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与建安文学
天津师范大学
本科毕业论文
简述建安文学的重要影响
——曹植在建安时期诗歌文学中的地位与影响
学院：文学院
学生姓名：顾萌
学号：1330010193
专业：汉语言文学
年级：2013级
完成日期：2016年4月6日
指导教师：马萌
简述建安文学的重要影响
——曹植在建安时期诗歌文学中的地位与影响
摘要：首先浅析建安文学的风格特征，即“建安风骨”的释义，然后简述建安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分为以曹操为代表的第一阶段、以曹丕及邺下文人集团为代表的第二阶段、以曹植为代表的第三阶段，分析其各自的特点、代表人物以及文学影响。在三个阶段中重点考量曹植所处的第三阶段，将曹植诗作具体按内容划分为5种类型，分为公宴诗、酬答诗、拟作诗、纪丧乱诗、抒怀言志诗，分别举例鉴赏曹植这五类诗的文学成就，最后论述为何曹植成为建安文学之冠冕，曹植在建安诗歌文学系统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对后世文学创作活动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建安文学；建安风骨；曹植；三曹
Lu Xun’s Father Complex（Times New Roman，三号，居中）
（空一行）
Abstract:（Times New Roman，小四，加粗）Lu Xun’s childhood experience……（Times New Roman 小四）
（空一行）
Key words:（Times New Roman，小四，加粗）Father complex；Forget；Passing（Times New Roman 小四）
注明：中文摘要用中文标点，英文摘要用英文标点
目录
一、“汉魏风骨，晋宋莫传” (1)
二、建安文学的发展阶段 (1)
（一）、以曹操为代表的第一阶段 (2)
（二）、以曹丕及邺下文人集团为代表的第二阶段 (2)
（三）、以曹植为代表的第三阶段 (3)
三、曹植对建安诗歌文学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7)
（一）在文学的艺术性方面 (7)
（二）在文学的社会价值方面 (8)
四、结语 (8)
参考文献 (9)
研究综述 (10)
研究资料索引 (15)
一、“汉魏风骨，晋宋莫传”
“建安”为东汉末年献帝第五个年号，自公元196年-公元220年，时值乱世，群雄割据，雄才辈出，在破坏与重建的时代中，这也是我国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这样描述当时文坛的盛况：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曹操）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曹丕）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曹植）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王粲）委质于汉南，孔璋（陈琳）归命于河北，伟长（徐干）从宦于青土，公干（刘桢）徇质于海隅；德琏（应玚）综其斐然之思；元瑜（阮瑀）展其翩翩之乐。文蔚（路粹）、休伯（繁钦）之俦，于叔（邯郸淳）、德祖（杨修）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
又及“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宋代范温《潜溪诗眼》中说，“建安诗辩而不华，质而不俚，风调高雅，格力遒壮。……最为近古者也。”李白诗作“蓬莱文章建安骨”，后世称建安时期文学为“建安风骨”。“‘风’是指作品有充实的内容和真实的感情，‘骨’是指作品刚健有力的语言风格。建安文学大都具有这两方面的特征。”1
在这熠熠生辉的文学盛世中，明代钟嵘赞誉曹植“为建安之杰”“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也”，曹植在建安文学中扮演着独一无二的角色。
二、建安文学的发展阶段
文学的发展，必与时代的潮流相契合。建安时期正值东汉末年，董卓篡权、黄巾起义、群雄割据、朝堂衰落，大一统政权名存实亡，生于乱世的文人墨客一腔报国之心、济世之怀，满怀政治抱负，曹操言“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丕言“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曹植意愿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
随着东汉政权的衰亡，汉代官学崩溃，经学思潮也逐步衰落2。汉朝奉儒学为经典、不可更改。因此汉代只有“诗经学”，而无“诗学”。自曹操始，建安诗歌打破了儒家经学的禁锢，使用诗歌抒怀言志，开始了诗歌的自觉创作。
鲁迅称曹操为“改造诗歌的祖师”，称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建安时期可说是中国古代文学从不自觉到自觉创作过渡的时期。
1李宝均：《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第3页。
2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61页，“两汉经学之盛，初本皆在官学。官学掌之博士，博士传诸太学诸生，及桓、灵之间，党议祸起,太学首离其难, 所诛党人, 十九皆太学生也。官学之徒，一时几尽。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或隐居乡里,闭门授徒。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 天下分崩, 人怀苟且, 纲纪既衰, 儒道尤甚。”
随历史年代、地域背景、作家作品的特征和影响的不同，建安时期文学发展的风格以及文学的社会价值都具有阶段性，我们将它分为三个阶段。
（一）、以曹操为代表的第一阶段
曹操沿用乐府旧题，抒胸怀壮志、叙现世新事，这是从前从没有过的，是对诗歌一次创造性的革新，也是诗歌自觉性发展的第一步。
据说《薤露行》与《蒿里行》两首，就去原用于送葬哀思，曹操所新作则是借古题写新事，记叙何进、董卓之乱与军阀兴兵的重大事件，钟惺的《古诗归》将两者并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步出夏门行》原多是叹人生无常或求仙问道，但曹操用于写北征途中的壮阔景象，著成《观沧海》等千古名篇。
鲁迅先生评价曹操文章力畅清峻、通脱。曹操的文章如燕赵暮将，气势宏大、厚重、深沉，其中包含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在诗文中寄予了自己对世人的感慨与自己的宏图伟志。应是刘勰所言“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的最佳典范。
（二）、以曹丕及邺下文人集团为代表的第二阶段
曹操广纳贤士，幕下也招揽了许多文人，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除孔融外其余皆是曹操属下。曹操将政治中心迁于邺城之后，文人生活相对安定的同时，又处于战乱、灾荒、时局动荡、民不聊生的社会大背景下，这一时期形成了以曹丕等邺下文人集团为代表的建安文学第二阶段。
这一时期的诗歌作品一部分是如曹丕的《黎阳作》、《董逃行》、《至广陵马上作》等的从军途中作诗，“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描写宏大的战争场面和动荡的社会现实的纪事诗。但大多为“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的“文士气”诗歌作品。以最负盛名的曹丕的《燕歌行》为代表的思妇诗和游子诗，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将乐府民歌风调与“文士气”和谐的融合，语言逐渐转向工丽，诗作的艺术性得以加强，则是建安时期诗歌文人化的表现。清代学者沈德潜认为曹丕具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古诗源》卷五）
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理论，被认为是文学走向自觉时代的标志。3《典论·论文》中还将文体分为四科八类，这不仅是中国古代第一次论述文体，也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体论”，最重要的，其中提出的“诗赋欲丽”的文学主张，更是打破传统儒家思想文学要教化、讲伦理的束缚，着重于文学的艺术
3王巍：《曹操·曹丕·曹植》，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第74页。
性，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学自觉地重要理论表征。
曹丕对后世文学的另一重大影响，就是提升了文学的社会价值。汉代辞赋常被看作是“童子雕虫篆刻”的小技，“壮夫不为”（《法言·吾子》扬雄），而曹丕却不认同，提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更有甚言，“人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与王朗书》）。除立德扬名者可以不朽，其次就是著篇章的辞赋作家。曹丕以文帝之尊，将文学置诸如此高的位置，其对后世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三）、以曹植为代表的第三阶段
