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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在中国的引进、发展与创新

传播学在中国引进、发展与创新

——以中国大陆出版的传播学专著、译著为据

张健康

摘要本文以《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为依据论述传播学在中国的纵向发展的介绍引进、探索发展、评价创新的三个阶段，对传播学专著核心作者的功绩进行了总结。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定性思考，提出中国传播学的倾向性、学理性等优点，而存在视野狭窄、过多的重复性与较强的依赖性、重定性轻定量的缺憾，并在此基础上预测中国传播学发展的本土化、分支化、定量化、融合化的趋势。

关键词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

作者简介：张健康，男，1973年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新闻系讲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省传播学会副秘书长（杭州 310015）

专著、译著是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相结合的表述，是一个学科研究领域中取得进展和成就的重要表现形式，它的变化发展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学科研究的进展情况，所以本文拟以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辑录的《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①为依据，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定性的思考，论述传播学在中国的纵向的发展情况，从历史过程和现存态势中揭示中国传播学的研究优点和不足，并尝试提出中国传播学研究发展的趋势。

中国传播学的研究是在清除十年文革对新闻传播学的极“左”思想影响的干扰和破坏的背景下开始的，并在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传播学理论进行理性的考察和审视中显示出其前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中国大陆最早的译著——《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于1981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然后是到了1983年，这一年有两本传播书籍——《传播学（简介）》和《传播媒介的垄断》出版。其中《传播学（简介）》是这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论文集，而《传播媒介的垄断》是由林珊等译的美国的传播学著作。这两本传播学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对1982年春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的访华、1982年冬我国大陆第一次传播学会议召开的积极回应。到1986年为止，传播学著作的出版数量还是很有限的，且多为译著。这段时间有两本重要的译著要提：一本是陈亮等人翻译的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的代表作《传播学概论》（1984），另一本是陈韵昭翻译的赛弗林、坦卡德侧重工具性、方法性的专著《传播学的起源、研究和应用》（1985）。这两本译著看来虽然不无值得推敲之处，但作为大陆出版的第一批传播学权威译著，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其影响都是无与伦比的。1986年，全国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提出的"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标志着我国传播学真正从介绍走向尝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播学。中国大陆的传播学者，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西方传播学理论进行汇集梳理、分析研究，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批传播学专著。1986年居延安编写的《信息·沟通·传播》出版，此书内容几乎涵盖了传播学大部分研究命题，是一本很好的普及性传播学读物。1988年，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性和理论性很强的传播学专著《传播学原理与应用》由邵培仁、戴元光、龚炜合著出版。此书系统地阐述了传播学基本理论，内容涉及传播学产生与确立、传播原理、传播结构与模式、传播者、受传者、信息、符号、传播技巧、媒介理论、效果理论、研究方法等西方传播学的几乎全部理论问题，资料丰富翔实，“填补了国内传播学著作和教材空白”，产生深远的影响。相对于以往的以译为主，《传播学原理与应用》一书虽然现在回过头去看在某些地方略显稚嫩，但却十分强烈地显露出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先驱们的深邃的思索的灵动，其创新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可以认

为此书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第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

一、对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出版情况进行统计的分析

表1 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出版情况统计表

根据表1，我们可以绘出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出版数量的变化曲线图（见图1）。

图1 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出版情况

20406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0001

年份

数量

专著、译著出版情况

从表1、图1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出版总量为268本，年均出版量为12.8本，年出版量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在曲折变化中向前发展的态势。从图表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的出版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介绍引进阶段（1981－1989）。这一阶段大陆学者通过翻译、评介西方传播学者的一些著作，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主要模式及研究方法等进行了基础的光照和探讨。这一阶段共出版传播学书籍23本。其中主要是译著，共14本，占这一时期传播学著作出版总量的60.9％。这一时期的译著比重较大，为我国传播学界的研究和著书立说提供了直接的资料来源。

2、探索发展阶段（1990－1996）。89内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播学的发展，但是邓小平同志南巡发表重要讲话再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传播学研究者开始总结、回顾中国传播学的发展情况，并侧重于对传播学本身的研究和传播学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的运用。这一阶段传播学分支学科的研究迅速展开，传播学已从常识介绍、评介逐步转入到以我为主的探索发展阶段。传播学研究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研究涉及了包括传播学本土化、传播学与传播业的互动、传播功能、传媒的五大特征、传播的受众因素和受众心理特征、美国传播

学中的功利主义、传播学批判学派、沉默的螺旋理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心理、心理实验在传播研究中的应用等。这一阶段传播学著作出版数量比较稳定，变化幅度较小，共出版传播学书籍96本，是过去8年的7倍多。

3、创新评价阶段（1997－），随着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飞速发展，传播学在各个领域的研究也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了起来。1997年，新闻与传播学成为国家一级学科，这种学科地位的升格对推动传播学在中国的建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传播学在经历了介绍引进和探索发展阶段之后，日渐呈现出起飞的态势。著作出版数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仅1997－2001年间，出版量即达159本，占出版总量的59.3％，五年中平均每年约出版32本，比八十年代平均年出书2.5本增加了29.5本，比九十年代上半期平均年出书12.5本增加19.5本。九十年代后半期我国传播学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新时期。

虽然我国的传播学已经进入了评价创新的阶段，但总的说来，我国传播学还很年轻，从第一本著作出现到现在不过21年时间。所以，我国传播学的建设始终坚持着中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上提出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和自主创造"的16字研究方针，从策略上积极地以译介国外，特别是美国的传播学著作，并批判地吸收和利用来为我国的传播实践服务。所以，在已出版的著作中，译著占有比较大的比重（见图2、表2）。

表2 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出版数量各年对比情况（说明：译著/专著）

是还不够，还需要加大力度。伴随着新经济时代的来临，传播学科的飞速发展，国外传播学新成果和经典著作不断涌现，我们的译介工作显得有些滞后。大陆的传播学者应该继续把国外数量众多的经典性著作和源源不断的传播学研究的新成果介绍和吸收作为当前基础性的工作。对于这一点中国的传播学者似乎已经认识到，2000年再度出现的“译著”小高峰是一个生动的显示。这一年译著量达23种，占总译量的33％，这些译著的介绍，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传播学的学科体系，为中国传播学的研究提供了新鲜的资料。

当然，中国传播学者在译介别人的著作的同时，也大胆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做了大量的创新性的工作。他们的可贵可敬之处在于，没有因为以对别人的传播学了解还不深入、还不透彻为理由而裹足不前或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并且成绩卓然。特别是1995年以后，传播学专著数量明显增加，2001年出版的专著达到31本。

二、对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主题与核心作者情况分析

表3 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主题统计表

1、“理论传播学”方面的专著、译著最多，共计71本，占总数的26.5％，“网络与传播”、“大众传播学”、“新闻传播学”和“传播与文化”等方面的著作，分别是36本（占总数的13.4％）、26本（占总数的9.7％）、23本（占总数的8.6%）、21本（占总数的7.8%）。以上五类图书共计177本，占全部出版著作数量的66％，表明这五个研究领域是二十余年来我国传播学研究的重点领域。

2、在各分支传播学中，以“传播心理学、“舆论传播学”、“政治传播学”“传播美学”等类专著的出版数量最少，二十年来，共有11本，平均每类仅有1.4本，是目前传播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所谓“核心著者”是指那些著作量较多，影响较大的著者。科研成果著者群体的状况与科学发展紧密相连，通过对著者群的统计与分析，能反映出文献著者与文献量的关系，同时能预测、估计和揭示科学研究人员的研究能力。

