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
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
摘要:本文试从洋务运动正、反两方面论述其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着重分析洋务运动对中国军队建设、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以及文化教育、思想意识的近代化影响,力图阐明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使中国有了近代化的工业体系,也促进了中国军事、文化教育、思想意识的近代化,具有其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指出洋务运动由于其封建性和历史的局限性,不可能使中国“求强、求富”,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也起了一些阻碍作用。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采取的所谓自救运动。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及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的强大风暴,使清王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的困境中,中国锁闭的国门已被西方列强的炮舰冲开,封建地主阶级中的一些人惊呼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作为清政府的封疆大吏奕欣、曾国藩、李鸿章等被西方侵略者的淫威吓怕了,同时也看到了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发达的工业技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他们主张在力保“和局”的条件下,学习外国先进的技术以“剿发捻”“勤远略”,从而产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发生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风行三十年,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的运动。主要代表在中央以奕欣为首,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首;以“自强”为口号,其目的是“安内”“御外”;
其内容包括编练新式陆海军、创办新式军事工业、兴办近代工矿交通电讯企业、设立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等。由于洋务派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自强、求富,因而他们引进了大量的工业设备,新的技术及文化、思想等,因而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促进了中国向近代化迈进的步伐。
一、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
洋务运动是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之际,试图通过练兵制器、兴办军事工业以求“自强”。因此,他们的活动促进了军队的近代化和军事工业的发展。
李鸿章是举办洋务最多、成绩最卓彰的人物。他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器不能及”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认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从1861年起,他们开始了以购置西洋枪炮,操练西式阵法的练兵活动。1862年奕欣等人在天津组建了洋枪队,聘外籍教练,选派京营八旗兵到天津接受训练。与此同时湘军、淮军逐渐取代了八旗绿营等旧式军队,称作“防军”。中法战争后,清政府更意识到“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⑵。大力购置铁甲舰,北洋水师于1888年正式建成,拥有舰船二十五艘。陆军的新发展和海军的创建促进
了我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
1864年李鸿章又致书总理衙门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奕欣亦上奏朝廷“查治国之道,在乎
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⑶。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洋务派除聘用洋人教练西式兵法、火器制造和使用方法外,还举办了一批军火工业,如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并筹编了北洋、南洋和福建等三洋海军,一套初具规模的近代化军事体系建立了。
二、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近代化进程
洋务运动在筹办军事工业的进程中,由于耗资巨大,有亏无盈,日益感到经费不济。近代中国洋务派理论家,第一位驻外国公使郭嵩焘主张办矿务、修铁路、兴电讯等,寓“求强”于“求富”之中,认为“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⑷。于是洋务派又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着手筹办民用性厂矿企业,这些企业包括采矿、冶炼、交通运输及纺织业等。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洋务派大约创办了二十几个民用企业。其中较重要的有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湖北织布局等。民用企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招集商股作为资本,雇佣工人进行生产,产品主要作为商品销售于市场,以牟取利润。这些民用企业的性质“无论是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还是官办或官商合办的形式,都明显的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⑸这些企业采取了机器大生产,引导了大量的机器设备与技术,同时中国也有了自己的近代化工业,生产出了自己的工业产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经济侵略。如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成立六七年来,已收入运费二千万两,将中国航运业的权利收回了约五分之三⑹。所以说“尽管洋务派创办民用企业的原意,并非为了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且这类企业经营不善,管理腐败,并
不是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但是这些企业终究意味着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已出现了新兴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⑺
更为重要的是洋务派的求强求富活动,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指引了道路,创造了机会,起了摧生扶幼的作用。一些企业后来直接转化为民族资本主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种形式也保护了民族资本主义。
同时,洋务派举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中,产生了大量的产业工人,从而使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人数扩大起来。如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以新法采掘金属的漠河金矿,1897年时已
有工人二千名。据统计,1894年以前在近代军事、民用企业中约有工人3.6万人⑻,这一数字已多于外国在华企业中的工人数(3.4万),也高于在私人经营的近代企业中的工人数。
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近代产业工人的出现,促进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三、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文化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西学东渐冲击了中国的传统的文化教育,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已逐步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为培养新式洋务人才,洋务派相继创办了一批“西文”、“西艺”学堂。奕欣曾指出“欲悉各国情形,必行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⑼李鸿章也认为:“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
