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吉登斯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现代性讲义

安东尼·吉登斯男爵（Anthony Giddens1938年1月18日－）英国社会学家。1938年生于英格兰伦敦北部，早年曾在赫尔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学习。后任剑桥大学教授。伦敦经济学院前院长（1997－2003），中国社科院名誉院士，2004年，受封为“终身贵族”，出任英国上议院议员。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哈贝马斯、布尔迪厄齐名，是当代欧洲社会思想界中少有的大师级学者。他以结构化理论（theory of structuration）和对当代社会的本体论观点而闻名，他写了至少34本著作，70年代，吉登斯的学术成果开始陆续发表，其前期著述主要在于对以往社会学理论的梳理，后期以现代性的研究为主线。

安东尼·吉登斯不仅是孔德、斯宾塞以来英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而且还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与罗尔斯、哈贝马斯等思想家一起引领了20世纪中后期全球社会理论的发展。他对经典思想家进行了有深度的解读，把社会学研究方法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把有关"现代性"、"全球化"等问题的研究推到了全球学术研究的前沿，他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则深刻影响了20世纪末全球政治发展的方向。

第一，对经典思想家著作的反思。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吉登斯对以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家的著作进行了长达10年的反思，考察了现代社会理论的各种起源和内在不足，形成了两大著名的理论成果：《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出版于1971年，它围绕着现代社会的产生、动力、问题和未来发展等主题，对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三大思想家的著作进行了深度解读，梳理出现代社会理论的三根明显主线：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理性化，同时还考察了三大思想家对后世社会理论的影响。此书一出版，便在全球社会学界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后几乎每年重版，被誉为"了解社会学三大古典传统的系统入门书"，"西方社会学、政治学专业的教材生命线"。《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以西方思想家的眼光解读了历史唯物主义，它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权力结构、类型划分、政治结构以及未来发展等，在西方社会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除此之外，吉登斯于1977年出版的《社会与政治理论研究》一书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本书反映了他对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等理论传统的研究成果。

第二，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建。在方法论上，他深受舒茨的影响，排斥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认为社会学认识社会时，遵循着“双面诠释”的规则，即社会学是在已构造了的意义框架上运用独特的理论概念和术语进行再认识和再解释。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在反思传统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吉登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重建，产生了一批著名的理论成果，也把社会学研究方法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76年，吉登斯出版了《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本书一方面反映了他对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规则》的反思，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解释社会学的反思。在本书的结尾，他提出了指导其重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本准则，即"二重性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简称"结构化理论"）。1979年，吉登斯出版了《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该书系统建立起独具吉登斯特色的"结构化理论"。1984年，他又出版了《社会的构成》一书，对结构化理论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总结。结构化理论融合了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的各自优点，超越了社会学研究方法存在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自提出之始，就在全球社会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不仅使社会学研究者看到了传统社会学方法的不足，而且还启发了大量研究者的实证研究。

第三，历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在系统建立起结构化理论体系之后，吉登斯开始了重建社会学理论体系的过程。这一阶段的突出成果体现在1985年出版的《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上。本书被誉为"社会理论三部曲"的第二部，也是吉登斯理论体系中最富历史社会学色彩的一部著作。该书主要从军事暴力的角度分析了世界史的演进过程。在吉登斯看来，世界的演进过程是一个从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向民族国家演化的过程，军事暴力在推动这一演化的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它着重分析了民族国家的产生、面貌及其内在张力，反映了吉登斯深厚的人文关怀。

第四，现代性理论体系的建立。1990年代之后，吉登斯的学术研究重点开始转移到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一批重要的理论成果。1990年，吉登斯出版了《现代性的后果》一书，本书承前启后，一方面承接了《民族国家与暴力》的研究话题，另一方面又预示了吉登斯在新的历史阶段的研究重点。《现代性的后果》阐述了吉登斯对于高度现代性世界的关注以及他对现代性的基本主张，其最大的特色在于表明了现代性的"社会学视角"，这与罗尔斯从政治学角度、哈贝马斯从哲学形而上学的角度研究现代性问题相辉映，从而奠定了吉登斯在现代性学术星空中的独特地位。1994年，他又出版了《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本书是前一著作的系统展开，全面阐述了现代性对个人生活形成的巨大冲突，表明了高度现代性条件下的人类生活状况。

第五，对现代政治的重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吉登斯对现代政治发展投入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并系统提出了他对于现代政治发展的设想――"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不仅对全球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且还启发了一大批政治领导者的思维。1998年之后，在吉登斯理论思维的影响下，布莱尔、克林顿等西方国家领导人纷纷标榜"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欧洲一时间变成了所谓"粉红色的欧洲"。吉登斯也由此被誉为布莱尔的"精神导师"。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两本书上，一是《超越左与右》，二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前者承接现代性的研究话语，凸显了现代性的风险和威胁，表明了转变政治思维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它突破传统非此即彼的政治思维，系统提出了"中左政治"的主张，这一主张表现在变革福利国家、实现能动性政治、化解军事暴力威胁等方面。而第三条道路的更具操作性的主张则主表现在后一本书上，它实际上是这一政治主张的操作手册。

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简介：1.就指非左非右的“中间道路” 2.在当代是指一种适应科技、经济、社会、阶级和生存环境等各方面全球性变化的“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哲学或理论3.道路概括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其他选择的思想。这个名称最早于1900年代庇护十一世（第257任教皇）提出，他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不合适，希望找到走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的“第三条道路”，其后不断有人开始在这条道路上不停钻研，但当时这个概念还是相当模糊。1938年，英国保守党代表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写了一本名为《中间路线》（The Middle Way）的著作，其后他在1957年至1963年就任英国首相也是套用这个政治理念来管治英国。在1950年代，这种观点被德国秩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威廉汉姆·勒普克所发展完善为社会市场经济。在1960年代，著名的捷克经济学家奥塔﹒塞克（Ota Sik）对理论化整套第三条道路作出重大的贡献。到了1990年代，撒切尔政府和罗纳德·里根政府，将经济上缓和管制、个人主义以及全球化等理念融合进主流的左翼思想，许多政治家倾向于用“第三条道路”来形容这种新政。而这个名称也经常被作为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政策的别称。就这样，这个理念成为现代欧洲民主社会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尤其对于一些社会民主党派

和美国民主党成员来说，这个理念是其核心思想。曾任英国首相的工党领导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受到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纪登斯（Anthony Giddens）影响，他在竞选期间以“第三条道路”作出竞选口号，结果使工党在野18年后，终于在1997年赢得了大选，重新上台，故他被视为体现“第三条道路”理念的表率者。有些人却误以为“第三条道路”是由托尼·布莱尔提倡或创造的，其实是错误的。

结构化理论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现代西方社会理论界中长期以来形成了两大明显对立的理论派别:(l)强调结构的各种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2)强调个体的各种解释学思想传统。事实上，就形成了传统理论中微观与宏观理论、主体(人)与客体(结构)、个人与社会、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上的二元对立局面。有学者评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是当代社会学理论的转向，正是通过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理论的广泛考察，吉登斯系统概括了西方社会理论中长期存在的两种对立的理论分野:从结构出发看待社会的客体主义和从行动出发看待社会的主体主义，揭示了其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的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并且把其归结为社会理论的本体论问题。

客体主义是指功能主义(包括系统理论)和结构主义，它是二战以后大部分时间里的主流共识，在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尽管存在着某些明显的差异，但是仍然具有某些显著的相似之处，即都倾向于自然主义和客体主义的立场。在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那里，社会事实具有独立于人的客观性、普遍性和对人的行为的某种强制性，社会整体不能化约为各组成部分之和，相对其个体组成部分(即那些构成它的人类主体行动者)而言，社会整体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而分析社会的实体性结构具有首要的地位和意义。

主体主义主要包括解释学和各种形式的“解释社会学”，它在当代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试图确立主体的某种霸主地位。在解释学思想传统中，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着巨大的差异，解释学集中体现了结构主义者所一贯强烈反对的那种“人本主义”。在解释学的思想观念中(正像狄尔泰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主体与社会客体对象之间的鸿沟被强化到了极致。主体性是文化历史体验的结构核心，并且就此成为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根基。在主体经验范围之外，是与之相异的物质世界，接受与人无关的因果关系的支配。在各种解释社会学里，对于阐明人的行为来说，具有首要地位的是行动与意义，而有关结构的概念则不那么显要，对制约问题也谈得不多。相反，在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看来，结构凌驾于行动之上，它的制约性特征更是受到特别的强调。

在吉登斯看来无论是客体主义视角，还是主体主义视角都存在根本的缺陷:(l)缺乏对于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的充分说明。在客体主义者那里，人类行动者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主体主义者则夸大了人的主体性，因而二者都没有正确揭示行动者的特性。(2)缺乏对于社会结构的正确理解。在客体主义者那里，结构是某种类似自然事物的实体性的存在，主体主义则否认结构的存在，因而二者都没有正确看待结构的特性。(3)缺乏对于行动者和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正确阐明。在主体主义和客体主义那里，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微观与宏观是截然分离的两种既定现象，体现了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因而更谈不上对于二者之间关系的合理说明。

因此，吉登斯认为，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这两种对立的视角不仅仅是认识论的问题，而且是一种本体论的问题。这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吉登斯试图从本体论上解决这个问题，重建社会理论的出发点，这无疑是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向。正如吉登斯所言，这将“创立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崭新思路，以开拓与社会思想的既有传统有实质性差异的新路径”。

行动、行动者、反思性

在吉登斯看来，人类社会包含了无数的具体实践活动，它们由结构组织起来，并且体现为模式化的关系网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条件，也是其结果。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都没有为理论反思找到一个恰当的起点，实际上，应集中关注于被再生产的实践。吉登斯抛弃了从主体出发或者从客体出发看待社会的两种视角，确立了从人类社会实践看待社会的研究思路，从而实现了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重大转折。

行动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个分层模式可以具体描述为: 人的有意图的行动包含了动机激发过程、行动的理性化过程和行动的反思性监控这三个部分。但是这一有意图的行动却可能带来一种“意外后果”, 意外后果又作为一种未被行动者认识到的条件, 成为下一次行动的前提。这是一个循环往复, 不断累积的过程。由于意外后果的不断积累使吉登斯认定, 社会发展是无法预料的。重新定义概念或创造新概念, 是吉登斯建构结构化理论的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

