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浅析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浅析

姓名：陈路昭

学院：电子电气与通信工程学院

编号：28

摘要

本文基于《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的内容，结合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道路及成效分析；同时分析了苏联三次失败的经济体制改革直至经济破产之路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路提供警示和借鉴。在此对础上，作者提出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道路上关键点的浅析和建议；并为读者解读《意见》，进而坚定的拥护中国经济体制深入的、彻底的改革提供理论依据。最后也陈述了青年在经济制度改革中应有所作为，积极贡献自身的力量。文章由以下六部分组成：经济改革政策性见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苏联经济破产的思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点浅析、青年者应有所为、故事二则（商鞅变法与王安石变法、朱元璋反腐）。

关键字：《意见》、改革开放前后经济体制、苏联经济体制改革、体制改革关键点

一、经济改革政策性见解

2015年5月，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发展改革委《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简称《意见》）发布[1]。观乎《意见》提及的众多内容，我觉得以下几项深值关注。一、简政放权要做好，政企分离要彻底；二、国企改革刻不容缓，以市场活力激发国企高速发展；三、全面落实税收改革方案，以促进经济发展，彻底消除不良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四、推进金融改革，健全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体制。然而，改革终究不是口头上的博弈，而是行动上的实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中积累改革的经验，并能够不断地完善自身，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的有效的经济体制改革。

我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能否取得相应成效的关键在于能否搞清楚两个问题：一、经济体制存在问题的关键是否清楚，目标是否明确；二、经济体制改革的执行手段是否完备与执行力度保障是否充分。

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6]：

通过三大产业的改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结构，一定程度的实现了产业的集中和统筹规划，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八大前后的保守与冒进之风，极大带动了人民的劳动热情与创造力，在促进经济取得发展的后期又出现冒进而造成了经济困难；“文化大革命”期间盲动放权的经济体制改革对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出现长期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总而言之，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呈现出曲折盘旋发展的状态。改革开放后三十年[5]：

这一阶段体制改革形成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和中共十三大提出的“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模式。总之，这一阶段突破了长期的狭隘计划经济的限制，改变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局面。形成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种机制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发挥了巨大优势，极大地提升了人民的工作热情，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得到持续高速的发展。由此可见，经济能不能取得更好、更快发展的关键在于其体制

结构的适合程度，而不一定是过多的人为干预。

三、苏联经济破产的思考

众所周知，苏联从20世纪五十年代直至其解体，共进行了三次经济体制改革。分别为赫鲁晓夫对“战时经济（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勃列日涅夫的保守改革及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冒进改革[2]。

二战结束后，“斯大林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赫鲁晓夫上台后进行了农业、工业的试探性改革，给予农民部分自留地和企业部分自主权利等。赫鲁晓夫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传统观念，但理论上始终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局部的经济调整结果不能算是成功的。勃列日涅夫，随后保守的经济体制改革只是对原有体制改革的修补而始终无法突破原有经济模式，使得原有体制的弊病日益明显，加速了苏联经济的困难。苏联经济的全面滑坡，使戈尔巴乔夫对于苏联经济模式的彻底绝望而变得冒进极端，迫切希望通过彻底的改革实现经济的迅速复苏，而加速的市场经济化带来了苏联的经济破产，催化了苏联的解体[7][8]。

由苏联三次失败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导致的苏维埃政权的垮台，既可以看出任何的经济模式都有其存在的背景、优势及不适应性；适时而果断的经济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改革之路是一项长期工程，拒绝冒进突变式自杀式发展模式。

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点浅析

1.深刻的认识问题的本质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与基本条件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键不在于经济模式的选择，而在于其政府的代表性决定，坚定不移的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唯一衡量标准。改革开放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催生了譬如贪污、腐败、滥用职权、官商勾结、形象工程、强拆强建等问题的出现，加剧了社会的矛盾。但这些问题的出现，本质上讲不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造成的，更与经济的快速发展毫无关系。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体制与其他体制的不协调发展。而，中国经济仍要不断取得快速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始终坚定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模式，并且逐渐简政放权给予企业更加自由的发展空间；同时，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

也是其发展的唯一出路。

2.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盲动主义的巨大灾难性

如何不断的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经济模式，是世界上每个国家都面对的共同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应寄托于国内，而不是求助于国外。苏联的快速解体与戈尔巴乔夫为谋经济快速发展而盲目的抄袭西方经济模式撇不开关系。而政府在处理经济体制问题就应该诉诸于企业本身，政府的职能在于为企业提供适合发展的土壤，这样企业的发展对于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幸福紧密相关。放眼国外态势，基于国内基础将是探索一条适合经济发展的最佳办法[4]。

3.适合的就是最好，特色主义的智慧的所在，体制壁垒不应存在

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甩开包袱，体现特色社会主义的所在就在于不断的更新自身发展模式，寻求最佳发展模式；经济的发展模式与国体毫无关系，发展经济的唯一目标与体现就是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应该抱着“本本主义”固步自封。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当前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应该不带包袱的探索出一条最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代表产品，而是经济发展的根本规律所在。国有企业实现政企分离进而进行市场体制改革是实现其长期较慢发展的唯一途径。

4.体制改革不仅在于政策更在于执行

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在于知更应在于行。知如何改是前提，而践行改革才是最终的目的与价值体现。而如何更好的执行，以及执行保障力度监督力度对于改革的保障尤为重要。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5月份政府网报告《国务院决不发空头文件》中，严词“抓落实”，杜绝“政策不出中南海”的作为。李克强连续两次常务会都强调，要通过督查、第三方评估和社会评价等方式，既督地方，也督部门。“国务院决不发空头文件，所有政策措施必须不折不扣落实到位。然而如何确保监督部门的工作到位及工作执行性一直是一个较大的社会问题所在[3]。所以经济体制政策的实施落实必须提供严肃的监督落实机制，对于不作为的怠工行为进行严厉的惩罚是保障改革实现并取得效果的唯一保障。