即使在众多的同时代的文学大家中，曹植也可说是最负盛名的作家，“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同年代的邯郸淳“叹植之才，谓之天人”；丁翼称其“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后世如谢灵运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钟嵘赞其“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诗品》）；《世说新语》谓其“七步成章，世目如绣虎”，可见其天造之才。
曹植的文学创作因其生平遭遇与生活境况可分为两个阶段，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指出，前期曹植为曹氏公子，贵族纵放，无忧无虑，作品的情调或从容不迫，或少年意气，后期则境况急转直下，被迫名号几易，数迁贫瘠之地，饱尝穷困、流离之苦，又遭诽谤之名，胸有壮志而难受重用，再无欢愉，只剩哀愁之音，文笔苍劲内敛。
1.公宴诗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之前，曹植的日常生活基本都在邺城，邺城“俊下云蒸”，曹丕、曹植兄弟蔚为邺下文人的核心，这一时期的曹植创作，可以归为建安文学的第二阶段，宴饮欢乐、公子贵游，如《名都篇》、《斗鸡》、《公宴》、《侍太子坐》、《箜篌引》等公宴诗，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描写贵族纵放生活，有时夹杂一些人生思考与少年志气。如《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臇胎鰕，寒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连翩击踘壤，巧捷惟万端。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
诗作写京洛少年斗鸡走马、射猎追兔的热烈无忧的生活，极尽夸饰之能，场面宏
大。气氛热烈。“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二句，也体现出作者对于逝者不可追的人生思考。
2.酬答诗
与邺下文人的交流酬答之作，也是此时曹植诗作的一大主题。这类诗主要抒写友情，是邺下文人生活与曹植人际关系的重要参考，在一些诗作中也可见曹植思想追求与真情实感。
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聊且夜行游，游彼双阙间。文昌郁云兴，迎风高中天。春鸠鸣飞栋，流猋激棂轩。顾念蓬室士，贫贱诚可怜。薇藿弗充虚，皮褐犹不全。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弹冠俟知己，知己谁不然？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亮怀玙璠美，积久德愈宣。亲交义在敦，申章复何言！
——《赠徐干》
史载徐干：“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魏志·本传》）曹植在本诗中对徐干有德行、有才干却不得意的生活境况表现了同情，同时，也以朋友的身份表达了对徐干的鼓励、安慰和赞扬，清诗论家陈祚明称赞：“友谊真至。‘知己谁不然’，亦寓不试之感。‘良田’以下，慰勉有古风。”（《采菽堂古诗选》）与此同类的酬答诗还有《赠丁仪》、《赠王粲》、《送应氏》（之二）等。
3.拟作诗
曹植在建安时期也有许多拟作诗，《弃妇篇》就是其中一佳作。曹植拟一妇女，因无字而辗转忐忑、遭夫家抛弃的哭诉。“《玉台新咏》云：‘王宋者，平虏将军刘勋妻也，入门二十余年，后勋悦山阳司马氏女，以宋无子，出之。’子桓、王粲、子健，俱有《出妇赋》，子健又有《弃妇篇》，皆为刘勋妻王氏而作也（《曹集考异》）。”曹植以前庭石榴树作比，“丹华石不成”，并以翠鸟悲鸣烘托气氛，实为“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的女子命运鸣不平，设喻自然，构思巧妙。在汉末封建思想下，曹植能够关注到那个时代女子命运的不幸，应当说本诗思想意义更高于其文学意义。
4.纪丧乱诗
所谓“建安风骨的灵魂——深刻反映社会现实和尽情抒吐个人情怀”4，其中最优秀的当属曹植之文。
《泰山梁甫行》与《送应氏》（之一）使后人得见与协伴同游的贵族少年所不同的另一个曹植。
4钟优民：《曹植新探》，黄山书社，1984年版，第272页。
《泰山梁甫行》：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
以白描的手法写出海边民寄身于草野，行如禽兽的贫困艰苦生活，没有太多赘述却更体现出民之多艰，体现出战乱给百姓所带来的灾难，读之触目惊心。
《送应氏》（其一）：
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后汉初平元年二月，董卓徙献帝都长安，纵兵焚烧洛阳宫殿。”曹植建安十六年随父西征过洛阳，昔日京都残破不堪，满目荒残破败，人民不得已飘零异乡，无处可归，既写出了底层人民的困苦，也写出了战乱对人民的莫大伤害，既体现了社会动乱的现实问题，也表现了曹植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对灾难人民的同情，正契合建安文学“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的风格特点。
5.抒怀言志诗
自曹操始，诗歌开始用来咏志抒怀，曹植因其特别的生活经历与极高的文学素养，使其抒怀言志诗拥有极高的成就。
前期文学创作中，曹植的《白马篇》最为著名。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诗中不仅极大的赞扬了满腔壮志豪情、身死为国的勇士，字里行间我们还可以看到曹植十分推崇这样的英雄，并憧憬这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行为。《乐府正义》中评：“篇中所言捐躯赴难，视死如归，亦子健素志，非泛述矣。”此篇实为曹植寄托自己保家卫国、驰骋疆场的梦想与志向所作，借赞游侠以寓己志。
建安二十五年，曹植夺位失败，曹丕即位称帝，自此以后曹植的境遇每况愈下，先是曹植亲信与好友借故接连被杀，又被监视行径，后又连遭诬陷、贬谪、削爵，《野田黄雀行》正是作于此时，抒写朋友身陷囹圄，不仅无法相救，自己也自身难保的悲
愤与沉痛之心。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此诗以鹞鹰比喻残暴不善的上位者，以雀比喻弱小无法自救的友人，“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少年就是曹植自己了，曹植见友人落难悲从中来，这悲，一则应是悲友人的处境，二则应是悲“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此时“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二句，也只能是作者的美好幻想了，现实中万难实现。联想至此，可见作者悲愤之情寓于笔墨。
《赠白马王彪》则是曹植处于极度被欺凌、被压抑、迫害的处境，激愤而起的呐喊。
谒帝承明庐，逝将归旧疆。清晨发皇邑，日夕过首阳。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泛舟越洪涛，怨彼东路长。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
太谷何寥廓，山树郁苍苍。霖雨泥我涂，流潦浩纵横。中逵绝无轨，改辙登高冈。修坂造云日，我马玄以黄。
玄黄犹能进，我思郁以纡。郁纡将何念？亲爱在离居。本图相与偕，中更不克俱。鸱枭鸣衡扼，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欲还绝无蹊，揽辔止踟蹰。
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感物伤我怀，抚心常太息。
太息将何为？天命与我违。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存者忽复过，亡没身自衰。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唶令心悲。
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
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收泪即长路，援笔从此辞。
“泛舟越洪涛，怨彼东路长。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第一章描写晋谒君主后要离开洛阳的依依不舍之情。“霖雨泥我涂，流潦浩纵横。中逵绝无轨，改辙登高冈。”第二章言行路艰难，跋山涉水路程遥远之苦。“郁纡将何念？亲爱在离居。”“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第三章则言，将与亲爱之人离别，这如何能不使人忧郁。兄弟间反而不能亲近，都是因小人进谗言。“感物伤我怀，抚心常太息。”第四章萧索之景，感物伤怀，叹离别之情。“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存者忽复过，亡没身
自衰。”第五章悲兄弟之死，生死两隔，哀叹人生无常。“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第六章笔锋一转，宽慰曹彪在远亦亲，以宽慰自己，但又言怎能不悲伤。“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第七章述人生短促，后会无期，望彼此珍重，与兄离别。
