是分散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在分散的土地产权制度下，单一的农户“各自为政”，生产品种繁杂、布局零乱，既难以进行专业化生产，也无法彰显区域化优势和品牌优势；农户分散经营，无力发展农产品的深度加工，既难以培育大型龙头企业，也无法吸引外来大型龙头企业的进入；农户市场信息不灵，不能及时、全面、准确地把握市场情况，也不能对未来市场进行科学预测，因而在生产决策上盲目趋从，导致农业生产的严重雷同，供求结构严重失衡，农业经济效益急剧下滑，最终使农业产业化经营遭受挫折。所以，农业产业化经营呼唤农地使用权的进一步流转，通过各种形式的使用权流转，把分散的土地以及闲置下来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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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户集中，发展规模生产，促进农产品生产基地化、专业化、集约化，这既可以提高土地的综合利用率，又可以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基础。

（４）农村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可能带来的利润。在我国人口基数不断增长的同时，耕地资源却不断减少，２００５年全国人均耕地已经下降到１．４亩。［６］人均耕地的减少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共同使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增长。只有通过农地使用权的流转，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提供良好的条件，才能使留在农村的劳动力提高劳动力利用率，从而优化配置劳动力，使农村劳动力可带来的潜在利润转化为现实。

（５）使用权的稳定化可能带来的利润。使用权的不稳定主要是指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调整所带来的使用权变动。农村土地承包地权的不稳定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关于使用权的稳定化可能带来的潜在利润首先表现为农地投资的增加。姚洋（１９９８）通过对相关案例的定量分析，虽然“没有发现地权稳定性对产出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但我们发现它对农户的长期投资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这一对比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样本农户的农业长期投资的量较小，因而对产出的贡献也小。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忽视地权不稳定所带来的效率损失。由地权不稳定所导致的长期投资的减少，其效果可能在短期内并不明显，但长此以往，土地质量必然下降，从而影响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７］因为１９９２年之前农地使用权的调整比较频繁，所以，可以用这段时间的统计资料来证明农地使用权的不稳定对固定资产投资产生的负面影响。我国农村居民用于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３年期间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于１９８３年达到峰值（４．８５％）。［８］这段时间正是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行的初期，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分户经营使生产性固定资产的需求剧增；二是家庭承包制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而农民的投资预期又尚未受到影响。１９８３年以后的年份中，虽然有个别年份较之前一年度略有上升，但从总体趋势来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并在１９９０年跌至谷底（仅为２．２５％）。［９］使用权的不稳定对农户养地积极性的影响更为明显。有人对１９３０年湖北黄梅农业生产费用支出情况作过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肥料和工值的费用在农业生产总费用中所占的比重高达８７％，而肥料和工值的支出中，相当大的部分是用于养地［１０］。如此高昂的养地投入，并不能在短期内获得收益，所以，如果农地承包经营权调整频繁，农民就无法拥有养地带来的长期收益权，那么他们必然进行掠夺性经营，导致地力不断下降，土地产出率不断降低，外部潜在利润无法获取。

使用权的稳定化可能带来的潜在利润还表现在谈判成本的降低。农村承包土地的频繁调整主要是为了贯彻公平的原则。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土地调整的欲望也不尽相同。在土地调整欲望越强烈的地区，农户获得土地承包权的欲望也越是强烈。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农户当然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优质土地。土地承包权的获得一般是依据社区成员权，但是成员的数量处于变动之中，各个农户家庭成员结构也各不相同。在不同的时点上调整土地，各农户的利益就将受到不同的影响；对不同年龄段的成员确定不同的分配系数，各农户的最终收益可能也不尽相同，所以确定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调整时点和调整系数，都需要大量的谈判成本。在土地调整时，因为土地的肥瘦不同，还要考虑相对公平的搭配原则，同样需要大量的谈判成本。在农户获得承包权之后，若是把使用权流转出去，那么在每一次调整之后，都要重新进行流转的谈判，增加了农户的流转谈判成本。所以，通过农地使用权的进一步改革，特别是农地使用权的稳定化，可以降低谈判成本，从而为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２、相对产品或要素价格的变动

产品或要素价格的变动是制度变迁的源泉。［１１］蓝虹在其对中国农地制度的历史分析中，充分关注了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动对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作用，证明了中国土地制度的变迁与要素禀赋结构变动的密切关系：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动引起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引起对合理配置稀缺要素的技术创新的需求，从而产生对保护技术创新的产权制度的需求，再产生对国家保护有效产权制度的需求［１２］。从相对要素价格变化的角度看，判断我国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是否需要创新，就需要进一步研究是否存在相对产品或要素价格的变化。对我国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进行分析，要素或产品价格的变动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主要来自农业和非农产业劳动力相对价格以及技术两个方面的变化。

（１）农业和非农产业经营收益的变化。由于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农业比较效益在不断下降，而经营风险却在上升。与此同时，非农产业的发展，不仅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且还提供了比农业经营更高的收益率。农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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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产业经营收益的这种变化大大促使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论是沿海地区还是内地，非农产业收入在农户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土地对农民的收入功能下降，更多的只是潜在的保障功能，所以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户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把土地使用权转让出去，推动了土地使用权的进一步流转，促进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向纵深方向发展。