五、青年者应有所为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改革若能深入青年之心则改革之路就会变

得更加顺利、自然。作为研究生，应该实时关注国家经济政策的动态发展并理解其战略意义。并且应该立足于自身岗位，为经济体制改革建言献策并以实践和行为为促进社会体制的全面改革发挥作用力。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是一个人、一群人的举动，也不仅是共产党人的党内活动，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责任与使命。若能集中华民族之智慧与力量定能早日完成经济体制的改革，为中国经济的下一步飞跃，以及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附：故事二则

1.商鞅变法与王安石变法

卫国人，鞅，南门立木，取信于秦民。得穆公之助于秦领导“富国强命”之改革。新法颁布，旧权贵尽阻而不殆，纵面对太子之尊，敏锐意识到“法之不行，在于贵戚”，毫不留情处罚太子傅公子虔和公孙贾。在扫除了权贵势力设置的障碍之后，商鞅终于实现了变法革新、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为“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穆公归天，赢驷继位，报昔日之仇，不顾穆公遗嘱，诛杀商鞅于商地而后车裂其尸于咸阳，可见恨之切也。然诛商鞅而不废新政，杀一人而是其政得以长久。鞅在中国历史上也赢得了“七国之雄，秦为首强，皆赖商鞅”的美誉[10]。

宋朝改革家王安石，怀着无比钦佩的心情，在一首诗中写道：“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王安石，在主持变法的过程中，也遭到了保守势力的强烈反抗。这些保守派在曹太后、高太后的支持下，活动十分猖獗。王安石极力推行的新法，始终难以落实。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状况，也始终没有什么大的改观。后来，曾经主张变法的宋神宗也产生了动摇。王安石被两度罢相，变法亦几经断续，最终流产，无果而终。王安石徒然获得了一个“荆国公”的虚衔，退居江宁半山园，赋闲养老去了[11]。

相比而言，商鞅做到了政令合一，或者说有法必依绝不姑息。而对于保守派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和惩罚，最终新法二十年得人心而实现富秦之路。相比宋相王安石，虽两度为相其新法践行时间亦不算短，而收效甚微，与其优柔温和的执政理念是分不开的，对于权贵的利益不能够进行坚决的抵制，就无法保证新法的贯

彻实施。先失信于民，而背道于帝，虽得养天年也是一事无成。商君变法，可谓“志士不忧其身死,而忧之术之不行”，是为后世变法之所效，谭君嗣同为表。

2.朱元璋反腐

朱元璋自幼出身贫寒，对政治贪污尤其憎恶，其对贪污腐败官员处以极其严厉的处罚。朱元璋为了加大反腐力度，设立了从朝廷到地方的监察机构，其组织之严，权力之大，都是前朝历代绝无仅有的。此外朱元璋在铁腕反腐的同时，还鼓励民间反腐。朱元璋在午门外设立“登闻鼓”，号召受冤的百姓们击鼓鸣冤。为了防止此行为虚设，同时命令一名御史每天在那里负责，但凡是民间有冤情，地方官员又不受理的百姓们，当事人可以击登闻鼓，并由在那里负责的御史带着上奏；为了让下级官吏有参政机会，朱元璋打破常规，规定不论朝廷官员品级、隶属均可参加早朝上殿言事，有隐情还可单独召见；朱元璋不仅允许民告官，还鼓励百姓越级告状；他甚至鼓励普通百姓把贪官直接绑赴京城治罪，各级官员如果胆敢“截访”，就治以诛灭家族的重罪。于是，在朱元璋的反腐力度下，一群衣衫褴褛的百姓押解着贪官污吏行走在通往京城的道路上。在朱元璋主政期间，大批不法贪官被处死，包括开国将领朱亮祖，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其中甚至因为郭桓案、空印案杀死数万名官员[9]。

有人说朱元璋暴政、残忍，杀人如麻，能臣功将杀伐殆尽。然朱元璋在治贪方面的异常坚决,其责贪之烈、律贪之严、惩贪之狠、反贪之久、治贪之效,在封建帝王中无人能出其右,称他为"反贪一帝",一点也不为过。另外，朱元璋治贪存在不少主观臆断、率性而为的弊端，至于酷刑、枉杀、滥杀更是一种野蛮的封建专制，不但不足法，而且要彻底否定。但我们需要肯定和借鉴的是朱元璋在反贪上坚忍不拔的意志、可资借鉴的举措、相当杰出的建树和一以贯之的精神。

参考文献:

[1]发改委.《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2015.5.

[2]陆南泉.《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科技导报》1988年第6期.

[3]李克强.《国务院决不发空头文件》.2014.5.

[4]毛泽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选集》.1930.5.

[5邱家洪.《建国以来中国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与经验教训——纪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8.8.

[6]《中共八大经济建设方针的再思考——“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评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4.

[7]C·卡拉—穆尔扎等.《苏维埃制度崩溃原因的初步分析》.《俄罗斯研究》.2011.10.

[8]邹用九等.《苏联经济改革的重要转折点——评苏共“四月全会道路”》.《世界经济文汇》，1988.1.

[9]韩立坚.《朱元璋的反贪之策》.《领导科学》，2007.11.

[10]徐秀梅等.《商鞅变法的历史评析及现实反思》.《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4.9.

[11]张祥浩.《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再探讨》.《东南大学学报》，2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