全诗辞真意切，抒骨肉相残之痛，离别不见之悲，人生无常之念，读来使人与之同悲，与之同愤。
孟子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曹植的诗文成就一部分归功于天造之才，另一部分则可以说是生于忧患困顿之时，虽然“形同圈牢之养物”，但越是穷困受迫，壮志难酬，文章越是清峻，难掩光霞。
曹植创作后半期常见这种抒情言志诗，如《盘石篇》、《圣皇篇》、《吁嗟篇》等等，可说是曹植诗歌的集大成者，对后世影响深远，“汉魏风骨，晋宋莫传”。
三、曹植对建安诗歌文学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一）、在文学的艺术性方面
历经曹操、曹丕等人的发展，建安文学到曹植这里发展至大盛，在文学的艺术性方面：
1.由乐府旧题转变为自立新题
曹操以旧题赋新词，到了曹丕这时，则将乐府旧题转变为自立新题，如《野田黄雀行》、《杂诗》（南国有佳人）就是曹植自命新题之作。据统计，曹植留存至今的诗歌作品总计九十篇左右，其中拟乐府诗和直接命题诗各占半数。
2.注重诗歌的艺术性
东汉文人诗歌创作的审美范式是“质木无文”，但曹植高度重视诗歌的艺术性，语句讲究对仗、辞藻、炼字，章法结构也要具有艺术效果，整体给人以华美工整，凝练细致之感。
3.由不自觉向文学自觉的转变
不平则鸣，“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荆谭唱和诗序》韩愈）
文章大作，常常发于草野不得意之时，志得意满之人，没有备受排挤压抑的切肤之痛，没有真情实意的激愤悲苦，难以写出愤慨之音，千古之响。这就是曹植能够在创作上获称建安文学之冠的原因吧。
曹植近乎囚徒的困顿生活，强化了他的自我意识，创作中增加关注个人命运的诗
歌内容，抒发自己的政治压抑和生命忧思。曹植的此类创作代表中古诗歌文人化过程的完成，是古代文学由不自觉向自觉创作转变的完成。
（二）、在文学的社会价值方面
曹植的诗歌作品寄情以真情实感，将诗歌创作作为平衡内心矛盾与社会现实的手段，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人生苦闷，实现个人心灵的对话，对后世文学创作活动提供了很好的典范，具有深远的意义及影响。
四、结语
曹植是建安诗人的杰出代表，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是后世文士竞相效仿的“建安风骨”承袭者，但他的文学风格亦有曹操、曹丕的前路探索和铺垫，建安文学一脉相承，曹操破除旧的传统，开创了新的诗歌格局，曹丕承前启后，将文学创作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曹植集建安文学风格之大成，发展了新的文学创作风格。建安文学延续古者，启发来者，影响千古，功莫大焉。
参考文献：
[1]李宝均：《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
[2]吴怀东：《三曹与魏晋文学研究》，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3]王巍：《曹操·曹丕·曹植》，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5]钟优民：《曹植新探》，黄山书社，1984年版。
三曹与“建安风骨”的关系
“建安风骨”是指建安时期和魏文帝、魏明帝时期诗歌的美学特征，又称“汉魏风骨”。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是天下大乱的时代，这时代造就了一批优秀的诗人。“三曹”指曹操和他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建安七子”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人于建安前期先后投奔曹操，形成了一个以曹操为首的文学群体，共同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时期。 曹操（公元155—220年），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人。东汉末年的权臣，位至魏王，死后被儿子魏文帝曹丕追尊为魏武帝。他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也是建安文坛的领袖。现存诗歌二十多首，全为乐府。南朝梁的《诗品》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曹操的诗真实地反映了汉末长期战乱所造成的凄惨景象，如《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一百个人中只剩下一个），念之断人肠。”曹操一生为天下统一而战，他的诗歌也抒发了这种理想和抱负。如《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丕（公元187—226年），字子桓，曹操次子。公元220年称帝，史称魏文帝。曹丕所著《典论·论文》篇，是中国第一篇比较完整而有系统的文学批评论文，它论述了文章体裁、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以及文学批评等问题，把文学的重要性提到了“经国（即治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程度。曹丕现存诗歌四十余首，大半是乐府诗，但多有变革。在内容上，他由反映社会问题转向抒发个人感情，擅长写离别相思之情；在诗体上，他大胆探索，创作了中国第一首七言诗《燕歌行》和长达77句的杂言歌行《大墙上蒿行》；在语言上，他由质朴自然转向清丽文雅；在风格上，他由慷慨悲凉转向委婉含蓄。他的诗歌已明显呈现文人化、个人化的趋势。 曹植（公元192—232年），字子建，曹操子，曹丕弟。他才思敏捷，很受曹操宠爱，几乎立为太子。但他任性放诞，终于失宠。曹丕称帝后，他备受猜忌和迫害，名为王侯，实同囚徒。后来封为陈王，忧愤而死，年仅四十一岁。死后谥为思，世称陈思王。南朝宋代诗人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曹植确是继屈原之后最杰出的诗人，现存诗约九十多首，代表了建安诗歌的最高成就。慷慨悲壮的情怀，爽朗劲健的形象，凝炼秀美的语言，大量运用比兴手法，形成了“骨气奇高，辞采华茂”（钟嵘《诗品》）的独特风格。他的散文和赋也写得很好，其中《洛神赋》尤为著名。
建安文学
湘潭江声实验学校集体备课稿纸 2015 年下学期七年级语文研讨时间：月日第周星期研讨人员： 主备人：曾朝霞审核人：参与修改完善人员： 课题：建安文学 ［教学目标］ 1.了解关于建安文学的基本文学常识。 2.以“三曹”代表性诗歌为例了解建安文学的基本特点。 3.以其中一或两首诗为例进行诵读并鉴赏。 4．提高学生分析鉴赏诗歌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 １.了解建安文学的基本特点。 ２.抓住诗歌意象来解读诗歌主旨，培养诗歌鉴赏能力。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汉沛国谯（今毫州）人曹操组建青州兵，挟持汉献帝， 统一北方，社会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曹操父子皆有高度的文学修养，由于他们的提倡， 一度衰微的文学有了新的生机。在当时建都的邺城铜雀台（故址在今河北省邯郸临漳县 境内），聚集了一大批文人，他们在诗、赋、文创作都有了新的突破，并掀起了我国诗 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今天，我们就去看看那个时代颇具特点的文学。 二、文学常识介绍 1、建安文学的定义及代表作家 东汉末年一大批文学家，在铜雀台，用自己的笔直抒胸襟，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由于其时正是汉献帝建 安年代，故后世称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三曹” (曹操、曹丕、曹 植)和“建安七子” (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蔡琰，而 以“三曹”为核心。 2、建安风骨 建安时期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也流露出人生短暂、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意境宏大，笔 调朗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其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文 学史上称之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 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色彩和浓郁的的悲剧色彩，就是“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范畴的内涵。 三、以“三曹”诗歌为例，感受建安文学的特点 （一）曹操及其《蒿里行》 个性化设计：