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⑽于是,洋务派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进行了改革。首先,是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学习外文,主要培养翻译和外交人才。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广方言馆。1864年,两广总督瑞麟在广州设立同文馆,各自招收当地少年入馆学习外语,使中国扩大了对世界的了解,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为中国向近代化的迈进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其次,洋务派还创办了一批专门培养军事、科技、制造、矿务等方面专门人才的学堂。如1867年设立的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此外,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留学生赴美留学;1877年清政府从福州船政学堂选拔一批学生留学英、法学习海军驾驶、作战技术。这是中国第一批留学欧洲的学生。洋务派通过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近代人才,如着名工程师詹天佑曾留学美国,邓世昌、刘步蟾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这一切,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四、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思想的近代化
洋务论者已把师夷之长,夺夷所恃与变法主张结合起来,这在封建主义的“祖宗之法”上开了一刀,在学习西方,通向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洋务派中出现了要求政治改革,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如郭嵩焘在1875年时提出“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的倡议,提出西方各国富强的根本,在于“朝廷政教”。⑾可见,从仿造坚船利炮、师法工商技艺到要求政治改革,表明一部分洋务派对西方长技的认识已在不断深化。在此思想的启示下,19世纪80—90年代,中国出现了早期维新派,开始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提倡设议院,从更深层的政治制度方面从事改革。
因此说洋务运动不仅只是学习西方的技术,同时还启迪了人们去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政治制度,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由于洋务运动的
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当时国内外的环境决定了其只能畸形发展,洋务运动不可能独立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任务。
首先,洋务派是在极力维护封建制度的基础上来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这就不可能在国内形成真正适应近代化工业发展的良好的环境,必然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这一点在军事工业中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1、各局厂在体制上采取封建衙门式管理,不是独立经营的企业单位,而成为清政府的一个分支部门。2、各局厂经营管理腐败,生产效率低。3、有些局厂对工人采取封建性质的剥削管理。民用企业虽然情况较好一些,但发展中也步履艰难,其一,官办民用企业的所有权属于清政府,官督商办企业也由清政府委派官员主政,采取封建衙门式管理。其二,就企业的经营目的看,虽打着“求富”的目的,但仍必须满足清政府的特殊需要。如《开采矿务局章程》中规定该局所产的煤“照市价先听招商局、机器局取用。”电报总局对头等官报不收费等。其三,从企业内部分配看,很少有资本积累,这与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是背道而驰的,这样的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很难得到充分发展。
从洋务运动所处的国内环境看,封建顽固派盲目排斥一切新事物,并幻想回到闭关自守的时代。他们反对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大学士倭仁奏称“立国之
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国,在人心不在技艺。⑿”并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材”⒀。尽管慈禧太后权衡利弊对洋务派有所支持,洋务派仍不能不做出让步,使许多计划难以实施。
从国际看,列强环伺,他们想完全控制中国,以便创造他们经济侵略的良好环境,因此不会真正对中国进行技术开放。如1862年,奕欣向英国订购兵舰,因英方要求拥有指挥权而解散,清政府却因此拿出白银37.5万两才算了结了这桩耻辱的海军建设。
因此说由于洋务派本身的弱点,以及当时所处的环境,它不可能真正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不能独立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任务。
再次,洋务派创办企业的目的在于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正如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因此,洋务派学习西方只
是浮浅的模仿,如东施效颦,只是资本主义在封建主义肌体上的嫁接,他们不能也不敢推翻封建体制,所以在维新思想出现后,他们就同顽固派结合起来共同反对新思想。
同时,洋务派在当时由于他们的封建性,不可避免地要抑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官商合办”名誉上是官商共同出资、管理和共负盈亏,却规定“所有盈亏全由商认,与官无涉”⒁,实际上仍由洋务派控制。洋务派还企图利用官势来造成垄断局面,李鸿章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时就规定十年
之内不准另行设局。1895年,一个叫李福明的开
办了一个机器磨坊,竟被御史参奏,以“私开机器磨坊”的罪名受到惩戒⒂。因此说,洋务运动对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结论:总观洋务运动,由于它向西方学习,购器、制器,引入了先进技术,先进技术人员,从而使中国有了自己近代化工业,军事体系,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同时在文化教育、思想上促进了近代化,从而加快了中国的近代化步伐。但由于它的封建性,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使之难以达到自强求富,挽救清王朝的目的。经甲午中日战争中清军的失败,洋务运动也随之失败。
注释:
⑴田海林.中国近代思想史.山大出版社,1999年12月:122页.
⑵洋务运动,第二册:560页.
⑶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5卷:10页.
⑷洋务运动,第一册:305页.
⑸孙占元.中国近代史通论:187页.
⑹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206页.
⑺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209页.
⑻孙疏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1182页.
⑼洋务运动,第2册:7页.
⑽洋务运动,第2册:141页.
⑾洋务运动,第1册:142页.
⑿洋务运动,第2册:30页.
⒀洋务运动,第2册:38页.
⒁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206页.
⒂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3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