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浅谈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佛经翻译与文化交流发展关系，探讨佛经翻译对汉语言、汉文学和中国哲学方面的影响。认为佛经的圆融精神促使了传统的儒家和合精神的发展，也丰富了中国的哲学思想；同时，对中国文化的语言、文学发生了很大影响。

【关键词】佛经翻译；中国文化；汉语言；汉文学；中国哲学一、引言

佛经的汉译使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大放异彩，随之带来了佛学的研究风潮，不仅开创了中国宗派蓬勃发展的新面貌，而且丰富了中国文学创作的内涵，成为了中国文化遗产非常珍贵的一部分。正是由于佛教翻译如此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在翻译理论中学习和了解它尤为重要。

翻译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转换符号的过程，更是一种承载语码的文化信息用另一种语码转换而来，进而推动不同文化间的传播，交流和融合。对于佛经的翻译亦是如此，回顾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不难看出由佛经翻译表现出来的“圆融”特征和中国传统文化更包容性的特点。

二、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1、从佛经翻译看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

回顾中国的翻译文学，曾经出现过三次大高潮：第一次是在汉唐时期，这一阶段的翻译主要以佛经翻译为主，其代表人物有道安、鸠摩罗什及玄奘等；第二次是在明末清初，主要以翻译各类经书为

翻译对文化的影响

翻译对文化的影响 2014年06月16日第A9版：文化教育 作者：沈望舒来源：学习时报字数：3104 1 翻译，在常规认识中，它只是社会中很小一部分人的一种能力、职业、贡献；但史实表明，它始终是人类文化沟通、交流、融合的桥梁，是特定文化留存、发展、弘扬的要素，是一领域文明摆脱落后、与时俱进、更新换代的诱因。 翻译，曾经发挥延续文明的决定性作用 笔者在古埃及托勒密王国的首都亚历山大市，从当地人讲述已知世界历史上最古老而伟大图书馆的业绩中，了解到不仅埃及文明有过长时间的中断和遗失，而且当代西方文明引以自豪的古希腊文明也曾早早被湮灭。是亚历山大图书馆所藏相关希腊的经典与译作，那些被翻译成拉丁文字的公元前9世纪荷马的诗稿，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公元前270年古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的关于日心说的理论著作，以及有西方医学奠基人之称的希波克拉底、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学者阿基米得、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等种种名著，让欧洲、让西方找回了自己的历史之根。不知名大师们的往返翻译，不仅有文明传播功效，而且形成对一种文明的救赎，这就是史称毁于公元３世纪的古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曾经拥有的译著，对当代西方思想文化体系的独特贡献。 从印度佛教圣地瓦那拉斯到经济中心城市孟买的8天访寻，遗憾地了解到：佛教人口在印度总人口中比重跌至2.7％以下；历史灭佛带来的无人信、无人懂状况，衍生出“社会灭佛”恶果——大量千余年前的石制精美佛像被毁，许多今日人工难以雕制的大小佛头散落民间，廉价地摆在旧货市场地上；对佛教经典的诠释者更是踪迹难觅。由此令人不禁回想以唐僧西天取经为代表的“佛学东渐”，它所导致佛教的别样光大——汉传佛教“禅宗文化”的辉煌，中国历史上首次“翻译高峰”：汉至宋中间800余年，来自印度的高僧与中国本土的大德精诚合作，大规模地进行佛经翻译，完成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系统化“经典转移”。它不但重塑了中国文明肌理，还赋予佛教于中国与世界的新生。这是一种由玄奘、鸠摩罗什等翻译家创造和续写的哲学文明。 翻译，让世界命运共同体内部互鉴互促 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新内涵；2012年十八大报告将其进一步提升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3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在重大外交场合频繁倡导“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理念适应世界和平发展潮流的根本要求，既是各国历史上共存关系的事实，又揭示各民族同处一个地球、同在一个生存环境的深刻哲理，倡导相互依存的权力观、利益观、安全观。 中国历史鼎盛时期，屡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相敬互鉴式的吉光。汉唐宋元明清各朝辉煌阶段，京师之地都有内外商贾云集、各国文化交往密切的记载。西亚、阿拉伯、印度、欧美的文化及其载体，在张骞、玄奘、马可·波罗、利马窦、汤

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

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中国早期历史所处的环境，中华文明的邻国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翻译并不广泛存在。 [编辑]绪论 佛经翻译事业始于东汉，至前秦苻坚始有组织的翻译佛经，由道安组织翻译事业，唐朝时，佛经翻译事业达到顶峰，其间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及不空被誉为「四大译师」。鸠摩罗什共译佛经35部[1]，另有竺法护共译佛经159部，贵霜佛教僧人支谦，曾在222年至253年之间将36部佛经翻译成中文。道安译经时归纳出佛经翻译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观点。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曾言：「今日识外洋文字，未悉西人哲理，即可译哲人名著。而深通西哲人之学者，则不从事译书。然古昔中国译经之巨子，必须先即为佛学之大师。如罗什之于《般若》、《三论》，真谛之于《唯识》，玄奘之于性相二宗，不空之于密教，均既深通其义，乃行传译。」 佛经的翻译可分为三个时期： [编辑]东汉至西晋 东汉至西晋是中国佛经翻译的草创期，西汉的哀帝时期伊存至中国口传佛经。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大月氏僧支谶到洛阳弘佛，译有《道品行经》等。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84年），安息（即波斯）人安世高翻译《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月支人支娄迦谶（娄迦谶）翻译十多部佛经。 [编辑]东晋至南北朝 此一时期以鸠摩罗什为主。鸠摩罗什对东亚佛教经典的贡献巨大。罗什于西明阁和逍遥园开始译经，据《出三藏记集》载，罗什一生翻译三藏经论74部，凡384卷，有《坐禅三昧经》3巻、《阿弥陀经》1巻、《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24巻、《法华经》7巻、《维摩经》3巻、《大智度论》100巻、《中论》4巻等。去看看佛经网站，https://www.wendangku.net/doc/401268811.html,上面什么都有 [编辑]隋至唐中叶 此一时期为佛经翻译的全盛时期，玄奘是主要的翻译大师，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玄奘在长安设立了国立翻译院，参与的学生与人员来自亚洲东部各地。他花了十多年时间在今西安北部约150公里的铜川市玉华宫内将约1330卷经文译成汉语。其后则有义净、不空等。 宋元以降再无大规模佛经翻译事业，虽偶有译者，不过补苴而已。