在行动层面上，行动具有反思性、非决定性和社会性。行动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人的行动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行为流;行动并不是由一堆或一系列单个分离的意图、理由或动机组成的，而是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反思性”是人类行动中一个十分明显且重要的特征。行动者在任何时候都“本来可以以别的方式行动”，即行动的非决定性，这体现了行动的能动作用。吉登斯对行动能动作用的阐述是与对权力概念的重构相关联的。在吉登斯看来，传统的权力概念存在巨大的缺陷，它不折不扣地体现着主客两分的二元论，权力是实现某种结果的能力，亦即能动作用。个体有能力“改变”既定事态或事件进程，这种能力正是行动的基础;资源(即实施人对人的控制的权威性资源与实施人对物的控制的配置性资源)是权力之源，提供了权力实施的现实工具和手段，行动者或多或少总会掌握和运用一定资源，因而主体实施权力达到某种结果的能力获得了现实的可能性，由不断发生的事件所构成的世界因此并未具有一个确定的未来。行动不仅具有能动性，而且具有规范与沟通的一面，因为行动涉及到规则与规则的遵守，而且既然它隐含着规则，那么，所有的行动都是社会的，即行动是社会性的行动。

吉登斯综合精神分析学的成果，并且加以改造，通过阐明行动者的意识图式揭示了行动者的能知特性。在意识层面上，行动者具有无意识动机、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无意识动机源自行动者的本体论安全感(信任他人和消除焦虑)，是激发行动动机的原动力。实践意识是行动者只可意会、却不能言传的意识，话语意识是行动者可以言传的意识，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构成了行动的反思性(即根植于人们所展现、并期待他人也如此展现的对行动的持续监控过程)。人类行动者的反思能力始终贯穿于日常行为流中，只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于话语层次，在多数情况下存在于实践意识之中。行动动机、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构成并贯穿于行动者的有意图的行动过程，虽然行动者不能完全认识行动的各种条件，行动的诸多后果也是超出预期的，并且成为了后续行动的条件，但是，行动者对于行动的各种条件依然具有相当的认识，并且成为了行动的构成要素。意外的后果：人的行为都是有意之为，但是总是存在有意之外的后果，例如打开开关，缺导致了盗贼被判刑。

结构、结构化

结构究竟指的是在某一固定系列范围内一系列可以允许转换的生成框架还是指左右这一生成框架的转换规则和资源。在功能主义者的眼里，通常把结构理解为社会关系或社会现

象的某种模式化。而吉登斯认为结构是转换性关系的某种虚拟秩序，作为被再生产出来的社会系统并不具有什么结构，只不过体现着结构性特征。吉登斯重构了规则和资源的含义，把它视为实践的手段，是行动得以实施的方法论手段和工具手段。在结构化理论中，规则和资源属于社会系统的结构特性，既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条件，也是其结果。

规则包含了管制性和构成性两个层面，“是在社会实践的实施及再生产活动中运用的技术或可加以一般化的程序”，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所运用的实践性知识(即实践意识)，构成了人类“认知能力”的核心，并且体现为社会互动中的“方法性程序”。规则是实践的方法论手段，是实践的特性，它所提供的是行动者在实践活动中运用意识来实现沟通与制裁的能力，因而它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意识关系，并且人运用意识来实现沟通与制裁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形式。

资源包含了配置性和权威性两种类型，是对各种物质现象和行动者产生控制的各类“转换能力”，是权力得以实施的媒介，是社会再生产通过具体行为得以实现的常规要素。配置性资源，指对物体、商品或物质现象产生控制的能力，或者更准确地说，指各种形式的转换能力;二是权威性资源，指对人或者行动者产生控制的各类转换能力。配置性资源是实践的工具手段，它所提供的是人对物质世界的控制和支配的能力，因而它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权威性资源也是实践的工具手段，它所提供的是人对人的控制和支配的能力，因而它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作为权力得以实施的媒介，是行动者得以扩展其对自然和人的控制和支配的主要手段和基本工具，因而它们在实践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人类社会变迁的两大杠杆。实践作为具有能知和能动的行动者在一定时空之中运用规则和资源持续不断地改造外部世界的行动过程，它主要由规则、权威性资源和物质性资源等要素所构成，内在地包含了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意识关系这三重关系，并且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是实践活动中相当重要的层面，因为二者对于权力的生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吉登斯通过规则和资源的重构，既是对于主体主义视角忽视行动手段的批判，强调了资源是权力的媒介，同时也是对于客体主义视角仅强调配置性资源的批判，强调了权威性资源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实质上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特别是实践观)所要极力表明的基本观点。“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以不同的方式结合起来，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威资源的协调构成了社会整合和变化的决定性的中轴。与此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配置性资源具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重要性。”

结构二重性

吉登斯开篇明义：“社会科学的研究主要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他反对任何一种决定论：无论是结构决定行动，还是行动构成结构都是没有意义的。吉登斯抛弃了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的视角，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出发去考察行动与结构及其关系，把行动和结构视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两个侧面。结构既是人类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条件，也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在吉登斯视野中结构成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中介和结果，以此，建立了结构化理论的核心原则———结构二重性原理。

吉登斯在书中将结构定义为：“结构化理论中的结构指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到的规则和资源”。也就是说，社会结构就是社会各种要素之间的联系，制度或规则，它

们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因而它具有客观性的一面。但它也区别于以前极端的结构主义所理解的结构是一种一旦形成便不受人的影响，并制约人的社会活动的“社会事实”，像自然物一般。另一方面，吉登斯认为，结构的最主要特性却是主观性。因为“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所以，吉登斯强调，这种结构观念引导着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的行为。因此，社会结构不仅具有客观性而且也具有主观性。

在结构化理论中，结构被看成是时空互动中使用的规则和资源的总和。结构化过程就是规则和资源在实践中不断发挥作用，其结果是各种社会制度的建构。这样，结构二重性（规则及资源）与制度的多重性（政治，经济，法律，俗语等制度）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与韦伯，帕森斯等人不同，吉登斯把社会行动看作是连续不断的过程，而不仅仅只是某种理想类型。因此，这样的行动就具有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人们做某事所具有的意图，二是做这些事情的能力。也就是说，行动具有自觉性、能动性。同时，人们的行动将会不自觉地产生三种意外性后果：一是由某种偶发情境而引起的意外后果。二是由“一系列个体活动复合而成的模式”。也就是说，每个个体活动都是有意识的，但是众多个体活动汇集在一起，却形成了谁也意识到的后果，即“集体无意识”，“历史无意识”。第三种是大量的循环往复的意外后果，形成了人们认可的社会制度，即社会生活的制度化。因此，行动是能动性与偶发性的统一。结构化理论是通过行动主体与社会结构的相互建构来克服微观－宏观、能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为此，吉登斯提出了行动者的分层模型，认为，行动者不仅明确行动的动因，而且总是不断地将自己的行动加以合理化，总是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反思和调整，因而行动者是理性的。但是，这种理性的、有意图的行动仍会产生意外后果，而这种意外后果又会成为行动者下一步行动未被意识到的条件。由此可见，行动者的行动同时会受到行动的未被意识到的条件和意外后果的制约，因而，仅仅从行动者或者社会结构的角度去说明行动本身有其明显的局限性。结构化理论能否超越结构与行动对立的关键：是否提出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行动理论。作为规则和资源的结构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之中，行动者在一定的社会情景中互动，不断地利用各种规则和资源，“规则”和“资源”实现了不断地传递和转换。正是“转换性”和“传递性”这两个特点，使得社会结构、制度表现出某种继承性和新的变化，展现出不同的模式和外观。“规则”和”资源”也在这种传递和转换作用中将各种社会关系联结起来。这里的社会情景是吉登斯时间和空间概念的表现之一，人只有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相遇，然后利用资源与规则，产生关系，形成结构，实现对社会结构的维持或再生产。作为行动主体的人在具体社会情景中，通过利用“规则”和“资源”实现了对世界进程的介入，行动因此具有实践品格。在吉登斯看来，这就是主体与客体的有机的结合。而将二者完美的连接到一起的便是处于某种社会情景中的人的实践活动。

总之，结构化理论的关键是结构的二重性原理。结构既对人主体具有制约性，又同时赋予主体以主动性。结构与行动不是固定不变、截然分离的两种既定现象，而是根植于人类实践活动之中相互渗透的两个层面，并且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实现了统一。这也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最具创新、最显特色之处。

时间、空间与例行化和区域化、

尽管前人对时空观已有论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时空在社会建构过程中的地位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批判性地吸收了赫格斯特兰德的时间地理学。赫格斯特兰德时间地理

学的主要思想是，分析在发生活动的情境中，身体与物理环境的哪些性质是对人类活动产生制约的源泉，他以时间地理学来把握个人的生活路径或生平经历的序列性。赫格斯特兰德认为身体和物理的环境是制约人类活动的主要原因。时空是人们活动的结果，是外在于人们行为的，时空的边界也就是人们行动的边界。吉登斯在此提出了对他的批判，认为不仅仅要考虑其物理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更要考虑到人类活动的特殊性，即人是有意识的进行活动的。因此他认为，考虑互动场景的情境性至关重要。即使是在固定的空间领域和时间领域，也会因为主体的不同，目的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互动。吉登斯的场所是具有多样性并和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

例行化的理解，首先提一个问题，当日常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的既有模式遭到剧烈的破坏乃至崩溃时，会对具体情境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对于个人而言，便是基本安全系统遭到破坏，必然会导致焦虑的产生。所以例行化对于个体而言尤为重要。在吉登斯看来，行动者在沿着日常生活路径前进的同时，还保持着人格的连续性；而社会制度只有在它的持续再生产中才能体现出自己的本质，所以考察例行化将给我们提供一种极为重要的手段，可以用来阐明基本安全系统与日常接触片断性中固有的反思性构成过程之间特有的关系形式。

