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世界中的女性悲歌_萧红小说中底层女性的生存悲剧

乡土世界中的女性悲歌

———萧红小说中底层女性的生存悲剧

张海燕

(山西大同大学文史学院，山西大同037009)

摘

要:崛起于30年代的萧红就像一颗灿烂耀眼的新星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大放异彩。在她的文学创作中，是

从女性的生育苦难和爱情、婚姻悲剧三方面来展现北方农村底层妇女的生存悲剧，从而阐释出女性在男权话语系统下的卑下地位。而这种别具风格的叙说方式与萧红自身的生命体验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萧红;底层女性;生存悲剧;生命体验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２011-09-23

作者简介:张海燕(1980-)，女，山西灵丘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

第25卷第6期2011年12月

Vol.25NO.6

Dec 2011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hanxi Da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文章编号:1674-0882（2011）06-0052-04

一

中国几千年来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积淀，让女性

在诸多方面受到来自社会与家庭生活的歧视与压迫。同时，植根于国人灵魂深处的封建思想，使得女性在精神和身体上遭受沉重的苦难。“苦难”是对生存深化的有力表述，是对女性自我意识与人性意识的自觉表达，因而也是作家关注女性命运无法超越的主题。萧红作为五四时代的新女性，将自身所历经的苦难融入到社会与时代的苦难中，以含泪的笔触诉说着中国女性的苦难人生。在女性悲剧命运的表达上，萧红擅长悲鸣中国北方大地世代为男性附庸的底层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境遇，她笔下的乡村女性生存悲剧的书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底层女性的生存状态悲剧———虚无的爱情古今中外，作家笔下描述的爱情往往被幻化为喜悦与温馨。然而，在萧红的世界里，爱情是悲剧性的，褪去被圣洁与美丽层层包裹的爱情外衣，其结果无一不被指向了虚无。爱情世界中处处碰壁的她不再相信爱情，反映在文本创作中就是对爱情神话的解构。

《生死场》中的金枝在情窦初开的年龄爱上健硕的成业，可她只享受过极为短暂的甜蜜爱情。成业对金枝只有本能的性欲发泄，并不存在爱的保护

与期盼。而金枝在两性交往的过程中，更多时候收

获的是悲哀。“他丢下鞭子，从围墙宛如飞鸟落过墙头，用腕力掳住病的姑娘，把她压在墙角的灰堆上，那样他不是想要接吻她，也不是想要热情的讲

些情话，他只是被本能支使着想动作一切。”[1](P23)

两性关系被降低到最为原始的状态，女性只是一个被

动的参与者，丝毫不能体现出她在这个关系中的主体性。在乡村，爱情被淹没在男性的生理需求中，女性沦落为男人的奴隶与生育工具。在那片原始荒蛮的黑土地上，女性始终不曾拥有过作“人”的权利，因此她们的爱情也是不能自主的。很多女性是通过指腹为婚或是“看戏相亲”的形式把自己嫁出去的，这桩桩婚姻的促成因为缺乏男女双方的自主参与性，其结局多数是不好的，于是一幕幕悲剧就在跳井与上吊的死亡途径上上演着。而有些女性的爱情本质就是为了满足男性的原始欲望。因为女性卑微的生命价值的被忽视，所以连神圣的爱情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畸变。这些北方女性在男性的社会中只是一个性别载体，并不具备作为“女人”的尊严与价值，于是她们只能选择在无爱的生活中，承受着心灵与肉体的双重折磨。

作为女人，爱情的缺席必然会使女性遭受到生命悲剧的痛苦。在这片荒瘠的土地上不曾绽放出美丽的爱情之花，外因在于传统文化的禁忌与封建社

会的陋习。

《呼兰河传》中的王大姑娘人见人夸，她52--

在前边走后边都有人指指划划地赞美她，甚至连大户人家都愿意将她娶进家门。但是自从她与磨棺冯歪嘴子因爱结合后，她以前所有的优点瞬间被贬斥得一无是处，她成了众人攻击与唾弃的对象，就因为王大姑娘违背了呼兰河小城人们日常奉行的“规矩”。这对夫妻不仅被全院人孤立，甚至还要承受着世俗舆论的指责。他们的私自结合，被房东是看作是“破了风水”，于是在寒冷的冬天将其一家赶出了冰冷的碾磨房。在世人的指指点点与贫困交加中，王大姑娘带着牵挂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以上两个作品表现的都是无爱的女性生命悲剧。萧红正是通过情爱缺失造成的女性悲剧命运对男性权威进行消解。萧红颠覆了传统小说的爱情模式，偏向于抒发浓重的虚无情绪。她笔下的女性，爱情还只是朦胧状态时就被男性无情的扼杀了。在崇尚男权为主的社会里，女性很大程度上被视作役用的工具，而最令人痛彻心扉的是她们在骨子里就没有任何独立的自我意识。感慨两性关系无真爱的苍凉，是萧红对爱的虚无的呐喊。

（二）底层女性的生活境遇悲剧——

—灰色的婚姻萧红笔下所创造的爱情是缺席的，弥漫着浓厚的虚无情绪，自然以“爱”为前提的婚姻的结合就只能呈现出灰色的情调，这些底层女性困守在婚姻的围城中难以解脱。在萧红的文本中，女性婚姻毫无美感可言，其实质只是一场原始的肉欲婚姻。如若男女双方在青年时还留有一些恋爱的甜蜜，一旦进入到婚姻状态中女人就变成了男人的附属品，昔日的温存烟消云散。男人不再将女人放在心底，在他们的眼中女人只是一个接受打骂，生理发泄的一个物件。

《生死场》中的成业婶婶，在婚前与丈夫有过短暂的爱情甜蜜，然而婚后她的爱的付出却连丈夫的笑脸都换不回。“女人过去拉著福发的臂，去抚媚他。但是没有动，她感到男人的笑脸不是从前的笑脸，她心中被他无数生气的面孔充塞住，她没有动，她笑一下赶忙又把笑脸收了回去。她怕笑得时间长，会要挨骂。男人叫把酒杯拿过去，女人听了这话，听了命令一般把杯子拿给他。于是丈夫也昏沉的睡在炕上。”[1](P19)这就是乡村女性的婚姻现状。丈夫漠视妻子的一腔爱意，在每天朝夕相处的生活中，妻子扮演的角色不是爱人，是保姆，是物件抑或是生育的工具。如果说成业婶婶的精神是因为婚姻而变成灰色的话，那温柔美丽的月英则因为婚姻而凋零。婚后的她因为一场病不能再生育了，而她的生命意义也就基本上终止了。残忍的夫家将气息奄奄的她用冰冷的砖头围起来，任其自生自灭。在男权话语下系统下，女人的生存价值就是传宗接代，一旦失去了这个层面的意义，女性就只有生命的终结了。

在这群悲惨的女性中，有一个孩童的面孔令人难忘，她就是小团圆媳妇。年仅12岁，就过早地走进婚姻，至此开始的是她梦魇般的悲惨生活。刚踏进夫家的大门，婆婆就虐待了她一个月。天真的少女经不起这恶梦般的折磨，已然气息奄奄了。婆家人于是开始了给她治病的“漫漫征程”。“热心”婆婆们烧了一大缸的沸腾状的热水，把被扒光衣服的小团圆媳妇死命般的按在水中，“她在大缸里边，叫着、跳着，好像她要逃命似的狂喊。她的旁边站着三四个人从缸里搅起热水来往她的头上浇。不一会儿，浇得满脸通红，她再也不能够挣扎了，她安稳地在大缸边站着，她再也不往外边跳了，大概她觉得跳也跳不出来了”。[1](P164)“小团圆媳妇当晚被热水烫了三次，烫一次，昏一次。”花季少女就这样生生地被折磨死了。小团圆媳妇“热闹”般地离开人世的文本意义在于:男性在婚姻中固然是摧残女性的刽子手，而那些年长女性将自己遭受过的生命苦难施加于年轻女性，这更是女性社会群体存在的莫大悲哀。