中国翻译史1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eaching Plan Teaching Contents: 1.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and history 2. An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countri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history 中国翻译史的大致分期 1.由汉代到唐宋的上千年的佛经翻译【支谦、道安、鸠摩罗什、昙无谶、法显、谢灵运、真谛、彦琮、慧远、玄奘、不空】 2.明清交替之际的科技翻译【徐光启、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熊三拔、李之藻等】 3.清末民初的文学和科技翻译【李善兰、华蘅芳、傅兰雅、林纾、严复、梁启超等】 4. 民国时期的翻译【赵元任、朱生豪、林语堂】 5. 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傅雷、钱钟书、杨绛】 Lecture 1 佛经翻译 I.关于翻译的早期记载 《册府元龟·外臣部·鞮（di）译》记载，周时有越裳国“以三相胥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礼记·王制》 翻译的不同称呼:“象寄”、“象胥”、“鞮译”“舌人” 寄send; entrust; rely on 象be like; resemble; image 译translate; interpret 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 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 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 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 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悦君兮君不知。 《越人歌》是我国历史上现存的第一首译诗。 秦汉时期对“翻译官”的种种称谓： “行人”、“典客”、“大行令”、“大鸿胪”、“典乐”、“译官令”、“译官丞”等。 到汉朝，我国主要的外事活动是对北方的匈奴用兵，故翻译活动逐渐用“译”来统称了。 II.佛经翻译 佛教创立：公元前六至五世纪 创立地点：古印度 佛教流传：公元65年之前传入中国 我国的佛经翻译

语言与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语言与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在长期的语言教学工作中，我们会发现中国与其他使用英语的国家在文化习俗和语言使用习惯上有很大差异，这直接造成交流，尤其是翻译式交流中的很多障碍。下面从英汉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日常用语和习语等方面就英汉语言和文化对翻译的影响进行比较和探讨。 一、语言差异与文化差异 1.翻译是人类语言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国家之间互相交流、互相沟通、互相学习不可缺少的手段。翻译过程中，要准确将语言意思表达出来，就需要理解和认识该语句所产生的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俗。所谓译事之难，难就难在处理一些涉及文化意蕴、民族习俗、语言惯用法等的语言差异。例如：汉语中的炕、旗袍、中山装、麻将、二胡等在英语中都属词汇空缺。而英语中的tank、jacket、bus、nicotine等在汉语中都没有准确的对应词，只好按读音将其分别译为坦克、夹克衫、巴士、尼古丁。 2.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最富有弹性的成分，也是最具有文化内涵的成分。词之所以能表名表义，是因为它由词位（外部形式）和义位（内容、意义）两个部分组成。义位又由数个义素组成，其中概念义素构成事物或现象的概念，非

概念义素构成词汇的背景，亦称背景义素。例如：英语的“yellow”和汉语的“黄”同指一种颜色，它们的概念义素完全相同，但背景义素中的民族文化义素却大不一样，在汉语中，黄色在历史上是皇帝的颜色，象征帝王和权力，在当代，黄山、黄河、黄土地、黄皮肤中的“黄”则是中国的国色，寄托着中国人的民族感情。而在英语中，黄色的一个象征意义是“背叛”。因此，男士给女士送花或其他礼物时忌讳黄色。我国英语教学专家许国璋从中国英语教学实践出发，划分了三种不同的意义环境和三种词义对应情况：（1）外语文化涵义大于汉语文化涵义的词汇。例如，英语中“modern”这个词，当指历史时代时，区别于“ancient”（古代）“mediaeval”（中古）。它本是包含了中世纪的反叛人文主义精神，非禁欲主义，执著于此生此世幸福的追求，不考虑来生报应；尊重科学，不受缚于中世纪教条等等。这些文化内涵在汉语的“近代”和“现代”中都无法找到对应。 （2）汉语文化涵义大于外语文化涵义。例如：人们常常将英语的“metaphysics”等同于汉语的“形而上学”。然而英语文化环境中“metaphysics”是一门研究物质和自然世界之外的东西的学问，是对于万物起源的猜想，也是一种思维和研究方式，这个概念是中性的。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它用来特指同辩证法相对应的思想方法，由于历年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形而上学”带上了一层贬义，意味着脱离实际的玄

论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论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课程：中西翻译简史 班级：翻译3班 姓名：张换英 学号：1312081001