吉登斯提出了区域化的概念，他认为，区域化不仅仅是空间的局部化，还涉及了与例行化发生关系的时空分区。例如现代社会的住宅分区不仅涉及了空间上的区别，也涉及了时间上的差异。客厅一般是在白天使用，而到了晚上才到了卧室，这样时间的区分也是空间区分的根本。区域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前台区域和后台区域的划分。在戈夫曼戏剧理论的基础上，吉登斯发展了前台区域和后台区域。区域化提供了一个时空闭合的区域，人们通常在前台区域进行“表演”，就像舞台戏剧的台上表演一样，前台区域并不是人们真实的自我，而是为了给在场观众留一个自己期望的印象才进行的，也是在具体情境中才进行的，是个人为了维持自己的本体性安全。而后台区域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是个人真实自我的展示，在这里个人可以完全放松，而不用在意在别人眼里的自己。同时后台区域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在后台人们可以不断反思。

社会再生产、系统再生产

吉登斯同时将他的时空观用来解释现代社会的“不在场”。因此产生了两个概念：“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吉登斯认为“社会理论的根本问题，即社会秩序问题。也就是要解释清楚，人们是如何借助社会关系跨越时空、超越个体在场的局限性。”为此，吉登斯将社会结构分成“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社会整合，就是个人与社会环境实现相互统一。他认为，具有独立人格的行动者，因为具有行为动机、行动意义和话语意识，从而使得行动者实现了与社会环境的整合。而科学技术打破人们“在场”的束缚，从而产生了“系统整合”。吉登斯所谓的“系统整合”。系统整合是指“不在场”的情境下，各个社会环境之间的整合。吉登斯认为，工业社会以前，由于时空的统一，无法实现“不在场”的环境整合，而工业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超越了时空统一的束缚，时空的分离使得系统整合成为可能。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也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重要概念，吉登斯以此来阐释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不同，说明了现代社会时空分离的可能性，从而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迁。

现代性的内涵

可以认为，现代性是吉登斯思想发展中始终不渝地连贯主题，这就决定了“现代性”是理解吉登斯社会理论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他本人对“现代性”的宽泛使用也为我们清晰地理解它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在他看来，社会理论虽能涉入哲学论题的研究，但决然不能因此而丧失自己的方向。如果社会理论及其概念要有助于“把握社会研究的实践意涵”，则“现代性”在他那里也不应该是一个抽象性的概念。从多种方式进入他有关现代性的观点，可以认为，吉登斯所言的现代性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涵：从时空视角入手，“现代性”有着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范围。现代性产生的时间是“17世纪”、“后封建”时期，地理位置是在“欧洲”，现代性最开始是从欧洲产生发展的，后来波及到全世界，成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现象；其次，就其具体表现来说，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组织模（形）式以及行为和制度等，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具有全球意涵的社会组织形式。应该说，这是吉登斯在其现代性分析中融入纷繁复杂的内容的基本前提；再次，就其实质来说，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它大略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这就说明现代性大致等同于工业文明的世界，与前面所说的现代性起源于欧洲相联系，带有很强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最后，现代性的后果是全球化。“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

现代性的特征和动力机制

吉登斯指出，作为一门概括性的学科，社会学首先要涉及现代社会的特征和动力学问题。我们要想充分理解现代性的性质，就必须摆脱先前的社会学的种种视角，而必须对现代制度的动力学机制和全球化范围作出说明。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它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在这种形势下所产生的社会生活有着精确的时间—空间，而时空的分离导致了社会体系的抽离，通过旧有知识和新知识的不断输入，产生持续影响的个人和群体行动对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反思性调整。（动力机制也是特征）

第一，时空分离。吉登斯指出，所有社会的个体都有关于未来、现在和过去的时间感，每一个社会、每种文化都有其特殊的空间感知。总体说来，在前现代社会，时间和空间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通常是根据空间来推演时间的，某个时间总是与某个空间中的某个事物相联系。随着十八世纪后半期机械钟的出现，时间可以与空间分离开来从而造成“时间的虚化”进而导致“空间的虚化”，“随着时间的‘逝去’和空间的‘隐遁’，在场和不在场交织在一起”。在吉登斯那里“空间”与“地点”是有区别的，“地点”，按吉登斯的理解也可称之为场所，场所是指人类活动物质环境在地理上的分布。在传统社会，人们的活动空间总是受“在场”支配，即空间和地点总是相一致的。但在现代社会，地点日益变得捉摸不定，人们的交往活动往往在“不在场”中完成，时空的虚空为社会活动中的时空重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一张火车运行时刻表，初看起来似乎仅仅是一张临时图表。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对时—空秩序的规划，它表明火车在什么时间到达什么地点。正因为如此，它才许可火车、乘客和货物之间的复合调整穿越广袤的时空轨道。”

第二，抽离化机制。在吉登斯看来，抽离化即为将抽去社会关系的现实情景在不确定的时空距离上重新加以组合的过程，这是造成现代性时空分离的关键性因素。吉登斯用抽离代替进化。“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并使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确切地说，这种“挖出来”就是他所说的“抽离化”。主张抽离化机制有两种表现

形式，一是“象征标志”，指相互交流的媒介将信息传递开来，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情境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和团体的特殊品质，象征标志可以划分为不同种类，如语言、权力、货币等；二是“专家系统”，即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组成的体系，这种专家系统无孔不入，并不局限于专门的技术知识领域，它会延伸到社会关系和各种自我的亲密关系上，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身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主体。这两者都是借助于抽象而达到一般性或普遍性的，因此，他又将其统称为抽象系统。在现代社会，可以借助于抽离化机制来为人们提供预期的“保障”，由于这种保障是建立在外行人员对于系统本身的信赖而非系统中“专家”的“道德品质”的信赖基础之上，这种信任关系自然“就存在着不稳定性和多变性”并有可能引发出一系列的心理问题。

第三，对知识的反思性调整。“反思性，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因此，对于行动的持续性的反思性监控是人们活动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构成了行动的一种内在要素，行动的反思性用来描述人们的行动总是建立在对周围环境以及以往经验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在现代性的反思性调整下，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无疑的，也没有什么知识是可以被永久证明的。由于社会实践总要不断地受到有关实践本身所产生出来的新认识的考验和改变，所以，对于现代性实践的反思性调整源于现代性实践的知识。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人们对有关社会生活的知识（即便这种知识已尽可能地得到了经验的证实）了解得越多，就越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命运，是一个假命题。”对于知识的反思性运用核心所强调的是社会世界变化的范围和速度，因为它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系在一起，让社会生活从传统的既定性束缚中游离了出来，从而让我们瞥见了有别于遥远世界的缕缕微光。

现代性的宏观分析

当现代性社会因其上述特征和动力机制运行时，它就不单单是一个工业社会，而是一个具有特殊监督和控制手段的社会，因为，“凡是国家都会牵涉到对归其统辖的社会体系的再生产的各方面实施反思性的监控。”很明显，这就涉及到他对于现代性的宏观分析。

（一）关于现代性的制度维度分析

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论述就是对现代社会作出的“多元制度”的阐释。他认为，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是现代社会学理论主要框架的建构者，但又必须对他们的理论重新加以思考。他指出，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角度对现代性做出的解释和展望的；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生活的急剧变迁缘于复杂的劳动分工及其刺激；而韦伯则更多地侧重于官僚制和“理性化”的范式。在反思三大思想家的现代性过程中，吉登斯发现，古典现代性理论普遍存在着把复杂的现代性诊断为某种单一维度的倾向。如果社会学家对社会理论赖以形成的背景时刻保持清醒的话，就会认定现代性在制度性的层面上是多维的，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融合了经典思想家的现代性思想，同时结合晚期现代性的社会现实提出了有关现代性的几个基本制度维度。

第一，资本主义。布罗代尔曾经指出，直至1867年，马克思还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但吉登斯依然愿意承认卡尔·马克思比其他经典作家有更大的重要性而依然敬仰他，这是因为他也认为和以前的社会形式相比较，资本主义虽非是塑造现代性的唯一力量，但它是架构现代性的至关重要的力量。按他的理解，“资本主义指的是一个商品生产的体系，它是以对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者的被雇佣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这种关系构成了阶级体系的主轴线。吉登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有以下几个特征：资本主义企业强烈的竞争与扩张本性；经济与

其他社会领域的彼此“隔离”或者经济关系对其他关系的极大的支配性；私有制和国家对于资本积累的依赖等等。由此可见，吉登斯是有选择性的继承了马克思的观点。

第二，工业主义。工业主义不仅指机械化的技术和工厂生产，机械化的运输和交往方式的发展尤其是其主要特征。工业主义预先设定了生产的规范化组织，目的在于使人的行为、机器与原材料的投入和产品的产出协调。在“工业革命”的原初时期，工业主义首先出现了燃煤与蒸汽动力，后来又出现了巨大而沉重的机器在工厂里忙乱的情景；而现代工业在高科技领域的驰骋，在这里电是动力源泉。此外，工业主义不仅影响着工作场所，而且也影响着交通、生态、通讯和家庭生活等等。

第三，监控系统。监控指的是“在政治领域中，对被管辖人口的行为的指导，尽管作为行政权力的基础，监控的重要性决不只限于政治领域。监控可以是直接的，但更重要的特征是，监控是间接的，并且是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之上的。”可以看出，监控虽然指涉于政治领域，但也可以遍布于社会经济生活各领域；它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是一个独立的制度丛结”。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监控的不断密集化，一方面，会提高统治精英牢固把握权力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以及整个世界体系也会昭示出迈向民主的趋势。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他比韦伯对未来更抱有些许的期望。

第四，军事力量。吉登斯指出许多有影响的社会理论流派包括三大经典社会学家都未对军事力量这一对现代性有着重要影响的因素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他看来，涂尔干“明确反对必须以阶级革命来重组当代社会的做法”，所以他是拒绝革命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关注过战争，但由于他秉持“工人阶级没有祖国”，所以自然就认为相比于阶级斗争，民族之间战争的重要性会日益降低；而韦伯尽管亲身体验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屠杀，也没有预见到如今骇人听闻的军事暴力。吉登斯指出，20世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性世纪’”，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非常明确地质疑“在现代社会中，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已相对衰落的假定”。他认为，在20世纪，“战争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们导致了敌对时期或稍后的重大变迁，它们还蕴酿了具有深远效果的转型，不管是对经济发达国家的制度，还是世界体系中其他社会类型的制度，都是如此。”

