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危机

中国社会信任危机的起源："家国"之外更有一个"江湖"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2011年05月05日14:44 来源：人民网-《文化纵横》 生活在当今中国的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当下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弥散在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仅存在于不同人群、阶层和行业之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个社会细胞内部。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并是一个当代独有的问题。还是在18世纪，当时中国对于绝大部分西方人而言都还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但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就从商人和传教士的一些作品中了解到，中国是世界上缺乏“诚信”的一个国度。早在现代汉学兴起之前，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一直到韦伯和罗素，都把中国看成是一个“非现代的社会”的标本，一个缺少信任和信用体系的大国。例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认为，虽然中华帝国一直在形式化的儒家礼制和帝国法律控制下，但中国人对道德律令的不尊重却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金钱和利益追逐更是要远远超过对礼法的尊崇。实际上，直到当代，儒家社会一般被认为是缺乏社会信任的社会。

对社会信任的缺失，中国人自己当然也处处感受到了。当时人们对中国社会上的欺诈和信用缺失等问题了解得相当深刻。晚明的张应俞甚至还写了一本传世名作叫《骗经》，专门列出了晚明常见的24种骗术，详解其运作手段和防范策略。把“骗”列为经典，并且在当时和数百年后的社会上颇有市场，这一颇具灰色幽默的出版史奇闻，全世界并不多见。其实，任何对明清以降的社会小说或者近代江湖小说略有了解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信任问题也能有相当的了解。如果我们愿意再度重温这些熟悉的经典，那就一定会惊叹中国历史的延续性，不论这种不信任是存在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各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主要是商品提供者和消费者)，还是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

当代中国的社会信任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并不是因为它以前并不存在。公平地说，社会信任在传统中国和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没有被“问题化”，并不是因为那些时代有比现在更成熟的信任机制，而是因为在那种社会结构下“信任”还没有被充分资本化和“社会化”。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大变局不可能没有延续的一面，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很大程度也是因为我们有意无意地继承了传统社会的许多机制，其中也包括“信任”生成的机制，而这些机制明显是和时代发展脱节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有两个方面的根源：一个是作为现代转型期普遍现象的社会信任体制尚未健全，另一个也许更重要的，就是中国社会结构一些特点所造成的社会不信任。分析这后一方面的社会信任问题，就要了解

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历史轨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的历史起源

社会信任在传统中国的“家国”体制中之所以没有被“问题化”，主要是因为那个时代绝大部分人的生活空间，其实并没有超越传统大家庭、宗族和邻里社会的狭小范围。信任建立在简单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即家族和共同体生活中相互依赖所产生的一种自然的社会心理状态。用比较学术的语言说，就是信息的对称性和行为的高度可预见性。一般而言，只要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农业经济基础没有破坏，传统社会一般家庭和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即使一度被认为是深刻的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在国家权力没有过分进入农村的常态下，其实也很少产生不可调和的信任危机。

比起这种自然产生的“社会”信任，传统社会政治层面的信任和经济层面的“信用”却因为缺乏合理的制度载体而问题重重。由于皇权是唯一的“全国性”的组织力量，包括市场在内的任何其他社会组织都无法发育成熟，并覆盖全社会。而家族皇权也因为缺乏资源和能力，无法通过有效提供公共品，建立起国家和社会间的信任。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皇权对于社会经济的控制，进一步使社会产生对社会信任生成不利的机制。也就是说，在缺失自主社会的条件下，社会群体自身也很难产生信任感。

西方近代在国家权力之外生长出一个“市民社会”，近代中国则

在“家国体制”外更有一个“江湖社会”。通俗说法是“社会上混”，江湖社会包括了所有脱离了编户齐民控制的人群，例如商人、流民、僧道、掮客、艺人和落魄文人，以及脱离了正规编制的民夫和军队等。不过，和处于西方经济生活枢纽地位的市民相反，这些边缘人为了生存，必须依靠暴力寻租和非法经营的“体制外”组织，这些被称为“帮会”的跨地区和跨阶层组织也发展出了极其具有依附性的私人化的信任制度。这种信任制度的封闭性和人身依附程度还远超于“家国体制”。反映在社会组织上，就是私人和小共同体本位，比皇权更缺少公共性。如果说皇权是正式的体制，各种形式的“私会”是非正式的组织，而从文化结构来说，它们之间没有本质性的区别。

因此，传统中国存在的体制性“社会信任”问题也多产生于“家国体系”和“江湖社会”之间，也就是社会常说的“江湖骗子”问题。所谓江湖骗子，大多也就是指江湖社会中人。由于不同的信任体系，江湖社

会和传统社会的交易之间就常常不守规则。所以，传统社会真正体制性的“信任”问题主要是出自于正式体制和非正式体制之间的摩擦。因此，解决近代社会的信任问题，要么是消灭非正式的体制，要么是把非正式体制整合到正式体制中来。

中国社会大转型：

“信任”的国家化和市场化

随着过去一百年中国社会结构的剧变，尤其是革命和改革，传统的社会迅速解体，中国社会信任经历了一次大转型。建国之初，国家通过各种社会运动和基层政权建设，完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编户齐民”，从而基本消灭了“家国体系”以外的社会势力，例如江湖社会的活动空间。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转型的全面展开，国家具备了组织社会的能力，同时掌握了足够的经济资源，通过执行各项政策和“事业”的方式与社会进行“互动”。随着现代国家能力初步形成，近代意义上的政治信任第一次被提上议程。

经过半个世纪的革命，新的政权通过对社会经济组织的彻底改造，终于成功地把国家力量推广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原来局限于家族和共同体内部的信任变成了对组织、对党和国家的信任。这种信任的机制是，个体家庭对国家交出大部分剩余产品，换取国家提供满足其基本需要的私人品和必要的公共品，尤其是惠及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这是新政权的一个基本隐性契约，也是维持新体系的最重要的一种契约。

进入改革时代，国家权力大刀阔斧地植入市场机制，建立中央集权的主权货币空间(Sovereign Monetary Space)和现代信用体系，社会信任经历了市场化和货币化两个过程。按照齐美尔等人的说法，随着货币成为社会交换的主要媒介，社会信任从人格化转向非人格化体系。在新体系下，国家将大部分私人品和部分公共品的生产和供应推向市场，同时，个体和新的利益主体——公司，通过商品市场和劳动契约的方式进行交换，如此，社会信任也就主要通过市场交易来产生和维持，国家只是作为规制制定者存在。

与此同时，一些核心领域却并未市场化，反而是加强了国家化。中

央政府完全控制社会经济再生产体系——银行、金融和投资体系，并委托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经营土地和垄断产业这两个最重要的国家财政和资本来源。金融当局、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这三个主要的行政和财政主体成为市场主体，并基本控制了信用的生产，也就垄断了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那些掌握了财富生产机制的家庭与个人，也就取得了优先致富的权力。

另一个方面，一些与社会再生产密切相关的公共品和半公共品，例如住房、医疗、教育、电力、交通和土地规划等，反而被完全委托给卖方垄断市场，与新的国家财富生成体系没有关联。这一方面是剥离了国家的负担，成为国家财富积累的必要条件(例如医疗和教育)，另一方面也为国家财政提供了理想的财源(例如房地产)。结果是公共品集中于少数人群，从而具有“私人品”性质，而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品却永远处于供应不足的状态。

由于家庭生活所需的物质和制度的公共品供应不足，年轻人的剥夺感就尤为强烈。家庭，这个中国社会信任的核心单元和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单位，在国家化时代还能正常运转，现在又处于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下，已然陷入了某种危机当中。所以说，国家化和市场化的齐头并进不仅仅是中国当今收入分配和经济结构恶化的起源，也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信任危机的根源之一。

