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如龙：汉语汉字与中日文化交流

李如龙：汉语汉字与中日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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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如龙
来源：作者惠赐

一

古代日本人学习汉字是诚心诚意的，也学习得十分到家，所学的汉字读音，最早是江南的“吴音”，入唐后是长安一带的中原“汉音”，到后来还有宋元以后的官韵所定的“唐音”。由于先入为主，也受到中国文化“以古为正”的影响，三种音读中以吴音和汉音为主，后来的唐音只占少数。

在汉字传入之前，日本并无文字。学习汉字的日本先民就表现了惊人的创造性，先后发明了汉字的四种用法：①全面采用汉字的形、音、义，既借用汉字也借用汉语的词汇，这就是“音读”。②采用汉字的字形和字义，用来记录本族语词，保留固有的日语读音，是为“训读”。③单纯借用汉字的字音（同音或音近）和字形、不借用字义来表示日语固有词。如：“怪我”（けが）：受伤；馬鹿野郎（ばかやろう）：混蛋；芽出度（めでどう）：恭喜，等。日语叫“宛字”（あてじ）。这种用法其实是学了古代汉语的“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假借”方法，活用而来的。④由于日语是粘着语，许多虚词（助词、助动词）用汉字难以记录，于是又发明了“假名”。

日本人学习汉字不但是和学习汉语同时进行的，而且和学习唐文化（包括名物、制度、思想等）同时进行的。因此，大量的古代汉语词汇也在日本语里扎根，这些早期的汉语借词已经和本族语词融为一体，难以辨认了。据统计，在近百年间英语借词大量涌入之前，日语里的汉语词和本族语词大体是一比一（陈信德，1964，33页）。在借用汉语词汇的过程中，日本人也表现了高超的创造能力。全部汉语借词可分为三类：①直接从汉语借用，原义未变或略有变义的。例如爱护、爱国、爱好、安定、安眠、安宁。②根据需要运用汉字自行创造的，字义未变，词义是新的。例如爱顾（惠顾）、爱着（留恋）、爱娇（招人爱），安否（安危）、安着（安抵）、安直（安顿）。③在意译近代西方新词时用汉语旧词表示新义的。例如政治、民主、革命、经济、资本、主义。从日语中的汉语借词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汉字和汉语的关系是理解得很透彻的，对于形、音、义的分解十分巧妙，用单字字义构成多音词时选择义素和运用各种构词法也相当纯熟。同时，也说明了在日语的词库中，汉语词一直是得到重用，并且备受欢迎的，一旦形成便不易被淘汰，一旦需要还可以新造。最近，我翻阅了仓石武四郎和折敷濑兴所编1983年版《岩波日

中辞典》（东京岩波书店）あ字母的48页的825词条中，共有汉语词汇146条，占17.45%，其中有些义素在现代汉语已经不用了，在日语中还继续使用。例如恶疫（瘟疫）、恶质（劣质）、恶骂（臭骂）、暗幕（黑幕）、暗影（黑影）、暗住（幽居）、哀愿（哀求）、安产（顺产）、安易（容易）、爱慾（情慾）等等。

汉语形成书面语表达系统——文言文之后，长期在文化上占着绝对的优势，和不断变化的口语逐渐拉开了距离。这种文风对日本语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从10世纪之后，日语的书面语和口语也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差异。直到17世纪“町人”（商人）文学兴起之后，口语才登上了文化舞台。（周有光，1992）
由于汉字与汉语的深刻联系，由于汉字和汉语语素的造词也进入了日语词汇的发展进程，应该说，汉语和汉字已经汇入了日语发展的主流。因此，虽然有后起的假名和罗马字拼音，汉字在日本语文中也早已成为挥之不去、不可或缺的成员。日本的语文运动曾有人主张不用汉字，并一度把“当用汉字”压缩到1850个，后来修订时又增加为1945个，加上准用的人名用字，现有的日本汉字总数达到2111字。可见汉字这个文化使者已经成了主人的一员了，作为来自中国的舶来品，汉字在日本早就落地生根，而且是根深蒂固的了。