摘要：本文从民族语角度分析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一直发展到今天，翻译功不可没。中国文化史上三次翻译高潮对中国文化，语言，意识形态等影响深远。换言之，翻译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激活因素。 Brief introduction: This subject talks about the influence translation does to Chinese culture from linguistic parts.Chinese culture succeed thousands of years in which translation plays a important part.Three highlights of translation influence a lot Chinese culture,language, ideology; in other words, translation actives the Chinese culture. 关键词：翻译；中国文化；影响 Key words:translation;Chinese culture;influence 一、佛学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为中国文学带来了许多从未有过，完全新的东西---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法。佛经典籍的翻译对现代汉语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和语言；丰富了汉语的音韵、语法和语体；丰富了中国的文学等几个方面。 当代也有学者研究指出佛经翻译的五种构词方式：汉词佛意、意译词汇、梵汉合璧词、利用新造汉字组成的词、成语与熟语。当代学者也统计过汉语中的四字成语，其中90%以上源于佛教。以“缘起”为例，佛教中的定义是：“若此有则彼有，若此生则彼生；若此无则彼无，若次灭则必灭”，表示同时的或者异时的互存关系，但在现代汉语中，“缘起”已经成为描述事情起因的日常用语。 还有一些佛教创词具有很强的派生能力，与汉语中形成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复

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摘要：翻译不仅涉及语言问题，也涉及文化问题。两种转换语言所蕴含的文化在翻译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了解原语文化，就会导致译者曲解原文，翻译无从谈起。对本土文化一知半解，对译文的重构会产生影响，因而，译文的质量会大打折扣。本文拟通过实例分析说明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翻译；文化；对策 Abstract:Translation is not only a matter of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but also a matter of cultural exchange. The cultures carried in the two language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play a vital role. The ignorance of culture implied in the original language will lead to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al language, which will surely result in poor translation. Poor understanding of culture in target language will greatly affect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target language thus; the quality of translation will be greatly reduced. This paper uses practical examples to analyze and illustrate the cultural impact on translation, and put forwar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Keywords: translation; culture;countermeasures

文化因素对商务英语翻译的影响

文化因素对商务英语翻译的影响 文章探讨不同文化因素对商务英语翻译质量的影响。首先概述了商务英语翻译质量的重要性；其次，分析了我国商务英语翻译由于文化差异产生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对策：将民族思维模式运用到商务英语翻译之中；将译语与现实生活相联系；商务英语翻译的时候要注重语言环境。 标签：文化因素；商务英语；翻译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商务英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它的适用范围和频率不断提高。商务英语涉及到商务活动的方方面面，它包括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和员工工作心理，甚至讲述和外国人的交往之道，如何与他们进行合作、工作，以及外国人的生活习惯等，从某种程度上说商务英语包含了诸多文化因素。因此，商务英语具有专业化、口语化、文化性以及较强的针对性等特性。我国在迅速发展国际贸易的时候，要注重商务英语翻译的同步发展。只有不断地提升商务英语的翻译质量，才能使我国文化被世界所了解，本文针对异国文化差异来探讨商务英语翻译之路，意在把握其翻译的特殊性和规律性。 一、商务英语翻译要注重其文化因素 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往离不开和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进行频繁的来往。由于英语自身的历史原因以及社会原因，它已经成为了国际交往最广泛的语言和国际商务的最佳媒体。作为全球商务的媒介，商务英语具有很强的多样性与易变性的特点，这就导致商务英语翻译必须要注重其文化因素。在文化差异伴随下的国际商务交际形成的信息源要经过编码、信息传递、解码这一动态传播环节，信息在一国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编码，再在另一国的文化背景下进行解码，而译者就是通过语言翻译来传递各国文化意识的桥梁。语言的编码与译码不同于简单的机器译码，它是以译者对文化理解的主观印象为基础的，因此商务英语翻译是否能将文化意识进行正确的反馈，译者至关重要。 中西方语言在对事物的认识、颜色及数字代表的内涵等方面有些存在着显著的文化差异。在翻译时如果没有将文化因素考虑在内，则会导致译文与异国文化的不符，使读者难以理解和接收，进而影响到商务活动的开展。首先，对事物的认识方面。龙在我国是一种神圣的动物，中华儿女都称自己为龙的传人，它蕴含着尊严、吉祥、富贵等。所以我国的许多企业、产品在取名的时候喜欢用龙字。但是在西方，龙（dragon）的含义正与我国相反，它代表这不吉祥、邪恶的动物，是魔鬼撒旦的化身，因此，在中英文互译的时候就不能直接将龙于“dragon”互译。其次，颜色方面。蓝色，中西方所蕴含的意义也是大相近庭。在西方文化中蓝色代表着忧郁或是消极等不好的意义，例如blue Monday，蓝色星期一是指心情忧郁的星期一；blue sky是指没有价值、毫无意义，但是在我国文化中蓝色却代表着阳光、开朗等意义。又如红色（red）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吉祥、喜庆，中国红广泛被人们使用，但是在西方红色“red”则代表着残暴、血腥或是灾祸等不好的现象。再次，数字方面。在西方文化中“十三”这个数字代表不吉利，由于耶稣

