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

中国政治和社会意识近代化的作用







主要是引进了西方的机器设备,迈出了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
1、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
2、建立了一批新式学堂，培养了一批近代科学技术人才
3、建立起近代国防力量
4、建立了近代工业
5、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是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历程中的起步阶段（1840～1895年）
主要是地主阶级领导的洋务运动。主要特征是：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
1. 洋务运动前期以"求强"为旗号，兴办了一批近代军工企业，主要有"三局一所"：最早的是1861年曾国藩创立的安庆内军械所，最大的是曾、李主办的江南制造总局。
2. 后期以"求富"为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主要有"三局一厂"：最早的是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轮船招商局。
3. 这一时期，政治体制近代化尚未提上议事日程，以军事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化有所进展，并经历了由重工业到轻工业、由军需到民用、由国营到民营的发展过程。投资形式也由官办、官督商办到商办，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
4. 同时，由于洋务运动的需要，近代化开始由经济领域逐渐向科技文化和人才教育领域渗透，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就此开启。




近代化是指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化过程。各个国家的转化，由于所处的不同时代和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各个国家近代化的启动有着不同的方式，循着不同的变革道路，按着不同的顺序，带着不同的色彩。中国的近代化是在洋务运动时期启动的。
外国列强侵略和国内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双重打击，促使清朝封建官僚集团分化出洋务派，试图以“洋务”（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代称）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他们的探索称作洋务运动。延续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内容庞杂，涉及军事、经济、政治和外交，主要是创办了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矿交通企业，在古老中国的荒原上，出现了大型的近代新式企业和新型的社会生产力。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虽然仍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存在诸多的缺陷，但它们采用机器生产和雇佣劳动制，给中国增添了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使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这些军事工业的兴办，多少增强了清朝的国防力量，而且对后期民用工业（包括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生发展起到一种开路和引导作用。洋务派兴办的民用工业，比军事工业更具有积极意义。这些民用工业大多采用官督商办的方式，虽然要受地方官僚的控制，但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主要表现在民用企业的兴办是为

了“求富”，以赚取利润为主要目的，进行商品生产或进行商业性运作。其次，企业的资金主要来自绅商，他们在企业中有一定的权力，使得企业的管理更具近代色彩。第二，这些企业还往往以外商为竞争对手，在竞争中夺回不少权利。
洋务企业的创办，在清政府压抑工商业的封建传统政策上打开一道缺口，带给私人资本追求资本增值的希望，推动社会资金流向新式企业。通过新式企业的创办，一些买办、买办商人、官僚和旧式商人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同时培养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引进了一批先进机器设备和传播了先进科学知识，积累了管理新式企业的经验，迈开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
可是洋务派不是资产阶级集团，而是一个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封建地主阶级官僚集团。中国近代化由这个官僚集团来启动，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特点决定的。19世纪 6O年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刺激和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开始解体，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已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中国封建社会内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尚未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就被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所摧毁，因此中国没有一个像西方社会中那样的市民等级来肩负这个使命。当时掌握政权的洋务派官僚集团，从外国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不但“渐知泰西火器之利”，并且发现廉价的纺织品、便捷的轮船和煤铁之利，可以裕财政、浚饷源，既可维护封建统治，又可为本集团带来利益，于是继创办新式军事工业之后，采用官督商办形式创办大型工矿交通企业，充当了启动中国近代化的角色。由于中国封建生产方式发展得极其成熟而完备，特别坚固，在洋务派被迫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不可能排除封建生产方式的顽强抵制，只能在不改变封建主义内容的基础上，引进外国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管理制度，移植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便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扭曲了的近代化经济形态。
历史选择了地主阶级洋务派担当起了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任务，但是他们的探索却使得中国的近代化一开始就在一条坎坷的狭窄道路上行进。伴随着微弱的民族资本主义近代经济出现而出现的民族资产阶级，逐步取代地主阶级，在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上展开了一系列新的探索。