二

日本人引进汉字、汉语，不但善于适应日本语的特点，切合实际的需要，而且富于改革精神。数百年来，日本在使用汉语汉字上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其中也进行过多次改革，有些措施是相当科学的，不少日式汉词已经“出口转内销”，有些经验也已为中国所吸收。应该说，有些改革措施至今还值得我们借鉴。
明治维新之后，日语里运用汉字转译西语用来表达现代生活的新词，在19－20世纪之交已经大量返回本土，成了现代汉语的新词。据刘正埮、高名凯等《汉语外来词词典》，汉语借用日语词就有896条，加上近数十年间所借用的应该有上千条。例如“音读”的经济、根本、甲板、机关、信服、宣传、德育、体育、遗传，“训读”的“读物、立场、取消、打消、亲子（当时就已经存在，沉寂一段后现在有重新起用。）、手续、物语、广场、场合、出口、取缔、引渡；音读和训读混用的：赤字、赤潮、两替屋（外汇兑换店，港台还在用）、身份、浴场（后又重新起用）等。无论是日语中的汉语词或汉语中的日语词，用汉字写出来，这一类词的字义相加和词义大体是一致的，都已经难以肯定是不是借词了。难怪有的学者把这些词排除在外来词之外。可见在中国和日本，这种词汇的交流已经达到了水

乳交融的地步。改革开放以来汉语里又进入了不少日语借词，如：职场、年金、看板、量贩、过劳死、人脉、政治献金等。

在汉字的使用方面，日本人有过多次的改革。

汉字集形音义于一体，用汉字构成多音词十分灵便。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它形成了多种字体。各种形体经过许多书法家的精心加工，形成了多样、优美、生动的书写艺术形式。构词快便和形体优美，这是汉字的两大优越性。然而，作为标记语词的文字形式，汉字也有严重的缺陷：字数太多，笔画繁复，而且标音程度很低。日本人借用了汉字之后，一方面发挥它的优点用汉字来创造大量新词，一方面又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

最早的改革是10世纪制定的“假名”。假名的制作是一个创举。日本语语音系统十分简单，只有五个基本元音，没有复合元音；只有16个基本辅音，也没有复合辅音；此外就是一个鼻音韵尾。假名便是改造了的汉字，各取一个简单的部件作为日语的音节符号。也可以说是中式的日语字母。这就是“五十音图”。（实际上只有48个字母，表示45个不同发音）。平假名借用草书汉字或部件，连笔书写，大多只有1—2笔；片假名借用汉字的楷书偏旁冠盖，也只有少数笔画。平假名用来书写本族语词，连写方便；片假名主要用来译写外来词，特征鲜明，二者分工明确。用数量极少的50个符号便可以记录所有的日语音节，连写之后还可以标写所有的日语词汇，这显然是十分经济实惠的。就字形说，笔画少，易写好记；就标音方式说，一字一音，简单明了，比之中国旧时的“反切”，用两个字标注一个音节，显然科学多了。到了15世纪，“汉字和假名混合体”的语文格式就完全成熟，繁简相间，音义兼明，成了独具一格的汉和共存的文字系统。应该说，中国辛亥革命后不久（1918年）所制定的汉语“注音字母”（ㄅㄆㄇㄈ，ㄉㄊㄋㄌ等）就是受到日本创制假名的经验的启发的。注音字母适应汉语的特点，又把介音分解出来，鼻音韵尾则合于韵腹。这套符号至今还在台湾使用着。

1868年的明治维新运动之后到二战之前的七十多年间，日本在语文改革上出现了三项运动。第一项是假名文字运动。1883年成立假名会，提倡全面使用平假名而不使用汉字，当时在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时已经全面使用假名译写西文科技术语和人、地名。1920年又成立“假名文字会”，提倡全用片假名、分词连写、横排，这显然是进一步西化，想淡化和摆脱汉字影响的方向。这个假名文字运动在二战期间达到高潮，战后才消沉下来。第二项是和假名运动差不多同时的罗马字运动。18

