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力私权利冲突及解决范式

浅议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及解决范式

【摘要】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实质是不同价值观的对立统一。通过界定利益冲突范围，分析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产并非应然状态，从而得出解决二者冲突的关键是为公权力与私权利构建平等博弈机会的结论。

【关键词】公权力；私权利；冲突；解决范式

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中，和谐社会并不是一个远离矛盾冲突的社会，而应当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且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运用规则和使人类行为受到规则统治的事业。在所有文明发展起来的地方，在所有社会生活复杂到一定程度的社会，都会出现这样的事业和尝试。规则具有一种简化复杂的社会生活，使之常规化的职能。它有助于祛除社会交往中的偶然因素，帮助人们实现稳定的期待，为社会带来安全与秩序，而这些对无论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还是社会本身都是必不可少的。①在社会资源总额一定程度紧缺的情况下，利用不断完善的法律制度安排来容纳利益矛盾与冲突，无疑是一种弊端较小，风险较小和成本较小的社会治道。

一、公权力与私权利概念辨析

学术界对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定义尚存争议。本文从行使主体的角度来区分公权力与私权利。所谓公权力，指以维护公益为目的的公共团体及其责任人在职务上的权力，它是基于社会公众的意志而由国家机关具有和行使的强制力量，其本质是处于社会统治地位的公

隐私权制度中的权利冲突(一)

隐私权制度中的权利冲突(一) 摘要]现代社会，隐私权日益成为一项重要的人格权。基于隐私权概念的不确定性和法律的局限性，隐私权与其他权利的冲突不可避免。解决的方式有立法和司法两种。其中利益衡量方法发挥着重要作用。最后，本文以隐私权与表达自由、知情权的冲突为例就此展开探讨。关键词]隐私权；权利冲突；利益衡量 有权利必有冲突，权利冲突普遍存在，不可避免。依据通说，所谓权利，无非是由“特定利益”与“法律上之力”两要素构成。1]现代社会，社会发展，经济进步，新型利益不断涌现。法律也相应地突破传统的严格规则主义，通过判例、学说、诚信原则、公序良俗等方式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利益与法律之力两因素的嬗变也使得权利的类型和范围日益广泛化、普遍化、多样化，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楚河汉界、黑白分明的模式。在此背景下，权利冲突的问题也就应运而生了，特别是在新兴的人格权领域尤为突出。本文拟以隐私权为中心就权利冲突问题予以探讨。 一、隐私权的建构与权利冲突 现代社会，因为科技及大众传媒的发展，增加了隐私暴露的可能性与损害的严重性，随着人口增多，都市人口日益密集，由于现代社会生活压力的增大，人们对于暴露在公众中感到日益敏感，这种法感情和人格意识导致隐私得以成为一项权利。隐私权（therightofprivacy）一语最早由美国学者萨缪尔·D·沃伦和刘易斯·D·布兰戴斯于1890年在《哈佛法学评论》（第四期）发表的《隐私权》一文阐发。其后，美国法律与判例逐渐承认了隐私权。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与普及，信息技术和传媒手段的发达，隐私权保护更为急迫，隐私权遂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承认，许多国家的宪法、法律相继确认隐私权。如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民法传统上虽无隐私权的概念，但通过宪法确立的一般人格权，亦将隐私纳入法律保护范围。现代隐私权的保护更趋于国际化，为许多国际人权公约所肯定，如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1966年《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等。 隐私（Privacy），是指自然人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私生活领域，就其范围而言，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就其目的而言，可分为私生活秘密、私生活安宁和私生活决定等，其宗旨在于合理划分公共利与私人生活，保障私生活自由，是一个健康的多元社会的根基所在。隐私权为绝对权，任何人对于他人的隐私，都负有不得侵害的消极义务。未经本人同意，禁止非法窥视、窃听、刺探、窃取、偷录、偷拍、披露他人的私人信息，侵入他人私人空间，跟踪、骚扰他人私人活动。否则，即构成对权利人隐私权的侵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法律对一种权利的确认，则意味着对其他人行为自由的某种禁止。权利的冲突在制度经济学上称之为权利的相互性，即如科斯所指出的，“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2]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权利冲突是一个伪问题，只要权利的边界能够确定，则权利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并不存在。3]此种观点值得商榷。就隐私权而言： 第一，隐私权概念本身就是权利冲突的产物 隐私权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特别是大众传媒的勃兴对人们关于隐私的权利意识起到了刺激和催生作用。沃伦和布兰戴斯首倡隐私权概念的肇因即为其举办的一场私人聚会被当地的媒体不当曝光，造成当事人情感的伤害。由于文明进化，在紧张复杂的社会生活压力下，人们对公开变得敏感，该种法益有法律保护之必要。人们日益意识到免于其私生活公开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利益，从而由此产生出一种正当性的权利诉求。这种诉求本身就是大众传媒、公众评论侵入私生活领域而产生的一种反动。由此可见，隐私权作为一种权利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是权利冲突的产物。主张隐私权的人认为自己私生活秘密的权利具有正当性，而与之对立的权利人认为自己的言论自由或知情权具有正当性，在这种权