（２）人口与农地资源的相对价格变化。在人多地少的现实约束下，农地资源之于人口的相对价格必然是十分高昂的，再加上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机制的缺失，农地“保障之母”的特征尤为明显。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及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不断完善，农地的相对价格应有逐步的下降，在农地使用权供给收益一定的条件下，供给的成本将略有下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地使用权的进一步流转。

（３）技术变化对制度变迁具有普遍的影响。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技术变迁使产出在相当的范围里发生了规模报酬递增，使得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建立变得有利可图，并因此产生了工厂制度。技术变化对农业社会的影响虽然并没有像工业社会那样剧烈，但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必然对农业经营的适度规模提出新的要求。在现有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条件下，细碎的农户耕地经过多次的细分，一些先进的农用机械和技术在零碎分散的土地上无法使用；同时，运用新技术具有较高的风险，分散的小规模经营使农业科技应用的边际成本远远大于边际收益，且单一农户抵御和承担风险的能力相当脆弱，一般农户采用新技术发展高产优质农业以实现增收的动力不足，二者共同制约了农业技术的推广和运用。虽然近年来农地使用权的流转也愈来愈普遍，但仍以分散的流转为主，基本上不能满足技术变化的要求。当我国农户过于分散的经营制约了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步伐时，生产力的发展便驱动农村土地制度的进一步变迁，通过农地使用权的进一步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以适应农业技术变化的需要。

二、路径依赖作用下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方向：农地使用权的强化以及使用权的成片流转

１、农地使用权的进一步强化和长期化

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中，农户所拥有的使用权一直不断强化。从最初的禁止农地使用权流转到允许农地使用权在一定条件下的流转，再到允许农地使用权的转让，意味着农户所拥有的使用权的强化。这是因为，土地交换的权利是农地使用权的最重要权利，只有赋予农民以市场交易的方式进行转让的权利，农民才能实现依附于土地使用权的部分收益权，才真正拥有了土地的使用权。所以，１９７８年以来的农地产权改革，实质上就是使用权的改革，其演进的轨迹就是朝着农地使用权不断强化的方向前进。在今后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中，农地产权私有化的初始约束基本上不会改变，正因为如此，农地产权改革仍然以使用权改革为主体的变迁轨迹也会继续，农地使用权不断强化和长期化的趋势也将越来越明显。

农地使用权进一步强化和长期化的更深远路径依赖并不来源于现存的制度结构，而是来自于中国农地制度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历史既是对前一个时期土地制度的继承，又是对前一个历史时期土地制度的发展，其变迁的内容既有所有权的变迁，又有使用权的演进。我国原始社会的土地制度是共有共用制；奴隶社会的土地制度是国家和奴隶主的双重复合所有、多层分管使用制度，对原始社会的土地制度是扬弃［１３］；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在所有权安排上继承了奴隶社会的双重复合所有，在使用权的安排上则是农民使用，其中自耕农的使用权强度已经达到较高的程度；建国以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也是国家和集体或农民的双重复合所有，而在使用权的安排上，各个阶段却有所不同：建国初期的土地个体私有制，农民拥有的使用权已经高到极限；高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时期，土地双重复合所有，集体使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土地双重复合所有，农民使用，而且使用权期限逐渐延长和加强。在中国农地制度演进的整个过程中，所有权的制度安排坚持的是双重复合的轨迹，其中使用权的改革是重要的内容，使用权的强度总体上呈不断提高的趋势，而且产权的效率与使用权的变迁密切相关。建国之前的农地使用权制度变迁，从总体上看，其效率就是随使用权强度的提高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关于建国之后的使用权变迁效率，张光宏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产权制度效率的改进无不与使用权强度的提高有关，土改后的土地使用权实际上成为完整的所有权（私有权），产权制度效率得到了提高，并带来了明显的经济绩效；相反，高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下的土地产权制度，农民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均被剥夺，带来了农村经济２０年的徘徊；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过程，实际上是土地使用权强度提高的过程，也带来了效率的提高。［１４］因此，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作用，其中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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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迹之一就是使用权强度的不断提高。

如上所述，在我国目前的农地制度安排中，使用权的不稳定的确使外部潜在利润明显存在，它也产生了强烈的制度变迁需求。为了实现这个外部潜在利润，主要的路径无非是两条：一是强化农户的农地使用权；另一条路径就是农地的私有化。正因为沿着原来的路径和既定方向前进可以比另辟蹊径更为方便，因此我们在设计农地产权制度时，我们就不得不考虑路径依赖的作用。路径依赖的作用必然抵抗单一的个体所有制，支持使用权的强化，正因为如此，我国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变迁的方向应该是使用权的强化和长期化。

