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马建忠“善译”翻译观
19世纪末马建忠基于比较语言学提出了不同于中国传统翻译观的“善译”翻译理论。但是没有得到当局和当时中国知识界的重视，然而马氏的翻译观点已涵盖等效翻译理论的全部内容，并与语用翻译有相通之处。本文拟从语用语言等效、社交语用等效角度，探讨马建忠“善译”翻译观的实用性。[关键词]：善译等效翻译语用翻译
一、马建忠“善译”翻译观
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于1898年出版中国第一部用西方语法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古代汉语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对中国语言学史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成为积极借助西方语言学来阐释汉语语法的中国首批语言学家中的第一人。他1894年写的《拟设翻译书院议》明确指出了翻译对中国反抗外国欺侮，并最后战胜外敌的重大意义和创设翻译书院、展开翻译活动、培养翻译人才的紧迫性。在该文中，他提出了自己的“善译”翻译观：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覆，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这段话的义蕴相当丰富全面，涉及语义学、语用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了文化研究的领域。他看来：
翻译是很难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翻译呢?平时在翻译训练中就应该培养自己对两种语言的浓厚兴趣，用心思考，一定要先将所要翻译的语言和用来翻译的语言进行仔细的研究和比较，以考察两种语言文字产生的渊源，领悟两种语言相同或相异的缘由。对两种语言相当的意义应加以反复推敲，务必探究其语调的高低，分析其字句的繁简，弄清其文体的变异，了解其内涵细微差异的由来。这样，拿到一本书，必须反复阅读，掌握它的精神实质，并且揣摩出它的风格，体会到它的语气，才能消化吸收，写起来得心应手，使译文和原文一模一样，没有分厘丝毫的差别，读者能从中得到与看原文相同的收获，这样的翻译可称得上好翻译。马氏非常注重原语言和文本，强调细致的文本分析，而且推崇翻译中的直译。作为当时主要的语文学家，马建忠将自己的翻译理论建立在比较语言学之上。他的“善译”理论与当代的翻译等值理论如出一辙。可以认为他是采用以语言对比研究为取向、以翻译对等为中心、注意翻译过程的翻译方法的中国翻译理论家先驱。
二、“善译”与语用翻译
本文拟从善译的语用学角度，举例说明善译翻译观的现实意义。语用翻译，同语义翻译相对应，是一种等效翻译观。语用学是“推断语言在语境中意义的学问”，它可以从语用语言学和社交语用学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翻译中的语用语言等效。
为求翻译中的语用语言等效，必须注意原著的“语用用意”(pragmatic force)，注意从原著的角度看原文在语境中的含义。语用用意就是言语的意向，分为两类：暗含的(implicit)和明说的(explicit)。前者指言下之意，后者指字面的用意。翻译中根据语境辨认原文的暗含用意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字面表达出来的用意往往不是原作真正的用意，即“所有相当之实
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
例如：如今谁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里，倒把外四路的什么宝姐姐、凤姐姐的放在心坎上，倒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见的。杨宪益夫妇的译文：I never expected you to grow so proud thatnow you have no use for me while you' re so fond of outsiders likeBaochai and Xifen. You igored me or cut for three of four days at atime.