从延安黄碟案看公权力的界限

从延安黄碟案看公权力的界限 去年8月18日深夜，陕西延安市毗圪堵村村民张某和妻子李某在家看“黄碟”，之后张某被突然闯入的民警带走。10月21日，张某被延安市宝塔公安分局刑事拘留。这就是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的“夫妻家中看黄碟”事件。11月5日，张某被取保候审，12月5日，张某被解除取保候审，宝塔公安分局也撤销了此案。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延安黄碟案。 在延安黄碟案中，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冲突被放大到了公众的视线，人们在同情这对夫妇的同时又让人不禁反思：公权力有没有界限?公权力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首先，公权力是人类共同体（国家、社团、国际组织等）为生产、分配和提供“公共物品”（安全、秩序、公交、通讯等）而对共同体成员进行组织、指挥、管理，对共同体事务进行决策、立法和执行、实施决策、立法的权力。公权力是为维护和增进公益而设的权力。它来源于私权力，是私权力实现的手段与保障。从某个角度来说，国家的公权力只是公民将自己的一部分私权利交给国家，由国家代管而已。而对于那一部分保留的私权利是公权力无权过问的。如果公权力无法保障私权利，反而是侵犯压缩私权利的空间，就与公权力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然而，如何判断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分界线，也即公权力的界限在哪里呢？这却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判断一种行为是否违法，最根本的标准就是看它对国家、社会有没有危害性。延安黄碟案中，当事人张某的卧室窗户用双层的红水绒窗帘遮住，房门口挂着门帘，当事人在放碟时把声音放得极小。如果不是有人刻意去窥视夫妻两人的隐私，谁能发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张某夫妻的行为毫无社会危害性可言，也就不存在违法行为。如果我们当今的法律规范到夫妻两人不准私下看成人片的程度，你不觉得不可思议么？在这起案件中，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是毋庸置疑的。首先，进来搜查的警察没有出示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以及搜查证就闯入公民的卧室之中，已经侵犯了私权。然而即便警察出示了证件，就能进入公民家中吗？这都是不合理的。 当然，如果情况有所不同，可能夫妻俩就有可能涉嫌违法。由于这对夫妻的卧室就在他们所开的诊所的后面，如果在大白天看黄碟或是声音开得过大，

公权利与私权利冲突之透视——由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公权利与私权利冲突之透视——由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郁雷德路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 [一则案例] 某小区自行车停放混乱，小区要创建文明小区，要利用一块绿地来建造一个车棚。其中2000户人家同意建筑车棚，有1户人家不同意，因为车棚要建造在其房前。 [问题的提出] 以上是一个看似简单而常见的民事纠纷，它向我们提出的是：一个社群的公共利益与该社群内部的私人权利发生冲突时究竟应当如何取舍？这种冲突不同于我们以往所熟知的冲突种类：它不同于单纯私人权利之间的冲突，它也不同于国家公共权力在运做过程中与某社会利益共同体或私人之间的冲突——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翻开我们的法律，从中找不到明确的解决依据；翻开我们的法学论著，对此问题的阐释又像在打擦边球般无关痛痒。是这个问题本身缺乏深入探讨的价值呢？还是我们的学界缺乏发现和捕捉问题的眼光——而更多关注诸如公权力与私权力冲突等此类有关宏旨的议题，似乎只有它们才能根本上有助于国家的法治建设。按照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在他的《自由秩序原理》中的核心观点，包含法律的社会秩序是原生自发形成的，而非立法者刻意构造出的，此种刻意为之的法律秩序往往会因缺乏社会或群体基础而不成功。如果哈耶克的观点是基本客观和正确的，我们就有理由得出结论：探讨公权利与私权利是如何冲突和解决的，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并不在探讨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问题之下。因为前者可以看作是后者在微观领域内的缩影和范式，而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在更广阔的国家生活及公共政治生活领域的延伸和放大。[1]以下部分将围绕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以及公益与私利的取舍两个方面来分析公权利与私权利冲突的本质。 [道德义务还是法律义务] 在上述案例中，不同意建筑车棚的那1户人家在是否具有道德或法律上的义务服从小区绝大多数居民在其房前建造车棚的决定呢？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在这里究竟是分离的还是重叠的？ 从内容上看，法律规范可以划分为义务性规范、禁止性规范及授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是法律明确要求法律主体积极地为一定的行为；禁止性规范明确要求法律主体不得为一定的行为；授权性规范则是允许法律主体采取可供选择的多种方式之一处理其所面对的法律问题。一般意义上的法律义务包含了上述三种义务：强制性义务、禁止性义务、选择性义务。 道义或称道德义务，是指处于社会中的个人所应遵循的基本的公共道德所强加于其内心的社会规范，它是有组织的社会共同体希望创造起码的社会生活条件所必不可少的。[2]

理性思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

理性思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 摘; 要：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公权力与私权利资源在不同阶层按不同方位排列组合的历史，与此同时，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基于自己的立场对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目前我国的权利（力）状况是公权力强、私权利弱、公权力经常侵犯私权利，因此我国应当明确划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限，确立私权优位主义的指导思想，运用法律协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并发挥社会组织在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中的润滑剂作用，从而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关键词：公权力；私权利；政治国家；市民社会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生活可以分为两大领域，一是政治国家生活领域，二是市民社会生活领域。对前者予以规范的法律就是公法，比如宪法、刑法、行政法等。对后者予以规范的法律就是私法，私法的主要内容就是民法。与此相对，依据公法享有的权力为公权力，如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等，依据私法享有的权利为私权利，如财产权、人身权等；公法强调国家意志，私法强调个人意志，二者既对立又统一。真正实行法治的国家，公权力与私权利始终处于平衡状态。否则，公权力的极度膨胀，就是专制，就是中央集权制；私权利的极度泛滥，就是自由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当前，党和政府审时度势地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而和谐社会是一个多元利益协调和平衡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平衡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冲突，协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因而正确认识和处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

