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在诗歌创作上的异同

浅析“三曹”人生及其诗歌创作

摘要：汉末建安时期，文坛上涌现了大量作家，打破了东汉末年诗坛上的沉闷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由于他们都共同经历了汉末离乱的痛苦生活，所以能自觉继承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在诗中通过叙述丧乱及感叹身世，吐露建功立业的抱负，具有慷慨悲凉、明朗刚健的独特风格。人们把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建安文学”。“三曹”即汉、魏间诗人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的合称。他们政治地位显赫，文学成就很高，成为当时文坛领袖，是集中体现“建安风骨”特点的代表作家。

关键词：三曹建安风骨刚健婉约慷慨

建安时期，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是一个转变时期，此时诗歌的成就最为突出，它已经完全摆脱了汉代诗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功利主义诗歌思想，完全归之于抒一己情怀，但写此心，而不虑及其余。曹氏父子是建安诗歌的集大成者，引领一代文坛。“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邈英逸，故俊才云蒸”（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正是曹氏父子的诗歌创作为建安文学的兴盛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使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耀眼的明珠并光照后世。曹氏父子虽出自一家，但由于人生境遇的不同使这三人的思想感情大不相同，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便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形成迥异的文学内涵和艺术风格。

一

建安时期，战乱频繁，社会动荡，这为想建功立业之人提供了可能，激发了士人追求功业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又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给士人带来了事事多变，人生无常的深沉感叹。这种环境为士人创造了一种慷慨悲凉的情境，从而形成了诗歌慷慨悲凉的独特格调，“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刘勰《文心雕龙》）。曹氏父子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他们的诗歌中更是充满了“高古之骨，苍凉之气”（钟惺《古诗归》），但由于性格、际遇的不同，这种慷慨悲凉之气亦各有不同。

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当时阶级矛盾尖锐的形势下，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先后削平割据势力，统一了北方，是一个很有胆识的统治者。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写下了大量的诗文，是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在他的诗歌中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有军事家的豪迈壮阔，“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有文学家的深邃思索，“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由于他一生戎马倥璁，因此“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如《观沧海》中对波涛水阔、海岛耸立、草木繁盛、气象万千的描写有吞吐宇宙之势。徐世薄讲：“孟德明允、苍茫、浑健、自有开创之象”。在曹操的诗文中也有悲凉之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但其诗还是以豪迈纵横、气韵沉雄为主调。曹操的诗苍劲雄浑，开一代诗风,鲜明地体现了“建安风骨”的特色。

“诗有文之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曹丕，敏感而多情，对人生的凄凉惆怅有着深刻的感受，因此在他的诗文中多了悲凉之感而少了豪迈之气。“涕零雨面毁容颜，谁能怀忧独不欢？展诗清歌聊自宽，乐往哀来催肝肺”，“忧来无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忧何为”。曹丕的诗清丽婉转，低徊哀怨，一改其父的豪迈之气，而充满“婉娈细秀”的公子气、文士气。

“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曹植是建安诗的集大成者，古人称为“建安之杰”。他的诗“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曹植“生乎乱，长乎军”，曾随父“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这使他少年得志，豪情满怀，诗也呈现出慷慨之情，“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但是后来的政治囚徒生活，给他的慷慨笼罩了一层

悲凉之气，使他既承传了其父的雄健又拥有了其兄的悲情，“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曦。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挈令心悲”。清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子健既擅凌厉之才，兼饶藻组之学，故风雅独绝，不甚法孟德之健笔，而穷态极变，魄力厚于子桓。要之三曹各成绝极，使后人攀仰莫及。”

二

曹操一生雄才伟略，建功立业；曹丕一生富贵闲适，安守父业；曹植一生壮志难酬，郁郁寡欢。这不仅使他们的文学风格不同，而且诗歌内容也有所不同。

曹操的诗歌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诗反映的是汉末社会的动荡不安，百姓颠沛流漓，是“闵时悼乱，歌以述志”。《薤露行》通过对外戚、宦官、军阀之间争权夺利的描写如“惟汉二十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反映了汉末统治集团政治腐败，祸国殃民的罪行，又通过对具体事件的描述“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表达了诗人的愤怒、不满、对百姓痛苦境遇的同情，及由此产生的忧虑和哀伤。东方树认为此诗“浩气奋迈，古直悲凉，音节词旨，雄姿真朴，一起雄直高大，收悲痛哀远”。

《蒿里行》较《薤露行》写得深刻。《薤露行》写统治阶级内部之争，固然有诗人的愤怒与不满，而悲伤的情感落在宗庙被毁，宫室残破之上，以“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的典故加以抒发，想到百姓的不过是一句“号泣而且行”。《蒿里行》不仅写群雄起兵、军阀混战，真实地记录了汉末诸侯拥兵自重，为争权而相互残杀的情景，而且直接落笔到“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勾画了战祸带来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社会悲惨景象，诗人以“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抒发了他的悲苦，充分体现了诗人对人民的同情之感。明人钟惺《古诗归》评此诗：“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曹操的另一类诗表现的是统一天下的雄心与吞吐宇宙气象的豪情。《短歌行》开头便抒写诗人对时光流逝、功业未成的深沉感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接着通过对贤才的思念“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宴饮嘉宾“鼓瑟吹笙”表达了诗人求贤若渴的急切心情“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正因为曹操“设天网以该之，顿八闳以掩之”才开创建安文学的新局面。最后诗人以周公吐哺的典故自喻，抒发其延揽人才，统一天下的鸿雁之志。

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发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倾向于个人感情的表达。曹丕有宴游诗，抒情言志诗，但最能体现其诗水平的是写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的诗。

《燕歌行》着意描绘出一幅萧条寂寞的深秋景象“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接着拟用少妇的口吻“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倾诉秋夜思念未归的丈夫的怀情和悲伤“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

《杂诗》是描写被迫离乡背井的游子思念故乡的苦闷之情。“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展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为何在烈烈的北风中还要披衣彷徨？因为“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可现实确是“愿飞安得翼，欲济河无梁”，惟有“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陈祚明说曹丕的《杂诗》“以自然为宗，言外有无穷悲慨，若不止故乡之思。寄意不言，深远独绝，诗之上格”。

曹植同其父其兄不同，他的人生境遇可以分为两个时期，这也使他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前后差别。前期，因其天资聪明、才思敏捷，曹操甚是深爱，使其具有贵公子豪爽不羁的情趣，以及创立功业的壮志。《白马篇》热情赞颂了边塞游侠驰骋沙场、奋勇杀敌，保疆卫土的英雄行为“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也表达了游侠忧国忘私、视死如归的爱国思想“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朱乾《乐府正义》说“此寓意于幽并游侠，实自况也”，曹植实际寄托的是自己建功立业的宏意，“吾虽

薄德，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但是他恃才傲物，在王位争夺中败下阵来，最终只落得“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而“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宏愿，却在政治囚徒生活中破灭了。政途的坎坷使他后期的诗歌充满壮志难酬的愤懑和哀伤。《赠白马王彪并序》以赠别的形式，书写了诗人悼死痛生，手足离异的苦恨“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字里行间充满了哀怨“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流露出悲凉“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宣泄着愤怒“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同时又有劝慰“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

同曹丕一样，曹植也用思妇弃妇托寓身世表白心迹。但曹丕表达的是思乡行役之情，曹植表达的确是“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的切切哀虑。《美女篇》借美女因为不遇理想的配偶而“盛年”不嫁，“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抒发了曹植有才能，有理想却因不遇名主，才能不得施展，理想无法实现的慨叹。刘履说：“子健志在辅君匡济，策功垂名，乃不克遂，虽授爵封，而其心犹为不仕，故托处女以寓怨慕之情焉。”

三

钟嵘的《诗品》按《论语·雍也》：“质胜问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评价标准，将曹氏父子分别放于上、中、下三品之中。

“质胜文则野”指的是诗的内容胜过诗的形式就使诗显得粗糙。《诗品·下》：“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就是指曹操的诗情感慷慨悲凉，但语言却不尚藻饰，过于质朴，缺乏艺术锤炼，如“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平淡叙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口语化。

“文胜质则史”指的是诗的形式胜过诗发内容就使诗显得单薄。《诗品·中》曹丕“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则所以百许篇，率鄙直如偶语”。曹丕的诗语言清丽淡雅，通俗自然，但因其诗多是闺中愁怨，羁旅闲情，以妇人之语言诗，给人弱不禁风之感，也使诗显得柔而无力“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雅而无调“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平而无波“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指的是诗的内容与诗的形式相协调。《诗品·上》曹植“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众多诗人中，钟嵘对曹植的评价最高，认为其文质兼备。的确，曹植的诗情趣高雅，辞极赡丽，句颇尚工，语多致饰，风格雅致，时而通脱、灵秀“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时而沉郁艳丽“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曹植的诗四海无人角此雄，曹植的才“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健独占八斗”。