这番话是宝玉讲给黛玉的，黛玉为宝玉昨日没有开门一事生气。宝玉十分委屈，讲话时十分注重措辞，诸如“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里”，他的目的是让黛玉体会出自己的委屈与无奈。在翻译这些词时，译者对两种语言相当的意义应加以反复推敲，弄清内涵差异，如果译者照字面意思直译，外国读者会搞不清楚“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里”的意义，译者抓住了作者的暗含意义，译文的解释性翻译让外国读者明白原文的内容，实现了原文的语用用意。
(二)翻译中的社交语用等效。
翻译中要达到社交语用等效，译者就要从社会、文化交际的角度去考察语言的使用。为此，他必须具备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知识。要达到等效，译者要对原语和目的语有较深的造诣，对这两种不同语言的社会、文化背景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还要考虑照顾译文读者的对象，即“善译”中“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
三、结语
中国翻译理论需要更新与提高，在现阶段中国翻译界要实现传统译论的现代转换，要在了解了传统译论的总特征的前提下，对传统译论的理论范畴进行梳理、甄别，将有用成分分离出来，从而使之成为新译论话语创建的话语来源之一。翻译理论研究必须站在科学的高度，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翻译系统和翻译过程所涉及的诸多具体因素和复杂关系进行立体多边探讨，才能建立体现现代性的、具有较强实践指导意义的中国新译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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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文通白话文翻译
马氏文通白话文翻译 马建中 序 古代先人们把发现事物当作自己的事业，于是废弃结绳而创造了书契，然后文字就出现了。根据象形之法造出来的就叫文，形和声相搭配在一起的叫做字，形和声随着时代变化相沿习用，讹传谬误的地方可以说数不尽，上古时期文字不算太多，汉朝接着秦朝大兴文字之学，出现了郑玄，许慎等文字学家。他们进行探究的时候一定要考究最初的书籍，于是小学兴起了。从汉代开始衰退，小学各部分工，各司其职。欧阳永叔说：“《尔雅》产生于汉代，给名物正名，用了大量的文字去说明，于是有了训诂之学。”许慎作说文，于是产生了偏旁之学，篆书和隶书的古文字，形体各不一样，于是产生了字书之学。五声异律、清浊相生，孙炎开始研究字音，于是有了音韵学。吴敬甫把文字研究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体制，二是训诂，三十音韵。胡元瑞则说文字学的支端，有十数种观点，有多如形文的，意思的，音韵的，迹象的，考究的，评论的，都要统统删除掉，文字学不外乎训诂，音韵，字书这三种学说而已。这三种学说在清朝已经完备。凡是训诂解释的难处，点画的细腻，音韵的细微处，没有不详细地参考旁证书籍的，探究出最合适的答案，但是各家的得失不同。平凡的人和充满好奇心的人，通常又相互议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于是字形字声在传世的过程中不可能不发生变化，，如今想要用多次变化过后的字形字声区推测原始的字形字声，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根据已经变化的字形字声来证明那些原始的字的形声，应该追根溯源熟悉最开始的书籍。被证明的是一个字的疑问，一个音的讹传，一笔一画的错误。却不知道祖先在造字的时候，笔画音韵都是千变万化的，给他们字形和读音，原本就没有不变的道理，所以一个字有一个字的写法，一个字有一个字的读音。形声都要一致，经历千百年，其变化也不能太大。所以形和声最容易发生变化，是针对每一个字而言的。而形声变化了，但是也有不变的部分就是针对由字组合成句子来说的。《易经》说“艮其辅，言有序”。《诗经》说“出言有章”。说的有序有章就是说有形有声的字。使用的时候，都非常合适，这样子就能连成文章。《左传》说：“物相杂谓之文”。《释名》说：“汇集众彩以成锦肃，汇集众字以成词宜”。像锦縤一样。如今字形字声最容易发生变化，载文的书籍非常多，让学习者没有适从之感。汇集众字写成文章，所传载的道理没有发生变化了，古今还没有。然后又以易懂的只是教授学习的人，那些只是都到哪里去了？《礼记·学记》说：“每年招收学生，隔一年要考察检验成绩，第一次就要考察标点分段的能力。”《礼记》的注疏说：“离经就是使段落句子通顺。”《通雅》说：“离经辩句，就是让六经通达。”使学习者先要分辨句读。徐邈读作豆，皇甫茂正说：“读书不知道句度，下视服社。度即读”。这就是所谓的句心。但是古人在学习小学的时候必须讲解经理，断绝句读。要断绝句读一定要知道字汇集
中西方翻译史名词解释
名词解释 1.郭沫若的“风韵译” 在翻译时实现两种文化意识的融合，两种语言的转换和审美风格的再度创造，做到“字句、意义、气韵”三者“不走转”，不走样。其意是说我们不能凭借着自己的主观感觉而赋予翻译文本某种风韵，而应该根据原著的风格来确定译文的风格，译文应该以原著的风格为出发点和归宿。 2.(1)道安的“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何意？（2）“五失本”何意？ （1）道安，东晋前秦高僧，佛经翻译评论家，致力于“般若学”，倡“本无”宗，“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要求要按原本逐字逐句地翻译，不得对原文的字有所增减。他的翻译主张：“究其旨趣，殆归直译矣”。直译派代表人物。 （2）道安的“失本”指的是在译经过程中对原作内容或形式的流失。