72年第一个日语罗马字拼音方案出笼，巧的是同年威妥玛出版了《语言自迩集》，设计了拼写汉字的威妥玛式拼音。1885年日本成立了“罗马字会”，设计了“黑奔式”罗马字拼音方案，1905年又成立“罗马字推行会”。1937年日本内阁公布了“训令式”罗马字拼音方案。这两种拼音方案经过70多年的竞争，1954年再度公布了训令式，是现在通用的罗马字拼音方案。第三项是推行国语和提倡言文一致的运动。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现代化建设加快了，人们的观念也有很大变化。20年间国语就大体普及了。当时也同时提倡言文一致，但作用不明显，到了战后又有了大幅度的“取消文语”的行动。（周有光，1992）由于汉语汉字的影响，日语的口语和书面语的分化已经也有千年的历史，因此至今还无法消除中国文言式的书面语的文风。

二战之后，日本的语文改革主要是压缩和控制汉字使用的总量。1946年，日本政府公布了1850个“当用汉字”，并规定小学各年级所使用的汉字（总量996字），普及教育中对初中毕业生只要求能读认千字文，不要求全面使用。这一方面是为了减轻学生负担，另一方面也为了在语文生活中缩小汉字的使用范围和使用量。经过这些改革，三种文字系统中，假名和罗马字拼音的地位提高了，汉字则降低成为辅助工具。看来这一改革还是有利于与西方现代化接轨，主要作用是好的。但是，汉字及汉语词汇毕竟是进入了日语的本体，民族化了，有些人的假名化、罗马化的设想至今还没有能够实现。到1981年日本政府公布的《常用汉字表》，字数又增至1945个。日本的汉字改革主要用力于限制汉字使用范围，中国学者称为“精简字数”，而不是注重字形的简化。在现行的1945个常用汉字中，简体字225个，占12％。其中与中国推行的简化字相同的16字，相似的23字，相异的114字。近些年来，假名和汉字在电脑里已经可以自动转换，又有许多人热衷于汉字的学习。据统计，1997年参加“汉字检定考试”的人数（大多是18岁以下青少年）已超过100万人。（陈谦臣，2000）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中日两国的语文改革运动从过程、方向到结果都是十分相似的。推广国语，提倡言文一致，精简和简化汉字，采用罗马字拼音与使用汉字（假名也是汉字的部件）并行，实行中西合璧等等，所有的这些，在中日双方都只有量的差异而无质的区别。今而后，汉字向何处去，这一古老的文字如何为现代化社会服务，为使用汉字的文化圈的各式人等服务，为全球化的社会生活服务，中日两国的学者实在还很有必要联手进行研究。

三

谈到汉

字汉语与中日文化交流的关系还应该说说日本的汉语研究。

汉字汉语既然已经进入了日本的语文本体，日本学者关注汉语的研究就是情理中的事了。

日本使用的汉字有吴音、汉音和唐音三种，这些读音都是从古代的汉语通语或方言引进的，因此，日本语言学家，尤其是老一辈的学者，关于汉语的研究首先就集中于汉语音韵学的方面。有坂秀世的《国语音韵史研究》（1994）中就有不少汉语音韵学的研究，例如，运用汉字的韩、日、越对音材料分析《广韵》的重纽现象。服部四郎关于《蒙古字韵》的研究对于近代汉语语音的研究很有贡献。藤堂明保据《韵镜》的系统联系日本汉字读音对《广韵》音系作了构拟，对上古音也有所涉猎。他的《汉字语源辞典》（1965）和《藤堂明保中国语学论集》（1987）都是很有影响的名著。后来的一些学者中，平山久雄研究从中古音到现代音（包括通语和方言）的演变过程，由于重视方言调查材料，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为许多中国学者称道。平田昌司从发掘徽州方言的田野工作开始，对于语音史的研究有不少建树。此外，远藤光晓研究《切韵》音，花登正宏研究《礼部韵略》，也很值得注意。