对婚姻的描述，萧红选择了灰色的基调，并且她对造成女性婚姻苦涩的男性进行了贬斥和虚化。她是满怀愤慨在叙述着男性形象，这些人把自身所享有的原始性别的特权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一边在欺辱弱小女性，一边却被生活、命运所欺辱，而他们的人生也是沉重的，人性是缺憾的。萧红笔下的女性几乎都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她们“蚁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可叹的是，男性以及女性自我人格的缺失是把她们推向如此沉重生存境遇的罪魁祸首。总之，萧红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爱情和婚姻的神话，她笔下的爱情不是才子佳人式的浪漫，夫妻之间没有举案齐眉的温馨，有的只是爱情的缺席与婚姻的晦暗，在文本的苍凉底蕴中折射出作家灵魂深处的人道主义光芒。

（三）底层女性的生存价值悲剧——

—苦难的生育女性生育本来是一次繁衍人类的伟大创造，而女性自身的生命价值亦是通过生育体现出来的。然而在萧红的笔下，贫苦的农妇们将生育视作是苦难人生中的巨大痛苦与灾难。面临如同死亡般的生产，她们的生存价值已经贬低为生不如死。麻面婆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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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痛不欲生，撕心裂肺般的疼痛折磨着她，恨不得拿把刀子把自己的肚子割开。金枝则在炕角静静地等待着接受刑罚，生育在她看来也是痛苦的。对于女性来说，生育造成的身体上的痛苦如同噩梦般纠缠其一生。显然只有女性作家才能将这种特殊的生命体验真切地表述出来。在以男人为中心的中国北方农村里，劳苦妇女不仅享受不到精神层面的情感需求，还要负重性别符号所造成的分娩痛苦与来自亲人们的忽视与遗弃。传宗接代这种女性特有的生理现象，却是导致她们沉重的心理负担的根本原因，甚至演变成为造成悲剧命运的源头。并且萧红在其作品中，一度把生育这一女性所特有的创造性的贡献，直接降低到与动物同等的水平，女人因为生育而变成非人。这是其文本中所表现出关于女性生命悲剧的深刻反思。在《生死场》中就出现了人的生育与动物生殖的一同描写，“产后草堆上，狗在那里生产，大猪带着成群的小猪喳喳地跑过，有的母猪肚子那样大，走路时快要接触着地面，它多数的乳房有什么在充实起来。”[1](P37)此种情节的设置，萧红想要揭示的是人的生育与动物生殖之间的相似性，即女性生育的动物性与非人性。而分娩中的女性受到的待遇似乎连猪、狗等动物都不如，她们不仅要强忍生育的痛苦，还要忍受着来自于丈夫的指责，甚至是打骂。“五姑姑的姐姐不能再延迟了，忙着去请产婆，产妇光着身子，像条鱼似的在灰尘中爬行、号叫，男人还拿起身边的长烟袋投向那个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产妇。”[1](P38)只因女人生育时的痛苦嚎叫影响了他们耳朵的清净。

在触目惊心的女性分娩过程中，我们发现萧红创造的此类作品中的女性在生育任务完成后，其结局可分为三种:或因生育而丧命，或经历巨大痛苦后幸得存活，或刚出生的婴儿很快夭折。王阿嫂与五姑姑姐姐的孩子都在出生后不久很快夭折，《生死场》中的小金枝侥幸存活却在几个月后被残暴的父亲活活摔死。这些苦难的女性不仅没有做母亲的欣喜，反而要承受来自贫穷抑或是漠视所产生的死亡威胁，以及孩子的夭折所带给母亲的巨大悲痛。可悲的是，女性所历经的生育苦难却被男性、男权社会所否定。中国北方农村的原始、荒蛮，凸显的是劳苦女性生命的无价值与无意义。在男权社会的规定下，不管愿意与否，“生育”呈现出的都是一种生与死的动物性过程。在对女性生育的描写中，萧红揭示的苦难主题是:“悲剧”是北方劳苦妇女终其一生的代言词。

二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萧红对爱情发出虚无的呐喊，把婚姻描绘成灰色的基调，对女性的伟大创造——

—生育——

—降低到与动物同等的水平。对北方农村妇女的生存悲剧以如此别具风格的方式叙述着，与萧红自身的生命体验有着很密切的联系。

萧红拥有一段不愉快的童年经历。只因她是个女儿身，年幼的萧红尝尽了双亲的冷漠和打骂，留给她的是一生的亲情缺憾。在萧红的孩童记忆中，父亲的形象永远是面目凶恶的，脾气火爆的。而重男轻女的母亲对萧红也是恶言厉色，这让萧红深刻体会到了男女的种种不平等，同时也影响到了她日后的创作倾向。作家在童年时期的生活中所获得的生存体验往往会成为她们创作的源泉。童庆炳认为:“童年经验作为先见意象结构对创作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一般的说，作家面对生活时的感知方式、情感态度、想象能力、审美倾向和艺术追求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制于他的先在意象结构。”[2]在失爱的童年中遭受到的种种不幸，是滋生萧红女性悲剧意识的土壤，将悲剧意识折射在文本中就是一系列的“被损害被侮辱”女性形象。在爱情与婚姻的殿堂里，萧红也是饱受磨难的。叛逆的萧红为了抗拒父母包办婚姻，为了寻求真爱和温暖，为了反抗命运，义无反顾地冲出“父亲的家”，开始了在外流浪的生活，那年萧红19岁。在恋人陆振舜的资助下，俩人一起逃到北京。不久迫于双方家庭的经济制裁，二人只能被迫返回家中。回到家中的萧红受到了父亲的软禁，幸得姑姑的帮助才得以逃离到哈尔滨。那时的萧红身无分无，流浪于哈尔滨的街头几乎饿死冻死，生存的窘迫逼迫她选择回到未婚夫王恩甲的身边。然而现实的黑暗再次将她推向了痛苦的深渊，萧红被王恩甲抛弃了。面对严峻的生存困境，“一个伟大的见面”之后，萧军解救了被男权社会遗弃的萧红，并将她引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事实上，结为伴侣的二人在气质、性格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于是摩擦、冲突渐渐增多。萧军的大男子主义造成萧红窒息般的痛楚。萧军对萧红的创作肆意嘲讽，这对把写作视为生命的萧红来说是最大的伤害。在男权话语系统下，当女性要求获得主体地位并对世界加以言说时，两性之间的对视必然会发生碰撞，而结果是女性要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所以当端木蕻良肯定萧红的文学成绩时，她为之振奋，她真实地体验到了在主流意识话语系统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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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的价值和尊严。作为一个女人和作家，萧红毅然选择与萧军分手，随端木南下开始了新的生活。然而可悲的是，萧红所追求的爱情理想再次破灭了，她强调女性作为人的尊严和独立的反抗，又一次淹没在强大的父权制社会的历史漩涡中。端木对萧红的伤害让她领悟到，男性的人格和品德在传统理念的渲染下被无限放大了，事实上它有时比女性更卑微，更怯懦。在抗日战火的蔓延下，萧红拖着羸弱的身躯来到了香港，离开“精神家园”的她最终魂销于此。

在萧红的生命里，除了爱情与婚姻让她饱受煎熬外，她还亲历了生育的苦难。“体验了生死交界处的挣扎，体验了没有爱情的生育与没有意义的动物般的肉体的苦痛”[3]，更让人心痛的是，在现实世界中，女性的这一伟大创造是被其丈夫所漠视的。萧红以自身真切的生命体验，以凝重之笔陈述了女性群体的灵与肉的苦难与痛楚。所以在她的文本创作中，没有婚恋的甜蜜与美好，缺乏为人妻，为人母的喜悦与崇高，满纸尽是血与泪的控诉。她清醒地认识到“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和惰性。”[4]

三

萧红不平凡的生命经历对于体验型作家来说

是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的她对自身的苦难体验是最深切的。正是这种隐藏在心灵深处的屈辱体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的创作，所以萧红是以女性的视角关注着女性的悲剧命运，尤其关注的是北方土地最底层的女性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悲剧。在萧红的女性生存悲剧的书写中，你会发现这些地位卑微的劳动妇女，她们的性别符号是“女人”，却没有成为社会意义上的真正的女人。女性的性别符号是造成其苦难命运的根本，女性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她自身的悲凄。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生活的她们，因为贫穷的物质生活与冷漠的精神制约，让她们失去了作为“人”的自觉，女性本应拥有的各种权利与幸福对她们来说是遥不可及的。这些卑贱的女性，未曾品尝过爱情的蜜果，未曾享受过为人妻母的温暖与幸福，没有体验过生命的乐趣，甚至已经丧失了保护自我生命的潜在意识与本能。萧红所书写的底层女性人物的生存价值甚至都不如动物重要，她们的生命意义被完全漠视。普通劳苦女性一般都能避免发生的生存价值悲剧，在萧红的文学创作中却常常上演着，这就使得她小说中的悲剧意识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因此萧红认为，女性要想走出生存困境，获得真正的尊严与生命价值，必须要勇敢地冲出男权社会给女性设定的生存空间，争取到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正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5]

参考文献:

[1]萧红.萧红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2]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文学评论，1993(4):59-64.