派遣留学生
开办近代工厂
适当允许民间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30余年的洋务运动遭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阻挠，通过各种渠道破坏洋务运动。

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

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有使

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
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






30余年的洋务运动遭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阻挠，通过各种渠道破坏洋务运动。

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

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
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洋务运动，风行三十年，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的运动。中央以奕訢为首，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其目的 “安内”“御外”为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编练新式陆海军、创办新式军事工业、兴办近代工矿交通电讯企业、设立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等。由于洋务派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自强、求富，因而他们引进了大量的工业设备，新的技术及文化、思想等，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冲击，促进了中国向近代化的进程。
1．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
洋务运动是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之际，试图通过练兵制器、兴办军事工业以求“自强”。因此，他们的活动促进了军队的近代化和军事工业的发展。
李鸿章是举办洋务最多、成绩最卓彰的人物。他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

远出西人之上，独器不能及”。从1861年起，他们开始了以购置西洋枪炮，操练西式阵法的练兵活动。1862年奕訢等人在天津组建了洋枪队，聘外籍教练，选派京营八旗兵到天津接受训练。与此同时湘军、淮军逐渐取代了八旗绿营等旧式军队，称作“防军”。中法战争后，清政府更意识到“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大力购置铁甲舰，北洋水师于1888年正式建成，拥有舰船二十五艘。陆军的新发展和海军的创建促进了我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
２．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近代化进程
洋务运动在筹办军事工业的进程中，由于耗资巨大，有亏无盈，日益感到经费不济。近代中国洋务派理论家，第一位驻外国公使郭嵩焘主张办矿务、修铁路、兴电讯等，寓“求强”于“求富”之中，认为“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于是洋务派又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着手筹办民用性厂矿企业，这些企业包括采矿、冶炼、交通运输及纺织业等。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洋务派先后创办了二十几个民用企业。其中较重要的有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湖北织布局等。民用企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招集商股作为资本，雇佣工人进行生产，产品主要作为商品销售于市场，以牟取利润。这些民用企业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这些企业采取了机器大生产，引进了大量的机器设备与技术，同时中国也有了自己的近代化工业，生产出了自己的工业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经济侵略。轮船招商局，成立六七年来，已收入运费二千万两，将中国航运业的权利收回了约五分之三。所以说这些企业终究意味着中国古老的大地的出现表明了新兴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
洋务派的求强求富活动，最重要的是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指引了道路，创造了机会，起了摧生扶幼的作用。一些企业后来直接转化为民族资本主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种形式也保护了民族资本主义。
同时，洋务派举办的军、民用工业中，产生了大量的产业工人，从而使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人数扩大起来。据统计，1894年以前在近代军事、民用企业中约有工人3.6万人，这一数字已多于外国在华企业中的工人数(3.4万)，也高于在私人经营的近代企业中的工人数。
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近代产业工人的出现，促进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3．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文

化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西学东渐冲击了中国的传统的文化教育，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已逐步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为培养新式洋务人才，洋务派相继创办了一批“西文”、“西艺”学堂。奕訢曾指出“欲悉各国情形，必行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李鸿章也有同感西学“自强之道似有裨助。”于是，洋务派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进行了改革。首先，是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学习外文，主要培养翻译和外交人才。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广方言馆。1864年，两广总督瑞麟在广州设立同文馆，各自招收当地少年入馆学习外语，使中国扩大了对世界的了解，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为中国向近代化的迈进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其次，洋务派还创办了一批专门培养军事、科技、制造、矿务等方面专门人才的学堂。1867年设立的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留学生赴美留学；1877年清政府从福州船政学堂选拔一批学生留学英、法学习海军驾驶、作战技术。
洋务派通过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近代人才，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4．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思想的近代化
洋务论者已把师夷之长，夺夷所恃与变法主张结合起来，在学习西方，通向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洋务派中出现了要求政治改革，主张君主立宪的人。郭嵩焘提出西方各国富强的根本，在于“朝廷政教”。可见，从仿造坚船利炮、师法工商技艺到要求政治改革，表明一部分洋务派对西方长技的认识已在不断深化。在此思想的启示下，19世纪80—90年代，中国出现了早期维新派，开始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郑观应提倡设议院，从更深层的政治制度方面从事改革。
因此说洋务运动不仅只是学习西方的技术，同时还启迪了人们去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政治制度，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由于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本身的局限性不可能独立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任务。
首先，洋务派是在极力维护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来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这根本不可能在国内形成适应近代化工业发展的良好的环境，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这一点在军事工业中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各局厂采取封建衙门式管理体制，不是独立经营的企业单位，成为清政府的一个分支部门。其一，所有权属于清政府，采取封建衙门式管理。其二，就企业的经营目的看，虽打着“求富”的目的，但仍必须满足清政府的特殊需要。这与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是背道而驰的，这样的军事工业、民用