对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核心作者情况进行统计发现：268种著作中，除去团体著者，按第一著者统计，共有207位作者，有许多作者属于多产作者，经统计，发表一部著作的共有179人，占总著者的86％，发表二部著作的有20人，发表三部及三部以上的著者有8人，由此认定发表三部及三部以上的作者是本学科研究队伍的主体，带动了其它人的研究工作，是本学科研究的核心著者群。从统计结果看，邵培仁以10本著作高居榜首，其次是戴元光（6本），张国良（4本）、袁军（4本）、胡钰（3本）、郭镇之（3本）、朱增朴（3本）、胡泳（3本）（见图3）。另外，童兵（2本）、胡正荣（2本）、李彬（2本）、张咏华（2本）、陈崇山（2本）、明安香（2本）等作者也在中国传播学研究中有较大的影响。

从统计结果还可看出，传播学的高产作者绝大部分集中在高等院校，而且绝大部分来自新闻学科。这一现象与传播学侧重研究大众传播相一致。但是让单一学科的学者来开拓由多学科融合而成的传播学，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是不利的。为此，

中国传播学研究应该在文学、历史、哲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进一步壮大自己的队伍。

在核心作者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邵培仁。邵培仁②是我国大陆在传播学研究领域成果最多、涉猎领域最广泛的年轻学者。邵培仁对中国传播学的主要贡献在于：

1、与戴元光、龚炜（因三位曾在80年代中期一起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习，被学界称为“复旦三剑客”）合作撰写了我国第一部传播学著作《传播学原理与应用》(1988)。

2、吸收借鉴并超越国内外的经典传播模式，创造性地提出了整体互动模式。是否提出过独创性的、高超的传播模式是传播研究是否有成就、有地位的标志之一，而“整体互动论”正是邵培仁在中国传播学界地位的一个表征。邵培仁的“整体互动模式”（见图4）影响深远。这一模式在吸收中外传播经典模式的优点的基础上，对人际传播系统、大众传播系统和网络传播系统进行了宏观地关照，其整体性、互动性、动态性和、实用性很好地弥补了以往模式的片面性。邵培仁的“整体互动论”的体系和模式，摒弃了长期困扰中国学者的“西方中心主义”，注意联系中国国情，能结合中国实际和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益的营养，并对传播现象用唯物、辨证、整体、发展的眼光加以分析，被传播学界认为是独树一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体系。

图4 邵培仁整体互动模式

3、凭借其在传播学上的深厚造诣，承担了两项国家级的课题，负责撰写了两本面向21

世纪课程的国家教材——《传播学》（2000）、《媒介管理学》（2002），这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邵培仁的这两本著作具有较高的征服力、包容度和理论水准，把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与现代学术著作的广泛征引和合理运用充分融合其中，使其传播学专著根须深深地扎在中国文化肥沃的土壤之中，因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获得学界的赞誉。

4、在推进中国传播学分支化建设中贡献卓越。在最近的“各分支传播学问世最早和较有影响的专著”统计（见表4）中，邵培仁以《经济传播学》、《政治传播学》、《艺术传播学》、《教育传播学》、《传播社会学》、《新闻传播学》6本专著、第一个在这些方面作出了创造性的论述和研究。

5、组织成立浙江省传播学会。2002年10月，由邵培仁为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的浙江省传播学会在浙江大学成立。这是中国大陆第一家省级传播学会。这一传播学会汇集了浙江省传播学教育界和实务界的精英人士，成为了浙江省传播学界交流和研究的最重要平台，必将对浙江省传播学的发展和把浙江建设成为文化大省起到重要作用。邵培仁以其对传播学研究的勤奋、执著和卓越的贡献，成为了中国传播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

表4 各分支传播学问世最早的及代表作专著

另外，戴元光、张国良两位核心作者也值得一提。戴元光③主持过国家、省部级多项大型研究，著有《现代宣传学概论》、《大众传播学的定量研究方法》、《传播学通论》、《传播学笔记》、《传播道德论》等。其中《传播学通论》深入浅出、系统地介绍了传播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注重了传播学向更大范围的普及与理论自身的传播，强调传播学的实用性、实践性和对各个领域的适应性，，把理论视点尽量向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加以切入，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的进一步的成熟与完善。张国良先生是我国90年代以来较为活跃的年轻学者，在新闻传播学的若干概念和基本原理、定量研究和日本传播学研究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不仅在传播学理论研究方面有许多成果，在实际研究方面也有十分丰富的经验，先后出版了《大众传播社会学》、《传播学原理》、《现代大众传播学》等多部著作。

三、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的总体评价

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的涌现过程，是中国传播学引进、发展和创新的轨迹，可以看作是中国传播学者在为传播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而努力的艰苦过程。从中国大陆出版的传播学专著、译著中，我们发现这些著作具有以下的鲜明特点、优点：

1、倾向性。中国大陆出版的专著公开宣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唯物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方法，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大众传播媒介正确地实事求是地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陈力丹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1993），此书以精深的研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思想做了详尽而透辟的阐述，为我们用唯物史观科学地把握传播及传播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即使是译著，也注意了倾向性，对其中一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部分给予了删减或批判。鲜明的政治倾向性是中国大陆出版的专著、译著的本质特征。

2、学理性。中国的传播学者，特别是年青的新一代，他们更倾向于“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姿态，在研究取向上更倾向于纯粹的学术探讨，而不大愿意把学理同实用动不动就扯到一起。或者说，他们首先关注学术自身的价值，以及中国学术与国际学术的关系，其次才考虑应用层面的问题。这从专著、译著集中在“理论传播学”方面可见一斑（共71本，占总数的26.5％）。其中邵培仁的《传播学》（2000）、胡正荣的《传播学总论》（1997）和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1999）都是这方面的上佳之作。学理性的取向有利于传播学学科的正规建设，进而启动我国传播学研究走向世界的步伐，但中国的传播学者并不是不注意实用性，使自己落入“象牙塔”之中而与生动活泼日新月异的传播实践相隔膜。从中国大陆出版的一些传播学专著、译著中，如胡钰的《大众传播效果：问题与对策》（2000），内容上侧重解决中国各种传播活动的问题，努力为传播者提高传播效果提供对策、指明途径，为传播改革的宏观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因而也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观照、审视、评估中国大陆出版的传播学专著、译著，我们发现中国传播学研究存在着一些的问题，主要概括如下：

1、视野狭窄。建立有中国特色传播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对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学研究成果作充分、系统地了解和深入地分析研究，然后加以剔除、选择、吸收、改进，做到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只有对各国的传播学成果有了透彻的了解，并联系中国传播实践进行比较分析，才能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达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扬优势；避免劣势，从而产生出新的知识、新的思想，使传播学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水平。而对我国大陆出版的译著进行国别统计分析（见表5）发现，我国现在的传播学主要是美国传统学派的理论，而对其他国家或流派的传播学了解和介绍都很少。

从表中可以看出，69种译著所属国别并不十分广泛，仅涉及7个国家和地区，以美国的译著数量最多，共计50种，占译著总量的72.5％，这虽然是因为美国是传播学的发源地和研究基地，因为美国的传统学派的理论更适应中国初级阶段国情的需要，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的不断加快、传播事业的不断发展，在译著问题上，我们需要要进一步放开眼光，更广泛而深入地吸收世界各国的传播学先进理论，特别是对欧洲批判学派理论的介绍和引进，因为批判学派是传播学的主要学派，对它缺少关注不但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发展是没有好处，而且对中国大陆的传播实践也是不利的。我们应该更广泛地了解其他国家的传播学理论。

