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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先秦儒家诗教观的基本架构

1.《诗经》研究是诗教的有力支撑

孔子是对诗最早进行研究的教育家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著诗论

观点一“诗言志”——“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

《诗经》中说到作诗的有十二处，如“维是偏心，是以为刺（《魏风葛履》）”、“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

2.孔子对风雅颂作了阐释

“颂，平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

“小雅，多言难而怨怼者也。”

3.孔子对《诗》中的六十首诗作了具体的分析，涉及到诗的主旨、内容及艺术特色

孟子论诗

“王者之迹息而诗亡”，孟子以“王道”作为选择诗教内容标准的，《孟子》一书中引诗大题可以分为三类：（1 ）记载古圣先王躬行仁义的事迹

“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

（2）概括古圣贤王施行仁政的方针，如“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雅文王》）”。

（3）反映古圣贤王修齐治平的处事原则，如“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荀子论诗

荀子论诗最为深入，直接影响汉代诗教，是齐鲁韩毛四家诗的始祖

诗的作用，除了言志外，还有“中声之所止”，“诗、书之博也”

2.诗教功能的发掘引领着诗教

（1）孔子“诗可以兴，……”

（2）孟子，诗三百就是圣贤喻后世人生大道的经典

（3）荀子，以礼制的思想构建理想社会，“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荀子效儒》）

3.诗教的方法重在启发感悟

（1）孔子以诗为喻，重在启发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2）孟子知人论世、以意逆志

《万章下》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谓得之。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所有士子的目标。而这句话正是出自儒家的经典《礼记》。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儒家思想之所以一直受推崇也与它所崇尚的价值观分不开。“仁、孝、义”是儒家道德体系的主要组成。仁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以之作为治国使民的基本原则。“仁”作为儒家道德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各种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基本出发点，在众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孝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孝悌是仁德的开始和基础。“孝”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孝”更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一个不“孝”的人，何谈为人，更何谈什么道德品行？义义是儒家文化的又一重要价值。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这里生命和道义是合理的存在的，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或利害关系时，对道义的追求就高于了对生命的追求，在只有牺牲生命才能坚持道义的时候，人就应该舍生取义。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信”与“义”作为一枝独秀，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在今天，很多人仍是以这几点来判断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可以说，儒家为我们确立了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在古代，自汉以来的各个朝代都是以儒治国，因此儒家文化也是一种政治文化。众所周知，“和”的思想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一种政治目的、政治价值，即儒家学者理想中的社会至少是一个和谐、团结、和平的社会，这与时下的和谐社会建设相似。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礼治”的秩序思想、“德治”和“人治”主张，都对当今政治有借鉴意义。

先秦儒家思想

先秦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引导我国文化前进方向，是我国道德教化的优秀范本，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封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在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过程中，曾一度强调塑造中华民族的国民性、铸就中华儿女的民族魂，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它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作为中国的正统思想，时刻警醒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先秦时期作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期”，其道德教育思想是十分丰富的，为我们更好的研究当代德育思想提供了摹本。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居十家之首，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成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狭义上讲，儒家思想是由孔子确立其基本思想格局，经由孟子、荀子改造发展而渐为成熟的思想体系;从广义上讲，儒家思想是源远流长的儒家学派的思想，纵观中国历史，从西汉至清朝，无论是国家的正统理论，还是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都是儒家思想占据着首要位置，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可见其影响之大，生命力之强，儒家思想的精华包括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与礼等思想。先秦儒家围绕“仁”的思想，以不同视角和层面，对“仁”的内涵进行了剖析，形成了以“仁”为内核的理论体系，丰富了先秦儒家德育思想。《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泛爱众，而亲仁。先秦儒家的道德楷模是圣人，现实社会的道德模范是仁人，“仁”的根本出发点是指人必须有真性情，并且要通过道德范畴来展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礼”的实施是“仁”的要求;其次，“忠”、“恕”是“仁”的体现;最后，“恭、宽、信、敏、惠”是“仁”的内在要求。孔子于春秋战国时期创立了先秦儒学，后经由孟子、荀子的继承与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先秦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其以伦理思想为内核，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仁治”，高扬人本主义精神，是显赫一时的学说，经久不衰，至今都有深刻影响。孔子以“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为根本出发点，坚持以“仁”为核心，不断完善其思想体系;孟子继承并从内在心性方面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建立了以“民贵君轻”、“行王道”“制民恒产”为基本内容的“仁政”说，推动儒家文化继续向前发展;荀子是先秦时期最后一位儒家大师，荀子言性恶，主张理天下以礼为本，礼法结合，形成了“隆礼尚法”的政治学说，他综合百家，改造儒学，丰富儒学。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的三个主义：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

