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
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
作者：龚延明邱进春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03期
[摘要]进土统计是科举制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各种文献对明代进入录取人数记载不一，现在学者对此又缺乏必要的考证，以致不能得出统一而确切的统计数据。充分利用明代登科录、明实录、各种题名泛等第一手资科，是获取准确数据的前提。在考证中，必须注意会试录取和殿试录取人数的不同，而进入统计必须以殿试录取为准。依此标准，明代共取进士89科，实际总数为24595人。
[关键词]明代；进士；统计；殿试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6)03-0069—10
有明一代(1368—1644)，二百七十余年间，一共产生了多少进土?历来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吴宣德曾对此作过综述。他说：“如何炳棣先生(Mr．PmgHo)TArLaddrr。SUCCeSyerialChina(《明清社会史论》)统计为24 594人；萧源锦《状元史话》统计为24 610人；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土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为24 866人；沈登苗《明清全国进上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为24 814人；黄明光”明代科举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为24 452人。”由此他认为，统计数据的不统一，“实在让入怀疑建立在这样的统计结果上的论点的可信性”。但是，吴宣德本人对明代进士的统计数据同样不统一：他在《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中统计为24 861人，在《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中作24 878人，在最近发表的《明代地方教育建设与进士的地理分布》中又作。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除了统计技术上可能存在的误差外，更在于我们对参考文献缺乏必要的考证：从上述学者的著作中，我们看不到相关的考证，有的甚至连数据的出处都没有注明?由此可见，有些学者在作统计时，十分随意，缺乏科学的态度，同时也反映出求得明代进士总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进行《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子课题《明登科录》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对相关科举文献进行了整理比照：首先对明代进士的榜数进行了细致的探讨，进而再考证明代进士的总数，最后得出了明代登科进士较为确切的数据。
一、明代进士的榜数
关于明代究竟开科取进土多少榜，学界存在不同意见：吴宣德认为：“整个明代，如果不包括南明小王朝，共举行丁9)届科举。其中洪武四年、洪武五年举行了乡试，但未举行会试，所以这两届无进士。”如此，则取进士为89科。而多洛肯认为是88科：“其中洪武三十年有春夏两榜进士，应算一科殿试。另崇祯十五年为赐特用出身进士。”对于崇浈赐特用榜算不算进士，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
这里存在一个标准问题，笔者认为，必须以经殿试传胪作为确定进士科傍的标准。那么矛盾的焦点就在于，如何看待洪武三十年(1397)的南北榜和崇祯十三年(1640)的赐特用出身榜。
洪武三十年舂三月殿试，录取陈51人，并依照惯例授予相应的官职。但由于所录取的进士都是南方人(实际还有四川李祥、蔡天祥2人)，下第的北方举子便认为考官刘三吾等人存在舞弊行为，于是闹得不可开交。明太祖为了平衡北人心态，严厉处分了该科考宫；状元陈亦被处死。然后于六月重开一榜，所取者韩克忠等全为北人(包括四川人冉通、张朝贵、马忠、王原、陈铿、张玺6人)。后来人们多把陈榜称为春榜．或者南榜；而韩克忠榜则为夏榜，或者北榜。既然春夏榜都经过殿试传胪等程序，都有状元、榜眼，探花，都有二甲、三甲之分，就应该视为两科、否则，一种之中，岂不有两位状元、两位榜眼、两位探花?因此，笔者采纳把洪武三十年分成两科的观点。
崇祯十三年春，已录取魏藻德等勾进士；同年夏四月，“帝恩破格用人，而考选止及进士，特命举人贡生就试教职者，悉用为部寺司属，推官、知县，凡二百六十三人。号为庚辰特用”。后来史惇等人又“请援进士例，谒孔庙行释菜礼，并立石题名，帝如所请”。该科题名碑现存于北京东城区国子监内，名录见载于清李周望编《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洪武至祟祯各种附》和今人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但都被误作崇祯十五年(1642)榜。他们实际的身份是前163人为该科会试的副榜举人，后100入则为当年经过廷试的岁贡生员，显然和进土是两码事。依照明代的规定，会试正榜外还有副榜，副榜例授教职；岁贡生员经过廷试，也分别授以教职，这是在明代相沿已久的铨选惯例，也即所谓循资格。崇祯皇帝对大臣的疑心非常之重，内阁辅臣和经略辽东的督抚一个个或者短期即卸任，或者下诏狱、处死。在崇祯的眼里，进士出身的大臣并无经国韬略，他认为这是历年以来铨官循资格太甚造成的弊端，于是特地将举人和贡生的初授官资格提高到进士的地位，这样既可以鼓励非进士出身的人才积极报国，又能对拥资格而自重的进土们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谈迁《国榷》云：“丙寅，渝吏部：年来资格畛域，抑坏人才考选。屡奉旨举贡兼收，究竟不遵，非祖宗破格用人至意。就教贡士并试过岁贡生共二百六十三入，俱着于六部司属，都、通、太常寺各司属及推，知正官通行察阙，依次填补、此系特用，后不为例。”这表明“赐特用”的本意只是破例升用，并非赐进士出身。时人对于祟祯十二年榜的态度也是如此，史惇清求援进士例立碑时，“阁臣张四知以为不可”，显然是因力他们不是进士。但间距的阻拦，反而刺激了崇祯“厌薄进土”的逆反心理，并特旨批准．这种近乎恶作剧般的举动，在崇祯朝并不罕见。清初的盛子邺在《类姓登科考》中收录了几乎明代所有各科进士，就是不裁祟祯十三年赐特用榜。清初各省通志中，也只
有江西、浙江两省选举表见载。而当事人自己的态度更具有说服力，出身该榜的雷縯祚历官佥事，曾上疏惮奏周延儒．内自称“臣外藩小吏，乙榜孤踪”，未尝说自己是进土。
总之，崇祯十三年赐持用出身榜不能视为进士-那么，明代总计取进士s9科(内洪武三十年2科，崇祯十三年1科)。
二、明代的进士总数
明代进士数量的统计同样必须以殿试为准，不能参照会试中式人数。在一般情况下，会试中式举人都会参加本科殿试，但由于疾病或者丁忧等意外情况发生，有些举子不能参加本科殿试，下种甚至后数科方始殿试。这种现象在永乐朝以后各种中几乎都存在，造成相当多的科次会，殿试人数不相吻合，未经殿试者不能得到进士的出身，其名分依然还是举人。据笔者统计，明代过会试而未殿试者有56人，除崇祯十六年(1644)因明亡而未殿试的11人外，其余45人大多未及殿试便已身故了，如黄绾《东瀛王公启神道碑铭》载，王启的祖父王钦，“举进士，未廷试卒”，科年无考；《万历壬辰科进土履历》载，四川富顺范岷汇会试121名，末迁试卒。
系统记载明代各科进士数量的文献，有清《续文献逋考》卷三五《选举考·明登科总目》(以下简称、续文献通考》)，李周望编《朗历科题名砷最初集·明洪武至崇祯各科附》(以下简称、碑录》)，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选举典·殿试部》(以下简称《古今图书集成》)。今人朱保炯等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以下简称《索引》)是一种工具书，其后附《历科进士题名录·明朝之部》相当于对明代进士的分榜统计。明俞宪《皇明进士登科考》、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二八件《部·科目》(以下简称《国朝典汇》等亦有记载，但限于编纂年代而收录不全。另外，明实录、登科录、题名碑、各种序文等也有相关记载。笔者对以上文献进行整理研究时，发现其中有部分科次的数据，各书所鼓不同，孰正孰误，需要进行细致的考证才能判断，
下文依照朝榜次序，对各书所载不一的科次以表格形式作对比，然后进行考异，以求其真，诸书所载相同者不出考。分榜统计及总数在文末也用表格形式展示(见表9)。
考异：洪武二十一年戊辰科会试中式99人。《同朝典汇》云：“二十一年戊辰，以编修苏伯衡、李叔荆主会试，取中式举人施显等九十九名。”殿试黜落2人，实际过殿试者97入。《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九载“时廷对者九十七人，擢任亨泰为第一”一语不够准确，97人是最终录取的人数，非“廷对”人数。《皇明贡举考》云：“时廷肘之士九十九人，踢任亨泰等九十七入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是录部本缺，闽本存。今除黜落二人，尚缺二人。”故各书所载名录均只有蜡人，《碑录》和《索引》据此以为殿试人数，而未加考证。《占今图书集成》作63人则差之甚远，不可信。本科进士当作97人。
