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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

[黑按:除了是麦当劳的诞生城市和乔丹公牛队的大本营,芝加哥还为这个世界奉献了一系列了不起的学派,使得自己变成了堪与维也纳学派比肩的学术重镇。源自百度百科]

目录

一、建筑学科

二、经济学科

三、传播学科

四、芝加哥社会学派

五、气象学的芝加哥学派

一、建筑学科

(Chicago School)美国最早的建筑流派,是现代建筑在美国的奠基者。

芝加哥学派突出功能在建筑设计中的主要地位,明确提出形式从功能的观点,力求摆脱折衷主义的羁绊,探讨新技术在高层建筑中的应用,强调建筑艺术应反应新技术的特点,主张简洁的立面以符合时代工业化的精神。

芝加哥学派的鼎盛时期是1883年~1893年之间,它在建筑造型方面的重要贡献是创造了“芝加哥窗”,即整开间开大玻璃,以形成立面简洁的独特风格。在工程技术上的重要贡献是创造了高层金属框架结构和箱形基础。

工程师詹尼(William Le Baron Jenney 1832~1907)是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他1879年设计建造的第一拉埃特大厦。1885年他完成的“家庭保险公司”十层办公楼(Insurance Building),标志芝加哥学派的真正开始,是第一座钢铁框架结构。沙利文是芝加哥学派的一个得力支柱,他提倡的“形式服从功能”为功能主义建筑开辟了道路。

二、经济学科

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 (经济学)芝加哥学派

以亨利·西蒙、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为主要代表的一群经济学家。他们相信没有政府干预的竞争市场能使经济最有效地运行。

三、传播学科

芝加哥学派,认为传播是人类关系的本质,远远超出单纯的信息传递和交流,传播创造和维持社会,探讨大众媒体在一个健全的民主制中的作用。

对传播学的贡献:使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有了强烈的经验主义方向;符号互动论;佩恩基金研究。

代表人物:G·西梅尔(德国),C·H·库利,J·杜威,W·冯特,G·H·米德,R·E·帕克

四、芝加哥社会学派

20世纪初至30年代,围绕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形成的社会学学派。1892年美国社会学家A.W.斯莫尔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开设了第一个社会学研究生班,与G.E.文森特合写了第一部社会学教科书《社会研究导论》(1894),并于1895年创立了美国第一个社会学刊物《美国社会学杂志》。社会学系创立后,斯莫尔先后聘用了文森特、W.I.托马斯、R.E.帕克、E.W.伯吉斯等人,形成了该系强大的师资阵容。到20年代,在帕克等人的努力下,该系日臻完善,每年招收200余名研究生,300余名本科生,开设40多门课程,成为同期美国及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会学系。以后影响日益扩大,逐步形成了芝加哥学派。

在美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潮影响下,芝加哥学派对新兴的芝加哥城市的社会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从而使这个学派总体上具有重视经验研究和以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特别是城市问题)为主的应用研究的特征。托马斯和F.W.兹纳尼茨基合著的《波兰农民在欧洲和美国》(1918~1920)是该学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作。芝加哥学派对人文区位、邻里关系、人口、种族、犯罪、贫民窟等问题的研究,是都市社会学研究的范例。这一时期芝加哥学派的主要学术成果有:帕克等人著的《城市──对都市环境研究的提议》(1925)、《都市社区》(1926),伯吉斯的《家庭──相互影响的个性之统一体》(1926),L.沃思的《都市生活是一种生活方式》(1938),H.佐巴夫的《黄金海岸和贫民窟》(1929),F.R.思雷舍的《团伙》(1927),等等。芝加哥学派的经验社会学方向对后来美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到了30年代,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相继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学研究中心。1935年美国社会学会创办了《美国社会学评论》,不再以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刊物为全美社会学会刊。这一变更标志着芝加哥

学派在美国社会学界统治地位的减弱。

对于每一个或具有宗教,或具有政治,再或具有学术信仰的人来说,他的心中都会有一片圣地。犹太教徒有他们的耶路撒冷,伊斯兰教徒有他们的麦加;革命者有红场或是延安;而对以社会学为志业的人来说,他心中的圣地就是芝加哥。

芝加哥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学家心中的圣地,是因为自1892年起,刚刚诞生的芝加哥大学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而且从那时起它造就和培养了一大批名闻遐迩的社会学家,其中包括斯莫尔、米德、托马斯、帕克、伯吉斯、麦肯齐、法里斯、奥格本和沃斯,他们因具有相对一致的学术旨趣、长期的制度支持、占主流地位的出版物和“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经验论方法”(阿兰-库隆,2000:71),而被人们尊称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在社会学160余年的历史上,这是除以法国人迪尔凯姆为灵魂的“社会学年鉴学派”以外,唯一享有如此盛誉的一个科学家共同体。其实,1940年代之后,在从米德的思想中发展出的“符号互动论”的旗帜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还聚集了一批享誉战后社会学界的大师,如布鲁默、埃弗里特-休斯、霍华德-贝克尔、欧文-戈夫曼和大卫-里斯曼等,他们则被称之为社会学的“第二个芝加哥学派”(Fine,G.A.,1995)。这些社会学先贤们的学术思想、人生成就、社会活动和后继影响,就是我们这篇包括上下两个部分的文章将要解读的主要文本。

芝加哥大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的摇篮多少有些偶然。1890年,有着实业界的“强盗大王”和虔诚的浸礼教徒双重身份的标准石油公司的老板洛克菲勒,同意浸礼教会的提议,在芝加哥这个当时仅次于纽约的美国大都市捐资建立一所大学。威廉姆-哈珀(William R. Harper)这位在耶鲁大学教授希伯莱语的年轻博士,因为其宗教背景(先前也是浸礼会的牧师)和对社会改良运动的热衷,而有幸被聘为这所大学的校长。不过,在威廉姆-哈珀的头脑中当时还没有社会学的概念,他所领导的这所新兴的大学所以会建立全世界第一个社会学系,只是因为在他开列的第一批聘用的13位首席教授名单中,碰巧有一位社会学家,这就是阿尔比恩-斯莫尔(Albion W. Small,1854-1926)。

尽管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是一种偶然,但这个年轻的学科能够在那里生根,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支配美国早期社会学却有其必然的因素。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内战之后,美国国内的资本主义获得了一日千里的发展,从资本主义营垒中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伙伴,成为精力充沛的大汉。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和移民的聚集,在美国的东部和北部出现了纽约、芝加哥和费城等一系列大城市。在这其中,芝加哥的发展尤为突出。这个1833年还仅有数千居民的原木贸易站,在60余年内凭借当时开通不久贯穿美国东西部的铁路和1893年为纪念发现美洲400周年而召开的世界博览会,到19世纪末一跃而成为百万

人口的大都市,1930年即在我们将要论述的芝加哥学派的鼎盛时期更是达到350万人!除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外,还有一系列因素使得这个城市成为孕育美国社会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温床:它是一座工业城市、商业中心和交易所,资本主义在那里获得了近乎野蛮的发展;它的人口十分混杂,1900年时,其人口的一半以上是由外国移民构成的,这赋予芝加哥以鲜明的文化多样性;受到新教的影响,它还是一座文化与艺术之城,极为推崇教育和书本;同时,它也是一座现代城市,经历了1871年的大火之后,芝加哥耸立起了美国最初一批钢筋与混凝土建筑。当然,决定社会学在美国的最初发展的骰子所以最后掷向了芝加哥,还因为那里的贫困、人口拥挤和犯罪逐渐变得和伦敦、曼切斯特一样显著。1904年,当马克斯-韦伯访问芝加哥时,在他的笔下,这座城市“像一个被剥光了皮的人,你可以看见他的肠子在蠕动”。

斯莫尔就是在这样一个需要社会学的时代和需要社会学的城市,在哈珀的支持下,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1892年,当38岁的斯莫尔来到芝加哥之时,具备了在这所有着浸理教会背景的大学中设立一个新的系科并担任其领导职务的全部理由:1879年,这位浸理会教友在结束大学神学学习之后,曾前往德国柏林和莱比锡留学三载(这在当时是美国知识界的一种时髦),并在柏林与后来独领欧洲和美国社会学之风骚的格奥尔格-齐美尔相识。1889年,返回美国的斯莫尔获得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并在此后三年担任科尔比学院的院长。正是在科尔比学院,斯莫尔对社会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教授这一新兴学科。

从今天的角度说,斯莫尔在学术上的贡献乏善可陈。这位早年受到齐美尔影响的美国社会学家,用了相当的精力去翻译前者的主要著作,并一直希望芝加哥的社会学系能够成为德国社会学的前哨阵地,而他自己的著作及其关于人类动机的理论已经被人遗忘殆尽。不过,这位同哈珀一样有着改良社会之热诚的浸理会教友,为芝加哥社会学的发展抛下了“定向之锚”:那就是,芝加哥是美国社会学的天然实验场,而芝加哥的社会学家们应该将德国人的理论运用于日益凸现的美国城市社会问题的研究之中。

同学者的角色相比,斯莫尔更像是一个学术经纪人。从1892-1925年,到退休时为止,在斯莫尔担任系主任的33年行政生涯中,他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贡献有三件:其一,1892年,斯莫尔建立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这不仅是全世界第一个社会学系,而且到斯莫尔退休之时,既是芝加哥大学中的一个大系,也是全美培养博士最多、开设课程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社会学系;其二,1895年,先于法国人迪尔凯姆创办《社会学年鉴》前一年,斯莫尔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本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杂志》(AJS),并且担任主编30年;其三,1905年,以斯莫尔为主创办了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这是至今仍然统治着美国社会学界的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的前身。这三

大贡献不仅在相当时间内影响到美国社会学的发展,而且从根本上奠定了芝加哥学派在早期美国社会学中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

在1930年代之前,芝加哥社会学由两个主要的社会学分支组成,这就是社会心理学和城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城市社会学所以能够成为芝加哥社会学的主体内容,既与美国早期社会学中的流行范式或“潜在的学术氛围”有关,也与芝加哥突然崛起而又紊乱无序的城市生活有关。就前一个因素而言,在早期美国社会学中,无论是沃德、萨姆纳,还是吉丁斯、罗斯,受到法国心理还原主义者塔德的影响,大都信奉心理进化论,这使得社会心理学成了1930年代之前美国社会学家的最一般的专业选择(1930年,在美国社会学协会的1832名会员中,37%的人是社会心理学家;而到了1990年,这个比例在13265名会员中下降到19%);而就后一个因素而言,正是芝加哥在1833-1930不到100年间的迅猛发展,使得最能够突出现代工业社会本质的城市以及那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成为美国社会学家关注的主题。在这两个领域中,米德是社会心理学的巨擘,帕克是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而托马斯则是能够在这两者间汪洋恣意的一位大师。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是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主将之一,也是最早来到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教授之一。不过,这位社会心理学家其实并不是社会学系的教师。从1893年离开密执安大学,追随其好友哲学家杜威到芝加哥任教的那天起,到1931年去世时为止,米德都一直是该校哲学系的教授,也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阐释者。

