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海回族军阀的两个问题_赵维玺
2006年第1期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No.1,2006 总第69期 Journal of the Second N orthw est U niversity for N ationalities Gen.N o.69?民族历史研究?
关于青海回族军阀的两个问题
赵维玺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1)
摘 要:青海回族军阀是一支活跃在近代西北历史舞台上的地方割据势力。它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与清末以来西北动荡的政局、西北雄厚的封建地主阶级势力的存在、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社会经
济衰落造成的农民破产和游离以及青海回族军阀三代的军事积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近年来
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人物及事件的述评以及产生原因的分析,缺乏从军事角度的探讨和研
究。本文拟从军系到军阀的转型及青海回族军阀的军事近代化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
关键词:青海回族军阀;马步芳;军事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83(2006)01-0039-06
一、由军系到军阀的转型
关于军系与军阀的分野及界定,历来史家意见纷纭,很难统一,故对近代湘、淮二军的性质也难以论定。对军阀概念的界定,取诸辞书,均解释为:“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这一解释较为笼统,只概括了军阀的一般特性,没有对其具体内涵进行阐释。国内著名的北洋军阀史专家来新夏先生在分析总结中外学者关于军阀定义的基础上,对“军阀”一词作了解释:“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近代军阀是以一定军事力量为支柱,以一定地域为依托,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以封建关系为纽带,以帝国主义为奥援,参与各项政治、军事及社会活动,罔顾公义,而以只图私利为行使权力之目的之个人和集团”[1]。这一定义得到了国内大多数学者的认同。而台湾学者王尔敏先生则认为:“军阀一词的命意,应至少具备以下几种条件:(一)对于中央政府有极大的离心力。这须包括:不受节制,任意扩张和充分的人事任免权。(二)据地自雄,这须包括:占据一定区域之土地,拥兵自卫和地方财政的任意搜刮支配。(三)军事行动为个人目的,而非为国家利益,或中央政策。这须包括:地方领袖之间的攻伐,对弱小的兼并和对外国的勾结和妥协。”[2](377)比较上述两种说法,可以明显看出,二者是从不同的视角对军阀概念加以界定的。来新
收稿日期:2005-12-07
作者简介:赵维玺(1975-),男,甘肃天水人,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夏先生是以北洋军阀为个案,而且其定义只是限于近代军阀,而王尔敏先生则是从普遍意义上对其加以概括。尽管视角各异,但基本内涵大致雷同,都承认军阀具备拥有军事力量、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参与军事活动等特点。
军系这一概念则侧重于区别党派,它主要是按照党派、地域以及各派军事集团之间的关系来划分的,类似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派别。按照前述两先生的说法,近代湘、淮二军显然已被划在军阀之外,只能以军系称之。因为湘、淮二军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不具备军阀的特点。