洪武三十年春陈卹榜，殿试录取51人。《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一载：“洪武三十年三月癸丑朔，上御奉天殿策试举人……时廷对者五十一人。”据《国朝典汇》云：“(共武)三十年丁丑二月全试……取宋踪等五十一人。”则会试中式亦只引人，前科并无未廷耐者，而《续文献逋考》云“廷试宋琼等五十二人”《皇明进士爸科考》和《古今图书集成》等作53人，都超过会试录取人数，显误。
考异：甲申科会试录取472人，有2人当年未廷试，故诸名录均作470人。王直《送吴侍郎致仕序》称：“水乐之初，太宗皇帝仍用科目取士。明年甲申，会试礼邰者数千人，中者凡四百七十二人，公在高选，而予亦幸得焉。”《赠龚君归省序》同样说：“当太宗皇帝即位之初，设科取天下士……中选者得四百七十二入。”王直即偯科进士，所云当确。黄佐《翰林记》亦云：“永乐二年，诗读学士解缙、侍读黄淮为考试官，取杨相等四百七十二人，遵洪武乙丑例也。”据《永乐九年进士登科录》载，二甲第二名刘永清，会试第389名，即水乐二年未廷试者之一。《续文献通考》和《国朝典汇》均误以会试人数作殿试人数。本科进士当为470人。
考异：孙贤榜当为349人。《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九载：“(景泰五年三月)甲寅，帝亲阅举人所对策，赐孙贤等三百四十九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陈循《题名记》亦云：“景泰五年春三月朔……进是岁会试所取天下贡上三百四十九人于廷，以俟皇上临轩亲策。”题名碑刻一甲3名，二甲129名，三甲217名，合计349名，与《皇明进土登科考》等书同。《碑录》三甲题
作213名，漏载牛宜、俞纪、沈黼和沈譓等4人，故总数仅345人。《索引》据碑刻作了更正。《续文献通考》可能是依据《碑录》，亦误。
考异：本科殿殿录取250人。《明宪末实录》卷一○二载：“(成化八年三月)癸丑……上亲阅举人所对策，赐吴宽等二百五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商辂《题名记》亦云：“成化八年三月十五日，皇上临轩策试礼部听贡士。赐吴宽等二百五十人进上及第出身有差。V-：乳：b．：：、成化八年进亡登科录》、《明进士登科考》、《皇明贡举考》所载名录与之相符，均为一甲3名，二甲78名，三甲169名，合计250人。《碑录》三甲题作170名，较他书多出1人，但其三甲160名张抚下空缺2人，《索引》补第161名为薛真，仍空缺1人。其实补上薛真后该榜已全，但《索引》榜末却又据地方志补阙2人(金迪，翟廷蕙)，则《索引》实有252人、此2人均不载于《登科录》，不可信，按，《索引》载翟廷蕙作“河南洛阳，明成化8”，注云“据《河南通志》补阙”。但《河南通志》卷四五，选举二·进士·明·成化丙戌科罗伦榜》载翟廷蕙作成化二年进士，并不见于成化八年榜；又《索引》成化二年榜载翟庭葱，河南洛阳人，当即翟廷葱。可知《索引》补阙大谬。金迪，《索引》据《江南通志》补阙，直隶安东人，此为孤证，亦不可信。
考异：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殿试录取317人。《明世宗实录》卷二八四载：“嘉靖二十三年三月……丁巳，赐进士秦呜雷等三百十七人及第出身有差。”因科场案发，新进土中5入削籍为民。《明世家实录》卷二八九云：“(嘉靖二十三年)八月，刑科给事中五交、王尧日论劾少詹事江汝璧、修撰沈坤，编修彭风、欧阳映、署员外郎高节朋私通贿，大坏制科，大学土翟銮以内阁首臣，二子汝俭、汝孝既联中乡试，又连中会试，若持券取物然。崔奇勋乃汝俭等师，焦清与汝俭结姻，又同受业。四人者会试俱一号，汝俭、汝孝、奇勋皆彭凤所取……及沈坤之取中陆炜、高节之取中彭谦、汪一中，皆以纳贿故，乞明正其辜……遂勒銮井汝俭，汝孝、奇勋、清及风、瞅俱为民，汝璧等俱下镇抚司逮问。己法司会鞫，谓汝璧、鸣夏、应辚虽各阿取辅臣之于，然实非贿故，坤之取炜、节之取一中亦然。独彭谦实以校尉张岳贿节五百金而中……谦为民，坤、一中、炜存留供职。”《皇明贡举考》则言之甚简：“以辅臣翟銮二子俱登科，为言官论劾，榜内削籍者五人。”以故翟汝俭、翟汝孝、崔奇勋、焦清和彭谦5人姓名均不见载于各进士名录中。但笔者认为，此5人既已经殿试传胪，并授以官职，就应当计入进士总数，因此奉科进士当为317人。
《嘉靖二十三年进士登科录》载一甲3人，二甲93人，三甲216名，合计312人。若补上除名的翟汝俭等5人，则与《明世宗实录》所云317人相合。
国子监立有本科题名碑，记一甲3名，二甲93名，三甲仪199人(尚有数行脱字)，且无《题名记》。题名碑首列制诰一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嘉靖二十三年月日，策试天下贡士秦鸣雷等二百九十四名，第一甲赐进亡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统进士出身，故兹洁示。”立碑时间无考，但可肯定非当年所立，其所云294人之数既与碑刻名单相悖，亦与他书所载不符，不可信。
《碑录》三甲题为226名，实际仅216名，且三甲第68名至71名李临阳、吴朝凤、康迪吉、陈淮4人，重见于二甲第90名至93名，其实当作万寀、王学、张镰(《碑录啤》遗置三甲最后一名)、张侃，则全榜与《嘉靖二十三年进士登科录》、《皇明进士登科考》、《皇明贡举考》一致。《索引》未纠正《碑录》的错误，且又据碑补阙2人(孙萃蘧、马成)，据地方志补阙6人(张侃、彭谦、崇宗尧、翟汝孝，翟汝俭，万杗)，则总数增加列321人，当误。孙萃蘧、马成、崇宗尧3人不见载于他书，当是误收。《续文献通考》作322人，当是误以为《明实录》所云317人不含除名者，又重加5人。《索引》可能受其影响，欲补全322之数，则又以讹传讹。
三十二年癸丑科各书均作403人，唯《续文献通考》作401人，当是笔误。徐阶《赐进士题名记》云：“我皇上御极之三十二年癸丑春三月……赐陈谨等四百三入及第出身有差。”各书名录均力一甲3名，二甲105名，三甲295名，合计403名。
考异：《隆庆二年进七登科录》和《皂明贡举考》名录完全一致：一甲3人，二甲77人，三甲323人，合计403入。《睥录》题记亦作403人，但三甲空缺2人；《索引》同，但榜末又据地方志补阙7人，则名单共有408入。其实《索引》有5人重出：二甲王璘与三甲王之臣为重出。《索引》王鳞作直隶休宁民籍，王之臣同。《江南通志》举人表载王之臣不载王辚，而进士表载王鳞不载王之臣。《隆庆二年进士登科录》、《隆庆二年进士会试录》、《皂明贡举考》等不载王璘。又《隆庆二年进上登科录》载王之臣”兄矿、弟铭”、，则王鳞应当是王之臣的又一名。二甲许子良和三甲许亘为重出。《索引》将许亘和许子良均作为浙江仁和民籍，《隆庆二年进土登科录》和《隆庆二年会试录》、《皇明贡举考》均不载许亘。这两处错误来源于《碑录》，而《索引》未加考证。
补阙的?人中，除张镗，穆炜、陈文衡、黄龙(当作黄一龙)外，楼懋中、徐秋鹗和张汝济均为重出。楼懋中即叶懋中。《索引》叶懋中籍贯作“直隶江部(浙江义乌)”，而楼懋中作“直隶江都”，甲次不详。《隆庆二年进士登科录》三甲224名为叶懋中，直隶扬州府江都县民籍，浙江义乌县人，不载楼懋中。徐秋鹗即徐呜鹗。《索引》徐秋鹗作“直隶青阳”，甲次不详÷-、·，而徐鸣鹗作“广西柳州(直隶青阳)”。《隆庆二年进士登科录》载徐秋鹗三甲106名，贯广西柳州卫官籍，直隶青阳县人，不载徐鸣鹗。张汝济是三甲153名司汝霖之更名。《索引》司汝霖作“湖广荆州右卫”，而张汝济作湖广江陵人，甲次不详。《类姓登科考》云：“张汝济，榜姓司，名汝霖，湖广江陵县人，三甲，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袁宗道《巡抚福建右副都御史博野司公汝济墓志铭》对其家世言之甚详：“公姓张氏，始从养父司月泉公姓，讳汝霖；后复其本姓，改沛汝济，字泽民，傅野其别号也。世为山东汶上人，自五世祖浩礼贾歼河里……吾郡司月泉公镗部运开河，与游甚欢。时月泉公年四十矣，尚无子，而公甫四岁，无母，遂请于
公父，携归子之。公以是为吾郡人。”按袁宗道乃湖广荆州府公安县人，可知张汝济本山东汶上县人，过继给荆州右卫籍的司镗为后，登第后复姓更名以归其宗，
综上所述，该科总数当为403人。
注：《围朝典汇》载至隆庆五年止，《皇明贡举考》载至万历十一年止，故不列：“到”指题名碑刻。
考异：万历十四年殿试者351人。《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二载：“(万历十四年三月)癸丑，赐进士唐文献等三百五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题名砷漏载6人，《碑录》予以补正。书中云：”是科……查登科录则275名，高岩下尚有六人……共二百八十一名。未知孰是，并存之以俟考。”《万历丙戌科同年总录》亦载刘讷等人，其中曹代萧为三甲280名，张国纪为三甲281名，可证《碑录》所考正确。
为何题名碑会漏载6人?可能与其立砷时间相关。是科题名碑未载立碑年月，但署名工部监督主事王振奇立。按，王振奇，江西安福县人，万历四十七年进七，可知万历十四年榜未当年立砷。又万历八年题名碑亦署名工邰监督主事王振奇立，立碑时间为天启三年(1623)四月，则十四年题名碑亦当为天启三年补立，与登科时间相去达37年之久!这可能是造成题名碑漏刻进士的一个客观原因。《续文献通考》所据当为题名碑，同误。