关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的历史演进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一直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矛盾发展，这种进程在主观理性领域的释放则体现为私权利与公权力的不断纠合、对峙、妥协，这条历史轨迹也决定着不同路径下各民族国家的法治实现方式。因此在一个社会中，公权与私权孰多孰少、孰主孰次，公权介入私权社会的程度大小，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都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权利和权力资源在不同阶层按不同方位排列组合的历史。 1、古希腊时期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复合 在古希腊城邦，普遍维持着城市生活方式、城市文明，并且在这种理想城市中，产生了自由民。他们一方面是特定城市国家的市民，是属于谋求自身利益的私人，另一方面，他们是特定国家的公民，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国家，是一个“公人”，必须在必要时牺牲自己的利益去维护公益。其国家和市民社会是复合的，公民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是相融的。城邦既是国家又是社会，人们参与城邦生活，就是他们的利益得到满足、自我得以实现的最理想途径。人既被看作是“社会动物”又被视为“政治动物”，私人生活就构成了国家生活的前提和基础，国家生活则使私人生活获得了最高表现和升华，在这种状态中，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密不可分，公权力与私权力当然也失去了划分的基础与前提。 2、古罗马时期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初步划分

谈一般权利和特殊权利的冲突问题

一般权利和特殊权利的冲突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作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权利冲突资料图片 问题的提出：一般权利与特殊权利的冲突 张恒山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当法律提供了正当自由的一般约束条件，从而使自由作为权利得到界定后，法律必须进一步解决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经常发生的不同种类的正当自由（权利）之间的冲突问题。比如，游行示威者有游行的权利，而普通市民有通行的权利，当游行者阻碍了公共交通时，如何解决两种权利的冲突？再如，学校的教师、学生有安静地听课和学习的权利，而小贩有自由叫卖的权利，当小贩的叫卖声传入学校课堂，学校师生认为小贩的叫卖声干扰其教学时，是应当禁止小贩叫卖，还是应当要求学校师生容忍叫卖声？他认为，在解决这类权利冲突时，首先应当坚持这样的原则：一般利益优于特殊利益的原则。具体地说，当两种权利冲突时，首先要考虑哪一种权利所带来的利益更具有一般性。对一般性的利益应给予优先保护。在上述两种冲突中，普通市民的通行权和学校教师学生的安静教学权所涉及的利益更具有一般性，因此，前者应优先得到满足。但是，对一般性权利的优先满足并不意味着完全禁止特殊的权利要求。由于特殊权利要求本身也是正当权利，所以，要给以兼顾。于是，在解决权利冲突问题时，还应坚持兼顾特殊利益的原则。当法律在解决这类权利冲突、考虑对两者的兼顾满足时，通常应要求特殊权利不得侵害一般权利，即一般权利应成为特殊权利的限制。在一般权利不受侵害、得到充分保护的情况下，特殊权利可以行使。所以，游行示威不能在城市主要交通干线上随意游行，而必须在政府指定的、不至于严重影响公共交通的地域游行。小贩也并非不可叫卖揽客，但是，他必须离开学校一段距离，以其叫卖声不至于干扰学校教学工作。 一般权利与特殊权利冲突的案例 实践中会经常出现这样的案例：在我们乘公共汽车时，有乘客发现钱物被盗后报警，然后全车人被拉到公安局或派出所进行检查，或全车人不准下车留在车上停留在原地，等待警察前来破案（我自己在北京就有过这样一次遭遇，停留约一小时）。倒不是全车人被怀疑为盗贼（其中也包含着这样的假设：在没找出盗贼之前，每一个乘客都可能被怀疑为盗贼），而是全车人的人身自由权受到程度不同的限制和侵害，这也是一种权利冲突，即被盗人的财产权和全车乘客的人身自由权和名誉权之间的冲突。 以下是几个类似的一般权利与特殊权利冲突的案例：

法律范式的转换与法律发展的关系

法律范式的转换与法律发展的关系 温晓莉，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 人类的第三次文明浪潮——又被称为“第二次现代化”，正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第三次文明浪潮的显著标志是创造出了人类生存的“第五空间”——网络虚拟空间。现在已有10亿—14亿人口生活于这一空间。虚拟哲学家们预言：21世纪将是第三次文明为主导的世纪；全球体系的逻辑将不再按“南北”贫富区域划分为三个世界，而是按照第五“虚拟空间”的入局和出局，被划分为“四个世界”；①出局者将被边缘化，并导致文明的没落；入局者如果创造力贫乏，其体制、制度与理念上的重大缺陷便会被“第五空间”带来的文明无情放大和淘汰出局。 “数字化虚拟空间”究竟给人类的生存和实践方式带来了什么变革？作为“法学之法学”的法理学不得不对此给予深切关注，并由此引出了“法律虚拟”问题。本文乃专门探讨这个问题。 20世纪70年代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和奈斯比德在《大趋势》中提出，人类社会经过几千年农业文明，几百年工业文明之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文明阶段。这一新文明的基础和动力最初被称为“知识”或“信息”(广义上的信息亦属于知识范畴)；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感到这一“新文明”的基础远非简单用“知识”和“信息”所能概