[3]刘思谦.“娜拉”言说——

—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历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4]聂绀弩.在西安[A].萧红文集(第3卷)[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

[5]鲁迅.南腔北调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6]钱虹.关于女性文学及其批评理论的当前意义[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3):42-46.

A Female Elegy in the Rural World

ZHANG Hai-yan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Shanxi Datong University,Datong Shanxi,037009) Abstract:Xiao Hong was a rising star as a writer in1930s.In her creation,birth,love,and marriage tragedies were three main aspects to show the miseries of low class women in rural areas in northern China.This unique narration is directly linked with Xiao Hong's life experience.

Key words:Xiao Hong;low class women;survival tragedies;life experience

〔编辑郭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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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小说与问题小说

【乡土小说】它是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流派，是农村题材小说，它多取材于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浓厚地域风俗的农村。在20年代初、中期，小说创作上出现了一种被称为“乡土小说”的作品。“乡土小说”指的是20年代初、中期，一批寓居北京、上海的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旨在揭示宗法制乡镇生活的愚昧、落后，并借以抒发自己乡愁的小说。这批作家有冯文炳（废名）、王鲁彦、台静农、彭家煌、许杰等。 乡土小说的兴起，是新文学小说对“五四”小说过于西方化的一次反拨。“五四”小说以鲜明的人文主义思想追求和对西方近现代文学及语言的借鉴与中国传统小说划 清了界限、实现了小说的革命，然而“五四”小说创作因此也存在很多弊端。其一是概念化，小说成了作家演绎思想、表达观念的形式，这个弊端主要表现在问题小说中；其二是欧化，这主要集中在浪漫小说中。浪漫小说不仅在抒情方式上直接借用了19世纪西方浪漫文学（尤其是卢梭的作品）的抒情方式，而且在抒情主人公的塑造上也过多受到卢梭及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影响，因而这一派小说在叙事上不象小说，而在语言上则又非本土化。针对这种缺陷，新文学作家曾呼吁文学的“地方色彩”，提倡文学应有“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号召作家“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所以，乡土小说在20年代初、中期的崛起，实际是新文学在革命之后着手建设的象征，反映了新文学现实主义的追求。 最早创作乡土小说并证明其艺术魅力的，是鲁迅。但是，无论是鲁迅还是那些后来被称为乡土作家的青年作家，在20年代初、中期都不曾明确使用过“乡土文学”或“乡土小说”的概念，更未以此相标榜。最早将这批作家回忆故乡、抒写乡愁的小说称为“乡土文学”的，是鲁迅1928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后来人们便沿用这一概念指称这一时期的这批作家的创作。 乡土小说作家很多都是直接受鲁迅的影响并有意识地模仿鲁迅而开始创作的，大都师承了鲁迅小说的批判国民性特点，较少造作，克服了概念化，以一种质朴和真实的面貌为当时小说创作界吹进一股清风。 乡土小说的主要特征，首先是作家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故乡风习，对愚昧、落后进行尖锐的讽刺与批判。其次，乡土小说作家往往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绪描绘生活与苦难中而又麻木、愚昧的故乡人，同情与批判，讽刺与哀怜相互交织，形成乡土小说喜剧与悲剧相交融的美学风格。第三，在批判和描绘故乡愚昧习俗、麻木人性、凄凉人生时，乡土小说作家仍然抑住不住对故乡的眷恋，而这眷恋又往往与某种失落感相交织，因而小说大都具有抑郁的抒情调子。

论萧红小说的艺术特色

西南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毕业论文（设计）评定表 学号 专业 层次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指导教师

目录 摘要 (1)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1) 二、正文 （一） (1) 正文 （一） (2) 正文 （二） (2) 正文 （二） (3) 正文 （二） (4) 正文 （三） (4) 正文 （三） (5) 正文 （三） (6) 结论 (6) 结论 (7) 参考文献 (7) 一、绪论 现代小说散文出现了“五四”后的现代小说中，从鲁迅始露端倪；经郁达夫、郭沫若、废名等人之首，到沈从文已成为一种美学追求。萧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创作的，她继承了鲁迅等前辈开辟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写出了在苦难中挣扎奋斗的人民的生活和憧憬，在艺术上独具一格的散文化小说为现代小说增添了光彩。萧红的把散文的抒情、议论、叙事、写景的功能引入到小说中，使小说具有散文化、抒情化、绘画化。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一）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负盛名和至今仍然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在她短促而丰富的一生中留下了《生死场》、《商市街》、《回忆鲁迅先生》、《呼兰河传》、《马伯乐》等脍炙人口的文字。其中，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有学者甚至把它与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相提并论，并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传”。在2000年6月香港《亚洲周刊》所评选的20

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中，《呼兰河传》名列第九。在新的价值判断标准下，萧红的文学成就已经和沈从文、老舍、张爱玲、钱钟书、茅盾、巴金等人相提并论。由此可见，萧红具有十分鲜明的文学个性和突出的文学史地位，对她的阐释至今仍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大热点。 （二）在某种程度上，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已经成为海内外对中国现代文学稍有了解者的一个程度深浅不一的情结，特别是小说中呼兰以及哈尔滨地方风情的再现以及方言土语的使用，刺激了太多外地读者对于黑龙江地方人情风俗的想象。在某种意义上，萧红和她的众多作品已经成为黑龙江地域文化的独特徽记。萧红研究特别是对萧红小说研究的深入展开，毫无疑问对我省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彰显我省作为边疆文化大省的地位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三、结论 语言的独特性,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这位女作家感知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 是对鲁迅诗化小说的再现。她注重打开小说和非小说之间的厚障壁,创造出一种介于小说与诗之间的新型样式。因而她的小说没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也没有事件上的完整性。从这点上说萧红是“反小说”的,她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描写家乡人的情感,捕捉家乡 人的情调,展示东北土地上野性的力量。 萧红是独特的,她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描写故乡,表现自我。萧红是说不完的,只要有人想走近她,认识她,就要熟悉她的语言,她的语言正是读者解读作者及其小说的钥匙 参考文献 1、李重华曹桂珍《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 2、钟汝霖《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3月 3、陈世澄《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1月 4、铁峰《萧红研究》第三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 5、萧红《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 6、黄人影编《当代中国女作家论》上海书店印行1985年版 7、皇甫晓涛《萧红现象》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9、《别林斯基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10、茅盾《<呼兰河传>序》见《茅盾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1、萧红《呼兰河传》《孤独的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12、骆宾基《萧红小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论萧红小说的艺术特色 摘要 萧红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她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由于她的一生颠沛流离、短促促悲凉，她的小说有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蕴；萧红思想敏锐，敢于揭示新矛盾新问题，反映人民的心声和时代的最强音，她的小说富含爱国主义激情。萧红正是以其独特的文体风格、深沉的的悲剧意蕴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在我国现代文坛上独占一隅，构筑了一个独具韵味的艺术世界。本文试从以上三个方面对萧红小说的艺术特色作简要论述。 关键字：萧红，文体，爱国