以上是我按曹氏父子的生活景遇不同对他们的诗歌风格、诗歌内容、诗歌评价做的简单分析。总体来看，“武帝雄才而失其粗”却“莽莽古直悲凉”，“子桓雅秀而伤于弱”却“小藻自是乐府本色”，“子健天才流丽”，誉冠于古，“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

“三曹”诗风差异之因研究综述

撰稿：中文系08级余婷婷日期：2009-10-22

【摘要】

由于三曹都经历了汉末建安这个极其动乱的历史时期，在文学上所受的熏陶和接受的文化教育有着相同之处，这使得他们的诗歌有共同的“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建安风骨”特色。同时因为他们生活经历、身份地位，个性特点，文学思想等方面的不同，三曹诗歌风格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就对三曹诗风以及导致其诗风差异之因的研究成果作一阶段性疏理。

关键词：三曹；诗风；差异；原因

前言

在中国诗史上，建安诗坛和盛唐诗坛一样是一个令后之来者心驰神往的时代，也是古人称之为“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时代，现代学者誉之为“文的自觉”的时代、“文艺复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不仅出现了建安七子、蔡琰等杰出的诗人，更重要的是出现了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则是建安文人的杰出代表。

试看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1]

三曹对建安文学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由于都经历了汉末建安这个极其动乱的历史时期，“三曹”的创作烙上了建安的时代烙印。他们以自己的“悲凉慷慨”之情铸造出不朽的建安风骨。然而，曹操的诗风，兼具慷慨雄劲和“古直悲凉”；曹丕的诗，风格“便娟婉约”；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其诗风前期豪放刚健，后期深沉悲凉。[2]是什么造就了三曹不同的诗风？本文就对三曹诗风差异之因的研究状况作一回顾，对以往的研究成果作一次阶段性的疏理，以便今后更好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一、三曹诗风研究概述

大部分研究者认同“三曹”诗皆多乐府。曹操现存诗21首，全为乐府诗；曹丕现存诗44首,其中乐府诗24首，徒诗20首，乐府诗大幅度减少，仅占55%；曹植现存诗96首，乐府诗51首，徒诗45首，乐府诗占其诗歌的53%。[3]然曹操以四言见长，曹丕以六言、七言、杂言创为新体，而曹植则大力书写五言诗。三曹的诗歌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他们同“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然而在这同样的“建安风骨”中，他们的诗风却有着极大的差异。

1.曹操诗风研究

社会意识和忧患意识是曹操诗歌最为重要的两方面内容。他的诗歌多半是反映社会的重大问题，诗歌的主要风格是慷慨悲凉、雄劲、质朴和古直。以慷慨、雄劲为主，出以深沉，偏胜于阳刚，在诗中直陈其慨、直抒胸臆，有一种雄浑壮阔的悲壮美。[4]钟嵘《诗品》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5]敖陶孙在其《诗评》中指出：“魏武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王世贞则在《艺苑危言》（卷三）说：“曹公莽莽,古直悲凉。”胡应麟在《诗蔽》（内编卷二）中道：“魏武深沉古朴，骨力难侔。”周履靖认为“魏武帝自然沉雄。”沈潜德在《古诗源》（卷五）中说：“孟德沉雄俊爽，时露霸气。”[6]刘熙载也说：“曹公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7]鲁迅先生说曹操的文章是“清峻”的风格。叶嘉莹在《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中则认为曹操的四言体是继承了《诗经》的形式，属于古朴作风的一种。她认为“古直”是指，曹操的诗风是古朴的、不加雕饰的。“悲凉之句”则是一种气魄很大的悲慨，使人产生近于苍凉的感觉。[8]徐公持认为，“无论何种题材何种主旨，曹操诗歌有一最基本的情调，此即慷慨悲凉。‘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实际上就是曹操诗歌风格的自我概括。”[9]陈庆元认为“古直”，一方面是说曹操的诗比较接近汉乐府和《古诗》，较为古朴，不事雕绘；另一方面则是对渐趋华丽、注重文采的曹丕、曹植而言，同为建安使

人，曹操的诗风和曹丕、曹植有明显不同。[10]还有学者说“操诗古拙质朴、沉郁悲凉、雄浑豪放。”[11]等。

显然，曹操的诗风有着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质朴自然，语言不事雕琢，形式比较自由。二是敞露内容世界，抒发沉郁的情感，形成一种悲凉、沉雄的风格。《诗品》是一本较早的对建安时代诗人批评的书，作者钟嵘将汉魏到齐梁之间的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在《诗品》中曹操是被放在下品的，被放在下品的，自然是作者认为比较一般的诗人。现在看来，钟嵘对曹操品第的评价其实不太公平。然而，他对曹操的评语“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却是深有体会之言。他确实掌握了曹操风格上的特色，在钟嵘之后的研究者们大都沿用了“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这一观点。此外，他们也尝试从气韵等角度分析曹操的诗风，把曹操的诗风研究推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思考。

2.曹丕诗风研究

关于曹丕的诗歌，历来争议都是比较大的。在钟嵘的《诗品》里，曹丕的诗排在中品。而曹植却是排在上品。很显然，《诗品》认为曹丕不如曹植。而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认为两个人各有长短；王夫之的《姜斋诗话》认为，曹丕比曹植好得多。[12]

曹丕的绝大部分诗歌都是以描写男女恋情和游子愁思为内容，其诗歌表现出细腻真切、委婉含蓄、清丽脱俗、跌宕多姿的文士风格。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在《铭箴》中说：“其才清采”。[13]钟嵘《诗品》说：“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14]周履靖在《骚壇秘语》（卷中）中指出：“魏文帝，自然浮俊。”陆时雍说:“子恒逸而近风”。[15]王夫之在《古诗评选》中评价“读子恒乐府，即如引人于张乐之野，冷风善月，人世陵嚣之气，淘汰俱尽。”“微风远韵，映带人心于哀乐，非子恒其孰得哉。”等。同时，他的《姜斋诗话》也指出：“子恒精思逸韵”。沈德潜在《古诗源》(卷五)中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陈柞明也在其《采菽堂古诗选》卷五中说：“魏文帝如西子捧心，挽首不言，而回眸动盼，无非可怜之绪。”

[16]徐公持则认为：“曹丕的诗歌揣摩人物心理相当逼真，加之刻画细腻，所以写得凄婉悲凉，颇得韵致。”[17]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中说：“曹丕诗便娟婉约，有文士气。”陈庆元评价曹丕诗：“终觉得悲凉深沉，雄浑壮伟略有不足，曹丕诗多文士气。”[18]还有学者认为曹丕诗最能打动人心的还在于其诗具有悲婉凄清、低回纤弱、秀雅温柔的风格。更有前人以美媛喻曹丕诗，曰：“子恒如美媛”等。

曹丕的诗歌情感内在，风格含蓄，情感并不那么突兀、豪气逼人，呈现出一种恬静柔和的阴柔之美，表现出清逸、婉约的风格。他的诗不强烈的刺激，却是一种缓慢的感染。在钟嵘在《诗品》中大力批评了曹丕之后，有这么一些人，不肯用心思，也不愿动脑筋。人云亦云，人家说曹丕的诗不好，他们也附会说不好，殊不知是哪里不好。唯独南朝梁时的刘勰，力排钟嵘之论，他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称曹丕的诗歌是清逸的风格。这种看法，可谓卓识。他的这种看法也影响了后世。如王世贞、王夫之等。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文学理念更趋于完善,研究者们对于曹丕诗风的研究也更加的理性、客观、成熟。

3.曹植诗风研究

三曹父子在诗坛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曹植。魏晋南北朝以后，诗歌的发展趋向于骈偶与华丽，注重诗歌对偶、铺陈和雕饰的曹植刚好顺应了诗歌发展的潮流。起到了“与人以阶梯”的作用。

曹植诗歌的内容及风格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他前期诗歌主要是表达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后期的诗歌则重在表达由理想与现实矛盾激起的悲愤。所以曹植前期的诗歌呈现出乐观开朗，昂扬豪迈，清刚健美的风

格，而后期的诗风隐曲深沉、哀伤忧愤。[19]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20]钟嵘《诗品》说：“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21]刘勰则认为他“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杨广说他“词藻华致”。敖陶孙在《诗评》中指出：“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周履靖在《骚壇秘语》（卷中）说：“曹子建斫削精洁，自然沉健。”吴琪《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说：“子建之时，檃括《风》《雅》，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其浑雄苍老，有时或不及乃父，清莹悲凉，有时或不及乃兄。”陈柞明说其诗歌“有的慷慨激昂，有的凄婉、写得萧瑟、悲凉入听，有的流丽如意、以秀逸为长等”。方东树在《昭昧詹言》（卷一）说：“子建乐府诸篇，意厚词詹，气格雄浑。”[22]胡应麟称赞其诗“词藻宏富，而气骨苍然”，“辞极瞻丽，然句颇尚工，语多致饰”。[23]王世贞《艺苑危言》卷三云:“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逊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辞太华。”[24]许伯虬云:“(子建诗歌)婉而不险，质而不靡，蓄而不虚，节而不巧，忧愤而有余悲，其可谓古之遗声也已。”[25]黄侃在《诗品义疏》里说:“文彩缤纷，而不离闾里歌谣之质”。余冠英在《三曹诗选·前言》里说:“民歌像清泉流过花园似的浸润着曹植的诗篇。”[26]袁行霈则在《中国文学史》中谈到：“曹植文采气骨兼备”。还有学者认为“植诗既有刚烈之风，又有儒雅之调”、“曹植前期华丽，长于描写，短于言情，后期诗作，既长于描写，又长于言情，既富于想象，也富于意境，既富丽堂皇，也深情宛转”[27]等。