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与协调9

一、公权与私权的一般性释义及其研究价值 公权是公共权力以及相应的公共权利的统称，是指社会公共领域中由公众赋予和认同的能够给公众带来权益和幸福的集体性权力。公共权力主要存在于公共政治领域，国家权力是公共权力的最重要表现。现代公共权力取自于民众的授予、法律的确认。一切公共权力都必须来自于人民的让渡，同时，民众托付给国家的这些公共权力又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和确认，这才使公共权力在公共性的基础上获得合法性。 私权，相对于公权力，由非公权机关介入的私人和团体所拥有的权利。它是指个人所拥有的权利，因其私人性质被称为私权利或私人权利。私人权利的内容包括个人作为社会成员的权利，财产权利及作为国家成员的公民权利等。公民权利是由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公权和私权的划分源于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关于公法和私法的划分。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公权力与私权利资源在不同阶层按不同方位排列组合的历史，与此同时，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基于自己的立场对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目前我国的权利（力）状况是公权力强、私权利弱、公权力经常侵犯私权利，因此我国应当明确划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限，确立私权优位主义的指导思想，运用法律协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并发挥社会组织在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中的润滑剂作用，从而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生活可以分为两大领域，一是政治国家生活领域，二是市民社会生活领域。对前者予以规范的法律就是公法，比如宪法、刑法、行政法等。对后者予以规范的法律就是私法，私法的主要内容就是民法。与此相对，依据公法享有的权力为公权力，如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等，依据私法享有的权利为私权利，如财产权、人身权等；公法强调国家意志，私法强调个人意志，二者既对立又统一。真正实行法治的国家，公权力与私权利始终处于平衡状态。否则，公权力的极度膨胀，就是专制，就是中央集权制；私权利的极度泛滥，就是自由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当前，党和政府审时度势地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而和谐社会是一个多元利益协调和平衡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平衡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冲突，协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因而正确认识和处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公权与私权的相互关系及其理论探究 （一）公权与私权的基本关系 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基本关系这是各种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只有公权与私权之间和谐，才能推动和促进私权与私权之间的和谐。国家权力的来源是公民的权利,公民的权利是国家权力合法存在的依据。没有公民的权利,也就没有国家的权力。公民之所以要国家权力,是为了通过国家权力来保障自己的权利、发展自己的权利。现代民主国家的公共权力都是公民通过民主法律的程序出让的，即公民通过让渡一部分权利组成公共权力以控制社会，维持秩序。 但是公权力于私权利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在根本上看来，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利的冲突和协调可以简化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冲突与协调，简化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冲突和协调。美国独立之父杰斐逊则更直接的说：“政府是必要的恶，要用宪法之链束缚，以免受其祸害。”这样的表述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冲突而至协调的逻辑过程：为避免战争状态，为实现私人权利，人们让渡出权利

基本权利冲突观点评析_兼论基本权利冲突存在的空间

2009年10月第22卷第5期 阴山学刊 Y I N S HAN ACADE M I C J OURNAL Oc.t2009 V o1.22No.5基本权利冲突观点评析 )))兼论基本权利冲突存在的空间 李样举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北京100048) 摘要:基本权利冲突是在基本权利从主观的公权逐步演变为客观的价值体系与相应的制度,特别是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适用于私人之间关系后产生的现象,无论从宪法规范层面,还是从司法实践的现实层面来看,基本权利冲突都是切实存在的。在界定基本权利冲突时,不仅要考虑到它产生的背景、根本属性,而且还要考虑到宪法和部门法的关系以及权力分立的政治原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到基本权利冲突与法律权利冲突之间的差别和基本权利冲突存在空间的有限性。 关键词:基本权利冲突;社会实力主体;泛化说;虚无说;公权力介入说 中图分类号:D9111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869(2009)05-0080-06 近些年来,学界对基本权利冲突的讨论呈现白热化的趋势,1学者们认识不一,见仁见智。目前,关于这个问题学界存在以下几种观点,为便于叙述,笔者把这些观点总结如下:/泛化说0、/虚无说0和/介入说0。以上三种观点,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法律权利冲突和基本权利冲突之间的关系,并对基本权利冲突存在空间做出了界定。但是,对于其中一些认识,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以上观点还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值得商榷。 一、/泛化说0面临的理论困境 /泛化说0认为,几乎所有法律权利的冲突都可以推及为基本权利的冲突,所有法律冲突都在基本权利冲突射程之内,二者之间没有明确界限,基本权利冲突涵盖了一切法领域的冲突。如:在盗窃案中,小偷与被偷人之间存在劳动权和财产权两种基本权利的冲突等。就司法过程而言,/泛化说0主张法官在法律已经对具体案件争议事项如何处理做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仍要把法律权利冲突上溯推及为基本权利的冲突,从宪法层面重新加以价值衡量。[1]从泛化说的主张我们不难看出,其不但否认基本权利冲突与法律冲突之间的区别,模糊了两种冲突之间的界限,同时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有违对立法机关的尊重 立法机关是一个国家机构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立法机关在各国称谓不同,但都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最高民意代表机关和最高权威机关,尤其是在议会主权至上的国家更是如此,其他机关对它都要保持高度的尊重,自然司法机关也不例外。虽然在政治体制不同的国家,司法机关的地位不同,但是,总体看来,无非存在以下两种情形: 1.在奉行三权分立体制的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间的分立与制衡和相互牵制构成了一个民主政治体制国家运作的整个过程。三者之间地位上的平等和顺利开展工作的需要促使它们在机关运作中相互之间保持尊重成为必然。首先,就司法过程而言,其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都要保持高度遵守,虽然在一定情形下,可以创制一些判例,但是司法机关的丝毫的能动和前卫都会招致各方面的非议,因此而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和政治风险。这使司法 *收稿日期:2009-05-18 作者简介:李样举(1983-),男,河南周口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生,论文有5作为宪法权利的物质帮助权辨析6等。 1虽然各种观点中在表达宪法上的权利时用语不一:有的用宪法权利,有的用基本权利,但是从其要表达的意思来看,无论是宪法权利还是基本权利指向都是一致的,笔者在本文当中统一使用基本权利一词。