２、农地使用权的成片流转

当我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的外部潜在利润存在、相对产品或要素的价格发生变动时，就意味着制度的失衡，只要变迁的成本小于变迁可能带来的收益，制度变迁会在一定的时候发生。获取我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的外部利润，主要的变迁途径也有两条：使用权的集中或使用权的流转，即强制性地实行集体规模经营或者通过农地使用权更大规模的成片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强制性实行集体规模经营的变迁路径是对农民使用权的剥夺，必然遭到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作用的抵抗，其所带来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不论是政府还是农民都不能接受。

成片的使用权流转是获取现行农地制度外部利润的现实途径。家庭承包责任制创立的同时，使用权流转就已经自发进行，尽管转让的价格十分低廉，但都给转出者和转入者提供了便利或利益，所以，相对于其他的制度变迁，使用权的流转更易于被农户接受。当然，由于信息成本和交易费用的存在，不能保证一旦出现失衡就能向新的均衡状态靠拢。这种制度变迁在何时发生，取决于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的矛盾程度。从制度需求的角度看，取决于潜在利益集团对潜在利润的认识以及潜在利益集团的成本——

—收益结构的变化。目前，我国农户对更大规模更长时间的流转所存在的外部利润，仍然没有足够的认识。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机制缺失和非农就业机会不稳的前提下，转出农户为获取潜在利润所付出的成本较大，这种成本——

—收益结构尚未为使用权的成片流转提供有力的内在驱动因素。况且，各个农户可能获取的潜在利润和可能付出的成本不尽相同，个别转出户也许要面临失业的风险。因为转出户的意愿不同，转入户为了获取成片流转的潜在利润就要付出巨大的谈判成本，短时间内难以形成更大规模的成片流转的制度变迁需求。但是随着农村社会保障机制的确立，潜在利益集团的成本—收益将向有利于使用权流转的方向变化；从制度供给的角度看，制度变迁发生在何时取决于制度供给的成本—收益结构的变化。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农地使用权的成片流转可能给制度供给者带来的收益并不明显，而制度供给者却要付出巨大的规划设计和组织实施成本，所以制度的成本——

—收益结构也是不利于制度的变迁。但当制度需求越来越强烈，并长期持续地影响制度供给的成本——

—收益结构，使这种成本——

—收益结构倒挂的幅度越来越大时，制度变迁就会发生。

注释：

［１］钱忠好：《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历史变迁的经济学分析》，《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００年第３期，第７４－８４页。

［２］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９５页。

［３］Ｒ?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７４页。

［４］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９１２页。

［５］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９１２页。

［６］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６）》，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７］姚洋：《农地制度和农业绩效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观察》１９９８年第６期。

［８］车裕斌：《中国农地流转机制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６页。

［９］车裕斌：《中国农地流转机制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６页。

［１０］《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５７年版，第２７５页，转引自：蓝虹：《中国土地产权制度演进的制度经济分析》，《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２００２年版。

［１１］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９５页。

［１２］蓝虹：《中国土地产权制度演进的制度经济分析》，《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２００２年版。

［１３］钱忠好：《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历史变迁的经济学分析》，《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００年第３期，第７４－８４页。

［１４］张光宏：《农地产权制度效率：历史分析与启示》，《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０５年第６期，第６１－６５页。

（作者单位：福建教育学院，福建福州３５０００２）

（责任编辑：蔡雪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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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进行量化，量化金额X元，设置股份X股，每股X元。其中个人股X股，集体股X股。股权证X股，X股现已发放到每个股民手中。 二、主要做法 （一）成立组织机构，做到责权明确 在镇党委、政府直接领导下，县经管站指导下，我镇进行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专题研究，针对我镇的实际情况，拟定并上报了县产改工作实施方案。并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为组长，镇长为副组长，党委委员、管区书记为成员的镇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经管站。X月X日X村、X村分别成立了以村支书为组长，村委委员为成员的村领导小组，以村会计为组长，党员、群众代表为成员的工作小组。 （二）重视宣传培训，做到村民自觉拥护 首先，坚持逢会必讲，自开展此项工作以来党委、政府始终将此项工作作为逢会必讲的课题，通过召开会议、发放公开信、印发宣传册、张贴标语以及入户走访等多种形式，把改革的相关政策原原本本地传达给农村群众，真正做到家喻户晓。并发放相关宣传资料给群众。其次，在初始登记阶段前，两村召开群众代表会，让群众充分认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意义和目的，让群众充分了解本次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土地实测中，村组干部进行实地实测，每家每户核

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变迁：1949-1998(1)

认为能够遵照人的意愿而控制社会进化过程，这似乎是一种 奢望。 [1]、分析框架 本文用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对 1949— 1998 年 50 年间中国土地产权制度 [2] 变迁作以系统的分析和阐述。 制度变迁理论告诉大家，制度安排 ( institutionalarrangement )总是由起始时的均衡态势向非均衡态势过渡的，即均衡是暂时的，而非均衡则是常态； 非均衡的出现预示着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制度变迁 ( institutionalchange ) 分 为 诱 致 性 制 度 变 迁 (inducedchange )和强制性制度变迁 ( compulsivechange )。 结合我们讨论的主题——土地产权制度，每次土地产权制度 非均衡都会引起产权的重组。制度非均衡( institutionalnon-equilibrium )及变迁 理论构成了 本论文的主要架构。我们将 1949— 1998 年以来的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看作是由制度均衡到非均衡而引起变 迁的过程。 1949 年前的土地制度安排相对于新掌握政权的共 产党要“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治意志来说，是非均衡的， 于是便开始了 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变 迁： 1949-1998(1)