浅谈萧红对中国文学及历史的贡献

浅谈萧红对中国文学及历史的贡献 发表时间：2009-06-26T14:47:16.200Z 来源：《戏剧之家》2009年3月第3期供稿作者：葛洪伟[导读] 萧红是现代中国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说她伟大，是因为她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一百多万字的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萧红是现代中国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说她伟大，是因为她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一百多万字的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萧红说过，文学就是跟人类的愚昧作斗争。穷人和女性作为外视角，落在作品的题材、人物和故事上面；而作为内视角，则表现为作者的道德立场、思想和情感的倾向性。萧红完全自觉地站在受难的穷人和妇女一边，暴露权势者，反抗“男权中心社会”，控告世界的不义。但是，当她批判穷人和 妇女的愚昧和残酷时，那充满愤怒的目光中，却又是含了哀悯的。她清楚地知道，使穷人和妇女的人性劣质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在立场上，她作了必要的倾斜。她直接介入中国农村的黑暗现实，没有距离，没有创作家的所谓“美学观照”，她把自己也燃烧在那里面。即便是女作家，在写作中也未必一定用女性视角观察和处理生活。女性视角的运用，需要具备自觉的女性意识或女权意识。比如张爱玲，虽然在她的小说中，也有不少女主角，但是在叙述的时候，她是冷静地旁观着的，使用的是“第三只眼”。像萧红这样兼具了穷人与女性视角的“复眼”者，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恐怕是唯一的。萧红的自由的风格，表现在她对社会和人生悲剧的诗性书写上。悲剧紧贴着她的肉身。她的大小作品，始终保持着饱满的“原始激情”。萧红的这份激情，无疑地同她敏锐的感觉有关，其中突出的是痛觉。正是持续的疼痛，使她的情绪和情感，带上了一种苦难性质，故而在颜色、比重、速度、形态方面有了异常的改变。她把所有这些主观的东西，在自由叙述中重新植入被创造的世界，从而深化了她的悲剧主题。她那部最具影响力的作品《生死场》就是鲜明的一例。《生死场》写于1934年。萧红二十来岁在哈尔滨开始了她的文学生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人大约半年之内占领了东北全境，萧红作为难民离开东北往内地跑。1934年萧红和她的伴侣萧军来到青岛，萧军在这里写《八月的乡村》，《八月的乡村》是直接写抗战活动的小说，萧红在这里写《生死场》。两本书写完之后就寄给了鲁迅。鲁迅看了很欣赏，经过不太长的周折就帮他们在上海出版了。书出版的时候，萧红萧军本人已经到了上海。“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社会抗日情绪非常强，不太夸张地说，全国都在关注东北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大家把注重点都集中到了作者的独特身份（东北人）、作品的独特地域（东北）和独特情绪氛围（抗日）上，两部小说都被定位为抗日小说，两位年轻的作者一下子名声大振，享誉全国。《生死场》就以这种方式得到了广泛传播。 笔者认为《生死场》主要不在于写抗战。《生死场》一共七八万字，如果看成八万字的话，前面的三分之二大约五万多字内容与抗战毫无关系。“九·一八”之前的十来年，约1921年前后，这个时期东北两个村庄的老百姓是怎么样过日子的，怎么样地生病，怎么样病了没钱看医生，怎么样地死亡，怎么样贫穷得养不起孩子只能把孩子摔死……全是写的这种东西，这是前面三分之二的内容。简单来说，就是写老百姓的生、老、病、死，这体现了萧红最深切的人生感触。萧红作为一个难民逃到了关内，回望备受异族蹂躏的故乡和比平时更加苦难深重的父老乡亲，她意识到自己的文学作品应该担负起某种与时局有关的责任，对日本侵略者进行谴责和控诉，表达一个具有亡国之忧的人收回故土的愿望。另外，萧红在学习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受到萧军、舒群、金剑啸这几个人的影响。舒群、金剑啸都是共产党员，萧军也是左翼倾向很明显的人。他们的影响也会使得萧红的创作有时候主动向左联的文学主张靠近。于是我们看到，她笔下的这帮普通老百姓，他们生老病死的过程突然发生了某种变化，日本人占据村庄以后，他们的生活便多了一个内容：反抗日本人。在写作中，萧红大胆地打破传统的写实的方法，而采取一系列颇类现代主义的手法，主要表现在内倾的、断裂的、碎片化的处理上面。她的《生死场》并不像写实主义小说那般的将生活系统化和戏剧化，它们是反完整的，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而彼此间并没有廊庑相连。故事无中心，无主角，甚至于无情节。没有一个人物是支配性的，支配的力量惟在命运的逻辑本身。《生死场》之后，萧红已经成为一位具有鲜明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和女性主义倾向的作家。在当时，国家意识形态因为民族战争的兴起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政治代替文化，救亡代替启蒙，阶级性代替人性，宣传代替艺术，在这种语境的支配之下，萧红作品的价值不可能被充分认识。在文学史教科书里，她书中的丰富的人性内容和非主流倾向被遮蔽了。作为存在者，萧红有理由无视所谓的“文学史”的存在，而仅仅属意于她的文学，它的潜在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人道主义与自由。这是最高的，因而也是最为宝贵的文学品质。她对文学和历史的贡献也是独一无二的。责任编辑王庆斌

浅析萧红对女性悲剧根源的揭示

浅析萧红对女性悲剧根源的揭示 【摘要】萧红在其作品中，几乎写了女性所经历的一切人生苦难，不论这些女人的身份、遭遇有多么不同，但其悲剧命运都是相同的。萧红正是通过这些女性的悲剧，向残忍的、不公平的社会提出了强烈控诉，为广大女性喊出了内心的冤屈与悲愤。本文将着重分析萧红对女性悲剧根源的揭示。 【关键词】女性悲剧命运男权中心社会根源 【正文】 中国古代在性别伦理上形成的男女相生相依及男尊女卑的观念，究其文化根源，则在于原始农耕经济的宗法血缘的根基。在以得力的农业劳作作为基本生存条件的情况下，自然把农业劳作主体——男人推倒家或家族关系体的重心位置。尽管在家庭发展史上，确曾有过女性重心时代，但这样的时期随着农耕经济的发展而结束，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经济生产权利就是决定一切的权利。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形成男尊女卑的两性伦理。在强大的夫权阴影的笼罩下，女性的精神触角长期处于萎缩状态。以婚姻为边界，以家庭为天地，形成了女人被严格限制的空间，与世隔绝久了，被动顺从便成了女人的“天性”。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女性主体意识也逐渐在沉睡中复苏。但是，“儒家伦理道德在女性身上体现的二律背反现象也作用于女性自身，使中国女性在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我解放的自觉性方面整体的迟钝于西方女性。中国女人在成长过程中被规定的女儿、妻子、母亲三种身份中，前两种主要处于‘女从’地位，熬到母亲地位时有了翻身得解放的感觉，她们在儿孙辈那里可以找到压抑久矣的精神释放的突破口，所以她们格外看重母亲的地位与权利，尽管这是维护男权社会利益的地位与权利。中国文学中的恶婆婆形象，从女性深层心理看，就是这种地位与权利扭曲张扬的表现。”①在封建社会漫长曲折的发展进程中，除了少许几个女性在女性解放道路上作过反思，甚至挣扎，其余多数女性则墨守成规。“纵观中国女性解放走过的道路，中国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突出表现主要发生在‘五四’和新中国成立时期，都是借助于男性领导的政治力量进行的。”②“五四”