米德在芝加哥社会学中的地位,用罗伯特-法里斯(芝加哥学派的8位主将之一——埃尔斯沃斯-法里斯之子)的话来说,主要是通过其在哲学系开设的高级社会心理学课程奠定的。这门课程从1900年开始,到米德去世前的1930年为止,每年一次,整整开了30年,吸引了大批学生,其中包括社会学系的大多数研究生。在这门经典课程中,米德积30年之功,系统地阐释了后来被其学生赫伯特-布鲁默称之为“符号互动论”的思想,而他死后由几位学生根据课堂笔记编辑的《精神、自我与社会》(Mind, Self , and Society,1934)一书,也因此成为符号互动论的“圣经”。

要想系统地阐释米德思想的来源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这位出生于马萨诸塞州一位神学教授家庭的天才,16岁就考入了其父所在的奥伯林学院。因为父亲早逝,米德读完大学后便以充任小学教师、铁路勘探工和家庭教师糊口。1887年,米德再度入学,考入哈佛大学哲学系,师从威廉-詹姆斯和乔赛亚-罗伊斯。一年以后,米德前往德国深造。在德国莱比锡,他从心理学之父威廉-冯特那里获益匪浅,尤其是冯特的“姿势”(gesture)概念后来成了支撑符号互动论的中心概念;也是在莱比锡,米德遇到了后来使他对心理学

产生终生兴趣的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而在柏林,刘易斯-科塞猜测,米德曾听过齐美尔的课,因为后者对互动及整个社会微观过程的关注正是后来符号互动论的核心所在。

不过,米德的思想直接与三位美国思想家有关,这就是他在哈佛时的老师詹姆斯、在密执安大学任教时的好友哲学家杜威和社会学家库利。借用乔纳森-特纳的话说,“他们每一个人都为米德的理论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显然,从詹姆斯那里,米德获得的是“自我”这一概念,它说明人类具有将自己视为客体看待的能力;在詹姆斯之后,库利完善了“自我”这一概念,论述了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对对方姿势的理解,以及是如何根据他人的看法认识自己的,这最后一点,即库利的“镜中我”,为米德提出“概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的概念提供了温床;最后,杜威所提出的“精神”(mind)在社会环境中产生并在互动中发展的理论,同样对米德思想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

米德的理论在其生前被称为“社会行为主义”,其具有鲜明的反对身心两元论的特征。米德将自我分为主我(I)和客我(me)两个部分,前者是个体对他人作出反应的动力性趋势,后者是社会的自我,它依赖角色的扮演,反映的是社会的经验,是通过在社会互动中概括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后形成的。重要的是,主我和客我总是密切相关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出现在社会经验中的人”。受齐美尔的影响,米德倡导从持续进行的社会过程或社会互动开始研究社会,因为精神、自我与社会都产生于这一过程。如果说,在米德生前,他的理论将芝加哥社会学的视野从斯宾塞等人对宏观社会过程的关注转向微观的社会层次(包括社会问题的微观研究),那么,在他之后,符号互动论则成了抗衡战后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孤军”,这其实也是“第二个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基础。如果单从加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时间先后来算,威廉-I.托马斯(William I. Thomas,1863-1947)称得上是一员老将。1893年,当他得知芝加哥社会学系成立时,这个在田纳西大学毕业、在德国过留学,并且已经在奥伯林大学获得教职的年轻人还是毅然决然地来到芝加哥,成了斯莫尔和亨德森的研究生,并在两年以后成为系里的教师。这时的芝加哥除了他的两位导师以外,加上一个文森特,就是它的全班人马。

1908年,托马斯获得了一笔为数5万美金的资助,并由此开始了他对移民的社会心理与城市生活适应性的研究。5年以后,这项庞大的研究计划找到了一个十分合适的合作者——波兰人兹纳涅茨基。通过对波兰移民家庭的书信往来和生活史的研究,两人合作完成了长达5卷本的巨著《欧洲和波兰的美国农民》(1918-1920)。在这部著作中,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力图描绘的是,经历从波兰的乡土生活到美国芝加哥的都市生活这样的重大变迁的波兰农民,在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上的变化。他们富有创见地提出,只有把个人的态度和社会的客观文化的价值观综合起来加以考虑,才能充分理解人的行为。尽管托马斯和兹纳

涅茨基最早将社会心理学定义为“有关态度研究的科学”,但与心理学家不一样的是,两位社会学家关心的不是特定个体对特定事件的特定反应,而是组成群体生活的每一位成员所普遍采取的态度。

《欧洲和波兰的美国农民》成就了托马斯的大业,也为芝加哥学派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有人将这部著作视为定性研究的开山之作,而将30年后塞谬尔-斯托弗的《美国士兵》(1949)视为定量研究的里程碑。确实,《欧洲和波兰的美国农民》称得上是“美国经验社会学第一部伟大的经典型著作”(科塞),是“反对扶手椅中的社会学的里程碑式的范例”(巴纳斯)。

其实,托马斯社会学中最值得玩味的是他的“情境定义”(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的概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果人们把情境界定为真实的,那么它们在结果上也就是真实的”。这一被罗伯特默顿称为“托马斯原理”的假设向人们展示,情境的社会定义尽管是主观的,但却有其客观的结果。如果用“托马斯原理”去解构毛泽东的一句名言,那么虚心不一定会使人进步,骄傲也常常不会使人落后。因为如果周围的人都将你视为一个骄傲的人,你就别无选择,只能够按让人感到值得骄傲的方式去生活。其实,这已经为贝克尔和勒默特的“社会标签论”提供了理论雏形。

尽管在芝加哥社会学系成立后的20余年里,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在那里找到了自己最为合适的生长土壤,但在1915年前它还一直没有获得“芝加哥学派”的美誉,因为到这时为止它最重要的旗手还没有出场。

现在,历史的聚光灯该将自己的光芒投向罗伯特-帕克,这个在1914年已经50岁时才步入芝加哥殿堂的“大器晚成者”。虽然他年近半百才来到芝加哥,但在密执安上大学时,受约翰-杜威的影响,已经使他与芝加哥有了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大学毕业以后,帕克的经历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阶段是1887-1898年的记者生涯,在这11年里,帕克辗转于明尼苏达、底特律、丹佛、纽约和芝加哥这5大新兴城市之间,并对城市生活有了独特的感受;第二阶段帕克再返校园,先在哈佛大学后赴德国求学,这期间他不仅在柏林的Friederich-Wilhelm大学成为齐美尔的学生(这也是他一生接受的唯一正规的社会学教育),而且萌生了对社会心理学尤其是集群行为研究的浓厚兴趣,1903年帕克凭《群众与公众》(Crowd and Public)一文从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手中获得博士学位;第三阶段帕克再度回到社会之中,1905年他结识了黑人领袖B.T.华盛顿,并与后者密切合作了7年,“逐渐了解了黑人的生活、习俗和状况”;第四阶段,因为托马斯的热诚相邀,帕克于1913年来到芝加哥社会学系,为学生开设“美国黑人”的课程。尽管由于社会学系没有编制,帕克是以神学院教授级讲师(professional lecture)的名义进入芝大的,并且在这个几乎无薪的位置上一待就是九年,但是凭着对城市生活独一无二的理解,对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近乎着迷般的倾心,帕克于1923年升任正教授,并很快成为芝加哥学派的中心人物。

帕克这位后来者在1920年代以后能够成为芝加哥学派的掌门人,还与这样一些因素有关:1918年,将他引入芝加哥社会学殿堂的托马斯因“生活不检点”而被迫离开了芝加哥;1925年,芝加哥社会学系的创始人斯莫尔退休,1年后去世;也是在1925年,1919年返回芝加哥接替托马斯的社会心理学教席的埃尔斯沃斯法里斯继斯莫尔之后成为社会学系主任,不知是否与法里斯的儿子罗伯特-法里斯跟随帕克攻读博士学位有关,这位新系主任给了帕克更大的发挥自己才华的空间。

有关帕克学术贡献的文献称得上汗牛充栋,2000年90岁高龄的费孝通还为自己的这位老师写下了整整100页学术札记(费孝通,2001:133-234)。确实,帕克和托马斯一样,是将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从“扶手椅”中解放出来,赋予其现实品格的第一批学者。在1921-1931的10年间,帕克指导的博士研究生进行了15项有关城市生活和城市社会问题的研究,其对象包括非法团伙、流浪汉、职业舞女、妓女、吸毒、青少年犯罪以及犹太移民等等。1932年,即在帕克从芝加哥社会学系退休的前一年,这个来到中国北京燕京大学担任访问教授的老人,还带着费孝通“这批小伙子到北京的天桥去参观…下层社会?”,他希望学生能够从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学习社会学。

在帕克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学术著作中,用费孝通的话来说有两部是不能不关注的:其一是他与伯吉斯合作写成的《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导论》(Introduction of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1921),其二是他与伯吉斯、麦肯齐和沃斯合作的《城市》(The City,1925)。在前一部长达1000页的教科书中,帕克和伯吉斯共选择了14个主题,其主要内容涉及人类本性、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人的社会化和集群行为,它规整了1920年代后美国社会学的基本发展方向;而在后一部200多页的小册子中,帕克和此时芝加哥社会学的另几位主将鲜明地提出,城市决不是一种与人类无关的外在物,也不只是住宅区的组合;相反,“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众所周知,正是在这本著作中,麦肯齐提出了后来流传盛广的“同心圆说”,将一个现代都市划分为中心商业区、过渡区(帕克和伯吉斯都认为,这是各种社会问题的集中地)、工人住宅区、中产阶级住宅区和郊区或往返带(Commuters? zone);也是这本著作连同这些作者的其他文献,确立了城市社会学的最初地位。

1933年,帕克从中国返回芝加哥不久就退休了。帕克的退休不仅是其个人学术生涯的结束,也象征着芝加哥学派的衰落。有关芝加哥学派的衰落可以找到的原因有许多:包括美国整个社会背景的变化,在经历了最初的工业化浪潮之后,美国的移民潮已经回落,城市已经多少变得井然有序,人的边际性也开始减少;包括社会学力量在其他学校的崛起,比如,由索罗金创办的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在战后因帕森斯在理论

方面的建树和塞谬尔-斯托弗在方法上的贡献而异军突起,而社会理论家默顿和定量化大师拉扎斯费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也结成了与哈佛相似的这种具有挑战力的学术犄角;也包括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本身的问题,

在老一辈社会学家相继退出之后,从30年代中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起,其学生不断流向其他学校(斯