二十六年戊戌榜则相反，题名碑作292人不误，而《碑录》、《索引》考证误增4人。此科题名碑二甲作57名，但《碑录》所载数字却不同。书中云：“是科碑刻……查登科录则三十一名潘阳春下，尚有四人：黄炜……李作舟……穆深……杨逢时……共六十一名，未知孰是，并存之以俟考、”《索引》据此亦存之。但黄炜、李作舟、穆深、杨逢寸重见于万历二十年榜二甲24至27名，姓名籍贯几乎完全一致：黄膛，四川南充民籍；李作舟，四川合州民籍；穆深，山东历城；杨逢时，湖广荆州卫远安守御干产所军籍，湖广江陵人(二十六年榜之杨逢时作湖广江陵军籍)。《万历二十六年哎戍科进士履历便览》不载此4人，且自潘阳春以下至曹志遇，排名依次为31至57，未见有58至61名者。
可见，《碑录》误将万历二十年榜的4人窜人万历二十六年榜，《索引》以讹传讹。故本科人数当从题名碑作292人。《续文献通考》不误。
考异：崇祯十六年癸未科殿试，清《续文献通考》等均题作395人。《崇祯十六年癸未科进士三代履历》(以下简称《履历》)只载391人，当有脱漏。
《碑录》总数题作395人。但名单中二甲78名中脱漏5人，只有73人；三甲题作314名。然数其名单则有316人，据《索引》考证，有3人重出(李安世、顾咸建，李震成)。则《碑录》实际只有389人，尚缺6人。《索引》据《履历》补阙钱尔登、王曰俞2人，又据地方志补困3人(杨若梓、张元锡、张铃)，仍缺1人。
按，该科有两个王曰俞，《碑录》漏载其一，《索引》本已补出，却于正文中又误为一人。《索引》云：“曰俞，直隶常熟○(山西阳城)。”即直隶常熟籍，山西阳城人。查《履
历》，常熟王曰俞字中怙，湖广籍，庚戌年正月十七日生；阳城王曰俞字纺世．己未年五月二十日生。显然是毫无关系的两个人，《索引》想当然地误为一人，大谬。《类姓登科考》卷二亦载：“王曰俞，南直常熟人，三甲……王曰俞，山西阳城人，三甲，同榜同姓名。”
由以上考证可知，明代89科共录取进士24 595人(详见表9)。
三、结论
在完成以上考证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审视，找到其问题所在。吴宣德是国内第一个对明代进土数量进行细致统计的学者，并制作出《明代历届科举进士人数表》，开创之功，难以抹杀。但是，该表有几科数据存在问题，可以分成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误以会试人数作殿试人数，如永乐二年作472(实470)人，永乐二十二年作150(实148)入，正统七年作150(实149)人，天顺四年作150(实156)人，嘉靖二十年作300(实298)人。
二是对引用资料未加考证，如嘉靖二十三年作328(实317)人，是引用浙江古籍出版社十
通本《续文献通考》的数据(四库本《续文献通考》作322人，同样是错误的)；嘉靖三十二年作401(实403)人，以及万历十四年作345(实351)人，均只参考《续文献通考》。
三是抄录的疏忽，如万历四十七年作344(实345)人，不见他书记载，当是笔误。另外，
对“崇祯十，五年”榜没有进行必要的考证，也是一种失误。吴宜德最后统计得出24 861人，比本文多出266人，如果除去以上失误，则其数据与本文完全一致。但他在其他文章里为什么又会出现不同的数据呢?据分析，是因为统计方法发生了改变。《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和《明代地方教育建设与进士的地理分布》两篇文章均涉及进士的分区统计，必须依照每个进士的籍贯分别累加，部分科次(比如洪武十八年)由于原始资料的缺乏，其缺漏之人难以补全，所以据
此统计出的进士总数和实际总数肯定会有出入，作者的疏忽在于没有对此作一个交代。而其他学者的著作中既没有考证的过程．又未明言其数据的准确出处。
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
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 作者：龚延明邱进春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03期 [摘要]进土统计是科举制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各种文献对明代进入录取人数记载不一，现在学者对此又缺乏必要的考证，以致不能得出统一而确切的统计数据。充分利用明代登科录、明实录、各种题名泛等第一手资科，是获取准确数据的前提。在考证中，必须注意会试录取和殿试录取人数的不同，而进入统计必须以殿试录取为准。依此标准，明代共取进士89科，实际总数为24595人。 [关键词]明代；进士；统计；殿试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6)03-0069—10 有明一代(1368—1644)，二百七十余年间，一共产生了多少进土?历来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吴宣德曾对此作过综述。他说：“如何炳棣先生(Mr．PmgHo)TArLaddrr。SUCCeSyerialChina(《明清社会史论》)统计为24 594人；萧源锦《状元史话》统计为24 610人；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土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为24 866人；沈登苗《明清全国进上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为24 814人；黄明光”明代科举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为24 452人。”由此他认为，统计数据的不统一，“实在让入怀疑建立在这样的统计结果上的论点的可信性”。但是，吴宣德本人对明代进士的统计数据同样不统一：他在《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中统计为24 861人，在《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中作24 878人，在最近发表的《明代地方教育建设与进士的地理分布》中又作。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除了统计技术上可能存在的误差外，更在于我们对参考文献缺乏必要的考证：从上述学者的著作中，我们看不到相关的考证，有的甚至连数据的出处都没有注明?由此可见，有些学者在作统计时，十分随意，缺乏科学的态度，同时也反映出求得明代进士总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进行《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子课题《明登科录》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对相关科举文献进行了整理比照：首先对明代进士的榜数进行了细致的探讨，进而再考证明代进士的总数，最后得出了明代登科进士较为确切的数据。 一、明代进士的榜数
营山县明清文科进士名录
营山县明清文科进士名录 周为巴国地，秦属巴郡，汉归宕渠县，隋为咸安县；唐高宗李渊武德四年（621）改置朗池县；北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五年（1012）因“县城周围有许多小山，形如营垒”而更名营山县；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年（1283）境内各县合并，统称营山县，隶四川行中书省顺庆路篷州；清仁宗颙琰嘉庆七年（1802）归四川省川北道顺庆府辖。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南充专区、南充地区、南充市管辖。 笔者找了清人李周望（康熙丁丑〔1697〕进士，国子监祭酒）于康熙59年（1720年）所编《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洪武至崇祯各科附》（以下简称《碑》）、今人朱保炯、谢沛霖合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1963年版，简称《索》）和今人江庆柏编的《清朝进士题名录》（2007年版，简称《题》）进行查证，结果得出：营山县在明朝有文科进士4＋1名，在清朝有文科进士21名。现将这25名文科进士的科年、甲第录出，供有兴趣者参考。 营山县明朝文科进士名录 唐臣明弘治3／2／77《索》71《碑》437李初元明嘉靖23／3／188《索》1267《碑》763陈周政明崇祯4／3／213《索》2165《碑》1279罗心朴明崇祯10／3／35《索》1902《碑》1304李沂明崇祯15／特131《索》1259《碑》1337 上面“4＋1”中的“1”，指《碑》、《索》中“崇祯15年榜”人员。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龚延明教授和邱进春博士研究生合写文章《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说：“崇祯13年春，已录取魏藻德等为进士；同年四月，…帝思破格用人，而考选止于进士，特命举人贡生就试教职者，悉用为部寺司属、推官、知县，凡263人，号为庚辰特用。?被《碑》《索》误作崇祯15年榜。他们实际的身份是前163人为该科会试的副榜举人，后100人则为当年经过廷试的岁贡生员，显然和进士是两码事。