论公权力和私权利

论公权力和私权利 ?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概念 公权力是人类共同体（国家、社团、国际组织等）为生产、分配和提供“公共 物品”（安全、秩序、公交、通讯等）而对共同体成员进行组织、指挥、管理，对共同体事务进行决策、立法和执行、实施决策、立法的权力。 私权利通常是指以满足个人需要为目的的个人权利。 (参考文献：袁祖社.权利与自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4.) 个人理解：公权力是国家有关机构所掌握的维持社会正常秩序的权力。而私人 权利是针对人民个人的，天赋人权中所提到的人权，应该就有指的是私权利。?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特点 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有授权必须为”（课堂笔记） 个人理解：公权力行使的原则必须要遵从法律规定，仅仅在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内，具有执行的效力。与此同时，还要必须完成所规定范围的内容。 私权利：“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课堂笔记） 个人理解：对于个人私权利的范围，相较于公权力，范围更大。法律条文中没 有提到的权力不代表人们不享有。例如，采光权，这是一项，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 居住高层的人越来越多的社会现状而新纳入到法律中的权利，在n年前可能人们从来 没有提起过，但是不代表现在的人们没有这项权利。 法律中没有明文规定相应的处理方法，那么就不用定罪，接受处罚。所以所谓遵纪守法，其实是指你没有做法律中禁止你做的事，只要在法律中没有明令禁止，你有一切 自由去做。 ?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联系 1、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本源，即无权利便无权力。公民权利是国家 权力的基础，国家权力是公民权利的保障。权利不是来自于国家的恩赐，而是 国家权力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权利应当是权力的本 源，权力是巩固、捍卫权利而存在的，没有了权利，权力也就失去了存在之必 要。 2、国家权力是私权利的后盾，即无权力的保障便无从享受权利。权 利虽然是权力的源泉和基础，但是，作为人们相互之间的认可和承诺，又是非 常脆弱的，最易受到来自外界的侵害。因此，个人权利离开了国家强制力的保 障难以实现。

论权利冲突

一、权利冲突的概念 了解概念有助于我们更为准确的研究问题，有的放矢。有学者认为“权利冲突就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同样具有法律上之依据的权利，因法律未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做出明确的界定所导致的权利边界的不确定性、模糊性，而引起的他们之间的不和谐状态、矛盾状态。” ①还有学者认为，“权利冲突，是指由同一客体依法衍生的两项或者两项以上相互矛盾或抵触的法律模态。”② 笔者认为，权利冲突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权利主体针对同一客体，依据各自所主张的正当权利所产生的矛盾。这里的正当权利包含两层意思，合法及合理。从以上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以上两个作者均忽视了权利冲突与权利滥用概念之间的区别。笔者认为，权利滥用与权利冲突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广义的权利冲突包括权利滥用，狭义的权利冲突并不包括权利滥用。而我们研究的权利冲突应该指的是狭义的权利冲突。因为权利滥用问题涉及到一个权利的使用是否合理，是否恰当。这就涉及到一个权利使用的对错问题。我们可以划定权利的界限而解决权利滥用的问题。而我们研究权利冲突，并不是为了分清哪个权利使用的对，哪个权利使用的错。因为权利冲突里的权利使用是没有对错的。而我们是试图解决那些，都是正确使用得权利之间产生了冲突，我们如何划分出一个清晰的界限来解决这个冲突，这是我们研究权利冲突的目的。所以，我们这里研究的权利冲突应该是狭义的权利冲突。 权利冲突是否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郝铁川教授在《权利冲突—一个不成为问题的问题》的文章中错误的认为权利冲突是个伪命题。他一方面错误地把权利冲突与权利滥用的概念相混淆，从而得出权利冲突问题是个伪命题的错误结论。因为权利的滥用涉及到权利的恶意使用和超出一定界限。而这种界限则是郝教授说的权利都有一个自己的界限。而权利冲突中所涉及的权利，是合法而且是合理的权利。因为这个权利的适当性，就不存在一个适当的权利还存在一定界限的问题。两个适当的权利之间会产生重叠。而这就是权利冲突。另一方面，即使按照郝教授的理论“任何权利都有特定边界，权利边界通过立法技术、司法解释、法律原则、公序良俗等是可以划定的。守望权利边界，就不会发生权利冲突；各种权利相辅相成，互不隶属，试图通过划分权利位阶来化解权利冲突，是徒劳无益之举。”反驳说任何权利之间都是有界限的，两个适当的权利之间即使重叠也会是有界限的，因为两个权利抵触，而最终都是会有一个结果的，这个结果就是权利之间的界限。我们姑且相信这个结果是正确的，但是他犯了一个本末倒置的错误。世上没有绝对的事物，也没有绝对的权利冲突，有的只是相对的权利冲突。而我们研究权利冲突，正是为了寻找这么一个公平，适当且正确的结果。我们并不能没有因缘，而直接把这个结果当成原因而否定权利冲突的存在。 在确定权利冲突是一个问题后，我们进一步研究权利冲突。研究权利冲突，首先要明确我们研究的权利是什么。按照罗伯特·阿列克西的分析，把权利构成分为“外部理论” ①王强，《商标权与其他相关权利的冲突与整合》，摘自《知识产权文丛》第9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②宋景，《权利冲突与合法行使权利》

