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

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重整税收结构后,增值税和营业税并重成为流转税的两大重要税种,且这个时间段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2004年7月1日期,消费型增值税在东北三省的石油化工业、装备制造业等八大行业试点征收;2007年7月1日,中部六省26个老工业基地的采掘业、电力业等八大行业也被纳入试点范围;2008年7月1日,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五个盟市以及泣川地震中受灾严重的地区;2009年1月1日,消费型增值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全面取代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不断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消费型增值税在经济活动中的益处不断展现,反观营业税变动不大,越来越不适应当今经济的发展。

转型后的增值税能够有效消除重复征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分工,而这正是目前交通运输业在发展中所欠缺的。并且交通运输业本身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制造业之后另一重要环节,涉及到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与人们的生产、生活都息息相关。众多企业与交通运输业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原材料、产成品的运输均靠交通运输,各企业外购交通运输服务的规模不断壮大。可以认为,国民经济中的各部分都离不开交通运输业,包括经济资源要素的开发、运输以及配置等,因此交通运输业与国民经济关联度极高。现在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必然也对与之配套的交通运输业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促使交通运输业的不断发展。因此,交通运输业的大发展必然是未来的趋势。首先应在税制上,对交通运输进行改革,使其缴纳更符合实际需求的增值税,并且结构性减税,可以进一步推动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2012年1月1日,交通运输业改征增值税先在上海试点。根据《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交通运输业的增值税税率11%,对交通运输辅助业(包括仓储、港口、机场等)以6%征收增值税。目前试点范围已经逐渐至北京、天津、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广东8省市,并且有望在两年内推广至全国。可以说上海的试点走出了交通运输业改征增值税的第一步,后来的试点正是根据上海试点情况不断修订政策。因此,此次针对上海交通运输业试点方案的解析是非常必要的。

1.1.2研究意义

交通运输业营改增一直以来在学术界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学者在可行性以及推广方案的方方面面都做了充分的讨论,但是本文基于现实的交通运输业营改增实现效应对交通运输业营改增的理论研宄进行了更为丰满的补充。因此本文的研宄有着较强的理论意义。

交通运输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产业,现行增值税应税劳务与之紧密联系,将交通运输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可以充分发挥行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是大势所趋,所以交通运输业营改增不得不说是众望所归。尤其是上海作为第一个试点的城市,担任了‘试验田’角色。此次营改增试点,国家的目的是实现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负担、推动服务业发展,但是从上海试点效果来看,稍有出入。上海试点的第一年共减税200亿人民币,截止2012年年底,上海有15.9万户企业经确认后纳入试点范围。其中一般纳税人5.6万户,占35.2%,小规模纳税人10.3万户,占64.8%。但是试点期间发现,对于交通运输业而言,大部分企业出现税负不降反增的现象。根据中国物流与釆购联合会对65家物流企业2008年至2010年数据进行测算,得出3年间年均营业税实际负担率为1.3%,而若按照新政公布的试点方案测算,其实际负担率增长至4.2%。因此,有必要对上海交通运输业营改增试点方案进行进一步解读,为营改增的进一步推广进行铺垫,在不断的实践中寻找最合适的改征增值税方案,从而基本达到税制改革的目的,也充分发挥上海作为“试验田”的作用。因此本文对交通运输业营改增进一步推广方案的研宄改进有着重要的意义。

总之,本文对上海交通运输业营改增方案的研宄有助于营改增方案的改进、优化,有着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分税制改革背景

一、中国税收制度历史： 解放初期：中央对地方高度集权的“统收统支” 80s中期至90S中期的：财政包干制度 1994年至今：分税制 二：财政包干制度：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 划分收支和税种： 它按照企业和事业的隶属关系，把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支出彻底分开，明确各自的收支范围，并在划定的收支范围内。按照企业的隶属关系划分企业所得税,按照属地征收的原则划分流转税 收入： 地方：地方所辖企业收入、盐税、农牧业税、工商所得税、地方税收入归地方，工商税则作为中央和地方的调剂收入。 中央：中央所属企业的收入、关税收入归中央 支出： 财政 制度 东部和中西部的 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 系 政府和企业的关 系