在中国诗歌里，有一类是属于纯情诗人的作品，有一类是属于理性诗人的作品。曹植和曹丕也恰好是这么两种不同的类型。曹丕比较接近理性诗人的类型，曹植则比较接近纯情诗人的类型。理性诗人总是有他的节制和反省，无论外边发生什么事，他都要经过自我思考和消化。在这种思考和消化的过程中，他有自己的一个标准在，或者说他内心有他自己的一个主宰。所以，理性的诗人往往比较接近固定的风格，纵有变化，也不会很大很明显。纯情诗人则不同，他们对外界的反应是直接的，比较缺乏节制和反省。事情怎样来了，他就怎样直接地反射回去。这样的诗人，他作品的风格也就很容易随外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所以曹植的诗风便分成了前期和后期。他少年时才思敏捷，又受到其父的宠爱和欣赏，所以前期的诗风任纵发扬。到后期环境起了变化，心情抑郁不平，风格也就起了变化，写了很多感慨和牢骚之辞。实际上，这些感慨牢骚之辞仍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刚刚受到压制的时候，他感到无法忍受，因此感慨牢骚表现为激愤和直接。可是当他的哥哥曹丕过世，侄子即位，他的政治状况仍没有改善，晚年更加抑郁苦闷，从而他的感慨牢骚也就从直接的激愤转变为间接的喻托。

二、三曹诗风差异之因研究

三曹诗文以及其在文学史上的煊赫地位，自古以来是文人学者关注的焦点，经久不衰。许多学者、研究者对三曹诗歌风格的评价甚多，而就其风格形成的原因，相对而言却尚少。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有涉及此方面研究的学者一般从三曹的生活经历、身份地位，个性特点，文学思想等原因对其诗风差异进行考究。

1.三曹的生活经历、身份地位研究

三曹所处的时代、地位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经历，对他们的诗歌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曹操与曹丕、曹植兄弟，两代之间，经历相差悬殊。曹丕和曹植生活在同一时代，但不同的地位和遭遇又使两人亦迥然有别。

曹操身逢乱世，是曹氏基业的开拓者，他所经历的磨难，作为“守成之君”的曹丕，负有“公子之重”的曹植都远远不及。曹操从初登仕途，便锋芒显露。棒杀犯禁，不避豪强，威震洛阳；在济南“禁淫祀”，除残去秽，以致开罪权臣。后来讨伐董卓，起兵于陈留，斡

旋于各军阀之间，直到初平三年，曹操为充州牧，收编了青州黄巾降卒三十万，军力方定。后征袁术、伐陶谦、战吕布、破张绣、灭袁绍，荃夷群雄，挟天子以令诸侯，北征乌桓、袁氏兄弟，遂定北方。建安十二年，曹操又开始南征，对吴蜀用兵。破荆州，下江陵，西征马超。曹操经过这么多的南征北战，东征西讨，亲历艰难险阻，也目睹了人民的流离之苦。这为他现实主义的创作，无论是题材还是情感、思想方面都奠定了基础。其次，曹操对于统一事业的追求，对其文学风格的决定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此外，由于他的大部分诗作都产生于戎马的征途中，没有用更多的时间推敲文字，对于他的诗歌质朴、古直的风格的形成应当也有一定的影响。[28]叶嘉莹认为，在曹操的诗里往往表现出一种悲哀的情怀。那是因为凡事英雄豪杰之士，当他们衰老的时候，都有一种对人生无常的恐惧和悲慨。凡事英雄豪杰，都希望留下一番丰功伟绩，曹操觉得他所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完成，他的理想还没有实现，所以对人生的短暂感到悲哀。曹操把这种恐惧和悲哀都写到作品里面了。[29]

曹丕虽然也曾“生长于戎马之间”，但经历远不如曹操那样复杂多难。自赤壁之战后，鼎足之势已成，他基本生活在“区宇方辑”的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同时他在政治上一帆风顺，既没有曹操叱咤风云的经历，也没有曹植的那种辛酸遭遇。他对于时代的使命、人生的苦难，就没有曹操和曹植那样痛切的感受、深刻的认识，更没有曹操那样壮阔的胸怀、渊深的见识、沉雄的气韵。因而他的绝大部分诗作反映的生活面比较狭窄，多是男女爱情和离愁别恨之作及一些宴游诗、游仙诗。作品感情上比不上曹植的深沉，也赶不上曹操的真切，形之于言就没有曹操、曹植那样个性鲜明了。

曹植自幼生活在一个充满文学气氛的家庭中，少年时曾因超凡出众的文学才能而得到曹操的宠爱，同曹丕一样过着“怜风月，押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公子生活。但因他“任性而行，饮酒不节”，加上“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最终失去了曹操的宠爱，没有得到太子之位。建安末年，曹丕称帝之后，先是诛杀曹植的好友丁仪、丁康，以剪除其羽翼，后用封王的办法使曹植虽身为王侯却失去自由，常受漂泊之苦。自然，曹植再也无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尖锐矛盾，使曹植早期浪漫自负的勃勃雄心和英雄气概一变而为悲伤愤慨之情。曹植的这种特殊遭遇，使他的作品前后期出现明显的不同。曹植前期意气风发，基本以文采见胜；后期抑郁的感情进入他的作品，多以情动人。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说：“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

由于生活经历和身份地位的不同，便造就了诗人们迥然不同的诗风。曹操是一个文学家，但又不同于后来那些吟风弄月、咬文嚼字的文学家。东汉末年实在乱得很，而他却在乱世中说：“天地间，人为贵”。正是因为身逢乱世，心怀天下，所以在他的诗歌哀愁里总是结合着英雄的意志，有着一种唯恐这意志落空的忧愁。他将他的意志在作品中都说出来了，文辞上一点也不追求华美，也从来不作文字上的雕琢和修饰，完全以自己的本来面目见人。他的“古”“直”完全是一种“惟大英雄本色”。曹丕的生活环境等和其父相比便安定的多，在即位后，曾下了息兵诏，下了薄税诏，下了轻刑诏。他实在是一个很有理想的皇帝，希望能够把天下治理得更好。所以，在他的诗歌中，流露出更多的是生命意识。他清逸、婉约的诗风正是缘于一代君王内心的迁逝感和无奈的达观结合的一种时代的悲音。刘勰说的“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对于作者而言，当一个人受到挫折的时候，其才能便无法从别的方面表现出来，就只能通过文学创作来表现；但一个人如果有许多政治上的功业需要建立的话，那么他就没有更多的精力来从事写作了。正如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说：“诗穷而后工”。对于读者来说，他们往往对这类的作者有一种同情、怜悯的心理。曹植后来大半生的精力都是从事于写作的，因为受到哥哥和侄子的压制，根本就没有什么国家的正事给他干，他只能够把一腔的感概和愤激都表现在诗里边。所以形成了他后期悲伤愤慨的诗风。而且，正由于他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写作，所以他的诗和父兄相比，数量更大，范围更广，风格的变化也更多。

2.三曹的个性特点对其诗风影响研究

曹丕《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李泽厚先生等人认为曹丕所谧的“气”，“主要是被理解为艺术家个人天赋的气质个性，以及和这种气质、个性栩联的艺术家的才能。”[30]叶嘉莹也在《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中说：“诗的风格与作者的性情才气之间，必然有着密切的关系。”[31]操之雄，丕之婉约，植之清刚皆是。曹操深谋远虑、感情丰富。曹丕工于城府、善用心计。曹植率性而行、心胸坦荡。个性的不同，决定了三人诗歌的不同风格。

（1）曹操的个性特点

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太祖少机警，有权数。”曹操御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后以致三分天下，的确有许多过人之处。

从曹操平时的生活行为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具有政治家的品质。在《请增封荀或表》里，曹操充分肯定荀或在官渡之战中两次决策的重大贡献:“而或建二策，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不掠美，不隐恶，自愧弗如，坦坦荡荡；陈琳曾经在《为袁绍檄豫州》中对曹操祖父腾、父篙和操本人进行人身侮辱谩骂，但陈琳长于章表书记，曹操在网罗人才时也能纳之磨下，不计前嫌，委以重任，充分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开阔胸襟；曹操为寻求人才曾三次下令求贤:《求贤令》、《救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本着“唯才是举”的原则，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完全打破了汉代选拔官吏的旧传统。试想在近两千年前的封建时代，敢于说“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举贤勿拘品行令)的，能有几人？就算是思想开放的今天，敢于这么做的人恐怕也廖若晨星。这充分显示了曹操非同常人的气魄。曹操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大手笔，举得起，放的下，他这种不拘泥于常规，应时而变的政治精神和魄力，对他在创作中敢于创新是有所帮助的，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上也呈现出大开大阖、大起大落的气势。[32]