1952 年的土地改革。而此后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相对于工业化等的制度安排，又显得非均衡。于是，强制性制度变迁——集体化便随之而到。1958 年以后的人民公社制度安排，并没有使它的创制者如愿以偿。制度的非均衡依然显现，60 年代初大饥荒的痛苦经历教育了农民及政府必须在现行制度安排之外寻找生存机会，来自底层的制度创新——“包产到户”又引起短暂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统治者的有界理性和政治偏好等的作用使得这一短暂调整的流产，于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得以重演：人 民公社体制得以保留。低下的n 集体经济效率的长期徘徊，引起农民的再次“反抗” ，在现存的制度安排下，已不能满足农民收益的要求，他们不得不在现存的国家认可的制度安排的边界之外寻找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利益要求的制度安排。有了60 年代初期的经验，“包产到户”作为制度选择集合中一个又应运而生，于是又一波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到来，即70 年代末始于安徽凤阳小岗梨园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然而，故事并不因此而结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安排又引起新的非均衡、制度创新及产权的重组。 二、土地改革：强制性制度变迁及其社会、经济绩效 一）强制性制度变迁及其经济社会绩效

中国银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改革路径解析

中国银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改革路径解析 中国银行，全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大型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的信誉和业绩，得到了银行同业、国内外客户和权威媒体的广泛认可。目前，中国银行曾先后8次被《欧洲货币》评选为“中国最佳银行”和“中国最佳国内银行”，连续19年入选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在2008年度财富500强排行榜中，中国银行以389.04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位居第187位。作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中国银行之所以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就在于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和人力资源战略管理的正确思路，体制改革与机制改革并举，积极推进职位管理、薪酬管理、绩效管理等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改革，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推进传统人事管理工作向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转型。 一、以人为本，强化社会责任 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改革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重头戏，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决定着改革的成败。中国银行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改革，没有沿用国有企业改革曾经走过的老路———剥离非主业和非经营性资产，成立存续公司，实行人员分流，对分流人员买断工龄。中国银行从长远考虑，适应自身发展战略、股份制改革和人力资源管理现状的客观要求，引进了一些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和工具，兼顾改革的效率与承担社会的责任，改革不追求轰动效应，不以上市为惟一目标，不以裁员为目的。而是实行整体改制，不留存续公司，不实行大规模裁员，不把员工简单地推向社会。中国银行现任中行股份公司董事长肖钢在改革之初就郑重承诺：中行将不因改革而大规模裁员，员工是中行宝贵的资源，中行人力资源改革将以结构调整为突破口。这样的改革思路，体现了中国银行长期以来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把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作为改革的第一要务，关注和维护员工利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员工的承受程度三者有机结合起来。 二、实行全员岗位聘任制度 中国银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改革不以大规模裁员为目的，并不意味着不引入竞争机制、不建立市场化的劳动聘用制度。改革强调制度创新，重在转变观念、转换机制，建立职位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培育与使用相结合的市场化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和激励约束机制。 中国银行人力资源改革彻底打破了“终身制”，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通过双向选择、公开竞聘等形式，建立公正、公开、公平的人才选拔机制，按照新的职位体系择优聘任，优化人员结构，为了保证将合适的人才聘任到合适的岗位，中国银行结合职位体系改革对不同类别和层级的职位提出了明确的任职要求，通过公布职位、个人申报、笔试、面试、组织考察、党委研究