企业很难得到充分发展。
从洋务运动所处的国内环境看，封建顽固派盲目排斥一切新事物，并幻想回到闭关自守的时代。他们反对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洋务派不得不做出让步，使许多计划难以实施。
从国际看，列强他们想完全控制中国，以便创造他们经济侵略的良好环境，因此不会真正对中国进行技术开放。
因此说由于洋务派本身的弱点，以及当时所处的环境，它不可能真正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不能独立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任务。
再次，洋务派创办企业的目的在于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正如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因此，洋务派学习西方只是浮浅的模仿，只是资本主义在封建主义肌体上的嫁接，他们不能也不敢推翻封建体制，所以在维新思想出现后，他们就同顽固派结合起来共同反对新思想。
同时，洋务派在当时由于他们的封建性，不可避免地要抑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因此说，洋务运动对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结论：总观洋务运动，由于它向西方学习，购器、制器，引入了先进技术，先进技术人员，从而使中国有了自己近代化工业，军事体系，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同时在文化教育、思想上促进了近代化，无论是自保还是自治，在当时内忧外患，新旧交替的过程中，洋务运动加快了中国的近代化步伐。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采取的所谓自救运动。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及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的强大风暴，使清王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的困境中，中国锁闭的国门已被西方列强的炮舰冲开，封建地主阶级中的一些人惊呼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作为清政府的封疆大吏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被西方侵略者的淫威吓怕了，同时也看到了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发达的工业技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他们主张在力保“和局”的条件下，学习外国先进的技术以“剿发捻”“勤远略”，从而产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发生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风行三十年，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的运动。主要代表在中央以奕訢为首，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首；以“自强”为口号，其目的是“安内”“御外”；其内容包括编练新式陆海军、创办新式军事工业、兴办近代工矿交通电讯企业、设立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等。由于洋务派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自强、求富，因而他们引进了大量的工业设备，新的技术及文化、思想等，因而不可避

免地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促进了中国向近代化迈进的步伐。

一、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
洋务运动是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之际，试图通过练兵制器、兴办军事工业以求“自强”。因此，他们的活动促进了军队的近代化和军事工业的发展。
李鸿章是举办洋务最多、成绩最卓彰的人物。他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器不能及”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认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从1861年起，他们开始了以购置西洋枪炮，操练西式阵法的练兵活动。1862年奕訢等人在天津组建了洋枪队，聘外籍教练，选派京营八旗兵到天津接受训练。与此同时湘军、淮军逐渐取代了八旗绿营等旧式军队，称作“防军”。中法战争后，清政府更意识到“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 。大力购置铁甲舰，北洋水师于1888年正式建成，拥有舰船二十五艘。陆军的新发展和海军的创建促进了我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
1864年李鸿章又致书总理衙门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奕訢亦上奏朝廷“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洋务派除聘用洋人教练西式兵法、火器制造和使用方法外，还举办了一批军火工业，如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并筹编了北洋、南洋和福建等三洋海军，一套初具规模的近代化军事体系建立了。