(郑永年 黄彦杰)

市场化和国家化的更深层次结果，就是本应该开始非人格化和社会化的国家信用和社会信任，反而开始出现私人化和非社会化的迹象，这一趋势和大多数发达社会所经历的信任“社会化”正好相反。公共的信用资源事实上被置于少数私人和小集团掌握之下，造成大面积的权力腐败和寻租行为。另一个与传统社会颇为相似的结果就是与社会生活相应的“非制度化”和社会信任的解体。权力对于经济利益和社会组织的垄断，反过来又压缩了社会的生存空间，提高了社会信用的成本，削减了合法经营的利润;而金钱和市场对传统意识形态和基层组织的取代，以及国家信用的私人化和非社会化，又进一步降低了一般社会成员“非常手段”的道德成本。这两方面的变化，最后导致各种“江湖(潜)”规则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大面积复活。

当代信任危机的三个维度

了解了当今社会信任危机的大背景，信任危机作为一种现象就比较容易认识了。当代中国的具体社会信任问题可以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来分析。政治层面，信任危机表现为由来已久的“官民”信任，即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与民众以及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信任问题;经济层面的信任问题，即市场各个利益主体间的信任，主要是在商品和服务提供者和广大消费者之间;最后是社会层面的信任问题，也就是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包括公司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问题。从他们之间的关系看，第一种信任又是最重要的，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家是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国民对国家的信任，很大程度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信任的基础。

一、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任

在国家与社会日益市场化和货币化的今天，政府并不需要像最初的隐性社会契约所规定的那样，为人民提供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计划。事实上，只要民众劳有所得，物有所值，能够通过市场获得比较合理的回报，即是政府对社会契约的充分履行。但这一点往往难以做到，这从只占GDP大约10%~20%，并且逐年减少的劳动者收入份额就可以看出。前面提到的国家垄断，当然是最重要的长期结构性因素，但绝不是唯一因素。直接破坏一般民众对政府信任的，还是一些政府官员的短期行为。

一种最常见的破坏“社会契约”的短期行为就是地方政府的非理性投资。在现行的投资体系下，政府经济类的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很容易博得政治资本，而民生等相关的社会投资则缺乏动力。如果民众对政府民生政策的期望长期无法兑现，自然会影响社会契约的履行问题。最后，即便是政府有意愿加强社会投资，老百姓也不会真正当真。无形之中，许多中产阶层依赖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期望也消减了，最后只

想“用脚投票”，或者考虑移民，或者千方百计重回体制中去，成为食利阶层的一员。

另一种短期行为就是“暗箱操作”以及更广义的腐败问题。一般来讲，“暗箱操作”常见于经济和人事领域，特别是指在招标、采购、录

用和审批过程中以权谋私的权力寻租行为。久而久之，老百姓对此心知肚明，习以为常。最后，一般民众对反腐败和规制化就产生了“改革疲劳症”，不再信任把这些法律和纪检公共制度看成是“我们的”，而把政府官员列入“他们的”行列，甚至发展成一种“仇官”心态。

最后一种短期行为，也是最具爆炸性的，就是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私人的跋扈行为，最典型的就是2009年的“邓玉娇案”和2010年的“李刚案”、“钱云会案”。这些事件为什么具有爆炸性，可以导致官民虚拟空间的对立，以及一种“你如何解释我都不信”的状态，究其根本，还是在于民生和腐败这些长期因素，已经深刻破坏了官民信任的基础。

如果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官员不被信任，作为国家权力规则的法律不被信任，作为国家行为具体化的政策不被信任，那么民众唯一可以信任的就是国家全力控制的主权货币了。换句话说，一切系统风险统统集中到货币和信用体系上。但这样的国家就经不起一场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通缩，因为人民一旦发现货币也不可信，那么国家与社会间的信任就会完全崩塌，不同的力量就会诉诸暴力。从历史和国家的视角看，这并非天方夜谭，因为在中国本来就极不均衡的经济体系内部，已经蕴含了这样的货币风险。就是说，控制物价不再是一件经济任务，而是政治任务。

二、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

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是我们这个社会讨论最多的话题。以“毒奶粉”为例，现在中国每年都有好几起全国性的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而且“无良奸商”似乎是越压越起，防不胜防。于是，出现了一方面国内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出国扫货”的滑稽现象。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商业欺诈、信用欺诈、就业陷阱和传销组织，无论政府如何努力查处，似乎永远处于无法取缔的状态。

如果说政府和民众间的不信任主要是出于权力缺乏有效的内外制衡，那么商业方面信任缺乏的直接根源就是信息的不对称和监管的缺位。信息的不对称性是任何一个传统社会从农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在经历了现代化考验的国家，这种结构性社会问题催生出强大的中介组织和复杂的法律规范。中国也不例外。但中国的市场信任问题也有自身的特殊性，这要从社会激励机制入手来解析。

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的许多欺诈和其他非法牟利的猖獗，其实正是“利出一孔”的经济和金融垄断造成的。正是因为中国社会经济中个体谋利的动力非常强，但却缺乏合法谋利的渠道。个体无论是通过勤俭节约(缺少信用资源)，还是通过发明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去获得财富，成本都相对较高。反之，通过财富转移、垄断市场、偷税漏税、招摇撞骗或者变相掠夺，却往往比较合算。如果有权力的保护，那就更加合算。这与传统中国的欺诈行为具有高度的延续性。

监管缺位的逻辑也差不多。不同于西方社会依靠社会组织、司法体系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分工模式，中国的监管权主要分散地“集中”在政府的一个或几个功能部门。在“利益指挥棒”的驱使下，这些监管部门在“增加管理收入”和“消弭一切不法”之间作何选择是很明显的。更何况，追查到底可能损害其他平行部门的利益，涉及不菲的行政成本甚至政治风险。当监管本身变成一种垄断的利益来源，那么，“监督不给力”和问题“越查越多”的结果也就是可想而知的。

三、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

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问题涉及面极广，即包括不同阶层和地区的人之间的信任，也包括家庭、公司、单位和社会组织成员之间的“内部人”信任。中国当代的社会转型，在很多方面类似于西方工业化后由礼俗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对信任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个基本表现就是，建立在亲缘和地缘基础上的传统信任方式，在很多方面已经式微，但却未找到合适的替代品。

北京等许多大城市所发生的“移民”和“原住民”间的矛盾已经充分说明，过去主要依靠“熟人”的非正式网络建立信任的方式，已经难以满足“移民”社会的需要。随着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和大学生进入沿海地区的城市，就不再可能依靠熟人关系在新的环境下容易地解决就业、取得城市身份和获得各种公共品。相反，大城市原住民，只需要凭借其土著身份，就能够从移民推动的经济发展中获利，而且还继续享有熟人社会额外的一些便宜。城市当局对移民和原住民差别对待的社会政策，正好加深了这种矛盾。

另一方面，职业群体的信任问题也日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根据十

年来的社会调查，医生、教师、政府官员和法律工作者的的社会声望和职业信任度下降最为迅速。无独有偶，这些领域不仅是现代西方社会声望最高的行业，恰好也是当代中国潜规则和职业道德滑坡极其严重的几个领域。

信任危机甚至已经发展到普通人之间。南京“彭宇案”就体现了最基本的道德义务所面临的困局：一方主动的善良可能被另一方利用。受此影响，后来发生了多起老人倒地无人搀扶以至死亡的惨剧。更令人唏嘘的是湖北荆州船主对见义勇为者“挟尸要价”的态度：只要钱没凑齐就不能把尸体交出去，而且绝不赊账。这类例子足以说明当代最基本的社会信任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要维持最基本的信任，就需要双方遵守一定道德底线，但如果一方认为基本道德底线相对于货币化的经济利益不划算，那么陌生人之间信任的基础也就彻底没有了。