中央：中央的基本建设投资，中央企业的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新产品试制费，地质勘探费，国防战备费，对外援助资金，国家物资储备支出，以及中央级农、林、水利，气象、工业、交通、商业、文教、卫生、体育、科研等事业费，均属中央财政支出地方： 分级包干： 由于各省情况差别很大,中央政府对全国37个下辖财政单位(包括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和一些计划单列市)实行六类不同的包干办： “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缴额递增包干”、“定额上缴”和“定额补助” 收入递增包干：以1987年决算收入和地方应得的支出财力为基础，参照各地近几年的收入增长情况，确定地方收入递增率和留成、上缴比例。在递增率以内的收入，按确定的留成、上缴比例，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成：超过递增率的收入，全部留给地方；收入达不到递增率，影响上缴中央的部分，由地方用自有财力补足。 三、影响： （一）刺激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积极性，同时由于乡镇企业隶属于地方政府管辖,所以乡镇企业的税收不但几乎全部落入地方政府之手。 （二）中央财政增长缓慢，“两个比重”不增反降，影响经济发展。 “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 1979年第一个比重为28. 4%,到1993年已经下降为12. 6%;第二个比重也由1979年的46. 8%下降为1993年的31. 6%,中央财政不但要靠地方财政的收入上解才能维持平衡。（三）地方财政实力大于中央财政实力，所谓的“国家”能力受到影响。

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

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重整税收结构后,增值税和营业税并重成为流转税的两大重要税种,且这个时间段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2004年7月1日期,消费型增值税在东北三省的石油化工业、装备制造业等八大行业试点征收;2007年7月1日,中部六省26个老工业基地的采掘业、电力业等八大行业也被纳入试点范围;2008年7月1日,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五个盟市以及泣川地震中受灾严重的地区;2009年1月1日,消费型增值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全面取代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不断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消费型增值税在经济活动中的益处不断展现,反观营业税变动不大,越来越不适应当今经济的发展。 转型后的增值税能够有效消除重复征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分工,而这正是目前交通运输业在发展中所欠缺的。并且交通运输业本身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制造业之后另一重要环节,涉及到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与人们的生产、生活都息息相关。众多企业与交通运输业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原材料、产成品的运输均靠交通运输,各企业外购交通运输服务的规模不断壮大。可以认为,国民经济中的各部分都离不开交通运输业,包括经济资源要素的开发、运输以及配置等,因此交通运输业与国民经济关联度极高。现在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必然也对与之配套的交通运输业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促使交通运输业的不断发展。因此,交通运输业的大发展必然是未来的趋势。首先应在税制上,对交通运输进行改革,使其缴纳更符合实际需求的增值税,并且结构性减税,可以进一步推动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2012年1月1日,交通运输业改征增值税先在上海试点。根据《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交通运输业的增值税税率11%,对交通运输辅助业(包括仓储、港口、机场等)以6%征收增值税。目前试点范围已经逐渐至北京、天津、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广东8省市,并且有望在两年内推广至全国。可以说上海的试点走出了交通运输业改征增值税的第一步,后来的试点正是根据上海试点情况不断修订政策。因此,此次针对上海交通运输业试点方案的解析是非常必要的。 1.1.2研究意义

分税制改革(2)

分税制改革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简称分税制，是指将国家的全部税种在中央和 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划分，借以确定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入范围的 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它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推行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 模式。我国推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已近10年，其改革成效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按照市场经济下的分权原则，划分各级政 府的职责，初步规范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二是较大幅度提 高了中央财政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增加了全国性基础设施和公共 工程投入，加大了对西部地区和部分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但是，分税制体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却也不容忽视，亟待解决。 一、税权划分不明确、不合理 多年来，政府与市场的职能一直没有界定清楚，政府包揽太多的状况 始终没有改变，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也划分不清。分税制改革的重点是 划分收入，但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不清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是在政府职能尚未完全转变，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尚不 明确的条件下实施的，因而税权划分不明确、不合理。主要表现在： 过分强调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而没有兼顾地方政府的利益，造 成税权过于统一；地方几乎没有任何立法权，税收的灵活性受到抑制，致使地方“费挤税”现象严重，分配秩序十分混乱。随着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发展，现行的税权划分体系在运行中所暴露的缺陷不断增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 二、基层政府财政陷入困境 分税制使基层政府财源缩减，只能把筹资目光集中于农业。分税制改 革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变革，就是把一些原来由地方财政支配的收入划 归中央政府所有，从而改变了地方财政收入的来源结构。在这一制度 安排下，基层政府为了自身收入的稳定，就把筹集收入的关注点由 1994年以前的偏向工业，部分地转向了农业。但是，规范的农业税数 量是有限的，难以提供基层政府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资金。处于财政级