吉登斯认为以上四个维度之间是互相联系、促进的。早于工业主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资本主义的竞争为工业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注入了动力，而工业主义反过来又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因此，这二者“相互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同时，资本主义的扩张与西方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力量——的加强有着密切的关系。工业生产的扩张为以军事力量为核心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空前的基础。如果说，“军事社会被基于工业主义或更一般的经济交换关系的社会所取代”在19世纪还是切中肯綮的论题的话，那么，在今天的“军事社会”中，如果认定军事力量、监控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暴力主要受制于资本主义企业运行动力的推动，那就过于幼稚愚钝了。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军事权力及由它所产生的世界体系从根本上受到了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进程的影响。

（二）现代性的全球化及其社会运动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全球化日益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内容。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不断强化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地域性的跨越和时空关

联的延展而实现。当现代性的四种制度维度发展为全球性制度体系时，产生了全球化的四个维度。

第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经济与政治的相对“独立”会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公司有了广阔范围的全球性活动，拥有巨大经济权力的跨国公司从能在世界其他地方获得区域性的发展。所以，即便边陲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居于不利的地位，但它们的发展只能根据作为整体现象的世界经济发展动态地来解释。

第二，现代全球性的民族国家体系。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20世纪的民族－国家体系已经变成了全球性的民族－国家体系，除了地球两极的部分地区以外，他们对所有的空间都行使着主权并嵌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他们的持久存在也以后者为基础。通过对主权的维护，他们不仅获得了权力，而且经济运行机制培育了自身的民族文化。可见，他们是全球政治秩序重要的“行动者”。

第三，世界军事秩序。由于军事力量不仅内含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之中，同时也塑造着其未来发展的空间和轨迹，所以，当国家不再被化约为单纯的经济关系时，探讨国家之间军事关系问题就应该成为社会理论中的主要的思考方向，这样，理论的视阈就必须跨越非常有限的时－空范围。军事力量的全球化不仅仅表现在武器的技术化，战争的工业化，不同武装力量之间的联盟，而且还表现在战争本身之中。地区性突冲时间可能是全球性战争的开端，而“两个超级大国军事力量之间脆弱的军备平衡是国际秩序的政治无政府主义的惟一制衡器。”

第四，全球性劳动分工。劳动分工中的全球性相互依赖的扩展，既有助于生产分布在世界范围的均衡，也减缓了发达国家的经济霸权。同时，劳动分工向日常领域的渗透会改变人类和环境之间的原有的和睦关系，工业主义的传播营造着危害人们赖以生存的世界生态变化，也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感受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可见，在吉登斯看来，随着现代性的四种制度实现全球化，人类已经抽离的社会关系会实现再嵌入，这会让社会深陷于一个高风险的困局，承受着经济增长崩溃、极权主义、核冲突和生态破坏等灾难，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运动。

（三）、社会运动

首先是劳工运动。劳工运动是源于资本主义企业扩张或根植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之中的社会运动，它最初是争取言论自由和民族权力的斗争工具，但随后会“扩演”成诸多利益集的“庇护伞”，它的内涵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单一的“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权利就有了普遍的意义。

其次是生态运动。劳工运动的普遍性意义能够与现代性的多维特征相关联，在对传统知识的反思性的调整中，逐渐地“清晰化”了前现代社会对自然界的态度，力图反对现代工业对传统生活模式和社会图景的冲击。对自然的热爱、对地球的关注和崇拜使得生态运动对现代社会的主流制度和技术产生了质疑，从而使其蒙上了“反文化”的色彩，包含了以非西方价值观反对源于西方文化霸权的价值观。

再次是言论自由和民主运动。吉登斯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主导地位的自由和平等观念并没有直接反映社会的现实情况，所以，针对日益增强的监督和可能的极权主义，民主运动往往和劳工运动“耦合”在一起来争取普遍参与、言论自由和政治权利。

最后是和平运动。放弃暴力、追求和平的理念接近于宗教的核心价值观，在一个充溢着暴力和监控丛结的社会里，和平运动更具有“朝气”，它的重要性因风险世界的到来而弥足珍贵。

三、现代性的微观分析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吉登斯有关现代性的微观分析是其宏观分析的的继续和细化，当然二者之间很难能够完全地断裂开来。

（一）信任与风险

吉登斯反对将信任与信心截然去分开来。他认为，信任是信心的特殊类型，是事先意识到风险存在的信心，信任指的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信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条件下的信任主要发生在以下两种情况：第一，它并不是发生于原有的或自然作用力影响之下的，而是发生于人为创造的条件下；第二，在社会制度维度的推动下，人类活动范围会变得越来越广，信任才得以存在。因为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个体才能面对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也才能因此而敢于涉足自己无所知晓的领域并遵守其运行规则。他于是引出了当面承诺和非当面承诺，指出前者是在共同在场的情形中，由早已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所维系的信任，后者是包括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在内的抽象系统而发展起来的信任。在现代社会里，人们更多地从专家系统中获得生存保障，这一方面为时－空的延伸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又让“怀疑”成了当代世界的一种一般性的生存策略和应对维度，权威之间的相互竞争也成了常态，自我也被反思性地产生出来，现代性也就成为一种风险文化。倒推而去，则风险和信任之间也有了关联。

吉登斯对风险与危险也作了区分。他指出，危险与风险密切相关但又不尽相同，风险一词可能是源于西班牙的航海术语，意思是遇到危险或暗礁，很明显，“风险”一词让人们将预期的后果与神意和宇宙决定论相分离，后来这个词就用来指代各种各样的不确定的情况。风险所涉及的是所能预料到的未来危害，它能够被控制，风险意味着危险，在这里，“危险”被看成是对预期结果的一种威胁，而危险则是一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无法预测与估计。他将风险置于现代社会的考察之中，并以此来反思和重构现代性。比方，他指出，随着抽象系统对日常生活的生头和对于知识的反思性调整，风险意识已经渗入到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专家系统的介入和扩展，让特定的专家领域越来越小，任何人在一定程度上都作为专家领域以外的个体而存在着，“现代性的风险氛围使每个人变得纷乱不堪，无一人能够幸免于它的冲击”。[45]更为可怕的是，制度化了的“风险环境”又让个体表现出对风险本身的主动追求。于是，一个个贫弱的幽灵伴随着苍白的幽灵，抖动着尚存的最后几绺灰暗的长发，相依着安静地倾听彼此的微弱的呻吟。

（二）个体安全、焦虑和对抽象体系的信任

正如前文所言，在前现代社会，时空高度融合，共同在场在日常交往处于支配地位，人们的信任关系，更多的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而在现代社会，由于时空高度分离，抽离化机制的产生成为可能对抽象体系（象征标志与专家系统）的信任占主导地位，这反过来又促进时空的延伸。

事实上，前文言及的当面承诺和非当面承诺与个体对人的信任和对系统的信任相对应，前者是建立在对人的诚实程度的衡量之上的，后者是建立在对体系背后的知识认可之上的。因此，我们对抽象体系的信任是对这一系统所正常运转的原则的信任，也就是说是对专业知识的信任，而不是对代表着某一体系的某一具体的个人的信任。

作为对人和物的可靠性的感受，个体安全在心理上与信任之间存有密切的关系。在前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亲属关系直接便是个体生活经验的首要的外部落脚点，而现代社会人们生活场所得不断移动使生活经验成为变幻莫测的东西，定位于哪个时空进行生活更多地和自我的反思性相联结也和个人的选择相联系。在现代性社会强大地抽象系统面前，内在地可信任的缺场正好映射出外部世界的不可靠性。这样，个体便失缺了安全，萌生了焦虑。吉登斯指出，“焦虑必须在与个体所发展的整体安全体系的关系中得到理解”。

那么，在现代社会里，人们为什么会更多的去信任代表时空缺场的抽离化机制和抽象系统而非在场的具体的人呢？吉登斯通过两个方面对以上问题作出了回答：

首先，抽象体系的可信赖知识的形象让人们与之被动地建立起了一种表面上的信任关系。比如，儿童的社会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培养对技术知识（也即抽象体系）尊重和信赖的过程，由此看来，对专业知识的信任是一种后天习得的行为。在现代社会，抽象体系无孔不入，人们很难摆脱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而去寻找另外一种期待性的选择。换言之，抽象体系已经左右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尽管我们根据日常经验，不信任某一抽象体系，但我们又会在不自觉中选择了另一个抽象体系，终究没有摆脱抽象体系。

其次，对抽象体系的信任也是人们为了获得本体性安全一种心理需要。在吉登斯看来，本体性安全指的是“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为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本体性安全是一种对人对物的可靠性的感受，这种感受对信任来说至关重要，它不仅构成了本体性安全感的基础，而且在心理上使信任与本体性安全彼此密切相关。因此，信任成了获致本体性安全的唯一途径。

（三）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的困境

现代性完全改变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也必然影响到具体的个人本身。现代社会中的个人生活在全球性的笼罩之下，始终面对着各种风险，这些风险让人们缺乏安全感，产生了焦虑。与此同时，抽离化机制将个人经验的许多部分发展为专业技术，个人再无法依据传统或习俗的力量对事物作出决定，但是，专家的意见在不同情境下也颇有歧义，让人们感到无所适从。正因如此，个体才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

在吉登斯看来，“自我认同”必须通过自我的反思性或反思性的自我得到理解，是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在前现代社会，自我认同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基础之上的，而在现代社会，抽象体系包罗万象，人们对不同抽象体系的选择形成了不