如果说社会普遍的信任危机和政治经济方面的信任危机有什么共同点，那么，货币化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变量。作为权力的另一种形式，货币对于价值的相对化和道德解体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与工业化时代的西方和日本不同，中国没有强大的宗教力量作为道德最后的支持，因而货币化对传统道德和价值的解体功能就更加凸显。中国的特殊性更在于，当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货币化的同时，控制着货币化的信用体制没有社会化，而是继续受到权力的直接控制。

构建新形式的社会信任

重建社会信任是中国下一步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与很多任务一样，社会信任建设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待于社会经济的整体改革。 最根本的改革在经济方面。这包括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增加社会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参与，支持银行和金融业的社会化，允许私人企业更多的自由空间，保护私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从而根本改变社会在信用生产中的尴尬地位。在社会活动空间大大拓宽的前提下，国家也就能够引入更独立的司法体系和社会组织来参与经济监管。这样就会有助于市场主体之间信任机制的形成。事实上，淘宝等网络商业平台的成功，已经成为社会成员通过平等参与建立商业信任的典范。

在政治领域，重新界定国家与社会的契约是加强国家和社会之间政治信任的必由之路。国家应该在社会参与的基础上，本着公平参与的精神，建立新的公共品提供方案，包括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明确家庭、社会和政府三方在其中的责任和义务，并用法律的形式予以保护。此外，在社会组织方面，国家应该逐渐放开对社会组织的垄断，赋予各社会阶层利益相关者(stake holders)利益表达和参与政治的权利。

对于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社会信任不是公共品，而是任何开放社会都能自发形成的一种秩序，国家只是一个次要的参与者。当代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货币本位”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动摇了许多人的道德底线，扭曲了正常的价值体系，破坏了国家与社会、市场利益各方以及社会成员间信任的基础。但事实上，健全社会的信任(信用)制度和可持续货币体系应该是相辅相成。只有实现了社会信任(信用)的“社会化”，让货币和权力服从社会要求，社会自身才能摆脱信任危机。

(作者单位：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浅析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

浅析中国社会中的信任危机 ——读《现代性的后果》有感 摘要：现代社会增强了社会成员的流动性，使社会成员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活动永远局限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同时也使得原本可能毫无关系的若干人发生了联系，那么这些人之间产生信任的基础就与传统社会熟人之间的信任区别开来，也引发了现代社会中的信任危机。 本文以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为出发点，首先介绍了吉登斯有关信任的研究。其次，结合本书的内容将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归于两大类：主观方面——社会成员自身的本体性不安全；客观方面——抽象体系入口处的糟糕体验。最后，在建立个人信任、促进代理组织的完善和加强对代理组织的监督三方面尝试性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信任危机抽象体系入口处代理组织 一、信任危机的出现 虽然社会不断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但是人与人之间却越来越疏远。我们去农贸市场买菜，担心菜农缺斤短两，因此在农贸市场专门设了公平秤；菜农在收我们钱的时候，尤其是面值较大的钞票总要左看右看就怕收到假币，因此有人专门设有验钞机。这一来一回间，充分表现了彼此间的不信任。现代社会中的信任危机在无形中增加了社会交往的成本。 信任危机表示社会人际关系产生了大量虚伪和不诚实，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严重危机的用语，指一定社会或群体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不被人们所遵守，人与人之间缺乏一种道德的联系和约束，彼此都无法相信对方的真诚和忠诚，因此不敢委以对方以重任的现象（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 信任危机增加了社会管理难度，社会交往成本。在信任缺乏的现代社会，每个社会成员都是受害者：民众输金钱、输感情，政府的信誉、形象受损。建立完善的社会信任体系，不仅仅是法律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道德体系和价值观体系的建立。

社科院中国社会陷信任危机

社科院报告称64%调查对象认为社会不公平 “社会心态”新观察 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中国社会心态表现出相当的动态性，同时又因中西文化的交汇和冲撞而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 2013年1月7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北京发布《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这是该所继2011年后第二次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 蓝皮书对2012年中国社会的生活满意度、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社会情绪、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尊重和认同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从总体上分析了目前社会心态的特点、发展态势和存在的问题。 “社会心态是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社会中多数成员表现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并成为影响每个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王俊秀副研究员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王俊秀看来，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心态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表现出相当的动态性，又因中西文化的交汇和冲撞而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 半数人对生活现状满意 作为一种发展观，幸福已成为世界各国研究的热门课题，幸福的测度也广受关注。幸福测量最常见的是生活满意度测量。 这次蓝皮书生活满意度采用的是“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的数据。该调查委托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分别于2011年和2012年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电话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51100份。 蓝皮书指出，两次大规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总体上，2012年的调查中，44.7%的调查对象对生活状况倾向于满意，满意均值为3.41分(总分5分)，低于2011年47%的满意率和3.46分的均值。西部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得分最高，东部其次，中部最低；城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低于农村居民。不同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存在差异。 课题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全静分析认为，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素涵盖家庭、休闲和生活现状与未来信心等三个方面。第一，家庭方面，无赡养老人负担、收入高、有自有住房的调查对象生活满意度较高。第二，休闲方面，休闲活动较多和休息时间

造假案牵出毕马威事务所遭遇信任危机

造假案牵出毕马威事务所遭遇信任危机 21世纪经济报道2003-02-18 14:55:31 锦州港造假案牵出毕马威内地收费最多事务所遭遇信任危机 本报记者莫菲顾万江上海、北京报道 2003年2月8日、9日，对于在辽西地区有“第一大港”美称的锦州港（600190. SH）与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来说，是十分尴尬的两天。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受理了四川三位股民及上海的徐倩女士依据财政部的行政处罚状告锦州港涉嫌财务造假、公布虚假信息的案件。 令人关注的是，北京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及香港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也一同被告上 年 ” 了2001年，公司可能担心虚构巨额银行存款被查，通过虚增在建工程名义将银行存款窟窿补上，这样，到了2001年末，货币资金被填实了，而在建工程及固定资产虚增了34164万元。” 公司自纠 2003年1日，已受到财政部处罚的锦州港做出了一件使投资者耳目一新的举动。 公司成立了会计核算清理整改特别工作组，在前次会计整改的基础上又对1994年～2000年度的会计核算情况进行了彻底清查。根据自查结果，锦州港仍存在虚增资产与收入的情况。因此，公司重新调减了1998年至2000年度的虚增收入985.9万元，调减虚列账面货币资金3858.2万元，调减虚列在建工程814.7万元，调整1997年及以前年度应计入费用或损失而计入其他应收款的2348.79万元；调整以虚增货币资金冲减的其他应收款3687.04万元。

锦州港一位高层领导告诉记者，公司自查的举动表示公司对多年存在的虚假会计信息问题高度重视，积极地纠正错误，并向广大投资者及时公布，避免造成投资者再度的损失。另外，2003年1月锦州港的货物吞吐量达到150万吨，创历史最高记录，经营情况继续保持良好状态。 当记者问及关于投资者民事诉讼的事宜时，董秘高鸿敏表示：“公司愿意接受投资者的诉讼，将严格按照法院的判决来执行。” 投资者不能指望所有的上市公司不造假，严格按照《会计法》办事，但是作为外部审计机构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当承担起审计职责，为投资者把好关。而锦州港的审计机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又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尴尬呢？ 毕马威谨慎回应 在 出，毕马威事件起因是2000年由财政部检查时发现的，而不是证监会。随后，这位工作人员表示，相信证监会相应的部门接下来应该也会有所检查。 对于毕马威因锦州港一事而成为被告，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秘书长丁平准先生认为，从证券市场的发展和监管来说，在某 种程度上是好事，让大家对“五大”也有个清醒的认识。美国安达信公司出事，揭穿了“四大”的神话，而在中国这个新兴的市场 上，洁身自好更是困难。丁平准对此的态度是，出事了，“该怎么样就得怎么样”。 据记者了解，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管方面，中注协主要是根据审计准则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监督，检查其是否按照审计程序进行审计，相关取证、函证、盘点工作是否尽到了尽职勤勉的义务。如果某个事务所出现了问题，中注协会依照有关处罚吊销该事务所的准入资格。而财政部和证监会也会依照有关法规，做出行政处罚，严重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毕马威会