这“五失本”，反映了译家在“译梵为秦”时，充分认识到两种语言（在语法、修辞、文体以及行文习惯诸多特点上）的差异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而所作的变通（三、四、五项皆指译者为求译文简明易了所作的削繁删冗）“失本”，是为了使译文达到符合汉文规范。这是失原作之本，却得译作之本。此乃道安高明之举。“失”正是为了“得”，“以得补失”，这是翻译的辩证法。可以说，“案本而传”是相对的，而“失本”则是绝对的。“不失本”便不成翻译。 3.徐光启的翻译思想 徐光启是我国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大潮中之先驱, 被称为“西学翻译之父”、“科学译祖”。徐光启的“翻译—会通—超胜”思想有两大特点:一是求知,求真理;二是抓重点,抓“急需”,并能从哲学方法论角度着眼。提出翻译西洋历书须分轻重缓急、循序渐进的见解,并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臣等愚新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意思是,只有通过翻译才能“会通”(学习与掌握) ,只有“会通”才能“超胜”(超越与争胜)。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 4.方梦志《医学词典》 5.慧远的“厥中论” 慧远主张厥中论，既反对“依实去本，务存其本”也反对“文过其意，理胜其辞”。“厥中”即克服文派质派的缺陷，以达折中。与儒家中庸文化和“中和”美学观有相同之处。 （1）从文体角度，道出翻译困难：以文应质，则疑者众（意译过头而失其真）；以质应文，则悦者寡（直译过头而失其美）。主张：“令质文有体，义无所越”（直、意相结合）； （2）提出了“质文择中”的中间道路，二者相辅相成。 意义：重新回归孔子“文质之论“，深化了文体学的本体认识； 关注翻译的阅读效果，有一定读者意识； 综合了文派和质派的要义，融合了佛儒学、佛学思想，完成了文质文体上新的认识论循环。 6.玄奘的“五不翻”原则 玄奘论五种不翻：“一秘密故，如陀罗尼直言，咒语。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尊重，智慧清浅自在，炽盛，端庄，名称，吉祥，尊贵。三此无故，如阎浮树胜金树，中夏实无此木。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正偏知，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玄奘立的“五不翻”原则，对后世的翻译活动，特别是20世纪初掀起的“译名大讨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建忠学术贡献
马建忠《马氏文通》 一、学术思想 马建忠主张废除厘金，收回关税主权，发展对外贸易，扶持民营工商业，致力推行洋务，并称许西方议会制度。同时建议开设翻译书院，提倡国人多学洋文，汲取外国科学文化知识。 二、烟税第一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封建保守的统治阶级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人开始认识到外国的“利器”对中国“自强”、“求富”的重要性，于是纷纷筹办洋务。在筹办洋务的过程中，有一个人提出了征收烟草税的主张，这个人便是马建忠。 马建忠长期奔走域外，经常写一些文章，论说古今中外的兴衰事，并在1897年将其结集为《适可斋纪言纪行》。在其中一篇名为《上李相伯覆议何学士奏设水师书》的文章里，他提到建水师筹款的第二项建议时说：“水烟、旱烟饥不可粟，寒不可衣，前明本在例禁；近日吸者，不论男女，十有六七。统计天下户口，扯计大县不下百万，中小者约五六十万。每县吸食以十万人计，每人日捐钱半文，一县得钱五十千，一年得钱一万八千串……西国重征旱烟而不征食盐，盖食盐为贫富所用，故弛其禁，若水旱烟非日用所需，故征析秋毫。查英国岁收烟税二千余万，法国近四千余万，其他各国，少亦至数百万，此事之可为者二也。”马建忠的主张虽不成熟，其中提到烟税对于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性却是十分有道理的，显示了他深厚的学识。 洋烟、洋酒初入中国时，洋人把持海关，对此皆免征税，而对中国的大宗出口产品丝茶之税予以重征。针对这一点，马建忠在《适可斋纪言纪行》之《富民说》中写道：“吕宋烟、葡萄酒等货，外洋征税甚重，有值百抽百者；而通商税则皆以为洋人自用之物，概皆免征。修约则可重征其税，而减轻出口税之数，亦可因以取偿矣。倘使总署王大臣（王文昭）坚持其议，各国必能就范。”他又一次强调了征收烟草税的重要性。《适可斋纪言纪行》被收入近代学者沈云龙教授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马建忠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征收烟草税的主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并为清末民初筹办烟草专卖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海军军官的养成制度 马建忠所拟海军军官的养成制度，可以说是现代理工商医人才培育的场所，它较诸福州船政局及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学校更加完备，颇有寓理工商医人才于海军之意，如再加上他欲寓文法政人才于外交学堂及翻译书院，则已具备现代教育内涵。他寓人才于海军的构思的另一面，则在提升军人的地位，以达到文武合一的地步，“西国仕途，武重于文。盖能武者必能文，而能文者未必能武；合文于武，故第以武名而武重矣。中国初设水师，官员多居武职，以其职掌武事故也。夫因其职掌武事而授以武职可也，授以武职而令文武兼全之才士同于引重挽强之粗人不可也。中国重文轻武之风，积重难返，凡居武职者，不复问其才学者何，即睥昵
15(翻译家翻译观)