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这段时间的文学，即曹氏势力统治下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在建安年间。代表作家主要是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和蔡琰等。建安作家用自己的笔直抒胸襟，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由于其时正是汉献帝建安年代，故后世称为建安文学，也称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 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刚健：（性格、风格、姿态等）坚强有力。是刚强、雄伟的风格形态。刚健的作品气势豪迈壮阔，感情奔放激烈，境界雄奇浑厚，具有阳刚之美。 遒劲：雄健，刚劲有力。 风骨：指文学作品刚健遒劲，有个性、有力量的格调。 慷慨：情绪激昂。 影响 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曹操，开用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先河。他的作品除五言外，四言诗也不少优秀之作，他学习汉乐府，但又有自己的风格。 他御军三十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唯才是举；对文士礼遇有加，与文士一同从事创作，讨论文章，相处如宾如友。 他的诗歌创作代表作品有： 1、描写汉末战乱和人民苦难的 如《蒿里行》中的名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2、表现统一天下雄心壮志、充满积极进取精神和博大的胸怀的 如《短歌行》中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描写了大海孕大含深的气派。 3、表现对贤才的渴慕 《短歌行》中的“青青子矜，悠悠我心”
三曹诗风异同
三曹诗风异同 建安时期以三曹为代表的建安诗人，开创了彬彬大盛的建安文学新局面，形成了建安诗歌慷慨悲凉、明朗刚健的风貌。三曹的创作体现了建安文学的时代特色及不同阶段的个体特征。 共同点： ①曹氏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歌的转变，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诗歌发展史上作出了不同的贡献。曹操借乐府旧题写时事，开创一代诗风；曹丕诗歌以抒情性代地替写实性，运用乐府艺术形式时引赋入诗，开拓了诗歌艺术表现；曹植在乐府诗中注入强烈的感情与个性，使原来以叙事为主的乐府转向以抒情为主，丰富了五言诗的表现手法。 ②曹氏父子的创作，体现了建安时期追求“慷慨悲凉之美”和非功利、主激情、重个性，求华美，注重个体生命体验的特点。 ③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怨，强烈个性的表现及浓郁的悲剧色彩的表现贯穿其创作之中。 不同点： ①风格差异；三曹创作体现了建安风骨初期、中期及后期不同的风格特征。曹操的诗歌古直悲凉，曹丕的诗歌激扬壮丽；曹植的诗歌豪宕深沉，情兼雅怨。曹操诗通脱，曹丕诗华丽，曹植诗沉著。 ②诗歌内容侧重点、艺术表现不同： 曹操的诗歌多从时事政治、军事民情方面反映现实；曹丕的诗多从离愁别怨、家庭的角度反映社会生活；曹植的诗主要从自身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内心的悲愤忧思的角度反映社会现实；曹操的诗激烈深刻，勇于批判，顽强进取，多英雄本色，大将风度；曹丕的诗委婉平和，固步守成，多公子声气，儿女柔情；曹植的诗悲怆幽怨，多诗人气质，情感浓郁；曹操诗报国
述志，蒿目时难，侧重时事、政治、民情的抒写；曹丕的诗工于言情，重在乱世余人心理的表达；曹植的诗重在个体遭受挫折的悲哀与怨恨的抒发；曹操诗质胜文；曹丕的诗文胜质，曹植的诗文质合一。 ③题材表现、情调不同 曹操的诗多抒发生灵涂炭，四海未定的悲情，其情深沉、苍茫、浩大，主要借乐府旧题反映现实，直陈其事，明情显志，忧国悯时，充满“悲情”；曹丕的诗多怀着迷惘的思绪，淡淡的情愁，关注游子思妇的叹息，思考生命本体存在的价值，其情细腻深婉，纤巧细密，充满“忧情”；曹植诗歌着重描述个体需要在遭受挫折后的悲哀与怨恨，展示失意者的内心世界，其情曲折腾挪，沉痛深挚，充满哀怨。曹操的诗多以乐府旧题填写新辞，反映现实；曹丕的诗借游子题材，表现人生的孤苦飘零，生命本体承受的气质沉重苦难；曹植的诗主要借游仙形式寄托情感，抒发人生变故，失意的悲愤。
(完整版)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
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 文学史上的建安文学，是指从汉献帝刘协建安年间（193——220）下延到魏明帝曹睿太和年间（227——233）这一历史阶级的文学，它实际上是以曹魏为中心的文学。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学自身的发展演变，以及曹氏父子的倡导和影响，这个时期的文学较之前代呈现出崭新的面貌，特别在诗歌方面更是奇峰突起，作家群出，俊才云蒸，形成了古代诗歌史上第一个文人创作高潮和“建安风骨”这一优良传统，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那么，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内容上：反映现实，抒写怀抱。汉末，三国是历史上著名的乱世，社会动荡，战祸连绵，疾疫水旱不断，死亡不幸袭击着千家万户，悲哭哀号弥漫了中原大地，实是历史上的一次大浩劫。建安文人在他们的作品中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痛苦，描绘出一幅幅满目疮痍、凄凉残破的乱世灾难图。如曹操的《薤露行》记叙董卓之乱前后的历史事实，弹劾执政者的昏庸无能和军阀的殃民祸国；《蒿里行》更揭示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现实，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这两首诗向有“实录”之称，“诗史”之誉。王粲的《七哀诗》勾勒了一幅痛沭人心的画面：“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令人惨目伤心的情景，正是当时苦难现实的典型缩影。蔡琰的《悲愤诗》通过叙述自己的悲惨遭遇，真切再现了董卓之乱中人民的惨罹杀戮，妇女横遭蹂躏的丧乱现实，和大乱后中原“城郭为山森，庭宇生荆艾。白
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的凄凉景象。此外曹植的《送应氏》、《泰山梁甫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都以不同方式、在不是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灾难和人民的疾苦。这是建安文学在内容上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建安作家还在其作品中抒写了他们希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壮志和理想。曹操的《短歌行》抒发民作者年岁老大、功业未竟的感慨、求贤若渴的情怀和统一天下的抱负，真诚感人。《步出夏门外》中的观沧海、《龟虽寿》更是“歌以咏志”的名篇。前者通过对大海的描写，抒发了作者吞吐日月、怀抱星汉的豪情和席卷天下、囊括四海的雄心，后者直率淋漓地倾吐了老当益壮的英雄情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脍炙人口的名句，千秋使人慷慨。曹植的《白马篇》塑造了一个游侠英雄的形象，通过赞颂他“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的高超武艺、“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的豪迈气势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献身精神，寄托了作者豪情壮志。曹植后期一再遭受曹不丕父子的迫害，但他仍多次上书求“自试”，念念不忘“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其五）、“国雠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杂诗》其六），表现出早遭困顿而气不衰、其志弥坚的精神。另外，孔融的《杂诗》其一、刘桢的《赠三弟》三首等也都表现了当时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 二、形式上：抒情直接，笔调明朗，文质相称，勇于创新。建安文人都大热爱民间文艺，他们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抒情“唯求诚恳”，“不求雕琢”，具备民歌那种浑厚朴素、直率自然的特点，不只曹操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如此，就是陈琳、阮的诗歌也带有明显的民歌调。与此同时，建安的优秀作品多产生于战乱年代，形
建安风骨到南北朝