三十年来高校治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

in the nternal pressure within the gas.不断提高密封容器内气体的温度，会使气体的内压力不断增大。（形容词转译成副词） 机电类专业英语作为一种重要的英语文体，与非专 业英语文体相比，具有词义多、被动句多、词性转换多、非谓语动词多等特点，这些特点都是由专业文献的内容所决定的。因此，专业英语的翻译应注重一些技巧，如词义的选择、引申，词的搭配和词类转换等。需要指出的 是，专业英语翻译技巧很多，要掌握它们，还需要反复实 践，不断地摸索经验，在了解专业英语的特点的基础上，按照意思和逻辑关系，综合运用相应的翻译技巧，达到准确无误。参考文献： [1]武力，赵栓科.专业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M].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2]魏羽.汉英专业翻译教程[M].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3]潘尔艳.论专业英语翻译的若干特点[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05，（3）：127-128. [4]张琦，杨诚先.现代机电专业英语[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7-9，41-43. [5]徐存善.机电专业英语[M].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11-12. !!!!!!!!!!!!!!!!!!!!!!!!!!!!!!!!!!!!!!!!!!!!!!!!! 2012 年 第·6期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TaiYuan Urban Vocational college 期 总第131期 Jun2012 [摘要]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作为一种制度架构，使高校治理制度变迁形成路径依赖的效应，其路径依赖 性表现为制度变迁的强制性、渐进性和滞后性。未来高校治理改革的制度安排和设计必须基于 一个历史的初始条件和尊重历史的态度，既要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也要放眼于全球化、信息化的国际背景，不断引入新的增量因素，努力克服路径依赖的自我增强机制，使制度变迁方式由强制性向诱致性转化，逐步满足各高校主体的个性化需求，探索出一条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政府、高校、社会三者分工合作、和谐共治的新型治理结构。 [关键词]高校治理； 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046（2012）6-0007-03三十年来高校治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 唐洁 （韩山师范学院，广东潮州521041） 一、高校治理制度变迁的历史回顾 大学治理由公司治理的概念衍生而来。 在公司治理理论中， “股东治理”和“利益相关者治理”最具代表性。 大学较之公司拥有更多、更复杂的利益相关者，大学治理的核心工作是处理好政府与大学、社会与大学、学 术共同体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建立起一套高度集中的教育体制，政府集大学举办者、办学者和管理者于一身，社会力量难以介入。改革开放后， 随着经济、 政治与教育体制改革的进展，大学治理也历经变迁。 （一）改革开放与现代大学治理的发轫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下简称《决定》）颁布，《决定》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纲领性文献，拉开了新时期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创新的序幕。 《决定》 认为：“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的划分上，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而政府应该加以管理的事情又没有很好地管起来”；强调“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 就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 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的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 自主权，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的积极性和能力” 。《决定》对于高校治理结构变迁的意义体现在调整两种关系上： 1.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央政府把全部基础教育权责与高等教育部分权力下放，由地方政府承担，以调动地方政府办学的积极性。《决定》指出：“实 行中央、 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城市三级办学的体制。中央部门和地方办的高等学校要优先满足主办部门和地方培养人才的需要，同时要发挥潜力接受委托为其他 部门和单位培养学生，积极倡导部门、 地方之间联合办学”。如浙江省根据《决定》的精神，调整和改革高校领导管理制度：面向全国的高校，继续由中央有关部委和 国家教委主管；省直接举办的高校，由省政府领导、省教育委员会直接管理；面向市(地)的高等师范学校， 实行省、市(地)双重领导，以市为主管理；省级有关部门办的高校，由有关部门管理；由市(地)办的高等专科学校，由市(地)领导管理。实行这种领导管理体制后，调动了中心 城市、 省级部门和各地区的办学积极性，但也存在管理上7··

产权制度改革年终总结

产权制度改革全年总结 按照中共唐山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唐发[2010]28号文件精神，为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村产权制度，切实推动农村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市场化，增加农民资产性收入，促进农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为统筹城乡发展创造条件、探索路径、积累经验。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农工委领导的高度重视与精心指导下，我处结合唐山实际情况，将产权制度改革的各项工作按照时间、步骤实现了整体推进、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总结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1、基本情况： 全市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完成53%；林地、林木确权登记颁证山区完成67%、平原完成9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完成97%；农村房屋所有权确权颁证完成35%；建立村级集体财富积累机制的村完成85%，2011年农村各项产权制度改革工作任务顺利完成。各县（市）区具体数据详见附表。 二、主要实施办法和步骤

1、权责明确，领导带队 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各县（市）区专门成立了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全县（市）区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的开展。农口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明确了责任分工，并建立健全了联系会议、定期通报及督导工作进度，形成了协调配合，合力推进的工作局面。切实发挥好组织领导、统筹协调、督促落实的作用，深入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同时，农工委政策法规处在王晓峰书记带领下，采用走基层访农户，实地查看，随机抽查等形式检验检察各县（市）区实际完成情况，查找工作中的亮点与不足，为下一步工作总结经验。 2、方案细化，联系实际 各县（市）区结合自身实际，研究制定了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或指导意见，对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部署。工作中各县（市）区，理论联系实际，听取基层干部意见，认真研究破解制约工作顺利开展的困难和问题，对基层工作均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工作方式、方法，也为其他县（市）区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案例和经验。 3、宣传培训，统一要求 为解决好农村承包地、村级集体资产、资源、林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房屋确权、流转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针对各县（市）区的产权制度改革