近二三十年间，日本的汉语学家也从古汉语典籍研究逐渐转向现代方言的口语的研究。桥本万太郎在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研究所就发起、组织并亲临实地进行了多种汉语方言的记录、整理和研究。参加过这项工作的还有中岛干起和辻伸久。桥本不但调查南方方言，也调查北方方言(如晋语)和民族语言（如临高话）。在丰富的材料基础上，他早在1978年就出版了《言语地理类型论》，提出了语言地理类型学的重要理论，认为南北方汉语方言的差别与南北的民族语言的影响有关，东亚大陆则有“农耕型”和“牧畜型”两种语言。研究汉语方言的中年学者则有岩田礼、太田斋、古屋昭弘、秋谷裕幸等，他们不但来华留学，而且频频下方言点作调查，并和中国学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近些年来他们还组织协作，绘制了大批汉语方言地图，有些工作做得比中国学者还细。（石汝杰，1995）
在汉语的词汇语法研究方面，尤其是近代汉语的词汇语法研究，也是日本汉学家的研究热点之一。太田辰夫的《中国语历史文法》早在1987年就翻译成中文，成为众多中国学者经常引用的名著。他还有《中国语史考》和《<祖堂集>语法概说》等重要论著。此外，还有波多野太郎的元曲以来的俗语的研究，入矢义高关于敦煌变文和禅宗语录的研究，都达到很高的水平。香坂顺一的《白话语汇的研究》和《现代中国语辞典》

，志村良治的《中国近世语法史研究》，牛岛德次的《汉语文法论》等，也是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应该提到的是，日本学者关于汉语词汇语法的研究都十分注重语料的搜集和资料的汇编，出版了各种“语汇”、“索引”和“集成”。他们的成功正是建立在广泛的语料基础之上，这种学风和中国的“小学”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门大开，到日本留学、开会、讲学、工作、访问的中国学者逐渐增加，来华出席学术会议、留学、调查研究的日本学者也越来越多了。两国的许多学者结成朋友，合作研究，编印的成果每年递增。中日学者密切合作联手研究汉语汉字正在出现新局面。经过取长补短，共同切磋，许多领域的研究都有望获得新的突破和大的进展。

四

中日文化交流已有千年历史。在漫长岁月里，不论是两国人民或是两国学者，总是友好相处、互教互学的时候多，密切往来、互惠互利的效果大。继承保持这种良性的交往和密切的交流是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如何使这种文化交流得到健康的发展，使两国的友好相处更加巩固，并为人民造福祉，为世界和平作贡献，这是很值得我们讨论的课题。

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的传习和研究显然是文化交流的最重要的基础工程。这是千年的历史经验，也是打造美好前景的需要。试想想，当年的遣唐使若不先过语言关，如何了解中华文化？明治维新之后的大批留日学生也是先学好日文再把西方的新思想介绍到中国来的。为了把中日文化交流继续下去，还是要抓住传习和研究汉语汉字这个古老的题目做文章，探讨我们应该做的工作。这里讨论三项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第一，必须加强汉、日语的比较研究，改善对日汉语教学和对华日语教育。
中日两国的文化都源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比较，东方文化存在着不少共同点。从汉语和日语的特点说也有一些相似处。例如语音方面没有复辅音、有声调（有些学者认为日语并非无声调语言）；多用虚词表示语法意义的而与印欧语的形态变化不同；词汇方面彼此都有大量相互借词；都使用着大同小异的汉字。然而不论是中国人、日本人，似乎都觉得英语比较好学，学得好的也比较多。而中国人学日语或日本人学汉语都感到入门不易，深造更难；看起来容易，学起来难。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很值得探讨。

语言的传习能否得到好效果，应有两方面的决定因素，一是社会的原因，一是语言自身的特点以及教学方面的原因。前者是外因，后者是内因。

从外因说，19世纪末叶到现在的100多年间，中日之

间有过几次交恶，残酷的事实留给人们的精神创伤至今还没能完全消除。与此同时，西学东渐，英语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越来越深广，不论在中国或日本，学英语，向英语借词都成了新的时尚，近二十年来的英语热不断在升温。近年来中国方面已经有抵制这种热潮的呼声，日本方面似乎也又有了“汉语热”的说法。在全球化、一体化的一阵热梦之后，人们已经发现了，民族化、本土化也是各种人群的一种内在要求，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全世界的人都来说英语，只是一种简单、幼稚的幻想；用西方文化来取代东方文化，则是违背天理人性的胡言。中日两国人民若能共同努力，发展东方文化，不但对于太平洋地区的安定和繁荣可起决定性作用，对世界的和平发展也一定可以做出巨大的贡献。