试论萧红的女性悲剧意识

试论萧红的女性悲剧意识 马双 [摘要]萧红是二十世纪文学史上具有独立个性并形成自己创作风格的作家，她以短暂、坎坷、痛苦的三十一年人生，为中国文坛奉献了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本文紧密结合萧红的独特人生、文学道路和创作心态，对萧红的全部创作进行动态考察和整体把握。参照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分析、归纳萧红作品中所蕴含的女性悲剧意识。 [关键词]萧红；悲剧；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07)01-0131-05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并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她却是一个很有个性特色的女作家。五四时代的女作家们，如冰心、庐隐、丁玲等人的创作，题材大多局限在知识分子的生活范围内，萧红的出现，给当时文坛带来了新鲜的视角和气息：她不仅营造了细腻、敏感的女性世界，还给文坛带来了一缕清新的乡土气息。独特的创作视角和创作态度使她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善于建立自己艺术风格的作家之一。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萧红并不是以关注女性写作而引人注意的，但作为一个饱受男权社会意识形态之苦的女性，尤其是身为女性的那份人生体验，几乎规约、困惑和影响了萧红的全部生活，同时也规约、困扰和影响了萧红的全部创作。她的开篇之作《王阿嫂的死》和封笔之作《小城三月》中，塑造了两个极其悲惨的女性形象，一个因生育而死，一个因爱情折磨而死；一个表现了女性所必须经历的生育苦难，一个则从两性性爱角度，揭示了两性不平等关系及男人对于女人独立人格和人的尊严的践踏。纵观萧红的创作，她也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表现女性的悲惨命运的，从而揭示出女性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的卑下地位。从妇女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角度来表现她们的悲剧命运，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触目惊心的严酷事实，她小说里的女性悲剧因此具有人性的深度和非同寻常的意义。胡风在悼念萧红的文章中曾写到“男人和石块一般硬，叫我不敢触一触。”[1]而这砖头之冷和人心之硬，几乎贯穿了本世纪的女性主义文学史。 萧红透过她本人所经历的各种屈辱和苦难的经验，使她深知中国底层女性的苦难，这成为她洞察中国底层女性历史的悲剧的起点，同时强烈而深刻地表达出对女人自身的性格弱点和悲剧命运的反思 收稿日期：2007-04-08 作者介绍：马双（1976—），女，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国际交流分院，讲师，长春130117

论萧红的创作风格

论萧红的创作风格 石伟 内容提要：萧红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一位女作家，她自己波折的生活经历以及对生命和人生独特的认识，她的很多作品都有她自己的影子在其中，使她的文学创作形成了独有的风格。 关键字：萧红创作风格 正文： 古往今来凡是有成就的作家,大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或清新淡雅,或慷慨激昂,在一个个文字的构建中,自然流露出自己独有的气质,成为作家在茫茫文海中区别于其他作家的标志。 关于创作风格的形成，不能否认作家先天的心理个性等方面因素的作用，更应该看到作家生存的外部环境与个人生活经历的影响。一方面，作家先天的心理、个性因素，为文学创作奠定了基调，使作家表现出一种都有的才情与气质；另一方面，后天的生活环境与生活经历，为作家提供了可供写作的素材，让作家有了进行文学创作的欲望，使其文学天赋得到完善并发展。在不断的文学创作中，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下面就以萧红为例，论述其文学创作的风格。

萧红，这个生长于动荡年代的作家，她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11-1929与1930-1942，在前一个阶段，可以说是她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时期，她生活在呼兰这个小县城内一个重男轻女的地主家庭，开始感受周围的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这就为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形成了一个文学创作的大背景。在后一个阶段，萧红开始了流浪与痛苦的生涯，生活非常艰难，爱情的变更，疾病的困扰，一直伴随着她。但就是在时期，萧红开始了最初的文学创作，发表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奠定了她在现当代文学创作史上的地位。 (一)寂寞凄凉的风格 她始终是寂寞的,从她出生到她最后病死香港,她始终无法摆脱这种寂寞的情绪。在她童年的记忆里，仿佛只有祖父这一个亲人疼爱她，“等我生来了，第一次给了祖父无限的欢喜，等我长大了，祖父非常疼爱我。使我觉得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而祖母留给她的，只是用针扎她手指的事。她的父亲母亲似乎没有给她留下多少印象，父亲的两次出场，也都伴随着暴力，一次揣她，一次打有二伯。她是寂寞的，亲人对她的冷漠给她的是一个并不快乐的童年，大多数时候，她只是自娱自乐的一个人，她“常常在蒿草里做着梦”，也看着“蜻蜓和蝴蝶在那荒凉的一片蒿草上闹着，不但不觉得繁华，反而显得更荒凉寂寞”。缺乏父母亲的疼爱，缺少可以一起玩的伙伴，使得她的这种寂寞的情绪，一直伴随了她一生。 自她19岁逃离家庭，她就开始了另一种寂寞的生活，漂泊不定

浅论萧红《呼兰河传》艺术特色

浅论萧红《呼兰河传》艺术特色摘要：“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民国四大才女、鲁迅眼中最优秀的女作家-----萧红，以其作品中悲喜交杂的情感基调，刚柔相济的语言风格，以及独特的写作视角的运用在文学史中独树一帜。作品通过自己对故乡的回忆，以朴素率直、凄婉细腻的笔调，真实而感人地再现了她童年时代东北农村的风土人情和落后愚昧的社会生活。它在艺术形式上是比较独特的，虽写了人物，但没有主角，虽也叙述故事，却没有主轴，全书七章虽可独立却又俨然是一整体。作者以她娴熟的回忆技巧、抒情诗的散文风格、浑厚而又轻盈的文笔，造就了她“回忆式”的巅峰之作。 关键字：散文化诗意回环复沓儿童视角 前言：《呼兰河传》绝非高屋建瓴，接地气的真实感至深至切。无论是萧红笔下的呼兰河畔，还是呼兰河畔的萧红，都以其特有的外在形式与内在灵魂使读者尾随萧红回望童年的寂寞，重奏时代的悲歌。她以自己的女性之躯跋涉过漫长的道路，以女性的目光一次次透视历史，达到了对历史、文明以及国民灵魂的了悟。 一、散文化的写作风格 “它是一篇叙事诗，一片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1]她的作品不同于传统的叙述模式（开端、发展、高潮、结局），

而代之以一种便于传达情感体验的主观、随意、散漫的叙述模式，使叙事成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抒情服务。【2】我们眼里的《呼兰河传》虽然是自传体小说，但作者所写的却是对故乡呼兰城的种种印象。 全书采用信马由缰的巡礼式抒写方法，从街头巷尾的情景写到喜庆病灾的种种盛典，从祖父的后花园写到童年生活的寂寞，从家中的庭院厢房写到形形色色属于下层人民的住客；既没有设置尖锐的矛盾冲突，安排头绪纷繁的线索，也没有编造曲折紧张的情节，塑造众多的人物典型，甚至没有贯穿始终的线索、故事和人物。 全书七章可分可合，似断实联——分之则每章皆可独立成篇，自成单元；合之方成小城整体，每一章都是小城不可或缺的枝节。作家运用散文化的手法来刻画这些看似破碎的生活画面，就因为她不是在为某个人作传，而是在为整个小城的人情风俗作传，呼兰河小城就是作品的主角——这是一部以背景为主角的小说，写的就是中国大多数人的普遍生活，是整个社会的风俗。 散文化的语言和结构，就决定了小说的基调是娓娓道来而非紧张急迫，是忧郁低沉而非活泼轻快。萧红有意淡化情节，淡化故事性，“没有贯穿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3】小说由三大板块组成，前两章介绍呼兰城的风土人物，自然风光等概貌并重点描绘了几