浅析我国分税制改革下中央与地方财政间的平衡关系

浅析我国分税制改革对地方财政的影响 ——经济0901 魏光继关键词：分税制中央财政地方财政税源差异联系 引语：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正蓬勃发展。“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的思想被广泛用于各个领域。在实行市场经济之后，我国借鉴西方发达国 家的经验，并结合自身特殊的国情，制定出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制度。然 而，一个制度的制定到实施并然存在曲折性，受文化因素，政治因素，经济环境等诸 多方面的影响。那么，本文就将针对我国的分税制改革展开讨论。 正文： 一：分税制的定义 首先介绍一下分税制的定义：分税制是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来源一种财政 管理体制。实行分税制，要求按照税种实现“三分”：即分权、分税、分管。所以，分 税制实质上就是为了有效的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关系，通过划 分税权，将税收按照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有时还有共享税)两大税类进行管理而 形成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 分税制的真正涵义在于中央与地方财政自收自支、自求平衡。当今世界上，实行 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一般都实行了分税制。至于实行什么模式的 分税制，则取决于三个因素，即政治历史、经济体制、以及各自遵循的经济理论。我 国正在推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税制，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尚不够彻底和完善，但是， 把过去实行的财政大包干管理体制改为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不仅初步理顺了国家与 地方的关系，而且调整了国家与纳税人的关系。 国际上的分税制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分权为主的分税制，这种类型以德国、 原南斯拉夫为代表。另一种是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分税制。这种类型以美国、日本为 代表。两者各具特色。而我国现行的分税制又有何不同呢？ 1994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央的“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战略部署指导下 进入新阶段，财税体制改革充当改革的先锋，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种 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建起了中央和地方两套税收管理制 度，并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收机构分别征管；在核定地方收支数额的基础上，实行 了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转转移支付制度等。成功地实现了在中央政府与 地方政府之间税种、税权、税管的划分，实行了财政“分灶吃饭”。 其特点主要是： 第一，按照税源大小划分税权，税源分散、收入零星、涉及面广的税种一般划归 地方税，税源大而集中的税种一般划为中央税。一般来说，不可能把大税种划为 地方税。但由于地方税不仅对法人(公司、企业)征收，而且更多的是对个人征收，所以， 税源分散在千千万万个纳税人手中；又由于地方税征收范围面小，税源不厚，所以收 入零星；由于地方税税种小而多，所以涉及面广，几乎涉及到所有单位和个人。