托弗就是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博士),教师关系紧张,连续两次系主任之争(1951和1956)使得已经成为中坚力量的布鲁默、里斯曼、沃纳和休斯陆续离去;还包括美国社会学已经从齐美尔的人道主义和解释性传统,转向高度定量化和统计性的,另外美国社会学家对芝加哥社会学家普遍怀有的社会心理学的兴趣也开始下降;最后,造成芝加哥社会学衰落的直接原因是1935年职业社会学家的反叛,这一反叛的标志是创立了另一本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ASR),它结束了芝加哥社会学家对《美国社会学杂志》(AJS)长达31年的统治。尽管在反叛后的1936年,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大权又重新落到芝加哥学派的埃尔斯沃斯-法里斯手中,但芝加哥社会学君临天下的“霸主”地位已经消失,新的强势集团正在东部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浮现。

在美国社会学界,逼迫芝加哥社会学“禅让”的直接事件,是1935年职业社会学家的反叛。稍前于此,包括帕森斯在内的东部主要的几个常春藤联盟大学中的社会学才俊,组成了一个青年社会学家团体。这个团体在思想上脱离了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社会学传统,在制度上则脱离了芝加哥的组织约束(亚历山大,2000:160)。1936年,以帕森斯为代表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们创立了我们前面提及的《美国社会学评论》,它象征着东部新的强势集团开始挑战芝加哥的“霸主”地位。在1930年代,几乎每一个年头都会发生一些后来影响到社会学走向的重大事件。近接着1935年和1936年,1937年,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这个直接引发芝加哥社会学大厦坍塌的“伟大的年轻人”(Merton,1980:69),写出了能够衡量他是如何“再造”社会学之成就的标尺——《社会行动的结构》(赛德曼,2002:59)。这部艰涩难懂的奇书,不仅将韦伯和迪尔凯姆这两位欧洲社会学大师的思想系统介绍到美国社会学界,而且标志着美国社会学改朝换代的开始。

当然,在此之前一直独领风骚的芝加哥并没有就此土崩瓦解。不仅在此之后美国社会学会的领导职务多次再回到芝加哥人手中,而且具有明显对抗意义的事件是,也是在1937年,我们这篇文章将要论述的主角之一——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 1900-1987)撰写了“社会心理学”一文,第一次将由乔治;米德开创的芝加哥的社会心理学传统称之为“符号互动论”(the Theory of Symbolic Interaction, Schmidt, E.D., 1937)。考虑到布鲁默不但是乔治;米德的学生、芝加哥社会学系的教师,而且是帕森斯参与的1935年的“反叛”的直接“牺牲品”(这一“反叛”导致了布鲁默被解除了担任多年的美国社会学会秘书长一职),1937

年的“巧合”是颇富于象征意义的:它说明现代社会学的两大理论流派——结构功能主义和符号互动主义开始了面对面的厮杀,它也预示着10年后第二个芝加哥学派的重新崛起。论述第二个芝加哥社会学派,有必要再回到乔治;米德那里。尽管刘易斯和斯密斯两位社会学家通过对早期芝加哥社会学系的课程注册、论文和著作中引述的次数,以及其他资料的计算和分析,欲图说明“米德并不是芝加哥社会学程序中的中心人物”(David L. Lewis %26 Richard Smith, 1980),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没有乔治;米德,没有在其社会心理学思想上提炼出的符号互动论,就肯定没有战后芝加哥传统的“复兴”,一句话,没有我们这里将论述的第二个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所谓“第二个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其内涵是确定的。它不仅具有严格的时间(战后到1960年代)和空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特征,而且具有鲜明的理论和方法取向:在理论上,它继续秉承米德开创的符号互动主义思想;在方法上则倡导使用生活史、自传、个案研究、日记、信件、非结构性访谈和参与观察等一系列定性研究路径。这样一种标准,将赫伯特;布鲁默、埃弗里特;休斯、霍华德;贝克尔、欧文;戈夫曼和戴维;里斯曼囊括进来,同时将这一时期虽然也在芝加哥任教或求学但却属于定量主义阵营的豪泽、古德曼、邓肯、博格和卡茨排除在外。事实上,1956年的“系主任之争”(Chairmanship Battle),不仅迫使败北的里斯曼出走,而且定量主义者菲利浦;豪泽的成功已经预示着第二个社会学芝加哥学派“蜜月”的终结。

一般说来,社会学史家将芝加哥社会学家分为三代:第一代以斯莫尔为代表,最杰出的是米德和托马斯;第二代以帕克为代表;第三代的领头羊则是布鲁默。1930年代初,帕克的退休和职业社会学家的反叛,加之宏观社会背景的变化,结束了第一个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历史。我们已经看到,芝加哥统治地位的结束直接影响到赫伯特-布鲁默的个人生涯。当这位踌躇满志的年轻人1925年进入芝加哥,1927年从米德手中获得博士学位,并在1931年接替米德的社会心理学教席时,正遇上芝加哥社会学一统天下的好时光。单从1925-1934年的10年中,美国社会学会的10任会长有7任落入芝加哥人手中,就能看出当年的芝加哥是何等的气势如虹。不过,1935年的“造反”废黜了布鲁默的“太子”之位时,也正是他扶摇直上的年龄。能够想见,芝加哥和他个人的双重“不幸”,在布鲁默后来的学术生涯中会化成一种怎样的前行动力。

作为米德思想的传人,布鲁默志向远大,他曾说过:“在我看来,尚没有谁曾以符号互动的观点对人类群体生活的本质做过系统的研究。在以往的学者中,米德对这类研究提供了最初的基础,但他没有发展出一套可供社会学使用的方法论来……我的目标是提供一套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的基本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 尽管布鲁默对米德的思想尤其是方法论不太满意,但他却一直恪守米德所主张的互动过程是持续进行的这一基本观点。在布鲁默看来,人们正是通过互动过程,对自己周围的环境和相互间的关系做出解释,并对

当时的情境加以共同的定义的。我们曾经提及,在布鲁默发展自己的符号互动论时,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大潮已经席卷整个社会学界。显然,布鲁默对大多数社会学家尤其是结构功能主义者,以结构和组织的观点来考察人类社会、将人类的社会行为仅仅视为这种结构和组织的体现的做法不以为然。他认为强调结构的决定作用,不可避免地会在倚重制度、文化、规范、价值、分层、地位、角色和组织这样一些结构性范畴的同时,忽视人们借以积极构造他们行动和互动过程的主观解释过程,而正是在后一过程中,人们通过角色扮演和符号沟通来调整和适应他们的各种行动路线。用最为简洁的语言来说,社会组织或社会结构并不决定互动模式,但它们本身却是在互动过程中突生的。

我们可以用几句话来表达布鲁默对结构与行为或互动的关系。在布鲁默眼中,社会结构或文化的可变性,只是在它们影响人们在其中活动的情境时,或人们在主观上解释或定义情境时考虑到它们,才会影响互动过程。因此,社会制度不能够离开人们的主观定义而保持他们的作用;显然,更为重要的是,当人们的主观定义和解释在大范围内发生变化时,社会制度也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由于布鲁默强调人类行为的选择性、创造性和非决定性,强调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整个行为科学的独特性,认为人类行为的研究者应该进入行动者的世界,他们的“注意中心应该永远是经验世界”,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布鲁默自然会反对操作主义定义、反对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中采用测验、量表、实验等实证主义的定量研究方法。

严格说来,布鲁默的符号互动理论本质上具有反理论的特征,他深信社会学家没有能力建立不朽的、客观的理论构架,而这种特征是由布鲁默对经验世界的看法所决定的。在布鲁默那里,由于经验世界是由在不同情境中的行动者之间的不断变化的符号互动过程构成的,那些只能在特定情境中剖析特定事件的概念就无法把握现实社会的整体性。要想把握现实的经验世界,必须使用那种虽然未被明确规定、但更富有内容的概念——敏化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虽然这种概念缺乏定义性概念所具有的对属性和事件的精确说明,但却提供了从何处能发现各类现象的线索和启示,这类概念包括文化、制度、道德和人格特性等等。

从1930年代开始,芝加哥社会学的地位就不断遭到先是来自东部后来也来自西部的挑战。这种挑战除了地缘因素和理论差异以外,还突出地表现为方法方面定量和定性两种传统的水火不容。芝加哥的传统是定性的,但是从1927年倡导“科学的社会学”(scientific sociology)的威廉姆-奥格本(William F. Ogburn, 1986-1959)自哥伦比亚来到芝加哥后,在芝加哥内部就埋下了这两种传统冲突的伏笔。这种冲突在1936-1951年奥格本任系主任的15年间一直此起彼伏。可想而知,那时的布鲁默多少有些度日如年。不过,

在当时的芝加哥,布鲁默并不是孤家寡人,定性传统的另一个积极张扬者是罗伯特;帕克的学生——埃弗里特-休斯(Everett Hughes)。这位1928年芝加哥社会学系的毕业生,自1938年重回母系后,就一直是由托马斯和帕克所创立的芝加哥社会学田野研究(fieldwork)传统的积极捍卫者。

休斯所以一直倾心于田野研究,同一系列的因素有关:首先,他个人一直对人类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不但在芝加哥,他最亲密的同事和朋友是帕克的女婿、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弗尔德,而且他本人也“通晓后马林诺夫斯基时代人类学的各种研究、问题和方法”(Chapoulie,1987:266)。其次,同布鲁默一样,休斯认为田野研究能够使调查者更好地洞悉和理解社会世界与自身的不同。因此,尽管他对定量研究也能够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在自己的研究中运用各种统计数据,强调芝加哥的学生也应该精通统计学,但是他还是更为喜爱对社会现象进行直接的观察,为芝加哥田野研究传统培养了大批的继承者。

不过,尽管布鲁默和休斯在维系芝加哥传统方面是一对犄角,但他们在日常研究中却似乎很少合作,这一点和以往的帕克和伯吉斯完全不同。休斯的学生霍华德-贝克尔后来回忆道,“1950年代,芝加哥社会学系的学生要么认为自己是休斯的学生,要么认为自己是布鲁默的学生,但不会是他们两人的学生”。不过,因为布鲁默和休斯对知识具有同样的献身精神,这种一致超越了他们之间的差异。以致贝克尔紧接着又说,所以“大多数人(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早些)最终会明白,我们也总是他们两人的学生”(Becker, 1988: 19)。

1951年,布鲁默的“克星”奥格本退休。这时的布鲁默按说已经如鱼得水,其影响完全控制了芝加哥社会学系。但是,翌年的仲夏,他却离开生活了27年的芝加哥,转任加州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布鲁默离开芝加哥的原因据说与他未能获得系主任的位置有关(起初,他与豪泽都是系主任的可能人选,但最终却是休斯获得了任命),但另一种说法却是,他妻子虚弱的身体更需要加州湾区温和的日光(Gary Alan Fine, 1995: 264)。