…特赐用?的本意只是破例升用，并非赐进士出身。总之，崇祯13年赐特用出身榜不能视作进士。” 营山县清朝文科进士名录 于之辐清康熙39／3／85《索》366《题》259王曰俞清康熙39／3／207《索》303《题》263 陈会清康熙48／3／183《索》2171《题》297侯度清康熙54／2／36《索》906《题》320 张乾元清雍正5／3／101《索》498《题》375龚士模清乾隆2／3／215《索》106《题》436 龚士楷清乾隆4／3／153《索》106《题》449侯於蓟清乾隆7／3／85《索》906《题》460 马元烈清乾隆7／3／199《索》1936《题》464易周清乾隆13／3／141《索》1866《题》491张师元清乾隆13／3／150《索》437《题》492陈怀玉清乾隆22／3／140《索》2176《题》539王凤鸣清乾隆26／3／31《索》314《题》555陈跻敬清乾隆60／3／40《索》2155《题》666 于德培清嘉庆13／2／71《索》366《题》729侯圻清嘉庆16／3／41《索》909《题》757 侯承诰清嘉庆25／2／88《索》907《题》806白濬铣清道光9／2／85《索》800《题》857 侯恩济清同治10／3／179《索》911《题》1091蔡镇藩清光绪18／2／90《索》1588《题》1245黄世泽清光绪21／3／129《索》1557《题》1285 上面“／／”两斜线左、中、右的数字代表进士参考的科年、取得的甲第、名次，《索》、《碑》、《题》后的数字是进士名字在《索》、《碑》、《题》中的页码数。 去伪存真摘录整理 2013年5月14日
存世明代进士题名录汇总表
存世明代进士题名录汇总表 原文地址：存世明代进士题名录汇总表(上)作者：古文獻學習_王紅序号名录年份版本馆藏地1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1371明洪武刻本天一阁、《艺海珠尘》本2洪武四年会试纪录1371明洪武刻本天一阁3洪武十八年会试录1385钞本，版本年代不明，不同于一般的会试录摘录自《汇编》的《皇明进士登科考》4建文二年殿试登科录1400明陈迪等编，明乌丝栏本国图、《汇编》（清钞本）、上图（清钞本）5建文二年会试录"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font-size: 12px; font-family: Verdana, 宋体, sans-serif; line-height: 18px; border-color: windowtext; border-bottom-width: 1pt; border-bottom-style: solid; width: 150pt; border-right-width: 1pt; border-right-style: solid;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 建文二年会试录1400清钞本国图、《汇编》6永乐九年进士登科录1411明刻本上图7永乐十年进士登科录1412明永乐刻本《汇编》、南图8永乐十三年会试录1415明嘉靖十一年礼部刻本上图9宣德五年进士登科录1430明宣德刻本天一阁10宣德五年进士会试录1430明宣德刻本天一阁11宣德八年进士登科录1433明宣德刻本天一阁、国图（清黄宗彝跋）、《中国科举录汇编》12宣德八年会试录1433明宣德刻本天一阁13正统元年进
试论明代进士家族的地域分布
试论明代进士家族的地域分布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研究资料，对明代全国的进士家族进行了初步统计，得出全国一门三进士以上家族的地域分布状况：浙江以82户为全国之冠，南直隶78户紧随其后，第三为福建39，第四为江西36户，湖广31户排第五，山东29户列第六，北直隶22户列第七，四川21户列第八，以下依次为山西19户，河南18户，陕西18户，广东4户，广西和云南各1户，贵州为0，全国合计399户。其中，一门三代以上中进士者全国合计189户，依次为浙江51户，南直隶32户，江西20户，福建16户，山东15户，山西13户，湖广11户，四川11户，北直隶10户，陕西5户，河南3户，广西、广东、云南各1户，贵州无。这样一个排位，与全国进士总体分布规律基本相符。进士家族有以下几个规律：地域集中，在科举考试中占据优势，构成高级官员的主体，对明代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进士家族形成的主要原因：重视家庭教育，拥有足够的家族经济实力。 关键词：进士科举家族明代文化 唐宋以后，科举制度不断完善，进士逐渐成为最重要的入仕途径。明代尤其如此，“今之高官要职，非进士不畀”1，而“进士一旦居要地，遂过数十年之财主；迨至九卿，不可言也”2。在功名富贵的诱惑下，明代士人纷纷走上了科举这条独木桥，为博取一介功名，不惜皓首穷经。然而进士录取的名额有限，考生无穷，“从生员考试，到成为进士，只有三千分之一的机会”3！一家能出一个进士，就足以光宗耀祖了。在竞争如此惨烈的大背景下，有些家族却能数人、数代十余人考中进士，甚至数代鼎甲，一门高官，为时人所歆羡，而流芳于史册。对这些家族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使我们对明代的科举制度、政治格局、地方文化乃至家庭教育等等诸多方面，获得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关于科举家族的研究，正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吴仁安就长三角地区，深入研究了各家族产生与发展的内在因素以及存在状况，但涉及的明代进士家族数量有限4。曹国庆以铅山费氏为切入点，对江西的科举世家崛起过程及其在地方的作用做了探讨5。总体而言，这类文章和专著尚不多见，应该说还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研究领域，值得我们深入展开。在开展深入研究之前，对明代全国的进士家族的分布及其特点的调查，是一个必须首先解决的课题。当然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涉及的人物实在太多，资料实在太丰富。本文在《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之明代部分的研究基础上，对明代全国进士家族做了一个初步调查，统计出了其在各地的分布，各家族进士数量、甲第、任官等诸多情况，并总结出了一定的规律。正如前面讲到的，本课题涉及人物及资料太多，而某些人物的关键资料又缺失，使得本文在
泸州明朝文科进士名录
泸州明朝文科进士名录 现在的泸州市江阳区、泸县和史上的泸州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亦有所区别。即史上，在西汉景帝刘启前元六年（公元前151年）封苏嘉为江阳侯，在长江与沱江之交汇处设置江阳县；西汉武帝刘彻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置犍为郡，领江阳县；东汉献帝刘协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置江阳郡，辖江阳县；南北朝时梁武帝萧衍大同年间（公元535－546年）建置泸州，辖江阳县；隋炀帝杨广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泸州为泸川郡，仁寿中改江阳县为泸川县；唐高祖李渊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复置泸州，辖泸川县；宋末改泸州为江安州；元又改为泸州，属重庆路，并废泸川县入泸州；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将泸州直隶于四川行中书省，九年（1376年）直隶四川布政司；清仍为泸州；民国初的1913年改泸州为泸县；1950年建泸州市，实行市、县分治，自此泸县无县城，县级机关寄住泸州市小市；1983年国务院同意将地辖泸州市改为省辖泸州市，并将原宜宾专区泸州市改为省辖泸州市市中区；1995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泸县政府驻地迁至泸县福集镇，1996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将泸州市市中区更名为江阳区，并正式定福集镇为泸县新县城。 由此可见，泸州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城市，泸县在公元2007年被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授予“中国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的铭牌，成为四川省三个“千年古县”之一，也是全中国100个“千年古县”之一。现实的泸县及泸州市江阳区在明朝时皆属泸州辖区。 那么，泸州在明朝的科举考试中出了多少个文科进士，你知道吗？ 本人从清人李周望（康熙丁丑〔1697〕进士，国子监祭酒）于康熙59年（1720年）所编《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洪武至崇祯各科附》（以下简称《碑》）及今人朱保炯、谢沛霖合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1963年版，简称《索》）查到四川各州县在明朝共有文科进士1303＋17名，泸州有46＋2名，居全川第四位。 