2、过多的重复性与较强的依赖性。虽然学者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某一些方面有了较深入和透彻的研究，但是从已经出版的专著、译著进行考察，发现中国传播学专著与专著之间存在过多的重复性，对美国传播理论有较强的依赖性。许多专著存在着主题雷同，低水平重复，个别传播学著作基本上是炒冷饭，重复前人的劳动成果，很少有自己的独立的观点和见解。有的专著对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也缺乏深入了解，有一定的媚外倾向；即过分依赖美国传播学研究成果，照抄照搬，搞拿来主义。一些传播学著作不是抄录美国传播学观点和堆砌美国传播学资料，就是套用他们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模式，不能很好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养料和在中国现实传播活动中吸取营养、提取精华。因此中国传播学者还应该在古为今用、西为中用基础上大胆地进行探索和创造，联系中国实际，超越创新，对西方传播学取其精华、舍其糟粕，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有学术价值的独到见解，顺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惯性。中国的传播学应该在体系构建、理论分析、模式描述和思维活动等方面，更加努力地超越西方学者已有的理论研究水平，就一系列历史和现实的传播问题和传播现象提出创新的见解，作出了新的探索。

3、重定性研究轻定量研究。我国学者擅长的是定性研究，而对定性研究在方法、技术掌握上不成熟，在资金上方面也缺少支撑，这就造成了现在传播学著作中基本上都一些定性的论述和研究，而像陈崇山、弭秀玲的《中国传播效果透视》（1989）定量研究的著作很少的局面。虽然定性研究已经开始，比以前有了较大的改观，但实证主义的定量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对于上面的一些问题，中国传播学界的有识之土已经开始了学术反思。有的开始进行批判研究，注意从欧洲传播学界吸取营养；有的开始定量研究，并注意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很好地进行结合；有的联系本地的大众传播实践展开研究，在中国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寻金觅宝，进行卓有创新的学术研究。我们对传播学的发展是很乐观的，虽然“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宽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④根据中国大陆出版的专著、译著的情况，我们在认真研读了中国大陆出版的一些专著、译著后，大胆地预测中国传播学的发展趋势。这些趋势包括：

1、本土化趋势。虽然一些人曾对传播学研究本土化颇多微词，但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特征日益明显。1997年出版的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用传播学的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重新进行审视和梳理，提炼了一系列植根于本土文化的传播规律，是传播学本土化的一次成功尝试，这一著作使横向的中国传播理论和传播问题的研究获得长足发展。从纵向的中国传播现象和传播思想的研究来进行考察，除徐培汀和裘正义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92）、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1996）等著作之外，2002年2月由童兵、邵培仁、戴元光等著名传播学界学者主持编写、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对20世纪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作出了归纳和总结。这些著作不是“言必称希腊”，不是照搬西方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模式，而是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以中国国

情为坐标，“上下联通、古今并用”，整合了许多学科的知识，采用了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紧紧联系实际，努力服务于实践，从而展示了中国传播学者的开拓勇气和创新精神。从已经出版的专著、译著中，我们发现中国的传播学者对西方的传播学理论是“迎而又拒，拒中有迎”，把引进作为一种手段、一种途径，来为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创新服务。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不能因此导致一个结论：我们可以创立一门完全不同于西方传播学的中国传播学。辩证法使我们懂得，要善于把事物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传播研究中国化也是一个过程，就是通过大量挖掘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间关于传播方面的财富，促进传播学的发展，最终创造出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的传播学。”⑤

2、分支化趋势。从中国大陆出版的专著、译著中可以看出明显的分支化趋势（见表4）。在这些分支化研究中，有要素研究，如齐沪杨《传播语言学》（2000）；有层级研究，如林瑞基《组织传播学》（1990）、熊源伟《人际传播学》（1991）；有领域研究，如邵培仁《经济传播学》（1990）《政治传播学》（1991）；有交叉研究，如邵培仁《传播社会学》（1994）、姚鹤鸣《传播美学导论》（2001）。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传播学可供若干代人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以不同的主题和取向进行探索、挖掘、开采，并且难以穷尽。随着众多其他学科研究者的加入，中国传播学分支学科会在不远的将来得到推进。

3、定量化趋势。戴元光、苗正民编著的《大众传播学的定量研究方法》（2000）的出版，说明中国传播学者已经开始注意传播学的定量研究。随着传播领域内的咨询要求不断增多，中国的传播学界会改变以往重定性而轻定量的局面，而更多地通过定量研究来分析传播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和传播对策。定量化趋势将在后来的著作中表现地更加明显。

4、融合化趋势。从已经出版的专著、译著来看，中国传播学已经在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如哲学方法、三论方法、调查法、实验法、个案法等)方面，在积极吸收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传统学科的长处和优点，吸取人类学、新闻学、文化学、信息学、符号学、阐释学、接受学和文本理论、会话分析等在内的各门学科的相关成果方面做了大量的吸收和融合。随着传播研究分支化和定量化研究的加强，中国的传播学者对其他学科中新近取得的成果必将进一步加大融化、整合的力度，而使中国传播学不断取得新成果。

从中国大陆已经出版的专著、译著的分析，以及丰富多彩的传播实践中，我们可以展望到中国传播学的美好情景。让我们永远铭记传播学大师施拉姆的话：在未来的一百年中，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都会成为综合之后的一门学科。在这门学科里，传播学的研究会被各门学科的学者格外重视，会一跃成为所有这些科学里面的基础⑥。让我们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而努力奋斗。

注释

①《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https://www.wendangku.net/doc/8a14080150.html,或https://www.wendangku.net/doc/8a14080150.html,.tw，2002-11-08。

②邵培仁，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传播学会会长，教育部新闻传播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③戴元光，现为上海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新闻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闻传播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475页。

⑤孙旭培：《中国传播研究资助项目招标启事》，《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年第1期。

⑥邵培仁：《传播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中国传播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综述