青海回族军阀的源头甘军也明显不属军阀之列,但笔者认为,甘军只能构成军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前期隶属于老湘军系统,这主要指董福祥在兵败投清后,随从刘松山镇压回民起义这一时期。中期隶属于左宗棠楚军,主要指在左宗棠的率领下出关收复新疆这一时期。尤为关键的是,甘军在后期被清廷编入武卫军,这已经不是隶属于哪一系统,而是跻入国家经制军的范畴,其饷源由户部下拨。庚子事变期间,因武卫军其他部队溃逃、伤亡严重,故由荣禄奏请清廷,将武卫中军溃逃缺额之饷腾出,拨解甘军应用。这时在京甘军之饷源基本上由清廷负责,其后甘军扩编之营旗,也由户部拨发。史载:“今董福祥添募步队五营、马队两旗,以中军饷章记之,每年按六大建、六小建核算,应需饷银二十二万七千零二十四两七钱六分。本年自九月起至十二月止,四个月饷银应需七万六千二百六十五两八钱六分。奴才即应咨行董福祥,派员前来保定如数领取。”[3](774)而且后来清廷又在武卫中军的常饷内,每年划拨湖北省十万两、江西省八万两、陕西省五万两,共二十三万两银,改解董福祥军中,以接济当时甘军饷源危机。军队的招募和裁遣均由清廷决定,不存在和中央政府的离心力问题。虽然湘、淮、甘三军同属军系范畴,但甘军和湘、淮二军又有所不同。湘、淮二军在军队的编组方面有较大的独立性,其招募遣散均一由统帅。而甘军因后期被纳入经制军之列,故在军队的编组方面已基本没有独立性可言,这是甘军作为军系和湘、淮二军的主要不同之处。
考其甘军由属军向国家经制军的转化并非如此简单,而是早在左宗棠督师陕甘时就已开始萌芽。史载:“文襄公用兵陕甘的以后几年,就地募集土勇,用楚军的制度来编制,用楚军的方法来训练,出仗时和楚军比肩作战。文襄公的用意,就是准备挑选制兵。董福祥的董字三营便是一例。”[4](154)青海回族军阀是董福祥甘军发展的支裔,历经西军、宁海军时期多次战争的洗礼,遂状茂而自成独立的系统,已基本具备了近代军阀的属性。其首领拥有充分的人事任免权,完全是以封建家族姻亲、宗教关系固结而成的地方政权。盘踞青海,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通过征收盐税,皮毛贸易,向省内牧区藏族、蒙古族征税,自行创办地方官僚资本企业,说明青海回族军阀已在其势力范围内实行游离于中央经济政策之外的特殊经济政策。此外,他们为了个人目的而不断进行战争。积极参与三马拒孙军事行动,两次镇压拉卜楞,对果洛藏族的七次镇压等,纯粹是为了进行经济掠夺。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湘、淮二军的私军色彩极为明显,而甘军则不然。青海回族军阀尽管渊自甘军,但在兵为私有这一点上却和湘、淮二军似有沿承关系。虽然青海回族军早在1930年中原大战时已被纳入国军之列,但中央力量很难对其渗透与控制。有人指出:“他们统率的军队,虽是正规的国军,在事实上,却无异于私人的军队。国内人士有时称他们为马家军,马家军子弟,他们都不高兴,然而他们统率的军队是有一定的直辖系统和悠久的历史的渊源,除开他们的世袭可以领导外,恐怕任何力量都渗透不进去,也无法领导起来。”[5]
总之,笔者认为,甘军因为不具备与清中央政权的离心力,没有占据比较固定的地盘,没有独立的经济财政政策,故并不属于军阀这一范畴之列。作为其传承者之一的青海回族军阀,业已具备军阀的属性。关于这一点,青海回族军阀有似于民国时期的北洋军阀,先由湘、淮二军开其端绪,经袁世凯发展而竟至成熟。之所以如此,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大有关联的。湘、淮、甘三军均起源于动荡之秋,他们虽然不属于军阀,但其重要影响在于开启了中国近代兵为将有的先河,为后来北洋军阀和地方军阀的形成提供了范式。
二、青海回族军阀的军事近代化
众所周知,军事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化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中国的军事近代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这主要是当时的形势使然。青海回族军阀迈向军事近代化的历程,和同时代的其他军队一样,也是艰难曲折。其源头甘军无论在营制、兵源、军官等各个方面,都显示出旧军的特点。宁海军随着时代的变化,已或多或少地带有某些新军的迹象。至马步芳时代,新军特点已较为鲜明。