二、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近代化进程
洋务运动在筹办军事工业的进程中，由于耗资巨大，有亏无盈，日益感到经费不济。近代中国洋务派理论家，第一位驻外国公使郭嵩焘主张办矿务、修铁路、兴电讯等，寓“求强”于“求富”之中，认为“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 。于是洋务派又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着手筹办民用性厂矿企业，这些企业包括采矿、冶炼、交通运输及纺织业等。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洋务派大约创办了二十几个民用企业。其中较重要的有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湖北织布局等。民用企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招集商股作为资本，雇佣工人进行生产，产品主要作为商品销售于市场，以牟取利润。这些民用企业的性质“无论是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还是官办或官商合办的形式，都明显的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这些企业采取了机器大生产，引导了大量的机器设备与技术，同时中

国也有了自己的近代化工业，生产出了自己的工业产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经济侵略。如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成立六七年来，已收入运费二千万两，将中国航运业的权利收回了约五分之三。所以说“尽管洋务派创办民用企业的原意，并非为了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且这类企业经营不善，管理腐败，并不是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但是这些企业终究意味着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已出现了新兴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
更为重要的是洋务派的求强求富活动，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指引了道路，创造了机会，起了摧生扶幼的作用。一些企业后来直接转化为民族资本主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种形式也保护了民族资本主义。
同时，洋务派举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中，产生了大量的产业工人，从而使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人数扩大起来。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近代产业工人的出现，促进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三、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文化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西学东渐冲击了中国的传统的文化教育，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已逐步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为培养新式洋务人才，洋务派相继创办了一批“西文”、“西艺”学堂。奕訢曾指出“欲悉各国情形，必行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 于是，洋务派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进行了改革。首先，是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学习外文，主要培养翻译和外交人才。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广方言馆。1864年，两广总督瑞麟在广州设立同文馆，各自招收当地少年入馆学习外语，使中国扩大了对世界的了解，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为中国向近代化的迈进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其次，洋务派还创办了一批专门培养军事、科技、制造、矿务等方面专门人才的学堂。如1867年设立的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此外，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留学生赴美留学；1877年清政府从福州船政学堂选拔一批学生留学英、法学习海军驾驶、作战技术。这是中国第一批留学欧洲的学生。
洋务派通过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近代人才，如著名工程师詹天佑曾留学美国，邓世昌、刘步蟾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这一切，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四、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思想的近代化
洋务论者已把师夷之长，夺夷所恃与变法主张结合起来，这在封建主义的“祖宗之法”上开了一刀，在学习西方，通向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

大步。洋务派中出现了要求政治改革，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如郭嵩焘在1875年时提出“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的倡议，提出西方各国富强的根本，在于“朝廷政教”。可见，从仿造坚船利炮、师法工商技艺到要求政治改革，表明一部分洋务派对西方长技的认识已在不断深化。在此思想的启示下，19世纪80—90年代，中国出现了早期维新派，开始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提倡设议院，从更深层的政治制度方面从事改革。
因此说洋务运动不仅只是学习西方的技术，同时还启迪了人们去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政治制度，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由于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当时国内外的环境决定了其只能畸形发展，洋务运动不可能独立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任务
从洋务运动所处的国内环境看，封建顽固派盲目排斥一切新事物，并幻想回到闭关自守的时代。他们反对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大学士倭仁奏称“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国，在人心不在技艺。”并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材”。尽管慈禧太后权衡利弊对洋务派有所支持，洋务派仍不能不做出让步，使许多计划难以实施。
从国际看，列强环伺，他们想完全控制中国，以便创造他们经济侵略的良好环境，因此不会真正对中国进行技术开放。如1862年，奕訢向英国订购兵舰，因英方要求拥有指挥权而解散，清政府却因此拿出白银37.5万两才算了结了这桩耻辱的海军建设。
因此说由于洋务派本身的弱点，以及当时所处的环境，它不可能真正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不能独立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任务。
同时，洋务派在当时由于他们的封建性，不可避免地要抑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官商合办”名誉上是官商共同出资、管理和共负盈亏，却规定“所有盈亏全由商认，与官无涉”，实际上仍由洋务派控制。洋务派还企图利用官势来造成垄断局面，李鸿章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时就规定十年之内不准另行设局。1895年，一个叫李福明的开办了一个机器磨坊，竟被御史参奏，以“私开机器磨坊”的罪名受到惩戒。因此说，洋务运动对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总观洋务运动，由于它向西方学习，购器、制器，引入了先进技术，先进技术人员，从而使中国有了自己近代化工业，军事体系，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同时在文化教育、思想上促进了近代化，从而加快了中国的近代化步伐。但由于它的封建性，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使之难以达到自强求富，挽救清王