中国传播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综述白贵高菲 2006年4月21日至24日,来自海内外的新闻传播学者在河北省历史名城保定汇聚一堂,共同庆贺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传播学分会(简称中国传播学会)的成立,并召开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主办。来自全国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的近150名代表围绕和谐与发展!的主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大会主题发言阶段,19位学者代表发表了各自的学术见解。主题发言涵盖传播学各个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尹韵公研究员对非典!时期的新闻传播进行了再反思,认为媒体既要依法报道疫情,又不要一味等待和失语;中国传播学会首任会长明安香研究员将新世纪的全球传播格局描述为扇型格局,并将扇型格局从塔尖至塔底分为:美国、跨区域文化语言传播大国、新兴文化语言传播国家、其他国家传播四部分;美国圣迭戈州立大学教授William Eaddie简要勾勒了美国传播学发展的主要历程,并介绍了其研究特色;南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丁柏铨在阐述灾难性事件中政府、新闻传媒、公众的关系时提出,灾难事件后政府在及时向公众公开发布有关信息时,公开比不公开好,早公开比迟公开好,主动公开比被动公开好,以用事实说话的方式公开比用观念公开好;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教授Christine Geraghty对大众传媒中的肥皂剧进行了研究,认为肥皂剧凭借电视的亲和力扮演了公共教育的角色,然而其社会角色和文化角色优先于其美学享受;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冯建三在评介美国关电视机运动时指出,关机策略的目的在于让电视更能够符合人们的需要,而不是陷入娱乐至死!的傻乐中,或失去人际互动的能力;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龚文庠阐述了跨国传播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提出了全球公民社会!和全球治理!的观念,并认为其可以作为促进国际和谐的途径;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邱沛篁教授认为,为构建和谐社会,新闻传媒在新闻报道中应坚持正确的导向,坚持正面报道为主,积极开展正确的舆论监督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熊澄宇从技术形态、传播平台、社会结构三个视角对新媒体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提出应加强有关新媒体历史的研究,注重研究新媒体的形态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加强从宏观战略和微观形态两方面进行应用研究;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曼丽在论及我国软实力提升中的大众传播策略时指出,国家硬实力的提升与媒体传播力,特别是影响力的提升不一定是正相关的,为此需要调整观念,制定合乎规律与要求的、有效的大众传播策略,并将其作为国家软实力提升整体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来对待;暨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吴文虎在对播客!现象进行较为深入的文本意义解读后提出,在播客特定的语境下,人们借助不同的符号系统,使自我实现!得到最大的满足;香港城市大学英文与传播系祝建华教授将权衡需求理论运用于对数码电视的市场前景的分析,认为数码电视的采纳与否,主要取决于每一观众对自己各种需求之轻重缓急的权衡、对满足这些需求而付出的成本与获得的回报之间的权衡;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关世杰对于10年来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反思,认为定量研究方法的缺失是学科发展的瓶颈;资深IT评论员胡泳介绍了新媒体环境下的参与式新闻,提出参与式新闻包括新闻评论、草根报道、另类编辑、核查事实四种形式,构成了主流媒体的一种反馈机制;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吴予敏从视觉传播研究的知识谱系和当代意义、视觉传播观点中的图像真实!、媒介形象的视觉建构等方面深刻辨析了媒介形象和视觉传播二者之间的关系;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教授陈卫星认为,在目前传播全球化的形势下,一方面中西方之间存在发展的落差,另一方面,中国也经历了从对抗到缓和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怡红提出,关系传播不仅作为人际交流的研究对象而存在,作为透视人际交流现象的理论而存在,而且作为能左右传播研究者选择对人际交流进行解释的方式而存在,作为能代表和影响人际交流研究的面貌与发展方向的范式而存在;河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张雅明关注媒介心理学的兴起,认为我国媒介心理研究应充分关注心理学理论与研究进展,关注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先进性,关注新媒介环境下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生活事件;上海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教授张咏华以若干新闻传播学刊物为例,对2005年中国大陆的国际传播研究方向的论文进行了研究,提出学界和新闻业界要共同构筑国际传播领域的关注话题并相互进入对方的研究视野。 4月23日,会议进入分组研讨阶段,与会代表共分4个分会场、11个单元进行了研讨。在大会主题和谐与发展!的统驭下,围绕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效果研究!、媒介经营与管理研究!、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新媒介研究!、传播与和谐社会!、媒介实务与市场经济!、媒介与妇女儿童研究!、跨文化传播研究!等主题进行了讨论。华中科技大学新媒介研究工作坊和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传播研究工作坊分别做了研究报告。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吴庚振教授指出,从当前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实际情况看,需要处理好专业核心领域研究与专业边际研究的关系、通论和专著的关系、著作和论文的关系、白贵高菲:中国传播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综述学术动态现代传播双月刊2006年第3期(总第140期)137

关于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若干思考_传播学访谈录

关于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若干思考 ———传播学访谈录采访人:北京广播学院　韩运荣被访者:暨南大学新闻系副主任陈卫星博士您对西方传播学的总体印象如何?对此有什么具体的学术评价? 答:西方传播学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很难有个一致的定论。十多年前,我受国家教委派遣赴法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按照专业目录选定的学科是信息传播学,我隐隐约约的知道,在国外研究电影之类的大众媒介是被划分在这个学科里面。结果,去了之后,才发现跟我想的不一样。课堂上讲了很多传播媒介的政治经济结构分析、社会学、符号学、控制论、语用学、精神分析乃至法国人自成一派的媒介学(Mediologie)等等内容,当时学得很艰难,至今也不敢说很有收获。这些学科在理论建构上都很有内容,或者说很有诱惑性,外延很大,把信息传播活动当成社会再生产中的象征活动来看待,跟社会活动本身贴得比较紧(比如公共传播、组织传播和企业传播),同时又保持批评立场的理论自主性,对市场经济的商业化逻辑过多地渗透传播活动有警觉意识。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技术性的课程,法国毕竟是符号学理论比较发达的地方,有关对信息和媒介文本的话语分析的课程,内容丰富,学术性强,充分体现了法国学派思维精湛的特色。 1997年初回国工作时,我发现在国内传播学界盛行的是美国的经验—功能主义流派,其特点是有很多应用公式和实用技巧。其实从美国经验—功能主义流派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来看,它一开始就是和美国的市场经济扩张,特别是美国干预世界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活动的需要直接相关的。从30年代到60年代,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活动迅猛发展的背景是和美国的企业需求和美国政府包括五角大楼的投资分不开的。之所以经验—功能主义学派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在世界上建立了霸权地位,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领导权在美国手上,这为美国在全世界范围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扩张当中所伴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机会。如何通过大众传播来证实美国的支配地位和冷战中的主导权,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恰好在美国内外提供了一个富裕社会的形象,这个社会能够提供各种满足。从传播角度来说,组成这个社会的个人是自由、自治的,可以接受到各种不同的信息,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证明人际接触超过大众传媒的强力。从总体上来讲,作为一种传播战略和一种解释形式,美国传播学界的传统学派是一种美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服务于冷战时期美国的政治需要,鼓吹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内容在内的美国模式,为美国的国际干预提供合法化的理论根据,并从中提炼出大量具有明显政治内容的研究术语,比如“思想战”、 “征服精神和意志的斗争”、“意识形态战争”、 “政治战”、“真理攻势”、“宣传战”、“词语战”、 “间接侵略”、 “煽动”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功能主义分析总是和美国政府站在一起鼓 93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专业2007真题解析二

一、简答题15*4 1、简述“类型”（genre）概念对媒介研究的意义。解析：这题给人的感觉很偏，不过“类型”顾名思义，知道大概是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这些不同类型的划分，题目大概的意思就是划分不同媒介类别对媒介研究的意义。这里参考期刊论文《网络时代媒介的类型、定位及其操作》来作答。答：“Genre”是一个法语词汇，意思是“类型”，并且专指媒介产品的类型或类属。媒介类型根据不同的标准，大多用“层次”进行划分，可分为人际、群体、组织、大众层次等啊。按媒介本身的传播形态可分为:口语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按受众接收方式可分为:视觉媒介(如文字、书籍、报刊、图片等)、听觉媒介(如广播、电话、口语、录音机、CD等)、视听复合媒介(如电视、电影、录像机、VCD、DVD、因特网等);按使用对象可分为:个人媒介(如私人电话、私人信函等)、大众媒介(如报刊、广播、电视、电影、书籍、录像、DVD、因特网等)。电视、电影、书籍、录像、DVD、因特网等)。然而这些结论或者偏重于深层次的理论，或者偏重于物理层面媒介形态的具体区别，从操作的角度看，均不能适应消费社会中大众传媒类型研究的要求，不能帮助传媒经营者从理论、时代的角度进行综合把握。在网络时代，必须从理论和时代特点的角度去把握不同传媒类型在相互对比、竞争、渗透、合作中的趋向，从而进行具有操作意义的传媒类型研究。网络时代可以对媒介类型进行新的划分：一、按谋介前端(传者)与后端(受传者)发生传播所需要的状态不同分为现场活动与非现场媒介。二、根据媒介前端(传者)与后端(受传者)关系分为发布型媒体、互动性谋体。三、根据传播发生时信息与受众关系分为强制性媒体、伴随性媒体、可选择性媒体。媒介发展进入网络时代以后，作为消费社会重要一环的媒介类型研究的意义在于，把握某一媒介类型在不同媒介类型区分标准中的位置，在对比中彰显其特有属性，结合传播发生的社会和群体情况，确定其媒介发展方略，平衡各方关系，优化各方利益。网络时代的大众媒介类型研究，在充分考虑到其作为消费社会重要一环的前提下，必须充分考虑到网络作为重要媒介类型对已有传媒类型的冲击，进而寻找自身的本质特征和生存空间。在一系列编码/解码过程后，传播效