曹操不仅有开阔的胸襟，而且也非常“直”。曹操因为国变故，在隐退之后又出来带兵打仗。他说希望能够封侯做征西大将军，将来死了以后在坟墓的墓碑题上“汉故征西将军曹候之墓”也就满足了。可是后来曹操的军事权力越来越大。他说，我本来没有想到会做宰相，现在我做了宰相了，人臣之贵已到极点，这已超过了我的希望。但是，他接着又说：“今孤此言，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紧接着，他就说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话：“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操的个性实在是非常直，所以钟嵘说“曹公古直”。

[33]

（2）曹丕的个性特点

《世说新语·伤逝》载:“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与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可见曹丕平时性格之旷达与不拘礼法，故有“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一说。

但曹丕生命中的一件大事是争储，在争储的过程中，他长期处于不利地位。所以，争储一事，对曹丕的性格有很大影响。青年时期的曹丕，魂牵梦萦于世子之位，在身为嫡子而地位遭受威胁的情况下，曹丕不能像乃父那样直率而为，他的性格，在争储一事中表现最多的并不是豁达，而是阴郁、深沉，富有心机，近于深谋远虑的内倾型。这种性格在诗文中表现为，他比乃父和弟弟更多的关心生命的意义，关心燕飨之事，他的目光更多地聚焦于思妇游子而非政治。笼罩在这些诗文上的，多是一股阴郁凄凉之气。[34]所以他的诗歌缺乏曹操《步出夏门行》(东临褐石)那样的气势，而谨慎小心。亦缺乏“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老骥伏杨，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那样的豪情壮志，更缺乏曹植“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那样的锋

（3）曹植的个性特点

曹植是一个率性而为，任性纵情的人，这样的个性注定了他只能是一名出色的诗人而不适合当政治家。

曹植“生乎乱，长乎军”，其幼年是在汉末军阀混战中度过的，长大后经常跟随曹操出征。在时代的熏陶和曹操的影响下，他树立了“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雄心壮志。同时也养成了他倜傥不群，恃才傲物的个性特征。曹植也想像曹操一样，利用有限的人生建立个人的功业。[36]然而,在后期而对于功名事业的追求，以及政治理想的失落，严重的错位与反差形成了他独特的深沉抑郁的创作心理。曹植一生都坚持着他“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儒家政治思想。在他失意落魄之时，他没有像屈原一样选择死亡来逃避现实，而是不断地等待、寻求机会，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做一个孤独的守望者。这是他生命主线的悲壮之处，却也是他后期文学创作的情感源泉。

正如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就是强调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而这种个性只能为作家个人所独有，这就说明了文章风格的多样性的原因。而对于三曹父子尤其如此。曹操性格豪爽，所以诗歌语言简练质朴，刚健有力。他的诗多以描写汉末动乱现实和抒写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作为题的。曹丕由于其处境的不一般，造成了他深沉，富有心机，近于深谋远虑的个性特点，他的理性使他不能够率性而为，所以诗歌才有了这般温丽婉约的风格，抒情深切。至于曹植的性情，他本来就是一个很狂傲很任纵的人，不懂节制。外加上前期生活舒心惬意、后期生活苦闷压抑，使得他的诗风很容易就受外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所以生活前后期才形成了两种鲜明不同的诗风。

三、三曹文学思想研究

1、对文学作品的美学要求

曹操在审美观上追求的是质直自然。曹操一生重实际，讲效用，尚通脱，不追求浮华，不讲究形式。

曹操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代”的文学观点，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相符的表现，但是曹植的几篇诗歌中有所表现。曹植主张“歌以咏言，文以骋志”，这样以情为文，其作品才能充实有力。但只有内容的饱满，而缺乏艺术美的作品，同样不能感染人。为此曹植又进一步强调文学作品要达到“文义相扶”的境地。这就是说内容美与形式美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建安文学注重形式美是很突出的，曹丕曾提出“诗赋欲丽”的主张。[37]

自从建安时代起，中国的诗歌就有了独立的地位和价值，从钟嵘《诗品》对三曹的分发和评论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当时那个时代对诗歌文学的看法和诗歌文学的发展趋势。曹操处于建安诗歌的初期阶段，他的诗歌还多是汉乐府不事雕绘的风格。如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它的好，好在“文质彬彬”。内容和表现形式结合得恰到好处，既不是虽有内容却表现得不好，也不是词采太华丽内容却不够。曹操对作品的美学要求也如同这汉乐府一般，古朴、率直、“歌以咏志”。到魏晋南北朝以后，诗歌的发展趋向于骈偶和华丽。魏晋时代，乃是中国文学觉醒的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曹植的觉醒就表现在他对中国语言文字特色的反省和把握上。也就是说，从曹植起，诗人们就开始自觉地注重诗歌的对偶、铺陈和雕饰。这一点，虽然导致齐梁诗歌的雕琢，但从整个诗歌发展的历史看来，却不能不说这是一个进步。所以曹植的诗风可以用“华”来概括。曹丕所提出的“诗赋欲丽”的主张，这正是文学走向自觉的表征。不过，在魏晋时代，中国文学觉醒的大背景下，曹丕表现的文学觉醒更多的是体现在他走上了一条文学批评、衡量的道路。他写了《典论·论文》，论述了文学具有独立的价值。

2、文章的功用观

曹操的诗歌中，有多处出现“歌以言志”的句子，这体现了曹操对诗歌功能的一种认识。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他所说的文章，当然是包括在内的。可见曹丕对于文章的功用，认为应该是“寄身于翰墨”，使“声名自传于后”。

曹植认为文学的功用在于抒发感情、志向，期望“流藻”于后世。这种观点在他后期的诗歌，特别是一些“隐喻诗”中都有很好的体现。[38]

由此，最易看出，“三曹”同悲，但悲之不同的原因。所以他们悲出迥异的诗风。曹操的诗歌是咏唱一名乱世里的政治家心声，它慷慨、大气、苍劲悲凉且直。曹丕的诗歌体现的是乱世中的君王对生命的思考，所以细腻、温婉，如同小桥流水，缓缓而过。曹植的诗歌体现的则完全是自身的经历，根据经历的不同，所以昂扬豪迈、清刚健美，所以隐曲深沉、哀伤忧愤。

此外，三曹的诗歌风格，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前人作品的影响，从其各自的诗歌中看，《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对他们的影响较大。同时，与他们同时期的文人也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影响。建安时期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曹氏父子统治的魏国。当时著名文人，多是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形成了邺下文人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没有明确的组织和纲领，但是曹氏父子的政治观点、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对当时文人的文艺思想和具体写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反过来，其他建安文人由于常常和曹氏父子，特别是曹王和曹植在一起饮宴游乐、唱和赋诗，对曹氏父子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四、结语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三曹诗风具有明显差异。他们正是由于经历了汉末建安这个极其动乱的历史年代，所以在作品的创作上烙上了时代的烙印。同时也由于个人经历，以及各自所处的地位等原因，促使诗歌呈现出鲜明的个性。曹操的诗兼具慷慨悲壮与刚健雄放的特点；曹丕的诗具有“便娟婉约”的特点；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他们的诗歌风格中存在明显不同的原因有三，一是生活环境地位的不同，二是个性差异，三是文学文学思想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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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三曹”诗歌异同