论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中华传统文化教育

论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连州镇中心小学黎金荣内容摘要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更需要我们年轻一代去继承和发扬光大。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可以让学生感受汉字的有趣和神奇，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热爱祖国文字；还可以让学生感受诗歌的美，不断激发学生探究古诗的兴趣，使中国传统文化不断传承，展现出更加迷人的魅力。关键词：中华传统汉字诗歌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明史，素以礼仪之邦、文明古国著称于世。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更需要我们年轻一代去继承和发扬光大。但是，近年来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孩子们没有兴趣去研读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和优秀品质渐渐淡忘。实际上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关系是无法割舍的，它对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影响是深远的。《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由此可见，小学语文教学对我们新一代继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语文教学中如何渗透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下面谈谈我的见解。一、让学生感受汉字的有趣和神奇 1、在教学中让学生搜集或编写字谜，开展猜字谜活动，体会汉字

的有趣。首先老师要让学生明白猜字谜主要有三种方法：组合法、象形法和意会法。组合法是根据谜面的暗示，把字的笔画或部件作加减，凑成一个字。比如：“一口咬掉牛尾巴”。“口”把“牛”的尾巴咬掉了，就成了“告”。象形法是把汉字的笔画比拟成事物，猜这种字谜需要观察力和想象力。比如：“河边一蜻蜓，天上双雁飞”，猜两个字。蜻蜓是细细长长的，两个翅膀一个头，像个“千”字，加上河边上的三点水，是“汗”。双雁像“从”，天的上面是一横，合起来成了“丛”。意会法要求猜谜的人根据谜面的意思去联想。比如，“客满”猜一字。客满就是人太多，谜底就是“侈”。通过让学生认识猜字谜的方法，激发他们去了解汉字的兴趣。例如为了让学生认识“回”字，老师可以通过编字谜“四四方方两座城，小城藏在大城中”。加深学生的记忆。如在教五年级语文上册“综合性学习：遨游汉字王国”中，老师可以通过阅读材料《字谜七则》引导学生探究如何去猜字谜，然后让学生在课外搜集一些字谜或自编一些字谜，在班上开展猜字谜比赛活动。这种方法既能激发学生对字谜产生浓厚的兴趣，又能展现汉字的趣味性。 2、在教学中让学生通过汉字的谐音体会汉字的神奇和有趣。汉字谐音的表现形式很多，有古诗、歇后语、对联等，歇后语是比较常见的，在教学中可以让学生通过工具书、网络等去搜集。但是要让学生明白搜集的是谐音歇后语，如“孔夫子搬家——净是输（书）”而有些喻意性歇后语，如，“黄婆卖瓜——自卖自夸”不用搜集。搜集到的歇后语让同学猜，可以出示前一部分，猜后一部分。还可以用墙报、

中国古代的诗教

中国古代的诗教诗教，初指《诗经》的教育。如前所言，《诗经》的教育首先是一种社会现实的教育，前文已论。在这背后，还有礼乐的教育。在这背后，又有周代人生理想和人生态度的教育，它和儒家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以《关雎》为例。很多人都奇怪为什么《诗经》把《关雎》排第一？不管孔子删没删过《诗经》，至少《诗经》是经过他的手传下来的，也就是说，孔子同意把《关雎》排第一。为什么呢？《关雎》五章四韵，分别押平入上去。换韵为一段，所以是四段。这四段的情绪都是用韵来表达，因为韵字的时长占了全篇的近一半。这四个韵分别表达了爱恋、痛苦、喜悦、坚决，对应一见钟情、求婚被拒、再求得应、山盟海誓四个阶段。这个在吟诵课上有详细的分析，在此不赘。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孔子最喜欢《关雎》的末章。因为前面都是人情之常，最后一章是人伦之重。在宗族社会中，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横向关系。纵向关系有血缘，横向只有情义。夫妻稳定，则宗族稳定。所以，发誓很重要。《关雎》就是教育贵族子弟：找好配偶很重要，要找就要找淑女，找到就追求她，不要错过。被她拒绝怎么办？继续追！想办法，下工夫。追到以后怎么办？对她发誓，永远对她好，让她快乐！《毛诗大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这段话以前说是附会，现在看怎样？《诗经》是什么？以前说是男女情歌，还把朱熹的话搬出来曲解。男女情歌怎么“风天下而正夫妇”？难道周杰伦的歌也能“风天下而正夫妇”？是为早期诗教。先秦时，“诗”就是指《诗经》。《诗经》以外的，叫“歌”、“赋”、“辞”等，不叫“诗”。屈原作的，就是“辞”、“歌”、“赋”。到了汉代后期，才有人慢慢把新创作的韵文叫做“诗”。这是一种抬高身份的表现吧。孔子不作诗，孟子也不作诗。曾子子思都不作诗。但是他们作歌。当时的歌、辞、赋，形式上和《诗经》里的诗或有差异，或无区别，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所以汉代以后统称为“诗”，亦无不可。从另一个角度考察，第一个称得上是诗人的，是屈原。因为屈原是第一个“作”诗的人。以前的诗，不是“作”的，是自然流出来的。把作诗当作一件事，自觉地去作诗，屈原是第一个。他的诗有署名，这在以前是很罕见的。以前的诗一般都不知道作者，只有偶然留下姓名的。《九歌》《九章》两组诗，显然是有构思有刻意的创作。《诗经》里也有祭祀诗，但是基本上是承命而作的感觉。屈原的诗都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不像是命题作文。总之，屈原是第一个自觉作诗的人，所以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也许屈原之前就有诗人，但是我们不知道。在文献的范围内，他是能确认的第一位诗人。屈原作诗，和《诗经》里的诗，创作目的有所不同。第一，屈原是士大夫，而且是贵族、王族，他的身份决定他的人生态度，就和《诗经》中的绝大多数作者不同。剩下的贵族大夫之作，和屈原也有差异。屈原的诗有强烈的个人抒情色彩，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又剩下的诗，如《诗经王风黍离》等，还是跟屈原的诗有差异。屈原一直在强调他的高洁，香草美人，内美修能，实际上一切抒情都是围绕着个人的人格确认进行的。屈原以后，诗歌进入了楚辞时代。大江南北皆歌楚辞、作楚歌。楚辞成了流行歌曲。汉朝更是楚人所建之朝，楚文化一时成为时尚文化。由屈原直至汉武帝，汉诗的主体是楚辞。汉武帝时才告结束，转向汉赋主体。由此，屈原成为了后世诗人的模仿典范。