1303＋17中的“17”和46＋2中的“2”是指《碑》《索》中的崇祯15年“赐特用出身”榜263名人中四川有17个、泸州有2个。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龚延明教授和邱进春博士研究生合写文章《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说：“崇祯13年春，已录取魏藻德等为进士；同年四月，‘帝思破格用人，而考选止于进士，特命举人贡生就试教职者，悉用为部寺司属、推官、知县，凡263人，号为庚辰特用。’被《碑》《索》误作崇祯15年榜。他们实际的身份是前163人为该科会试的副榜举人，后100人则为当年经过廷试的岁贡生员，显然和进士是两码事。‘特赐用’的本意只是破例升用，并非赐进士出身。总之，崇祯13年赐特用出身榜不能视作进士。” 下面将泸州在明朝的46名文科进士及2名特科人员情况摘录出来，供有兴趣者参考。 泸州明朝文科进士名录 李祥明洪武30春／3／20 《索》1268《碑》63张骏明永乐19／2／27《索》517《碑》158 何志明永乐22／2／26《索》678《碑》170谭善明宣德2／3／34《索》100《碑》181 张濬明正统1／2／26《索》461《碑》196张澜明正统7／2／11《索》469《碑》208 邓顺明景泰2／3／57《索》596《碑》234王智明景泰2／3／96《索》329《碑》240 翁经明景泰5／3／42《索》2292《碑》252卢茂明天顺1／3／13《索》1877《碑》267 晏文显明天顺1／3／118《索》1877《碑》272庞常明成化2／2／64《索》6《碑》324 刘长春明成化5／3／96《索》2039《碑》330李复贞明成化8／3／111《索》1248《碑》345 陈绶明成化11／2／36《索》2106《碑》351孙轲明成化11／3／35《索》573《碑》356 谭溥明成化14／3／190《索》98《碑》380晏辙明成化17／2／37《索》1878《碑》385
明代徽州进士的数量及其地理分布
明代徽州进士的数量及其地理分布* 宋长琨 关键词：明代；徽州；进士数量；地理分布 摘要：在徽州府志、徽州府各县的县志，以及《新安名族志》、《登科录》、《进士题名碑录》等历史文献中，共有464名明代徽州进士的记载，其中454人出处有据，履历翔实。有明一代，徽州进士的人数在全国各府中位居第十一位，在万人进士数上位居第五位。这454名徽州进士在徽州府六个县的地理分布是不平衡的，不但如此，即使在同一县份的不同地域之间，这种不平衡性也有所体现。 SONG Chang-kun （Associate professor, be studying phD 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Amount and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Huizhou Jinshi in Ming Dynasty Key Words: Ming Dynasty; Huizhou; Amount of Jinshi;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Abstract:In Huizhou Fu-zhi, Xian-zhies of counties of Huizhou-fu,Xinan Ming-zu-zhi, Dengke-lu, Ti-ming-bei-lu of Jinshies and other historical literatures, include 464 records of Jinshes of Huizhou in Ming Dynasty. In these records, there are 454 people who have historical figures. In Ming Dynasty, the amount of Huizhou Jinshies ranks No. 11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in comparative amount it ranks No. 5. In all six counties of Huizhou,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the 454 Jinshies is unbalancing, and this unbalancing feature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amount of different counties, but also reflected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same county. 《嘉靖婺源县志》云：徽州“儒风独茂，科甲蝉联”；[1]《万历歙县志》云：徽州“人文郁起，为海内之望，郁郁乎盛矣”；[2]《乾隆绩溪县志》云：“徽为朱子阕里，彬彬多文学之士”；[3]《道光徽州府志》则说：徽州“人文辈出，鼎盛辐臻”；[4]元末学者赵汸《商山书院学田记》更称：“新安为东南邹鲁。”[5]徽州之所以“儒风独茂”，“人文辈出”，成为“东南邹鲁”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科甲蝉联”，即徽州以盛产进士而著称。徽州因其历史与人文的特殊性，历来为学界所关注，而进士作为一个特定群体，也同样成为研究的热点所在。本文旨在通过对明代徽州进士数量及其地理分布进行考察，以期为相关研究积累一点素材。 一 关于明代徽州进士的数量，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各研究者得出的数字相去甚远。今列举几种说法：吴宣德《中国教育通史》明代卷中，利用了《题名碑录》等文献对明代各县的进士数据进行了统计，其数据是以户籍所在地为依据的，对寄籍的进士按照寄籍地为准，得出的徽州进士数据为340人。[6]吴建华《明清苏州、徽州进士数量和分布的比较》中的数据是405名。[7]李琳琦《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中的数据是452人。[8]出现如此分歧的原因，是明代徽州人因为经商、做官等原因，“多客游于外，往往即寄其地之籍以登仕宦者”。[9]在这些数据统计中，李林琦先生的数字最接近于明代徽州进士的真实数字，不过也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是县志。县志的编纂规格较低，所依据的资料有限，有些记载未必可靠，必要的考证也有所欠缺，可谓翔实有余而准确性不够。的确，县志中所记载的进士数量是最多的，但并不是县志所记载的都是徽州进士。第二，如李先生自己所说的，只是“进行了粗略地统计”，其统计方法和统计结果均有可商榷之处。经笔者核实，县志所记载的并不是452人，而是446人，出现统计误差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在统计中只根据各志的记载进行了笼统的加总，而没有注意到其中各 *作者简介：宋长琨，1964年生，黑龙江青冈县人，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专业在读博士。
富顺明清文科进士总数说(更新)
富顺县明清文科进士总数说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自隋至清，各王朝开设科目进行考试，并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科举考试，既不问家世，也不需要别人的推荐，主要根据应举人的考试成绩决定取舍，体现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原则，是古代最进步，也是最重要的选拔官员的制度；对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起过启发和借鉴作用，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即科举考试，不仅对中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就是对世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士”则是科举制度、科举考试的一个重要符号，是学子经过童（府、县）试、乡（省）试、会（全国）试中试后，再参加殿试（或称廷试）并通过传胪（殿试后由皇帝宣布登第进士名次的典礼）而获得的最高也是最后的学位。即“进士”必须经过殿试（或称廷试）及传胪才能取得。有的虽经过殿试，也取得好名次，但未通过传胪也得不到进士称号。如清嘉庆24年己卯科武举考试，徐开业、梅万青已获取一甲第一、三名，即状元、探花，因传胪未到而被出名，榜眼秦钟英被推升为状元。 明清两朝都设立有“进士题名碑”，是在殿试揭晓后（大金榜是鈐盖上“皇帝之宝”玺印后张挂於东长安门外长安街；小金榜於传胪日由奏事处进呈供皇帝御览后，交大内存档。现存的大小金榜均藏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由礼部具题，工部给银，交国子监立石题名，石上镌刻有（与大、小金榜一样的）进士姓名及甲第和籍贯（含省、府、县三级）。这些“进士题名碑”全部立於北京国子监左侧孔庙大成门外。