布鲁默的离去,以及在此前后芝加哥社会学系内部的龃龉,肯定对第二个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发展产生了致命的影响,但在此之后的近10年里,芝加哥的个体主义和实用主义传统并没有消失殆尽。1940年代末-1950年代末的芝加哥,仍然是美国社会学的几个主要的重镇之一。在那段时间里,爱德华;希尔斯(1945-47,1957再度返回)、威廉;怀特(1945-1948)、彼得;布劳(1954-1963)、詹姆斯;科尔曼(1957-1959)、大卫;里斯曼(1949-1958)这些大名鼎鼎的社会学家都先后在芝加哥落过脚,1951年,默顿还让自己的学生刘易斯;科塞到芝加哥师从休斯。不过,在芝加哥内部,真正继承布鲁默和休斯的符号互动论传统的,还是芝加哥自己培养的两位博士——霍华德;贝克尔和欧文;戈夫曼。

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 1928-)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芝加哥人。1946年,这个早熟的芝加哥

人在18岁那年就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学士学位,21岁和23岁时又在休斯的指导下分别获得了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以后,贝克尔在芝加哥大学呆了两年,1953-1955年赴伊利诺斯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自1955年起,贝克尔受雇于自己的导师休斯,作为项目主任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市从事社区研究,并在那里一口气呆了7年。在这7年里,他在收集大量田野资料的基础上完成了《白衣男儿:医学院校的学生文化》一书(1961)。尽管这是贝克尔与休斯等另外三人联合署名的一部著作,但贝克尔应该是它唯一真正的作者。贝克尔最大的贡献,是对1950年代流行的功能主义越轨行为理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其实早在1940年代末撰写硕士论文时起,贝克尔就尝试着用后来被人们称之为“社会标签”的理论,质疑那种将越轨视为是由社会系统中的结构性压力造成的观点。他发表在AJS上的“成为大麻服用者”(1953)一文(这是1963年出版的《圈外人》一书的第三章)和埃德温-勒默特的《社会病理学》(1951)一书,也因此成为“社会标签理论”正式成型的标志。

作为“社会标签理论”的积极倡导者,贝克尔和勒默特认为,单单根据越轨者的行为或社会结构是无法理解越轨的,只有认识到越轨行为也像其他行为一样涉及到互动关系,我们才能用社会学的方法对它加以分析。如此,在他们眼中,越轨既非与生俱来的品质,也非后天教化的产物,而是社会反应、他人定义的结果。在《圈外人》一书中,贝克尔用明确的语言论述自己的观点说,说到越轨,“我的意思是,越轨是由社会群体造成的。这些群体规定了若干规则(违反它们就构成了越轨),并将这些规则用于那些被称为“圈外人”的特殊个体。根据这种观点,越轨的根据不是人们行动的性质,而是一些人将那些规则和制裁方法应用于圈外人的结果。越轨者是那些被成功地贴上了越轨标签的人,而越轨行为则是被人们贴上了这种标签的行为”(Becker,1963:9)。

贝克尔在论述中,希望将破坏规则和越轨区分开来。越轨确实破坏了规则,但它仅指那些被成功地贴上了标签的破坏规则的行为。这里,就涉及到正常人向越轨者转变的问题,即他是如何被贴上“越轨”标签的。在这方面,勒默特的解释和贝克尔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社会病理学》一书中,勒默特将越轨划分为“初级越轨”和“级次越轨”。初级越轨,如一个人对税收偶尔错误低报了收入、一个人偶然的歇斯底里、一个人出于好奇而尝了尝大麻是什么滋味。这类行为的发生可以不被人看见,当事人不会认为自己在越轨,同样也不会引起他人类似的看法,这类似贝克尔的“破坏规则”。不过,如果这类行为碰巧被人看见并被公布于众,情况就会急转而下。过失者会处在一种类似加芬克尔所说的“贬黜仪式”之下,并受到指责或惩罚。尤为重要的是,这时他就会被人贴上各种越轨者的标签,如疯子、偷税者、婊子、无赖、同性恋、小偷或吸毒者。周围的人会开始根据这一标签对她做出反应,时间一长,过失者就会在有意无意之中接受这一标签,

形成新的自我概念,并开始做出相应的反应。此时,这一举动已具有“次级越轨”的形式,即贝克尔所说的“越轨”。由于越轨标签获得了证实,越轨行为就会逐渐成为习惯性行为。

在这样的基础上,贝克尔在《圈外人》一书中明确提出,要把越轨理论的分析从越轨行为转移到那些把他人贴上越轨标签的“道德提倡者”(Moral Entrepreneur)身上去,最起码也要将越轨视为被人称为越轨者和称人为越轨者这两部分人进行互动的结果(Becker,1963:163)。这样一种思路将人们长期以来接受的“越轨行为导致社会控制”的逻辑整个儿颠倒了过来,在贝克尔和勒默特那里成了“社会控制导致了越轨行为”。

尽管贝克尔少年早熟、才华横溢,但因为一者他的研究仅限于越轨行为领域,二者他本人又基本上在密苏里过着学院外的生活,因此,布鲁默之后符号互动论的真正旗手还是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戈夫曼1922出生于加拿大,1945年从多伦多大学毕业以后移居美国。不久就读于芝加哥大学,1949年获硕士学位,1953年获博士学位;1953-1958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1958-1968年转往布鲁默任教的加州伯克利大学社会学系;后任费成宾夕法尼亚大学富兰克林讲座教授;1981-1982年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1956)一书中提出的,后经《隔离场所》(1961)、《烙印》(1963)、《日常接触》(1963)、《互动分析》(1967)和《框架分析》(1974)等一系列著作完善的“社会戏剧理论”,用科塞的话说,“在很多方面丰富了社会心理学和微观社会学”,被公认为“对当代社会心理学最有力的贡献之一”。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是在这样两项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一是他为了撰写题为“有关农村社区中社会互动规则”的博士论文,在设得兰群岛中的一个小岛上进行的为期一年多的社区生活调查;其二是在读硕士期间在E.A.希尔斯的指导下从事的社会阶层研究。这两项研究引发了戈夫曼对微观社会过程的兴趣,也为他描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面对面互动提供了丰富的细节。构成《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一书的基本主题是: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是如何用各种复杂的方式在他人心目中塑造自己的形象的?戈夫曼认为,作为人生这个大舞台上的表演者,我们都十分关心如何在众多的观众(即与我们互动的他人)面前塑造他人能够接受的形象。而要做到这一点,也像在舞台上一样,我们应把能为他人所接受的形象呈现在前台,而把他人或社会不能或难以接受的形象隐藏在后台。前台是让观众看到并从中获得特定意义的表演场合,后台则是相对于前台而言的,表演者在后台为前台做准备,掩饰在前台不能表演出来的东西。在后台,表演者可以得到放松、休息,以补偿在前台区域的紧张。

除了前台和后台,戈夫曼还以极其娴熟的技巧,从戏剧学中借用了全套术语来说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的社会互动。其中最为核心、也最为贴切的是他对“表演”的借用和描述。在他那里,人的表现分为两类:一是用各种语言符号或替代物给予的明显的表达;二是通过广泛的行动流露出的隐含的意义。他认为,表演主要是指后一类表现,以及对这一类表现加以控制的技巧。因为自然流露的意义虽是真实的,但未必是为他人接受的,故人们在互动中要造成某种印象的话,总少不了对这部分“未加控制”的流露进行控制。不过,自然的表演总是进行了控制,又显得未加控制的。控制的痕迹过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做作”。剧班,也是从戏剧学中借用来的另一个成功而贴切的术语,它指的是“在表演同一常规程序时相互合作的任何一班人”。剧班表演具有这样两个特点:其一,剧班的任何成员都有权放弃或破坏表演,因此,表演的成功有赖于它们彼此间的配合;其二,通过合作而在观众面前维持特定情境定义的剧班成员,相互间则很难再保持这种特定的情景定义。戈夫曼认为,不能将剧班视为个体表演者的简单相加,因为如果说个体表演者表现的只是自己的特征,那么剧班表现的则是成员间关系和被表演的工作的特征。

戈夫曼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严格恪守了符号互动理论的思想精髓,而且在方法上也体现了布鲁默一贯倡导的非量化的定性研究特性。尽管戈夫曼的研究没有使用精确的测量、结构式访谈和问卷调查,但他的敏锐观察和鞭辟入里的分析,却使人不得不承认,“在戈夫曼的著作中关于人类事件的报告比许多具有大量定性数据和统计分析的研究更富有客观性和真实性”(库佐耳特语)。

因为战后美国社会学的变化多端,也因为芝加哥社会学内部的矛盾,第二个芝加哥社会学派持续的时间并不长。用加里-A.范因的话来说,它的核心年代就是1946-1952年,最长也不超过1946-1960年(Gary Alan Fine,1995:9)。1952年,显然指的是布鲁默的出走所带来的断裂;1960年则是一个多重事件决定的年代:先是1958年已经因《孤独的人群》一书的出版而身名大振的大卫-里斯曼在“系主任之争”失败后离去(这位原本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法学家虽然不是芝加哥的传人,但一者因为他与休斯的友情,二者因为他对定性研究方法的痴迷,本当是芝加哥精神的继承人),接着是同一年里戈夫曼追随布鲁默去了加州伯克利,再接着是沃纳的离去,最后是1962年休斯从芝加哥退休。其实,休斯的退休使得在芝加哥外围工作的贝克尔也像断了线的风筝,至此,由托马斯、米德和帕克传承而来的芝加哥传统终告结束。

参考文献:David L. Lewis

五、气象学的芝加哥学派

在大气科学或气象学的发展史上,能够被称为学派的大概只有两个:一个是以皮叶克尼斯(Bjerkenes)父子(Vilhelm Bjerkenes和他的儿子Jacob Bjerkenes)为首的“挪威学派”(Norwegian School或者Bergen

School),另一个便是以罗斯贝(Carl-Gustaf Rossby)为首的“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