中国传统文化之儒家文化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之儒家文化【摘要】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关键词】儒学传统文化精神价值选择价值观念“以儒治世” 儒学未来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先秦儒家的民族观——以北方少数民族为例Microsoft Word 文档 (3)

（史海钩沉）先秦儒家的民族观——以北方少数民族为例摘要：先秦时期在我国北方生活着许多游牧民族，他们在与中原华夏族交往的民族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发表了关于包括北方民族在内的一系列民族看法和主张，初步奠定了儒家民族观的理论基础，对后世的民族思想和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关键词：先秦时期北方民族儒家民族观一、先秦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众多民族在形成为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1]先秦时期，在我国就生活着许多不同的民族。华夏族在先秦时期又被称作诸夏。据《尔雅·释语》：“夏，大也”。[2]《尚书正义》释“华夏”一词说:“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3] “诸夏”之外的民族，则被称为“戎夷蛮狄”。传说时代最早的民族族称是夏、夷、蛮、狄、戎。其中北方的少数民族为狄，西北方的为戎。他们的族称涉及时代最早的见于《史记》有关尧舜的记载，如“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等等。[4] 在夏朝时，关于北方和西方民族的关系记载很少。《竹书纪年》在后相和后泄时，提到畎夷，云：“帝癸即位，畎夷入于岐以叛。”《路史》云“癸不务德……于是犬戎侵岐居之。”[5]《路史》说的犬戎，就是《竹书纪年》的畎夷。《尚书·夏书》、《史记·夏本纪》也有相关记载，说明与夏朝同时存在的民族称北方（包括西北和东北）有畎夷、皮服岛夷等民族，这从游牧民族以细石器为主的文化分布可以证明。

商时北方游牧民族成了威胁中原的重要力量。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有了狄、戎等字。商时，在商的北方和西北方，甲骨文记有土方、鬼方、邛方、御方和狄之称，如己酉卜，宾贞，鬼方易无祸，五月。[6]“鬼方距商朝更远，游动在今陕北、内蒙及其以北的辽阔地区，是强盗的游牧部落”。[7]商周时期，李家崖农牧文化其主人被认为是商周的鬼方，还可能与西周的猃狁有关。[8]文献记有商时的北方民族有薰育、猃狁、鬼方、犬戎、畎夷、狄（翟）等称。周时关于北方少数民族的活动也有很多记载。周人的祖先就曾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据《史记》记载，公刘时还在不窋所居住的地方“犬戎之间”。后来，因受薰育或北狄南下的压力，迫使周祖从“戎狄之间”迁居岐山下周原。《吕氏春秋》云：“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 [9]至周王朝时对北方民族的记载更多，《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西方曰戎，被发皮衣，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10]《竹书纪年》云：“懿王七年，西戎侵镐。十三年翟入侵。……二十一年虢公帅师北伐犬戎，败遁。”《史记》云：“周避犬戎乱，东徙雒邑。”[11] 春秋时期，北方民族的主要称谓有戎和狄。戎又分别称为戎、北戎、山戎；狄又分别称为狄、赤狄、白狄、长狄。《左传》从鲁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62年）起，明确的将北方民族统称为狄。在此之前，称北方民族为戎、北戎、山戎；在此之后，称狄、赤狄、白狄、长狄。戎狄族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华夏族交往的各少数民族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一直是对华夏族最重大的威胁。《左传》宣公十五年曾历数了伯宗所举的狄之五罪，其一便是嗜酒，《左传》中还记载有魏绛的一段话，“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外土可贾矣。”[12]这说明当时的戎狄部族基本上是以游牧为生的，重视财物，轻视土地。《春秋》云：“僖公三十有二年（公元前628年）秋，卫人及狄盟。”杜预注云：“不地者，就狄庐帐盟。”孔颖达疏云：“狄俗逐水草，无城郭宫室，故云就庐帐盟”，[13]反映了北方游