法学方法论的范式转换

法学方法论的范式转换 [摘要]法学方法在德语语境中指法律适用的方法。德国的法学方法论最具有代表性，在先后经历了历史法学、概念法学、自由法学和利益法学的百年发展后，方法论完成了从“概念法学”到“利益法学”的最大范式转换。二战后，评价法学崛起，在吸收新理论的同时进一步补阙旧理论的不足，使法学方法论日臻完善。当然，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法学方法论亦有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 [关键词]法学方法论；范式转换；阿喀琉斯之踵 一、法学方法论的概述 在德语语境下，法学方法专指法律的适用，即将规范应用于事实而获得判决的方法。法学方法论与法本体论关系密切，存在何种本体观就会衍生出何种方法论。不同于法律研究的方法，这里所说的方法论既与法律自身所具有的实践面向有关，又同欧洲大陆所因循的法传统相联系。欧陆法系历来就有精进方法论的传统，古罗马时五大法学家的法律解释就有法律效力，中世纪后期的前、后注释法学派也曾致力于法学方法的复兴。而其中尤以德国凭借其质朴、严谨的性格和深邃的哲理素养在方法论领域的研究中长期独领风骚。 历史法学派的萨维尼堪称近代法学方法论的集大成者，概念法学在萨维尼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最终形成了一套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法律适用方法。随后，利益法学在批判概念法学的同时亦吸收自由法学的合理因素，从而完成了由“概念”到“利益”，这一法学方法论上最大的范式转换。二战后的价值法学在此基础上日臻完善，上世纪70年代后受“法诠释学”、“法论证学”进路的影响方法论也对新时代的思潮作出回应。 二、法学方法论的范式转变 （一）概念法学范式的形成 1.历史法学 萨维尼所属的历史法学派反对18世纪盛行的普遍理性主义，主张法是民族精神的产物，随民族精神发展而发展、灭亡而灭亡。在条件尚未成熟前冒然立法不啻为一种僭越是人类恣意的傲慢。萨维尼主张“历史”与“系统”的方法并重，一方面只有回溯历史我们才能探明民族精神的内涵；另一方面在纷繁复杂的法规范背后存在着一个贯穿始终的主线，如同罗马法，把握这条主线是法律人应尽的职责。由于萨维尼强调“直观的”研究，他并未寻求构建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从萨氏早期的作品看，萨维尼曾有着坚定地实证法倾向，法律适用的主要目的就是明确法律的内容，就是关于涵摄模型中作为大前提的法的发现。其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包括文意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在内的法律解释体系。萨维尼明确主张法官应机械地适用法律，法官造法不被允许，法的解释要探寻法

解析权利冲突的几个理论问题中

更多相关资料请加扣扣1-6-3-4-1-8-9-2-3-8更多相关资料请加扣扣 权利冲突的几个理论问题中 第一，中国正在发展中的、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和原有的、尚未彻底转轨的计划经济的矛盾和冲突。中国自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20多年以来，经济生活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生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变化上。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一经济体制的重大变化，带来了中国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紧紧地依附在计划经济这样一个经济齿轮上运转。人们的生产、销售、消费等活动和行为，既受计划的调节、安排和控制，也依赖于计划。社会中的个体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更谈不上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在社会主体缺乏独立性、自主性和主体性的社会状态下，权利体系以及权利意识就不可能发达，一切都是上面“安排”好了，大家循着这样的“安排”生活就行了。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都在强大的行政控制下被淹没了或被掩盖了。因此，就权利范围而言，不可能形成严重的对立和冲突状态。权利冲突的前提首先是权利要被认可，尤其是要被法律承认。在一个权利不被承认的社会里，也就不可能谈得上权利冲突了。一切都是义务，或者以“人民内部矛盾”为由而付之。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则打破了这样一种凝固的、僵化的社会状态。生产、销售、消费等活动均以市场为主导，人们的选择性增强了，随之自主性、独立性也在增强，人开始成为主体。市场化以及经济结构和经济主体的多元化，使得各经济主体之间出现了差异和竞争。这样，社会主体的独立性、自主性、主体性、差异性、竞争性等等，为权利的发展以及相伴随的权利冲突创造了社会经济条件和因素。[1]但是，由于我国确认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是在1992年(即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至今才10年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想在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中完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是不可能的。因此，目前的情况是市场经济发展了，但不完善;计划经济隐退了，但未完全转轨。我们现在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并存的经济结构。这种二元结构并存的局面，本身就预示着两者之间各自特性的矛盾和冲突。这也为权利冲突埋下了伏笔。