首先,军队完全按新式编制。这主要表现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几次大规模战争,使得其军事集团逐渐走向正规化。中原大战蒋胜冯败之后,因马步芳在战争中拥蒋有功,故将其部队纳入国军之列,改编为陆军新编第九师。三马拒孙之后,蒋介石又将新编第九师改编为陆军新编第二军、正规陆军第一百师。河西反共时期,为了利用马步芳积极反共,又将其改编为陆军第八十二军。抗战时期,又将其所属部队扩编为第四十集团军。解放战争时期,又恢复为八十二军。可见,通过数次战争,青海回族军阀的部队编制已经基本合乎近代军队的规范。
其次,征兵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批新式军官群体。这主要体现在,马步芳时期的征兵方式,和马麒相比,已开始由募兵制向义务兵役制转变。这主要也应归于国民政府1931年《兵役法》的颁布。作为马家军首脑人物的马步芳,为了迎合时世的变化及自身军队的发展,开始在青海地区大力推行义务兵役制。征兵范围大致限于青海各地,主要集中在河州、化隆、循化、大通、互助等地。这种义务兵役制和宁海军时期的雇佣兵制相比,可以说是一大进步,不仅能够保证充足的兵源,而且士兵的素质与前期相比也有了较大改善。此外,在马步芳时代,军队中涌现出了一批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及训练的军官,如马文昆、马呈祥、马继援、赵珑、韩德庆、赵遂、郭全梁、马成林、陈显达等,或为黄埔分校毕业,或为陆军军官学校毕业。
再次,地方官僚资本和军队饷源的结合。这主要体现在马步芳为了解决其军饷及财政开支,在青海地区创办了一些带有垄断性质的官僚资本企业,如协和商栈、德兴海商栈、湟中实业公司等,而且为了加强军队的后勤,开始集中建立工厂,有些工厂已实现了机械化。义源工厂为马家军首要的军需物资制造厂,主要为马家军部队生产被服、军鞋、皮革、铁工、骑兵马鞍等。其内部组织特别严密,实行军事化管理,马步芳派人对该厂工人进行监督。随着马家军的扩大,义源工厂渐不能满足军需,马步芳遂又开办了八大工厂为之辅助。这八大工厂中有一部分属民用工业,如火柴厂、玻璃厂等,有一部分是军用工业,如皮革厂、机器厂等。皮革厂创办于1946年,它主要为马家军生产军用皮革。对于军用器械的制造,早在1931年马步芳即在西宁成立新编第九师炮局一处,不久即改组为修械所,专门制造火药、炸弹、大刀及修理军械。1946年马步芳又在西宁小桥设立了为其军队修械的西北机器厂,该厂主要为马家军负责修理器械和汽车、锻制马刀及冶铸军锅等。
从以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马家军已初步具备了近代化军队的一些特点。然而,由于受时代的制约以及地方军阀固有的劣根性所限,其军事近代化始终未能完成。笔者认为,制约因素总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
(一)在军官任用和选拔将佐上,仍然不能摈弃清末以来长期沿用的荫袭制和以战功选拔的旧制。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其军官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大多出身行伍,近代军事知识极其贫乏,作战部署及作战计划也极其陈旧。尽管马家军在后期培养了一批懂得近代化作战指挥的中下级军官,为部队增添了新鲜血液,但这毕竟是凤毛麟角,军队中基本上仍由行伍出身的人充任高级职务。这种落后的选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家军的战斗力。其次,排外色彩依然浓厚。马家军军官中仍然有一大批高级军官为其家族、部属,即或不具备这两种条件者也具有天生的地缘及宗教优势。如马步芳的二姐丈马驯的长子马揆武、次子马振武大姐丈马庆的长子马呈祥,都在十四五岁时即加委了营长、团长的职衔,不到二十几岁又都正式担任了营长或团长,甚至旅长、师长。这种状况说