近现代翻译家及其翻译观 1．马建忠 在严复出版《天演论》前数年，《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于公元一八九四年提出他的“善译”的见解，包括三大要求：一、译者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二、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三、译文与原文毫无出入，“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 2．严复 严复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严复曾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严复主张的“信”是“意义不倍（背）本文”，“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尽译文语言的能事以求原意明显，为“达”也是为“信”，两者是统一的。但严复对“雅”字的解释今天看来是不足取的。他所谓的“雅”，是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他认为只有译文本身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实际上即所谓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尽管有其局限性，但至今也没有被我国翻译界所废弃，原因在于：这三个字的提法简明扼要，又有层次，主次突出；三者之中，信和达更为重要，而信与达二者之中，信尤为重要。今人对“雅”解释为“保存原作的风格”。（张培基）二十世纪初对中国译论贡献最大的，是严复的“信、达、雅”。
二十世纪的中国译者没有不受这三字影响的。但如何理解“信、达、雅”，如何解释“信、达、雅”三者之间的关系，则素有争论：（1）“信”今人理解为“忠实原文”，但究竟应忠实于原文的形式呢，还是忠实于原文的意思？ （2）“达”，有人认为不必要，理由是因为原文是“达”的，译文如果做到了“信”，就一定能“达”意。 （3）“信”与“达”的关系。 （4）“雅”是指古雅、文雅、高雅，还是优雅？原文不雅，译文应该雅还是不雅？雅或不雅的程度能相等吗？ 举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最后两行曹禺和朱生豪的译文为例： For never was a story of more woe Than this of Juliet and her Romeo. 人间的故事不能比这个更悲惨， 象幽丽叶和她的柔密欧所受的灾难。 ---曹禺译 古往今来多少离合悲欢， 谁曾见这样的哀怨辛酸！ ---朱生豪译 补充材料： 1〉iambic pentameter---a line consisting of five iambic feet. 2〉Iamb---a two-syllable foot consisting of a light stress followed by a
重识马建忠“善译”理论之现代价值
重识马建忠“善译”理论之现代价值 摘要：甲午海战之后，马建忠提出设立翻译书院的建议，写成《拟设翻译书院议》，并提出了“善译”理论。“善译”理论基于现代语言学，开创了中国译论的语言学研究模式，同时提出了将“读者反应”作为衡量翻译标准的好坏。马建忠“善译”理论超越了中国传统译论的理论水平，拉开了中国传统译论向现代译论嬗变的序幕。 关键词：马建忠;“善译”理论;读者反应;语言学模式 引言： 纵观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其论述虽然已涉及到原文的语言、句式结构与文章体裁等问题，但论述主要还是基于个人经验。以“案本―求信―神似―化境”为主线的传统译论，其语言观指向人文主义，其理论关注点自然而然也就局限在语言和文本之间的转换(王洪涛， 2005)。直到1894年，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基于现代语言学理论，提出了“善译”理论。 一、历史背景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自此，中国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危机之中。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必然走向失败，中华民族岌岌可危。同年冬，马建忠向清廷上书《拟设翻译书院议》，明确指出翻译事业对中国抵御外敌及自身繁荣自强的重大作用。针对这一目的，马建忠在其文中还分析了当时译事之失，提出了创建翻译书院、培养译才等建议。他主张建立的翻译书院作为专门培养译书人才的高等学府，比“同文馆”还高一级;其具体建议涉及翻译学员选拔、翻译教学法、师资、词典编写、译书、购书、出书等，强调“翻译书院”必须教、学、译、出书相结合(陈福康， 2011：72-73)。传统译论下的翻译多与西方人合作，文本选择依据他们的爱好和专业，中国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基本没有话语权，更谈不上译文质量的好坏。基于此，马建忠提出“善译”理论以期改善中国当时的翻译境况和窘境。 二、马建忠“善译”理论 1894 年冬，甲午海战惨败之后，马建忠更迫切地希望改变清王朝内忧外患的窘境，他向清廷上奏《拟设翻译书院议》，旨在培养翻译人才。在这一文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善译”标准：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粗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陈福康， 2011：72) 何为“善译”理论?马建忠认为，译者在开始翻译之前，要通透原文意旨，不断推敲，以期心领神会。下笔之前要临摹原作之神情，传达原作之语气。翻译完成之后，译文要达到“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也就是：译作既要忠实于