同的生活轨迹与命运结果。因此，自我认同在现代社会是被反思式的建构起来的，剥夺无法抗拒，躁动和失落的情绪永远绞织。

可以认为，吉登斯对自我认同的关注不仅仅是个人对几乎无法控制的带威胁的外部世界的防备，而且也是对现代性的全球化影响到日常生活的一种积极的调适。吉登斯指出：“该做什么？如何行动？成为谁？对于生活在晚期现代性的场景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核心的问题，在任何水平上，无论是话语性的还是通过日场的社会行动，它们都是我们所要回答的问题”，但遗憾的是个体在面对这种回答和调适时常常处于两难境地。具体表现为：1、联合相对于分裂。联合关注的是对自我认同一致性的建构性叙述，但在现代社会，个体不得不被卷入不同的境地与多样性的环境场景中，每个场景都可能要求不同的“得体的”行为方式，这又让个体分裂为与各种不同场景一样多的“虚假的自我”。2、无力感相对于占有。与分裂相联的就是剥夺，每一个人被剥夺了个性，这种剥夺不仅进入到日常生活领域，还吞噬着自我的核心，随后产生无力感；同时，抽象体系的扩展，也是人们对专业知识的在占有成为可能。3、权威相对于不确定。现代社会没有终极的权威，一切专家系统都在不断的被修改中，而疑惑和怀疑本身又激发着权威的产生；自我认同的反思性投射，必须在自我的兴奋与不确定之间把握方向。4、个人化相对于商品化的经验。外表被实质的轻率取代、形式和内容的任意撕裂以及价值和意义的轻飘失重让个体的自我界定的人生追求都演变成一种恶意的放纵，最终导致自我认同的挫败和亏空。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简介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简介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是以批判的特点而著称，他的结构化理论最初萌芽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是在与功能主义的抗衡中诞生的。它的发展与完善经历了很长的时间，1984年出版的《社会的结构》是该理论最成熟、最系统的著述。吉登斯的《社会的构成》可以看成是他的结构化理论的一次总结性描述。这也是吉登斯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在书中，吉登斯主要论说了社会结构和个人能动性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和自己的一些独特见解，这也是社会学家们一直想解决的问题。他通过对各相关学派思想的批判性总结和创造性论述，表达了自己的“结构化理论”，一种建立在结构二重性基础上的理论。该理论通过对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反思，树立了自己的理论目标，即超越传统理论的二元分裂的局面，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他提出社会学所探求的社会结构，只有经过结构化过程才能得到说明。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内容 结构化理论是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探究个人的社会行动及其能动性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的理论。他反对社会学理论传统上的将宏观与微观、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主观与客观视为彼此独立存在的两极, 要么强调“社会结构的物化观”, 将社会结构视为独立于个人行动的象“物”一样外在于个人的实践的东西; 要么强调微观的个人行动、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互动和个人的意义建构, 将宏观现象还原为微观现象来解释的二元论观点, 认为宏观与微观、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主观与客观双方都是相互包含的, 并不构成各自分立的客观现实。他的这一辩证观点全面地体现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所阐述的结构化理论之核心——行动与结构的二重性原理中。吉登斯将“结构”理解为不断地卷入到社会系统的再生产过程之中的规则和资源: 结构具有二重性,即社会结构不仅对人的行动具有制约作用, 而且也是行动得以进行的前提和中介, 它使行动成为可能;行动者的行动既维持着结构, 又改变着结构。行动与结构之间这种相互依持, 互为辩证的关系反映在处于时空之中的社会实践中。社会实践依赖于行动者的创造和再创造而具有其特定的规律性: 行动者是具有知识的, 其知识是反思性的和实践性的。因此, 在进行行动时, 行动者不仅有其行动的理由和动机, 而且还能对自己的行动及所处情境的社会和物理特性进行反思性监控; 但是行动者的知识又是不完全的,故而其行动总会遇到一些“未被认知的行动条件”——这就是社会结构, 并进而导致一些“非预期的行动后果”, 而后者又会反过来成为前者。未被行动者认知的行动条件、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行动的理性化、行动背后的动机以及“非预期的行动后果”构成了吉登斯的“行动自我的分层模型”。吉登斯认为, 人类的所有行动都表现为这个模型, 且都是以实践意识作为认知基础的。 在吉登斯看来, 社会结构并非外在于个人行动, 而是由规则和资源构成。日常生活中的规则是与实践紧密相关的, 它们不只是对人们行动的概括, 而且对行动者的行动具有规范和导向作用。同时, 行动者运用自己的知识去采取适当的行动, 测试和确认其行动所牵涉的规则。因而行动者采取行动达到自己的目标的同时也再生产出社会结构。社会结构还包括社会行动所牵涉的资源——分配性资源和命令性资源, 它们是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的。资源是权力的基础, 权力是行动者改变周围既成事实的能力, 表现在社会环境中, 则是其对资源的支配能力。然而, 资源并非权力, 只是权力得以实施的媒介。规则和资源是相互依存的: 一方面, 行动者的资源影响着其对规则的测试和确认; 另一方面, 资源又非独立于行动之外, 而是存在于社会环境中, 社会成员在行动中赋予其各种各样的意义, 从而影响规则的建构。因此, 行动便具备了意义的掌握与沟通, 社会的认可与制裁以及资源的支配三种特性, 且三者相互交织。资源也因此具有转换性和传递性, 可以随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的使用而得到改变。

风险社会理论以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和英国社会理论家吉登斯的理论为代表

风险社会理论以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和英国社会理论家吉登斯的理论为代表。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风险社会的概念在三个参照领域内带来了划时代的、系统性转变。首先是现代工业社会与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化完全确立后这些资源逐渐消失了；其次是社会与其自身所产生的、超越了社会对安全的理解范围的威胁与问题之间的关系。人们一旦意识到这些威胁和问题的存在，就很可能动摇旧社会秩序的根本假设。第三，工业社会文化中的集体的或具体团体的意义之源(比如阶级意识或进步信念) 正在枯竭、失去魅力。与贝克相比，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有两个鲜明特点。一个是前面提到的他对制度性风险的强调，另一个是他分析了风险社会对个人的日常生活的影响。在吉登斯看来，生活在高度现代性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种机遇与风险的世界中。这个世界的风险与现代制度发展的早期阶段不同，是人为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吉登斯的风险社会不仅仅意味着社会中的风险不断，更重要的是根据规避风险的原则来组织社会，风险社会是关注人类未来的社会。（徐艳晴-p32）风险社会理论告诉我们作为众多社会现代化努力方向的工业社会本身就是一个风险社会，如技术发展带来的风险（核污染、电子污染等）、环境风险、金融风险以及各种可能的突发事件带来的社会震荡等等，一旦发生，就将会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这些作为现代性本身后果的诸多社会风险也同样是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我们所同样不得不面临的问题。近些年的汶川地震、舟曲的泥石流、南方雪灾以及去年的海南的40年一遇的超强台风威马逊等自然灾害给当地人民生活和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些充分说明了我们抵抗突发风险的意识和能力还需要提高，启发我们政府及社会组织要提高风险意识，防患于未然。在实践中，要求政府及社会做好灾害的应急预警和预防，做好自然灾害前的应急动员工作。（徐艳晴-p34）

吉登斯的风险社会思想

安东尼?吉登斯的风险社会思想 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一)是当代西方与哈贝马斯、布迪厄齐名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著名社会学理论家之一，他近年来发表的《现代性的后果》(1989)、《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91)、《超越左与右》(1994)等著作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和政治界的广泛关注。 此外还有：《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社会的构成》、《民族—国家与暴力》《现代性的后果》、《亲密关系的变革》、《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气候变化的政治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欧洲模式》、《在边缘》、《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失控的世界》。 王铭铭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社会论丛”译序》中说：“他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两打大方面．即对西方社会思想界各种学派的批判性总结以及对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论述”。与古典时期社会学的开创者不一样，吉登斯并非一味对现代社会持赞赏、肯定的态度。他认为，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享受安全的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20世纪变得尤为明显。吉登斯判断我们身处一个生态破坏、贫困、全面战争和极权政治的高风险社会，“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现代社会的风险思想是吉登斯现代性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吉登斯在阐述其社会理论中就多处论及现代社会的“风险”问题。这一研究颇具特色，思想也不乏新意与深度。本文试对这一思想作一分析，以期正确认识并驾驭现代社会的“风险”。 （1）风险的概念 ①含义来源 现当代西方社会思想家们普遍关注风险问题，并且不少西方学者视风险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吉登斯也认为，“在中世纪，除了一些与风险相关的概念外，没有任何真正的风险概念”，而且，“在大多数其他传统文化中也没有风险这个概念”，所以，风险“这个显然非常简单的概念却能说明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的一些最基本的特征。” 那么，究竟什么是风险呢?吉登斯首先从词源的角度对风险作了一些分析。他说：“在16和17世纪．风险这个概念似乎已经有了，西方探险家们在开始他们的全世界航海时，他们第一次创造了这个概念。”而“风险这个词好像是通过西班牙或葡萄牙传人英语中的．原意是指航行到未知的水域”时，“遇到危险或者是触礁” 因此，在吉登斯看来，风险原本是资本主义早期商贸航行的一个术语，意指遇上危险或触礁。风险概念起源于现代社会的早期，标志着与过去决裂和面对开放的未来的努力。吉登斯认为，在传统文化中，人们没有风险的概念，它暗含着一个企图主动与它过去亦即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进行决裂的社会。 “换句话说。风险这个词最早主要是空间方面的含义。后来，它转向了时间方面。”“后来这个词就用来指代各种各样的不确定的情况。”通过这种分析，吉登斯指出，“风险这个概念与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概念是分不开的。” 吉登斯分析了风险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他说：“这个概念的产生是随着人们意识到这一点而产生的。即未能预期的后果可能恰恰是我们自己的行动和决定造成的，而不是大自然所表现出来的神意，也不是不可言喻的上帝的意图。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过去人们对于幸运(命或命运)的想法，并且与宇宙决定论分离。” ②风险与危险、冒险的区别 吉登斯在分析风险与冒险、危险的关系中给出了他对风险的理解。“根据卢曼的分析，