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背后的管理体制根源

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背后的管理体制根源 摘要: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使红十字会的生存和发展面临 严峻的挑战，破解这一难题需要全方位的思考和努力，其中，管理体制的错位是当下红十字会信任危机频现的一个重要根源。虽然红十字会为之已做出诸多重要探索，但距离理顺体制、还原其社团本色、使其公开透明地运行之目标还任重道远。 关键词: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管理体制 红十字会与联合国、奥委会并称世界三大国际组织。但与联合国、奥委会的妇孺皆知相比，国人对红十字会的认知度相对较低。2011年沸沸扬扬的“郭美美事件”把中国红十字会推上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在公众的质疑声浪中，红十字会遭遇到了近年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郭美美事件”挫伤了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使其募捐救助工作遭遇严重困境，据统计，“郭美美事件”后，6-8月公众通过慈善组织进行的捐赠总额为84亿元，比3-5月的626亿元下降866%。[1] 看已经尘埃落定，但留给我们的思考却刚刚开始。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对于危机事件中红十字会的现实认知，更多的是出于感性和情绪，而较少有理性的思索和关怀。对于一个饱经历史沧桑，具有国际性特征而又身处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人道救助团体而言，剖析其信任危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绝非易事，本文试图从管理体制的视角，对此略作管窥，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的严重错位 中国红十字会是国际红十字大家庭中的一员，始建于日俄战争中的1904年，历史悠久，成绩卓著。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红十字组织，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可见，红十字会本质上是一个社团组织，具有社会性、公益性和民间性，因此红十字会的管理理应体现出社会力量和民众的广泛参与和监督，在阳光下公开透明地运行。但现实中，这样一个具有久远传承和深厚历史积淀的社团长期存在着管理体制严重错位的问题，而且，这样的问题直至今日仍未得到完满解决。 新中国建立伊始，出于巩固政权和安定社会的需要，政府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林林总总的慈善机构进行了全面整改，其中绝大多数都以“封建组织”、“反动组织”和“宗教性组织”的名义而取缔，红十字会是为数不多的得以继续延承的社会团体，但彼时的红十字会却在特殊的背景下被赋予了不同以往的身份内涵，1950年改组后的红十字会成为“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隶属卫生部，成为其下辖的一个业务机构。[2]会基本上已经迷失了自我。当然，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大环境下，这样的情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红十字会的社团本性和民间特征并没有在之后的历史演进中 得到逐步的彰显，虽然在主管部门和隶属关系上有所变更，但都是体制内的变化，红十字会基本没有改变政府职能部门的身份界定。

对信任危机的研究分析

对信任危机的研究分析 【摘要】通过设计问卷对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进行了信任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156份，本文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并结合社会事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现代社会面临了信任危机以及产生这些危机的原因，并提出了提高信任的策略。 关键词信任道德人际企业 一、信任的概念 信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与心理现象, 其概念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早在1958年, 美国心理学家Deutsch通过著名的囚徒困境实验开创了心理学人际信任研究的先河。他的研究发现，信任其实是人对情境的一种反应, 它是由情境刺激决定的个体心理和个人行为,信任双方的信任程度会随着情境的改变而改变。此后, 研究者相继又提出了一些经典的定义,比如信任是个体所有的一种构成个人特质之一部分的信念，是一种经过社会学习逐渐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点( Wrightsman, 1992)；信任是交往双方共同持有的, 对于两人都不会利用对方之弱点的信心( Sa-bel, 1993)；信任是个体面临一个预期的损失大于预期的得益之不可预料事件时所做的一个非理性的选择行为( Hosmer, 1995) 等, 这些定义目前都被研究者所广泛引用。 在中国不少学者认为，信任是理智与情感相统一的心理和态度，具体指人们在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交往中对他人特别是交往对象在道德上恪守公认的准则持确信无疑的心理和态度。在社会生活中，信任能够使人获得安全感，消除或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障碍，降低交往成本，避免或减少道德冷漠，提高人们生活的幸福指数。 二、问卷分析 关于信任的问卷调查在南财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中展开，对南财不同性别和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收回156份有效问卷，本文对仅仅对信任的整体水平进行了分析研究。下表是根据具体的问卷数据进行的统计。问卷共25题，每题都5个答案，分别为完全同意，部分同意，说不清，部分不同意，完全不同意。下表对完全同意，部分同意，说不清所占选项的百分比以及完全同意和部分同意累计百分比，完全同意和部分同意、说不清累计百分比进行了统计。

大型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大型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根源 大型企业有助于企业的成本的降低，成本的优势是大型企业最重要的优势之一。成本的优势运用得好，就会转化为效益。一般来说，大型企业的经济效益比小企业要好，但大型企业的管理难度比中小企业困难，大型企业在管理中往往会犯“大企业病”，而且往往会因“大企业病”而影响企业的效率。 什么是“大企业病”呢？“大企业病”一词，是日本立石电机株式会社的立石一真首先提出的。1979年，卸任总经理的他开始总结自己企业的经营现状时发现，表面上看，企业不存在什么问题，因为各种经营活动进行得比较顺利，而且企业的销售值和利润也都呈上升趋势，但看一看企业内部的管理，就会发现的确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他察觉到自己的企业对许多行为反应迟钝，譬如，“减少库存”的指令难以立即兑现。譬如，对顾客“能否生产这样的商品”等要求，有时竟然要花费二、三个月的时间才能给予满意的答复。再譬如，企业的产销衔接严重不到位，市场旺销产品短缺，生产不能及时补货，滞销产品仍在一个劲地生产，并源源不断地发往市场。站在医生的角度，立石一真认为公司患了一种奇怪的“疾病”。 立石一真会长把诸如此类的现象概括为“大企业病”。他给大企业病下的定义是：大企业病是无痛性慢性病。立石一真把大企业病归纳成三种“疾病”：“发展停滞”病、“效益低下”病和“效益增长原因不明”病。 1983年元旦，立石一真在出席由东京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主持召开的企业家与新闻界例行联席会议时，首次使用“大企业病”这个词。 现在，“大企业病”成为一个泛指的概念，是指企业规模扩大、产业类型和管理层次增多后，可能产生的信息阻隔、信息传递速度衰减或内容失真、决