《以诗为教——论先秦儒家的诗教途径》阅读答案及解析

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 “诗教” 一词，最早出现于《礼记·经解》之中：“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作为孔子诗教的目标，是指用“以诗化民”的方式，来培育平和、理性、通达的人格，并由个体上升至国家、民族、天下，意在构建一种雅正中和的社会范式。孔子把诗教作为一种人文教化的途径，对《诗》之义理加以阐发，奠定了儒家诗教观念的原初意蕴。孔子不但在教育主张上提倡诗教，而且身体力行地从事诗教传播活动。《论语·泰伯》云：“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教在礼乐教化之先，是通向礼乐教化、成为仁人君子的基础和起点。孔子之贡献在于，使记录了敬神祭祖、讽诵王德的王官之诗同时成为开启后世思想观念的学术之诗。儒家学人在以诗为教的论诗、释诗的传播活动中融入了儒家的道德理想，诗教遂成为一种学术和思想观念。以情感为立足点的诗教不同于仅化教条的政治说教。情感教化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最能深入人心。王一川说：“从‘诗教’的提出和目的，还应当看到中国古代对文化软实力的认识。有关社会和睦、忠信、孝悌等伦理训诫，不宜直接以强制方式或生硬方式去实施，而需要借助以诗歌为代表的艺术的魅力感染方式来委婉地传达，也就是在‘温柔敦厚’中达到伦理劝诫的效果。”春秋时期的孔子已经有了初步的“文化软实力”的认识。孔子评价《关雎》时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从中可以看出诗教所秉持的情感，认为“哀”与“乐”都是正常合理的情感，但不是个人欲望的无度宣泄，而是合理情志的理性表达，更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启发。“诗”不仅是一种语言艺术，更是营造诗意人生与趣味生活、培养高尚人格与高雅情调的资源和途径。如《论语·先进》中，孔子对于曾皙所描绘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人生理想尤其赞赏。相比出将入相的人生价值追求，孔子的教化观念更强调的是把生命价值落实到对宇宙人生的真实生活场域的体验和感受之中。正因如此，先秦儒家文化从诗教出发，并由儒家后学们于社会、文化、政治领域对此不断阐释与生发，民族和家国的文化走向才不至于失范和堕落。先秦儒家以诗为教、以诗怡情、以诗修身的诗教观念可以为学诗者在人格修养和审美趣味方面起到导航作用。诗教的教化方式符合人类终极关怀的情感需求和美善合一的审美观照，时至今日，儒家诗教的传播和推广需要更加理性地对待文化传播中的“变”与“常”之关系，同时更应明确当今诗教文化发展在继承与革新上所应当遵循的原则，正如《文心雕龙·通变》