明,马家军尽管能在某些枝节问题上顺应时代的特点,但仍然未能脱离旧式家族、姻亲及宗教关系的羁绊与束缚。综观马家军的军官成分,依然是继承了宁海军的以家族为核心的军官体系。这种狭隘的宗法意识及排外思想不仅是青海马家军阀的特点,也是同时代其他封建军阀的共性,也正是这种落后的思想造就了中国近代军阀早期的畸形近代化。
(二)募兵制度落后。青海回族军在这方面积弊甚重,由最初的雇佣兵、门兵发展到后来的临时派兵、抓兵,表现出青海回族军在募兵制度上的滞后性。据史载:“关于青海的拔门兵,在民国十六年时已经开始。当时数量甚少,且多是枪手猎夫。自民国十九年起,大批的拔兵开始了。一县数百,每年一次、二次、甚至于三次,没有什么一定的规律。”[6](184)通过这种方式组成的军队,军纪和战斗力必然会大受影响,这使得青海回族军在近代化进程中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另外,士兵成分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士兵素质日愈低下。而且马步芳为了从精神和意识形态上控制军队,又实行教权与军权的人为渗透与结合,马步芳在掌握了新教后,其军权之所在即教权之所达。据载:“传播伊斯兰教的阿訇不仅遍及回族居住的乡间集镇,而且深入到部队军营之中,宗教观念成了一股强大的维系力量,有力的连结着回族各级军政人员。”[6](182)这实质上是一种愚民政策和封建管理方式的翻版。这种落后的募兵制和管理模式都严重挫伤了士兵的积极性,也影响了马家军向比较充分的军事近代化过渡。
(三)官兵在文化素质上的弱势是阻碍其实现军事近代化的又一重要因素。军队的文化素质是一支近代化军队必不可少的重要标志。马家军对士兵及军官的文化教育不够重视,是阻碍其最终未能完全发展为近代化军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一点上,马家军不仅不能与冯玉祥之西北军相比,而且和与之较为亲近的宁马军队亦有差距。据马鸿逵回忆:“我营除每日操练新式操法,又每日课堂教育一或二小时,教授官兵识字及新知识,规定官兵每天认、写八个字。”[7](27)这是宁马早在昭武军时期即是如此,及马鸿逵时期,尤为重视士兵之文化教育:“所有部队,于入伍三年以内,每人至少须认识三千字,能写普通书信,士兵中无一目不识丁者”[8]。这里的记载虽有夸大其辞之意,但是至少表明,在士兵的文化素质方面,宁马军是优于青马军的。而青海马家军中,士兵及军官文化素质方面的劣势极为明显,军中“目不识丁者,大有人在”。此外,范长江在考察后也评价其士兵“知识亦太欠,如汽车过一城镇,守卫者必向车中人索名片,报告其长官,得允许后始得通过。但回军官兵识字者不多,名片等于形式,故无论车中何人名片,甚至非在车中人之名片,只要给予一张,他们即以为有了凭据,即可通行无阻”[9](83)。马步芳在后期已注意到这一方面。他曾说:“社会进化,学术一天比一天进步,尤其是现代军人,若不求到新的学术,一切便要落伍,在智识上不能战胜敌人。”[10](120)他试图用举办军官训练团的方法来提高上层军官的文化及学科素质,但收效甚微。
(四)训练及装备的落后也是青海回族军不能完全实现近代化的一个因素。青海回族军在初期宁海军时对训练不大重视,装备也较差,主要以冷兵器为主,只拥有极少的热兵器。马家军的装备前后变化较大。马麒初建宁海军时,其完全是旧式军队装备,共有毛瑟枪、马步枪1200余支,弹药也时常紧缺,重型武器惟有清季湘军所遗留的开花大炮1门。至1921年前后,宁海军开始扩充,马麒为充实军械,始派部下李鸣凤等在天津购置日本军械,其中步枪850余支,马枪500余支,轻机枪8挺。这是宁海军在装备上的一大转折,由此宁海军才摆脱了原来单一的土式古老器械,向新式装备发展。之后马麒不断购置新式武器,至1923年,其装备已较为可观,共有各种枪支2500余支,轻机枪由8挺增至12挺。马步芳掌握军政大权后,尽管武器装备较前又有大的发展,但仍落后于中央军,也落后于国民军和东北军。河西战役前夕,马步芳曾将马麒民国初年成立的青海省禁烟总局改名为青海省禁烟委员会,将青海地区查获之鸦片转运外省进行销售,所获利润用来购买日本军火武器,以充实军事力量。据载:“公元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马军在河西走廊阻击红四方面军西征部队时,所发射的炮弹,大部均系日本制造,其来源即与大量贩运鸦片有关。”[11](381)这一阶段马家军的装备主要是通过各种渠道自行购置,大多从日本购进,也从捷克斯洛伐克、德国、英国、