从内因说，应该承认我们对汉语汉字和日语日字的比较研究和教学研究还是做得不够。这当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这里只谈两种想法。

首先，第二语言教学应该以词汇训练为中心，而词汇教学必须充分注意区分词的频度，常用先学、多学。时下的第二语言教学往往以语法为中心，这是适应印欧语的特点设计的教学模式，因为印欧语之间同源词多，语法的形态变化殊异。事实上，掌握第二语言，最重要的是要积累够用的词汇。汉语和日语的语法形态标志不多，词义和虚词在句法组合中起重要作用，更应突出词汇训练。英国语言学家L.R.帕默尔曾于上世纪30年代在东京任英语教学研究社社长，当时他编制了供教学用的英语3000词表，同时提出了一个公式：第一个1000词在言语总量中可覆盖85%，第二个1000词覆盖7%，第三个1000词才覆盖3%。这个公式后来经过许多语言的检验证明，大体是符合实际的。关于利用词的频度编写合理的教材，在西方的语言教学中早已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但在中日两国的第二语言教学中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中国学者曾经把汉语的常用字和日语常用汉字表作过比较，汉语按频度排序的常用字中，前500个字所含的日语常用汉字465个，占93%（每百字都含有92%以上）。前1000字所含的日语常用汉字901字，占90.1%（每百字都含86%以上）。前2500字所含日语常用汉字达1683字，占67.3％。可见，中日两国的汉字，使用频度越高越一致。（冯志伟，1999）日本的高中毕业生在未学汉语之前就掌握67.3%的常用汉字了。这是汉语和日语第二语言教学的最有利的基础，也是最大的教学资源。然而我们是否利用了这样的资源？在教材中是否体现出来，做到常用先学、多学？这就很值得做一番调查研究。诚然，怎样才能做到

常用先学、多学，在具体的教材编写、教学组织上还要进行一系列的研究。

其次，第二语言教学应该进行两种语言的比较，针对母语和目的语的异同安排教学，这一点已经为应用语言学的学者普遍认同。对汉语和日语来说，有三分之二的共同的常用字，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共同词汇，不了解这个同，利用这个同，自然会事倍功半；然而不注意区别其“异”，找出规律，防止以同就异，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也会处处碰壁，在屡遭失败之后则常常丧失信心，回到零起点，从头开始，生吞活剥。中日两国的人学英语都知道“另起炉灶”，从零开始，规规矩矩，按部就班地学，也不会受母语干扰，只要下足工夫也就学好了。而日本人学汉语或中国人学日语，往往因为似曾相识而麻痹大意，老师也没有认真帮助学生分清何者为同，何者为异，学生就用母语的语感去理解，结果便是上文所说的碰壁从头来。可见，从字到词，同的不能丢弃，异的也不能瞎猜。关键在于把这些异同合理地体现于教材和训练过程之中。例如日语汉字的音读和古汉语及一些南方方言有大体的对应，至少利用其中的若干基本对应，对于汉人学日语或日人学汉语都是可供类推的。然而在教材、词书中往往找不到音读、训读的标志，更很少有汉字、吴音、唐音的区分。还有，在日语汉字词里，哪些词义是字义的相加、相应或相关，哪些字义与词义无关，在教材中也很少反映。最近邹嘉彦、游汝杰利用一个大型语料库进行了汉语和日语的可懂度研究，拿30天的北京、上海、广州、香港、新加坡五地新闻语料出现的词汇和日语词作比较，其统计结果是：相同的占23.51%（如列车），相近可猜的（如快车道、砂石车）占27.76％，难懂的（如泊车仔、作案车）占29.46%，全然不懂的（如得士、空调车）占0.85%，形同实异的（如单车、汽车）占18.41%。据此，他们的结论是：从日文看中文，可懂度为51.2%；从中文看日文，可懂度为77.96%。（邹嘉彦、游汝杰，2001）这种研究很有价值，如能进行大规模比较并用它来指导和改造汉语或日语的第二语言教学，一定会有良好的效果。
第二，必须加强汉字、汉语与中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汉语和汉字作为异文化的使者传入日本，其动因和起点是文化上的需要，其过程则充满着渗透、交融和矛盾、互动。这个历史过程是很值得研究和总结的。在世界历史上，两种民族文化的接触有融合和撞击，有吞并和反抗；两种民族语言的接触则或取代、或并行、或融合。汉语汉字及中日文化的交流是和平多于争战，接触多于抵制，调和多于矛盾，是一种独特的模式。