策得不到不折不扣贯彻、指令执行出现严重偏差、企业成本增加、制度繁琐以及组织机构官僚化等，使企业响应市场的能力降低，生存质量不断弱化，逐步走向低劣甚至衰败的一种慢性综合病症。 “大企业病”是当今世界各国大型企业普遍存在的现象。企业一旦患上“大企业病”，往往会失去创业的激情与冲动，丧失应有的生机和活力，显得步履艰难、老态龙钟。“大企业病”的病症往往表现为： 1．身躯肥胖。表现出：企业机构臃肿，部门林立，层次多，冗员多；企业内部壁垒严重，部门间协同松散，信息传递较慢，或信息传递失真失效；企业制度繁琐，职责不明，扯皮增多，办事程序复杂，官僚习气十足。 2．心动无力。表现出：重大决策不能得到有效执行，或实施不力，达不到预期效果；领导者陷于具体的日常业务中，企业缺乏有效的中长期计划。 3．步履艰难。表现出：员工不计成本，不讲实效导致成本居高不下，效益下滑；企业生产与市场严重脱节，畅销的供不上，滞销的大积压，技术创新不足；不注重客户关系管理，客户对企业产生信任危机。 4．缺乏激情。表现出：企业从上到下看不到危机，沉浸在泡沫式的繁荣之中。以往创办、领导企业的“元老”、“长老”们，仍然在公司内部拥有巨大的势力，阻挡了持不同意见者的生存发展；不重视培养人才，企业各个层面出现后备人才“短缺”现象，人才流失现象严重。 为什么中小企业不会患上“大企业病”，而大企业在不同程度上会或多或少地有“大企业病”呢？我们知道，决定管理行为好坏的要素就是组织要素。从组织的构成要素来看，企业是组织的一种类型，在构成组织的四个要素中，组织环境和组织目的对于某个行业的企业大体是相同的。因为同行业的企业基本处于同一个环境中进行竞争，所追求的共同的目的都是获得最大的利润，不

中国社会信任危机：原因与对策

中国社会信任危机：原因与对策摘要：信任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在我国，由于缺乏有效性承诺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信赖的不确定性乃至不安全性的状况，使得当今中国人深深地感受到信任危机现象的客观存在。研究和回答这种信任危机现象存在的原因，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秩序，就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而又现实的课题。 正文：信任是人类文明大厦的基石，具有多层面的社会功能，它对人类社会生活而言具有不可或缺性。信任是社会生活最根本的基础，如果没有最起码的信任，我们的生活将寸步难行。信任常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润滑剂，社会组织的粘合剂，社会凝聚力的基础以及社会系统的动力。在当前，中国社会以特殊信任为主、普遍信任发育不足的信任结构，以及制度信任尚未确立、社会信任总体存量下降现状已经开始严重影响了社会的良性运转。因此，剖析信任危机现象的成因，找到行之有效的对策，对我们国家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政治课题小组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一、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 简单地说，当前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以私人关系为基础的人际信任和传统的道德性的社会信任，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法制性的社会信任还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 首先，传统的人际信任主要存在于长期的、稳定的、利益没有完全分化的熟人关系之中。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

际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跟陌生人交往的机会越来越多，这种交往常常是临时的、变化的，而且双方的利益关系可能是竞争性的。在熟人关系中，交往的动机和方式也不同于过去。因此，传统社会中那种强调个人义务，忽视个人权利的信任发展模式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人际关系。但是，对于在新型的人际关系中如何建立人际信任，人们还缺乏准备，社会舆论也缺乏切实可行的引导，因此不少人难免误入歧途。一些人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加强了防人之心；一些人觉得既然“先人后己”老吃亏，就干脆“先己后人”，多了利己之心；还有一些人信奉起“厚黑学”来，滋生了害人之心。 其次，现代社会中靠榜样示范来建立道德性的社会信任的方式已经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市场经济的前提是承认社会成员之间个体利益的分化，承认平等交换的正当性，因此，虽然市场经济不反对无私奉献的道德行为，但是，它更注重社会公平，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付出和收获的平衡。按照这种逻辑，对社会贡献大的人应该得到更多的报酬和奖赏，而不是做自我牺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实行让一部分技能突出或经营有方的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正是这种逻辑的体现。可惜的是，我国的道德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还没有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切实可行的新的道德规范。 第三，形成中的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奉行等价交换的原则，因而每个人的市场经济行为便都不是与他人无关的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社会性行为。不言而喻，孤立的个

企业危机公关,要声明更要证明

企业危机公关，要声明更要证明 “郭美美事件”将中国红十字会推上了风口浪尖，在原本缺乏信任基础的情况下，“郭美美事件”犹如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将中国红十字会引入舆论漩涡。重压之下，各方纷纷发表声明释疑。中国红十字会一再声明，副会长郭长江与“郭美美”无关，该会与“郭美美”在微博身份上标称的一切无关，并且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与此同时，新浪表示“郭美美”微博认证有误；“郭美美”反复更改说法后亦自称愚昧杜撰身份，表示向红十字会道歉；而被网友认为发现与“郭美美”有隐约联系的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深圳天略公司等也相继声明与“郭美美”无关。 与很多企业奉行“鸵鸟政策”相比，此次当事各方的主动发表声明的危机公关应对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但是声明并没有平息舆论反而引发更多指责，央视新闻频道《24小时》 主持人的评论一针见血：红十字会不仅要声明，更要证明。而“郭美美事件”并非个例，从最近热议的“中国生乳标国标被指偏低”、“蓝月亮洗衣液被指含致癌物”、“京沪高铁被指速度造假”等公关危机事件来看，当事方往往都选择发布声明进行释疑，但是收效甚微。 公关危机说到底是信任危机，在缺乏信任基础时，任何一点怀疑都有可能被放大和演绎，最后演变成社会话题，同样，因为缺乏信任，当事各方缺少证据的声明释疑也很难奏效。反而会被公众理解为狡辩和自圆其说，招致公众反感更加激怒舆论。 值得肯定的是，此次铁道部在应对京沪高铁速度造假的指责时没有只靠一纸声明。铁道部于6月27日下午召开发布会，中国工程院院士、铁道部总工程师何华武等技术专家通过试运行数据等事实依据力证京沪高铁时速完全可达350公里，进一步强调京沪高铁安全可靠。同时，铁道部相关技术专家也积极亮相电视节目，主动回应京沪高铁安全质疑，进一步增强民众和社会舆论对京沪高铁安全的信心。 公共关系危机应对除了需要声明，更需要证明。面对公关危机，当事方首先需要第一时间通过声明作出澄清、表明立场、稳定人心，在声明中也要避免自说自话，最好能拿出来自权威第三方的依据来证明事实。在声明发布之后，要迅速组织更充分的事实依据和第三方证言来回应公众质疑。当然，如果当事方确实存在不当行为，就应该诚实面对，承认错误并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以求公众谅解。 在网络媒体高度发达，微博、论坛、博客、社交网络等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公关危机已经常态化。面对危机，奉行“鸵鸟政策”，轻视舆论或者压制舆论只能使自己在危机的泥潭中愈陷愈深，妄图通过一纸声明就能平息舆论也几无可能。 记得一位公关行业前辈曾经提到，公共关系说到底是人心工程，危机公关的根本还是通过事实证明自己，并赢得舆论和公众支持。组织如能在经营过程中，建立起良好的声誉，那么在抵抗危机和应对危机之时亦能得道多助，反之，公关危机很可能就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互联网网络营销时代已经到来，很多中小微企业正由传统营销逐步转战互联网网络营销。我国的东南沿海城市，如杭州本地从事网络营销的中小微企业比例占到企业总数的近一半，从事网络营销的企业中利用网络赚到钱的企业占到一半比例。一些中小微型企业由于缺乏先天的网络营销气氛和网络营销成功案例的榜样效应，真正从事网络营销的企业所占比重不高，