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一个文献综述

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一个文献综述 内容摘要：本文是对1990年代以来悄然发展起来的路径依赖理论的一个文献综述。文章首先上溯了理论的源头，阐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凡勃伦在阐述“缘由累积”时所隐含的路径依赖理论的萌芽；接着文章介绍了理论的正式提出者诺斯等人的论点；继而，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坎贝尔和瑞哲罗的观点，从而描述了1990年代中期路径依赖理论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得到的深入发展；最后，文章介绍了对这一理论的实证检验成果。 关键词：制度变迁；路径依赖；文献综述 一、理论的萌芽：凡勃伦 路径依赖思想的提出及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首先应归功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Social Darwinism）。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根基是“缘由解释”（Causal Explanation）方法，“缘由”被认为是一切物质和能量转换过程中必然牵涉到的机制；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一切事件或现象都由其缘由，“每一缘由则产生一个结果”1。运用在社会科学领域，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一切组织和复杂系统的演化都必然牵涉到变异（V ariation）机制、承袭（Inheritance）机制和选择（Selection）机制；在这些机制共同作用下，当一个“复制体”（Replicating Entity）未能成功完全复制其自身时，达尔文进化（Darwinian Evolution）发生了。这一提法包含了三方面内容：（1）进化主体总是受承袭机制影响，其发展演变是以对自身的承袭为基础和立足点的；（2）受初始条件区别影响，完全复制自身是不可能的，变异不可避免；（3）在承袭和变异机制共同作用的基础上，选择机制决定了最终的演变方向，换言之，不同方向的变异体（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其存活的几率并不一样。这一作用过程适用于任何开放的演进系统。一些敏锐的思想家探讨了将达尔文的进化机制引入社会、文化乃至思想领域的可能性。贝奇霍（Bagehot, 1872）探讨了承袭和自然选择机制在社会学领域的运用及人类知识和科学发展的自然选择效应；亚利山大和基德（Alexander & Kidd, 1892）探讨了伦理原则的自然选择效应；瑞奇（Ritchie, 1896）则将思想、习俗和制度的自然选择效应同个人和种群的自然选择效应做了区分2。而在经济学疆域内引入达尔文思想，从而建立起一个基于累积因果的经济制度整体演进范式，并成为路径依赖理论先驱的，则是凡勃伦。 凡勃伦接受了达尔文的缘由解释方法，他认为这一方法不仅是生物学的准则，而且是哲学准则。凡勃伦（1919）指出，“任何演化科学都是……自足的理论，是过程的、关于缘由累积持续进程的理论。……这些非个人的缘由累积和效应将因其累积性特征而在惬当理论的构建过程中大行其道”。“现代科学将（因达尔文缘由解释方法的引进而）成为一门关于持续演化的学问，呈现出自我持续、 1参见A. Wolfe, “Functional Economics”, In The Trend of Economics, edited by R. Tugwell, PP443-PP482,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24。缘由解释方法并不等同于决定论（Determinism），其间的区别参见Hodgson (2002), “Darwin, Veblen and the Problem of Causality in Economics”,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the Life Scienc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转引自Hodgson (2003), “Darwinism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 March, 2003。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演变与土地制度改革

石河子大学毕业论文 题目：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演变与土地制度改革 院（系）： 专业： 学号： 姓名： 指导教师： 完成日期： 2017年5月14日

目录 一引言 (5) 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历史演变 (5) （1）土地改革(1949-1952年) (5) （2）人民公社体制(1953-1978年) (5) （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以后) (6) （4）建国以来土地演变分析 (6) 三当代农村土地制度现状 (7) （1）现有法律制度 (7) （2）存在的问题 (7) （3）引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9) 四当前农村土地改革方向解析 (10) （1）承包权改革目的 (10) （2）土地改革中承包权的方向 (10) （3）土地改革中经营权的方向 (11) 五结语 (11)

中文摘要 1978年以来，经过进30年的演变和发展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当下的时代巨变中逐渐展现出其不适的一面，2014年中央拉开了土地改革的帷幕。本文从建国开始探讨土地制度的演变过程，分析当代土地制度的现状，分析其优势和缺陷，探讨2014年土改的出发点和目标，预判其未来走向。本文认为：现阶段，土地改革依然要以保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利益为考虑，维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保护承包权的稳定发展，实行经营权的有序流转。从远目标是要实现承包权的自由流转，从立法和制度两个层面上完善土地法律体系。 关键字：土地产权、三权分置、土地改革

Abstract Since 1978, after 30 years of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Household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has showing its discomfort side gradually in the current era of changes. In 2014, the government opened the curtain of the reform of land. This paper started from 1949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the land system, analyzing the status of contemporary land system, analyzing it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to explore the starting point and goals of land reform in 2014, and predicting its future direc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t this stage, agrarian reform is still necessary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peasants, to maintain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rural land collectively and protect the right of contracting, and to carry out the orderly circulation of management rights. From the far goal is achieving the free flow of contracting rights, from the legislative and institutional levels to improve the land legal system. Key word: the Land Property Rights, the Separation of the Property Right, the Reform of Land System