萧红小说研究

萧红小说研究 乡土文学是20世纪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乡土文学的出现、发展、和流变，构成了一种十分独特而又重要的文学现象。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二集导言》中第一次正式把20年代台静农、许杰等人的创作称为“乡土文学”，并作了理论阐释，从此，“乡土文学”的理论观点被广泛接受，乡土文学作品被视为重要的文学现象，以自己常青的生命之树不断发展衍变，[1]并相继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作家，萧红便是其中的重要一员。 这位被鲁迅称为“最又前途的女作家”，以本人在个性上的质朴和真诚，以饱蘸感情的笔墨，用心灵的巧手绘织出一幅幅乡村场景的瑰丽图画，展示出东北乡村独有的地域风貌和农民的生存状态，反映了“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鲁迅《〈生死场〉序》），[2]以及更广阔的世事人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描写乡村风貌和乡村内在神韵与魂魄的重要载体。 萧红1911年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河畔。这块质朴淳厚又充满苦难的土地，给了她一双灵秀敏感的眼睛河一颗聪慧多情、热爱生命的心灵，也给了她文学创作无尽的源泉与灵感。萧红虽然出生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封建地主家庭，可是优越的生活条件并没有给她提供一个响应的精神家园。[3]生母的早逝，继母的难容，复杂的家庭关系，使萧红有效的心灵滋生了忧伤和多愁善感，冷酷的生存环境使萧红的内心点燃了反抗的火种，邻居们的悲惨命运和不幸遭遇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萧红文学作品的题材，绝大部分都来自于呼兰这个北国小城的生活，[4]充满了北方乡村所独有的乡风乡俗。 《呼兰河传》是萧红萧小说创作的颠峰，这部诗化小说充分体现出东北农村的自然风光、北国田园的村野风情，意境自然、疏淡，火烧云的描写是一段脍炙人口的文字，她对严寒的北国冬天的描写也又独特之处。作品一开头就为我们展现出一派北国严冬大地强烈、粗犷的乡味儿，字里行间，饱含着萧红对东北大地的深切体验，带给曾经历过东北严寒的人一种真实感，带给外乡人一种难以想象的奇妙的北方世界的新鲜感。[5] 萧红作品的地方色彩还突出的体现再对黑土地民风民俗的详实记述。翻开萧红的作品，带着黑土气息和东北人生活习俗的画面迎面而来：日夜不息祈求治病除灾的大神鼓；每年阴历四月十八人山人海的姑娘庙会；热闹非常的野台子戏；走街串巷的货郎挑子、凉粉担子麻花箱子、豆腐盘子……萧红笔下对东北人民生活习俗的描摹是毫无雕饰原汁原味的，是黑土地人们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于再现。[6]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也用大部分的笔墨描写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北乡村一群旷夫愚妇的近乎原始的生存状态，[7]以及这种生存状态下所具有的“文化性格”，表现了对人类生存意义层面上的文化关照，以及对生死等终极问题的探讨于思考。[8] 萧红善于使用东北方言俗语，如“隔长不短”、“小灵花”、“胡家”、“出马”等，这使她的作品洋溢着醉人的乡土气息，除此之外，她还在《呼兰河传》中对北方老百姓的饮食文化作了渲染，如黄米年糕：“一层黄，一层红，黄的金黄，红的通红。三个铜板一条，两个铜板一片的用刀切着卖。愿意加红塘的加红塘，愿意加白糖的加白糖。加了糖不另要钱。” [9] 萧红对故乡的感情是很复杂的，有深情的怀恋，也有对贫苦农民的同情及落后生活的厌倦。鲁迅说过：“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味别国过注意。”这地方色彩就是地域文化底色，包括地理风貌、民俗民情、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饮食衣着、房屋建筑、语言符号、心理定势等。现代不少作家成为地域文化的传播者，正如鲁迅之于浙东社会文化，矛盾之于沿海畸形都市文化，老舍之于北京市民文化，巴金之于四川封建家庭文化，沈从文之于湖南土著文化一样，萧红那充满乡土风情、蕴含着浓重文化意识的作品，填补了北大荒地

论萧红的悲剧意识在女性形象中的反映

论萧红的悲剧意识在女性形象中的反映 广州第九十一中学黄晓丹 内容提要： 萧红小说有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识。一生坎坷的遭遇使这位才情出众的女子的笔致比别人多了一份冷然与凄美，应该说，其自身悲剧性的人生经历，与其作品中的悲剧意识的形成是密切相关的。在最初的创作中，萧红便开始了对人的生存形态和生命价值的关注，她以先觉者的姿态抒写着人类苦难的命运。而历次生活的变故，使得萧红将思考的核心放在了对妇女命运的探索。她，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在简约清丽的文字中揭示人世间的灰暗和丑恶，鞭挞民众的愚昧和麻木，感慨生的艰难和无奈，抒写着女性的悲剧和人类生命的悲剧。 关键词：萧红小说悲剧意识女性形象 萧红，她的一生，是坎坷寂寞的，自她踏上文坛之日，就已经背负着沉重的人生枷锁。正是这不公的现实、坎坷的遭遇和磨人的孤寂，让这位原本就才出众的女子多了一些沉思，使得她的笔致比别人多了一份冷然与凄美，使得作品字里行间显露出深深的悲凉之感。她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在简约的文字中揭示人世间的灰暗和丑恶，鞭挞民众的愚昧和麻木，感慨生的艰难和无奈，抒写着人间种种饱含苦难的悲剧故事。 萧红的创作中隐隐有鲁迅的风骨，凭一枝笔反映当时中国真实的社会，不粉饰，亦无颓丧，魅力经久不衰。《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反映当时中国各个层次人群生存状态的作品相继从她的笔端流淌。而其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她笔下多灾多难的女性。 本文试探究萧红小说悲剧意识在女性形象中的反映。 1.“女人的天空是低的”——女性悲剧的命运 多数的女作家笔致是纤巧细腻的，而萧红的作品，给人感触最多的是冷然与凄美，她曾说过：“女人的天空是低的。” 的确，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传统中，女性的地位是从属于男性的，她们作为“人”的价值注定被无情地践踏。萧红作为一个女性，她饱受男权社会之苦的人生体验几乎影响着她的全部创作。她擅长于将自己悲剧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融入作品中，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触目惊心的严酷事实，不仅关注着女性由经济压迫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更集中审视和批判了男尊女卑的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给妇女造成的不幸和伤害。因此，萧红小说里的女性悲剧具有人性的深度和普遍的意义。

试论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

毕业论文--------试论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

生得挣扎，死的抗争 --------试论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 莫延福 【内容提要】 现代女作家萧红，关注妇女问题，在其小说中，塑造了王阿嫂、黄子良、翠姨、长青妈、王大姑娘、王婆等一系列女性形象，描写了她们的屈辱与挣扎，觉醒与抗争，本文通过萧红这些形象的分析，归纳了这些形象的两种类型，分析了这些形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以及作家塑造这些形象的社会形象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 生，死，挣扎，抗争 生得挣扎，死的抗争 --------试论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

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黑龙江呼兰人，现代著名女作家。代表作品中篇小说《生死场》，短篇小说《小城三月》。 萧红是30年代出现在我国文坛的著名女作家，其作品主要反映农村社会生活，描写农村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不幸与抗争。萧红出生于地主阶级家庭，又一度被软禁在农村叔伯们的家里，这使她耳闻目睹了不少地主剥削、欺压农民的血泪斑斑的罪恶。萧红对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特别是妇女的苦难和不幸，有着特别的关注，她自从19岁逃离家后，屡遭坎坷、历经磨难，从而对生活有了自己的独到而深刻的体验，因此，对农村下层劳动妇女的痛苦与不幸有了更多的理解和认识，并写出了不少反映农村妇女生活的优秀作品。 （一） 萧红对农村劳动妇女的认识是深刻的。1938年，她曾联系自己的身世对聂绀驽说：“……我是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多么讨厌啊！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的，倒是怯懦,是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自甘牺牲的惰性。”这是女作家萧红在经历了人生的苦难和不幸之后，经过深沉的而又不无忧伤的历史反思，对妇女问题所作的深刻剖白，它不仅反映了天才女作家同旧世界抗争的独特的生活历程，同时也表现了当时中国社会妇女不甘奴役的反抗精神。正是基于这种精神和作为女性作家的历史使命感，萧红才蘸着自己的血泪，以“女性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着力表现东北沦陷后的劳动妇女“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塑造了许多真实、生动、形象，令人颤栗的妇女形象。 萧红笔下的这些妇女形象，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残酷的阶级压迫之下，在封建思想毒害之下，饱受侮辱和损害，而又麻木愚昧，任环境搓揉，无力反抗。虽然落后，尚未觉醒，却仍然在苦难中艰难挣扎，保持着坚韧性格的