中国传播学交叉研究成果及资料

中国传播学交叉研究成果及资料邵培仁主编的《21世纪媒介理论丛书》和《传媒与设计研究丛书》介绍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传媒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邵培仁教授主编的《21世纪媒介理论丛书》和《传媒与设计研究丛书》已分别于2008年、2014年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和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两书系是由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和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传媒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共同推出，旨在展示研究所和研究中心最新研究成果，探索媒介研究的前沿阵地。 1.《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邵培仁等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媒介崇拜论：现代人与传媒的异态关系》（樊葵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3.《媒介人种论：媒介、现代性与民族复兴》（海阔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4.《媒介身份论：中国媒体的身份危机和重建》（邱戈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研究丛书》的作者除导师之外，基本上都是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毕业的博士生或出站的博士后，寒窗苦读之后，学术成果斐然，如今他们当中，有的已是教授、副教授，有的已在学术界有一定的知名度。在浙大读研期间，他们利用学校丰富的馆藏资料，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一流的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媒介学等方面的专著、教材和论文，掌握了一整套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技巧，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基础上，又积极申报省级以上课题并获得立项，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和体系化，最终形成了已达预期目标的科研成果和学术专著。因此，这些成果和专著不仅符合上述要求，而且具有紧追前沿、观点新颖、内容创新、分析深刻、表述精当等特点，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这套丛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于这批浙江传播学人呕心之作的一次全面检阅。这两套丛书中的每一种著作，还都坚持以理论与现实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导向，选准研究的切入口，运用国际学术界最先进的理论与方法，最前沿的思想与观念，着力思考问题产生的原因、路径和影响，以及如何科学、合理地解决

《传播学对中国的影响》

传播学对中国的影响姓名：柴宇学号：N20814022 摘要：经过一个学期的传播学课程学习，我对传播学有了大致的了解。本文主要从传播学的基本概念、现状、发展趋势以及其中的部分代表理论着手，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和自己的见解。关键词：知识沟；本土化，亚洲中心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简言之，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传播学又称传学、传意学等。传播学是本世纪30年代以来跨学科研究的产物。传播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有密切的联系，处在多种学科的边缘。由于传播是人的一种基本社会功能，所以凡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语义学、神经病学、等等，都与传播学相关。它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新闻学、人类学等许多学科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传播的本质和概念；传播过程中各基本要素的相互联系与制约；信息的产生与获得、加工与传递、效能与反馈，信息与对象的交互作用；各种符号系统的形成及其在传播中的功能；各种传播媒介的功能与地位；传播制度、结构与社会各领域各系统的关系等。此外，传播学还要借鉴自然科学中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所以，人们称它为边缘科学，意思是处在多种学科的十字路口。各种社会学科的理论又往往成为传播学理论的一部分。但是，传播又有它自身的理论，是其他社会科学所不能代替的。传播学研究的重点和立足点是：人与人之间如何借传播的作用而建立一定的关系。它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而其中又以大众传播为主。研究传学其实就是研究人：研究人与人，人与其它的团体、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人怎样受影响，增养互相受影响；研究人怎样报告消息，怎样接受新闻与智据，怎样受教于人，怎样消遣与娱人。首先了解人于人怎样建立关系。 “知识沟”假想知识沟理论的提出，反映了人们对信息社会中的阶层分化问题的重视。信息社会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如何防止和解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的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社会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传播事业飞速发展，报刊、广播、电视的普及程度不断提高，在接触大众传媒方面，城乡和地区之间的信息差距大大缩小。但是，在新传播媒介领域(例如电脑、网络、移动电话)，城市和农村、沿海和内地、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差距则很明显。这不能不引起重视。另一方面，在媒介使用能力方面，社会各阶层或群体之间的差距也正在出现并呈扩大的趋势。不少调查表明，中国电脑和网络的用户主要集中于男性、青少年、高收入、高学历阶层中，而女性、中老年、低收入、低学历者对电脑的利用则很少；在拥有电脑的家庭中，许多人还只是作为“电子游戏机”来使用，而未能较全面地发挥它们的信息处理功能。针对以上现象，中国的传播学在致力于两个方面的研究：1、新闻媒介的普及过程研究。 2、地区开发和社会发展的研究。 1、普及研究主要从人们获得信息和知识的物质手段——信息接收和处理设备的普及过程调查人手，来分析社会各阶层间的信息沟乃至知识沟现状及其产生的原因。 2、地区开发和社会发展的研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教育事业和信息落后的地区。以便找到更好的对策来缩小知识鸿沟。亚洲传播学的现状还有未来的发展趋势可以说在传播学的发展中，西方话语和研究范式取得了“普遍性”的地位和权力，它规定和控制着传播学研究的方法、理论体系以及思维和表达方式。然而，普遍性并不意味着普适性，这种普遍性是在于“特殊性”的斗争中不断取得“真理性”地位的，它不能否定，更

传播学兴起的原因

一传播学兴起的原因：人类传播历史源远流长，对于传播的研究也一直持续着。但真正作为一门学科，还是在20世纪以后的事。传播学研究者在论及传播学的源流时，一直沿用美国著名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的观点：传播学始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将拉斯韦尔，卢因，霍夫兰和拉扎斯菲尔德作为四大奠基人。传播学之所以在这个时代产生具有如下的时代背景 1、政治方面：政治家重视利用传播媒介宣传主张、树立形象、争取竞选支持。两次世界大战中，军队进行了相关的传播实践活动和深化研究也直接催化了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 2、经济方面：美国是二战前后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自由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生产扩大，市场拓展与营销行为增加，广告、调查公司大量产生，企业普遍较关注营销环节中的传播问题，支持传播研究。大众传播业在战后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竞争的压力迫使传播者思考并完善传播技巧、传播效果与受众等问题。 3、社会方面：美国的社会生活与大众传播关系日益密切，媒介随之带来的负面影响促使大批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关注并研究传播； 4、学科及人才基础：传统学科的发展为传播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为传播学的研究提供了基础也为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提供了学科背景。二战期间由于纳粹的迫害，大陆专家学者涌入美国，为传播学的产生提供了人才基础。 5、总之，兴起于美国有它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学科背景，而研究实践才是传播学兴起的根本。自我开始学传播学这个学科以来，已经度过了即将五年的时间。自我知道这个学科，几乎已经是七年时间。这些年的时间里，很多人都曾经问我“传播学是学什么的？”，也有很多家长、朋友以为我是学“船舶学”。至今仍然还有一些人不相信，传播学能够自然构成一门学问。这是因为，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传播这件事在我们看来太自然。它依靠我们身上的嘴和耳朵等感官即可完成。即使过去了百万年，也只不过增加了几种简单的载体。动动嘴皮子，人人都会做。最多再写写字，这有什么需要学的呢？大众媒介的出现，把这个局面打破了。一门学科的出现，一般既意味着，这个学科所研究的领域拥有了人类以前意想不到的价值，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一方面又意味着，这个学科所代表的现象已经超出了直觉的范畴，需要引入复杂的理性工具去研究。所以，价值、影响、工具就是一个学科兴起的三个重要因素。然而我们还需要补充第四个因素，那就是社会。跟很多同学想象的不同，学科尤其是人文社科，并不是中立的，而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这样的问题，直接限定了一个学科的结构。因此，美国研究，带有典型的经验色彩和商业气息，也是理所当然的了。思考题，不妨想想，如果传播学在中国或者在苏联创立，会是什么样子呢传播学概念