30年代后,由于无线电探空仪的使用,对高空的大气运动形式有了新的认识,发现了中纬度高空的大气环流在自西向东的绕极运动(指北半球)之上,叠加有波长达数千公里的波动。这些波动除有自身的结构和运动规律外,还与低空的锋面气旋存在内在的联系。瑞典气象学家罗斯贝首先在理论上指出,这是由于科里奥利参数随纬度变化造成的,从而提出了长波理论。这是动力气象学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发展,并由此引出一系列研究。1941年,Rossby到芝加哥大学任教,影响了大批气象学家和物理海洋学家,形成了芝加哥学派。特别地,他影响和引导了Jule Charney和Henry Stommel,这两者分别为动力气象学和物理海洋学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除行星波外,芝加哥学派的主要贡献有:提出了大气运动的地转适应;行星波的能量频散;西风带急流的形成理论及其在大气环流中的重要作用;行星波的正压和斜压不稳定性。芝加哥学派对动力气象学的贡献为数值天气预报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之一。其成员主要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强调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的一批经济学家,也有个别不曾在该校任教,但因其学术观点和政策倾向而被认为是该学派成员。该学派的主要代表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有 J·瓦伊纳(1892~1970)、富兰克·H·奈特(1885~1972)、(1899 ~1946)等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F.von 哈耶克、乔治·施蒂格勒(1911~)、M·弗里德曼(1912~2006)等人。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成员坚定地支持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经济分析,在其政策建议中频现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同时采取一贯反对滥用数学形式主义,并乐意放弃精密严谨的一般均衡理论的逻辑推理而倾向于更具有结果导向的部分均衡分析的方法论。“芝加哥经济学派”与“经济学帝国主义”联系在了一起,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就是指将经济推理的应用方法推向传统上认为是其他领域的特区,如政治科学,法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 芝加哥学派的主要观点有: ①极端强调个人自由:极端强调个人自由,反对个人专断和“权威”;在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的情况下,强调“法治”,反对“人治”。主张建立一种货币体制,在该体制下,一国的货币信用流通量取决于某种以法律形式规定的“规则”,而不是取决于货币当局相机抉择所采取的政策措施。 ②特别强调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在经济中的功能:特别强调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在调节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重大功能,强烈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应减少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 ③三个政策目标此长彼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自由、经济效率与分配均等这三个政策目标,经常是此长彼消,顾此失彼,不可得兼的。例如,为了减缓失业,必须承受一定的通货膨胀,而要稳定物价,又必须让更多工人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失业状态。又如,增加政府转移支付和保障社会福利支出,有助于减缓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带来的收入分配的不均和阶级矛盾,但为此必须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在一定条件下妨碍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对这类进退维谷的难题,芝加哥学派更多地关注自由与效率,相对较少地关注收入分配的问题。理论特点. 对市场(自由市场)的分析,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理论体系的绝对核心。芝加

芝加哥学派市场竞争的观点

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评析 【作者】陈秀山 【作者简介】陈秀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 芝加哥学派在过去是货币主义的同义语,70年代以来这一学派的一些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如斯蒂格勒、博克、德姆塞茨、波斯纳等人,在对美国反托拉斯政策的分析和与有效竞争理论(哈佛学派)的论战中,提出了竞争理论的基本思想和竞争政策主张,形成了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并逐步取得了主流派地位,对80年代以来的美国竞争政策的转变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博克和波斯纳被视为这一学派竞争理论的权威代表人物。 一、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的主要内容 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的基础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1)认为市场部分过程是一个没有国家干预条件下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适者生存,不适者死亡”,斯蒂格勒把它称之为“生存检验”;(2)国家应该尽量减少对市场竞争过程的干预,把它仅仅限制在为市场竞争过程确立制度框架条件上。(3)他们自称为自由保守主义者,而被批评者称之为企业家辩护者、工会反对者。 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把竞争不是作为一种最终的静止状态,而是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一点上构成了与新古典完全竞争理论的区别。但是他们又承认存在一种市场均衡,不过这种均衡不是被视为所达到的最终状态,而是所有市场行为和市场过程所追寻的“指明星”。市场均衡是不能通过人为的竞争政策实现的,而只能让市场竞争过程强迫经济主体不断适应这种本身也在不断变化的市场均衡。这样的市场均衡虽然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但是不受人为影响的竞争始终趋向这种均衡。在这一点上,与古典竞争理论有相近之处。 在芝加哥学派看来,有效竞争理论或哈佛学派建立在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结果分析基础上提出的竞争政策主张是不适用的,他们把竞争目标分解为各种各样的具体目标,不能为政府提供一个简单明了、而又可行的政策手段,在实践中难以贯彻实施。一个合理的竞争政策必须目标明确、简单易行。他们认为竞争只有一个唯一的目标,即保证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竞争所表达的含义也就是一种市场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消费者的福利不能再通过法律上的决策而继续提高。因此,竞争政策的任务就是要保持能够保证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特别是国民经济资源最佳配置的市场机制的作用。具体来说,实施竞争政策和判断竞争行为有两条衡量标准:(1)资源配置效率,即实现国民经济的资源最佳配置,具体地说就是按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竞争价格提供竞争产量;(2)生产效率,即企业内部的资源有效利用,具体说就是达到规模效果最大和交易成本最低。 为了确定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这两种效率标准能够达到、或者受到损害,要借助于对理想市场的模型分析。理想市场的存在以下列假定为前提:(1)合理原则,即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目标是合理的,分别是收益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2)市场完善,特别是产品的同质性和市场的透明度;(3)竞争者数量足够多,以致于竞争者之间无需考虑对方的市场行为,即不存在行为相关性;(4)考虑到工业内部竞争和资源的完全流动性;(5)不存在市场进入限制,主要是人为的市场进入限制;(6)市场机制作为经济刺激和强制系统,使竞争的协调功能、信息传递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得以实现。(7)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可以依靠类似于市场机制解决,如拍卖。这种理想的竞争性市场的另一极则是垄断市场,而不存在所谓寡头市场。在这种理想的市场中,将会达到上面提出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标准,从而实现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目标。他们强调提出这些假定只是为了确认两条效率标准存在的合理性,而不是要说现实竞争过程会满足这样一些假定条件。在B2制定和贯彻竞争政策过程中,不是以这些假定条件为依据,而是要以资源配置效率标准和生产效率标准为依据。 二、对竞争政策的分析及其政策主张

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生态学派、生态学理论) 这一理论运用生态学和社会学的观点研究犯罪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由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批社会学者创建,故又称为芝加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帕克(Robert E·Park)、欧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N·Burgess)、克利福德·肖(Clifford Shaw)和亨利·麦凯(henry D·Mckay)等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美国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发展,城市的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帕克等社会学家以美国第二大城市芝加哥为实验基地,深入调查研究城市的社会结构,分析了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种族等因素与犯罪之间的关系。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化进程导致城市社会阶层、人口密度、种族关系、社会心理、居住方式、交通通讯等方面发生巨大的变化。社会成员如果不能适应城市环境的这种变化,就会导致失范、越轨和犯罪行为的发生。 (一)同心圆理论 经过调查他们发现,犯罪率在城市中心的周围地区最高,随后向郊区逐渐下降,愈是远离市中心周围地区,犯罪率愈低。贫困、疾病等情况也是如此。他们的结论是,这种生态现象是城市化过程中的自然产物。他们将芝加哥市划分为围绕同一圆心而形成的五个区域,即中心商业区、中间地带(工厂区)、工厂住宅区、中上层住宅区、郊区和卫星城。犯罪大多发生于中间地带,即工厂区。因为相对于自然社区,中间地带人口流动大,混杂的人口造成了有利于犯罪发生的环境。 (二)社会解组理论 这种理论还指出,人们通常生活在家庭、学校、邻里等群体之中,以亲属、朋友、友爱、邻里等关系为内容的非正规社会关系对于约束人们的行为作用很大,地区性的集体发挥着社会监督的功能。而城市化进程则使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解体,使集体作为非正式社会监督单位的作用显著下降,传统集体的习俗规范和理想受到削弱,并逐渐消失。随着工商业深入市区,人口流动频繁,社会文化日益多元化。激烈的竞争与有限资源的矛盾,削弱了社区的整体利益,甚至家庭也趋于解体。这一切变化使得社会处于解体状态,导致犯罪现象增加。其基本规律是都市化程度与社会解组程度成正比,社会解组程度与犯罪率成正比。 (三)芝加哥区域计划 因为相信青少年犯罪是由间隙区域的社会解组造成的,所以芝加哥学派认为对青少年个人采取处遇措施对减少青少年犯罪整体犯罪率不会有明显的效果。他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寻求能有效地改变特定的局部社区的生活环境和城市所有不同区域的生活环境的发展计划。因此,1932年,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克利福德肖发起了芝加哥区域计

从芝加哥学派到结构功能主义

从芝加哥学派到结构功能主义:论拉斯韦尔的思想转 型 ——兼论美国早期传播思想发展的历史动因 2008-01-09 08:07:08作者:胡翼青来源:《中国传媒报告》2007年第3期 摘要:尽管传播学给拉斯韦尔以崇高的地位,但很少真正对他进行深入的研究。拉斯韦尔早年的芝加哥大学经历,使他的传播研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芝加哥学派的烙印。然而,在二战开始后,随着美国意识形态的变革,传播学的知识生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拉斯韦尔介入了战时传播研究项目的研究,并逐渐成为传播学行政研究和结构功能主义的一分子,其学术倾向越发保守,并最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解释了福柯关于知识和权力的理论。 关键词:拉斯韦尔宣传研究芝加哥学派结构功能主义 非常欣赏彼得斯的一句名言:“太常见了,我们对前人及其思想作出评判却从不返过去重读(甚至从没有读过)他们的论述。我们仪式化地搬出那些死去的名字或褒或贬,却几乎不与他们留给我们的文字进行任何实际的有意义的联系。”(Peters, Simonson,2004:11)对于中国传播学而言,这句话用在拉斯韦尔身上,可能再贴切不过了,我们除了知道他是施拉姆钦定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外,除了知道他的宣传研究、“五W”理论与三功能说之外,除了嚷嚷他对传播学具有巨大贡献外,可能对他再没有更多的认识了。然而,这么一位左右着传播学早期思想及其发展走向的人物,实不应当受到如此冷遇。在拉斯韦尔的学术生涯中,芝加哥学派与“结构功能主义”曾经有过激烈的交锋,身处其中的拉斯韦尔游走于两大阵营之间,他的思想轨迹体现了美国传播学当时走向的必然性。这对于我们理解美国传播学走向的历史背景,反思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缺陷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芝加哥学派与青年拉斯韦尔的宣传研究

芝加哥学派

第五节芝加哥学派 19世纪70年代,正当欧洲的设计师在为设计中的艺术与技术、伦理与美学以及装饰与功能的关系而困惑时,在美国的建筑界却兴起了一个重要的流派——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这个学派突出了功能在建筑设计中的主导地位,明确了功能与形式的主从关系,力图摆脱折衷主义的羁绊,使之符合新时代工业化的精神。 1851年美国参加了“水晶宫”博览会,展出了各种工业品,这使欧洲首次接触到美国产品,不少观众赞扬大陆美洲带来了简洁明了的造型,既无浮饰而又实用,其前途必然发展成独特的艺术风格,这对欧洲是难得的启示。 的罗特斯切尔德商场大楼芝加哥学派正是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建筑领域的体现,并对整个设计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芝加哥变成了全国铁路中心,因此其城市发展很快。1871年芝加哥大火,三分之二的房屋被毁,重建工作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建筑师。为了在有限的市中心区内建造更多房屋,现代高层建筑开始在芝加哥出现。在采用钢铁等新材料以及高层框架等新技术建造摩天大楼的过程中,芝加哥的建筑师们逐渐形成了趋向简洁独创的风格,芝加哥学派由此而生。