问题小说与乡土小说2

问题小说就是为提出某种社会问题而创作的小说。由于作者思想倾向不同，初期问题小说中有一部分作品专以“美”和“爱”作为解决问题的钥匙，大部分则并不提供答案，是所谓“只问病源，不开药方”；而“不开药方”本身，也正是问题小说的特点之一。问题小说在“五四”时期的流行，主要反映了大批知识青年的觉醒。它是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一种需要，又是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一种结果。后来,问题小说也体现著作家密切关心现实这一优良的传统。 了问题小说的创作。 发展1、“问题小说”起步，表现了探究人生意义的热忱。代表作《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揭露了“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 2、宣扬爱的哲学。如果说初期“问题小说”只是问病源，不开药方。《超人》则标志着冰心对种种社会问题开出了她的“药方”－－这就是“爱”的哲学。《超人》《烦闷》《悟》构成了冰心“爱的三步曲”，爱的核心是“母爱”。 3、《倪焕之》它通过一个大的时空跨度去展示社会生活。小说从辛亥革命发生写到大革命失败。写了十几年的历史变迁，包括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再现了这十年间中国社会从乡镇到都市的现实生活。》）《倪焕之》重现了五四青年的理想与现实矛盾的悲剧处境。是现代文学“知识分子心里变迁史”中的重要一章。 问题小说的缺失与不足 1. 忽略了人物塑造、情节设置、氛围渲染和形式等文学要素，小说的社会认识价值超过甚至损害了其文艺审美价值； 2. 小说过重的哲理色彩和理性深度，有图解观念的创作形式，影响了作品的真实性。； 3. 缺乏现实的生活基础，缺少鲜活的生活气息，存在明显的主观臆想和向壁虚构的成分，影响了作品的感染力。 乡土小说 它是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流派，是农村题材小说，它多取材于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浓厚地域风俗的农村。在20年代初、中期，小说创作上出现了一种被称为“乡土小说”的作品。“乡土小说”指的是20年代初、中期，一批寓居北京、上海的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旨在揭示宗法制乡镇生活的愚昧、落后，并借以抒发自己乡愁的小说。 乡土小说作家很多都是直接受鲁迅的影响并有意识地模仿鲁迅而开始创作的，大都师承了鲁迅小说的批判国民性特点，较少造作，克服了概念化，以一种质朴和真实的面貌为当时小说创作界吹进一股清风。乡土小说是作家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故乡风习，对愚昧、落后进行尖锐的讽刺与批判。其次，乡土小说作家往往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绪描绘生活与苦难中而又麻木、愚昧的故乡人，同情与批判，讽刺与哀

浅谈萧红的写作艺术与风格

浅谈萧红的写作艺术与风格 因为《三月小城》，我相识了萧红。 因为她那凄凉的爱情故事，我有了看看她作品的心思。 因为既婉约清新而质朴刚健的文字，我看到了一个与悲惨命运截然不同的萧红文字世界。 从细腻豪放的《生死场》到率真坦诚的《商市街》，再从诙谐讽刺的《马伯乐》到平淡深挚的《呼兰河传》。不能不说，萧红是一位能驾驭各种风格的女才子。各式各样的风格中都有着一股子呼兰河畔的味道，下面就来慢慢品品这种独特的韵味。 大多数人的眼中，萧红是一位柔弱的女子，写得东西大多是些细细碎碎的美文。但其实她也有刚劲豪放的时候，胡风曾在《生死场》的后记中就写过“你要死灭吗”是全书的高潮，这是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发着颤响飘着带光。可见，既刚健又婉约的文段在萧红的文字中还是有的。再看其中一个群众宣誓的画面“浓重不可分解的悲酸，使树叶垂头。赵三在红蜡烛前用力敲了桌子两下，人们一起哭向苍天了！人们一起向苍天哭泣。大群的人起着号啕！”这简直是一幅线条粗犷奔放、劲健有力的木炭画，又不禁使人联想起珂勒惠支的版画，可以说是一种“力”的艺术，其中充溢着一种不可抑制的感情力量，在奔放，在冲击，在跳跃！不仅仅人被描写地不可抑制，连场面的景物都激荡了这种力量，“畅明流动的天光，房周垂曲的大树群，即将被当作祭礼牺牲的老山羊，四脚倒挂，哀鸣不止，红布方桌，火焰颤动，烟雾缭绕中。”作者成功地运用粗犷的充满激情的笔触，勾勒出动态的景色。以情观景，绘景见情，情景交融于浑然一体中显示出“钢戟一挥”的气势和力量。小小女子，竟用简短地文字给了我如此大的震撼，尤其是生与死的震撼，她的文字中没有那么多刻意的技巧，反到多了些真实和质朴。她真正地用心写作，写实在的人，写出许多像她的祖父那样善良却不幸和悲哀的人。不是隔岸观火般虚构，而将满怀的情感注入，化作独特的情调，如写月英这个美丽女人的悲哀一生，充满了同情的笔调，尤其将月英男人的丑恶行径与月英的孤立无助做对比，更看出萧红是加入了自己浓浓的个人情感，第一次的为情所伤，带给她的悲伤情绪显然也被带入了作品。在《呼兰河传》中，她与祖父快乐的后花园生活，也被真实的展示了出来。”一次，“我”将后园的玫瑰摘下插到祖父草帽上，祖父不知，进屋后祖母看见，大笑不止。这样真实欢乐的场面恐怕只有在祖父这篇中才能见着了吧。就是这样简简单单，才更加吸引了读者的眼光吧。萧红的作品不仅仅真实创造人物、自己心爱的人还真实自我，用一种勇于表现真实的态度，写下了自传性的《商市街》。尤其经典是她自己在饥寒交迫的时候，看到旅馆别的房间的门上挂着“列巴圈”,她萌生了“偷”的念头。萧红细致入微地描写了自己当时的心境，展现了一个真实的自己。而后又因为没有了柴火不得不向房东借柴火，由于不好意思张口，他们只好写了一张字条去求借。她总在自己身处难堪的时候，往往写出了自己内心感受最真实的东西，所以很能打动人。她对自己的感情从不隐瞒、从不文饰，这一点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萧红就是萧红，有着她独特的萧红体。这是没有人能够模仿的。她那注册商标式的优美简洁，在人们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她面对着自己的第二任男人萧军，恐怕是再熟悉不过了。都说对于越亲近的人来说，描写他的外貌必然是绰绰有余的长篇大论。且看萧红眼中的萧军“颧骨很高，眼睛小，嘴大，鼻子是一条柱”。仅仅十五字，便有棱有角，形神兼备了。远远超过那些冗长的篇章。以上这对萧军外貌的描写还不算什么，在散文《雪天》中有一段对话： 军：“饿了吧？” 红：“不饿” 军：“够不够？”