中西文化的差异及其对商务英语翻译的影响论文

中西方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的分析 摘要：翻译与文化有着密可不分的联系。文化的共性使翻译成为可能,但其语言文化的个性又给翻译活动设置了障碍。由于民族历史、社会制度、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别,我国汉族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造成思维方式不同,具体体现在汉、英两种语言上的表现包括词语理解与运用、词义内涵、联想意义及句式结构的不同等方面。为此,分析其理论原理,通过引用例句做进一步的探讨,并就某些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在当今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如何把中英文翻译地更准确更贴近两种语言文化氛围，这是值得广大英语学习人士共同讨论一番的。 关键词：文化差异全球化翻译 正文：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内容、信息和风格忠实、流畅、艺术地再现出来的实践活动。美国翻译理论家奈特指出:“所谓翻译,就是指从语言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翻译作为语际交际, 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 而且也是文化移植的过程。在很大程度, 它与文化因素、背景知识有很大的关系。王佐良曾说:“翻译的最大困难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吕淑湘也说, 翻译家必须是一个杂家。“杂”就是指知识要广博。可见,解决好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了解背景知识是保证译作成功的关键。文化在人类社会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文化是一个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是文化的一面镜子.语言甚至是文化的一部分,特定的文化背景产生特定的语言。换句话说语言的学习过程也就是了解一种文化的过程。翻译作为语际交际, 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 而且也是文化移植的过程[1 ]。在很大程度, 它与文化因素、背景知识有很大的关系。王佐良曾说:“翻译的最大困难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吕淑湘也说, 翻译家必须是一个杂家。“杂”就是指知识要广博。可见,解决好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了解背景知识是保证译作成功的关键。英语翻译不能脱离文化的教学。随着全球经济、政治和科技的一体化,多元文化并存势在必行,文化在各国交流与往来中变得极为重要。受其影响,文化成为文学翻译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今天的社会中,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翻译成为了一种文化模式的转换。人们用“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 ( 跨文化合作) ”、“acculturation(文化交融) ”等一系列术语来替代“翻译”(郭建中,2000 , P277) 。因此,怎样更加准确、恰如其分地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是创造完美翻译作品的关键。。语词的翻译要求译者在广泛地、准确地了解他国文化中的观念、信仰、习俗、价值标准等方面的同时，忠实传达本国文化的价值与灵魂，才能真正做到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从事英语翻译要注意文化信息的传递，在实际工作中，文化信息有时很难传递到译入语中，结果对等的标准就不能完全做到。一般来说，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传统文化的不同对翻译的影响：列如一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由于饮食和天气等缘故，导致身体不适，去医院看医生，医生给出的诊断结果是：由于吃多了辣制食物，出现上火。这时问题就出现了，到底怎样把“上火”这个词翻译成外国游人容易理解且易于接受的词语呢？一般如果对于中国人来说“上火”一词，是在熟悉不过了，然而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外国人你仅仅说一个“hot”，他们该怎样去理解呢？所以当然在英文当中也有不少的此类的与文化有很大关联的词语，譬如，meet one’s w aterloo （一败涂地），对于学习英语的我们来说，如果你不懂语言出处的相关历史，我们很难翻译出它的真正意思，其实这句话

浅谈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译场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401268811.html, 浅谈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译场 作者：桑吉扎西 来源：《青年生活》2019年第21期 摘要：佛经翻译作为中国翻译历史的起源，被人誉为“千年译经”，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译经制度的建立对于中国翻译理论的完善以及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对古代佛经翻译、佛经译经及其对中国翻译理论的影响进行了以下简要分析，旨在增加人们对于佛经翻译与译经的了解程度，以推动我国翻译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古代;佛经翻译;佛经译经;翻译理论;影响 前言： 佛经翻译是以佛经本为载体，通过对佛经本中的经文内容翻译，以达到传播佛经理念，福音惠及更多群众，以争取更多信仰佛经之人皈依佛门。佛经译经的方式无意识中促进了中国古代翻译学的兴起。中国历史上最早流传的翻译作品为战国时期的《越女求爱歌》，指最早被记载在册的翻译作品，但是，真正见过的人甚少，因此，《越女求爱歌》仅流于传说之中。 1佛经翻译 相关学者将中国翻译史总结出四个发展阶段：其一，两汉时期到北宋时期，属于我国翻译史上的第一次发展高潮，展开了对佛经翻译的热潮;其二，为明末清初，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外国很多作品开始流入中国古代，并且当时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如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开始了对《几何原本》一书的翻译，《几何原本》属于自然科学类书籍，自此开始了大量的各种类型书籍的翻译，并且掀起了影响不小的翻译热潮;“五四运动”前后属于中国翻译的 第三次高潮，翻译的主要内容为文史哲理等方面，涉及到的范围更加广泛。而第四次高潮，而是近现代的翻译高潮被学者归纳为改革开放初期，对外贸易以及多元文化的流入，为佛经翻译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此时期的翻译活动可谓是如火如荼，不仅是名著文学著作的翻译，还有相关资源内容的翻译，不仅为中国翻譯理论的完善起到了推进作用，更加促进了各国之间的往来以及文化互通。无论从哪个时代开始划分，将翻译分为几个不同的高潮发展时期，佛经翻译就是三千年以来中国翻译历史的起源，起到引导与基石的重要作用，对于我国中国翻译理论的影响不容忽视。中国翻译技巧的发展史是螺旋状向前渐进的，每一次的新策略新方法都是在前面翻译实践基础上的超越和发展。中国翻译理论从最初的“格义”“合本子注”再到“五失本三 不易”和“五不翻”对不可译死角的探索与对策，引导了后来严复“信、达、雅”翻译原则的提 出。中国翻译理论与技巧的探索呈波浪式发展和螺旋形上升趋势，在发展中逐渐成熟起来。王克非说中国佛经翻译经历“由幼稚的直译而至幼稚的意译，又由成熟的直译而至较成熟的意译，终至二者兼得的发展模式”。任东升认为早期的佛经翻译阶段演进情况是沿着“逐字式直译———追求文雅———信达并举三段式”。目前对佛经翻译的研究一般集中在译者、译著、译