所以“进士题名碑”是查找进士姓名的最好的历史物证，“进士题名碑录”则是查找进士姓名的最有力的历史文献。 一、富顺明朝文科进士总数说 富顺学子在明朝（公元1368——1644年）期间考中文科进士有多少人呢？《富顺文庙》（公元2004年王孝谦主编）说有132人，《宋志》（公元1931年宋育仁主编）说有132人，《四川通志》（公元1816年常明主编）说有107人，《叙州府志》（公元1896年王麟祥主编）说有132人。现有人说“仅此一朝中进士139人，其中有范氏一门七进士，熊氏一门五进士，李氏一门四进士”（见徐玉才《岁月倾城》），还有人说“在明……全县就有134人，占四川进士总名额的1／10左右，居全省之冠。特别是……万历15年间，全县共考中进士50名”（见高仁斌《富顺：另一种阅读方式》）。而在《明代富顺进士考证》（公元2008年7月网上，作者姓名不详）说只有100名。 100个与130几个，相差30多个，差距为何这么大？ 笔者认为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最初录入《富顺县志》者，缺乏必要的考证，或说疏于考证，把不是进士的人当成进士写入了县志，后来者照前志再录；二是写志者对“进士”概念不清，把不能认做“进士”的当成了进士；三是对“户籍在外地，而原籍（或祖籍）在富顺”的进士当成了富顺的进士；四是把外地的进士当成了富顺的进士。 把不是进士当成进士的，在《宋志》（宋育仁编《富顺县志》简称）中有：李尚、李万、彭昂、陈诏、李传、王子方、范懋和、周辰凤、杨春宇、郭庆年、张应泰、陈常、钱承扩，共13人。这13人既在李周望（康熙丁丑〔1697〕进士，国子监祭酒〔主管国子监的教育行政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于康熙59年（1720年）所编《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洪武至崇祯各科附》（以下简称《碑》）一书中找不到，就是在今人朱保炯、谢沛霖合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1963年版，简称《索》）一书上也找不到。 把不应认做进士的当成进士的有范岷汇。在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龚延明及博士研究生邱进春合写的《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一文中有“四川富顺范岷汇会试121名，未廷试卒。”还有“未经殿试者不能得到进士的出身，其名分依然还是举人。”可见，范岷汇还 Zcx第1页
明代的家族文化积累与科举中式率
摘要：明代初期承继元朝传统，有儒户，那是正宗的职业科举家族，享受着特殊的保护政策，在科举考试中有着明显的优势。家族教育准备充足与否，特别是能否找到擅长的一经，应是形成科举家族的一个直接因素，明代宁波杨氏家族凭借《易》经屡屡中举，再现了东汉以来一经传家的神话。科举竞争的高度激烈，也是影响家族中举率的核心因素。晚明以后，杨氏家族科举竞争力明显下降。对那些科举准备不足的小家族来说更是困难，如晚明嘉兴平湖的赵维寰经历了十科会试，均以失败告终。 关键词：登科录；儒户；一经传家；赵维寰 作者简介：钱茂伟，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教授（浙江宁波 315211） 明代进士登科录提供了明代科举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从科举与宗族及个人关系角度去发掘登科录的史料价值，无疑是值得进一步延伸的课题。关于清代科举与家族的关系问题，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较早提出了科举家族概念，开创了系统的科举与家族关系研究。本文拟根据明代进士登科录及相关文集提供的信息，对明代科举与家族的关联度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一、由儒户看明代进士的户籍研究 笔者较早地对明代进士登科录中的户籍资料作了综合分析①，后来又指导研究生对官籍作了专题的研究，也有学者对明代宗籍进士作了专题研究②。其实，明代进士的户籍研究，尚有深入的空间。譬如，儒籍，就值得深入研究。 据笔者的统计，明代儒籍进士总数155人③。从洪武四年至天启二年（1371－1622），均有儒籍进士。其中，最显眼的是洪武四年科，进士来自儒籍家庭的有65人④，竟超过该届进士总和（120人）的一半，也占有明一代今天尚可考证的儒籍进士总数（155人）的41%⑤，儒籍比例明显高。由于洪武朝其他科的登科录资料缺乏，所以，无法判断儒籍在其他几科中所占比例。至少，建文后，儒户后裔在科举竞争中的优势不复存在。 明初何以出现儒籍进士占优的现象？儒籍是什么？儒户是元朝初年在原来金、宋地盘实行的特殊的儒生保护政策，比对宗教户待遇而设。儒户的确认，须经过一定的考试选拔。至元二十七年(1290)定籍后，东南的儒户数量相对固定，变动不大。江浙一带的儒户有13000余户。元中后期，一些新兴的儒生家庭的户籍仍为民、军、匠等籍。由于儒户是职业读书家族，所以，在科举考试中占有一定的优势。经过长期的元末战争，社会上读书人越来越少。明初开科后，没有放弃读书的儒户就抢占了先机，这正是洪武四年科进士中儒户数量超多的因缘所在。 一甲之中有2位儒户，占三分之二。二甲进士中有11位，占总数17位的百分之七十左右。三甲之中的儒户，有叶孝友、尹宗伊、岑鹏、李升、梁临、聂铉、郑廷实、赵铸、包莘、危孝先、刘光先、魏云、林器之、赵实中、俞友仁、王诚、康缙、闻伯异、林信孚、林文寿、王夏、刘杰、陈玄、陈章应、彭泰、严植、李初、陈彝、管贞、吴权、叶砥、刘铸、何文信、何德举、林德亨、蔡士实、杨文、胡澄、柳汝舟、喻文龙、丁时敏、董时亮、陈韶、余集、周潼、刘中、薛大昉、钟霆、刘长辅、黄钺、张必泰、赵松，共52人，占100人中的一半多。由此可见，儒户所占比重之重，说明儒户科举优势相当明显。 合一二三甲儒户进士，浙江20人，江西20人，福建13人，陕西3人（赵铸、王夏、赵松），北平2人（刘杰、薛大昉），广东2人（梁临、陈玄），河南2人（王谊、刘中），山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科举制度
第一篇：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科举制度 【八股文】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文体，也叫时文、制义、制艺、时艺、四书文、八比文。这种文体有一套固定的格式，规定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每一部分的句数、句型也都有严格的限定。“破题”规定两句，说破题目意义；“承题”三句或四句，承接“破题”加以说明；“起讲”概括全文，是议论的开始；“入手”引入文章主体；从“起股”到“束股”是八股文的主要部分，尤以“中股”为重心。在正式议论的这四个段落中，每段都有两股相互排比对偶的文字，共为八股，八股文由此得名。八股文的题目，出自《四书》、《五经》，八股文的内容，不许超出《四书》、《五经》范围，要模拟圣贤的口气，传达圣贤的思想，考生不得自由发挥。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八股文起到了束缚思想、摧残人才的作用。 【金榜】古代科举制度殿试后录取进士，揭晓名次的布告，因用黄纸书写，故而称黄甲、金榜。多由皇帝点定，俗称皇榜。考中进士就称金榜题名。 【同年】科举时代同榜录取的人互称同年。《训俭示康》：“同年曰：‘君赐不可违也。’” 【校】夏代学校的名称，举行祭祀礼仪和教习射御、传授书数的场所。 【庠xiang】殷商时代学校的名称。《孟子·齐桓晋文之事》：“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 科举制度 【察举】汉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种形式。察举有考察、推举的意思，又叫荐举。由侯国、州郡的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察举的主要科目有孝廉、贤良文学、茂才等。《张衡传》：“永元中，举孝廉不行。”《陈情表》：“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汉代避刘秀讳，称秀才为茂才) 【征辟】也是汉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种形式。征，是皇帝征聘社会知名人士到朝廷充任要职。辟，是中央官署的高级官僚或地方政府的官吏任用属吏，再向朝廷推荐。《张衡传》：“连辟公府，不就。”“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 【孝廉】汉代察举制的科目之一。孝廉是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意思。实际上察举多为世族大家垄断，互相吹捧，弄虚作假，当时有童谣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科举】指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科举。从隋代至明清，科举制实行了‘干三百多年。《诗话二则·推敲》“岛(指贾岛)初赴举京师”，意思是说贾岛当初前去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到明朝，科举考试形成了完备的制度，共分四级：院试(即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考试内容基本是儒家经义，以“四书”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必须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 【童生试】也叫“童试”；明代由提学官主持、清代由各省学政主持的地方科举考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合格后取得生员(秀才)资格，方能进入府、州、