先秦时期儒家与法家刑法思想之比较

先秦时期儒家与法家刑法思想之比较儒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主张实行“德政”，推行“仁政”，提倡“礼治”。法家以商鞅、韩非子为代表，主张“依法治国”，提倡“法治”。一、先秦时期刑法思想的渊源㈠礼与刑的起源中国刑的起源是中国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在生产力提高，私有财产出现，社会逐渐划分阶级以至形成国家的全过程中，氏族血缘纽带的顽强存在和加固；对上天崇拜的礼逐渐具有阶级性，频繁的战争促进了刑的形成和发展；氏族首领的权威则随着这些进程的加剧而日益强化。㈡礼与刑的关系 “以礼为治，以刑为用，出礼入刑。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礼进入阶级社会后其内容与性质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风俗习惯与国家制度融为一体。礼在进入阶级社会前主要指部落成员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的生活规范与起源于战争的刑罚有不同的制约对象。礼用于部落内部，以教化为主。刑用于部落见间的讨伐及对战败部落的惩罚。夏商周时期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是礼与刑的结合，礼既是刑罚维护的对象，又是刑罚实施的准则，出礼而入刑便是这种制度的概括。礼与刑二者是相互依存的、相辅相成的关系。礼中有刑，礼刑一体。礼是刑的指导原则刑受礼的制约，罪行的大小以及刑罚的轻重都要依礼的精神原则和具体礼仪规范确定。二、儒家与法家刑法思想的形成㈠儒家的刑法思想㈡法家的刑法思想儒法两家在治国思想上存在对立与斗争，而在治国行动上坚持各自主张的前提下又有些交流与融合，各取对方之长以补己方之短。在政治思想上趋向儒法合流，既有仁义道德的公开宣传又有专断刑杀的实际专制。德主刑辅制度的确立，正反映了儒法两家刑法思想的特点和趋势，同时也实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统治的客观需要，表现在⑴借助儒家的刑法思想把他们的封建专制统治宣传成仁政教以麻痹人民。⑵借助法家的刑法思想把他们的封建专职统治落实到严刑酷罚的有力保证当中。招牌打的是冠冕堂皇的德治仁政，骨子里实行的都是寡恩鲜义的刑杀为戒。②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封建统治才得以连续存在两千多年。因为儒家和法家的刑法思想，特别是法家的刑法思想仍有其社会价值和生命力，我们应对他们进行研究，通过系统的研究和科学分析，去其糟粕，吸收精华，这对我们今天同严重的刑事犯罪作斗争是非常必要和有用的。三、两家刑法思想的分析对比儒家提倡"礼治"、"德治"或所谓"人治"，法家则崇尚"以法治国"。很明显，法家比儒家更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从汉代到近代以前，由于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先秦法家长期受到贬斥和批判。汉人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谈到法家的缺点："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到了宋代，苏轼说："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然秦韩之治行于一时，而其害见于久远，使韩非不幸获用于世，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矣。"清代卢文弨则认为："商韩之术，用之使秦强，不知正乃所以速其亡也。今当圣道大明之日，其说之谬，夫人而知之，固不待于禁绝。若非之辞辨锋锐，澜翻不穷，人以其故尤爱之。" 但是，近现代以来，为法家伸冤平反之声，此起比落，不绝于耳。这种现象的时代背景是：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急需找出变法自强之路。儒家传统在"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怀疑和否定，而西方国家成功的法治和宪政，则提醒国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是我们"古已有之"的相类物，于是我们发现曾有过法家"以法治国"的思

在古诗词教学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古诗词教学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李焕香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我一千次地确信,没有一条富有诗意的情感和美的清泉,就不能有学生全面智力的发展。”生活中不乏美,古诗中更是充盈着美。古诗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经过时间长河淘洗之后的耀眼真金,那么该如何引导学生鉴赏古典诗词中的美呢?一.从直观的形象中感受画面美中国古代诗歌讲究以画法入诗,将语言中包含的意象借助画面直观地表现出来。唐代的王维等人就在以画法入诗的写法上颇具成就。读诗就像看画,如崔颢的《黄鹤楼》开篇呈现于眼前的是鹤去楼空,惟余天际白云,悠悠千载,飘忽不定。我们仿佛看到诗人独伫楼台、翘首苍天,凭栏凝思的身影。诗人抒发渺茫之感后,马上收住,而变为晴川草树历历在目、萋萋满洲的画面,于是思乡之情和身世之慨由感而生,很自然将满腹乡愁寄托在“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画境之中。辛弃疾《清平乐·村居》一词中“溪上青青草……大儿锄豆溪东……溪头卧剥莲蓬”就画面的经营构造来说,显得极为匀称和谐,清新自然。作者将一条覆满荷叶、莲蓬的清溪纵贯画面中心。这一点颇似西洋画法中的焦点透视。其他景物都由这“溪上、溪东、溪头”铺展开去,那低小的茅屋、如茵的青草、旺盛...... 古典诗词对于中国读书人来说,是一道不可缺少的“精神佳肴”。但多年的语文教学实践让我感觉到,孩子们对古典诗词是既爱又怕。既爱她的美好清晰、朗朗上口、易读易记,又怕她在语文试卷中以变幻莫测的题型出现,让自己痛失考分。本着让学生对古典诗词既保持浓厚兴趣,又不至于因考试题而对它生厌的目的,我在古典诗词的教学中做了一些尝试:先让学生广泛