比较“三曹”诗歌异同 “三曹”同为建安时期的诗人，具有共同的建安风骨特点，但由于三人的社会地位、经历不同，其风格表现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正因如此，“三曹”的文学形象才更加鲜明，更具魅力。 一、“三曹”诗风比较 曹操诗慷慨悲壮，刚健雄放。他笔下的题材常与军事活动相联系，这与他的经历有密切关系。如“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观沧海》），《观沧海》是曹操的名篇，是他征乌桓时所作。又如“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蒿里行》是借旧题写时事，记述了汉末军阀混战的现实。这些构成了曹操诗慷慨悲壮，刚健雄放的总体风格。 曹丕诗多写游子思妇，男女风情，风格婉约阴柔，悱恻缠绵，细腻委婉，情感凄凉哀怨。如《燕歌行》、《杂诗》等篇，表现的场面都不大，但笔势回环曲折，情景交融，思绪绵绵。《燕歌行》是最能代表曹丕诗歌风格的作品之一。“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能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这是今存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其内容是写女子在秋夜里思念远方的丈夫。把少妇独居的孤寂，痛苦的期待，表现得惟妙惟肖。同时作者也对这类妇女表示深切的同情。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其诗歌风格以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称帝为界，可分为前后不同的两个时期。曹植前期的诗歌乐观开朗，昂扬豪迈，清刚健美。后期诗歌由于他的生活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诗歌风格也变得隐曲深沉，情绪低落。《杂诗》、《赠白马王彪》等篇都很好地表现了曹植后期作品的风格，曹植在这些诗中发出慷慨激昂的呼声，由于受到排挤和压迫，抑郁不得志，悲怨之情，溢于言表。但终究不能直接表达，曹植只好用比兴、寄托的手法，诉说自己怀才不遇，遭谗受害之情，内容深沉。总观曹植诗歌，我们可以看出，其诗既有刚烈之风，又有儒雅之调；既有慷慨昂扬，也有凄凉悲伤。总之，曹操诗主刚，有阳刚之气；曹丕诗主柔，有阴柔之美；曹植则刚柔相济，阴阳调和，兼而有之。 二、“三曹”诗歌中相同的感伤情结 对于三曹来说，目睹生离死别，生灵涂炭，加深了他们的悲剧意识，也加深了他们对于生命悲剧体验和对生命的理解，由此“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使他们的感伤有了共同的表现：一是感伤乱世不治，忧国忧民。三人虽表现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写出了社会之悲剧，唱出了时代之哀歌。曹操南征北战数十年，对乱世悲剧有着深刻体会，他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用乐府旧题写出了新内容，用挽歌记叙社会和人民苦难，所以他的作品被人称作“诗史”，是“汉末实录”。在《蒿里行》中，沉痛刻画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画面，发出了“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感慨。曹丕兄弟虽然少了其父那样南征北战的经历，但曹丕“长于戎旅之间”（《典论·自叙》），曹植“生乎乱，长乎军”（《陈审兴表》），也都从不同侧面真实反映了社会苦难。曹丕的《上留田行》直接描写了劳动人民的贫穷与苦难，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暴露了尖锐的社会矛盾。还有“丧乱悠悠过际，白骨纵横万里”与其父之“白骨露于野”同样描绘出动乱时代的哀怨画面，悲壮苍凉。曹植主要是对战乱中下层人民的困苦处

《三曹诗选》

《三曹诗选》：一部群作者诗选；系“历代诗选/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余冠英选注，精选了三国时代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诗作，共83首，其中曹操（八首），曹丕（二十一首），曹植（五十四首），对深入理解三曹诗作极有帮助。 内容简介 建安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特别是在文人诗的传统里，是一个很突出，很辉煌的时代。钟嵘《诗品》说：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曹操、曹丕、曹植合称三曹，是建安时代最为优秀的诗人。他们雅爱词章，不但以帝王之尊、公子之豪提倡文学，促成了五言古体诗歌的黄金时代，而且身体力行，创作了各具风格的名篇佳什：曹操的诗悲凉慷慨，气韵沉雄；曹丕的诗纤巧细密，清新明丽；曹植的诗则骨气充盈，淋漓悲壮，对后代诗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三曹诗选》依据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曹操、曹丕、曹植诗作，共83首，其中曹操（八首），曹丕（二十一首），曹植（五十四首），对深入理解三曹诗作极有帮助。编注者分加题解和注释，对深入理解三曹诗作极有帮助。 建安时期文学的主要体裁已经从辞赋转变为五言诗，而作家之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又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说明了建安文学不同于两汉作家“王、扬、枚、马”所代表的以歌颂帝王功德为目的，以讽谕鉴戒为幌子的文学〔一〕，而是有感情有个性的抒发性的文学。也不同于班固《咏史》那样“质木无文”，而是情文兼具，文质相称的文学。这些都是显著的变化，尤其是从颂扬鉴戒到抒情化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上面所引的钟嵘和沈约的话虽然简单，可使我们感觉到建安时代是一个文学史上的新时代。在这个文学新时代活跃的作家以“三曹”和“七子”为代表。“三曹”是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就是上引《诗品序》所说的“曹公父子，平原兄弟”。“七子”是曹丕《典论?论文》所评述的七个作家〔二〕，《诗品序》提到的刘桢、王粲便是其中的冠冕。七子在政治关系上是三曹的僚属，在文学事业上是三曹的“羽翼”（其中孔融稍不同，请参看注二）。当时三曹在文学上和政治上一样是处在领袖地位的，他们的文学才能和实际成就也配得上这个地位，其中的曹植尤其是历来公认的当时最优秀的作家。建安诗篇流传下来的不足三百首，其中曹植的诗最多（约八十首），其次是曹丕（约四十首），再其次是王粲和曹操（各二十余首）。诗人的作品保存下来或多或少，可以有种种原因，

三曹及其诗歌创作

三曹及其诗歌创作 —亳州历史名人随笔之十四 朱海东 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父子三人同登文学殿堂的不多，能同领风骚的则更少。值得称道的是，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不但同登文学殿堂，而且以其辉煌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本文试就三曹的生平事迹及其诗歌创作成就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曹操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出身微贱，少时任侠放荡，好权术，喜“刑名之学”，为人简易无威重。年轻时曾被当时名士许劭评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曾随袁绍伐董卓，后迎献帝迁都许昌，自任大将军和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 曹操多才多艺，对书法、音乐、围棋都相当精通。于戎马倥偬之馀，不废吟咏，创作了不少出色的诗歌。王沈《魏书》说他“文武并施，御军三十馀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曾收罗人才，对几乎失传的汉代音乐、歌舞进行了整理。曹操的诗，现存二十馀首，都是乐府诗，其内容和写作方法都与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一脉相承。其中一部分诗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如《蒿里行》就如实地描写了初平元年（１９０）关东义军联合讨伐董卓的历史事件，对袁绍等将领各怀私心、畏葸不前之态进行了揭露和批评。诗末六句对长期的战乱给社会和百姓造成的灾难、痛苦，深表关怀和同情。其中也体现了曹操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欲整治国家、统一疆土的胸怀和抱负。这些诗歌，由于反映现实深刻真实，因而被后人称为“汉末实录” 。 曹操的另一部分乐府诗则表现了他本人的政治主张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这类诗悲歌慷慨，具有更浓厚的抒情气氛。《短歌行》是其中的代表。全诗共八解，开头两解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抒发了诗人对时光流逝功业未成的深沉感慨，接着通过思念贤才，宴饮嘉宾的描写，表现了他爱贤若渴的心情。末解写道：“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他搜览人才以完成统一大业的宏伟怀抱。这首诗经过几个低昂回旋，把诗人起伏不平的心情，复杂多端的感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此外，他的《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了老当益壮的战士情怀。《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则通过辽阔雄壮的沧海景色表现了诗人开阔的胸怀。 游仙诗也是曹操诗歌的重要级成部分。在这类诗中，曹操展开绮丽的想象，吟咏了与仙人遨游天地、宴饮等宏大场面，这些诗从表面看有脱离现实的一面，

从身体理论看三曹诗歌-文档资料

从身体理论看三曹诗 歌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 身体长久的处于被压抑的地位 甚至被认为是邪恶与黑暗的化身。而在西方, 身体一直被看成是 与精神相对的工具性的存在。在经历了多年的否定与压抑后, 身体逐渐翻身走进了文人的思维当中。 自从尼采发出“一切从身体开始”的宣言后, 身体不再只是呆在黑暗的角落里自怨自艾了, 而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为了强调身体的物质性和生物性, 尼采以肉体来指称身体。尼采认为身体在世本身就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身体作为强力的寓所,是“伟大的健康”的前提, 没有身体的在世, 强力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有的强力都要从身体出发。因此 身体理所当然成为生命的一种象征。 福柯将身体纳入更深刻的哲学领域,他认为:身体是来源的 处所,历史事件纷纷展示在身体上,历史常常源自身体的冲动, 事件的起源根源于身体, 历史的变迁可以在身体上找到痕迹。 梅洛?庞蒂也曾提出“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问题开始”。 在他那里,身体不是单纯的物质器官,也不是快感,而“身体是意 义的发生场”。 身体在西方取得正面地位的时候中国的“身体”仍然长久 的处于被打压的地位, 几千年来我们对于身体的价值与意义都存 在严重的认识偏向。中国传统文化推崇“仁、义、礼、智”, 孟

子的“舍生取义”宣告着对人的身体的否定与贬低。为了成为道德的典范与楷模, 往往我们必须牺牲我们的身体。 而对于身体的舍弃对应到文学领域就是“诗言志”观点的提出。 在身体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中国古代, 长期以来诗歌被认为是抒发抱负和志向的工具, 而诗歌是内心受到触动而自然而然的有 感而发的这种功能却被文人们忽视。 诗言志”最早出现于《尚书》中, 而《尚书》中的“诗言志”是不是我们所说的“诗言志” , 以及它有没有包含我们所认为的“诗言志”的意义, 已无从考证。 而到了《诗经》时期的“诗言志”则似乎有了我们认为的 诗言志”的意义。《魏风?园有桃》中有“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借诗歌把自己的意志诉诸公众。《魏风?葛履》中有“唯是心褊, 是以为刺” ,借诗歌吐露胸中的愁闷。由此看出,诗人吟诵的目的 是为了把“藏在心中”的东西表达出来而心灵的东西包罗很广可以是意志、愿望、思想、怀抱, 也可以是喜怒衰乐等等。在此, 好像确乎有了“诗言志”之说了。 到了孔子,提出了“兴、观、群、怨”之说, 揭示了《诗三百》在抒情,反映社会生活, 交流思想情感和抒发怨调等方面的特征。 但“志”的概念比“兴、观、群、怨”任何一个概念都具有包容性, 所以“诗言志”也就成为诗歌的特征。