关于对中国当前信任危机的思考

对当前中国信任危机的思考 公共事业管理10—8 贾路敏

关于对中国当前信任危机的思考 近期中国接连发生连串事件，揭示出社会信任危机之深重，民众对执政党、对政府、对干部官员极不信任，典型例子是动车追撞事件，政府说话不论真假，完全没人信，而铁道部新闻发言人那句：“反正我信了。”道出政府信用崩塌的现实， 令人惊叹的是社会信任危不只是民众不信政府和执政党，原来极其权威的专家、尚可信任的传媒、当受尊重的医生教师等，都因其劣行蠢举，失去可信感。 更为严重的是，还是社会信任危机，事实已经弥漫到人间，不用说那些公办的慈善机构，诸如中国红十字会、宋庆龄基金会、共青团属下的青基会等，一个个卷入丑闻。甚至在街上的普通老人，自己摔倒后，要指控救助他的人撞伤他，法官还判无耻老人得直。由之出现老人在街上病倒、摔倒没人敢扶的奇景。而卫生部跑出来制定《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更为笑谈。 社会危机应该这样看:百姓不信任谁呢，当然是说假话做假事的人，尤其是长期说假话、做假事的人。这种人最集中的地方是政府及企事业单位，是富商，是无良专家和艺人等。为什么他们要骗老百姓，因为只有骗了，他们才能维护、获得自己的利益。群众中流传“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中央只当没看见。”毛泽东说：人民网的眼睛是雪亮的。林肯说：你可以暂时欺骗所有的人，或者永远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不可能欺骗所有的人。狼来久了，谁还信！百姓不信时，就是他们失去利益之日！！ 普通百姓之间，相互信任吗?由于受大环境的影响，多少有一些人利益至上，确实使利益受损，但这不是主流。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吧，包含那些小商人，不讲诚信的，也没有几个人。因为，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毕竟要靠诚信生活，不诚信成本太高，他们玩不起！所以，诚信流于野！ 为了了解社会信任危机，必须了解了当今社会信任危机的大背景，当代中国的具体社会信任问题可以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来分析。政治层面，信任危机表现为由来已久的“官民”信任，即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与民众以及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信任问题；经济层面的信任问题，即市场各个利益主体间的信任，主要是在商品和服务提供者和广大消费者之间；最后是社会层面的信任问题，也就是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包括公司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问题。从他们之间的关系看，第一种信任又是最重要的，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家是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国民对国家的信任，很大程度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信任基础。 一、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 在国家与社会日益市场化和货币化的今天，政府并不需要像最初的隐性社会契约所规定的那样，为人民提供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计划。事实上，只要民众劳有所得，物有所值，能够通过市场获得比较合理的回报，即是政府对社会契约的充分履行。一种常见的破坏“社会契约”的短期行为就是政府的非理性投资。政府经济类的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很容易博得政治资本，而民生等相关的社会投资则缺乏动力。如果民众对政府民生政策的期望长期无法兑现，自然会影响社会契约的履行问题。最后，即便是政府有意愿加强社会投资，老百姓也不会真正当真。另一种短期行为就是“暗箱操作”以及更广义的腐败问题。一般来讲，“暗箱操作”常见于经济和人事领域，特别是指在招标、采购、录用和审批过程中以权谋私的权力寻租行为。最后，一般民众对反腐败和规制化就产生了“改革疲劳症”，不再信任把这些法律和纪检公共制度看成是“我们的”，而把政府官员列入“他们的”行列，甚至发展成一种“仇官”心态。最后一种短期行为，也是最具爆炸性的，就是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私人的跋扈行为，最典型的就是2009年的“邓玉娇案”和2010年的“李刚案”、“钱云会案”。这些事件为什么具有爆炸性，可以导致官民虚拟空间的对立，以及一种“你如何解释我都不信”的状态，究其根本，还是在于民生和腐败这些长期因素，已经深刻破坏了官民信任的基础。如果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官员不被信任，作为国家权力规则的法律不被信任，作

中国慈善组织信任危机成因及其对策思考

中国慈善组织信任危机成因及其对策思考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慈善组织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也出现了不少影响其自身发展的问题。信任危机无疑是较为严重的问题之一。本文将结合近年来慈善组织的发展状况，分析其信任危机的成因，并以此提出化解危机的建议。 关键词：中国慈善组织信任危机成因对策 慈善组织主要是指以从事慈善事业，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具有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增强社会自治能力，进行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等功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慈善组织在社会救济、扶贫开发、救灾抢险等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扶危济困，互帮互助精神的弘扬以及社会资本的积累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近年不断出现的有关中国慈善组织的丑闻事件，如2001年的“中国妈妈” 胡曼莉盗用慈善组织名义谋取私利，“希望工程”善款被人侵吞，2002年山东一民办孤儿院院长董玉阁因诈骗罪锒铛入狱，以及2011年中国红十字会因“郭美美”引发的相关丑闻等，均使中国慈善组织的信任基石遭受不同程度的冲击。 一、慈善组织信任危机的成因分析 （一）慈善组织工作宗旨的要求与其实际中组织行为的差距 慈善组织与私人企业的最大不同是，慈善组织是致力于慈善事业，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类非政府组织。慈善组织的诚信问题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社会把一部分重要的社会职能——启迪心智、扶危济困、升华灵魂、保护健康和安全托付给了这些组织。而这部分社会职能所包含的意义则深刻地体现在绝大部分慈善组织活动宗旨的内在要求上。因而，慈善组织能否践行组织宗旨，能否履行工作职责将关系着自身形象与信誉的能否维系，乃至组织的生存和长远发展。而近年来不少借慈善之名、公益之名而行私欲之实等偏离慈善组织使命的行为，无疑在不断地削弱甚至摧毁着慈善组织的信誉基石。 （二）信息不对称加剧社会的不信任 慈善组织的运作与管理，尤其是财务管理若是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就有可能在慈善组织与公众间出现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引发公众的误解与质疑。当谣言飞起，势必引发人们不断地猜测与怀疑，加剧社会对非政府组织的不信任。2011年6月，一个名叫郭美美的女孩打着“中国红十字会”的招牌在网上炫富，尽管事后经多方查证并非其所自称的“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但是，此次事件还是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红十字会持续关注与质疑，并导致了中国红十字会自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信任危机。

家族式企业信任危机问题分析

家族式企业信任危机问题分析 摘要：家族式企业基于自身固有特征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一般会将企业经营权出让，这种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催化出所有者与管理者及员工之间的信任危机。本文以家族式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为出发点，分析产生信任危机的原因，并结合激励策略、需求分析、员工持股等相关理论对其进行辨症分析的同时提出了切实可行有针对性建议，希望本文能对我国家族式企业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家族企业；信任危机；生产效率 一、家族式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 家族企业历来秉承以重用亲信为主的运营管理模式，仅凭血缘关系建立职位差序格局，但与此同时，随着企业壮大，原有内部人力资源已无法满足企业人力资源需求，迫于此种状态，企业秉承以重用亲信为主的同时，辅以委托代理管理运营模式，以确保企业人力资源充足。企业初衷本无可厚非，但由于家族企业长期深受血缘关系影响，重内轻外，因此委托代理运营管理模式于贯彻落实方面不尽人意，收效甚微。其主要表现在，企业以血缘关系划分职位等级，居于核心地位者大多属于亲信，即便是无比有才能之人，但若无关系，则职位趋于边缘化，对于委托代理人，则展现出高度不信任，