建安风骨到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期间出现了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呈现出一种全体性的风格。 文学的自觉标志：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三对文学的审美性有了自觉的追求。 魏晋玄学的形成和老庄思想有明显的关系，东晋以后又吸收了佛学的成分，步入新的阶段。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玄学的崇尚自然与言意之变对文学与艺术有直接的影响。而佛学的传入，在文学想象、音韵词汇方面给中国的文学带来了影响。 唐文学的繁荣是为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它可以说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就表现领域说，逐渐从宫廷台阁走向关山与塞漠，作者也从宫廷官吏扩大到一般寒士；就情思格调说，北朝文学的清刚劲健之气与南朝文学的清新明媚相融合，走向既有风骨又开朗明丽的境界；就诗的形式说，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唐人做了两个工作，一是把四声二元化，一是解决了黏式律的问题，从律句律联到构成律篇，摆脱永明体诗人种种病犯说的束缚，创造了一种既有程式约束又留有广阔创造空间的新体诗——律诗。 1三曹：曹操、曹丕、曹植 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曹氏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曹操的诗，现存二十馀首，都是乐府诗，其内容和写作方法都与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精神一脉相承。他采用乐府古题，描写当时的社会现实，语言古朴率真，悲凉之中含跌宕慷慨之气。就艺术形式而言，曹操的四言诗也为已经板滞僵化了的四言体注入了活力。其诗一是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和人民遭受的苦难，被后人称为“汉末实录”；二是描写他本人的政治主张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作品有：《薤露行》、《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短歌行》（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他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是我国现存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 曹丕，现存诗约四十首，按内容主要分为三类：一为宴游诗，模范山水比较细致，文词富丽，常用对偶，在我国山水诗的发展上有一定的地位。二是抒情言志之作。与他《典论》中的某些篇章用意相同。三是写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最能体现曹丕诗的水平。清人沈德潜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一变在个人情感的抒发，由历史和天下转向个人；二变在文人化艺术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和艺术风格的形成，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他的诗，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具备）他的诗中充满了对死亡的哀伤，他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他的《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邺下文人集团） 曹植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歌主要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和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白马篇》。后期诗歌主要表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野田黄雀行》、《赠白马王彪》。后期按内容可以分为四类：对自己和朋友遭遇迫害的愤懑；用思妇、弃妇寄托身世，表白心迹；述志诗；游仙诗。锺嵘《诗品》“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现存诗歌九十馀首，其中六十多首是五言诗。他，既继承前代又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其诗受到后人推崇的原因有三：一文采富艳；二对五言诗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三成为失意文人的典型。 2七子：王粲、刘桢、孔融、应玚、阮瑀、徐干、陈琳 “三曹”、“七子”在建安时代并世而出，为中国诗歌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的典范。 “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刘勰许为“七子之冠冕”，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他的诗感情深沉，慷慨悲壮，“自伤”是他的感情特征，写诗的出发点。 刘桢，性格豪迈，狂放不羁。其诗一如其人，纯以气势取胜，目无千古，踔厉奋发。他的诗一类为
建安文学的自觉
建安文學的自覺 這個問題，是魯迅先生最早提出來的。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系》：“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以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 從曹丕《典論·論文》來考察，有以下表現。 一“詩賦欲麗”，對文學本質的認識，文學地位的提高。文學审美特征成為自覺的追求。“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強調立言的重要性。 二“文氣說”。創作個性的覺醒。 強調作家主體意識在文學創作中的作用。 三、文体观念的自觉。细分体裁。 四“哀人生之多艱”，抒寫內心世界，反映社會人生，慷慨悲涼，表現自我。 五“三曹”、“建安七子”，文學群體的出現。 《世说新语·文学第四（66）》：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qí）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曹植的影响；1文采富艳，泽被后世。 一代大家。《诗品》。才高八斗。王勃。李商隐。黄庭坚。汪道涵。 2五言诗的发展。 3不幸身世。 1.古都邑名。春秋齐桓公始筑，战国魏文侯建都于此。秦置县。汉后为魏郡治所。东汉末年又先后为冀州、相州治所。袁绍镇此。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为魏王，定都于此。曹丕代汉，定都洛阳，邺仍与洛阳、长安、谯、许昌合称五都。晋避司马邺 (愍帝)讳，改名临漳。十六国时後赵、前秦、北朝东魏、北齐皆定都于此。有二城：北城曹魏因旧城增筑，周二十馀里，北临漳水，城西北隅列峙金虎、铜爵、冰井三台。旧址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南城筑于东魏初年，大于北城，今属河南省安阳县辖境。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复名邺县，宋 (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并入临漳。《韩非子·内储说上》：“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其車轄。”《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 《典论·论文》和《文赋》各有一段话提到文体的特点，为文学史家所熟知。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典论·论文》）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文赋》） 一般的文学史著作都会提及这两段话。鲁迅先生更是从这段话里读出了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开始。但人们重视的是“诗赋欲丽”和“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两句话，从中看出对文学自身形式美的追求的自觉。但仅注意到这些远远不够。仔细研究这两段文字，有几个细节值得进一步注意。《典论·论文》提及的文体有八种，分为“奏议”“书论”“铭诔”
建安文学代表作之七哀诗