比较“三曹”诗歌异同

比较“三xx”诗歌异同 “三曹”同为建安时期的诗人，具有共同的建安风骨特点，但由于三人的社会地位、经历不同，其风格表现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正因如此，“三曹”的文学形象才更加鲜明，更具魅力。 一、“三xx”诗风比较 曹操诗慷慨悲壮，刚健雄放。他笔下的题材常与军事活动相联系，这与他的经历有密切关系。如“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观沧海》），《观沧海》是曹操的名篇，是他征乌桓时所作。又如“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蒿里行》是借旧题写时事，记述了汉末军阀混战的现实。这些构成了曹操诗慷慨悲壮，刚健雄放的总体风格。 曹丕诗多写游子思妇，男女风情，风格婉约阴柔，悱恻缠绵，细腻委婉，情感凄凉哀怨。如《燕歌行》、《杂诗》等篇，表现的场面都不大，但笔势回环曲折，情景交融，思绪绵绵。《燕歌行》是最能代表曹丕诗歌风格的作品之一。“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能忘。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这是今存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其内容是写女子在秋夜里思念远方的丈夫。把少妇独居的孤寂，痛苦的期待，表现得惟妙惟肖。同时作者也对这类妇女表示深切的同情。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其诗歌风格以建安二十五年 （220）曹丕称帝为界，可分为前后不同的两个时期。曹植前期的诗歌乐观开朗，昂扬豪迈，清刚健美。后期诗歌由于他的生活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诗歌风格也变得隐曲深沉，情绪低落。《杂诗》、《赠白马王彪》等篇都很好地表现了曹植后期作品的风格，曹植在这些诗中发出慷慨激昂的呼声，由于

曹植诗歌

“骨气奇高，辞采华茂” ——论曹植诗歌 作者：陆海恩 指导教师：魏丽苹 摘要：曹植是建安作家中最杰出的一位，他的诗歌有着如下的特点：作品题材广泛，文采富赡;抒情真挚，充满理性；语言清新流转，富于表现力；风格绮丽，刚柔相济；形式多样，备体兼备。钟嵘评价他的诗歌是“骨气奇高，辞采华茂”。 关键词：曹植；诗歌；骨气；辞采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它掀起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开创了我国五言诗的黄金时代。整个建安时期的诗歌创作大多敢于面对现实，真实的描写社会动乱，反映人民疾苦，以及表达作家个人的政治理想及其抱负，风格也大多事慷慨悲凉，明朗刚健的。因此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邺中诸子，陈王最高”⑴。曹植诗歌“骨气奇高，辞采华茂”⑵，初步确立了中国诗歌史“壮美”的美学定位合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曹植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从题材范围来看，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大涉国家至事，小及人际私情，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极大的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和反映生活的能力，并且咏史诗、咏怀诗、咏物诗、寄赠诗、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边塞诗等皆有涉猎，可谓是“备诸体于建安者，陈思也”⑷。在艺术质量上，曹植五古深于取象，善为比兴，大量诗作通篇用比兴，在建安诗坛可谓是“集比兴之大成”“开一代风气”⑹；曹植诗工于起调，善为结语，自曹植，方“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⑺；曹植诗工于锤炼，善为警句，对仗工整，平仄妥帖，对齐永明体及唐近体诗也多有启发。曹植诗歌辞采华茂，粲溢古今，将乐府诗的通俗与与古诗十九首的典雅相融合，形成自己全新的语言风格。 一. 骨气奇高 所谓“骨气奇高”是指曹植诗歌慷慨雄健，风骨并举，有血肉有

古代诗歌鉴赏-简析“三曹”在诗歌创作上的各自特点

简析“三曹”在诗歌创作上的各自特点 摘要：汉末建安时期，文坛上涌现了大量作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三曹”，即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在他们的推动下，形成了以“三曹”为代表的“建安文学”。这三人在各自创作上又各具特点。 关键词：三曹苍劲有力清丽婉转悲凉豪迈 曹操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同时也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在他的诗歌中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有军事家的豪迈壮阔，“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有文学家的深邃思索，“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曹操的诗歌多半是反映社会的重大问题，诗歌的主要风格是慷慨悲凉、雄劲、质朴和古直。以慷慨、雄劲为主，出以深沉，偏胜于阳刚，在诗中直陈其慨、直抒胸臆，有一种雄浑壮阔的悲壮美。《蒿里行》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二句，从视觉和听觉两方面，以简练形象的语言，大幅度的勾画出战乱时代百姓悲惨的生活画面，富有深意。曾有人评价此诗：“汉末实录，真诗史也。”同时，全诗充满着强烈的爱憎感情，言简意赅，悲慨深刻。曹操不仅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富有雄才大略的军事家、政治家。在《短歌行》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几句诗表达了诗人对时间的感慨，感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则表现了他对人才的渴求，渴慕贤才，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实现统一天下的雄心。诗句深切的表达了诗人求贤若渴的心情和建功立业、实现统一大业的雄心。《观沧海》中对波涛水阔、海岛耸立、草木繁盛、气象万千的描写有吞吐宇宙之势，豪迈纵横、气韵沉雄，苍劲雄浑，鲜明地体现了“建安风骨”的特色。 曹操的是个在形式上主要用四言为主的乐府古题，抒写全新的时代感受。内容上主要有二：一是用乐府记时事，二是用乐府抒壮怀。风格上苍劲有力，慷慨悲凉。曹操的文学成就受到古今文人的赞颂。敖陶孙《诗评》：“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刘熙载《艺概·诗概》：“曹公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曹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乱世英雄，又是建安文学的领袖，影响了一代诗风。曹操继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反映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表现其政治理想，抒发雄伟抱负。他的诗歌绝少华美辞藻，结构也不很精致，喜欢从大处落笔，语言古朴，气势宏伟，内涵厚重，风格悲凉慷慨，沉郁雄健，显示出鲜明的个性色彩。乐府诗从他开始，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曹丕，敏感而多情，“诗有文之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对人生的凄凉惆怅有着深刻的感受，因此在他的诗文中多了悲凉之感而少了豪迈之气。历史上，对曹丕的诗歌褒贬不一，在钟嵘的《诗品》里，曹丕的诗排在中品。而曹植却是排在上品。很显然，《诗品》认为曹丕不如曹植。而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认为两个人各有长短；王夫之的《姜斋诗话》认为，曹丕比曹植好得多。可见，对于曹丕众说纷纭。曹丕的绝大部分诗歌都是以描写男女恋情和游子愁思为内容，其诗歌表现出细腻真切、委婉含蓄、清丽脱俗。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王夫之在《古诗评选》中评价“读子恒乐府，即如引人于张乐之野，冷风善月，人世陵嚣之气，淘汰俱尽。”“微风远韵，映带人心于哀乐，非子恒其孰得哉。”徐公持认为：“曹丕的诗歌揣摩人物心理相当逼真，加之刻画细腻，所以写得凄婉悲凉，颇得韵致。”曹丕有一首乐府诗《燕歌行》，内容上仍脱不了古诗十九首“少妇闺怨”的题材，主要用情景交融的手法，风格清丽婉转，低徊哀怨；更重要的，《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文人七言古诗。曹丕的诗歌情感内在，风格含蓄，情感柔和，表现出清逸、婉约的风格。