明代贵州家族进士生平及著述丛考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0f19491555.html, 明代贵州家族进士生平及著述丛考 作者：许娅 来源：《教育文化论坛》2019年第03期 摘要：明代是科举制度发展的巅峰时期，贵州建省虽然始自明永乐十一年，但受科举影 响亦颇为深远。自正统四年至明末的230余年间，贵州共诞生进士99名，其中出现了5个进士家族，有家族进士10人。本文对这10位家族进士的生平和著述进行考证，探讨他们的成就及社会影响，借此窥探整个明代背景下贵州科举的概貌，从侧面反映当时贵州的文化发展水平。 关键词：明代;贵州;家族进士;生平;著述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19）03-0036-07 DOI：10.15958/https://www.wendangku.net/doc/0f19491555.html,ki.jywhlt.2019.03.006 Abstract：The Ming dynasty was the peak perio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lthough Guizhou Province was established in the Ming Yongle 11th years，the influenc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as far-reaching. In the period of more than 230 years from the orthodox four years to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a total of 99 imperial exam winners （Jinshi） was born in Guizhou， among which were five Jinshi family clans， some of which had 10 Jinshis.This paper makes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lives and writings of these ten Jinshis and explores their achievements and social impact， so as to take this as a glimpse of the whole Ming Dynasty background of Guizhou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reflects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level of Guizhou at that time. Key words：the Ming Dynasty; Guizhou; family clan Jinshi; life stories; writings 張岱曾说：“甲第科名，至艳事也。皇榜一出，深山穷谷，无不传其姓氏。”[1]有明一代，科举制度发展达到顶峰，这对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造成了空前的影响，对士人命运起着决定性作用，对家族的兴亡更是影响巨大。在明代，平民家庭可以通过科考高中进士而一跃成为社会名门，且一个进士便能够撑起一个家族一至两代的发展。到了明中后期，更是一度呈现出选官独重进士的局面。由此，进士功名背后所带来的实际利益也就使得科举入仕逐渐成为发展壮大一个家族最主要的途径。于是，人们为了使家族能够发展成为名门望族，便不断地追求进士功名，家族的发展壮大也逐渐与进士功名相结合，这使得进士家族成为明代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贵州建省于永乐十一年，在15个行省中是建省最晚的，但其受科举制度的影响颇为深远。贵州自建省至清末达600多年，亦取得了“六千举人”和“七百进士”的好成绩。据《钦定续文献通考》记载：“永乐十四年，始命贵州士子附云南乡试”[2]。在贵州士子开始参加科考直至
明清时期保定府进士研究
明清时期保定府进士研究 摘要：明清两代，保定府地处京畿重地，统领直隶、拱卫京师，因其独特的地缘因素，故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颇为发达。及第登科者层出不穷，为明清两代提供了大量的人才。这种现象的出现自有其原由，既有省会治所迁移的政治因素，亦有地近京师的地理因素，还有文化底蕴深厚、开立书院的人文因素以及行政首长大力支持的政治因素的作用。 关键词：明清时期；保定府；进士 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重要的选官制度，后人誉之为“国家抡才大典”，不但对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亦对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至明清时期，我国对于科举的推崇已趋于无可复加的地步，明代甚至出现了“非科举勿得与官”的局面。而在科举制度上，清明两朝渊源颇深。盖因清朝多承明制，施行分省取士（从顺治九年（1652）开始，会试中额也有地域差异，分为南、北、中卷，并规定当年定额）。由于政府的格外重视，致使社会也逐渐形成了崇尚科举的风气。因此，明清两代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趋于鼎盛，科举人才辈出。 明清时期，保定府密迩京师，为天下百八一十郡之冠，志书中有“北控三关，南达九省，地连四都，雄冠中州”之描述。作为河北地区、乃至全国的重要一府，保定府在科举方面的成绩可谓突出。本文将从进士的数量及分布、进士的生成原因以及进士的功绩与影响等方面综合论述明清时期保定府进士的地域分布。 一、进士数量及其分布 考量保定府进士之情况，先要简要分析保定府所在的河北地区的整体情形。纵观明清两代的进士数量全貌，明朝26866名中进士，河北凡2289人，占全国总数的9.2％；有清一代，录取进士凡26391人，其中河北进士2666人，占全国总数的10.2％，于全国诸省之中，河北仅次于江浙两科举大省，在较为明显的南强北弱的明清两代科举格局中，河北执淮河以北地区科举之牛耳，同时也为北方赢得了尊重。由此，整个河北地区的教育水平之高，也可以窥见大貌。（以上数据引自刘虹教授所著论文《河北科举于状元》，教育评论，2005，4.）
明代徽州双籍进士考
明代徽州双籍进士考① 宋长琨 摘要：明代按照户籍所在地对居民编户，形成以户籍、乡贯为支撑的籍贯制度，户籍为居民的户口类型，乡贯则是居民的户籍所在地。因为地域性水平流动的缘故，有些进士的户籍所在地即乡贯，与他们的原籍并不一致，此为双籍进士；此外还有些进士，虽然户籍没有发生变动，但长期寄居外地，是事实上的双籍进士。在明代徽州的454名进士中，双籍进士共有165人，超过徽州进士总数的三分之一。寄籍、寄居外地的徽州双籍进士，多集中在两淮、两浙的产盐区和江浙一带商业十分发达的都市，沿大运河、长江、太湖等水系分布，这与同时代徽州商人的经营地域是大致相同的。 