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方言的保护问题

谈谈方言的保护问题
方言要不要保护，取决于其有没有价值。除了方内交流，这价值的衡量标准无非有二——艺术与学术。仅就学术而言，它至少极具训诂价值。谓予不信，有例为证：《鼎》里的这个“”字，到现在还没有被全面破解。要打开这把古锁，最好的钥匙就是方言。“妻”字脚下一个“皿”，什么意思？它实际上是一幅古代的战争画面：周时作战，妇女从军，职在“采集果实以佐军食”《尚书》，所以那个“皿”，乃“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箪”、“壶”之属。古代妇女的这种佐军形式，在陇中秧歌的“腊花子”身上还多少有些残存。斯宾塞尔说过：有语言然后有文字。既然文因于言，那么表示这种人、物合一的场面，从而这个文字因以产生的语言是什么呢？在陇中农村的田间地头，往往可以看到一位妇女守着茶饭之什，在催叫她的男人下地吃干粮，而那回应也往往是：“伺一伺，伺一伺，我再乱（干）一阵子！”这个“伺”声，正是上述场面，从而也正是上述文字的最经济的语言表示。“伺”者，等也。等则等矣，何以云“伺”？原来甘肃静远一带的方言，均说“妻子”为“伺子”，可见其音乃源于“妻”。由此，进而可以推断、排列出如下词语产生的历史顺序：妻→伺→伺候→等候。中国妇女之于中国文化的贡献可谓巨矣，此即其一端而已。然而孙诒让却搞错了。他除了与吴大澂一样，认定“皿”当“自为一字”外，只把“妻”释成了《说文》中的“，等也，从斉，妻声。”（《古籀余论》卷一）他拿掉了她们历尽艰险才运到前线的佐军器具，而让她们伫立阵前，白手空等，枉冒矢石，岂非扰乱军心！一释之误，轻轻抹掉了中国妇女对中国文字发展所付出的勇敢、辛劳、鲜血和生命，抹掉了一粒古字的军事来历和人文意境。究其所误，就因为忽视了方言。这一粒古字，后来因其读音——“伺”又演化成了“迟”，魏明帝就曾这样问张郃：“迟将军到，亮得无已得陈仓乎？”胡三省音注道：“迟，直利翻，待也。”（《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一）但无论孙诒让的“妻声”，还是胡三省的“直利翻”，总不如陇中农民的“伺”来得原始、正宗、准确、生动。另外，还有大量方言出现于许多先秦文献，也难倒了许多现代读者，例如《左传·昭公》引周武王《太势》中“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的“乱”（能干、勤劳），《小盂鼎铭文》中“王格庙”的“格”（前来、闲居），《庄子·天运》中“苏者取而爨之”的“爨”（煮饭、炒菜），《商君书·赏刑》中“不敢苏其兵中原”的

“苏”（怂恿、前往），等等。这些
已在现代汉语中彻底死亡的千年古语，依然以方言形式活跃于陇中地区；如果没有这条活线索、活路标，读者恐怕就只好走岔路了。例如关于“苏其兵”的“苏”（派遣），或曰：“苏，读为‘傃’，朝向。”（《商君书》章诗同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或曰：“苏，逆也，即抵抗。”（《商君书注释》高亨著，中华书局1974）如此望文生义，可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新疆有一种极不起眼的“娃娃鱼”，山民们时常捉来熬汤喝，当其行将被捉光灭绝之际，幸而被一位专家偶然发现了，原来它们竟是中外学者苦苦寻觅了120多年，距今3—4亿年的最原始有尾两栖动物——新疆北鲵，这种孑遗动物以其重大的动物考古学价值，被列为极为珍贵的活化石而保护了起来。各地的方言当然更不起眼，也许连“熬汤”的资格也没有，因为它出自村夫文盲之口，属于“引车卖浆者流”——“土得掉渣”。但这“土”，是商彝周鼎的锈斑，是秦砖汉瓦的泐纹，因为它们的古，并不亚于商周秦汉——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方言正是中国文化的“新疆北鲵”。春秋而后，战国有七，“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许慎《说文解字序》）结果是西土秦国文字的流传，而东土六国文字的失传。统一“文字”而宽容“言语”，这正是他有功于中国文化的地方，假如他同时“罢其不与秦言合者”，在全国推广寡清一律的标准秦国话，那么两千年后的新中国，就未必会有方言色彩浓厚的这样两句天籁：一句湖南话——“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一句四川话——“发展是硬道理”。今日“言语异声”的局面，是不幸，也是大幸，因为现代中国毕竟因此有了相应的“孑遗言语”。面对如此珍贵的活化石，若总嫌其“土”，必欲除之而后快——正如曾经对待中国古典建筑一样，那才是真正的“土”。在现代热潮中，各地的方言有如两极的冰层，当其行将融化、流失之际，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要予以宽容；二要予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