剖析萧红小说中的女性悲剧形象

Z HONG GUO NONG CUN JIAO YU 萧红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是她文学的生命却生生不息，她在有限的创作时间里，留给了我们太多的回忆、感慨和震撼，萧红所创造的文学价值也留给了世人越发掘越耀眼的光辉。 一、萧红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一）生的坚强、死的挣扎 《生死场》体现了萧红的生命价值的深刻思考，书中对女性的命运，能折射出在那样一个特定时代的生存环境里，生与死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女性的身体上，小说从女性生育所受的痛苦写起，既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光环，又能从人的本性出发，要承受虐待以及自己不忍生活产生的扭曲心理，自残折磨到死，真是让女人受尽了世间的痛苦。 萧红在作品里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关于女性生与死的世界，让我们深切的感受着女性存活的不易，所承受的极大的苦痛，得不到任何的理解与包容，这简直是对人生的灾难的描摹。原本正常的女性，在那个黑暗的扭曲的世界里，难逃命运的捉弄。最后沦为不堪的人生奴隶。无法体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在那个男权大过天的社会，她们只能默默地忍受着。 （二）隐形的封建残害 《呼兰河传》里王大姐做姑娘时，像一棵灿烂的大葵花，都夸她将是兴 家立业的好手，可她毕竟也是个普通 的女儿家，人们发现她与磨倌冯歪嘴 子同居，没有通过明媒正娶，在那个封 闭落后的时代人们曾经的赞美之词在 一夜之间全都被推翻了，更难以接受 的时冷眼嘲笑，和那不堪入耳的恶毒 的话语。她有什么过错？怎么就成为了 众矢之的。每天承受着精神的莫大的 痛苦，终于在寂寞冷眼中死去。 这群在贫穷困苦中挣扎的女性， 被恶心摧残着，周遭的一切不成文的 规定还在前方设法地继续折磨她们， 面对她们的不幸，她们难以挣脱伦理 的束缚，只能成为这个社会低廉的牺 牲品。王大姐，小团圆媳妇，她们的生 命从升起到陨落，不断地受着封建的 迫害，这一张无形的巨网，让她们承受 灾难的同时毫无回天之力地接受命运 的摆布。 （三）负重的情感、压抑的生命 《小城三月》是萧红最后一部作 品。它是对人情感方式的一个历史检 验，对其“剪不断，理还乱”的隐微心理 的追求与探索。尤其是一向具有含蓄、 婉致而代表了传统文化品格的东方女 性，对于这一心理现实的挖掘使作品 也可以说是对作者萦绕不去的寂寞氛 围的一个梦幻情节，其中女主人公的 文化品格及其悲剧意味是值得我们深 入思考和发掘的。 这部作品是萧红唯一部与自身情 感世界距离较近的作品。翠姨多愁善 感、情感世界细腻又丰富，有着文化素 质、但又受教育极少，这似乎决定了其 悲剧命运的性格基础。家境看似宽裕， 母亲有对其较为溺爱，而她的母亲又 是一个性格孤僻，心理封闭的一个人， 这也奠定了她成长路中的不稳定因 素。使她的青春注定会带有悲剧色彩。 在这个普通的爱情故事中，没有爱与 被爱，这是最让人心寒的，一生坎坷的 萧红在翠姨的形象中倾注了自己的孤 独与悲切。 二、萧红的创作个性 （一）生存环境 萧红是在充满民族危机的30年 代登上文坛的，她以独特的目光审视 这周遭的环境，在她犀利的目光下，一 切都无处躲藏，她自然地把这么都融 入到她的作品当中。这一切都跟萧红 的出生环境大有干系，她在辛亥革命 爆发的时代，自小就在家庭教育的熏 陶中沐浴着新思想，等她成年以后,便 流亡到上海,这是她文学创作阶段中的 重大转折，在这时期萧红夫妇结实了 鲁迅这位文学巨匠，在新文化先驱的 关怀下,萧红精神上有了很大转变，但 剖析萧红小说中的 女性悲剧形象 孙畅 56 2018第08期下(总278期)

浅谈萧红女性意识觉醒原因

浅谈萧红女性意识觉醒原因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成熟的女性意识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成就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她被人们称作“20时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除社会因素外，萧红的女性意识来自于她人生的种种苦难经历，她将这些经历融入到了自己的作品中，来展现了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及她们艰难的生存环境。她的作品，鲜明的以女性意识来关怀女性的生存、爱情、命运。本文就简单的探索萧红女性意识产生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1、社会因素：中古自古以来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一直处在弱势的地位，“男女卑”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人们。在五四运动爆发后，“民主、科学”的大旗直指封建礼教，封建父权意识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女性意识逐渐得到觉醒和重视。五四运动给萧红的文学之路提供了良好的背景。她的作品在关照“人”的解放下展现出来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突出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以她亲身的经历来表达女性的心声。她描写劳苦的被侮辱的女性人群，她将女性的苦难置于民族、社会之中，普遍的呈现她们的生存状况。 2、良师益友鲁迅的影响：鲁迅是萧红的良师益友，萧红受鲁迅的影响很大。萧红在文学创作上吸收了鲁迅的技巧，秉承了鲁迅风骨，但她又以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表现出了女性特有的文学创造力，具有鲜明的创作特性。她对麻木愚昧的封建妇女做了深刻的揭露。 二、内部因素 1、童年的影响：萧红的童年生活是不幸的。在《呼兰河传》中可见，在她的童年中就只有外祖父给她疼爱，而她的父母亲人却没有给她任何的温暖和关爱，甚至还有外祖母对她的虐待。虽然这些都是童年模糊的记忆，但是却对她的人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具有叛逆性格，使她成为一个敏感多愁又孤傲叛逆的人。 2、爱情婚姻的带来的意识觉醒。萧红在童年时就是一个孤傲叛逆的人。在她上初中得知包办婚姻后，她毅然的离家到北京求学。但是后来讽刺的是为了生存她不得不和逃离的未婚夫同居并被当作人质留在旅馆的经历让她认清一个现实：她战胜父权离开家庭，但却终究被男权社会所束缚，只恨她不是一个男人。之后她以为她和萧军是真爱，她为萧军全身心的付出，真心的爱着这个男人，愿意为这个男人柴米油盐，苦守清贫与饥饿。而她真心的付出却换来了萧军无尽的背叛与折磨，最终也只得离开。感情的经历让萧红明白一个道理：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繁重的。所以她的女性意识开始成熟起来，并且通过其文学作品表现出来。 萧红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性，她的人生经历是悲惨的，但是也因为这些坎坷和悲惨使她的女性意识得到觉醒并成长。

沈从文小说中悲剧女性形象塑造

――沈从文小说中悲剧女性形象塑造 【摘要】沈从文创作了大量的以湘西风物和人事为背景的小说，女性形象描写是湘西小说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小说中众多的女性形象既是美丽的，又是残缺的。沈从文在颂扬湘西世界美好人性的同时，再现了湘西女性的生活状况。众多悲剧女性形象的塑造，表现了沈从文独特的审美眼光，寄托着他的审美理想。 【关键词】沈从文湘西小说悲剧女性美丽残缺 现代作家沈从文以他对故土湘西的深深爱恋的情结，用他的神来之笔为我们创作了大量的以湘西风物和人事为背景的小说。浓郁的乡土气息，魅人的风土人情，是沈从文湘西小说的一大艺术特色。正如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写道:“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⑴湘西世界成了无世俗污染的“自然保护区”，成了现代人寻求安宁的精神殿堂。在这座希腊小庙里，沈从文用流光溢彩的文字为我们塑造了一座座值得瞻仰的艺术形象，本文旨在对其湘西小说中几个具有悲剧性格和命运的女性形象的解读，阐述沈从文是要通过这种残缺的美来寄托他的社会理想。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塑造的典型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美丽纯情的少女，如翠翠、三三、夭夭、媚金等；饱经磨难的家庭妇女，如萧萧、三翠等；因为贫穷生活所迫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妓女，如《柏子》中的妓女、《丈夫》中的老七等。 沈从文笔下写到湘西女性时，总是将无尽的爱倾注于笔端，所以，他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是美丽的，天生丽质、柔美如水、恬淡自然。例如翠翠、萧萧、三三等，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列举出一长串名字。她们或温柔可人，或聪慧机灵，或勤劳纯朴，或稚嫩天真，或忠贞痴情，或悱恻缠绵……她们共同组成了绚烂多彩的女性群像。她们不光具有外在的美，更具有内在的美，她们没有任何伤害他人的意识或行为，只凭借简单而执着的信仰生活着，是人性至善至美的化身。她们的形象是美丽的，但大多数女性的命运又都是残缺的，当这些美丽善良的女性遭受打击和毁灭时，就给我们思想上带来强烈的震撼，我们不光会因为她们的美丽涌动喜悦，也会为这些美丽的毁灭而黯然神伤。 一、翠翠----懦弱性格的失败者 《边城》因恬静悠远的风格、柔和温润的笔调、诗词曲赋的意境而被誉为田园牧歌。翠翠历来被看作是“爱”和“美”的完美结合体。翠翠生长在湘西山区的偏远小镇——茶峒，与勤劳朴实、重义疏才的祖父靠着一只渡船相依为命。生活虽然贫穷，但她有祖父的疼爱。她是自然女性，“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又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⑵竹林就是她的家园，连她的名字也取自那满山逼人的翠色。终日与山水为伴，她的身上也有了山水的灵气，具有大自然赋予的活力，她不染纤尘地成长着，内心中对爱情对象二佬傩送的选择是生命本能的自然选择，绝无物欲的掺杂，翠翠爱上傩送，不因他是船总的儿子，而是因为她欢喜梦里的歌声，欢喜随着歌声去摘虎耳草，那歌声在夜梦中曾浮起她的灵魂。她的爱情与自然有着很大的联系。在读者面前，翠翠天真善良，淳朴活泼，体现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⑶。她是这样一个生动透明的“美”的形象，“美”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