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路在何方

中国智库路在何方

核心提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需要深刻理解中国文化、中国制度、中国精神，洞察当下和未来中国存在的矛盾与趋势。

罗天昊（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智石研究院执行秘书长）

对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而言，智库作为政府决策和治理中的重要参与机构，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2013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出重要批示。各界评价认为，这是迄今为止，中央最高领导专门就智库建设作出的最为明确、内涵最丰富的一次重要批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提到，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这需要深刻理解中国文化、中国制度、中国精神，洞察当下和未来中国存在的矛盾与趋势。因为，中国是一个传统大国，有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文明，同时，传统中的糟粕某种程度上又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阻力，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五四运动，再到改革开放之后的文化改革，争议

不断，传统性与现代性存在长期冲突。

尴尬的“世界第二”

智库又称“思想库”，一般是指研究公共政策的专业机构，主要职能是提供高质量的思想产品，为公共决策者解决经济、政治、社会、外交等方面的问题出谋划策。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主要以专业、客观、独立的方式提出公共政策主张，帮助决策者制定和推行政策，并就有关政策进行论证、评估。

新中国成立后，智库最早的体现形式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闻媒体“内参”，有识之士通过这种形式与决策层进行交流。而最早出现的“智囊机构”，可能是1980年组建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九十年代后，更多的智囊机构开始萌芽，他们后来被整合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若干个研究中心、中信国际研究所等。随着经济活动的复杂化和研究领域的精细化，各个中央部委如农业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纷纷设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各重点高校下属的研究机构也越来越积极地参与政府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TTCSP)”研究成果《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截至2013年8月，中国智库数量已经超过英国、印度、德国，以426家的总量居世界第二。尽管中国智库在数量上已经远远超过国际预期，却面临着

“量多质平”的尴尬，在全球影响力排名前100名的智库中，中国仅占6个。

在智库发达的国家，有人将智库称为与立法、行政、司法同等重要的第四大机构。但是，中国的智库到现在为止，所发挥的作用却无法与三者相提并论。

“倒逼”智库改革

主持《中国智库报告》研究的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洪民荣研究员认为，中国智库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国内智库在影响力、创新能力和全球视野方面与国际一流智库尚存有较大差距，能对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对社会产生积极性引导的智库为数不多。

目前，中国95%的“智库”都是非民间智库，中国的资源多数集中于政府机构手中。民间智库存在投资难、注册难、开展工作难的“三难”状况。与民间智库发展举步维艰的情况相反，官方智库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很多时候，主管单位更乐意挑选有官方背景的智库作研究。同时，中国人尊崇权威和“级别”，官方智库由此更容易获得信任。

但是，判断智库的高下，并不应以民间还是官方为准则。回归智库的本质属性，就必须经世致用，充当“策士”角色。发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智库，最早便是服务于美

国政府及军方，被征集的科学家、社会科学学者以相对独立的方式为美国服务。美国兰德公司对前苏联第一颗卫星发射时间、越战撤军、中美建交、古巴导弹危机、德国统一等国际重大事件的成功预测和战略研判，奠定了其在美国政府决策中的地位，为其赢得了世界著名智库的声誉。

从国外智库的发展现状来看，中国需要一场史无前例的智库改革，而这一需求在互联网时代正变得越来越迫切――由互联网引发的技术革新与学习方式的变化，可以催生更多真正大师的诞生，承载“高手在民间”功能的新媒体正在“倒逼”智库体制改革。

官方机构去行政化

体制发展的瓶颈，直接导致中国智库的前瞻性不足：民间智库掌握的资讯不够，难以做出前瞻性判断；官方智库有充分的资讯和庞大的智力资源，但由于存在种种顾虑，很多时候演变成为领导出台政策作解释的机构。同时，社会开放度不足，使得很多富有建设性的国策设想不被接受。

官方智库最被人诟病的地方，是无法保持相对独立。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受职位所限，不敢随便发表真实想法，尤其是不敢针对官阶比自己高的领导发表意见。其二是，言行要受到一定制约，业内有一个不成文的看法，仕途顺利者

往往谨言慎行，郁郁不得志者往往敢说敢言。甚至还有业内人士直言：“我们首要的是让领导满意。课题项目争取过来，我们也想独立研究，但是经常有政府部门的人暗示我们，他们领导希望的方案是什么样的。不按领导的意思走，课题就通不过。长此以往，还谈什么学术能力、研究能力？”