三曹的诗歌

三曹”,即历史上的汉魏之交的曹操及其两个儿子曹丕、曹植。曹氏父子三个因诗文上的成就,开当时一代之风气,故有“建安三曹”之说(另有“建安七子”)。明人张溥将“三曹”的诗文辑评为《三曹》集。 曹操的代表作有《苦寒行》、《龟虽寿》、《短歌行》《观沧海》等。 曹操（155-220），字孟德，既是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20余首。他的一部分诗真实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和百姓的苦难。如《蒿里行》记录了汉末董卓之乱前后最黑暗混乱的一段历史，描绘了军阀争权夺势所造成的悲惨现实：“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另一部分诗抒发了他的人生抱负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如《观沧海》写登临碣石眺望大海的所见所感，展现了作者吞吐宇宙的气概和宽广博大的胸怀；《龟虽寿》抒写了年命有尽而老当益壮的积极进取精神；《短歌行》抒发了求贤若渴的心情和建功立业的决心。曹操创造性地用乐府古题写时事，如《薤露行》、《蒿里行》本是送葬时的挽歌，在曹操笔下却以其反映现实的鲜明性被称为“汉末实录”。此外，他的四言诗为已经僵化板滞的形式注入新的活力。曹操不仅用自己的创作开风气之先，而且以其对文学的倡导，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曹操的散文最突出地体现了迥异于汉代的清峻、通脱、华美、壮大的风格。他的代表作《让县自明本志令》、《举贤勿拘品行令》都写得朴素自然，清峻简约,不受礼法约束，不加雕饰，直抒胸怀，情真意切。 曹丕（187-226），字子桓，是曹操次子，于公元220年废汉献帝自立，是为魏文帝。现存诗约40首，形式多样，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无所不备，多为对人生感慨的抒发和人生哲理的思考。题材上除一部分写游赏之乐的宴游诗外，以表现游子行役思亲怀乡、征人思妇相思离别居多。借传统题材表现了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气氛，以及人生多故的伤离悯乱。风格清丽婉约。最著名的是《燕歌行》二首，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一描写女子在凄凉的秋夜里辗转难寐，思念远人，细腻委婉，缠绵悱恻，传诵不衰。曹丕文章的语言渐趋华美，排偶气息和抒情意味都比较浓重，代表了文章由质趋华的倾向。如《与吴质书》在追念旧游、感伤逝者中，描绘出友人的情怀与自己疏放的性情。感情凄怆真挚，语言流畅婉转，文笔清秀隽丽，是一篇含蓄深情，情文并茂的杰作。 曹植（192-232），字子建，为曹操第四子，天资聪颖，才华过人。现存诗90多首，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其前期作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感时伤乱，如《送应氏》二首写洛阳荒芜残破景象，《泰山梁甫吟》写边海人民极端贫苦的生活，都流露出对百姓的深切同情。另一类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如《白马篇》借英姿飒爽、急赴国难的幽并游侠儿的形象，表达了自己“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豪迈感情。 后期主要抒写自己遭遣被弃的悲愤不平。题材大致有四类：一是抒发自己和朋友遭受迫害的愤懑，代表作是《赠白马王彪》，全诗共分七章，愤怒控诉曹丕集团对兄弟诸侯的残酷迫害，抒发了自己悲痛、恐惧、凄凉、愤慨等种种曲折复杂的感情。二是传统的闺怨题材，借思妇、弃妇的怨叹，表白自己的心迹，如《七哀诗》代思妇立言，从中寄托了自己的遭遇和感慨，情思哀婉，想象新奇。三是直抒胸臆，述怀言志，如《杂诗》其五直抒慷慨报国不甘闲居的志向。四是游仙诗，除少数表现求仙得道、服食长生外，大都是借游仙这一传统题材曲折表

三曹在诗歌创作上的异同

浅析“三曹”人生及其诗歌创作 摘要：汉末建安时期，文坛上涌现了大量作家，打破了东汉末年诗坛上的沉闷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由于他们都共同经历了汉末离乱的痛苦生活，所以能自觉继承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在诗中通过叙述丧乱及感叹身世，吐露建功立业的抱负，具有慷慨悲凉、明朗刚健的独特风格。人们把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建安文学”。“三曹”即汉、魏间诗人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的合称。他们政治地位显赫，文学成就很高，成为当时文坛领袖，是集中体现“建安风骨”特点的代表作家。 关键词：三曹建安风骨刚健婉约慷慨 建安时期，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是一个转变时期，此时诗歌的成就最为突出，它已经完全摆脱了汉代诗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功利主义诗歌思想，完全归之于抒一己情怀，但写此心，而不虑及其余。曹氏父子是建安诗歌的集大成者，引领一代文坛。“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邈英逸，故俊才云蒸”（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正是曹氏父子的诗歌创作为建安文学的兴盛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使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耀眼的明珠并光照后世。曹氏父子虽出自一家，但由于人生境遇的不同使这三人的思想感情大不相同，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便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形成迥异的文学内涵和艺术风格。 一 建安时期，战乱频繁，社会动荡，这为想建功立业之人提供了可能，激发了士人追求功业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又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给士人带来了事事多变，人生无常的深沉感叹。这种环境为士人创造了一种慷慨悲凉的情境，从而形成了诗歌慷慨悲凉的独特格调，“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刘勰《文心雕龙》）。曹氏父子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他们的诗歌中更是充满了“高古之骨，苍凉之气”（钟惺《古诗归》），但由于性格、际遇的不同，这种慷慨悲凉之气亦各有不同。 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当时阶级矛盾尖锐的形势下，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先后削平割据势力，统一了北方，是一个很有胆识的统治者。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写下了大量的诗文，是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在他的诗歌中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有军事家的豪迈壮阔，“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有文学家的深邃思索，“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由于他一生戎马倥璁，因此“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如《观沧海》中对波涛水阔、海岛耸立、草木繁盛、气象万千的描写有吞吐宇宙之势。徐世薄讲：“孟德明允、苍茫、浑健、自有开创之象”。在曹操的诗文中也有悲凉之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但其诗还是以豪迈纵横、气韵沉雄为主调。曹操的诗苍劲雄浑，开一代诗风,鲜明地体现了“建安风骨”的特色。 “诗有文之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曹丕，敏感而多情，对人生的凄凉惆怅有着深刻的感受，因此在他的诗文中多了悲凉之感而少了豪迈之气。“涕零雨面毁容颜，谁能怀忧独不欢？展诗清歌聊自宽，乐往哀来催肝肺”，“忧来无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忧何为”。曹丕的诗清丽婉转，低徊哀怨，一改其父的豪迈之气，而充满“婉娈细秀”的公子气、文士气。 “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曹植是建安诗的集大成者，古人称为“建安之杰”。他的诗“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曹植“生乎乱，长乎军”，曾随父“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这使他少年得志，豪情满怀，诗也呈现出慷慨之情，“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但是后来的政治囚徒生活，给他的慷慨笼罩了一层

论三曹诗歌的艺术差异

辽东学院2009届本科毕业论文 论“三曹”诗歌的艺术差异 摘要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特别是诗歌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文坛上涌现出大批作家，打破了东汉末年诗坛上的沉闷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而“三曹”父子作为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其诗歌在艺术风格上具有共同的“建安风骨”特色，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各领风骚。他们总起来，构成了建安诗歌一代繁荣的格局；分开来，又各以其独特成就傲视文坛。把握了“三曹”，就把握了建安诗歌的核心，把握了中国诗歌史上文人诗的第一个高潮，把握了五言古诗“彬彬之盛”的一个时代。本文以文化学的视角分析“三曹”的文学作品，从时代背景、社会生活对个人人格、文学情趣、创作道路的影响揭示“三曹”诗歌在创作形式、表现手法、语言特色、诗歌风格这些方面的差异，充分肯定他们各自不同的艺术价值。在通过诗歌参证历史或通过历史印证诗歌的过程中，不仅可以提高文学素养，还能拓展认识，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一定了解，初窥学术门径。 关键词：“三曹”诗歌；艺术特色；差别；原因 建安时期的文学巨匠——“三曹”父子，作为这一时期文坛的领军人物，对建安文学的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中国文学史做出的重大贡献更是不容忽视。“三曹”诗歌的艺术风格在共同的“建安风骨”特色之上又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各以其独树一帜的创作，为自己立下了不朽的丰碑。本文试图对其中的差别进行深入探讨，以就教于大家。 建安文学总体上说境界比较开阔，自由通脱。建安诗歌更是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宝库中的瑰宝，“三曹”作为建安诗坛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诗歌主要是学习乐府民歌，在艺术上受到汉乐府叙事性的影响，又加强了抒情性，并向着文人化的诗歌转变。同时也受到《古诗十九首》的影响。曹操的诗歌和散文有尚质崇实的特点，其后诗文的总体取向是渐趋工致华美。除了时代的群体的总体特征之外，也具有很强的个体的个性特征。在

曹植诗歌风格

浅析曹植的诗歌风格及其艺术成就 摘要：“三曹”的出现，为中国诗歌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并建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的典范。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 关键词：曹操、曹丕、曹植，诗歌风格，艺术成就 建安是中国诗歌“本乎性情”的转关，曹植诗“千悲万恨”、“汹涌而发”，以其众多的数量、精湛的质量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徘徊游移，确立了中国诗歌的抒情品格，从此，中国诗歌便一头扎向抒情一路。这是曹植对中国诗史的一大杰出贡献。钟嵘《诗品》评论其创作风格：“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诚然，他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能兼父兄之长，达到风骨文采的完美结合。不但具有阴柔美、婉约美、雄奇美，同时充满慷慨悲凉的悲剧性的生命意识。 作为建安诗歌的开创者或领袖似的人物曹操，现存诗2l首，皆为乐府，从艺术形式到艺术表现到语言风格，受《汉乐府》的影响极大，都与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一脉相承。其中一部分诗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如《蒿里行》便真实地记叙了东汉末年关东各路军阀联合讨伐董卓的战争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明代钟惺《古诗归》卷七评曹操诗“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这“实录”二字，准确地揭示出曹操诗强烈的叙事特征。 曹操的大量诗歌，仍以事件为基本要素，多采用铺叙手法，其抒情也常常情附于事或“缘事而发”，句式也带有明显的散文化特征。曹操的乐府诗较多描写他本人的政治主张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前者如《度关山》，提出“立君牧民，为之轨则”，主张以法治理国家；同时还提倡要省刑薄赋，贵尚节俭。后者如《短歌行》，充分表达了诗人求贤若渴的心情以及统一天下的壮志。 他的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既反映现实，又有很深的感慨，语言古朴率真，于悲凉之中含跌宕慷慨之气，钟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冯班评其为“慷慨悲凉”。虽然，曹操诗“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慷慨悲歌，沉著雄放，以抒情为主，但总体上仍然没有完全突破中国诗歌徘徊于言志、缘事、缘情的大格局，更何况曹操诗数量太少，情感也较单一，多偏于悲壮粗豪一类。 曹丕诗“工于言情”，现存诗约40首，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宴游诗，如写夜游铜雀园的《芙蓉池作诗》，多写游赏之乐，模山范水比较细致，文词富丽，常用对偶，在我国山水诗的发展史有一定地位。 第二类是抒情言志之作，如《黎明作诗》三首，写曹军南征之事，既描写行军的艰苦，更突出了“救民涂炭”和志在“靖乱”的决心。 第三类写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最能体现曹丕诗的水平，如最著名的作品《燕歌行》，写一女子在不眠的秋夜思念淹留他乡的丈夫，情思委曲，深婉感人。 曹丕的新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他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二是文人化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曹丕善于选用清词丽句，配以协和的音韵，表达他纤丽的情思。在艺术形式上，曹丕也勇于创新，他虽然仅存约40首诗，却是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兼备。 诚然，曹丕诗情感性强，并且已基本突破汉乐府“缘事而发”的套路，与《古诗十九首》多