放权程度低且时常随意干涉其正常工作，对代理人的建议置若罔闻，缺乏对代理人所应有的尊重及肯定，代理人对这种任人唯亲、重内轻外、轻视人才的不公现象产生抵触情绪，致使代理人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对工作完全处于一种走形式主义，企业不信任因素激增，并迅速蔓延至外聘员工主体，员工大流量流失，企业人力资源大幅波动，企业严重匮乏互相信任的人文环境，极不利于企业发展。鉴于此，家族企业必须有效加强家族企业信任危机问题处理，努力创建信任体系，促进企业发展。 二、家族式企业产生信任危机的原因 1.企业所有权与管理权完全分离 企业所有权与企业管理权完全分割，员工则认为，无论自己干多或干少，自己所得并不会有太大改变，人均有一定惰性存在，员工感到自己即使无论如何为企业尽力，始终仅仅只是一名小小基层员工，难有出头之日，周围同事工作较为涣散，自己极力工作，却未得到应有回报，不公之感油然而生，致使企业员工长期处于消极状态，缺乏工作热情，日渐对工作产生心理疏远情绪，便生成更换新工作环境的欲望，无论是资深员工还是初职员工均存在此类问题。员工流动性过强，不利于企业团队稳定发展，企业对员工培训上岗适应成本严重超出财务规划比例，企业生产效率明显下滑，对企业发展极其不利。

信任危机案例

企业信任危机 从2008年爆出的三鹿奶粉掺加三聚氰胺事件，到近期出现的“瘦肉精”事件以及“染色馒头”事件，一次次食品质量安全事件让消费者变成受害者，很多消费者正遭受着所谓品牌食品的“侵蚀”。食品安全是人民群众最直接、最根本的民生。今年1月，《小康》杂志发布的年度消费者食品安全信心报告显示，半数以上公众对食品“没有安全感”，近期频发的食品质量安全事件，也在不断拷问着我们：食品安全事件的症结究竟何在？因食品质量引发的事故正给我们敲响警钟：中国的食品安全到底怎么了。 老人倒地，扶还是不扶？在传统道德氛围里，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然而，在今天却成为一个道德选择难题。从2006年“彭宇案”，到今年“殷红彬案”、“许云鹤案”，这一难题由于执法因素的介入，变得使人更加困惑。不久前，卫生部公布《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专业技术指导也无助于破解社会道德难题。 不是吗？当你打开水龙头，要相信里头流出来的水没有毒；过马路，要相信所有汽车都会在亮红灯的时候停下来；坐高铁、地铁，要相信它不会突然追尾；就是你睡觉，也要相信这屋不是“楼脆脆”；遇事报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盗贼的同伙……如果吃荤的怕激素，吃素的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喝白水也怕有害元素，我们还能吃什么？ 讲小道理，如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所说：“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讲大道理，一个缺乏信任的民族没有希望，一个缺乏信任的国家没有未来。大到社会，小到个人，没有信任，便如大海里的船，看不到航行的标识。 医患信任危机 今年9月15日，曾在同仁医院就医的书法家王宝洺，举刀砍向该院耳鼻咽喉科部主任徐文，身中十余刀的徐文肌腱断裂，颅骨、尺骨、胫骨骨折，并大量失血。经全力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 据媒体报道，此次血案肇因于一起长达三年的医患纠纷，王宝洺认为同仁医院的手术失败导致其残疾，之后试图通过各种路径讨要说法，索赔1700多万元。然而因为医患双方所提供病历的真实性问题，三年从未开庭。最后，王宝洺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 同仁医院血案并非偶发孤例，就在一个多月前，东莞市长安医院也发生砍杀医生事件，导致一死一伤。 砍人者卢某年初因面部痉挛到长安医院就诊，医生刘某为其诊治，但病情未见好转。卢某于是辗转到广州、北京等地多家医院就诊，前后共花费3万多元(其中在长安医院花费为136元)，卢某觉得用了3万多元跑了多家医院诊治，病情均未见好转，对医生怀恨在心。

从三鹿奶粉等事件看企业的危机处理

从三鹿奶粉等事件看企业的危机处理 案例回放 2008年3月以来，三鹿集团先后接到消费者反映：婴幼儿食用三鹿婴幼儿奶粉后，出现尿液变色或尿液中有颗粒现象。3月：南京出现全国首例肾结石婴儿病例。6月：国家质检总局网站接到问题奶粉投诉。9月11日：甘肃：59名婴儿患病，1人死亡。9B 11日上午10k40分，三鹿集团传媒部责人表示，无证据显示这些婴儿是因为吃了三鹿奶粉而致病。9月11日晚，三鹿集团承认经公司自检发现2008年886日前出厂的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曾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9月12日：三鹿集团辩称不法奶农掺入三聚氰胺。9)1 13日：国务院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机制处置三鹿奶粉污染事件。有关部门将对三鹿婴幼儿奶粉生产和奶牛养殖、原料奶收购、乳品加工等各环节开展检查。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咀，各地纷纷出现因食用三鹿奶粉而患病的儿童，甚至出现死广的情况。这不仅使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和损失，也使三鹿集团纷纷出现危机，到了破产的境地。回望过去，三鹿集团在危机出现时并没有积极应对，采取消极回避、瞒报、隐瞒、欺骗消费者等手段处理，这种处理危机的模式使得三鹿集团在仅仅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从一家年销售额超过100亿元、在中国奶粉市场的占有率连续十五年位居第一、国内的奶粉巨头的大型奶制品企业，走向了衰亡。导致企业倒在这场危机中的原因很多，但企业缺乏相应的危机管理意识，面对危机采取种种错误策略是企业迅速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 原因分析 一、危机管理意识淡薄，对生产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不能防微杜渐 这场导致二十九万余名婴幼儿出现泌尿系统异常，其中六人死亡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①，将三鹿集团推到了公众舆论的中心，作为抽检不合格率最高的三鹿集团在这场危机当中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场看似偶然的突发事件，实质上与长期以来企业内部的发展理念、管理模式有很大关系，内部管理的诟病早已显露端倪，但并未引起三鹿高管的足够重视。 1．奶源质量监控不力。三鹿将这些“奶源地”称为他们的“第一车间”，但

社会诚信缺失问题的原因分析及其对策

社会诚信缺失问题的原因分析及其对策 班级：12经贸英语2班学号：12090316 姓名：王婷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诚信已不仅是一种伦理范畴，而是在伦理范畴的基础上，又赋予了法制内涵，实现由道德自律向法律规制的转化，最终筑就诚实守信这一道德准则的法律化。中国当前社会诚信状况令人忧心。国若无信，国何以堪？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如何实现传统诚信的现代化转化，重新确立起人们对现代诚信文化的信仰，进而推动社会诚信体系的真正建立，始终是中国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通过对当前社会诚信现状及问题的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其原因，提出前加强社会诚信建设的对策建议。【关键词】诚信缺失现状原因对策 一：当前社会诚信的现状及其导致的问题 （一）：现状 为了解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状况，《瞭望》新闻周刊联合国内专业调查研究机构于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１日至２月１４日，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５个大中城市展开了民意调查。数据显示，被访者对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状况总体评价较低，仅有4.8%的被访者评价“好”48.7%评价“一般”接近半数46.6%被访者认为社会诚信状况“差”甚至“很差”。对此数据持质疑态度的同时，也许更多的是一种反思。诚信缺失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加大社会的运行成本，引发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扰乱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严重者甚至会影响社会的安定。从诚信主体来看，社会诚信主要包括政府诚信、企业诚信和个人诚信。这三类主体在当前社会的诚信指数均不乐观。当前社会存在着各类诚信问题，政府有的单位制造虚假增长指数者，企业界有的企业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者，教育领域有的院校学术造假者，等等。有研究者对政府诚信缺失方面进行了归纳，主要体现为有的地方政府或有的部门政策多变、不守承诺、随意性大、暗箱操作、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虚报成绩等。企业诚信缺失主要方面表现在：有的企业任意逃废银行债务，银企之间陷入信用危机；企业之间失信赖账，商业信用日趋萎缩；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会计人员做假账，提供虚假财务报告，发布虚假财务信息，误导投资者和消费者；偷税、漏税、走私、骗汇、骗取出口退税屡禁不止。政府和企业是由人组成的，作为个体的人