不过，智库毕竟不是正式的行政机构，有时候还需允许一些见解，关键是度的问题，所谓的“小骂大帮忙”还是受欢迎。对这种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何帆有形象地描述：在决策者每天接到的政策报告中，恐怕有90%都是这些“有偏”的研究；在剩下10%没有部门倾向的政策研究中，有90%都是不了解情况、隔靴搔痒、照本宣科的陈词滥调。因此，找到有真知灼见的政策研究，那真的是要沙里淘金了。

在政府部门，很多知名学者具备了丰富的学识、经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去行政化，给他们“松绑”，给他们发挥才智的空间，让他们能静下心来做真正的研究。

社会效益优先

当下，在中国的民间智库中，没有任何行政级别却拥有多位国家领导人支持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及有着雄厚的专家资源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可谓是民间智库繁

荣发展的代表。但是，少量民间智库的成功，并不能够掩盖中国民间智库普遍规模小、影响力不足的现状。

随着新媒体时代来临，民间智库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即使没有党政资源，民间智库也可以通过大众传播的方式与高层对话。同时，网络时代推动主政者问计于民间，尊重民间意见。

十几年前，学者呙中校的《深圳，你被谁抛弃》在网上发表传播，引起了深圳市领导的关注，后来专门为此对话。在武汉，电视问政的推行和海选市民参事，也推动了民间智库的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民间智库发展面对的最大难题，则是来自于资金。

国外的智库资金来源非常多元，主要是以基金会方式运作。而中国的民间智库，多数靠给企业和地方做项目来获得资金，独立性受到一定影响。未来，随着一些智库领军人物社会影响力的日益扩大，企业资助的形式将越来越多。

民间智库要想做出影响力，其运作必须要有一定独立性。同时，还需要有相对充裕的资金，不能为生存而焦虑。必要的资助很有必要，但投资智库的人，应该抱着撒钱而非赚钱的心态，只有具备如此气魄的出资方，才可以做好智库。

虽然国外比较成熟的智库有赢利能力，但是智库总体上应该是社会效益第一，要发财，就不做智库了。从事智库的

人，需要一种超越古人“士”的情结，成为具备现代意识、熟悉现代社会的探索者，启民智，理万物，照四方，润天下。

中国智库“走出去”

虽然中国民间智库当下的发展需要一种奉献精神，但可预见的是，随着一些智库领军人物社会影响力的日益扩大，企业资助的形式将越来越多，民间智库的生存环境将得以改善。企业资助智库，一方面，源自于自身发展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另一方面，也可以推动中国智库“走出去”。

根据美国《外交政策季刊》一份研究报告，全球七大区域13个地区政策话语中心中，亚洲及大洋洲智库的话语中心城市是澳大利亚悉尼、马来西亚吉隆坡和日本东京，北京、上海均榜上无名。目前，中国智库还没有打造出一个面向国际、在国际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智库。

不过，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让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中国智库“走出去”的路径。今年3月，国内首个走出去智库CGG （China Going Global）宣布成立，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平台：从战略、金融、法律和品牌等专业服务维度，与走出去企业实现互动交流、研究咨询、业务协同三大职能。

可以说，随着资金方的多元化，中国智库将会出现更加

细分的市场。不同领域产业的国际化，将和智库发展相辅相成，最终实现“走出去”的双赢。

对于智库而言，要想“走出去”，不仅要依托正确的途径，还需要实现价值观和文化的改变。日本大教育家福泽渝吉曾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国策设想，而这种设想的背后，是假设传统文化对于东亚国家的桎梏，由此，打破传统文化的糟粕与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更有利于国家的现代化。

真正优秀的智库，要有站立日月之间，紧握乾坤旋转的雄才大略。真正优秀的智库，还必须学会洞察社会大势，洞察世道人心，学会顺应和引导社会思想潮流，引导天下万民。借万民之伟力，为我所用。（支点杂志2014年6月刊）

相关链接：关于中国智库的评价

袁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我们基本上还是机关养附属研究机构的模式，因此自我论证的模式为主导。研究成果主要是内部呈送的模式，缺少公开化与竞争对比机制，从而使得这类成果是否能够具有代表性无从检验，而且缺少因成果比拼而产生的优化动力。

贺军（安邦咨询公司高级分析师）

智库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独立性，智库机构必须真正体现不受政府影响的第三方研究。二是战略高度，要对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国内外公共政策问题，提出战略层次的研究。三是创新与建设性，智库的研究必须有所发现，要提出真正有创新的策略建议。

胡赳赳（《新周刊》副主编）

中国智库有三大类别：豢养型学者、愤青型专家、商人式机构。中国智库有三个毛病：与体制过近、专业程度低、以赚钱为目的。中国缺少一言九鼎的权威咨询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