葛兰西主义与批判理论

第２期葛兰西主义与批判理论 李恒阳 （外交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３７） 摘要：马克思主义思想博大精深，许多受到马克思研究方法启发的人尝试着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用马 克思主义理论来观察和解释国际问题。本文所讨论的葛兰西主义和批判理论，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国际关系进行分析和评述。尽管这两个国际关系理论都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出发点，但根据它们对待马克思理论遗产的态度不同，它们之间也有一定的差异。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葛兰西主义；批判理论中图分类号：Ｄ８０；Ａ８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３３８６（２００６）０２－００５９－０６ 马克思生前曾写过大量关于国际问题的文 章，但他并没有把国际关系领域纳入到他对资本主义分析的体系中。马克思去世以后，许多受其研究方法启发的人尝试着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观察和解释国际问题。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 本文所讨论的葛兰西主义和批判理论，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国际关系进行分析和评述。虽然它们各有特色，但以下３点是它们共有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应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从不同学科出发，人类社会可以分成不同的方面，如政治、经济、历史、国际关系等，这些分类是主观的，有时显得过于片面。这样，即使你了解人类社会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你也不会了解整个人类社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把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进行整体定位。 其次，马克思主义强调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注重历史，从联系的角度看待问题，认为社会 经济的发展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历史的进程实际 上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就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二者共同构成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 第三，阶级有着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阶级的社会，从体系上讲容易产生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在所有存在过的社会中，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冲突的主要核心存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本文谈及的两个国际关系理论都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出发点，但根据它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遗产的态度不同，它们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葛兰西主义的作品更多地直接运用马克思的初始思想，而批判理论者则较少地运用。 安东尼奥?葛兰西（ＡｎｔｏｎｉｏＧｒａｍｓｃｉ）在研究 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很有影响，有关其思想的研究被称为葛兰西学派或意大利学派。他的思想遗产主要是通过他著名的《狱中札记》传播的。 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即他所称的“实践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９－０６ 作者简介：李恒阳，男，外交学院２００３级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 一、马克思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论述 二、葛兰西主义 ２００６年４月总第８８期Ａｐｒ．２００６Ｎｏ．８８ 外交评论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ＲＥＶＩＥＷ

葛兰西思想及研究意义浅析

河南大学课程论文 学习《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的一点 体会 科目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学院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指导教师原威则副教授 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 学号 104753080111 姓名张丽 (2008级)

河南大学课程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后的体会 科目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学院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指导教师吕世荣教授 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 学号 104753080111 姓名张丽 (2008级)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后的体会 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社会思潮，在当代学术界具有重要地位，也是现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助于全面准确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有助于正确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从而更好的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正确、深入、全面的发展。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本土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当时欧洲各国相继仿效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又都陆续失败。一些革命家开始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并寻求与探索新的革命途径，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葛兰西与卢卡奇、科尔斯被并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社会思潮，在当代学术界具有重要地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先驱都是本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或领导者，都是在本国革命失败后，对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总结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反思。体现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在本国具体化思想。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义的主要观点 卢卡奇、葛兰西和科尔斯被称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般以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科尔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为标志。卢卡奇的主要理论就是物化思想。他说：“商品结构的本质常常被人们所指出。它的基础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虚幻的客观性’，一种看来是非常严格地合理的包括一切的，以至掩盖了它的根本的本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每一痕迹的自主性” [1]p143-144.卢卡奇认为，物化的标志是把可计算性和合理的机械化应用于生活的每个方面。合理的可计算性弥漫于社会的个个方面，甚至在婚姻中，人的品质和才能也不再是他的人格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是人能够像对外部世界的物体那样加以占有和处置的东西。卢卡奇还研究了走出物化的基本途径。他认为总体性的渴望是走出物化的基本途径。“只有作出经常不断地努力，通过把存在的物化结构同总体发展的具体地表示出来的矛盾联系起来，注意到这些矛盾对总体发展的内在意义，去瓦解这些结构，才能克服物化”。[2]P290-291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在其产生之初，曾遭到来自第二国际的批判。比如德国革命失败后，科尔斯分析当时革命失败的原因，指出德国革命失败不像是一般所说的是因为缺乏一个领导夺权的革命性的政党组织的问题，而是缺乏夺取政权的理论和文化上的前提，缺乏意识形态的准备和政治领导的问题。为此科尔斯不仅发表了一系列通俗读物，向德

吉登斯社会分层理论述评

吉登斯社会分层理论述评 ——社会学研究生班温广救 内容摘要：吉登斯的社会分层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阶级结构化理论中。它以市场能力与准技术关系为轴心进行社会分层，将阶级关系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在阶级活动和阶级结构的互动中考察各个阶层的流动。依据“分工的规律是阶级划分的基础”的原则，可以解析其理论认识上的得失。阐明其理论在中国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吉登斯；社会分层；阶级结构化；和谐社会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是当今社会学界炙手可热的人物之一，但目前对于其早期社会分层理论建树的介绍，国内鲜见。他的社会分层理论集中体现于《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1973年)一书。吉登斯从阶级关系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层面出发去考察阶级和阶级社会，运用自己独创的阶级关系结构化理论分析了当代发达社会的上、中、下三个阶层，对他倡导的中左政治路线有直接影响。吉登斯的社会分层理论为我们提供一个认识发达社会阶级结构的一个批判性视角，同时也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所启示。 一、吉登斯的社会分层理论 吉登斯关于社会分层的构想体现在他的阶级结构化理论中。吉登斯尝试引入阶级关系结构化的理论来解决“阶级”一词在以往的运用中“经常既被用来指代经济集团，又被用来指代社会集团”[1]107这一难题。将阶级关系作为一种结构，将阶级视为具有市场能力(market skills)、处于准技术关系中并不断流动的活动者。在二者的互动中考察社会各阶层是该理论的一大特色。 首先，不同寻常的阶级社会分层前提。吉登斯在社会分层流派中属于主张划分阶级的一派。因此。认定阶级社会产生于什么时候，就成为关键的一环。吉登斯认为，阶级社会不是起源于阶级开始出现的社会，而是阶级关系开始在解释该社会的多方面关系中占据主导作用的社会。吉登斯将阶级社会的起源定于资本主义社会，其立论的前提就是市场条件下形成的劳动契约关系。它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分离”的特征。[2]38—39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的商品化和根据绩效确定的劳动分工原则取代了基于习俗确立的分工原则，公开市场上资本和工资劳动形成契约纽带关系主导着阶级关系，造成了“经济”与“政治”的分离。这体现在，国家仅提供行政服务与法律机构保障契约关系，使雇主以国家的公共权力为靠山剥削劳工。积累巨额财富。而政府中的统治精英并不拥有社会的

安东尼·吉登斯及其社会学理论

一、结构化理论 结构化理论是吉登斯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如前所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的提出具有明确的针对性。 1、结构化理论提出的主旨。总体上看，结构化理论的提出具有明确的针对性主旨和目的。 （1）试图超越帕森斯，寻求宏观与微观的整合。 毫无疑问，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影响非常大，但吉登斯认为，我们却不能过高估计帕森斯的地位，他说：“在二战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整个世界的社会学都为美国社会学所主宰，社会理论里深深地刻下帕森斯的印迹，现在回头看来，帕森斯思想享有的声望未免太高，因为他那种抽象含混的风格引起许多人的厌烦，也理所当然地招徕许多批评与贬毁。” 帕森斯“抽象含混”理论的原因就在于，他追求普遍适用的模式解释社会。吉登斯认为不能仅仅停留于宏观分析和宏观概括，而且也要进行微观分析，所以，在吉登斯著作中，我们看到了社会结构化、社会转型、现代性等宏观理论，也有关于个体心理结构，自我认同和情趣体验等微观层面的分析。 （2）试图超越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的对立，寻求两者的有机整合。迪尔凯姆是社会学客体主义主要代表，吉登斯认为过分强调“社会事实”的客观性、片面地用物理学、生物学原则去观察和分析社会也是错误的。同时韦伯强调社会学的理解性，吉登斯认为也不全面，正确的方法应当是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中把握社会问题。这一点与马克思走得很近。 （3）也超越了冲突论、阶级论以及福利国家主义，试图超越左和右，寻求“第三条道路”。吉登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新情，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冲突理论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同时，福利国家主义的思想在实践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必须寻求新的“第三条”道路。 2、结构化理论内容 （1）结构化理论的基础：吉登斯认为，应当用结构的“duality ”取代哲学上的主客二元性理论。在他看来，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既有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制约性，更有人的主观能动性。 一方面，社会本身存在着结构，这种社会结构通过制度关系及规则限制来制约着人们

吉登斯的国家理论课件

吉登斯的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龙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叫姜敏。很高兴能站在这里代表我们第一组与大家共同学习和探讨国家理论这个专题。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当代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杰出代表--吉登斯的国家理论。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将今天的介绍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对国家理论的概述，第二部分是对吉登斯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的简要介绍，第三部分是重点，也就是吉登斯国家理论的基本内容，其中，我又将该部分分为三小点来为大家进行阐述，第四部分是对吉登斯国家理论的评价，最后是结语部分。首先我们进入今天介绍的第一部分，国家理论概述。 一：国家理论概述 众所周知，国家是目前人类社会普遍采用的一种最重要的政治组织形式；同时，它也是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因此，国家理论也成为多数政治思想家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著有《理想国》，亚里士多德以城邦为研究对象，写出了不朽名著《政治学》。而在近代，关于国家的作品更多。从柏拉图到马克思，政治理论家几乎都把政治学理解为国家学。对于国家理论，大家较为熟悉的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该理论从社会内部角度，从阶级的产生、演变出发研究国家问题。今天我所介绍的吉登斯国家理论，是一种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介绍该理论之前，我们应该对后马克思主义做一个大致的了解。 二：后马克思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是英国思想家拉克劳.墨菲在1985年出版的《领导权与社会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概念，该概念一提出便在思想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论。目前，它已演化成为后现代主义理论阵营的重要流派和当代西方左翼思潮的重要支流，广泛流行于西方思想界。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色主要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解释西方社会的视角上。它一方面肯定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理想，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传统，借助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当代西方社会及其思想文化进行新的探索；另一方面，它又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并力图重建马克思主义。如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便是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理论的最集中体现。 三：吉登斯国家理论的基本内容 为了使同学们有更直观的了解，关于这一部分，我将分为三个小点为大家介绍吉登斯国家理论的相关内容。 首先是第一点：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反思。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以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作为出发点，得出国家的本质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实现其利益和统治的工具，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而在吉登斯看来，这种看法犯有“经济化约论”的错误。什么叫“经济化约论”，就是把国家化约为这种或那种经济关系的结果，专注于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该错误的致命之处在于把整个复杂的人类历史化约成单一的生产力发展史，把不同形态的国家化约成普遍的经济关系。也就是说，把所有国家类型都看作是经济关系的体现，是对国家性质的误读。 国家消亡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吉登斯进行反思与解构的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和阶级剥削将会消失，与此相适应，国家也会不可避免的消失。在吉登斯看来，要想客观准确地理解人类历史，就不能单纯地将国家类型之间的更替看作是一个从低