图5-17 沙利文和艾德勒于19世纪末设计 图5-18 沙利文于1899年设计的施莱辛格-马耶百货公司大厦 芝加哥学派包括了众多的建筑师,他们建筑设计的共同特点是注重内部功能,强调结构的逻辑表现,立面简洁、明确,并采用了整齐排列的大片玻璃窗,突破了传统建筑的沉闷之感(图5-17)。沙利文(Louis H. Sullivan,1856—1924)是芝加哥学派的中坚人物和理论家。他早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过建筑并到过欧洲,是一位非常重实际的人,他最先提出的“形式追随功能”的口号,成为现代设计运动最有影响力的信条之一。他说:“自然界中的一切东西都具有一种形状,也就是说有一种形式,一种外部造型,于是就告诉我们,这是什么,以及如何与别的东西互相区别开来。”同时他还进一步强调:“哪里功能不变,形式就不变。”

芝加哥学派早期几个代表人物对传播研究的思想贡献__以库利、米德、帕克、杜威为例

内容提要:本文从“芝加哥学派”四位早期代表思想中与传播研究有关的方面入手,首先梳理了四人与传播有关的共同思想,有:对共同体的一致向往和追求,把传播置与人类本性地位和想象性传播。在文章的后一部分,分别论述了四人对传播研究各自的理论贡献,即:库利的“首属团体”和“镜中自我”;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杜威的“分享经验”;帕克的“大众传播理论研究”。 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E.M.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在著作《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A Biographical Approach)一书中对四位“芝加哥学派”的重量级人物的共同特征做过归纳,其中有一段话可能不会引起读者太多的注意,即: 他们都生于1859—1864年间,大约是美国内战时期,并且都是在小城市长大。他们都有新教和道德主义的背景,但是由于科学的教育,他们试图成为社会生活的客观观察者。他们都是改良派——通过更准确地理解社会问题而对抨击社会问题发生兴趣。他们都是乐观主义者,主张为了美国民主制度能够在城市共同体中繁荣兴盛,社会进步是需要的。 J.杜威、G.H.米德、C.H.库利和R.E.帕克这四位“芝加哥学派”早期代表人物生长的小城市环境与正在形成的大都市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有一组数据表明了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美国的第二大城市芝加哥的发展情况——“在1880年至1890年这10年中,城市人口翻了一倍,至1910年,又翻了一倍。芝加哥在文化多样性方面特别突出。1900年,170

万人口中的一半是生于外国的人,其他的许多人是出生在外国的父母的后裔”(罗杰斯,1997,殷晓蓉,2002,P145)。在他们四人中,除库利一直留在安阿伯以外,另外三人在小城镇长大以后,“都尽可能地割断了他们的乡村之根,过起了城市生活”(罗杰斯,1997,殷晓蓉,2002,P157),但是他们四人在小城镇长大的经历正是他们对于在小城镇的特殊氛围营造出的“共同体”怀有共同追求的真正动因所在。其次,新教和道德主义背景使他们对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各种特殊社会群体怀有 深深的同情,并且从沟通、传播的意义上来解释问题。第三,改良派的社会实践不是为了建立理论框架,而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通过研究人和社会的关系思考着如何把芝加哥变成一个“共同体”。第四,乐观主义的研究态度使他们没有太多地注意到由于传播、传媒所带来的负效应,而对大众传媒促成“共同体”的形成抱有一种共同的希望。这一点,也是“芝加哥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最大的区别之一。 为了对J.杜威、G.H.米德、C.H.库利和R.E.帕克四人对传播研究的思想贡献进行较为全面地读解,我从他们共同的传播观念和各自的传播理论贡献两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四人共同的传播观 J.杜威、G.H.米德、C.H.库利和R.E.帕克以及“芝加哥学派”早期的其他关键人物,如A .莫尔斯、W.I.托马斯、E.吉伯斯等,无论其各自的理论侧重点以及理论建树有多么巨大的不同,但在他们的理论训练、所接受的前人的理论影响方面及其各自的理论贡献的思想内核里均有着大致

《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读书笔记

《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读书笔记 本书主要通过对城市中社会现象的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目的是为能够使人类在城市社会上能够更好的发展。城市的存在使得原本在道德约束下的人性有了宣泄的空间,“城市把人性中过渡的善与恶都展现出来”,人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原本道德的限制,新的道德体系分布在城市的不同区域,人们在不同的道德体系下寻求适合自己的情感、利益、趣味,抑或堕落,抑或升华。但在城市的发展中,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19世纪末,美国进入了工业化和城市高速发展的时期,城市中有大量的外来农民和移民进入,使得人口剧增和城市的容纳量之间产生了矛盾,并由此衍生出了大量的城市社会问题。对象包括邻里关系、职业阶级和类型、新闻和社会流动、股票交易和暴民、危机心理和集团行动、党派政治和宣传、个人流动和道德区域。 文章指出“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可以看出城市包含了各个不同的组成成份,形成一个社会的有机体。城市所注重不仅仅是物质和空间上的创造,更重要的是城市社会的心理需求。帕克是一名生态学家,他将城市看成是一个生物,一个有生命的生物,城市的过程如同一切生物为生存而去适应或者改变环境的生态过程。 我认为如果认为城市一个有机的生命体,那么城市便会主动地去选择和重组城市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人口的选择和城市的空间布局。首先对于人口的选择,如果城市人口大于城市的人口容纳量,城市便会自动将过剩的人口排出;反过来,如果城市无法满足流动中人口的需求,人口便会自动地撤出城市。因而城市得以继续生存。其次是对于空间的重组,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富人区会分布在外层郊区,白领分布在中层郊区,蓝领分布在内层郊区,中心城市变成了贫民窟的所在地,城市自发地形成同心圆的分布。这便是城市的对于空间的重新选择。但是如果城市能够自然地维持其形态,那便不需要规划了,但是没有进行规划的城市,往往会容易畸形发展,城市的畸形发展甚至会超出人类的预计,从而产生不可预知的后果。 关于文章所提到的邻里在城市的为什么会解体的问题,邻里关系本身具有一种独立性,城市市民在忙碌的生活过程中越来越不重视与邻里的关系,这一方面跟城市建筑物的风格有关,建筑具有更加明显封闭性;一方面在城市道德约束条件改变下,人们可以自由地去选择是否要和邻居打交道,即不打交道也不会影响自己的日常生活,与邻居的关系好坏不会成为很大程度上影响生活的因素。一方面,在乡村人们可以通过跟邻里的交流来使自己的情感或者信息量增长,但是现在通讯和交通的便利,让居民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地域差异的限制。 但是邻里关系对于人的情感和发展是很重要的,所以人们应该通过一些办法和技术措施来恢复和加快城市邻里的生活节奏,打破这个独立性和封闭性,建立社会性居住区,让人们能够通过交流接触来更好地发展自我,包括道德影响,心理健康和知识技术的交流,以促使社会和个人更好更快地发展。至少能够在偷窃发生、火灾发生或紧急事件有个邻居可以相互帮助,至少在过年或节日时候有个邻居能够一起庆祝。 城市的发展还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如何能够使城市社会更好地发展,我们需要更深入地去研究城市,任何一种现象都不要轻易忽视,我们要从中吸取必要的经验和结论,在此基础上进行推进和创新。

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的比较与分析

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的比较与分析 (一)哈佛学派的竞争理论 哈佛学派是指自20世纪30-60年代,由一批哈佛大学的学者形成的比较完整的产业组织理论。其观点最早起源于1938年,梅森在哈佛大学对市场竞争过程中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及其市场结果进行的经验研究。50年代,贝恩等人继续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了第一部系统论述产业组织理论的教科书——《产业组织》,成为产业组织的集大成者。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以新古典学派的价格理论为基础,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手段,把产业分解为特定的市场,按结构、行业、绩效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构造了“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的分析框架,简称SCP框架。 其中,市场结构是指一个市场的组织结构特征,主要衡量标志有:(1)市场集中度,可以通过市场上的买者或卖者的数量和大企业所占比例表达出来;(2)产品差别化,是指同一市场不同企业生产同类商品在质量、款式、性能等方面的差异性;(3)新企业的进入壁垒,是指阻止新竞争者进入市场的因素或障碍。市场行为是指企业在根据市场供求条件并考虑与其他企业关系的基础上,为取得竞争优势所采取的各种决策行为,它包括价格策略、产品策略、排挤对手等。市场绩效则是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所获得的最终成果的总和,反映了市场运行的效率,包括利润率水平、技术进步、充分就业等。 哈佛学派的竞争理论重点体现在市场结构对市场绩效的影响上,如贝恩认为,竞争是结构问题,判断一个行业是否具有竞争性,不能

只看市场行为或市场绩效,而应看该行业市场结构是否高度集中,是否实际上由一个或数个寡头所控制,此外还要看进入该行业的壁垒是否很高,以至扼制新厂商进入该行业。由于该学派强调市场结构对市场绩效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又被称为“结构主义学派”。其主要观点包括: (1)在一个部门内过高的生产集中程度会导致糟糕的市场结果,但规模效益显著的部门除外;适度集中的寡头市场和带有某些原子市场的市场结构,可以实现按照竞争要求所期望的市场结果;因此,具有决定性的结构的边界不是位于原子市场和寡头市场之间,而是位于较高集中度的寡头市场和适度集中的寡头市场以及某些原子式结构的市场之间。 (2)过高的产品差异程度通常并不会带来很好的市场结果,因为消费者常常只有在两个十分近似的产品之间进行选择,所以可供消费者选择的产品数量并不会随产品差异程度而相应地扩大;有效竞争所要求的并不是特别高的产品差异程度,而只是要求适度的产品差异。 (3)高度的市场进入限制,与中等的和较低的市场进入限制相比,对市场结果具有负面影响;通过高度市场进入限制得到保护的高度集中的生产部门比带有中等程度市场进入限制的高度集中生产部门,一般来说会导致更为糟糕的市场结果。因此,要获得有效的市场结果就必须消除市场进入的限制,其中主要是人为的市场进入限制。 基于以上认识,哈佛学派主张,为了保持有效竞争,获得令人满意的市场结果,必须运用竞争政策对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进行干预、