诵读古典诗词,并初步了解古典诗词作品的写作背景,初步感知古典诗词中的意象、情感,然后充分发挥自己的联想和想象,对古典诗词加以再创造,形成新的作品。再将新作与原诗词进行比照,在比照中更深切地感悟古诗词的精髓与魅力。这样的教学实践能让学生感受到传统文化无穷的魅力。一、广泛诵读,捕捉丰富意象我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十分丰富,而且有些意象已具备约定俗成的思想内涵。比如“落花”,在古典诗词中常用来叹年华易逝,美丽繁华不再。从诗句“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李煜《浪淘沙》)中可以看出作者痛失国家,感叹繁华不再有的无可奈何之情。又比如“杜鹃”,在古典诗词中常常是凄凉、哀伤的象征,诗人常用以表达思念之情、归家之念。“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为了让当代学生从古典文学中汲取养料，弘扬民族精神，陶冶道德情怀，培养高尚品格，使中国古典诗词的精髓继续发扬光大，我认为作为中学教师，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对古诗词的教学。一、多读诗词，培养学生热爱古诗词的习惯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多读古诗词能够让学生扩大知识面，通过读、背，培养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修养，学生边读边背，能够提高自身对语言文字的理解能力，培养学习兴趣，增强自信心。作为教师，首先要对学生进行指导性的阅读，读准字音、读准节奏、读出感情。一般的诗词可以听读、略读、泛读，而对于古诗词中的经典名篇要进行精读，然后进行背诵，进而理解诗词的深远意境。不少古诗词以其丰厚的情感和精邃的哲理启迪后人、流传千古，不

孔子的诗教观及其批评范式

摘要：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文学批评观念，主要见诸于《论语》中，更多的体现为对《诗三百》的评价；而尤以思无邪、兴观群怨、文质并重、学以致道等为要；既体现了孔子的文学批评主张，也极大的影响了中国儒家以诗教化的文学观念；中国文学在历史上总体走着一条“诗教”之道，归根结底是受孔子文学批评观念的影响。关键词：孔子；以诗教化；文学批评；批评范式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2008年]规划项目（赣社规字[2008]9号，项目编号：08WX91）《中国历代名家文学批评范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余和生（1955—），男，江西乐平人，上饶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教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孔子不仅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而且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在文学领域，孔子又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第一人，也是世界上第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家，仅从他们生活的年代来看，孔子比西方文论的鼻祖柏拉图（公元前427--374）和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都要早些。据考证，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其子木金父为避灭顶之灾逃到鲁国的陬邑，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孔子的父亲名叫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60多岁告老还乡,续娶颜家第三女颜征在为妻。迎娶之时，老夫少妻祷于尼丘山而结珠胎，公元前551年8月27日，孔子出生。父母为其取名丘，字仲尼。孔子三岁时，叔梁纥病逝，母亲颜征在只好携孔子与异母兄孟皮移居曲阜阙里。鲁哀公16年(前479)，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逝。孔子的文艺观主要见于《论语》一书，而其关于文学批评的创见，主要是对《诗三百》的评价，他的这一“用诗”思想，被儒家后学概括成“诗教”学说。作为一种功利性的文艺观和诗教传统，孔子关于“思无邪”的批评标准论、兴观群怨的文学功能论、文质并重的文学文本论、学以致道的文学教化论，对其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及其批评影响至深。一、“思无邪”的批评标准论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1]（P35）“思无邪”本是《诗经?鲁颂》中的一句话。思，原作语助词，后人多作思想解释；邪，不纯正。所谓“无邪”，是指《诗三百》符合儒家所崇尚的“仁”、“礼”要求，从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和审美的角度去衡量文学作品。思无邪，就是思想纯正之意。这是孔子关于文学批评标准的著名观点。孔子提出的“思无邪”说，一是要求创作者创作时要“思无邪”，创作出思想内容雅正无邪的作品；二是对欣赏者提出欣赏文艺作品时也要“思无邪”，对文艺作品要能接受其兴、观、群、怨的正确教育，从而确立了他的文学批评的标准。