中国翻译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

中国翻译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 第一次高潮始于东汉至唐宋时期，佛经翻译盛行。据史家考证，最早的佛典汉译始于东汉桓帝年间的安世高，他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五部佛经，开后世禅学之源，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梁皎慧，高僧传），但其主要偏于直译。继安世高之后译经的是支娄迦谶，其所译经典，译文流畅，但为了力求保全原来面目，“辞质多胡音”.到了前秦时代，佛经翻译由私人事业转入了译场翻译，释道安在朝廷的支持下首创译场制度，采用“会译”法来研究翻译。他主张严格的直译，并总结汉末以来的译经经验，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指出五种容易使译文失去原来面目的情况和三种不容易处理的情况。释道安晚年时请来天竺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继道安之后创立了一整套译场制度，开集体翻译、集体审校的先河。到了唐代，佛经翻译事业达到顶峰。出现了以玄奘为代表的大批著名译者。玄奘即通称的“唐三藏”或“三藏法师”，他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远度印度学佛求经．十七年后归国。他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主持了比过去在组织制度方面更为健全的译场。在十九年间译出七十五部佛经，共一二三五卷。他不但把佛经由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但各民族的翻译活动在创造、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也起到过一定的作用。如：回回历书，《元秘史》以及《古兰经》等的翻译。 第二次高潮直至明末清初，欧洲的一批耶酥会士相继来华进行翻译活动，主要以传教为宗旨，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这次翻译高潮从延续时间及译著数量上都比不上先前的佛经翻译。但其最重要的成就就是翻译了一些天文、数学、机械等自然科学著作。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主要为中国科学家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他们二人合作翻译了著名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其中，西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中总结出三条科技名词翻译的原则，颇有影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严复出版《天演论》前数年，语言学家马建忠就提出了所谓“善解”的翻译标准，即译者必须精通原文和译文，比较异同，掌握两种语言的规律，译书之前，必须透彻了解原文，达到“心悟神解”的地步，然后下笔，忠实地表达原义，“无毫发出入于其间”，而且译文又能够摹写原文的神情，仿效原文的语气。这些要求是很高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他本人专研究语法而没有搞翻译工作，因此他对“善译”的见解，被后人忽略了。 第三次高潮当属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的西方思想和文学翻译。这一时期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严复和林纾。严复在《大演论·译例言》中首次提出“信（faithfulness）、达（expressiveness）、雅（elegance）”的翻译标准。他主张的“信”是“意义不倍(背)本文”，“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尽译文语言的能串以求原意明

关于旅游文本翻译与中国文化的传播

关于旅游文本翻译与中国文化的传播 作者：邓红顺 论文摘要：旅游文本翻译从一定程度上讲就是向外国游客介绍一个国家独特的文化。与其他类型的翻译相比，旅游文本翻译自身的特点。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通过增补、省略、借译等方法，把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递给外国游客，从而更好地向外界传播中国文化。 论文关键词：旅游文本；增译；省略；借译；中国文化传播 旅游文本包括景点介绍、广告标语、告示标牌、民俗风情画册、古迹楹联解说等内容，是一种对外宣传资料，其中景点介绍最具旅游文本特征，也是翻译的重点和难点。文化是旅游的核心，是旅游活动的魅力所在。旅游文本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是向外国游客介绍一个国家独特的文化，让他们在看懂文本内容的同时了解相关的地方文化、风土人情等信息。时巴中国特色文化传递给国外游客，以便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从而更好地向外界传播中国文化也是中文旅游文本翻译的目的之一。而译文质量直接影响外国游客对中国的了解，影响我国独特文化的传播。因此，翻译此类资料时必须采用相应策略，以提高译文质量，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 与其他类型的翻译相比，旅游文本的翻译有其自身特点。旅游文本只是通过景点介绍来增加人们的旅游信息，吸引人们前来旅游观光。因此，译者拥有较大的自由度，翻译过程中不应拘泥于原文的表达形式机械处理，否则译文很难被读者理解。而应分析文本的预期功能和目的，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有的学者提出了“以中国文化为取向，以译文为重点”的原则。在中文旅游文本的英译过程中可以采用增补省略、借译等翻译策略。 一、增补法 增补法是指增添适当的理解原文所必需的背景知识，如历史事件发生年代，名人身份及其在历史上的贡献名胜古迹所蕴含的建筑文化、历史典故等。中国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赋予了旅游文化丰富的内容，古老神秘的东方文化是吸引许多国外游客来华旅游的重要原因。但是，英文读者因文化差异，对富含文化背景的译文往往难以理解。因此，在进行旅游文本英译时，译者应该增加相应的文化背景解释，努力将原文中的特色文化传达到译文中，以满足国外游客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理，从而吸引更多的游客。 例1：有机绿茶产自云南高山云雾之中，清明前精心采制。茶香宜人，富含各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素，常年饮用，包您健康。 译文：e organic green tea growson the mountm Deak admistthe cloud and mist and is carefully coliccte and prepared before Qingming Day．The tea has a goodsmellwith a variety ofnutrients，which prove tO be efectiveto your heMth．So keep drinking all the year orund，andyouwilenjoygoodhealth． 此英译文本对原文本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处理不当。首先，对重要节气“清明”只进行音译显然欠妥，严重影响英语读者理解“清明”的真正含义；第二，了解中国茶文化者都知道，生长在“高山云雾之中”是茶叶质量好的一个重要条件，虽然该词语的英译与汉语“字当句对”，但对英语读者恐怕难以起到与对汉语读者相似的“劝说效力”，因为onthemountainpeak不能充分传达源语所蕴藏的“言外之力”。中文读者一看到“产自高山云雾之中”就会想到“茶叶质量肯定很好”，而英文读者看到growsonthemountainpeakadmistthecloudandmist则很难有这样的联想，这会直接削弱茶叶对外推销的力度与外宣效果。为此，需要进行增补，在以上译文后加上whichendowsitwithuniquequalitynadhealthpreservationelements。另外，对“清明”这一传统中国节日也可以作出解释，在音译“Qingming Dya”后加上“which is a Chinese festival，usually on hte fifth fo Aeirl”，从而向外国游客更好地介绍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也让他们了解到采茶的最