2019年复旦大学传播学考研714新闻传播学基础与823传播实务考研真题试卷与真题答案

2019年复旦大学传播学考研714新闻传播学基础与823传播实务考研真题试卷与真题答案《2019年复旦大学考研714新闻传播学基础复习全析》（含真题答案，共五册）由鸿知复旦考研网依托多年丰富的教学与辅导经验，组织鸿知教学研发团队与复旦大学优秀研究生共同合作编写而成。全书内容紧凑权威细致，编排结构科学合理，为参加2019复旦大学考研的考生量身定做的必备专业课资料。《2019复旦考研714新闻传播学基础复习全析》本书依据以下参考书目：《新闻学概论》李良荣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传播学原理》张国良等复旦大学出版社《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沃纳·赛佛林第五版本书结合复旦大学考研专业课的往年真题及答案解析，旨在帮助报考复旦大学考研的同学通过教材章节框架分解、配套的课后/经典习题讲解及相关985、211名校考研真题与解答，帮助考生梳理指定教材的各章节内容，深入理解核心重难点知识，把握考试要求与考题命题特征。通过研读演练本书，达到把握教材重点知识点、适应多样化的专业课考研命题方式、提高备考针对性、提升复习效率与答题技巧的目的。同时，透过测试演练，以便查缺补漏，为初试高分奠定坚实基础。适用院系：新闻学院：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媒介管理学适用科目： 714新闻传播学基础内容详情本书包括了以下几个部分内容： Part 1 - 考试重难点：通过总结和梳理《新闻学概论》（李良荣第五版）、《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黄瑚第二版）、《传播学原理》（张国良）、《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

用》（沃纳·赛佛林第五版）各章节复习和考试的重难点，建构教材宏观思维及核心知识框架，浓缩精华内容，令考生对各章节内容考察情况一目了然，从而明确复习方向，提高复习效率。 Part 2 - 教材配套课后/经典习题与解答针对教材《新闻学概论》（李良荣第五版）、《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黄瑚第二版）、《传播学原理》（张国良）、《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沃纳·赛佛林第五版）课后/经典习题配备详细解读，以供考生加深对教材基本知识点的理解掌握，做到对复旦考研核心考点及参考书目内在重难点内容的深度领会与运用。 Part 3 - 名校考研真题详解汇编：根据教材内容和考试重难点，精选本专业课考试科目相关的名校考研真题，通过研读参考配套详细答案检测自身水平，加深知识点的理解深度，并更好地掌握考试基本规律，全面了解考试题型及难度。 Part 4 - 复旦大学历年考研真题与答案解析：汇编复旦考研专业课考试科目的1999-2017年考研真题试卷，并配备2006-2017年真题答案详解，方便考生检查自身的掌握情况及不足之处，并借此巩固记忆加深理解，培养应试技巧与解题能力。 2017年复旦大学714新闻传播学基础考研真题与答案详解 2016年复旦大学714新闻传播学基础考研真题与答案详解 2015年复旦大学714新闻传播学基础考研真题与答案详解 2014年复旦大学714新闻传播学基础考研真题与答案详解 2013年复旦大学714新闻传播学基础考研真题与答案详解 2012年复旦大学714新闻传播学基础考研真题与答案详解 2011年复旦大学714新闻传播学基础考研真题与答案详解 2010年复旦大学714新闻传播学基础考研真题与答案详解（回忆版） 2009年复旦大学714新闻传播学基础考研真题与答案详解 2008年复旦大学714新闻传播学基础考研真题与答案详解 2007年复旦大学714新闻传播学基础考研真题与答案详解 2006年复旦大学320新闻传播学基础考研真题与答案详解

传播学在中国20年

传播学在中国20年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了传播学在中国20年的发展轨迹以及在这轨迹上的几个亮点，并对传播学未来走向进行了预测。 [关键词]传播学发展轨迹亮点未来走向传播现象在中国古已有之，而正式作为一门学问的“传播学”（The Science of Communication),则完全是从国外引起的“舶来品”，其最早的引起可以追溯到50年代①，但当时的影响极为有限。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初具规模的译介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20年。这是中国思想解放、经济转轨的20年。正是在这样的年代背景之下，传播学在中国获得了生长的土壤和空间，完成了从起步到腾飞的发展阶段。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关于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引入问题，一般可分为两次。一次是50年代的早期引入，这方而的代表人物当属郑北渭、张隆栋、王中等教授，他们在教学及研究中都曾有过运用传播学相关知识的先例，复旦新闻系的一个没有刊号的杂志《世界新闻译丛》也曾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传播学②。可惜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这种引鉴刚刚露头便无疾而终，很快就中断了。再次的引入已是20多年以后的事情。70年代末，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办的一本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上介绍了传播学的一些情况；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写的《传播学（简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此为开端，一批西方传播学著作也相继在大陆出版发行，如《报刊的四种理论》（1980年）、《传播学概论》（1984 年）、《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1985年）、《传播概论：传媒、信息与人》（1985年）等。后来许多学者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这一举措视作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真正起步。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百废待兴的中国开始敞开胸怀，放眼看世界。

基于新闻传播学视角分析当前社会热点问题

基于新闻传播学视角分析当前社会热点问题 (2012-11-04 20:46:20) 转载▼ 分类：考试相关标签：杂谈各位2013级的学弟学妹们，大家好，又跟大家见面了，我经常在论坛里还有平常与大家的聊天中，发现很多同学对论述题的回答有些陌生，不知道如何运用知识点去分析一些热点问题，那我现在整理了一些考研常考的知识点以及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在每个热点问题的后面我会针对自己的理解去将它所涉及到的知识点列出来，当然，肯定不会那么全面，只是希望我做这些能够对大家起到一些帮助，如果大家有想到的其他的知识点也欢迎补充。 1.网络舆情从受众角度看：1）网民使用行为特征：信息获取、交流沟通、网络娱乐、商务交易（原因为网络新媒体的特征）2）基于一种需求（使用与满足原理），主要在于一种事件触发到过程参与的心理需求3）需求层次规律（受经济、科技、教育程度等因素影响，个性化）从政府角度看：1）反映并引导舆论（大众传媒与政府的关系）2）对其进行合理管制，避免暗示机制作用下集合行为的发生（可以举例说明）3）培养意见领袖，运用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等进行引导。从传统媒体角度看：1）注重与自媒体进行融合，将传播终端联合，资源共享（媒体融合）2）发挥自身媒体优势（传统媒体优势）3）真实性保障（媒体自律，新闻事业工作原则）网络新闻的特征：网络巴尔干化，碎片化（不利方面） 2.新闻真实性 1）新闻真实性的定义 2）维护新闻真实性的原因：a.新闻的本质属性b新闻专业理念媒体职业道德c.新闻的本源 d.新闻的作用（失实的负面影响） 3）失实表现：无中生有添枝加叶要件残缺移花接木因果不符（大家最好举例说明） 4）为什么会出现失实：a 媒体竞争激烈 b 队伍内部作风问题 c 部门党风不正，掩丑d 面对这些问题处理时的轻描淡写 5）措施：政府（法律行政政策）媒体（自律把关严惩）受众（监督） 3.网络新媒体（微博社交媒体）原因：技术发展；受众传播权利主体需求增强；媒体竞争；经济发展优势：多种传播方式融合；便捷性及时性；意见领袖的作用；门槛低平民性劣势：海量信息碎片化；失实虚假新闻；媒体审判的出现（热点）集合行为的增多传统媒体应对措施：媒体融合，掌握舆论导向；发挥自身优势，权威性，深度性。