七哀诗 基本内容 《七哀诗》，是一种中国传统诗歌体裁，起自汉末，以反映战乱、瘟疫、死亡、离别、失意等为主要内容。《七哀诗》是民众生活的写照，与宫廷诗相对应，有鲜明的民间色彩。从汉代的建安七子王粲，到晋朝的张载，再到唐朝的杜甫，诗歌形式、内容、水平在一步步扩大、充实、提高。 虽然《七哀诗》在中国传统诗歌队伍里，是弱小的群体，史来不被人重视，但是却不能忽视她的存在，抹杀她的功绩。《七哀诗》的成就，在于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细致入微的描写、真实客观的记录。 《七哀诗》保存到现在的作品，现在可以见到的，以汉代的建安七子王粲的《七哀诗》为最早，其中《西京乱无象》一诗，最能代表汉魏风骨，堪称典范之作。用举重若轻之法，典型概括了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灾难，读来令人为之落泪。而晋朝张载的《七哀诗》亦名佳构，作品凄怆感人。《北芒何垒垒》一诗末句“昔日万乘君，今为丘中土”更让人生无常之感。唐朝杜甫的《三吏》、《三别》，向为众人熟知，在此就不再赘言。 《七哀诗》的产生，往往是伴随着战争、兵燹，接着便是朝代的更替，或者朝廷的衰败。《七哀诗》的形成、发展，亦即是朝代更替的见证，其作用如同现在的摄像机、麦克风和新闻特写。《七哀诗》既有文学性，又有新闻性，还有文献性，在资讯不发达的古代中国，诗歌往往兼有多种功能，而以《七哀诗》最有代表性。 到了后来，由于格律诗歌的兴起，唐诗、宋词、元曲等，相继在中国古代诗歌历史上风起云涌，淹没了古诗乐府，吞没了柏梁体，席卷了骈文，也兼并了四言、六言诗歌。自然，作为诗歌王国里的弱小群体《七哀诗》，亦遭到了灭顶之灾。在后来的中国历代诗歌选辑里，就很少再看到有《七哀诗》的出现。因此，挖掘、钓沉、收集、整理、研究即将绝迹的稀有诗歌品种《七哀诗》，就更显得迫切和必要。 在汉代王粲、晋朝张载的《七哀诗》，还是以五言诗为主要表现形式。 王粲的《七哀诗》多用平韵，而张载的《七哀诗》则以仄韵为主。到了明末清初，王马为的《七哀诗》，则是以七言诗为主要表现形式，在结句处外加衬词。句数不等，或者对称，或不对称。在转句加衬词以外，还转韵。 前面多用平韵，到了转句、结句，就换成了仄韵。与王马为同样是活动在明末清初李世锡的《哀沅》一诗，则是三、四、五、六、七、九、十一言不等，而以三言诗居多，其次是七言诗，再次则是四言诗、五言诗。在用韵方面，也是平仄互换交错不一。这充分显示出《七哀诗》的表现形式活泼多样，灵活多变。用这种形式来表现沉痛的战争、瘟疫固然可以，那么用来表现其他方面的内容呢？不是也可以恣意汪洋么？
三曹对建安文学的贡献与影响
三曹对建安文学的贡献与影响 姓名：苟侦桢准考证号：130411326176 摘要：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年号，公元196—220年，这时期的政治大权完全操纵在曹操手里，所以那时的文学领袖都是曹家人物，尤以三曹最著名，他们对当时的文学有着莫大的贡献，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三曹影响贡献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乃是指东汉末年至三国曹魏年间的文学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形式多样，内容富有现实主义精神，有所谓“风”、“骨”的风格特色，也在某程度上受到汉朝乐府诗的影响。在建安七子中，三曹的作品对建安文学的影响与贡献最大，三曹都生活在汉末战乱连年的时代，又参与逐鹿中原鏖战，是重要军事政治集团曹魏集团的主要扮演者，特别是曹操戎马倥偬，却又在诗文创作中有如此之高的成绩，的确了不起。而且，三曹并存，相互辉映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三曹对后代文学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曹植，在历史上名气很大，历代许多著名作家、评论家都对他极为崇拜。 一、三曹对建安文学的贡献 （一）、曹操对建安文学的贡献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出身于具有宦官背景的家庭，在汉末发生的具有全国规模的军阀混战中，他脱颖而出，扫平群雄，统一了北方中原广大地区，还建立了曹魏政权。曹操多才多艺，对书法、音乐、围棋都相当精通，于戎马倥偬之余，不费吟咏，创作了不少篇出色的诗歌。曹操现存散文150余篇，其中最多的是令教类，其次为书表类。从《隋书·经籍志》著录本集卷数之多，即可知曹操是汉魏年间诗文一大家。 在曹操的诗歌中，以现实主义为主，处处流露出其对现实丧乱和民生疾苦的忧患。他是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用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先河，并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很大突破，晋人黄侃在《诗品讲疏》中说：“魏武诸作，慷慨苍凉，所以收束汉音，振发魏响。”①说明了曹操在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清人沈德潜说：“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恒一下纯乎魏响。” ②由此可见，曹操的诗歌创作是对汉乐府民歌的突破与创新，是汉乐府民歌雅化和文人化的产物。 汉乐府诗曲题与歌辞具有统一性，曹操却利用汉代旧曲自创新辞，这种酒瓶装新酒，古调写时事的写作方法，为后来文人的拟乐府诗创作提供了范本。如《陌上桑》本写罗敷的故事，曹操改写为求仙；如《短歌行》，崔豹《古今注·卷中》说：“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而曹操却增加了及时行乐和求贤的内容等等。汉代乐府诗的曲折与辞具有严格的对应关系，而曹操的乐府诗则表现了极大的灵活性，既有在汉代旧曲内作辞的方法，也有自创曲辞的做法。如《善哉行》古辞为四言，而曹操新辞亦为四言；《蒿里行》古辞为五、七言句式，曹操新辞为五言句式；又如《步出夏门行》古辞为五言，曹操新辞则为四言；而《度三关》、《对酒》曲辞全是曹操新创。曹操的散文体式自由，以散句为主，较少雕琢痕迹，并且不避俗语俚语，使后来文坛涌现出了更多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文章。 （二）、曹丕对建安文学的贡献 曹丕，即魏文帝，字子恒，曹操之子，建安十五年，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其时以副丞相之尊，与王粲、刘振、陈琳、徐干、阮瑀、应瑒、杨修等宴饮游乐、吟诗作文。 曹丕诗歌最高成就的代表是《燕歌行》，据考写于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三郡乌恒期间，采用乐府体裁，开创性地以句句用韵的七言诗形式写作，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从“思妇”的角度，反映了东汉末年战乱流离的现状，表达出被迫分离的男女的内心的怨愤和惆怅。全诗用词不加雕琢，音节婉约情致流转，被清朝王夫之盛赞“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燕歌行》是汉乐府的旧题，汉古辞已经不存，但从曹丕以后凡是
建安风骨和曹植诗歌的艺术特征
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应、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唐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 “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内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 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 建安文学的特征： 首先是现实性。如曹操在《薤露行》中写道：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疆。”“贼臣持国炳，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痛斥了何进误国，董卓殃民。《蒿里行》则叙述了群雄私争，自相残戕，致使兵祸连绵，民不聊生。诗歌形象描绘兵祸惨状：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植在《送应氏》中具体描写了当时洛阳毁败的情景也令人惨不忍睹： “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在这破败的景象中，传达出一种悲凉感，在时直抒作者的惨伤，悲愤情绪：
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
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文件排版存档编号：[UYTR-OUPT28-KBNTL98-UYNN208]
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文学史上的建安文学，是指从汉献帝刘协建安年间（193——220）下延到魏明帝曹睿太和年间（227——233）这一历史阶级的文学，它实际上是以曹魏为中心的文学。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学自身的发展演变，以及曹氏父子的倡导和影响，这个时期的文学较之前代呈现出崭新的面貌，特别在诗歌方面更是奇峰突起，作家群出，俊才云蒸，形成了古代诗歌史上第一个文人创作高潮和“建安风骨”这一优良传统，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那么，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内容上：反映现实，抒写怀抱。汉末，三国是历史上着名的乱世，社会动荡，战祸连绵，疾疫水旱不断，死亡不幸袭击着千家万户，悲哭哀号弥漫了中原大地，实是历史上的一次大浩劫。建安文人在他们的作品中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痛苦，描绘出一幅幅满目疮痍、凄凉残破的乱世灾难图。如曹操的《薤露行》记叙董卓之乱前后的历史事实，弹劾执政者的昏庸无能和军阀的殃民祸国；《蒿里行》更揭示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现实，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这两首诗向有“实录”之称，“诗史”之誉。王粲的《七哀诗》勾勒了一幅痛沭人心的画面：“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令人惨目伤心的情景，正是当时苦难现实的典型缩影。蔡琰的《悲愤诗》通过叙述自己的悲惨遭遇，真切再现了董卓之乱中人民的惨罹杀戮，妇女横遭蹂躏的丧乱现实，和大乱后中原“城郭为山森，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的凄凉景象。此外曹