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意义

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意义，无论是相对于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财政管理体制，还是在更为科学地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权关系基础，提高财政收入占GDP、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两个比重而言，都是值得称道的。十余年来的平稳运行和从容调控也证实了这一点。但作为当时条件下的一种渐进改革方案，随着实践的进展和矛盾的累积，体制不完善之处也不容忽视。 支出调控能力仍有较大差距 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虽然实现了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和“两个比重”的迅速提高，彻底扭转了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长期被动的局面，但财权的调整并不意味着事权关系也同时得到理顺，通过支出体现的调控能力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这一问题可从三个方面来比较：一是财政总支出占GDP的比例偏低。 发达国家财政支出的规模平均达到了GDP的40%左右，中东欧等转轨国家2000年分别平均达到了42%和33%。我国财政总支出的规模在改革开放后一直呈下滑趋势，分税制改革后这一趋势得到扭转，但直到现在这一比例也只有20%多一点。二是中央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偏低。发达国家中央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平均达到了60%以上，一些转轨国家中央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平均也达到了60%。我国中央政府占总支出的比重却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如果持续保持这种低水平的国家总财力和中央政府相对财力，就会在国家财政能力和实际需求之间出现比较大的缺口。三是预算外资金大量存在。不少地方为平衡财政收支，促进地方经济建设，把某些财政职能转移到其他政府部门，力求避免财政体制对地方财力的制约。这些被外移的财政职能和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威相结合，缺乏必要的财政监督，导致地方预算外资金规模急剧膨胀。 省以下财政体制有两大矛盾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主要着眼于规范中央与省级财政之间的收入与支出关系，对省级以下财政体制的改革并未作明确规定。由此产生两个矛盾：一是财政收支矛盾随体制运行而越来越集中于基层县和乡，一些正常性支出无法得到保证。财力集中缺乏划分税种的规范性，财权上收缺乏事权调整相配套，使县、乡两级支出基数和支出刚性增大，从而产生了省以下体制的矛盾和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权、事权关系不对称问题。二是基层财政矛盾已呈现向中央财政集中的趋势，逐渐形成支出的倒逼机制。在省以下体制无力自行调控的情况下，中央财政不得不在工资性支出、农村税费改革等方面实施专项转移支付，加剧了中央财政收入与实际可用财力之间的矛盾。在转移支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各地由于经济发展基础和潜力的巨大不平衡，分税制后省际间财力调剂和省内县际间财力调剂的压力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与1995年转移支付制度刚实施时相比，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结构中，各种应急性的专项转移支付所占的比重，已取代税收返还等存量部分居第一位。在这些专项转移支付在财权、事权关系不规范的情况下，它的迅速增加可能使财力增量部分的支出安排脱离分税原则和财权、事权的匹配关系，重新陷入界定不清的状态。 政府行政级次需要调整

分税制改革背景下的土地财政与房价关系研究

分税制改革背景下的土地财政与房价关系研究 分税制改革背景下的土地财政与房价关系研究 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中国房地产业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由于房地产行业上、下游产业多，产业涉及面广，已经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重要产业。同时，伴随着房地产投资、消费的过快增长，房价日渐攀升，飞涨的房价已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并可能成为社会和谐进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隐患。本文着重从分税制这一制度层面，进一步分析房价增长背后的制度问题。 分税制改革背景下的土地财政与房价关系研究，许多学者提出了丰富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分税制改革和土地财政的形成。华伟、艾华（2007），孔善广（2007）和周飞舟（2006）认为我国实行财政分税制，在中央财政收入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央政府承担的相对义务大幅减少，地方政府则承担了过重的财政支出责任，地方政府必然会扩大财源，追求GDP 的增长增加财政收入，在土地和城市建设中获取“土地财政”。 二是土地财政与房价的关系。宫汝凯（2012），张涛（2009）和何苗（2015）认为较高的房价水平总是与较高的财政分权度联系在一起的，而较高的财政分权度又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密切相关。回归分析显示分税制的改革激励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规模的扩大；现有财税体制下，土地财政规模的扩大对住宅价格有正向影响。 由此可见，大部分的学者基本上形成了两个结论：分税制改革是

引发土地财政的形成的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分税制背景下的土地财政是推动房价持续快速上涨的不可忽略的因素。但已有研究近年来，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力度逐年增大，房价逐渐趋于平稳，进一步研究分税制改革背景下的土地财政与房价关系研究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1分税制改革的背景分析 分税制是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来源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实行分税制，要求按照税种实现“三分”：即分权、分税、分管。所以，分税制实质上就是为了有效的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关系，通过划分税权，将税收按照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有时还有共享税）两大税类进行管理而形成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分税制主要有四个特点：分税、分权、分机构和转移支付。分税制改革的直接目标是提高“两个比重”（即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并进一步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实质是财政集权的过程，它改变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财权）分配格局，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11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的巨大变化 查阅1978—2014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的数据，进行分析并判断分税制改革对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的变化可知：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从1978年的85%，逐步回落到近几年的50%附近，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53%，上升