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

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 内容简介： 安东尼奥·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重要缔造者。他从"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入手，把"实践哲学"看作是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葛兰西以此为基石，一方面批判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物质一元论”与唯心主义哲学观“精神一元论”；另一方面，批判了对马克思思想起源和组成部分做僵化的研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内在统一的，是一种总体的知识。同时，葛兰西也反对庸俗唯物主义和经济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葛兰西认为"实践哲学"开辟了一种新的哲学观。哲学不是一种理论教条，而是一种历史性的政治实践。哲学不仅描述了这个世界，而在于推翻非人的旧世界，并建立合理化的新世界。 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 谈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葛兰西，人们最先想到的是他的政治哲学。传统的学术研究在指涉到这一内容时，常常是从分析其市民社会理论、国家理论、领导权理论等入手的。在直观的意义上，这并无不妥，因为葛兰西论述过的这些理论问题，本就系于政治哲学的范式。但如果从葛兰西与他的思想先驱马克思之链接来看，他的政治哲学之构造的根本支点却是作为其重磅理论组件的“实践哲学”。人们往往以为实践哲学与政治哲学在葛兰西理论结构中是互为他者、彼此外在的，但我们发现在实践哲学中却也包藏着一种政治哲学的理论逻辑，这种逻辑又因为葛兰西与马克思的关联而通向了后者的思想之躯体。如果忽视了这一信息，进而不能使葛兰西不同理论节点内在打通，无论对其政治哲学还是实践哲学的研究，都会是褊狭的、不完整的。 安东尼奥·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重要缔造者。在1926-1937年11年间残酷的牢狱生活中，他写作了享有盛誉的《狱中札记》，留下了令后人肃然起敬的理论思考和精神创造。这些理论思考和精神创造以“实践哲学”为主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发展史上，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发展史上，起到了上承卢卡奇、柯尔施的反思，下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重要作用。葛兰西反思并批判了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居于“正统”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引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和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夺取文化领导权两个转向。这一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上的重要过渡和转向，是葛兰西超越卢卡奇、柯尔施从当时革命的具体条件与决策等方面分析无产阶级革命挫败的主要原因即革命意识和革命理论的缺失，进一步深入到作为这一主要原因即革命意识和革命理论缺失的根源的思考结果。 一、葛兰西的物质观 物质观是哲学的核心问题。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对物质观作过系统的阐述，但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物质、认识、实践等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他反对从直观的角度去理解客观、客体，主张从人的感性活动、人的实践的角度去理解客观，客体。恩格斯、列宁对物质观作过系统、深入的分析，但主要是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批判唯心主义的物质观，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则强调得不够。尽管恩格斯晚年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对这种倾向有所察觉，并有一些新的补充。列宁也在哲学笔记中对实践、物质、意识进行了全新的阐述，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未引起马克思主义者足够的重视。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布哈林等人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彻底独创性本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混同于旧唯物主义。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论述出发，批判布哈林等人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理解哲学的物质概念，把物质结构与物质本身等同起来，从

刘少杰《国外社会学理论》笔记和课后习题详解(社会信任理论)【圣才出品】

第二十五章社会信任理论 25.1 复习笔记 一、西方社会信任研究的历史发展 1．心理学家对信任的研究 （1）多伊奇 多伊奇（Deutsch）是研究信任问题最为著名的心理学家。多伊奇对囚徒困境中的人际信任进行了实验研究，发现人际信任的有无以双方合作与否来反映，两个人之间的信任程度会随着实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因此，人际信任被看作是一个由外界刺激决定的因变量。多伊奇有关囚徒困境中人际信任的实验研究开创了社会心理学信任研究的先河。 多伊奇将信任理解为对情景刺激的反应，而情景刺激决定了个体心理与行为。他又将信任理解为一种心理预期或期望，一种非理性的风险行为，这一思想影响了以后学者对于信任的界定。在多伊奇之后，众多的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都将信任界定为一种心理期望或期待。 （2）罗特尔与赖兹曼 罗特尔（Rotter）与赖兹曼（Wrightsman）把信任看成是存在于个人内部的性格特质，或一种经过社会化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征。罗特尔认为，信任是个体对另一个人的言词、承诺以及口头或书面的陈述之可靠性的一般性的期望。赖兹曼认为，信任是个体特有的对他人的诚意、善良及可信性的普遍可靠性的信念。信任是对他人的动机、人格方面的信任。罗特尔与赖兹曼对于信任的看法不像多伊奇那样，认为信任是外在情景刺激的结果，而是内

在的个人经历、个人对人性的看法等使他（她）形成了对一般性的他人的可信赖程度的一般性期望。信任只是个人人格特质的表现，是一种经过社会学习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点。 （3）萨贝尔 萨贝尔（Sabel）对于信任的研究较早地涉及社会信任。在他看来，信任是交往双方共同持有的、对于双方都不会利用对方之弱点的信心。萨贝尔对于信任的这一界定，说明他将信任理解为基于人际交往双方共有的信心或认识（如共有的概念、观念，道德或法律共识），并且这种信任具有一定程度的风险性。萨贝尔所理解的信任就是一种相互信任。 （4）莱维斯和维格尔特 莱维斯（Lewis）和维格尔特（Weigert）等人对于人际信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人际信任是人际交往的产物，它基于人际交往关系中的理性算计和情感关联。他们依据人际信任的基础是理性还是情感，将人际信任分为认知性的人际信任与情感性的人际信任两种类型。前者是基于对他人的可信程度的理性考察而产生的人际信任，后者是基于与他人的强烈的情感联系而产生的人际信任。 2．社会学对信任的研究 社会学对于信任的研究基本上脱离了纯粹的个体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范畴，开始把信任理解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与社会文化结构和文化规范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把信任本身看做是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学家将信任理解为社会制度和文化规范的产物，是建立在法理（法规制度）或伦理（社会文化规范）基础上的一种社会现象。有的社会学家将这种意义上的信任理解为“社会信任”。 （1）卢曼 卢曼以新功能主义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信任，认为信任是一种社会关系结构，信任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微观的个体信任或“私人信任”，而是宏观层面的“系统信任”。卢曼把行为者

试论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

试论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 李　琪 （安徽大学社会学系，安徽合肥　２３００３９） 摘 要：　该文阐述了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及全球化，并对吉登斯现代性理论进行了评价。 关键词：　现代性；吉登斯；制度分析 中图分类号Ｂ１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７７３１（２００８）０８－０９９－０２ 作者简介：李琪（１９８１．４～），男，安徽省淮北人，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应用社会学。收稿日期：　２００８－０３－２８ 安东尼?吉登斯，当代西方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著名社会学家。他的社会学思想脉络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创立了“结构化理论”。吉登斯用结构的二重性来阐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试图以此来消除社会学理论中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社会学整体主义和以韦伯为代表的社会学个体主义的二元对立。 １　现代性的重建 （１）现代性问题是西方社会学家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西方社会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康德、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哈贝马斯等学者都对现代性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吉登斯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把现代性当作一个问题来处理，并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归纳出他对现代性的自我理解和批判。 他认为现代性需要重建。他指出，在２０与２１世纪之交，作为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现代性（其过去的发展和现时的制度形式）又重新出现了。社会学与现代制度之间的关联早以为人们所意识到，但我们直到今天才发现。这些关联不仅比以前所意识到的更为错综复杂，而且，对现代性本质的再思考必须与社会学分析的前提之重新建构并行展开方才有效。何谓现代性？吉登斯对此作了多方面的界定，他认为“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大约１７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现代性是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的确立与实现过程就是所谓的现代化过程，现代性实际上就是现代工业社会。（２）吉登斯对现代性的重建，建立在对西方社会思想各种学派的批判性总结基础之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对社会进化论，主张断裂的现代史观。进化论认为历史 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趋势，存在某种决定历史变迁的机制。对此，吉登斯进行了批判，认为社会进化论是一种对社会历史及其变迁的歪曲错误的解释。吉登斯指出，人类历史没有一幅进化论的“外观”，而如果硬要将人类历史塞于这样一种模式中，我们就不能准确地理解这一历史。 吉登斯强调，人类历史是以某种断裂为标志的。他主张对现代史作非连续性的解释。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并非是传统的延续和社会组织生长的连续过程，而是一种社会延续性的断裂，是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新的社会组织方式的产生。他反对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个从以往的社会类型中不断进化而来的高级组织形式，而是一个具有全球意涵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在西方的政治革命共同作用之下历史发生“断裂”的结果。断裂性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在吉登斯看来，断裂是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现代社会变迁的速度、范围和深刻性都是以往社会所无法比拟的。二是反对“一元制度分析”，主张“多元制度分析”。以往的社会学理论总是趋向于把某一制度性因素当作现代社会变迁的冲突性动力和现代社会的本质特点。吉登斯认为这种“一元制度分析”是在倡导一种还原论，是社会进化论的一种体现。它虽然能分析解释许多社会现象，但不能解释整个现代社会，不能全面把握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模式的现代性。现代性在制度层面上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必须从多维度才能理解现代性的性质和特征。 为此，他创建了理解现代性的四维度模型。（１）资本主义。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出现，首先是一种现代经济秩序，即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创立。资本主义指的是一个 ［３］［美］斯蒂芬?Ｐ?罗宾斯．组织行为学［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５． ［４］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５］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６］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７］［美］斯蒂芬?Ｐ?罗宾斯．组织行为学［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５． （谢灵芝编、徐爱民校）