中国的信任现状分析

中国是一个低度信任的社会，这一点似乎已成为马克斯·韦伯、雷丁和福山等众多西方学者不谋而合的论断。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认为，中国人的不诚实导致了中国人彼此间典型的不信任。雷丁在《中国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中国人只信任与自己有关系的人，他们对家人全然信任，对朋友和熟人则建立某种程度的相互依存感，这些体现了中国人浓厚的家族主义文化意识。福山在《信任》中阐述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华人社会里的家族主义文化十分明显：在家族的圈子之外，人与人之间的信赖感变得相当低，对外人的信任感太低。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低度信任的社会。他进而认为，一国社会信任度的高低与该国经济规模大小存有必然联系。中国社会信任度的低下是中国家族企业向现代化公司转型的必然障碍，并使其时常上演创立、崛起、衰败的三部曲。而与中国家族企业发展对比分明的是，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由于存在较高的社会信任度，故而家族企业一般能较为顺利地建立起现代公司制度，并维持很大的规模。西方学者的上述看法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社会在信任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但仍然有失偏颇。韦伯的观点之讹误在于，他仅根据以诚实为基础的信任之缺失就简单地认定中国社会中信任度的低下，却对中国以血缘和情感为基础的信任避而不谈。福山对不同类型信任与企业发展及规模的关系之分析颇为深刻，然而，他却与雷丁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都只根据中国人对外人（严格地说，应该是陌生人）不信任这一点就把中国认定为信任度低下的社会。在我们看来，如果将传统中国社会看成是一个血缘、情感和习俗型信任丰富而制度型信任短缺的社会则可能更为准确与中肯。而从经验观察角度透视，当下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着实颇为严重。从这一点来看，韦伯、雷丁和福山等学者的结论是正确的，但他们的论证依据是不恰当的。如果我们的上述判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重新搜寻当下中国社会的信任度低下之原因就成为有待研究的论题。如果从现代性角度加以解析，似能对此做出有一定说服力的诠释。 尽管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厘定众说纷纭，但勿庸置疑的是，现代性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它意味着人类在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制度以及知识体系层面的全方位转型。而现代性的“价值颠覆”特质与反传统的批判色彩必然加速了传统价值观念与意义系统崩塌的进程。在现代性的冲刷下，以血缘、情感、信仰、道德、习俗为基础的诸种信任日益丧失了自身得以存续的基础，由此引发了曾在中国古代与近代社会乃至当下社会居于主导地位的血缘型、情感型、信仰型、道德型和习俗型信任之日渐衰微。此时，似乎恰是上述诸种信任向信息型和制度型信任转变的良机。遗憾的是，当下中国社会信息不对称、法律法规不健全甚而恶法充斥其中等现象并不鲜见，人们的守法观念亦颇为淡薄，这些均表明，以信息与制度为基础的信息型和制度型信任尚未真正形成。概而言之，在既往的多种类型信任逐渐弱化之时，后继的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信任体系却未生成，从而出现转型期的信任真空，这恰是中国社会出现信任危机的根源之一。

什么是社会信任

什么就是社会信任 危机 最近在中国发生的很多事件表明, 中国社会正在面临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信任危机, 有人已经把此称之为中国社会的“全民不信任运动”。 很多事件从表面上瞧, 好像都就是个别事件, 而中国官方与媒体也总就是乐意把它们称之为“突发事件”,但实际上, 从这些年来所发生的那么多、 每每被定义为“突发恶性”的事件来瞧, 每一个事件发生的背后都就是具有必然性的。 如果继续把这样的事件简单地视为就是“突发事件”, 只会就是自欺欺人。 把它们说成就是“突发事件”,也就就是说它们的发生就是偶然的,没有必然性。这可能就是一种比较好的政治说辞,官方可以推卸责任,也同时可以掩盖制度层面的一些严重缺陷。不过,这种认知或者误知非常有害。如果瞧不到这些事件发生的必然性,最终只会导向不可收拾的局面。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预感到这类事件的必然性。人们知道会发生这类事情,可以发生在自己身上,也可以发生在

她人身上,不知道的只就是,什么时刻会发生,以及事件会以什么形式发生,就是个体暴力、集体暴力还就是其她形式。缺乏安全感导致人人“自卫” 正就是对这种情形的高度不确定性,中国社会在很 大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为一个“自卫”社会。体现在各个层面。在个体层面,人人自卫,谁也不信任谁,互相欺诈,社会的交 易成本在急速提高。集体层面,一个村子不信任另一个村子,一个组织不信任另一个组织,一个社会群体不信任另一个社会群体,一个地区的人不信任另一个区域的人。一些地方甚至已经出现依靠筑城墙来求得自我保护。国家层面,政府本来就是社会秩序的提供者,但政府本身也在自卫。很多党政官员整天呆在坚固的“城墙”里面,与社会隔绝,但同时恐惧于社会暴力,因此只能依靠暴力机器(例如维稳)来控制社会局面,以免伤害到自己。 各个社会角色的“自卫”就是理性的,因为它就是人们针对“不安全”环境恐惧的产物。不过,这种理性只能导向最终的不理性,即越来越甚的不安全。 中国社会如此严重的信任危机就是如何产生的？这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因素。但简单地说,可以概括为“社会不公”。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基本社会正义与公正,也就不会有社会信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取得高速经济成长、使数亿人摆脱贫穷的辉煌成就的同时,却彻底失败于提供基

现代性视域下我国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

现代性视域下我国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 近几年，信任危机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事实。早在25年前，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就对现代性社会的信任问题做出了精辟分析。本文以其《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为引，将书中所阐述的内容加以归纳概括，认为信任危机的产生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的原因，即时—空分离、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制度性存在的乏力以及个人存在的孤独，在简要分析各个原因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现实社会状况，加以剖析我国社会信任危机发生的根源所在。 标签：现代性；信任；信任危机 毫无疑问，最近几年，随着我国社会生活中一系列失信行为的出现，信任危机这个新词悄然而至并为现存社会不良现象盖棺定论。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让人们对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产生信任危机，“南京彭宇案”的发生让我们反思道德信任危机，而社会中大量“李刚们”的出现则触及了我们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这些出现在不同维度的信任危机不禁让我们反思，在当代中国的现代性社会中，为什么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信任危机现象？就我认为，究其根本在于我国现代性社会进程中发生的“断裂”。 所谓断裂，作者吉登斯给出的解释是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1]3。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的经济生活方式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制度正经历着现代性转型的阵痛，人们的社会文化也进行着现代性的变迁，而这些变化交织在一起，难免会使人们在思想上出现怀疑情绪，在行动中生发失信行为。 一、时—空分离 在前现代社会，“什么时候”一般总与“什么地方”相联系。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受“在场”的支配[1]16。而在现代性社会中，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社会生活更多地表现出“缺場”的情境。也就是说，前现代社会中的空间充满着实践，一个微小的空间就可以对人们的身体乃至情感和心理产生约束作用。而在现代，地点变得捉摸不定，我们更多看到的是通讯、信息，特别是新媒体在现实环境中的无所不在。这种在时—空分离基础上形成的，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的现象，我们称为脱域。当脱域一旦再嵌入机制，就会形成由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两种类型组成的社会抽象系统。这一抽象系统，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在场”这种传统熟人社会的交往方式，而且让作为信任基础的承诺本身也发生着变化，即从前现代性的当面承诺更多地变成了现代性社会中的非当面承诺。 当面承诺更多表达的是传统社会中有限的熟人交往关系。这种承诺不仅有“在场”作为保障，更有熟人社会中的传统、风俗、习惯为依托，因而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一种值得信任的承诺。而时—空分离所带来的非当面承诺，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