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新发展

经济评论　2006年第2期ECONOMIC RE VIEW No 12　2006 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新发展 Ξ 刘和旺 摘要: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经历了从“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到“制度变迁 的路径依赖”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诺思逐渐认识到他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与“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差别及路径依赖现象的认知-制度-经济层面的传递机制,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该理论强调了政治过程影响制度选择,制度变迁是一个适应性学习的过程,制度的非效率是历史的常态。 关键词:技术变迁　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　报酬递增 一、关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的探讨 路径依赖的经济学讨论最早可追溯到大卫?保 罗(A.David Paul )于1975年出版的《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一书,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随后,谢林(Thomas C.Schelling ,1978)在《微观动机和宏观行为》一书中,又提出了“互动性行为”(interactive behavior )问题,他指出,经济结果严重依赖于行为发生时的秩序,因此,即使面临着更有利的选择,一些次优的结果可能非常流行。 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大卫?保罗和阿瑟(W.B.Arthur )用路径依赖方法来研究技术变迁, 它才引起经济学界广泛的关注。保罗(1994)认为某一过程的路径依赖后果是指:具有正反馈机制(positive feedback )的随机非线性动态系统,一旦为某种偶然事件所影响,就会沿着一条固定的轨迹或路径一直演化下去;即使有更佳的替代方案,既定的路径也很难改变,即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自我强化趋 向” (U.Witt ,1993)。阿瑟(1989)则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经济中的报酬递增与路径依赖的关系上,并指出一种技术的市场份额不仅依赖于偏好和技术的可能性,而且还依赖于报酬递增而导致锁定效应(lock -in )的历史小事件。① 他认为,技术通过两种机制显示报酬递增:首先是用中学,技术被采用得越多,由此获得的经验越多,它们被改进得越多,从而被采用得越多;其次是网络外部性或协调外部性。历史小事 件和报酬递增的联合作用,导致了劣等技术占主导地位和锁定效应的发生。 诺思(D ouglass C.N orth )是从技术变迁领域引入路径依赖方法进行制度研究的第一人。继他之后,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研究十分活跃,例如Stark (1992)、Cam pbell (1991;1996;1997)、Hausner (1995)、G rief (1994;1997)、Piers on (2000;2004)、Caroline (2001)、青木昌彦(2001)和A.爱伦?斯密德(2004)等都参与了此项研究活动。他们大多认识到制度变迁(演化)受到制度遗产、集团讨价还价的能力、有限理性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并且试图解释或揭示制度变 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机制。② 近年来,哈佛大学的皮尔森(P 1Piers on ,2004)的新著《时间进程中的政治学:历史、制度和社会分析》与诺思(2005)的新书《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都试图揭示历史变迁的动态过程中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生成或传递机制,代表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最新发展水平,引起了相关领域学者的高度重视。 诺思作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领军人物,国内学者多热衷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来解释诸如企业改革、诚信建设和经济发展等问题。虽然姚洋(2002)、刘汉明(2003)、秦海(2004)和周业安(2005)等都注意到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新发展,但是,对于诺思是如何提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它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如何认识和评价诺思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等问题,少有较为系统 4 6Ξ本文的写作得到了我的导师顾海良教授的精心指导,笔者也感谢匿名评审人对论文初稿所提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当然对文中存在的问题,文责自负。

我国当前城市社区管理的现状、问题及改革路径

我国当前城市社区管理的现状、问题及改革路径 目录 绪论 (1) 一、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 (2) （一）社区的涵义 (2) （二）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2) 1、我国社区建设的发展经历 (2) 2、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意义 (3) 二、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发展 (4) （一）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现状 (4) （二）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4) 三、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途径和意义 (6) （一）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走向 (6) 1、弱化社区管理的行政色彩 (6) 2、扩大以社区自治为基本前提和主要内涵的基层民主 (7) 3、加强社区党的建设 (8) （二）改革试点中城市社区管理的模式和启示 (8) 1、几种主要模式 (9) 2、上海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 (10) （三）深化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11) 1、理顺社区对外、对内关系 (11) 2、多元化社区管理模式 (11) 结束语............................................ 错误！未定义书签。参考文献. (13)

我国当前城市社区管理的现状、问题及改革路径 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根据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随着城市管理重心下移，社区承担着越来越多的社会管理职能。作为社会的社会基本单元，只有社区的“小和谐”，才能带来整个社会的“大和谐”。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现有的城市社区实际运行依靠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来管理居民的管理模式,已经远远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应打破现有的社区体制,建立新型的、明确的、有效的社会体制,明晰社区管理权责,推进中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社区；社区管理；社区管理体制改革 绪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根据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城市社会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格局、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带来了大量市场解决不了、政府又解决不好的问题，给城市管理增加了许多困难和压力。随着城市管理重心下移，社区承担着越来越多的社会管理职能。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强调，“要加强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建设，从建设和谐社区入手，使社区在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发挥服务作用，在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发挥桥梁作用，在维护社会稳定、为群众创造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上发挥促进作用。”作为社会的细胞和城市的基本构成单元，社区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所在。寻求社区管理模式的创新，使社会资源力量有效整合，社区功能切实发挥，这对于我国改革发展及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主导与社区自治结合的管理体制作为现阶段我国社区建设的普遍模式，