三曹与建安文学
中国文学史上所说的建安时期通常从汉末黄巾起义算起，到三国鼎立时期魏明帝景初（公元237—240年）末年为止，包括五十多年的时间。在汉末大动乱的时代，战场上群雄并峙，逐鹿中原；文坛上俊才云蒸，作家辈出。诗人们秉受时代的豪气，继承《诗经》、《楚辞》、汉乐府的优良传统，反映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抒发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形成了浑厚、刚健、质朴的风格和慷慨悲凉的情调，这就是后代所称颂的“建安风骨”。 由于三国之中曹魏集团的文学成就最高，因此建安文学主要指曹魏文学。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凭借其政治地位吸引了一大批文士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他们都有远大的抱负，想依附曹氏集团为平定天下做一番事业。这就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文学史上所说的“三曹”，指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本人又是杰出的文学家。他不但开创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学新局面，而且诗歌以沉雄刚健的气势成为建安文士的表率，散文以清峻通脱的风格开出崇尚通达的魏晋文风。曹丕诗歌风格清婉，感情真挚，更多地继承了汉代文人诗的传统。曹植一生因前后期的生活遭遇不同，作品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史称他“骨气奇高，辞采华茂”，体现了建安风骨的典型特征。他是建安时期文学成就最高的诗赋作家，对五言文人诗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建安七子”中除了孔融以外，王粲、陈琳、刘桢、徐干、阮瑀、应玚六人都属于曹魏集团。此外还有蔡琰、左延年等作家。他们都经历了汉末战乱，从事文学活动的时间主要在建安年间，作品具有共同的时代风貌，也有各自的特色。曹魏集团的政治需要改变了取士的标准，促进了建安学术思想的解放。并催生了建安文人普遍推崇真性情的思潮，这种观念反映到文学之中，就形成了建安诗歌对人生永恒价值的共同追求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三曹和建安文人重视文章的价值，提倡壮思与文采并举的文学创作观。在辞赋方面，他们由汉代的大赋转向抒情小赋，在文章方面，散文风格普遍转向清新通脱，骈文也在此时形成。在诗歌方面，他们继承汉乐府和东汉文人诗，进一步开拓了从军诗、边塞诗、游览诗和公宴诗等题材，尤其是反映时事类题材，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关怀现实的优良传统。他们能运用四言诗、骚体诗等旧有的诗歌体裁而加以创新，并尝试了各种新的体裁。中国最早的两首完整的七言诗也在这时出现。五言诗则在建安时期更加成熟，形成了“五言腾踊”的局面。建安作家不但提高了诗赋的比兴、音律、对偶、修辞等艺术技巧，将中国古典文学推上了一个新高峰。其“风骨”、“风力”更是成为后代诗歌革新的旗帜，在文学史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论建安文学与建安风骨
论建安文学与建安风骨 -----一个时代的倾诉与精神 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年号，指公元196—220年。这时期的政治大权完全操纵在曹操手里。当时的文学领袖都是曹家人物，文学方面，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其中重要的文坛领袖包括当时的的建安七子：即王粲（字仲宣），陈琳（字孔璋），徐干（字伟长），刘桢（字公干），应玚（字德琏），孔融（字文举），阮瑀（字元瑜）。从某种意义上说，魏政权建立后的竹林七贤即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也应该算是建安的文人。虽然他们的时代在建安之后，但从写作风格和精神面貌却是极其符合建安风骨的内涵的。这一时期内，符合建安风骨的精神内涵的文学作品统称为建安文学。 而所谓的建安风骨是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当时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建安代表诗人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建安时代以五言诗为主的文学以风骨遒劲而著称，被后来人尊为典范，这既是文学史上经常提到的“建安风骨”。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唐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内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 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唐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 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 建安时期，以三曹为中心的文人们，他们一方面学习汉乐府，描写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一方面歌唱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抒发自己对社会的忧虑之情，从而形成一种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风格。这种风格后来升华成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正是由于这种风貌使得建安的诗人们都有一种特殊精神风貌，这种精神表现出文人们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精神，以及洒脱的态度和应变能力，他们不再拘守儒学，表现自身鲜明个性，他们的创作反映了动
论三曹文学与建安风骨
（2013）届本科生学科论文题目论三曹文学与建安风骨 专业汉语言文学 院系文学与对外汉语学院 学号 xxx 姓名 xx 指导教师xxx 副教授 成绩 2013年5月
论三曹文学与建安风骨 学生：xxx 指导老师：xxx 中文摘要：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七子”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 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称为建安风骨。建安风骨所体现的文学内涵包括强烈的现实主义，浓郁的悲剧色彩，突出的个性表现，并高扬政治理想。曹操、曹丕、曹植并称为“三曹”，他们整体上君临天下的霸气和建功立业的豪气，成为建安风骨现实主义的核心和精髓。其中曹操雄才大略，政治军事上十分成功，而在文坛上也是雄踞天下，文学创作慷慨悲凉；曹丕继承了其父曹操的政治才能，文学上便娟婉约；而曹植可谓是“才高八斗”，文学作品骨气奇高，辞采华茂、富艳，但政途萎靡，致使他抑郁寡欢。曹氏父子的文学创作，为建安文学奠定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建安风骨三曹建安文学
目录 中文摘要 (1) 英文摘要 (2) 目录 (3) 前言 (4) 一、建安文学的背景 (5) 二、什么是“建安风骨” (5) 三、“三曹”与建安风骨 (5) （一）曹操与建安风骨 (5) （二）曹丕与建安风骨 (6) （三）曹植与建安风骨 (7) 结语 (8) 参考文献 (9) 致谢 (10)
前言 建安文学乃是指东汉末年至三国曹魏年间的文学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有现实主义精神，有所谓“风”“骨”的风格特色，也在某程度上受到汉朝乐府诗的影响。三曹的作品对建安文学的影响与贡献很大，三曹都生活在汉末战乱连年的时代，又参与逐鹿中原鏖战，是重要军事政治集团曹魏集团的主要扮演者，特别是曹操戎马倥偬，却又在诗文创作中有如此之高的成绩，的确了不起。而且，三曹并存，相互辉映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三曹对后代文学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曹植，在历史上名气很大，历代许多著名作家、评论家都对他极为崇拜。
三曹文学成就比较谈