分税制起源及改革措施

北方民族大学 公共经济学结课作业浅论分税制的起源及改革措施 学院：管理学院 姓名：大伟哥 班级：公共管理X班 学号：20099999 2011年11月11日

浅论分税制的起源及改革措施 一、分税制的历史起源 1980年代，中国实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沿海省份由点到线开始全面发展经济，地方和中央采用包税制。包税制的实质是“包盈不包亏”，地方财政每年仅向中央交纳定额的财政税收，部分地方采用减免企业税收的方式，截留经济发展成果，藏富于企，加上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通货膨胀，造成了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中央财政陷入严重危机的现象。期间共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的事，每次都大约是二三十亿元人民币。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占整体财政收入的比重，双双迅速下降，形成建国以来未曾出现过的“弱中央”状态。中央财力不够，国防建设、国家的基础性投入均面临严重的经费匮乏状态。分税制改革自然而然地被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1994年税制改革，又称为“分税制”改革。以朱镕基副总理为主导，刘仲藜以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财税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身份，正式开始了分税制改革。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税收分配制度及税收结构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改革，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涉及范围最大、调整力度最强、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财税改革。 二、主要内容 概括来说，其主要内容为： 1、重整税收结构，取消一些不合理的税种（如产品税），代之以较符合市场化改革的税种，例如征收增值税和规范消费税。 2、重新划分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地方共享税。使中央取得更大的财源。 3、为了保护个省市（特别是富有的省市）的既得利益，中央设计了一套税收返还制度。 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财税制度。是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分配关系的规范方法。大致作法是：按税种划分收入；中央集中必要的财力实施宏观调控；中央和地方分设税务机构，分别征税；有一套科学、完整的中央对地方收入转移支付制度。从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在短期内建立分税制财政体制的理想模式还缺乏必要条件。只能循序渐近，逐步到位。分税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在划分事权的基础上，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

浅谈中国税制改革

浅谈中国税制改革 姓名：任远班级：经济1221 专业：经济学学号：120112006 摘要：税制改革是通过税制设计和税制结构的边际改变来增进社会福利的过程。税制改革可能有很多形式，既有税率、纳税档次、起征点或免征额的升降和税基的变化，又有新税种的出台和旧税种的废弃，还有税种搭配组合的变化。本文将就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年来的税制改革进行分析，以解析出中国税制改革的方向。 引言：“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税收无处不在，通俗说，就是当一个人还在妈妈肚子里一直到入土为安的那一刻，税收始终与之相伴一生。稅收制度自最早的西周“市场税收”源起，经过2000多年的不断演变发展，依然延续至今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措施，对国家社会发展和人员的进步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从优化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税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不论税收制度的改革与否其最终的用途都是一个重头戏，国家如何运用税收收上来的钱才是民众所看重的。所以如何让税收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的和谐的发展提供一个环境，如何让税收为经济主体的公平有序竞争提供一个稳定的氛围，如何促进社会的公平以及促进社会经济层面的优化与改革是我国税收制度改革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正文： 1.新中国税收制度的建立 1949年建国初期，我国各地税收制度很不统一。在一些老解放区，仍沿用革命根据地时期各自制定的征税制度。在新解放区，为了及时开展城市税收工作，按照“暂时沿用旧税法，部分废除，在征收中逐步整理”的原则，除了将旧政权不合理的苛捐杂税以及为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征税规定加以废除外，一般暂时沿用旧税法。因此，当时全国各地实行的税种不统一，同一税种的税率差别也非常大。如面粉税，东北为8%，华东为25%；卷烟税，华东为40%，华北为10%，东北为60%；烟叶在华北不征税，而华东、中南都要征税。至于各地区的完税凭证和管理方法更是五花八门，很不一致。这种情况与全国统一的新形势很不适应。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召开了首届全国税务会议，讨论研究统一全国税政，建立新税制和加强税务工作。会议根据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有关财政税收的规定精神，制定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于1950年1月由政务院发布施行。《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明确了统一全国税收的要求，规定了全国统一的税收体系和税收立法权限，提出了加强税收工作的制度措施。与此同时，政务院还公布了货物税、工商业税等主要税种的暂行条例和《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暂行组织规程》。这标志着我国新的社会主义税收制度迅速建立起来。 随着新的税收制度的建立和贯彻执行，城市工商税收收入也开始迅速增长。1950年上半年就达到了与公粮收入相等的地步，完全改变了以往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农村公粮收入的局面。1950年6月，针对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调整了工商税收，简化合并了一部分税种、税目，调整了部分税率，改进了征收方法，并在调整的基础上修正了货物税、工商业税等主要税种的暂行条例，同时由财政部公布了这些暂行条例的施行细则，从而使我国新的工商税收制度逐步趋于完备。