芝加哥学派的贡献和局限

芝加哥学派的贡献和局限 1892年,刚刚诞生不久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从那时起它造就和培养了一大批名闻遐迩的社会学家,其中包括斯莫尔、米德、托马斯、帕克、伯吉斯、麦肯齐、法里斯、奥格本和沃斯,他们因具有相对一致的学术旨趣、长期的制度支持、占主流地位的出版物和“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经验论方法”而被人们尊称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关于这一学派研究的出版物更是达到1000多种。在社会学160余年的历史上,这是除以法国人迪尔凯姆为灵魂的“社会学年鉴学派”以外,唯一享有如此盛誉的一个科学家共同体。 一、芝加哥社会学派的源起 芝加哥大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的摇篮多少有些偶然。1890年,标准石油公司老板洛克菲勒捐资建立芝加哥大学。在其首任校长威廉姆·哈珀的头脑中当时还没有社会学的概念,他所领导的这所大学所以会建立全世界第一个社会学系,只是因为在他开列的第一批聘用的13位首席教授名单中,碰巧有一位社会学家,这就是阿尔比恩·斯莫尔(AlbionW.Small,1854-1926)。 尽管芝加哥大学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是一种偶然,但这个年轻的学科能够在那里生根,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支配美国早期社会学却有其必然的因素。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内战之后,美国国内的资本主义获得了一日千里的发展。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和移民的聚集,在美国的东部和北部出现了纽约、芝加哥和费城等一系列大城市,芝加哥的发展尤为突出。除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外,还有一系列因素使得这个城市成为孕育美国社会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温床:它是一座工业城市、商业中心和交易所,资本主义在那里获得了近乎野蛮的发展;它的人口十分混杂, 1900年时,其人口的一半以上是由外国移民构成的,这赋予芝加哥以鲜明的文化多样性;受到新教的影响,它还是一座文化与艺术之城,极为推崇教育和书本; 同时,它也是一座现代城市,经历了1871年的大火之后,芝加哥耸立起了美国最初一批钢筋与混凝土建筑。当然,决定社会学在美国最初发展的骰子之所以最后掷向了芝加哥,还因为那里的贫困、人口拥挤和犯罪逐渐变得和伦敦、曼切斯特一样显著。1904年,当马克斯·韦伯访问芝加哥时,在他的笔下,这座城市“像一个被剥光了皮的人,你可以看见他的肠子在蠕动”. 斯莫尔就是在这样一个需要社会学的时代和需要社会学的城市,在哈珀的支持下,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 从今天的角度说,斯莫尔在学术上的贡献乏善可陈,不过他为芝加哥社会学的发展抛下了“定向之锚”,那就是:芝加哥是美国社会学的天然实验场,而芝加哥的社会学家们应该将德国人的理论运用于日益凸现的美国城市社会问题的研究之中。 同学者的角色相比,斯莫尔更像是一个学术经纪人。他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贡献有三件:其一,1892年,斯莫尔建立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这不仅是全世界第一个社会学系,而且到斯莫尔退休之时,既是芝加哥大学中的一个大系,也是全美培养博士最多、开设课程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社会学系,单在1893年到1935年间,它就培养了109位博士,硕士更是不计其数,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美国社会学的翘楚;其二,1895年,先于法国人迪尔凯姆创办《社会学年鉴》前一年,斯莫尔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本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杂志》(AJS),并

[传播学的经验学派]芝加哥学派传播学

[传播学的经验学派]芝加哥学派传播学 传播学经验学派主要指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传统学派。经验学派研究的特点是:对现行社会体制是否合理并不关心,而是维护与改进现存社会体制及其功能。下面就由小编为大家推荐传播学的经验学派的范文,欢迎阅读。 传播学的经验学派简介 大众传媒的兴起,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标志。自大众化报纸产生以来,特别是20 世纪初广播产生以来,大众传播对社会各方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思想敏锐的学者们的注意。在美国,一批学者特别是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卢因和霍夫兰等,应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需要,运用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对大众传播开展研究,产生了一批开拓性的理论成果,初步确立了传播学经验学派的研究方法,开创了以美国为代表的传播研究的经验学派传统。 一、经验学派的概念及特征 传播学的经验学派(empirical school)也是传播学中的传统学派,在广义上指的是主要以经验性方法来考察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流派,它与主要以思辨性方法考察社会现象的流派不同,而是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多从行为主义角度进行研究,在研究中注重经验材料和实证考察。 经验学派最大的特点是其研究方法,即以实用主义为目的,运用可观察、可测定、可量化的经验材料来对社会现象或社会行为进行实证考察的方法,经验性方法论与社会科学中的实证立场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意味着,当一种传播理论提出后必然紧接着一个不断验证的过程,通过验证必定使某一理论抑或因缺乏效度而受到摒弃或修正,抑或是受新材料、新方法的支持而得以确立或完善。这也是我们看美国主流传播学理论,凡重要的理论学说都会经历一个嬗变的过程的原因。如对于议程设置理论,随着时代发展,美国学者在不断对其进行发展和修正,美国学者沃纳赛佛林认为:议程设置研究的新动向表明,‘新闻媒介不能告诉我们该怎样想,却可以告诉我们该想些什么’这一旧的表述有必要作出修改,新的说法应该是:‘新闻不仅告诉我们该想些什么,而且告诉我们改怎样想’。1从这一点来说,这一方法论有利于促进学术的发展与进步。 但是使用经验性研究方法必须遵循以下原则:1.研究程序应具有客观性和可重复性,用

社会学名词解释

名词解释 【社会学】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学科。 【芝加哥学派】美国芝加哥学派是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为中心,注重经验研究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学派。其特点是强调社会学的应用性和应用研究。主要对城市的外来移民、贫民窟、犯罪、人口以及种族等问题展开经验研究,目的是为了真挚社会弊病,改善城市运行。 【范式】库恩首先提出的,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科学研究共同体成员在进行科学研究过程中所共同遵循的规范和理论与方法论模式。 【定量研究法】通过对变量的数量特征和数量变化的测量,以及对数量关系的分析,来解释社会现象或过程的方法。(适合与从样本推出总体的研究) 【定性研究法】注重于描述、剖析和揭示现象或过程的特性和本质的研究方法。(适合于要揭示研究对象全貌和整体特的研究) 【实证主义】强调感觉经验,排斥形而上学传统的西方哲学派别,以孔德为代表。其基本特征是将哲学的任务归结为现象研究,以现象论观点为出发点,拒绝通过对现象的归纳就可以得到科学定律。 【人文主义】社会价值取向倾向于对人的个性关怀,注重强调维护人性尊严,提倡宽容,反对暴力,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的一种哲学思潮和世界观。 【田野调查法】研究者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领域,在与研究对象一起生活的过程中,进行细致观察和深度访谈,以求达到领域对研究对象及其文化的全貌性研究和深刻理解。 【社会】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社会在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它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有机体。 【社会结构】社会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及要素之间持久的、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 【文化迟滞】(culture lag):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集丛中的一部分落后于其他部分而呈现呆滞的现象。亦称文化滞后或文化落后。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们对其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 【社会化】是指个体在与社会互动过程中逐渐养成独立的个性和人格,从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并通过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逐渐适应社会生

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秦斌祥 芝加哥大学可称为美国社会学的发祥地。1892年,美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在这里建立。其后,大批社会学学者逐渐汇聚过来,并形成了以罗伯特·帕克教授为核心的教学研究群体,这就是今天所谓的芝加哥学派。该学派的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学理论、社会心理学和社会统计学等,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对城市社会的研究。芝加哥学派的兴盛适逢美国城市的大发展时期。1840年,芝加哥还是个仅有4000多人的小镇;1890年,它的人口达到100多万;1930年则超过了300万〔1〕。城市人口的剧增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并带来严重的城市社会问题。在帕克等人的大力推动下,芝加哥学派对城市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从而为社会学的重要分支——城市社会学提供了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 关于城市结构的研究 芝加哥学派研究城市社会学的着眼点首先是城市结构,关心的是土地利用模式和人口与机构在城市社区里的分布状况。具体来说是下面这些问题:如城市化、郊区化的原因和后果;不同人群住在城市的什么地方;为什么有些群体处于居住隔离状态;社区是如何移民、增长和衰落的。城市结构看起来杂乱无章,而在芝加哥学派那里却是有规律可循的。帕克教授认为人类生态学是考察城市结构最合适的角度。帕克说,“城市社区里存在一些因素,它们导致一种有序的、典型的人口和机构组合方式。分离这些因素并进而描述由于这些因素的合力而造成的人口、机构群集方式的科学,就是人类生态学。它不同于植物和动物生态学”〔2〕。生态学最初是生物学的术语,主要研究动植物间的环境及其与空间的联系,研究这些联系发生变化的原因和结果。19、20世纪之交,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理论风行美国学术界,帕克也深受影响。他认为生态学规则十分契合城市结构发展、城市空间分布的规律,于是第一个将人类生态学引入城市社会研究。当然,他首先确定了人不同于动植物的前提。人类是有文化的,人类对城市土地空间的竞争不可能像动植物那样漫无限制,而受着习俗、法律的制约;通过象征性的交换、协商、理解和谦让,最后达到相互适应而不是相互毁灭。 明确上述前提后,帕克指出,生物学规则同样适合于城市结构分析。第一,城市社会与生物界有相同的共生现象。共生指群体关系中个体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状况。共生的基础是差异,城市越大,劳动分工越细,每个机构提供的服务越趋单一,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则越高。在城市结构上的表现就是功能互补的机构往往分布在相互邻近的地域内。第二,如同生物界一样,人类出于本能的驱动,必然寻找一席生存繁衍之地,于是在有限土地的使用上产生了激烈的竞争。帕克认为这是决定城市结构、决定城市人口和机构地域分布的最重要因素。城市由许多功能不等、地租各异的地块组成。市中心功能最大,但地租也最高,这里只能由那些实力雄厚的大金融机构、商业集团占据。而贫穷的移民只能在功能小、地租低的贫民区居住。所以帕克指出,城市人口和机构的地域分布并不是随意进行的,而是激烈竞争和适当选择的结果。 共生和竞争决定了城市结构的基本框架。但人口和机构的地域分布是经常变动的,芝加哥学派用五个生态学概念来描述这种变动过程:(1)集中。主要指相同职能的机构向城市中枢地区汇聚,特别是对银行和商业来说,在城市中心区集中起来会极大促进业务发展。(2)分散。指人口和机构离开城市中心向城市外围迁移。二战后美国城市人口和工商企业大规模向郊区搬迁就是例子。(3)隔离。由于竞争的结果,相同收入、种族、宗教等因素的人群