文化差异对英汉翻译的影响

文化差异对英汉翻译的影响 【内容提要】 文化对语言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语言与文化有着紧密的关系。中西文化的差异可以在各自的语言上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来,并且对英汉翻译过程中的语义理解和传达产生一定的干扰和影响。本文主要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差异,社会风俗习惯差异和宗教文化差异这三个主要方面,分别论述了中西文化差异对英汉翻译造成的影响,提示大家要充分了解中西文化背景,在真正理解原文内涵的基础上,精确译出原文。 【关键词】文化差异英汉翻译 【正文】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等。语言是一种复杂而灵活的社会现象,从一种语言的使用,我们可以看出使用该语言的民族的地域政治与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历史典故、谚语、思维方式、个人价值观、行为准则等。从中西文化的源流传统来看,儒家伦理文化是汉文化的主流;而基督教的文化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主脉。由于中西文化源流传统的差异,使得文字转换的过程更加艰难,对译文的准确性也难以把握。中英文化差异对英汉翻译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文化是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无处不在,无所不包,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人统计过,给文化一词下的定义至少有200种。一般说来,文化可分为两类:正式文化和普通文化。正式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以及各种自然科学的成果,集中反映了人类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普通文化,即人类生活中一系列不同的特征,如风俗习惯、礼仪、禁忌、婚丧、庆典、节日等。两类文化对语言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因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正如刘重德教授所说“文化包含着语言,并影响着语言…而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外在形式,人们通过语言来表达内心的丰富思想,进行相互间的思想感情交流。文化对语言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事实上语言并不是一种隔离的现象孤立地存在,语言是文化的一个整体的部分。文化是语言的内容,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可以体现在地理环境、社会习俗、宗教信仰、历史典故等多方面。这些差异可以在各自的语言上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来,并且对英汉翻译过程中的语义理解和传达产生一定的干扰和影响。所以在英汉翻译活动中,必须要考虑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问题,从各自文化的角度充分理解原文的涵义,并采取适当的语义表达方式,精确地译出原文。翻译是语言之间的转换，也是文化之间的交流。从价值标准与思维方式、审美取向与心理联想、历史文化与文化意象、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以及地域环境与生活方式等方面，探讨了文化差异对英汉翻译的影响。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它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感情、风格等真实地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出来。但是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多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这些文化差异,直接影响着对英、汉语的翻译。因此,译者必须加强对不同语言文化差异的理解和研究,提高双语的文化修养,使翻译真正成为不同文化间交流的桥梁。在本文中,将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分别探讨文化差异对英汉翻译的影响。 一、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差异对英汉翻译的影响 由于所处的地域不同,相应地就有不同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地理环境的不同会引起文化上的个性和差异,形成一些独特的文化概念。这些文化差异都会体现在语言中,对英汉翻

中国翻译史笔记

中国翻译史 袁素平 一．世界四大文明古国 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 中国文化的特色：从未中断过。 巴比伦灭了 印度，埃及曾经沦为殖民地 中华文化生生不息 季羡林：“中华文化之所以能保持永保青春，万灵之药就是翻译。” 中华文化的源头： 易经the art of changes Confucius 孔子 Mencius 孟子 Confucianism 儒家文化 太极生两仪include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西方之水： 第一次高峰：从明朝末年开始引进西方的文化，最终在清朝末年特别是在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达到高潮。清朝末年其实是引起了中华文化的后退。 梁启超：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掀开了翻译政治小说之幕，林纾翻译文艺小说。 第二次高峰：以1919年为界，掀起第二次高峰 鲁迅是现代小说之父，其一半的活动是和翻译相关的。 第三次高峰：改革开放1978年之后。近现代出不了大家。 中西文化之别： 中国重智即动头脑的能力 外国重用即动手实践能力 因此要：手脑联盟