美国等购运少量武器。但总的来说,在1938年以前马家军装备中日本武器占绝大部分。国民党中央一直对其加以抑制,在装备方面也很少拨发。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为了加强对地方军阀的控制,曾规定地方军队购买任何武器,均须报请中央政府批准方可施行。这一政令对马家军装备来源影响甚大,意味着它只能依靠中央拨发一些来福枪、轻机枪、大炮等装备。这时马家军装备和中央军相比,依然陈旧而且落后。解放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为了调动马家军主力赴陇东剿共,才调拨了几批较为先进的武器。对此,马继援后来曾说:“在我们去陕西打彭德怀之前,中央给了我们一些武器,不过不多。但我们打败彭德怀的军队以后,中央政府给了我们很多坦克,很多弹药,我们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信任。”[12](76)马家军部队装备在中央的援助下,有了较大改观。八十二军内编制了炮兵营,不久又扩充为团;武器由山炮12门发展到57毫米、75毫米和105毫米各类火炮20余门。师部编制了重火器营,配备重机枪6挺,迫击炮12门;团编制了迫击炮连,配备60迫击炮12门;营编机枪连,配备重机枪4挺,轻机枪4挺;步兵连配备轻机枪6—9挺。在轻武器方面,大多仍是老式步枪,汉阳所造7.9新式步枪不到20%,自动枪几乎没有。在马家军中武器装备较为精良的是特务营,该营每人配备有三大件,即步马枪1支、驳壳枪1支及大刀1把。
马家军之装备在前期基本上属自行购置,中央也一直对其少有控制,故青海马家得以专行其购置军械之举。加之中央对马家军一直采取抑制、利用及不信任的态度,故前期之军械装备较差。惟其能利用自身优势,化劣势为优势,所以它的战斗力并未因装备较弱受到很大影响。正如马步芳在河西战役后说:“这种的胜利,这种的光荣,我们想一想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我们枪支的好着得来的吗?这(还)是我们子弹的多着得来的呢?我想都不是的!这个完全是上下同心,一股(鼓)作气,军民团结,和衷共济的关系,尤有是青海及河西各族的民众,一心一德,忠诚的来作本军的后盾,协助作战才得来的!……第二个原因是本军骑五师及民团,合手肉血换来的光荣和胜利,回想作战的时候,全体官兵,没有一个不用命的,驻扎一个堡寨的时候,绝对不放弃一个堡寨,攻占一个堡寨的时候,绝对不放弃一个堡寨。”[13]当然河西之役的胜利存在诸多因素,并非仅仅在于马家军的实力,还有地形及中共内部的因素等,而马家军只是集中了许多有利因素取胜而已。
马步芳时代虽然比较重视训练,但其内容相对于中央军来说,仍然比较落后。在武器装备上也明显暴露出了后勤方面的漫无章法,全军没有一个统一的专设机构对军队应以何种兵器装备,需要多少品种和数量等等重要事项加以筹划,可以说是无人管理,混乱不堪。表现在武器的更新换代上,千百年来祖传的刀矛之类的原始武器、落后武器与近代枪炮长期并用,这种状况带来的作战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正如马步芳本人在河西战役结束后所说:“此次共匪有四万多人,我们只有一军的兵力,以兵力比较,就不及他,且匪所持军械非常锐利新颖,我军所用者只旧式枪械及刀矛之类而已。”[14](6)此言出自马本人之口,尽管可信度不高,但马家军在装备方面的缺陷也可见一斑。此外,因马家军不属于中央嫡系部队,故一直不能从中央方面得到装备上的更新,只是依赖自行购置。虽然在后期中央为加以利用而不得不在装备上给予补充,但终马一代,其军队在装备上一直处于劣势。
上述四点,笔者认为是近代青海回族军阀最终未能走上军事近代化道路的主要原因,当然还不乏其他因素,如军阀本人的眼光与素质、当时的历史背景,等等。
三、结 论