1994年的税制改革

1994年的税制改革是一次全方位、根本性的改革，在时间上也体现了一揽子推出的特点。其改革力度之大、利益调整之深、影响范围之广，在新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从世界上看也是十分罕见的。相对而言，当前启动的新的税制改革，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了“分步实施”的改革策略，其原因主要有： 第一，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是由当前的经济体制环境决定的。1994年税制改革方案设计之时，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刚刚确立，税制改革面临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的宏观经济环境。在这种背景下，经济体制的全面转型必然要求有一套全新的税收制度来与之相适应，必然要求税收制度摒弃计划经济的色彩，体现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这就决定了当时的税制改革必须是全方位的革故鼎新，必须采取一揽子推出的方式，而不能在原有基础上修修补补。经过十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建立，当前正处于一个逐渐完善的阶段，与此相适应，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税收制度在我国也已初步建立，但同样还需要逐渐完善。因此，当前实施税制改革的重心应该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要求，对现行税制进行结构性、渐进式的调整，而不是对其进行根本性、突进式的变革。 第二，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是由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决定的。1994年的税制改革除了需要建立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税制框架外，还面临着一个治理通货膨胀，促使宏观经济尽快“软着陆”的迫切任务，这必然要求加大对税收政策的调整力度，以适应当

时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而在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宏观调控的重心应该是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以保护好当前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在此基础上，对经济结构中不合理的地方加以必要地调节，以促使经济更加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地发展，并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的综合竞争能力。适应这一要求，税收政策也应该在不影响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前提下，进行适度的调整，而不宜有过于剧烈的波动。 第三，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是由当前的国家财政状况决定的。1994年税制改革之前，财政的“两个比重”（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严重偏低，国家财力十分单薄，严重制约了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不进行整体性的税制改革不足以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而当前，财政“两个比重”已经有了明显提高，国家财力明显增强，建立公共财政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进一步实施税制改革的目标已不仅仅是保持财政收入总量的稳定增长，而应更注重优化财政收入结构，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公平各类经济主体的税收负担，以更好地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就决定了税收制度的改革必须与财政资源的统筹配置、与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发展结合起来，在渐进中开展，在协调中推进，而不宜采取一步到位的改革方式。

1994年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财政能力

分税制改革与省内教育公平 林挺进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200433 摘 要：经验数据表明分税制改革在整体上显著地提高了省内基础教育的均衡度，有效地促进了教育公平。这说明，在一定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改变中央-地方财政关系来缩小地区教育发展不均衡。不过在具体层面上，虽然分税制显著地改变了每个省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度，但这种改变并不能直接地促进一个省的教育均衡，在财政依赖度与省内教育均衡度之间存在U型曲线的影响模式。在相对贫困的省份高财政依赖度会负面影响教育均衡，而在富裕省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其主要原因在于2006年前的重点学校制度和教育绩效评估制度。由此，在改革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同时，改革相关教育制度才是彻底改变教育不均衡的根本出路。 关 键 词：教育公平；分税制；财政依赖度；教育均衡度 尽管学界对于教育的机会公平是否最终促进了社会公平仍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有一事实却是无可辩驳的，即当代各国都将基础教育作为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来供给。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尽管有大量关于分税制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研究文献出版、其中也包括不少分税制影响基础教育投资的个案研究，然而系统性地考察1994年以来分税制对地区教育投资不均衡影响的定量研究还是相当缺乏。因此，通过科学地测量教育均衡程度、运用高级数据分析方法，分析分税制改革是否、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不仅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也能为有关政策实践提供重要的参考信息。 一、导论：从分税制说起 中央-地方关系的核心是权力划分，其基本模式有集权和分权两种。不少学者认为财权又是核心中的核心。虽然，不少人认为“中央集权”是我国中央-地方关系的总特色，但是其中某些复杂的变化不容忽视。 改革初期，中央一方面迫切需要实现财政增收，另一方面意识到经济的发展和