行政法范式转换

行政法范式转换 引言 究其根本而言，行政法的核心矛盾是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对这一矛盾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三种行政法基本理念：管理论认为行政法应是维护行政权、管理相对方的管理法；控权论认为行政法应是制约行政权、保护相对方权利的控权法；而平衡论则认为行政法应是既制约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又制约相对方滥用权利，既激励行政主体积极行政、又激励相对方积极参与行政的平衡法[1].中国行政法学界对于行政法失衡与平衡问题的普遍关注，肇始于十年前行政法平衡论的正式提出[2].10年来，行政法学界给予平衡论的诸多完善建议[3]、理论商榷[4]、理论评述[5]，显示出中国行政法学对于解释行政法失衡现象、解决行政法失衡问题的极大热情，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平衡论的发展与完善，并引致中国行政法学更加冷静、更加理性地探讨行政法的失衡与平衡问题。 平衡论者认为，由于传统行政法在权力（利）结构、行政法机制以及行政法制度结构三个层次上都是失衡的，因此，现代行政法要实现平衡，就必然要依赖行之有效的行政法博弈方法，形成平衡的行政法机制与行政法制度结构，以实现行政法权力（利）格局的结构性均衡。由此可见，行政法学要研究行政法的平衡，关键在于探讨实现行政法权力（利）结构性均衡的对策。这就意味着要基于传统行政法学范式的转变，建构并完善与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相适的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 一、行政法的失衡与传统行政法学范式的困惑 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行政法学旨在运用一整套的概念、范畴去解释行政法世界。由于存在着价值判断与解读方法的区别，行政法学范式必然是多样的。在传统行政法学范式中，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的不对等或者不平等，被视作行政法的固有现象，这种解释显然已经无法适应现代行政法制实践的需要，传统行政法学范式因此陷入困境之中。 1、行政法的失衡类型 在平衡论者看来，尽管在不同的行政法律关系与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法主体各自的法律地位相去甚远，行政法的失衡现象也因此千差万别，但概而言之，行政法的失衡类型主要有两种： 失衡类型一：行政权过于强大、相对方权利过于弱小。当行政法被定位为治民之法时，就决定了行政法的主要特征是行政权过于强大、相对方权利过于弱小，从而导致行政法律关系的失衡。一方面，行政权过大、过强。行政权的运作领域过大，行政法授权行政主体进入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的社会领域；或者行政权的强度过大，行政法授予行政主体过多的实施强制性行政的权力；而且，行政法偏重于实体授权，严重缺失制约行政权的行政程序制度。另一方面，相对方权利过小、过弱。行政法赋予相对方的权利范围过小，不合理地剥夺了应属自治、自主范围的权利[6]；或者相对方的权利过弱、权利结构不合理，不能依赖行政程序与行政主体博弈。概而言之，此种类型的行政法失衡主要表现在三个层次：行政法机制只是片面地制约相对方、缺乏对行政的有效制约，行政法机制欠缺激励相对方积极参与行政的功能；行政法制度结构不协调，重实体授权、轻程序制约，重行政效率、轻公平保护，重行政管理、轻监督行政；这就必然导致行政法权力（利）结构的失衡。 失衡类型二：行政权过于弱小、相对方权利过于强大[7].与前种行政法失衡类型截然相反的是，如果行政法被视作制约行政权或者行政官员之法，这就决定了行政法失衡的主要特征是行政权被过分制约、相对方权利过分膨胀。此种行政法失衡的基本形态有两种：一方面，行政权范围过小、强制性不够。行政管理范围与方式不仅受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的双重箝制；而且受制于严格的司法审查；在法律保留原则与法律优先原则的共同支配下，行政主体“法未规定不可为”；行政主体普遍缺乏纠正市场失灵与社会无序的必要手段，难以满足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需要；由于政府软弱无力、缺乏活力，从而产生管理危机与信任危机。另一方面，相对方权利过大、实力过强。立法机关在进行权力（利）配置时，或者不恰当地妥协于利益集团的压力、或者为了寻租、或者机械地移植他国行政法律制度，从而赋予相对方-尤其是市场主体与行业组织- 过多的权利，却没有赋予行政主体相应的行政监督制裁权。由此可见，控权法的失衡也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行政法机制过于苛刻地制约行政、却疏于监督相对方，行政法机制缺失激励公务人员积极行政的功能；行政实体制度与行政程序制度不协调；这就导致了行政法权力（利）配置格局的失衡。 2、传统行政法学范式的困惑 当传统行政法学与传统行政法遥相呼应时，传统行政法学范式就不可避免地被烙上时代印痕，传统行政法在理论上也就被赋予了过多的时代合理性[8].在管理论看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府应是完全理性的、万能的，能够最优地配置社会资源、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公益应优于私益，旨在实现公益的行政权应优于代表私益的公民权。惟此，行政法中行政权优于相对方权利天经地义，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不平

宪法权利冲突与法律权利冲突之区别——兼与张翔博士商榷[1](一)

宪法权利冲突与法律权利冲突之区别——兼与张翔博士商榷[1](一) 摘要宪法权利冲突不是发生在个人之间、要求法官在具体案件中解决的冲突，而是作为“人”的基本需要所产生的人性自我冲突。法律权利冲突包括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的权利冲突，前者是指立法者在将抽象的宪法权利变成具体的法律权利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各法律权利之间的冲突；后者是指法官在个案中面对具体的法律权利主体之间已经发生的冲突。在违宪审查中并不涉及权利冲突问题，它只反映权利与权力（或权力与权力）的冲突。关键词宪法权利冲突法律权利冲突立法中的权利冲突司法中的权利冲突违宪审查“权利冲突”问题是近些年来我国法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宪法学者参与这一话题时，往往把“权利冲突”等同于“宪法权利冲突”（或“基本权利冲突”）。2]笔者认为，“权利冲突”与“宪法权利冲突”（或“基本权利冲突”）不是一个概念，二者之间是有差别的，明确区分这种差别也是有意义的。一、宪法权利冲突立宪者在宪法中肯定的权利有许多，这些权利之间是否会发生冲突，怎么发生冲突，在什么意义上发生冲突？也就是说，当人民制定宪法时，他们是怎么考虑自己的这些权利的？首先，他们肯定自己要享有一系列权利，这些权利国家不得侵犯；同时，他们要求每个人要平等地享有这些权利，禁止特权。在宪法权利关系中有国家权力与个人宪法权利的关系，也有个人宪法权利之间的关系，但前者的冲突不是权利冲突（权利冲突是权利与权利的冲突），后者才是。在论述宪法基本权利的冲突时，我们不要忘记宪法基本权利的对立面主要是国家权力，而不