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困境和理论创新

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困境和理论创新【摘要】本文以我国的传播学发展现状为出发点，发现和提出传播学发展过程中的困境问题为基础，深入探讨如何实现理论创新。并以议程设置理论为例，充分说明其可能性。【关键词】本土化；批判学派；议程设置自1978年传播学引入中国以来，至今已经历了三十多个年头。相较于其他的学科发展，传播学在我国仍然是一门新兴学科。这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传播学架构基本建立起来，且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但传播学在我国发展至今，仍有许多问题，使得其发展一直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之中。一、我国传播学发展现状（一）传播学教育的高校规模快速膨胀自从1998年新闻传播学上升为国家一级学科来，国内传播学教育的高校规模快速膨胀。本科专业教育点从1999年的124个增长到2013年1080个。且学科设置更为科学合理，1998年设有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和编辑出版学四个基本专业和传播学、媒体创意两个目录外专业，到2012年设有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传播学、广告学和编辑出版学五个基本专业以及网络与新媒体、数字出版两个特设专

业，看出专业设计更加贴近实用需求。（二）发表论文数量逐年增长据统计，传播学论文发表数量逐年上升，2012年的数量相当于1998年的3倍之多。（三）网络传播仍然受捧，研究体现一定深度近年来，网络传播一直是人们话题，微博、微信的研究也一直不曾间断，研究深度逐渐展现出来，不在单单停留在概念解读、基本特性等基础层面的讨论上，而是形成了几个研究范畴，例如：微博舆论微博与灾难预警及处理研究政务微博方面，而这正是社会现实在学术研究中的折射。二、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困境（一）难以实现的本土化传播学的“本土化”一直是热门话题。自1978年的中国第一次传播研讨会上，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的创立人兼中心主任余也鲁教授在演讲中提到：“我们除了可以在中国的泥土上学习与实验这些（西方传播）理论外，以中国人的智慧，应该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寻到许多传播学的理论与实际，用来充实“光大今天传学的领域”。传播学的本土化，或者传播学的中国化，一直是研究的热门命题。虽然传播学本土化这个话题已经翻来覆去的谈了近三十余年，然而，如今就传播学本土化成果看来，停留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新闻传播学各专业方向参考书目推荐

新闻传播学各专业方向参考书目推荐 01 中国新闻传播史方汉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02 世界新闻传播史(第二版) 陈力丹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03 当代新闻理论郑保卫新华出版社2003 04 新闻理论教程杨保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05 传播学教程郭庆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06 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第二版) 陈力丹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07 变革传媒——解析中国传媒转型问题喻国明华夏出版社2005 08 新闻采访学(第二版) 蓝鸿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09 新闻写作教程刘明华、徐泓、张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0 新闻写作精要高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11 新闻编辑学蔡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2 新闻评论教程秦珪、胡文龙、涂光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13 新闻评论教程马少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14 电子媒介新闻教程饶立华、杨钢元、钟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5 《国际新闻界》杂志中国人民大学主办近一年辅助参考 16 《新闻与传播》杂志中国人民大学主办近一年辅助参考 \ 一、理论类 1.《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华出版社，1985。 2.《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杨春华、星华编译，新华出版社，1983。 3.《斯大林论报刊》，李清芳编，新华出版社，1985。 4.《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83。 5.《邓小平论新闻宣传》，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1998。 6.《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汇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华出版社，1980 。简介：4、5、6三本书应为案头必备之书，如果你真想在中国做出点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 7.《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童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8.《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陈力丹，开明出版社，1993。 9.《论出版自由》，[英]约翰.弥尔顿，商务印书馆，1958 。简介：西方的一切新闻思想和新闻理论，都是由此而来的。 10 .《新闻文存》，徐宝璜等，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简介：前朝学人的新闻学经典均收录于此，如1919年问世的中国新闻学开山之作——徐宝璜的《新闻学》(徐宝璜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年仅25岁)。 11.《新闻理论基础》，甘惜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 12.《宏观新闻学》，刘建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13.《新闻传播学》，黄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简介：第一部以传播学的理论重构新闻理论的着作。

传播学在中国的引进、发展与创新

传播学在中国引进、发展与创新 ——以中国大陆出版的传播学专著、译著为据张健康摘要本文以《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为依据论述传播学在中国的纵向发展的介绍引进、探索发展、评价创新的三个阶段，对传播学专著核心作者的功绩进行了总结。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定性思考，提出中国传播学的倾向性、学理性等优点，而存在视野狭窄、过多的重复性与较强的依赖性、重定性轻定量的缺憾，并在此基础上预测中国传播学发展的本土化、分支化、定量化、融合化的趋势。关键词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作者简介：张健康，男，1973年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新闻系讲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省传播学会副秘书长（杭州 310015）专著、译著是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相结合的表述，是一个学科研究领域中取得进展和成就的重要表现形式，它的变化发展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学科研究的进展情况，所以本文拟以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辑录的《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①为依据，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定性的思考，论述传播学在中国的纵向的发展情况，从历史过程和现存态势中揭示中国传播学的研究优点和不足，并尝试提出中国传播学研究发展的趋势。中国传播学的研究是在清除十年文革对新闻传播学的极“左”思想影响的干扰和破坏的背景下开始的，并在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传播学理论进行理性的考察和审视中显示出其前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中国大陆最早的译著——《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于1981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然后是到了1983年，这一年有两本传播书籍——《传播学（简介）》和《传播媒介的垄断》出版。其中《传播学（简介）》是这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论文集，而《传播媒介的垄断》是由林珊等译的美国的传播学著作。这两本传播学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对1982年春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的访华、1982年冬我国大陆第一次传播学会议召开的积极回应。到1986年为止，传播学著作的出版数量还是很有限的，且多为译著。这段时间有两本重要的译著要提：一本是陈亮等人翻译的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的代表作《传播学概论》（1984），另一本是陈韵昭翻译的赛弗林、坦卡德侧重工具性、方法性的专著《传播学的起源、研究和应用》（1985）。这两本译著看来虽然不无值得推敲之处，但作为大陆出版的第一批传播学权威译著，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其影响都是无与伦比的。1986年，全国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提出的"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标志着我国传播学真正从介绍走向尝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播学。中国大陆的传播学者，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西方传播学理论进行汇集梳理、分析研究，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批传播学专著。1986年居延安编写的《信息·沟通·传播》出版，此书内容几乎涵盖了传播学大部分研究命题，是一本很好的普及性传播学读物。1988年，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性和理论性很强的传播学专著《传播学原理与应用》由邵培仁、戴元光、龚炜合著出版。此书系统地阐述了传播学基本理论，内容涉及传播学产生与确立、传播原理、传播结构与模式、传播者、受传者、信息、符号、传播技巧、媒介理论、效果理论、研究方法等西方传播学的几乎全部理论问题，资料丰富翔实，“填补了国内传播学著作和教材空白”，产生深远的影响。相对于以往的以译为主，《传播学原理与应用》一书虽然现在回过头去看在某些地方略显稚嫩，但却十分强烈地显露出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先驱们的深邃的思索的灵动，其创新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可以认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专业2006真题解析一