三曹文学成就比较谈 “三曹”指三国时期的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其邃远的心境、杰出的才干，诗词歌赋作风一洗前代文风，促成了“建安风骨”的衍生和聿兴。同时，因为三人的政治地位和文学成就对当时的文坛产生巨大并长远的影响，故而后人合之称为“三曹”。 曹操——建安风骨的先锋 曹操（155-220），汉魏间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对文学、书法、音乐都有深湛的修养，虽今存他的诗歌不足20篇，而是乐府诗体，但开阔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远大抱负、积极通脱的人生态度在曹操笔下的诗歌中仍可一览无遗。 曹操这一建安风骨先锋的今存诗歌中尤为著名的为《短歌行》，其主题非常明确，以沉稳而又抑扬顿挫的笔调，通过宴会的歌唱来抒写了作者渴望招纳贤才及统领天下的雄心壮志。其次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作于建安十五年（210），光明磊落，字字真挚。曹操感性地说：“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事实的确如此。 此外，曹操的诗歌形式是十分创新的。他尤擅写五言体和四言体。《蒿里行》原是杂言，曹操却以五言重写，非常成功。四言诗方面，本自《诗经》之后已见衰落，少有佳作，但曹操却继承了《国风》和《小雅》的传统，反映现实，抒发情感。例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均是四言诗之佳作，使四言诗重生而再放异彩。曹操诗文辞简朴，直抒襟怀，慷慨悲凉而沉郁雄健，华美辞藻并不常见，惟形象鲜明，如《观沧海》一诗：“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寥寥数笔，即能以辽阔的沧海景象，表现诗人的胸襟，不加润饰。 史书评论曹操：“明略最优”，“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曹操的诗歌以慷慨悲凉的特色开风气之先，以其对文学的倡导为中国诗歌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局面，为确立“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风范奠定基础。
建安风骨简介
【建安风骨简介】建安（汉献帝年号）时期，以曹操三父子为代表的创作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的同时，又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具有“ 慷慨悲凉” 的独特风格，这种杰出成就被称为“ 建安风骨” ，也叫“ 魏晋风骨” 。魏国统治者曹氏父子都爱好和奖励文学，招揽文士，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众多作家。他们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掀起一个诗歌高潮。 【建安风骨】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 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唐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内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 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 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 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唐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
建安文学
一、文学的自觉与建安文学的新面貌 1、文学的自觉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认为是文学的自觉时期。文学的自觉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可说是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经过近四百年才实现的，但溯起渊源，魏晋则是文学自觉的开始。 “文学的自觉”这一提法广为学术界所熟知，是从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开始的，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Are for Art…s Sake）的一派。”其实，这一说法最早是日本汉学家铃虎雄提出的。1925年，日本京都弘文堂书房出版了铃木先生的《中国诗论史》（旧译《支那诗论史》），在书中，他说：“通观自孔子以来至汉末，基本上没有离开道德论的文学观，并且在这一段时间内进而形成只以道德思想的鼓吹为手段来看文学的存在价值的倾向。如果照此自然发展，那么到魏代以后，并不一定能够产生从文学自身看其存在价值的思想。因此，我认为，魏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的文章是他在1927年9月在广州所作的一次学术演讲，因此，鲁迅的“文学自觉”说，大约是借鉴了铃木虎雄的观点，但由于当时铃木的书在当时学术界并未受到注意，故自鲁迅的文章发表后“文学的自觉”这一提法，才在中国的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那么，“文学的自觉”应该如何理解呢？它包含哪几层意思？所谓文学的自觉，应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指文学创作的自觉；二是文学观念的自觉。所谓文学创作的自觉，是指文学创作主体可以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注重文学的抒情性特点，并注意到文学的形式美。所谓文学观念的自觉是指对文学本身的特征和文学创作的规律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并在理论上加以总结来指导创作。从这一点看，魏晋时代确实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当然，文学的自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始魏，发展于西晋，而成熟于齐梁。就文学自觉的表现特征，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学从学术中的独立及文学自身价值的发现与重视。秦汉时期的文学是指学术，特别是儒学。但是到了曹魏时期，文学独特价值则受到了重视，并且逐渐从学术中分立出来。曹丕《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辱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此处的“文章”，当然不全是指文学，但却是将诗赋包括在内的，这种将文学的价值提高到与经邦治国同等的地位，是前未有的。这说明到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价值已被人们所认识。而在此之后，文学也逐渐摆脱了作为经学、史学的附庸而独立，刘宋时期，宋文帝在朝廷立四馆，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范晔作《后汉书》，单列“文苑传”，与“儒林传”并列，刘勰《文心雕龙·总术》又有“文笔”之辨。谓“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谓：“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章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些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对文学独特特征认识的深化。二是文学的体裁分类的细致化。文学体裁分类的细致，是对文学自身特征认识深化的结果，它反映了人们对各体裁文学体制及风格特征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在魏晋之前，尽管也有文体辨析的意识，但真正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于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将文学的体裁分为四类八种，提出“奏议宜雅，尚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到了西晋陆机的《文赋》将文体分为十类，特别是将诗、赋分为两类，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论及12种文体，《文心雕龙》论文体分为33大类，萧统《文选》分为37类，文体辨析的细密，是文学自觉的又一表现特征。三是创作上的个性化与对作家个性特认识。在魏晋之前，作家的创作个性特征不是十分鲜明，尤其是两汉时期，由于作家人格精神上独立性的欠缺，其作品在风格上往往是群体风格遮弊了作家的个性特征，到了魏晋以后，作家的作品则具有了浓烈的个性色彩与鲜活的魅力，创作上的个性化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