综上所述,青海回族军阀作为当时历史时代的产物,完成了从军系到军阀的过渡,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马步芳时期,军阀体系表现出诸多新特点,对早期的军事近代化做了某些积极的尝试,虽然这是当时全国其他地方军阀所共有的东西,但是,作为近代偏僻落后的西北一隅,青海回族军阀努力向军事近代化靠拢,我们姑且不论其动机如何,它对青海社会的调适、对军阀体制的某些改革以及对西北其他地区近代化所起到的示范作用,无疑是应该加以肯定的。然而,作为一支从
清末军事集团演化而来的地方军阀,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的传统和遗迹,而且很难完全清除,加之受当时条件及地域的限制,其思想意识也不可能摆脱旧式思维的羁绊。恰如范长江所指出的:“马步芳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事事不甘心落与人后,可惜他僻处在西陲,可以教育他的环境太落后,不能引导他走上积极的前进的道路。”[9](162)浓厚的封建思想使得青海回族军阀最终未能完全走向近代化,只能停留在近代化的早期阶段,无法向更深的层次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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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青海军事史料摘抄(油印本)[M].甘肃省图书馆藏.
[14] 陈显荣.剿匪概述:第五册[M].青海省图书馆藏.
【责任编辑 李小凤】
On the W arlord of Hu i People i n Q i n gha i
Z HAO W ei-xi
(H ist ory Depart m ent of Beij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Abstract:I n the north west hist ory of modern ti m es,the warl ord of Hui peop le in Q inghai was an active l ocal power, which appeared not accidentally,but had an insepearatable relati onshi p with the unstable political situati on,the existence of powers of feudal landl ord class,the relati onshi p of comp licated nati onal religi ons and the crash of the far mers caused by s oci o-econom ic downfall as well as the m ilitary accu mulati on of three generati ons of warl ord of Hui peop le in Q inghai since the end of Q ing Dynasty.However,in recent years,the acade m ic circle’s studies on it have mainly riveted on the revie ws of the figures and events as well as the analysis of its causes,but not gone deep int o discussi ons and researches fr om vie w of m ilitary.This paper intends t o do more researches fr om ar my series t o the changes of warl ords and the m ilitary in modern ti m es of warl ords of Hui peop le in Q inghai.