乡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总结汇报

乡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总结汇报 X镇辖区总面积X.X平方公里，距离市区X公里，辖X个行政村、X个村民小组，现约有X人口。截止目前，全镇X个村，全部成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占总数的X%，确认成员X人。 我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这次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我镇成立了党委书记为组长，镇长、副书记、分管农业副镇长为副组长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X个行政村均成立了以支部书记为组长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 按照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镇长主要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的工作思路，进行前期工作、清产核资工作、成员认定工作、股份量化和股权设置工作、成立合作社工作等五个阶段的工作，保证我镇的工作进度与质量。任务完成情况及成效: X.前期工作。通过发放传单，召开会议等方式，广泛收集村民意见。充分利用广播、黑板报、宣传册、村务公开栏等载体，向广大村民宣传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目的、意义和相关政策，统一思想认识。 X.清产核资工作。对村集体经济组织帐内、帐外的全部资产、债权、债务及资源等进行彻底的清理、核实，确认量化资产。对固定资

产等实物性资产进行实地盘查，对往来款项须经当事人或单位证实。 区分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分别登记造册。对得到确认的清产核资结果，要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张榜公布后报镇备案，全镇已全部完成清产核资系统录入工作。 X.成员身份界定。在成员身份界定中坚持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程序规范、群众认可，充分考虑外嫁女、入赘婿、义务兵、在校大学生、移民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坚持以户籍登记为基础，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以村规民约为参考，以民主评议为结果的原则，结合村情实际，提出股东资格认定办法，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X.股份量化和股权设置工作。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折股量化的农村集体资产。对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以及资源性资产的折股量化范围、折股量化方式等具体事项，提交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设置股权和确定折股量化的范围，将集体资产量化到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股权设置应以成员股为主，量化到人、落实到户，以户为单位向股东出具股权证书，作为其占有集体资产股份、参与管理决策、享有收益分配的有效凭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其持有的集体资产股份依法享有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股权管理原则上实行“生不增、死不减、进不增、出不减”

制度变迁理论综述

制度变迁理论综述 杨芳 （） 摘要：近年来，在世界范围的社会实践的推动下，在学者们对制度变迁理论的贡献下，制度变迁理论获得了较大发展，并对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是：分析变化了的自然环境、技术水平、人口结构、产权、道德文化、意识形态等等如何向人们提供新的获利机会，从而提供变革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的动机，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或节约某些交易成本，人们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只有当环境改变时，才会又发生对新制度的“需求”与“供给”。 关键字：制度变迁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的含义及其动力 对制度变迁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论述。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否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在生产关系基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变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由此，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替代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革命性质的制度变迁，而变革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所引致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改革性质的制度变迁。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制度变迁，包含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意义。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变迁的意义等同于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的理解。V W拉坦(1978)认为，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是“一种特定组织的行为的变化；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是相互关系的变化；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但这一系列变化须以成本—收益的法则加以权衡而决定其发生的可能，当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其成本，这些变化就会被终止。诺斯在诠释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时更加表达这一含义，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行为，这一获利行为可以通过政府引入法律、政策和命令的强制性方式进行，也可以由个人或团体为追求获利机会自发性或自愿合作方式倡导和组织。一言以蔽之，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行为人的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的追求。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而诺斯从个体追求潜在利益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 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分析 制度选择存在“路径依赖” 诺斯指出，人们在进行制度选择时存在“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诺斯认为，在“路径依赖”的背后隐藏的都是人们对利益的考虑。对组织来说，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对现存路径有着强烈的要求，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选择新的路径，哪怕新的体制更有效率。而对个人来说，一旦做出某种选择后，就会不断投入各种资源。在职业生涯中，我们无法摆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依据、原因及实践路径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依据、原因及实践路径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改革的理论依据在于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诉求。我国经济迅速发展，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上层建筑也要发生变革，否则就会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目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不够深化和彻底，仍存在官本位严重、权责不明确、效率低成本高、行政监管力度不够等问题，究其深层原因是以人为本理念阙如。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仁政的思想，以马克思对人的发展的自由个性的发展阶段为目标，真正实现行政管理中的以人为本。在具体操作上，除了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还要把依法行政和科学管理相结合，建构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路径。 标签：行政管理；上层建筑；以人为本；依法行政；科学管理 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推进指明了方向。近年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经济管理职能逐步转变，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政府机构调整，政务日益分开，初步建立服务型政府。但是改革还不够深化，转变仍然不彻底，部分行政部门依旧存在干预经济建设，人治大于法治，权责不清等现象。究其原因，是对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和原因缺乏认识，又难以提出建构行之有效的实践路径。 一、理论依据：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诉求 为什么要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一问题萦绕在一些人的脑中，其原因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予以探究。历史唯物主义集中探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行政管理作为政治上层建筑中的一部分，“其变化发展蕴含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发展过程中”〔1〕，必然要将其放入社会矛盾运动中去考量。社会矛盾运动表现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要根据具体历史条件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着整个社会的政治、法律、文化等上层建筑的发展。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原有的生产关系便不能继续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是变成了束缚它的桎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产生矛盾，这时便要求变革上层建筑部分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这就是马克思在《序言》中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阐述，而我们今天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部分就是来自于马克思的这段经典论述。“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日益富足，不断增长的物质生产水平必然要求上层建筑也随之变化。行政管理体制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为适应变革的经济基础必然要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