吉登斯积极福利思想评述

吉登斯积极福利思想评述 在对国家干预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吉登斯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积极社会福利思想。他认为福利国家面临的风险是人为风险，福利国家的危机并非简单的财政危机，而是风险管理危机。因此，他在对风险、幸福、平等的概念进行重新解释后，指出要培养“自发地带有目的的自我”和建立“社会投资国家”，进一步确立了“无责任即无权利”和“无权威即无民主”两大原则，提出实行工作导向型的福利政策、福利主体的多元化、废除固定退休年龄、减少社会排斥来解决社会不平、提高贫困地区的抗贫困能力等政策主张。总的来说，积极福利思想与传统福利思想具有较大差异，积极福利思想具有较大的实践和理论意义。标签：吉登斯；积极福利思想；评述 一、积极福利思想提出的背景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对传统的民族——国家体制产生了巨大冲击，进而影响到各国的经济社会政策。在全球化竞争中，福利国家较高的劳动力成本日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为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复杂挑战，必须对传统的福利国家进行改革。积极福利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政策，将有助于各国调整发展战略，积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挑战，更好地融入全球化发展。在社会风险方面，社会风险的性质由传统社会的外部风险转向了后传统社会的人为风险。在传统社会，人们面临的风险大多是可以预见的、呈现一定规律的外部风险，主要来自外部世界，如自然灾害、年老、失业、贫困等，传统的福利制度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而在后传统社会，人们所面临的是主要是人为风险，主要来自于人类自身，如环境污染、社会排斥、家庭小型化、社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等，这些风险难以预见，也不能用传统的方法加以解决。风险性质改变了，传统的福利制度无法有力应对，于是出现了危机。 在社会政策领域，西方国家一直以来实行国家干预主义的传统福利政策，虽然减少了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也造成了财政开支过大，失业者再就业的积极性不高，企业竞争力不足等消极后果。面对政策困境，以撒切尔和里根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经济政策并没有把欧洲带出经济增长的低谷，反而因减少公共开支和削减社会福利使社会保障体系遭到破坏，贫困现象加剧，收入差距拉大。因此吉登斯认为，福利国家面临的风险是人为风险，福利国家的危机并非简单的财政危机，而是风险管理危机。在对国家干预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吉登斯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积极社会福利思想，试图从新的视角对社会政策的现实困境进行审视和解读，以找到解决路径。 二、积极福利思想的理念 积极福利思想在对风险、幸福、平等的概念进行重新解释的基础上，提出了积极福利思想的理念。首先，对风险的重新定位。积极福利思想对风险的理解有两个要点：一是风险不同于危险，它既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机会。过去，人们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_孙晶

5马克思主义研究62002年第3期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 孙晶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马克思关于国家的论述与列宁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理 论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继承这些经典作家的思想遗产,葛兰 西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领导权思想可以说是原创性的:第一,他把这个概念从适用于无产阶 级扩展到也适用于资产阶级,以至于使它成为一般阶级斗争的一个特征;第二,他把文化、道德、知识因素也放入到这个概念中,把无产阶级的道德和知识作为领导权的核心,认为 文化领导权是夺取政权和执掌政权的前提。 =关键词>文化领导权国家统治强制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对庸俗经济决定论的批判中阐述其对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关系看法的,并由此论述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在社会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应当指出的是,葛兰西虽然可以说是一个上层建筑理论家,但也仍坚持传统的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具有决定作用的观点,认为经济基础对在决定形成什么样的意识形式方面是有决定作用的,而上层建筑中的国家,则被当作政治社会的思想、独裁或其他政治高压的工具,它被用于控制大众社会去服从既定的经济与生产模式。不同的历史集团不断/形塑0着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个领域的相互作用)))这依靠于他们在形成联盟与分解有凝聚力的思想体系的强度,这样,就可能或不可能产生一个文化领导权的影响。 葛兰西是从国家、市民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角度展开对文化领导权论述的,但葛兰西的这些思想并非是建立于空中楼阁之上的,其理论形成有多种思想渊源。除意大利的知识传统(如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说、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克罗齐的文化)历史哲学理论)和卢卡奇的著作对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形成有所影响外,马克思、列宁的一些理论可以说是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直接来源。当然,文化领导权从来不是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主要概念,但马克思的国家与阶级意识理论,列宁的领导权思想,又确实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马克思的渊源 马克思强调国家的镇压性质,他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压迫与统治的机器,国家政权随着资本与劳动以及阶级对立的发展,越来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0(马克思:5法兰西内战6,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6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除

吉登斯思想简介

安东尼·吉登斯思想简介 2007-11-30 13:06:09 来源: 作者: 网友评论0条[查看评论] 选择文章字体大小：大 | 中 | 小 安东尼·吉登斯不仅是孔德、斯宾塞以来英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而且还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与罗尔斯、哈贝马斯等思想家一起引领了20世纪中后期全球社会理论的发展。他对经典思想家进行了有深度的解读，把社会学研究方法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把有关"现代性"、"全球化"等问题的研究推到了全球学术研究的前沿，他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则深刻影响了20世纪末叶全球政治发展的方向。他一生笔耕不缀，著作等身。自投身于学术研究以来，他先后出版著作37部，其中许多在全球学术界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吉登斯的理论贡献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经典思想家著作的反思。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吉登斯对以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家的著作进行了长达10年的反思，考察了现代社会理论的各种起源和内在不足，形成了两大著名的理论成果：《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出版于1971年，它围绕着现代社会的产生、动力、问题和未来发展等主题，对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三大思想家的著作进行了深度解读，梳理出现代社会理论的三根明显主线：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理性化，同时还考察了三大思想家对后世社会理论的影响。此书甫一出版，便在全球社会学界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后几乎每年重版，被誉为"了解社会学三大古典传统的系统入门书"，"西方社会学、政治学专业的教材生命线"。《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以西方思想家的眼光解读了历史唯物主义，它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权力结构、类型划分、政治结构以及未来发展等，在西方社会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书被誉为"社会理论三部曲"的第一部。除此之外，吉登斯于1977年出版的《社会与政治理论研究》一书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本书反映了他对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等理论传统的研究成果。 第二，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建。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在反思传统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吉登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重建，产生了一批著名的理论成果，也把社会学研究方法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76年，吉登斯出版了《社会学方法的新准则》，本书一方面反映了他对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的反思，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解释社会学的反思。在本书的结尾，他提出了指导其重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本准则，即"二重性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简称"结构化理论"）。1979年，吉登斯出版了《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该书围绕着前一本书所提出的基本原则，系统建立起独具吉登斯特色的"结构化理论"。1984年，他又出版了《社会的构成》一书，对结构化理论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总结。结构化理论融合了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的各自优点，超越了社会学研究方法存在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自提出之始，就在全球社会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不仅使社会学研究者看到了传统社会学方法的不足，而且还启发了大量研究者的实证研究。由于这一巨大成就（尤其是《社会的构成》）所带来的巨大影响，1984年，吉登斯被破格晋升为剑桥大学的首位"社会学"教授。 第三，历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在系统建立起结构化理论体系之后，吉登斯开始了重建社会学理论体系的过程。这一阶段的突出成果体现在1985年出版的《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上。本书被誉为"社会理论三部曲"的第二部，也是吉登斯理论体系中最富历史社会学色彩的一部著作。该书主要从军事暴力的角度分析了世界史的演进过程。在吉登斯看来，世界的演进过程是一个从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向民族国家演化的过程，军事暴力在推动

葛兰西的国家观点浅析

摘要：葛兰西关于国家的观点是广义的，即上层建筑包括“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两个层面，二者相互结合构成现代国家。马克思把市民社会作为经济基础，而葛兰西将市民社会看做上层建筑，在现代国家中，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两个部分相互影响，二者达成一定的比例关系。 关键词：葛兰西市民社会政治社会 葛兰西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总书记，因领导意共从事反法四斯斗争而被捕入狱。在狱中他总结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西方国家革命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写出了著名的《狱中礼记》，对“市民社会”作了独特的理解和阐发。 一、葛兰西关于国家的观点 （一）市民社会的概念 “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在西方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古希腊，这一概念最早是亚里斯多德提出的，他所指的市民社会主要是指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国家，是相对于“野蛮社会”而言的“文明社会”。近代西方政治文化的“市民社会”的概念是启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提出并最终奠定其内涵的，在他们看来，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即国家。黑格尔则进一步发展了“市民社会”的概念。他认为，市民社会是一个公共的领域，而人们之所以组成市民社会，是为了通过人身和财产权利的法律制度，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因此它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们的经济关系。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这种理解，但他颠倒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解，认为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用科学的唯物史观正确地阐明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并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但是，在葛兰西那里，市民社会并不属于基础结构领域，而是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他正是从这一独特视角来理解市民社会的，这一论点也是其思想的一个根本点，他的全部思想都与这一论点有关。 （二）葛兰西的国家观点 在葛兰西那里，国家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国家是指政治社会，即“用以控制民众使之与一定类型的生产和经济相适应的专政或其他强制机构”，葛兰西认为这是一种片面的国家。在此意义上，他明确地区分了上层建筑的两个层面，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有一段很有代表性的论述：“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的‘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阶层一方面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在后面的论述中他明确指出：“对国家的基本认识离不开对市民社会的认识（因为人们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即强制力量保障的霸权）。因此，在葛兰西看来，现代国家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政府的机构，而且也应当被理解为市民社会的机构，葛兰西的独到之处就是扩大了国家的范围，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结合体，即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在这里，政治社会主要是指国家的暴力专政机关，包括军队、警察、监狱等国家权力机构；市民社会则主要是指民间的社会组织机构，代表社会舆论，它通过民间社会组织如政党、学校、教会、学术文化团体等，向人们传播本阶级的价值观体系，以获得大众的认同和忠诚。可见，在葛兰西那里，市民社会无论是和国家作为平行关系，还是作为构成国家的一个要素，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1] 二、葛兰西、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不同观点 马克思用科学唯物史观正确地阐明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并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它与政治国家以及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相对应。他认为，经济基础决定着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而意识形态又受制于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市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