一、名词解释60分 1. 萨皮尔-沃尔夫假说解析：这一概念是符号学的，在许静的《传播学概论》P34。对于此类郭书上没有而许书上有的要特别留意。相似概念还包括指称理论。答：该概念的核心思想是我们使用语言的面貌决定了我们心中世界的面貌。按照萨皮尔-沃尔夫假说，人类不仅仅生活在客观世界中，也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只生活在社会行为的世界中，而是受制于某种特定的语言环境。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已经成为所处社会表达工具的那种特定语言的支配。认为一个人不使用语言就能基本适应现实生活，或者说语言不过是解决传播方面具体问题的辅助手段，纯粹是一种幻想。每一种语言都由文化规定了形式和类别，人们不仅根据这种形式和类别进行交往，而且用以分析现实，注意或忽略某些关系和现象，树立自己的推理并建构自己的意识。人类是沿着他们的本族语言所奠定的方向来剖析大自然的，因此语言不仅作为学习的途径，而且起着对学到东西进行取舍的过滤作用。语言一方面充当我们观察世界的透镜，一方面又将我们从感觉经验中抽象出来的意义加以分类归档。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地建立在群体的语言习惯上的。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首先来自群体的语言习惯所倾向的解释。萨皮尔-沃尔夫假说揭示的是语言和文化之间特别密切的关系。处理信息的文化需要在漫长的时期里决定着一种语言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在一种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说着这种文化的语言，自然也会用文化中的共同观念来处理信息。当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相遇时，常常会出现，该文化中的词汇和语言形式会连同思想和概念一起被另一种文化所借用。我们在学习语言的同时，语言之能够所包含的文化观念会潜入我们心中，因此在每一次传播中，我们的文化总与我们同在，它反映在我们的语言里，并通过我们的语言得到反映。而按照指称理论，我们给事物贴上词语的标签，通过交流和互动来创造现实。但是萨皮尔-沃尔夫却认为现实不是被构建出来的，而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指称理论与语言的相对性都探讨社会，文化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但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取向。 2. 公共领域解析：这个概念就是必会的，把它放在名解里，可以谈谈该理论的提出者、理论表述、意义、背景等。这个东西在吴靖的课上就是重点，连郭庆光的书上都有提，哈贝马斯以其交

浅议施拉姆在传播学发展中的地位

浅议施拉姆在传播学发展中的地位－－读《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有感一、绪言自1982年威尔伯·施拉姆对中国大陆进行访问以后，传播学开始大规模地正式引进中国，国内逐渐出现大量的传播学介绍性文章，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开始起步。施拉姆作为中国最早熟悉的传播学者之一，对中国的传播学研究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纵观传播学史，不乏米德、库利、拉斯韦尔、勒温、霍夫兰、拉扎斯菲尔德等传播学先驱，然而真正作为传播学集大成者，将“传播科学从梦想变成了现实”的，却是施拉姆，作为传播学科的创始人，被誉为“传播学鼻祖”、“传播学之父”。作为传播学者，施拉姆一生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大众传播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写了近500万字传播学著作,由于他的卓越贡献,1975年美国东西方中心授予他"最高荣誉研究员"称号，同年,又获得了"英国空中大学荣誉博士"称号。施拉姆一生工作经历颇丰，对传播学做的贡献也不仅只是一个方面，本文将根据以上两点证明正是施拉姆，“而不是其他什么人，传播学才能够凭其自身成为一个研究领域”，（佩利斯，1985）施拉姆因其对传播学的巨大贡献，确实无愧于“传播学之父”这一称号。二、施拉姆的生平及工作经历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1907—1987)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1928年以历史和政治方面的最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于玛丽埃塔学院之后，先后在哈佛大学和衣阿华大学分别取得美国文明硕士学位和英国文学博士学位。如果说上述学历之间的关系还比较密切的话，那么施拉姆转而从事心理学博士后研究这个全新的领域，看起来未免有点冒险，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似乎是危险的举动标志着施拉姆后半生从英国文学到新闻教育，然后又到他所创造的传播学研究新领域的转向”。 “能够做”（can－do）是美国的典型精神，也是施拉姆一生中最重要的特色之一，这一点可以从他转向心理学博士后研究的举动反映出来，事实上E·罗杰斯曾描述道，“他的热情、创造力和理解力使得他能够掌握许多新的领域”“他几乎精通每一件他所投入的事情，每一个非常了解他的人都是从把他描绘成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开始的。如此表现出的自信对于一个新的学术领域的奠基人来说，是一种重要的禀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施拉姆于1942－1943在华盛顿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担任教育主任，值得一提的是，施拉姆在这段时间里开始与霍夫兰、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接触，并“形成了自己的传播学观”。回到衣阿华大学之后，他建立了第一个大学大众传播学研究机构，在伊利诺伊大学他创立了第一个传播学研究所，探讨传播学未来的方向，传播学逐渐成形，施拉姆开始进入学术的鼎盛时期，而他后半生职业生涯基本上是在斯坦福大学及东西方传播所的传播研究和教育中度过的，施拉姆着手编撰了第一本传播学教科书——《现代社会的传播》（1948），授予了第一个传播学博士学位，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传播学教授头衔的人。

用新闻传播学知识解读生活中的现象

用新闻传播学知识解读《宫》的热映时至今日，大众文化的一个趋势越来越注重娱乐化，而在娱乐化的同时，大众也在追求一种与都市生活截然不同的文化现象。不得不承认，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电视电影行业发生了不小的改变，从以前的单纯红色电影放映，发展到各种励志电影登上荧屏，从注重政治效应到注重娱乐性的转变。中国大陆媒介体制进行了“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二十多年发展，90年代以来又经历了媒介集团化的洗礼，可以说，中国媒介体系的商业化色彩日渐浓厚，市场化运作机制日益成熟。但同时，滋生于商业化媒介运作的“媒介娱乐化”现象在不断拷问着学界和精英文化立场的持有者。尤其是在2011年，以古装剧《宫》为标志的新一轮娱乐化浪潮激起了社会文化层面更广范围的探讨和反思。 1.《宫》的热映的传播形式之美从传播实务的角度来说，《宫》的成功得益于其与众不同的表现形式和青春无敌的演员阵容，主要包括将新起之星杨幂作为运作的核心，选择湖南卫视这个被大众广泛关注的电视台，采用多种宣传方式（上映前期的大型宣传，各种片花搬上网络等）等。而从传播理论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到其成功的不同侧面：首先，这是大众传播（电视上映）和人际传播成功结合的一个范例，剧情的发展是大众在都市生活中期待的唯美爱情，少了些许浮华，多了一丝纯净；其次，晴川和胤祀的爱情满足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某些心理欲求（可以借鉴使用与满足理论），比如对纯洁完美爱情的向往，缓解都市紧张生活的压力等；再次，新媒介所提供的反馈渠道是微博互动等为代表的媒介互动娱乐形态的技术支持；最后，从批判学派的角度出发，宫廷爱情剧标志的大众文化本质上并不是经验学派话语中的“排气阀”（民众情感的宣泄渠道），而是文化工业生产线上的均一化娱乐产品，它满足了一般民众的精神娱乐需求，刺激了国产电视产业，满足了商业资本自我膨胀的需要，同时也有效避免了韩剧泛滥的庸俗化现象。从文化结构的角度出发，《宫》的热映在一定程度上那个反映了大众对泛滥韩剧文化的排斥以及对国产爱情电视剧的期待与支持。 2. 《宫》的热映的文本之美电视剧是一门综合艺术。一部好看的电视剧不仅仅需要有一个好的剧本作为支架，更需要有把故事讲好的技艺，它们是组成电视剧文本的两个因子，也是使观众获得审美愉悦的基础。《宫》的成功首先应归因于其文本的成功。从文本内容来看，《宫》最大的招牌，就是讲述了一个让人感动的爱情故事，来让人们暂时忘却都市生活的真实状况。其中亲情、爱情、友情和信义是文本的主题，也是最能打动观众的核心内容。从文本形式来看，精致的细节、唯美的画面、悠扬的音乐等等，则是本剧在讲故事时的鲜明风格，能给观众带来美的视听享受，也是体现文本之美的根本所在。《宫》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故事中细节的处理十分精致。这些细节或表达人物的细腻情感，或展现原汁原味的场景。在剧中，很多细节都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例如，第二十集四阿哥：“你去哪里我都无所谓，只要别跟着我，你看看我，在朝臣没有职务，皇阿玛不待见我，额娘就更不用说了，从小就没正眼看过我，你说你跟着我有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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