先秦儒家思想研究

先秦儒家思想研究摘要：先秦儒家思想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尤其是国家治理理念崇尚“德治，仁政，礼制，重教化”，对先秦时期影响巨大，不仅如此对当今中国社会和国家政治影响深远。为我们所熟知的内圣外王思想，礼乐制度，教化哲学，无一不体现其思想内含，当然孔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强调修身为先时，最后还是寄希望于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由此，不难看出儒家思想十分重视国家政治明治，仁政，礼制，德治，教化是我在本文中着重研究的儒家思想。关键词：儒家，思想，仁政，礼制，德治，教化一、关于儒家内圣外王——治道思想研究儒家社会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德化的治道”，是德治型的人治。王道是儒家治道的理想，孔子将周公王道的宗旨归结为两条1、“以德配天，保民而王”，这是统治者和管理者自律的原则。周公总结历史得出结论：夏殷兴亡的根本在于统治者的“德”，夏禹殷汤有德而治兴，夏桀商纣无德而乱亡，他认为天子是天命所归，天命以民心为转移，所以德首先在于“保民”，即爱民利民恤民，为百姓兴利除害；其次是用贤，即将治权于政权分离，治权委托贤能之人，打破亲亲、尊尊的用人局限。2、“明德慎刑”这是管理被管理者的原则。明德即明道德，提高被管理者的道德素质，主要措施有道德示范、礼乐教化和尚贤任能，慎刑即刑罚的实施以宽仁为主。孔孟都把人的能动性局限于道德方面，孔子讲“为仁由己”、“富贵在天”。孟子认为善德是“求在我者”，富贵寿夭等是“求在天者”这种偏重道德因素的倾向构成儒家人治的基本特色道德心里素质是制约主体能动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以人为中心的人道精神得以实现的前提。但是孔孟忽视了智能因素和客观规律，使得他们的人治模式无法真正实现人的主体性。荀子对孔孟治道进行修正和完善，第一在坚持德主刑辅原则的前提下，强调了礼法的相关性。荀子的治道以“礼治”为宗旨，但他所讲的礼与孔子不同，他所讲的礼虽在礼仪规范上脱胎于周礼，但实际上维护的与西周不同的社会秩序，另外荀子认为礼与法不仅不相互对立，反而相互依存，“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非礼，是无法也”然而荀子的立场仍以人为中心，坚持道德教化为主，刑罚为辅，先教后刑。第二突出构成主体能动性的智能因素，他认为认识事务的不同属性和规律，从而“知天命而用之”，而且他将智视为道德心里素质形成的基础。第三、荀子吸取了法家崇信的管理原则，信是制度规范客观性确定性的表现。对霸道的修正和完善是《管子》的贡献，《管子》的治道原则是先富后教，教而后法。其中有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财政方面实行无税政策。此外，法是不可缺少的管理依据，立法权虽属于君主，但是必须遵循两项客观依据一是道和原则，而是民意。二、儒家德治仁政思想的认识

家训中的诗教

家训中的诗教作者：朱美禄《光明日报》（ 2018年05月25日16版）为了确保家声不坠，先贤们留下了许多家训。而家训中对于诗教的看法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颇值得玩味。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古人家训多有对子弟潜心学诗的勉励。孔子曾经对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既指明了应该学习的内容，也是中国人庭训的滥觞。唐代张齐贤《豫章胡氏华林书堂》一诗说，胡氏家族“儿孙歌舞诗书内，乡党优游礼让中。”正因为要求子弟以沉浸诗书为乐，所以华林书院培养了大批人才，仅胡氏一门就有55人考中进士，身居尚书、宰相的不乏其人。北宋文人苏颂对子弟也有“论诗识温柔，讲易知谦巽”的训示。需要指出的是，先贤所谓的“诗”，广义地说是指所有的诗歌；狭义地说则是指《诗经》。“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持之为训，有符焉尔”。而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诗经》，“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所以历代贤哲多取以教育子弟。另外，不少家训还要求子弟能够从事诗歌创作。杜甫在《宗武生日》一诗中说：“诗是吾家事。”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以诗知名于世，杜甫曾称“吾祖诗冠古”，难怪他认为诗歌创作乃自己的家学传统。杜甫在诗歌艺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固然和自身的生活经历以及转益多师有关，但也不能排除与家风有内在的关联。北宋诗人王禹偁曾道：“家风袭雅章”；李清照也曾道：“犹把新诗诵奇句，盐絮家风人所许。”在这里李清照含蓄地用了谢道韫以柳絮喻雪的典故以自况。《世说新语》中记载：“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撤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因为谢朗和谢道韫的回答分别含有“盐”“絮”二字，后人便以“盐絮”指美好的诗句或诗才。李清照不但认为吟诗是自己的家风，还指出这种家风受到了世人的肯定，言语之间颇有几分得意和自豪。

西方不同时期人文精神的内涵古希腊人文主义与先秦儒家思想的比较明清之际的思想批判与欧洲启蒙运动的比较

西方不同时期人文精神的内涵古希腊人文主义与先秦儒家思想的比较明清之际的思想批判与欧洲启蒙运动的比较一、西方不同时期人文精神的内涵 1.古希腊时期的人文精神：智者学派对雅典民众的思想启蒙和解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他们的某些思想是西方思想史上人文主义精神的最初体现。例如，“人是万物的尺度” 的主张，一下子就把人置于世界和社会的中心。这是在原始宗教和自然统治之下人类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我们有理由把智者学派闪耀着人文精神的思想看作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而把普罗泰格拉视为西方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 2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人文主义的含义：批判神权统治，鼓吹人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崇尚理性和科学，追求知识。 3?启蒙思想对人文主义的发展：启蒙运动在人、自然、国家、宗教和科学的相互关系上对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启蒙运动丰富和发展了人文精神的内涵，把反封建、反宗教神学的斗争推进到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理性王国”、按照资产阶级利益构建政治制度的高度，从而比文艺复兴运动更为彻底，更具有鲜明的政治革命性质。、古希腊人文主义与先秦儒家思想的比较