关键词：双籍进士；明代徽州；户籍；乡贯 SONG Chang-kun （Associate professor, be studying phD 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Double Jiguan Jinshies of Huizhou in Ming Dynasty Abstract:In Ming Dynasty, there are two dimensionalities of Jiguan system, the one i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another is residence registratio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books the kind of Fuyi which a family undertaking, and residence registration books the place where the family inhabiting. Because of the horizontal flow of society, some Jinshies’ residences were not their ancestral homes, the kind of Jinshies is called Double Jiguan Jinshies; on the other hand, although some Jinshies had not removed their household registering places, but because they inhabiting in other regions for long times, and became actually Double Jiguan Jinshies. In the amount of 454 Huizhou Jinshies in Ming Dynasty, there were 165 people who had Double Jiguan, this figure surpassed one-third of the total number. The Double Jiguan Jinshes of Huizhou who Removed or inhabited in other regions, converged on the area where producing salt like Lianghuai and Liangzhe, commerce being prosperous like Jiangnan and Zhejiang, closing to the rivers or lakes like Changjiang, Dayunhe and Taihu. This regional distributing phenomenon is completely same as the contemporary Businessmen of Huizhou. Key Words:Double Jiguan Jinshi; Huizhou in Ming Dynasty;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sidence Registration 引言 在明代，科举考试与赋役制度一样，是按照人的户籍所在地为依据的，一个学子要在户籍所在地报名参加考试，这个报名地点的限制，使得流寓、寄籍外地的人，不得回到原籍参加报名、考试，而只能在寄籍地报考。如崇祯四年进士韩如愈，其籍贯上说：“兴化籍，黟县人。”[1]这是说，他是直隶徽州府黟县人，但入了浙江衢州府兴化籍，乡贯在兴化，他的报名考试地点在兴化。这样，韩如愈就有了“两个籍贯”。象韩如愈这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籍贯的进士，被当代学者称作双籍进士。 明代双籍进士数量之多、分布之广，与明代商业经济的空前繁荣以及社会地域性水平流动的普遍加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此种现象，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沈登苗先生的《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该文通过对《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等著作进行考察，提出并具体表述了双籍进士的概念，沈先生通过对有明一代数以千计的、占进士总数十分之一强的双籍进士的历朝和地区分布的统计，以及这些进士祖籍的流动分析，对明代的户籍政策、科举制度及其在巩固边防，稳定政治，促进各地区文化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全面展示。[2]本文作者吸收了沈先生的 ①作者简介：宋长琨，1964年生，黑龙江青冈县人，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专业在读博士。
四川各州县明清文科进士分布
四川各州县明清文科进士分布 四川在科举时代的文科考试中，总的形势是不够理想的，尤其是在明清时期。从清人 李周望（康熙丁丑〔1697〕进士，国子监祭酒）于康熙59 年（ 1720 年）所编《国朝历科题 名碑录初集· 明洪武至崇祯各科附》、今人朱保炯、谢沛霖合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和今人江庆柏编的《清朝进士题名录》进行查找，得出四川各州县在明朝共中文科进士1377＋ 17 人，占明朝文科进士总人数24595 人的 5.6% ，即约 1／ 17.9；在清朝共中文科进士748人，占清朝文科进士总数 28849的 2.8% ，即 1／ 35.9。 四川各州县明朝文科进士分布情况如下表： 四川各州县明朝文科进士分布情况表 州县人数名次州县人数名次州县人数名次州县人数名次内江县106＋11荣昌县11＋122大足县532庆符县236富顺县1002温江县11＋122巫山县532安县236巴县91＋ 23永川县1123金堂县532名山县236南充县734岳池县1123犍为县532罗江县236泸州46＋ 25崇州1123绵竹县4＋133珙县236宜宾县376新都县1024营山县4＋133蒲江县236合州357合江县925万县434德阳县236铜梁县338青神县925丰都县434大宁县137江津县279荣县925中江县434开县137遂宁县279垫江县925江安县434丹棱县137长寿县26＋ 110蓬溪县8＋126苍溪县434巴州137眉州2511双流县827通江县434仪陇县137涪州2412邛州827新宁县434乐至县137潼川州2412夹江县827新津县434汉川州137嘉州2412渠县827新繁县434纳溪县137华阳县2113隆昌县827简州434南江县137绵州20＋ 114大竹县728綦江县434屏山县137资县1815邻水县728大邑县335盐亭县137广安州1716定远县728云阳县335崇宁县137西充县1517洪雅县728江油县335镇雄县137汉州1418南部县728威远县335灌县137成都县1418剑州728峨眉县335成都卫45 南溪县1418射洪县728梓潼县335叙南卫10 阆中县1418资阳县6＋229彭山县335重庆卫6 井研县13＋ 119安居县6＋130篷州县335泸州卫3 达州1320彭县6＋130雅州335千户所11 安岳县1320长宁县631筠连县335仪卫司9 忠州1320梁山县631夔州335各卫司16 仁寿县1221什邡县532东乡县236合计1377＋ 17
明代的科举数量问题
明代的科举数量问题 明初取士途径有四,即科举,举贡(举人会试不第可申请入国子监为举监,再由荐 举或考选入仕),吏员(由吏进升为官)及荐举(被推荐入仕).「荐举」行於明初, 明英宗后不常举;「吏员」虽能选拔甚多官吏,但并非科举范围,故不论;至於「举贡」虽与科举有关,但不属正途出身,於明中叶后亦渐废弃.故明代主要的入仕途 径为「科举」.内容如下: 一.应试资格 明代提倡学校与科举结合,参加科举者须为国子监或府州县学的学生.为免遗漏 人才,又许官员推举具学行而未仕的士子,或未入流的吏员应举.惟娼优子弟,父 母丁忧者及被罢的吏员,一律不准应试. 二.入仕程序:明代每三年一次,在京城和各省举行考试,考试分为四个阶段. 1. 童试(县试) 县试分为三级,分别是由知县主考的「县试」,由知府主考的「府试」及由提督学 政主考的「院试」.每逢寅,巳,申,亥年举行考试.通过三阶段童试而中举者,称「生员」或「秀才」(无论士子年纪多大,凡未通过童试者,皆称「童生」). 2. 乡试 通过童试的生员可参加乡试.乡试分别在各省举行,共有三场,由皇帝派遣正,副 主考官主持,中式者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因乡试於秋天举行,又称「秋试」.考试每逢子,卯,午,酉年的八月初九举行,每隔三日举行一场. 3. 会试 通过乡试的举人,须於次年春天到京师,应礼部主持的会试.会试由皇帝特派正, 副总裁主考官主持.考试亦分三场,中式者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因在春 季考试,又称「春闱」或「春试」.考试每逢丑,辰,未,戌年的二月初九举行,每隔 三日举行一场. 4. 殿试(廷试) 会试中式的贡士最后须经「廷试」,廷试原由天子亲自策试,但明代皇帝多不出席, 委官员代试.目的仅在评定进士的等第(贡士通过廷试后便称进士),故贡士於廷 试中不会被黜落.考试通常在三月朔日举行.经廷试后,进士被定为三等,即一,二 及三甲,一甲有三名,分别是「状元」,「榜眼」及「探花」,称「赐进士及第」; 二甲有多名,称「赐进士出身」;三甲亦有多名,称「赐同进士出身」,而第二,三 甲的第一名称「传胪」.此外,明代亦设武举,入仕程序与文科举相同,亦分秀才, 举人及进士等级,所试的是各式武艺,中式者获授武官. 三.应用文体 明代科举除有指定课本外,内容大抵承袭唐宋,到明中叶时,答题形式却出现转变, 顾炎武《曰知录》说:「(明英宗)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 初无定式.(宪宗)成化廿三年(1487)会试,始定八股之制.」可知明宪宗时始规定 以格式化的八股文应试.所谓「八股文」,如《明史选举志》说:「其文仿宋经义, 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即文章以破题(解释题目),承题(发挥意见),起讲(说理)及提比,虚比,中比,后比,大结(总结)等八段结构, 将全文分为四个段落,每个段落皆有两段对偶的文句.字数规定在300至700字间. 四.试卷及试场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