Key words:warl ord of Hui peop le in Q inghai;Ma Bufng;modern ti m es of m ilitary
关于青海回族军阀的两个问题_赵维玺
2006年第1期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No.1,2006 总第69期 Journal of the Second N orthw est U niversity for N ationalities Gen.N o.69?民族历史研究? 关于青海回族军阀的两个问题 赵维玺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1) 摘 要:青海回族军阀是一支活跃在近代西北历史舞台上的地方割据势力。它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与清末以来西北动荡的政局、西北雄厚的封建地主阶级势力的存在、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社会经 济衰落造成的农民破产和游离以及青海回族军阀三代的军事积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近年来 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人物及事件的述评以及产生原因的分析,缺乏从军事角度的探讨和研 究。本文拟从军系到军阀的转型及青海回族军阀的军事近代化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 关键词:青海回族军阀;马步芳;军事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83(2006)01-0039-06 一、由军系到军阀的转型 关于军系与军阀的分野及界定,历来史家意见纷纭,很难统一,故对近代湘、淮二军的性质也难以论定。对军阀概念的界定,取诸辞书,均解释为:“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这一解释较为笼统,只概括了军阀的一般特性,没有对其具体内涵进行阐释。国内著名的北洋军阀史专家来新夏先生在分析总结中外学者关于军阀定义的基础上,对“军阀”一词作了解释:“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近代军阀是以一定军事力量为支柱,以一定地域为依托,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以封建关系为纽带,以帝国主义为奥援,参与各项政治、军事及社会活动,罔顾公义,而以只图私利为行使权力之目的之个人和集团”[1]。这一定义得到了国内大多数学者的认同。而台湾学者王尔敏先生则认为:“军阀一词的命意,应至少具备以下几种条件:(一)对于中央政府有极大的离心力。这须包括:不受节制,任意扩张和充分的人事任免权。(二)据地自雄,这须包括:占据一定区域之土地,拥兵自卫和地方财政的任意搜刮支配。(三)军事行动为个人目的,而非为国家利益,或中央政策。这须包括:地方领袖之间的攻伐,对弱小的兼并和对外国的勾结和妥协。”[2](377)比较上述两种说法,可以明显看出,二者是从不同的视角对军阀概念加以界定的。来新 收稿日期:2005-12-07 作者简介:赵维玺(1975-),男,甘肃天水人,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分布最广的回族
分布最广的回族 全国有1个回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2个回族自治州 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 6个回族自治县 河北孟村回族自治县 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 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 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 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 5个回族和其他民族联合自治的县 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 云南省寻甸彝族回族自治县 贵州省咸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4个回族区 呼和浩特市回族区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 洛阳市瀍河回族区 143个回族乡（我这里只有一部分，欢迎大家把知道的添上来呀） 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回族乡 北京市朝阳长营回族乡 天津市东丽区幺六桥回族乡 吉林双阳县双营子回族乡 吉林九台市胡家回族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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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的居住风俗
回族的居住习俗 回族的居住习俗，具有悠久的历史，它与回回民族的萌芽、形成和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也与回族的信仰习俗、饮食习俗等有一定联系。 一回族居住区域及分布传承 回回民族的居住习俗，可以追溯到公元７世纪中叶。那时，阿拉伯和波斯商人通过海陆两条主要道路（史称?香料之路?和?丝绸之路?）来中国经商的较多。一些从海道而来的穆斯林商人，在政府制定的通商港埠进行贸易，他们就近方便，聚居在一些主要海滨口岸。唐时，这些回族先民主要侨居在当时中国贸易最兴旺的广州和扬州。从陆路来的一些穆斯林商人，主要聚居在唐朝首都长安的?西市?和?东市?。这些穆斯林商人不论是留居广州、扬州的，还是留居长安的，他们来中国后，有许多人买田地，修房屋，就地与汉族姑娘成亲，安家落户。据《资治通鉴〃唐纪四八》贞元三年条记载，玄宗天宝年间（７４２年－－７５６年）以来，这些?胡客??留居长安者四五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宋时，通商贸易在唐代昌盛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来华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胡客?较唐代更多。他们主要聚居在广州、泉州、杭州。政府为此还专门给他们在江河边上划拨留居区域，出现了不少?回回冢?等。由于这些回回先民的经济基础好，居住条件在当时来说令人刮目相看，住宅的结构、造型、设施相当可观。如?番禹蒲氏在居留地的住宅，层楼杰观，晃荡绵亘，不能悉举?。唐宋时，沿海各主要商埠，有若干?蕃客?聚居区和礼拜寺。每一聚居区的?蕃客?所在地都称作?蕃坊?，?蕃坊?有大有小，小的有几十人至近百人，大的有几百人至上千人。随着?蕃客?和?蕃坊?数的逐步增加，唐宋时，政府为了加强社会秩序的组织管理，要求每一个蕃坊的穆斯林推荐出?最有德望者?一至二人，由政府委任作?都蕃长?，管理蕃坊的行政和宗教工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