建安风骨—三曹诗

建安风骨|三曹诗

基本信息 建安为汉献帝年号(196-220)，以曹操三父子为代表的创作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的同时，又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这些特点构成了" 建安风骨 "(也叫"汉魏风骨")这一时代风格。魏国统治者曹氏父子都爱好和奖励文学，招揽文士，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众多作家。他们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掀起一个诗歌高潮。 ①含义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大体上"风"偏重指精神气质，"骨"偏重于指骨骼形态，二者密不可分，合二为一为风骨。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 风 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是一种内在的、能感染人的精神力量，有了风，文章才能鲜明而生动，当然，"风"始终比较虚化，它与作品的内容和情感有关，但并非指内容和情感自身。 骨 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也就是说文章应该表现的刚健有力，"骨"是一个比较实的概念，直接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上;语言准确、简练、明晰，文章就能表现得有力。 风骨这一概念很强调完整性，它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但是不能分成两个概念来看。 ②由来 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 如像曹植的诗，既有一定的华美，又不至于伤害风骨，因此人们在提倡建安风骨时，不仅肯定了它的风骨，也肯定了它风骨和藻饰结合的一面。所以，从南朝到唐，提倡建安风骨的人尽管各自的着眼点不同，但基本上都是针对当时文坛上的一些不足，象辞藻过于华丽，用字过于艰深，风格软靡无力，内容或空洞或繁杂，感情昧暗等，而要求作品有生气，内容充实，感情充沛，风格明朗刚健等，这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著有现存最早的七言诗《燕歌行》;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 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虽也讲究用辞和文采，但仍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本色，不象后来某些文人诗那般过分追求辞藻。此外，刘勰也强调:辞藻修饰与风骨良好的结合，才是文章中的精品。

三曹诗集摘录

曹丕：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诗人，建安文学代表者之一；与其父曹操，其弟曹植并称“三曹”。 《燕歌行》 -曹丕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摇踵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杂诗》 -曹丕 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 辗转不能眠，披衣起彷徨。 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 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 天汉回西流，三无正纵横。 草虫鸣何悲，孤雁独南翔。 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 愿飞安得翼，欲济河无梁。 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 《临涡赋》 -曹丕 上建安十八年至谯，余兄弟从上拜坟墓， 遂乘马游观，经东园，尊涡水， 相佯乎高树之下，驻马书鞭， 为临涡之赋曰：荫高树兮临曲涡， 微风起兮水坛波，鱼颉顽兮鸟逶迤， 雌雄呜分声相和，萍藻生兮散茎柯， 春水繁兮发丹华。

善哉行 诗人:曹丕朝代:魏晋 上山采薇，薄暮苦饥。 溪谷多风，霜露沾衣。 野雉群雊，猿猴相追。 还望故乡，郁何垒垒！ 高山有崖，林木有枝。 忧来无方，人莫之知。 人生如寄，多忧何为？ 今我不乐，岁月如驰。 汤汤川流，中有行舟。 随波转薄，有似客游。 策我良马，被我轻裘。 载驰载驱，聊以忘忧。 短歌行 -曹操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明月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精选)三曹诗歌悲之情的比较

三曹诗歌 悲之情的比较慷慨悲凉是建安诗歌的共同特点由于三曹的地位气质的不同其悲忧之情在各自的诗歌中又有不同的表现曹操的悲忧之情多系于大处他的诗歌关注社会重大问题表现社会重大题材思想内容深厚深刻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梁·钟嵘《诗品》魏武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宋·敖器之《诗评》薤露行曹操惟汉二十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蒿里行曹操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帝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曹操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道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曹丕的悲忧之情一方面是在节序如流乐极哀来时对自我个体生命的忧伤一方面把目光投向普通的民众通过普通人的不幸体悟人间普遍存在着的忧伤之情丹霞蔽日行曹丕丹霞蔽日彩虹垂天谷水潺潺木落翩翩孤禽失群悲鸣云间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古来有之嗟我何言大墙上蒿行曹丕阳春无不长成草木群类随大风起零落何翩翩中心独立一何茕四时舍我驱驰今我隐约欲何为人生居天地间忽如飞鸟栖枯枝我今隐约欲何为适君身体所服何不恣君口腹所尝冬被貂鼲温暖夏当服绮罗轻凉行力自苦我将欲何为不及君少壮之时乘坚车策肥马良上有仓浪之天今我难得久来视下有蠕蠕之地今我难得久来履何不恣意遨游从君之喜带我宝剑今尔何为自低昂悲丽平壮观白如积雪利秋霜驳犀标首玉琢中央帝王所服辟除凶殃御左右〔奈何〕致福祥吴之辟闾越之步光楚之龙泉韩有墨阳苗山之铤羊头之钢知名前代咸自谓

“三曹”诗歌比较

浅谈“三曹”诗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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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三曹”诗歌比较 内容摘要：“三曹”同为建安时期的诗人，具有共同的建安风骨特点，但由于三人的社会地位、经历不同，其风格表现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正因如此，“三曹”的文学形象才更加鲜明，更具魅力。 关键词：诗歌、文学、诗风、特点、贡献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曹操通过战争，统一了北方，社会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曹氏父子都有较高的文学修养，由于他们的提倡，一度衰微的文学有了新的生机。在当时建都的邺城，聚集了一大批文人。曹操、曹丕、曹植是建安时期最为优秀的诗人。他们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名篇佳作。本文通过对“三曹”作品相同点和“三曹”同题材作品对比的总结，分析“三曹”作品的异同，展现“三曹”诗歌的独特魅力及其对建安文学的贡献。 一、“三曹”诗风比较 曹操诗慷慨悲壮，刚健雄放。他笔下的题材常与军事活动相联系，这与他的经历有密切关系。如“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观沧海》），《观沧海》是曹操的名篇，是他征乌桓时所作。公元207年，曹操亲率大军北上，追歼袁绍残部，临碣石山，登山观海，面对洪波涌起的大海，触景生情，写下了这首壮丽的诗篇。又如“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蒿里行》是借旧题写时事，记述了汉末军阀混战的现实。这些构成了曹操诗慷慨

悲壮，刚健雄放的总体风格。萧涤非说曹操“盖其雄才大略，足以骄其气；其势位之隆高，足以吐其气；而其生活之变动，治军三十年，足迹所至，南临江，东极海,西上散关，北登白狼，又足以充其气也”[1] 曹丕“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2]曹丕诗多写游子思妇，男女风情，风格婉约阴柔，悱恻缠绵，细腻委婉，情感凄凉哀怨。如《燕歌行》、《杂诗》等篇，表现的场面都不大，但笔势回环曲折，情景交融，思绪绵绵。《燕歌行》是最能代表曹丕诗歌风格的作品之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能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是今存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其内容是写女子在秋夜里思念远方的丈夫。把少妇独居的孤寂，痛苦的期待，表现得惟妙惟肖。同时作者也对这类妇女表示深切的同情。陈柞明在《采菽堂古诗选》卷五中说：“魏文帝如西子捧心，挽首不言，而回眸动盼，无非可怜之绪”指出了曹丕诗歌低徊婉转的风格。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其诗歌风格以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称帝为界，可分为前后不同的两个时期。曹植前期的诗歌乐观开朗，昂扬豪迈，清刚健美。后期诗歌由于他的生活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诗歌风格也变得隐曲深沉，情绪低落。《杂诗》、《赠白马王彪》等篇都很好地表现了曹植后期作品的风格，曹植在这些诗中发出慷慨激昂的呼声，由于受到排挤和压迫，抑郁不得志，悲怨之情，溢于言表。但终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