最新马建忠“善译”翻译观
19世纪末马建忠基于比较语言学提出了不同于中国传统翻译观的“善译”翻译理论。但是没有得到当局和当时中国知识界的重视，然而马氏的翻译观点已涵盖等效翻译理论的全部内容，并与语用翻译有相通之处。本文拟从语用语言等效、社交语用等效角度，探讨马建忠“善译”翻译观的实用性。[关键词]：善译等效翻译语用翻译 一、马建忠“善译”翻译观 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于1898年出版中国第一部用西方语法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古代汉语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对中国语言学史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成为积极借助西方语言学来阐释汉语语法的中国首批语言学家中的第一人。他1894年写的《拟设翻译书院议》明确指出了翻译对中国反抗外国欺侮，并最后战胜外敌的重大意义和创设翻译书院、展开翻译活动、培养翻译人才的紧迫性。在该文中，他提出了自己的“善译”翻译观：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覆，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这段话的义蕴相当丰富全面，涉及语义学、语用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了文化研究的领域。他看来： 翻译是很难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翻译呢?平时在翻译训练中就应该培养自己对两种语言的浓厚兴趣，用心思考，一定要先将所要翻译的语言和用来翻译的语言进行仔细的研究和比较，以考察两种语言文字产生的渊源，领悟两种语言相同或相异的缘由。对两种语言相当的意义应加以反复推敲，务必探究其语调的高低，分析其字句的繁简，弄清其文体的变异，了解其内涵细微差异的由来。这样，拿到一本书，必须反复阅读，掌握它的精神实质，并且揣摩出它的风格，体会到它的语气，才能消化吸收，写起来得心应手，使译文和原文一模一样，没有分厘丝毫的差别，读者能从中得到与看原文相同的收获，这样的翻译可称得上好翻译。马氏非常注重原语言和文本，强调细致的文本分析，而且推崇翻译中的直译。作为当时主要的语文学家，马建忠将自己的翻译理论建立在比较语言学之上。他的“善译”理论与当代的翻译等值理论如出一辙。可以认为他是采用以语言对比研究为取向、以翻译对等为中心、注意翻译过程的翻译方法的中国翻译理论家先驱。 二、“善译”与语用翻译 本文拟从善译的语用学角度，举例说明善译翻译观的现实意义。语用翻译，同语义翻译相对应，是一种等效翻译观。语用学是“推断语言在语境中意义的学问”，它可以从语用语言学和社交语用学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翻译中的语用语言等效。 为求翻译中的语用语言等效，必须注意原著的“语用用意”(pragmatic force)，注意从原著的角度看原文在语境中的含义。语用用意就是言语的意向，分为两类：暗含的(implicit)和明说的(explicit)。前者指言下之意，后者指字面的用意。翻译中根据语境辨认原文的暗含用意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字面表达出来的用意往往不是原作真正的用意，即“所有相当之实
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不可不知的大家 经典翻译
马建忠 《马氏文通》语法专著提出“善译” 严复 原京师大学堂校长翻译《原富》《法意》《天演论》 翻译“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主张翻译的“信达雅” 林纾 不会外语的奇人却掀起了五四运动翻译的狂潮翻译《贼史》《王子复仇记》《快肉余生述》《黑奴吁天录》（分别是《雾都孤儿》《哈姆莱特》《大卫科波菲尔》《汤姆叔叔的小屋》） 辜鸿铭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13岁到英国读书精通11种语言人称“中国第一语言天才” 获文、哲、理、工、神等13个博士学位 英译《论语》《中庸》《大学》对外国作品过分意译 尊之者称其怪杰毁之者称其怪物 此狂儒与托尔斯泰通信被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他的故事很多：办公室小事、火车上的报纸、关于茶壶茶杯论袁世凯死时他放了三天鞭炮以示庆贺慈禧寿诞时他作诗一首“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马君武 第一位翻译德语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 陈望道 翻译日文、英文的《共产党宣言》 中文版《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问世 成仿吾 把德文版《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 郭大力 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人 鲁迅 翻译从《域外小说集》开始着重东欧和北欧文学的评价坚持翻译“唯信使上、宁信而不顺”的翻译标准 瞿秋白 《国际歌》的最早翻译者英特纳雄奈尔（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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