这种模式也许可以用“和而不同”来表述。从文化上说，中日都有在东西方文化撞击中的选择、认同的问题，双方都有过困惑、矛盾的经历。西方文化在百余年间显然是逐渐占了优势了，但是东方文化也不是完全没有抗争的。在太平洋西岸流行的“新儒家”的理论对于人们理解东方式的企业文化，增强自己的信心就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的重重矛盾中寻求出路上，事实早已证明，和则双赢，战则两败。把这个历史经验传给子孙后代是至关重要的。从语言文字上说，早期汉语汉字进入日本，后期日造汉语回归中国，与本国语文整合成水乳交融的状态，这本身就是语言接触史上一种极为少见的类型。研究这种交融不仅是汉语史、日语史的重要课题，也可以在普通语言学的理论中建立一种新的语言接触模式。这是从历史过程中总结经验，为普通语言学理论创建新篇章的研究。

汉语汉字与中日民族文化的关系也很值得深入研究。有关的研究内容主要是语言本体的文化透视，可以包括：词义的文化蕴含的研究，例如为什么日语汉词会有与汉语同形却又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其成词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有什么不同？例如：，勉强－学习，迷惑－麻烦，心配－担心，切手—邮票，手纸—信，丈夫—结实，春雨—粉丝等。语音和语法结构特点的民族文化投影（例如字音的文白读，敬语的文化成因等），文学的发展与修辞方式对语言本体的影响（例如诗歌格律、平仄对构词法的影响），通语的形成和方言的分化与民族文化发展的关系（例如汉音、吴音的时代、地域及其与历史背景的关系），外来词的吸收与民族文化特征的关系（例如为什么汉语吸收外来词没有日语的力度强，规模大？），这是崭新的文化语言学的视角，中日两国语言学家如能联手研究，一定会有许多新的发现。

面对着急剧变化的现代化社会，摆在中日汉语言文字学家面前还有一个重要课题：对汉语汉字未来前景的预测以及当前应当如何处理好有关的语文规划和语文政策。汉字的拼音化的提法近年来沉寂下来了，在人机对话的信息时代，汉字的命运如何？表音差，表义强的汉字是否具有拼音文字所没有的另一种独特的品质，可以也应该以此立于世界文字之林？如果汉字也能够搭乘信息自动化发展这列特别快车，进入未来的时代，现在使用汉字的国家和地区是不是应该坐下来冷静思考一番，好好研究一下国际汉字的共通化问题。现在中国、日本、韩国都有汉字编码字符的标准，如果把各国现行的汉字统起来，能否创制一套兼容各方的标准字符集，并把它

付诸使用？中、日、韩三国专家已经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冯志伟说：“我们今天既然能够做到中、日、韩汉字的‘字同码’，我们明天就可能做到中、日、韩汉字的‘书同文’。这是一件空前艰巨的跨地区跨国家的语言规划工作，需要我们投入巨大的努力。”（冯志伟，1999，172页）这里说的所谓“书同文”就是为太平洋西岸的汉字文化圈的有关国家和地区（包括中、日、韩、新、香港、台湾）寻求一个兼容繁体字、简体字、日语汉字及种种俗字的分级汉字规范系统。这确是一个很现实、很有意义，也很艰巨的工程。

参考文献
周有光 日本、朝鲜和中国使用汉字的情况，《新语文的建设》，语文出版社，1992
冯志伟 应用语言学综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邹嘉彦,游汝杰 汉语与华人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1
石汝杰 日本的汉语研究概况，《汉语研究在海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
陈谦臣 日本语言文学里的汉字，《汉字的应用与传播》，华语教育出版社，2000
陈信德 现代日本语实用语法，商务印书馆，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