四次翻译高潮： 1．东汉至唐宋时期，佛经翻译盛行。、 2．明末清初，欧洲一批耶稣会士相继来华进行翻译活动，主要以传教为宗旨，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 3．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的西方思想和文学翻译。这一时期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严复和林纾。（3，4之间是断档的历史）4．改革开放至今 东汉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 1．东汉桓帝年间的安世高：《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五部佛经，开后世禅学之源，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 而不野”但其主要偏于直译。 2．支娄迦谶：其所译经典，译文流畅，但为了力求促使原来面目，“辞质多胡音”，即多音译。 3．支谦：“颇从文丽”，开创了不踏实原著的译风，对三国至西晋的翻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翻译中的“会译”体裁，以及用音 译取代前期的音译。（复译，重译等） 4．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由此一直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北魏孝文帝：促进中华文化的融合 千古一后：冯太后

中国佛经翻译之“文质之争”

中国佛经翻译之“文质之争” 引言： 在中国的翻译发展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其中最早的一次便是关于佛经的翻译。佛经翻译经过晋朝逐渐发展，到了隋唐达到鼎盛时期，南宋以后趋于衰微。翻译佛经的力量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从西方来中国的僧侣，另一部分是西行求法求经的中国僧侣。纵观佛经翻译约一千年的历史，正如任继愈所指出：“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 始终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佛经翻译重“文”还是重“质”的争论, 对当时及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文”“质”两派代表译论家及其思想 1. 支谦（约三世纪）——重文 支谦名越，号恭明，是后汉灵帝时入中国籍的月支族后裔。他从小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精通汉文，后又兼学梵书，受业于同族学者支亮，通达大乘佛教理论。他对从前那些过分朴质以致隐晦义理的译本很不满意。他所作的《法句经序》被认为是“今存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也正是这篇文章记述了狭义上的“文质之争”。 支谦翻译的风格对后来佛典翻译的改进，起了不少作用。他首先反对译文尚质的偏向，主张尚文尚约应该调和。这当然是为了更好的畅达经意使人易解的缘故。另外，支谦的译文风格也很适合于佛传文学的翻译，因而他继承了汉末康孟祥译《修行本起经》那样‘奕奕流便足腾玄趣’的传统，更翻出了《瑞应本起经》。这一翻译不但丰富了佛传文学的内容，而且通过赞呗的运用影响到后来偈颂译文的改进，也是值得提出的。（吕澄） 2. 道安（312，一说314—385）——重质 道安，是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出生于常山扶柳县（今河北省冀县境）的一个读书人家里。由于世乱，早丧父母，从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抚养，七岁开始读书，到十五岁的时候，对于五经文义已经相当通达，就转而学习佛法。十八岁出家（此据《名僧传抄》之说，《高僧传》等作‘年十二出家’）。大约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东晋成帝咸康元年，３３５），在石赵的邺都（今河南省临漳县境）遇见了佛图澄。佛图澄一见到他就非常赏识，对那些因他丑陋而轻视他的人说，此人有远识，不是你们所能及。因而他就师事佛图澄。 道安在《摩诃钵罗蜜经抄序》上所说的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都是他的经验之谈，为后来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三不易”是“《般若经》三达之心, 复面所演, 圣必因时, 时俗有易, 而删雅古以适今时, 一不易也。愚智天隔, 圣人匹阶, 乃欲以千岁以上微言, 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 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 尊者大巡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 而以近意量裁, 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 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 岂将不知法者勇乎了斯三不易也。”三不易“说明召经是佛因时而说的, 古今时俗不同, 要使古俗适应今时, 不易做到要把佛经中圣智所说的微言大义传给凡愚的后人理解, 更不易做到, 佛经法集时, 那些大智者还需要不时相互审查校写, 如今去古久远, 无从征询,又是由普普通通的人来传译更是极难的事,故译人应该注意译经经文艰辛, 尽可能忠于译事。同时, 译经既有此诸多不易, 故在“案本而传”的前提下, 可以允许适当变通。其变通规则即为“五失本”、“一者胡语尽例, 而使从秦, 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 非文不合, 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 至于叹咏, 丁宁反复,或三或四, 不嫌其烦, 而今裁斥, 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 正似乱辞, 寻说向语, 文无以异, 或千五百, 而不存, 四失本也。五者事己全成, 将更旁及, 反腾前辞,己乃后说, 而悉除此五失本也”见《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五失本”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内容。