朝的目的。经甲午中日战争中清军的失败，洋务运动也随之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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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争论的焦点是，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延缓作用，由此，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

1．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持此论者有祁龙威（当时署名“汉声”）、牟安世等人。

祁龙威认为：洋务运动“促进中国社会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依据有二：首先，“洋务运动所练的军队及所举办的军事工业，都具有半殖民地化的特征。第一，受外国侵略者所控制，成为西方资产阶级销售过剩军用器材，吮吸中国人民脂膏的‘好场所’；第二，只能够用以镇压国内人民革命，而不能够用以抵抗外国侵略”。其次，“洋务派发展的经济企业，先是‘官办’，后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经营管理之权，操之于‘官’，直接与封建政权相联系，为封建统治服务。这些企业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对外国资本有紧密的依附关系，为西方资产阶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增开了‘方便之门’。这就决定了它们的性质，乃是具有封建性、买办性的官僚资本主义”。

牟安世认为：洋务运动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首先，“在洋务运动时期，商埠由五口通商发展到三十六口通商。他们遍布中国沿海和边疆，并在不同程度上深入到中国内地”。这“实际上说明了不平等条约的网罗的扩大和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其次，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这期间加强了他控制中国财政大权，洋务派在这个时期的外交活动也处处依赖洋人，执行卖国投降政策”。再次，“进出口贸易在不等价交换条件下逆差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总之，“洋务运动时期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洋务运动并没有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而是加速了它”。

2．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此说以孔令仁、李时岳、胡滨为代表。

孔令仁认为：洋务运动对中国半殖民地化起了延缓的作用。因为：中国之所以会沦为半殖民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打进中国的外来侵略者势力太强了，另一是中国太落后”。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认为沦为殖民地、遭到瓜分也是可能的。在这种厄运面前，各阶级都有自己的态度”。“洋务派在抵抗态度上没有广大人民坚决，但他们搞洋务，发展资本主义，讲求富强之术，改良军备，从长远观点来看，实在是抵抗外国侵略的有效方法，根本方法”，虽然

由于各方面原因“大大削弱了它的成绩。但通过洋务运动，中国毕竟建立了一支新式军队，出现了一批近代企业，这支军队在抵抗外国军事侵略上是出过一些力的，这些近代企业在抵抗外国经济侵略上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所以，我认为洋务派对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作用，不是像清政府及顽固派那样起了推进作用，而是像广大人民那样起了延缓的作用”。

李时岳、胡滨认为：洋务运动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首先，“洋务派利用西方新式武器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当然是反动的，但他们主张学习西方‘长技’以防止外人觊觎的思想，在当时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其次，“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使清政府初步拥有一支使用近代化武器的海陆军，在后来的对外战争中多少发挥了一些作用”。“如果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间，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主要是针对国内农民战争，那么，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随着国内农民起义的逐渐平息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日益加深，洋务活动的重心已明显地转移到抵御外侮、防止中国殖民地化这方面来”。再次，“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较明显地具有‘收回利权’、‘堵塞漏卮’的意义”。因此，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抵制外国资本主义扩大在华政治经济势力的积极作用，延缓了而不是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