浅谈芝加哥建筑学派

浅谈芝加哥建筑学派 在建筑设计领域,本来在新艺术运动传入美国以前,美国已形成了著名的“芝加哥学派”,这个学派主张建筑功能第一,“形式永远服从功能的需要,这是不变的法则”,“功能不变,形式也不变”。其代表人物有建筑师伯纳姆、詹尼、艾德 勒霍拉伯特和路易斯·沙利文(1856-1924)等。通过这些建筑师的工作,从芝加哥开始,美国兴起了建造摩天大楼的热潮。 工程师詹尼(William Le Baron Jenney 1832~1907)是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他1879年设计建 造的第一拉埃特大厦。1885年他完成的“家庭保险公司”十层办公楼(Lnsvrancruilding),标志芝加哥学派的真 正开始,是第一座钢铁框架结构。沙利文是芝加哥学派 的一个得力支柱,他提倡的“形式服从功能”为功能主 义建筑开辟了道路。 路易斯·沙利文是芝加哥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对 美国新艺术建筑作出了前无古人的巨大贡献。他在14年 中设计了一百多幢摩天大楼,分布在纽约、密苏里、芝加 哥等地。他早期的建筑作品表达了将罗马风格建筑语言加于现代形式的愿望。他所设计的礼堂大厦在粗琢的下部楼层上方建有的连拱廊围住窗子。而在建筑的内部,沙利文已开始运用花卉装饰。沙利文最杰出的建筑设计作品是卡森皮里斯科公司商场设计,商场的简洁处理,使该设计成为20世纪无数办工与商业建筑的基本原形。主入口上方及周围布满奢华的新艺术风格的铸铁装饰,这也许是沙利文最杰出的建筑装饰。商场最下面两层是商店,上面十层为办公楼,在钢铁架上挂满白色的陶砖,并有成排的大窗户,充分体现了他“形式服从功能”的现代建筑思想。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沙利文和艾德勒合作设计的“芝加哥大剧院”,沙利文通过使用可折叠的天花板护墙和垂直的屏障,用许多悬吊的圆形弧圈把声音从舞台传向剧院后面的观众,使能容纳3000人的剧院达到了完美的音响效果。而在建筑的外部,沙利文改变了剧院的立面材料,在下面三层使用质朴的花岗岩石块,在四层以上使用沙岩,从而强调了建筑墙的垂直感。 继沙利文之后,曾经在沙利文建筑事务所工作过的费兰克·赖特(1869—1959),进一步发展了沙利文的新艺术建筑思想,其中主要表现在对新材料的选用及考虑建筑与环境协调方面,他提出了著名的“有机建筑”概念。赖特被视为现代最伟大的建筑师之一。他的建筑设计在19世纪90年代表现出强烈的表面装饰倾向,如1894年他为麦克艾菲住宅所作的设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从1895年开始,赖特在建筑铁饰设计中融入了高雅的垂直和曲线形。至1904年,这些装饰作品对垂线和表面图案的运用已具赖特个人风格。 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的出现是以建筑艺术创新、实用主义盛行、新工程技术和美 国城市用地紧张为历史背景的,其主要成就涵盖高层建筑设计的各个方面;芝加哥学派建筑 艺术风格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对于今天中国国情下的建筑发展方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而“务 实创新的时代精神”对于今天从事与建筑行业相关的人们依然有很大的启示意义,这本身也 是一种认识的重新挖掘、一种知识的重新发现。

浅谈芝加哥建筑学派

文档经典 下载后可编辑复制浅谈芝加哥建筑学派 在建筑设计领域,本来在新艺术运动传入美国以前,美国已形成了著名的“芝加哥学派”,这个学派主张建筑功能第一,“形式永远服从功能的需要,这是不变的法则”,“功能不变,形式也不变”。其代表人物有建筑师伯纳姆、詹尼、艾德 勒霍拉伯特和路易斯·沙利文(1856-1924)等。通过这些建筑师的工作,从芝加哥开始,美国兴起了建造摩天大楼的热潮。 工程师詹尼(William Le Baron Jenney 1832~1907)是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他1879年设计建 造的第一拉埃特大厦。1885年他完成的“家庭保险公司”十层办公楼(Lnsv rancr uilding),标志芝加哥学派的 真正开始,是第一座钢铁框架结构。沙利文是芝加哥学 派的一个得力支柱,他提倡的“形式服从功能”为功能 主义建筑开辟了道路。 路易斯·沙利文是芝加哥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对 美国新艺术建筑作出了前无古人的巨大贡献。他在14年 中设计了一百多幢摩天大楼,分布在纽约、密苏里、芝加 哥等地。他早期的建筑作品表达了将罗马风格建筑语言加于现代形式的愿望。他所设计的礼堂大厦在粗琢的下部楼层上方建有的连拱廊围住窗子。而在建筑的内部,沙利文已开始运用花卉装饰。沙利文最杰出的建筑设计作品是卡森皮里斯科公司商场设计,商场的简洁处理,使该设计成为20世纪无数办工与商业建筑的基本原形。主入口上方及周围布满奢华的新艺术风格的铸铁装饰,这也许是沙利文最杰出的建筑装饰。商场最下面两层是商店,上面十层为办公楼,在钢铁架上挂满白色的陶砖,并有成排的大窗户,充分体现了他“形式服从功能”的现代建筑思想。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沙利文和艾德勒合作设计的“芝加哥大剧院”,沙利文通过使用可折叠的天花板护墙和垂直的屏障,用许多悬吊的圆形弧圈把声音从舞台传向剧院后面的观众,使能容纳3000人的剧院达到了完美的音响效果。而在建筑的外部,沙利文改变了剧院的立面材料,在下面三层使用质朴的花岗岩石块,在四层以上使用沙岩,从而强调了建筑墙的垂直感。 继沙利文之后,曾经在沙利文建筑事务所工作过的费兰克·赖特(1869—1959),进一步发展了沙利文的新艺术建筑思想,其中主要表现在对新材料的选用及考虑建筑与环境协调方面,他提出了著名的“有机建筑”概念。赖特被视为现代最伟大的建筑师之一。他的建筑设计在19世纪90年代表现出强烈的表面装饰倾向,如1894年他为麦克艾菲住宅所作的设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从1895年开始,赖特在建筑铁饰设计中融入了高雅的垂直和曲线形。至1904年,这些装饰作品对垂线和表面图案的运用已具赖特个人风格。 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的出现是以建筑艺术创新、实用主义盛行、新工程技术 和美国城市用地紧张为历史背景的,其主要成就涵盖高层建筑设计的各个方面;芝加哥学派 建筑艺术风格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对于今天中国国情下的建筑发展方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而“务实创新的时代精神”对于今天从事与建筑行业相关的人们依然有很大的启示意义,这 本身也是一种认识的重新挖掘、一种知识的重新发现。

芝加哥学派的基础和发展

第四节19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的大众传播研究 曾经对传播问题做出专门论述的著名学者: 马克思 马克思从人类交往的高度,提出了精神交往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论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播观。该理论认为: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与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是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关系,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除了受到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制约外,还具有自己的能动性和相对独立性。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交往论为确立唯物主义传播观提供了重要的出发点。他提出了近代新闻业是商品经济、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信息传递是人类精神交往的重要形式,从而把大众传播活动纳入到整个人类的物质与精神活动中理解。马克思还提出新闻传播中时效的重要性,提出用时间消灭空间的限制是新闻传播发展的必然。 托克维尔(法国学者)《论美国的民主》 托尔维克提到,当人们无法通过牢固和永恒的联系团结在一起的时候,报纸起到了让所有人产生相同感受的作用,个体通过报纸被联系在一起——“报纸产生联系,联系产生报纸”(思考媒体与民主的关系) 塔尔德(法国社会学家) 1、区别了集群和公众的概念 集群:乌合之众 一群临时聚集起来的人,他们是物理空间相近的群体,具有相同的心理特征,容易受到外界的心理暗示,表现出非理性的特征(广场效应) 公众: 纯粹精神上的集体,由分散的个体组成,他们没有身体上的接触,他们的组合完全是精神关系上的组合。 报纸的出现导致公众的诞生。公众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它形成了民意,这种意见的扩散也要依靠报纸。唯有作为公众意见的舆论才具有政治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社会将会由受“习惯和传统”支配的时代前进到以“流行和革新”为主流的时代。 塔尔德对报纸的作用持乐观态度,他认为报纸把分散的意见和 分散的人群联系在一起,尽管报纸也会增加冲突,但从长远来看,报纸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它对文明和理性的影响。 2、提出了模仿的法则 他认为发明和模仿是人类最基本的行为。 模仿的法则:一项创新和已被接受的观点越接近,这种创新可能被模仿的可能性就越高。创新的S曲线。创新扩散中不同群体的创新精神所造成的影响,模仿总是从上层向下层扩散。 3、强调报纸的影响时,注意人际传播的中介作用 报纸的影响只有经过人际交往的协调,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西美尔(德国社会学家) 1、关于通俗文化和现代性的研究 现代性一方面使个性独立,另一方面又使这种个性淹没于体制化的社会中,从而丧失个性。货币哲学:一方面人们更加自由,摆脱了人身束缚和对特定个体的依赖,另一方面货币又把过去无法联系在一起的事物和个体捆绑在一起,把一切东西都换算成金钱,事物之间本身的

浅谈芝加哥建筑学派发展及意义

浅谈芝加哥建筑学派发展及意义 摘要 本文论述了芝加哥建筑学派的艺术成就,主要从其发展的背景、建筑的特点及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来阐明芝加哥建筑学派的发展,也进一步的分析了其高层建筑具有的现代意义和对建筑设计的影响。最后简单的展望了未来社会新建筑的大潮势不可挡,一个多种风格流派争相登场的局面呈现的今天。 关键词:芝加哥建筑学派艺术风格发展意义 一、芝加哥学派的由来 19世纪以前芝加哥是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镇,1837年仅有4000人。由于美国的西部开拓,这个位于东部和西部交通要道的小镇在南北战争之后急速发展起来,到1890年人口已增至100万。经济的兴旺发达、人口的快速膨胀刺激了建筑业的发展,加剧了对新建房屋的需求。1873年10月8日,芝加哥发生了一场火灾,熊熊大火烧毁了全市近1/3的建筑。要多快好省地在短时间内新建大量房屋,在当时已有材料和建筑手段中,芝加哥的建筑师们选择这样一种建筑:高层、铁(或钢)框架、箱式结构。用铁构成的箱式框架足以承担重量,外墙已无承重功能;铁框架便于搭建,外面敷上石料或混凝土一层楼就出来了。高层建筑便于容纳更多的人,这些做法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赶时间,弥补火灾的损失,却恰恰符合经济高速发展对建筑的需要。所谓祸兮福所倚,这场大火带来的重建,诞生了美国最早的建筑流派——芝加哥学派。这是一个主要从事高层商业建筑设计的建筑师和建筑工程师群体,他们的出现无疑促进了现代化大城市的诞生和发展。 二、芝加哥学派的发展 芝加哥建筑学派是美国最早的、以芝加哥为中心兴起的一个代表地标性建筑新风格的建筑流派;1871年芝加哥大火后,整个城市面临重建的繁重任务,吸引了来自欧美各地的大批建筑师,嗣后又面临美国西部的开发,芝加哥城市飞速发展,在重建与新建城市的高层商业建筑中给了建筑师们以更多的实践机会,促进了该学派的发展。 Chicago School的出现是以建筑艺术创新、实用主义盛行、新工程技术和美国城市用地紧张为历史背景的,以大胆的现实主义态度和符合工业化时代精神的艺术设计理念,在设计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高层建筑的发展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新艺术运动”所无法比拟的。从此摩天大楼这个纯粹由美国人创造、备受宠爱的新生儿开始在芝加哥的土地上茁壮成长,也带动了建筑业的迅猛发展。 在20~30年代出现了另一种功能主义者,主要是一些营造商和工程师。他们认为经济“实惠”的建筑就是合乎功能的建筑,就会自动产生美的形式。这些极端的思想排斥了建筑自身的艺术规律,只会给功能主义本身造成混乱。 50年代以后,功能主义逐渐销声匿迹,就连强调建筑功能的勒·柯布西耶也同功能主义者分道扬镳了。但无庸置疑,功能主义产生之初对推进现代建筑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从芝加哥开始,美国兴起了建筑摩天大楼的热潮。其主要成就涵盖高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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