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

在中国的翻译发展史上 ,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其中最早的一次 ,便是关于佛经的翻译。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已经开始 ,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到唐代臻于极盛 ,北宋时代已经势微 ,元以后则是尾声了” 18 - 19。在这历时约一千年的佛经翻译实践中 ,涌现出许多翻译名家 ,并提出了许多经典译论。佛经翻译重“文” ,还是重“质”的争论 ,对当时及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文质之争 (一 )时间范围 关于“文质之争”的时间范围 ,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观点。从狭义上讲 ,“这场争论 ,发生在初译《法句经》的 224年” 175。后来 ,支谦所作的《法句经序》记述了这场争论;从广义上讲 ,这场争论是“贯穿整个佛经翻译过程的核心问题”。各译经大家被粗分成了“文”“质”两派 ,“文质之争”则指代两派人物所提出的不同观点。这里采用的是广义上的说法 ,从安世高译经开始至赞宁总结译论为止。 (二 )“文”“质”两派 “文质之争”是围绕“文”“质”两大派别各自的翻译实践和理论展开的一场讨论。从整体上来看 ,这场争论沿着从以“质”为主 ,到以“文”为主 ,最后结于文质相辅的道路发展。按时间顺序 ,最先出现的是“质”派 ,其代表人物有安清、支娄加谶、竺法护、释道安。安清 ,字世高 ,安息国王子 ,于汉桓帝建和二年 (公元 148年 )抵达洛阳。至灵帝建宁的二十余年间 ,共译经三十五部四十一卷。“可说是佛经汉译的创始人”梁皎慧《高僧传》评他的译本“义理明晰 ,文字允正 ,辩而不华 ,质而不野”。但“有些地方顺从原本结构 ,不免重复、颠倒 ,而术语的创作也有些意义不够清楚” 支娄加谶,简称支谶,西域月支人,于后汉桓帝末年 (公元 167年)从月支来到洛阳。据道安经录记载,至灵帝中平 (公元 189年) ,共译经文三部十四卷。晋支憨度评其译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存文饰”。虽然其译文比安清的易懂一些,但因其仍多用音译,故仍然颇为晦涩。 竺法护 (约 230～308年 ) ,据《出三藏记集》记载 ,共译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其译经不仅数量多 ,而且种类广。其译文可谓在安、支的基础上又进一步。道安评其译经“言准天竺 ,事不加饰;悉则悉矣 ,而辞质胜文也” ,最重要的是其“考其所出 ,事事周密耳” ,为后来译经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释道安 (314～385年 ) ,俗姓卫 ,常山扶柳人。梁启超评其为“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其闻名于世的译论当属“五失本”“三不易”之说。他曾引用赵政的话:“昔来出经者 ,多嫌胡言方质 ,而改适今俗 ,此政所不取也。何者 ? 传胡为秦 ,以不闲方言 ,求识辞趣耳 ,何嫌文质 ? 文质是时 ,幸勿易之。经之巧质 ,有自来矣。为传事不尽 ,乃译人之咎耳”。 继“质”派之后 ,在译经史上出现了“文”派 ,其代表人物有支谦、

佛经翻译中的_文质之争_

第10卷第4期2010年4月 宜宾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ibin University Vol .10,№4Ap ril,2010 　 收稿日期:2010-01-28 作者简介:刘笑千(1984-),女,河南郑州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 刘笑千 (郑州轻工业学院外语系,郑州450002) 摘要:“文质之争”是沿着一条“由质到文”的道路发展的,并且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研究其历史和理论意义,对当代中国翻译与世界接轨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关键词:佛经翻译;文;质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10)04-0101-02 在中国的翻译发展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其中最早 的一次,便是关于佛经的翻译。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已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 北宋时代已经势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1〕18-19 。在这历时约一千年的佛经翻译实践中,涌现出许多翻译名家,并提出了许多经典译论。佛经翻译重“文”,还是重“质”的争论,对当时及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　文质之争(一)时间范围关于“文质之争”的时间范围,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观点。 从狭义上讲,“这场争论,发生在初译《法句经》的224年”〔2〕175 。后来,支谦所作的《法句经序》记述了这场争论;从广义上讲,这 场争论是“贯穿整个佛经翻译过程的核心问题”〔3〕 。各译经大家被粗分成了“文”“质”两派,“文质之争”则指代两派人物所提出的不同观点。这里采用的是广义上的说法,从安世高译经开始,至赞宁总结译论为止。 (二)“文”“质”两派“文质之争”是围绕“文”“质”两大派别各自的翻译实践和理论展开的一场讨论。从整体上来看,这场争论沿着从以“质”为主,到以“文”为主,最后结于文质相辅的道路发展。 按时间顺序,最先出现的是“质”派,其代表人物有安清、支娄加谶、竺法护、释道安。 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王子,于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抵达洛阳。至灵帝建宁的二十余年间,共译经三十五部四十 一卷。“可说是佛经汉译的创始人”〔4〕283 。梁皎慧《高僧传》评 他的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2〕145 。但“有些地方顺从原本结构,不免重复、颠倒,而术语的创作也有些 意义不够清楚”〔4〕283 。 支娄加谶,简称支谶,西域月支人,于后汉桓帝末年(公元167年)从月支来到洛阳。据道安经录记载,至灵帝中平(公元189年),共译经文三部十四卷。晋支憨度评其译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 存文饰”〔1〕23 。虽然其译文比安清的易懂一些,但因其仍多用音译,故仍然颇为晦涩。 竺法护(约230～308年),据《出三藏记集》记载,共译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其译经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广。其译文可谓在安、支的基础上又进一步。道安评其译经“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最重要的是其“考其所出,事 事周密耳”,为后来译经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5〕31 。 释道安(314～385年),俗姓卫,常山扶柳人。梁启超评其为 “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6〕9 。其闻名于世的译论当属“五失本”“三不易”之说。他曾引用赵政的话:“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识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 自来矣。为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6〕12 。 继“质”派之后,在译经史上出现了“文”派,其代表人物有支谦、鸠摩罗什。 支谦,又名越,字恭明,原为月支人,生于中国。其师父支亮受业于支谶。他虽可算支谶的徒孙,但他却是“文”派的支持者。他所作的《法句经序》被认为是“今存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 质的文章”〔6〕6 。也正是这篇文章记述了狭义上的“文质之争”。于是,任继愈说:“这场争论,质派在理论上获得胜利,但实际的 结果,却是由文派最后成书”〔2〕175 。支谦现存译经二十九部。支敏度评其译经时说:“谦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略。故其出经,颇从文丽。然其属词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