(一)西方史学家关于人文精神的观点 (1)《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人文主义主要是指强调个人价值并信仰上帝的思想体系。它认为：凡重视人与上帝的关系，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自然界的优越性的态度，都是人文主义。从哲学方面讲，人文主义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标准。……人文主义从复古活动中获得启发，注重人对于真与善的追求。 (2)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认为：“文艺复兴于发现外部世界之外，由于它首先认识和揭示了丰满的完整的人性而取得了一项尤为伟大的成就。”认为人文主义首先在于认识，倡导“丰满而完整的人性”。 (3)英国史学家阿伦布洛克说：“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按其性质来说是属于个人主义的……它所代表的思想，它对人的经验的价值和中心地位……用今天流行的拉丁文原文来说，即人的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xx古代服饰的影响中国素以“衣冠之国”位居，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服饰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在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服饰上有极其显著的反映。它与礼制相结合，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不同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服色、图案纹样等都有详尽的规定，以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充分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可以说，中国服饰制度具有鲜明、独特的礼制文化特色。一、服饰艺术追求礼制秩序xx 中国伦理道德对中国审美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中国数千年的服饰艺术发展中，儒家的礼教思想成了其核心理念。只有遵从了伦理道德规范的服饰才为美，只有充分体现了社会各个阶层等级秩序的服饰才为美。周代制定的冠服制度影响了中国后世几千年，冠服是服装根据帽子的不同而命名的各类服装的总称。什么样的帽子配什么样的衣服，都有严格细致的规定。在不同的礼仪场合，不同等级的人必须穿着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服饰，这些服饰在颜色、材质、尺寸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规定。周代的冠服制度规定极严，同为裘服，也要根据皮质、颜色来划分等级。天子穿白狐裘，诸侯及大夫、士穿青狐裘、黄狐裘，庶民则穿犬羊裘。自周以后，冠服形制被历代传承相袭，虽按各代统治者之意略有改动，但其基本形制却大同小异，尤其是显示阶级差别的内涵始终没有改变。二、儒家对服饰的审美观 “质”与“文”二字在中国哲学中释义相当宽泛。质指一个人的资质美，《论语·卫灵公》中记载：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孔子这里所说的“质”，是指人内在所具有的伦理品质。文指一个人服饰的美，《论语·泰伯》记述： “子曰：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在这里，孔子所谓的“文章”是指礼服上的纹饰、丹车白马、雕琢刻镂之类的文饰或文采。可见，孔子是极其重视服饰之美的。但是，孔子在认定服饰要讲形式美的同时，又对君子的个人修养提出形式与内在的关系。《论语·雍也》中言：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思是没有合乎礼仪的服饰，就像没有文化修养的凡夫野人。然而，只有合乎礼的服饰与动作姿态，而缺乏“仁”的品质，那么这些虚饰只能使人感觉像浮夸的史官。儒家在服饰上文质统一的审美观，是与等级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和变化,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上层社会尤甚。就其文化内涵而言,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为“礼”的重要成分,已经渗透到穿衣戴帽的许多细节中。无论是“君子”还是贵妇的服饰,无一不受这种观念的支配,而忠孝思想对服饰的影响几乎波及了社会各阶层。以上这些正是形成中国古代服饰独特风貌的原因之一。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代儒家传统地位确立之前，就被“礼”所约束。随后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汉代把《仪礼》列入五经。“仪礼”的关注点是整个社会活动，项目繁缛，对于服饰有全面严格的规定，是典型的儒家所倡导的礼制在服饰上的反映，它直接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的服饰观念和风格。例如，西汉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服饰礼制方面规定得十分用心，不仅对百官服饰的样式和色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甚至对民间服饰也做出了限定。在当时，百姓只能穿着本色的麻布衣，而不得使用其他色彩的服饰。除此，还对生活用品进行详细完备的规定，诸如相关的生活基本需求，如衣帽鞋袜、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在汉朝，不论花色、品种、质料，还是色彩，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历代更是在朝廷中设立相关的机构对礼制进行管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历代统治者都把此作为行为准则，用法制、礼教、哲理等各种手段统治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使之成为相应的风气。在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还是物质的生产都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服饰纹饰以一种“标识”的特有形式显示着封建礼制的等级制度。在《旧唐书·舆服志》中有一段关于中国官服补子起源的记载： “则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八字铭……诸王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由此可见，武则天以绣袍赐予百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