是其他的基本权利，尤其在中国，尤其在现阶段。宪法中的权利大多具有一定的原则性，其具体的界限通常在法律规范中，宪法最多只提供一个解决权利冲突的原则（如“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笔者认为，个人之间可能发生的权利冲突应当是一种具体的法律权利冲突，而不是抽象的宪法权利冲突。在权利领域内，宪法主要是解决作为共同体中的个人应该享有什么权利，而法律的任务主要是为实现这些权利创造条件。因此作为权利冲突，宪法面临的宪法权利冲突与法律面临的法律权利冲突是不一样的，应当说后者在实际生活中更常见，也更具有现实性，而宪法权利冲突可能是一个与现实生活有相对距离的问题。那么，宪法权利冲突究竟是指什么？笔者认为，是作为“人”的各种基本需要之间的冲突，是人性本身所导致的冲突。我们在自己的各种需要面前往往处于一种顾此失彼的尴尬境地，如果我们只需要劳动权而不需要表达自由，我们就很可能成为劳动的工具，如果我们把言论自由看得比名誉、隐私等人格权更重要，我们就会因为尊严没有保障而生活在痛苦之中，如果我们认为游行示威的权利高于人身权，就可能放纵自己的行为出现暴力伤害，如果我们认为宗教自由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其他的权利和自由就可能因为居于其下而受到侵害甚至被剥夺。因此宪法权利之间的冲突不是张山与李四的冲突，不是具体的甲和乙之间的“言论自由与人格尊严的冲突，”不是某个人或某群人“游行示威自由的行使导致交通堵塞影响他人行动的自由”，3]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与自己的冲突。制宪者要考虑的是，作为人类的一份子，我们每一个

我国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关系

论我国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关系 学生姓名：杨琳学号：2007100153 法律系法律事务专业 指导老师：乔淑贞职称：讲师 摘要：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公权力与私权利资源在不同阶层按不同方位排列组合的历史，与此同时，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基于自己的立场对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目前我国的权利（力）状况是公权力强、私权利弱、公权力经常侵犯私权利，因此我国应当明确划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限，确立私权优位主义的指导思想，运用法律协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并发挥社会组织在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中的润滑剂作用，从而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关键词：公权力；私权利；公权力干预；私权利保护 前言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生活可以分为两大领域，一是政治国家生活领域，二是市民社会生活领域。对前者予以规范的法律就是公法，比如宪法、刑法、行政法等。对后者予以规范的法律就是私法，私法的主要内容就是民法。与此相对，依据公法享有的权力为公权力，如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等，依据私法享有的权利为私权利，如财产权、人身权等；公法强调国家意志，私法强调个人意志，二者既对立又统一。真正实行法治的国家，公权力与私权利始终处于平衡状态。否则，公权力的极度膨胀，就是专制，就是中央集权制；私权利的极度泛滥，就是自由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当前，党和政府审时度势地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而和谐社会是一个多元利益协调和平衡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平衡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冲突，协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因而正确认识和处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和实践意义。 一、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概念 （一）公权力的概念 自从人类社会形成以后，就有了权力问题。权力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力量，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权力的概念从来就不存在一个能统治一切的定义，对权力的定义基本上分为三类：政治学的、社会学的、法学的。有代表性的关于权力的学说主要有以下三种：（１）能力说。“权力可被看成一种不顾阻力而实现人们意志的可能性，或者说是一种对别人行为产生预期影响的能力。”（２）强制意志说。权力是“一个人或一些人在某一社会行动中甚至不顾其他参与这种行动的人的抵抗的情况下实现自己意志的可能性。”（３）关系说。权力是“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使另一个或其它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笔者赞同能力说，公权力指以维护公益为目的的公团体及其责任人在职务上的权利，它是基于社会公众的意志而由国家机关具有和行使的强制力量,其本质是处于社会统治地位的公共意志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二）私权利的概念 私权利的概念，对于法学界有不同的认识：（１）自由说：权利是法律保障的自由。（２）意志说：权利是意志自由或个人意志支配的范围。（３）利益说：权利为法律保护的利益。（４）法律上之力说：权利为法律保障的行为的能力。（５）尺度说:权利是一个人得到法律保障的可能行为的尺度,它保证在既定生产和交换关系的基础上人的自主性、选择自由和对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享有。上述几种学说各有其合理性。笔者赞同：权利是为社会或法律所承认和支持的自主行为和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表现为权利人可以为一定行为或要求他人作为、不作为，其目的是保障一定的物质利益或精神利益。权利属于社会全体成员及国家公民，是他们生活中时时依赖、不可随意剥夺的生存活动基础。因此权利所涉及的首要范围是个人及私人的生活领域，是由个人所结合成的社会生活层面。正是在此意义上，西方国家史有“私权利”之称。 二、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的历史演进 （一）古希腊时期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复合 在古希腊城邦，普遍维持着城市生活方式、城市文明，并且在这种理想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