(完整版)浅谈我国分税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

浅谈我国分税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 分税制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政府间财政分配管理体制。我国于1994年开始以分权、分税、分级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分税制改革。 1992年财政部选择了天津、辽宁、沈阳、大连、浙江、青岛、武汉、重庆和新疆等九个地区进行了分税制试点，为全面推行分税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作了必要的前期准备。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从1994年1月1日起改革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根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来确定相应的支出范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基本沿用原有规定：中央政府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支出以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地方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运转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 (2)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 (3)实行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制度。为保证地方现有既得利益，减少改革阻力，采用渐近策略：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数以1993年为基期核定，1993年中央净上划收入全额返还地方，并以此作为今后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基数。

(4)改革中央与地方结算办法。改革的基本原则是简化手续、提高工作效率，但基本上不触动地方既得利益。 分税制改革确立了中央财政的主导地位，两个比重逐年提高,同时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积极性。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实施至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也暴露出了相应的问题，要使其在我国继续健康发展下去，必须对暴露出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剖析并找到解决之道。 分税制存在的问题 财权与事权不统一，划分不合理 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模式的要求，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应有一个明确的分工，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及服务。实施分税制以来，财力层层上移，中央财政实力得到显著加强，而事权却层层下移，基层政府（尤其是省级以下政府）要承担的事务性工作越来越多。由于行政权力的垂直集权，往往出现上级出政策，下级出钱的情况，中央将所应承担的政策负担转移到地方，同样的，在省级政府及其以下的各级政府之间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县乡基层政府承担了与其财力不相匹配的事权。同时，由于基层财政增长缓慢，收入增长速度远远低于支出要求的增长速度，基层政府只能通过借债履行其职能，

自上世纪90年代分税制改革后

自上世纪90年代分税制改革后，土地出让收入基本划归地方政府，实践过程中逐渐演变成地方的第二财政。土地收入在地方政府财政中占了较大比例，一些城市甚至会超过50%，如果加上其他相关收入，这个比例可能会更高。 国土资源部2010年2月曾公开发布的数据显示，1999年~2008年十年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累计5.3万亿元。其中多数为2004年土地出让实行“招拍挂”以来所获得。 2008的楼市调控直接冲击了土地市场，当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约9600亿元，同比下降了20%。但2009年楼市突然转向，土地市场上“地王”接连出现，当年全国土地收入增加至约1.59万亿元。而到了2010年，这一数据又随着楼市的火爆猛增至2.71万亿元，规模之大令人咋舌。 国土部部长徐绍史透露，2011年土地出让合同价款虽然有所增长，但增幅有较大幅度下降。不过，他并未像往年那样公布具体数据。 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在《农民日报》上撰文称，2011年我国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已经超过3.15万亿元。这是官方人士首次披露这一数据。 为何土地市场没有像2008年那样随楼市下跌，一位权威人士曾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之所以2011年全国土地出让金依旧略有增长，与区域性差别和结构性差别有关。所谓区域性差别，即一些重点城市受楼市调控冲击较大，但更多的二三线城市还是有所增长。所谓结构性差别，则是指商品房用地出让收入略有下降，但工业用地成交增幅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前者。 财政部的“2011年公共财政收支情况”显示，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比上年增加20639亿元，其中，地方本级收入52434亿元。 这显示，2011年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60%。 纯收益约过半 当然，上述收入并非完全是地方政府的纯收益。地方政府的收益还要剔除包括征地过程中对失地农民的补偿等各种成本。不过，业内专家曾测算，除去征地、拆迁、补偿、税费等成本，土地出让的净收益一般在40%以上。只是，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官方认可。 财政部《关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显示，2010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9109.94亿元(此处土地出让收入为财政部口径，与国土部统计数据略有差别)，当年安排支出为26975.79亿元，这包括征地补偿拆迁补偿等成本性支出13395.6亿元、廉租住房保障支出463.62亿元、用于城市建设的支出7531.67亿元等。 这显示，2010年地方政府的成本性支出大约是当年土地出让收入的46%，略高于业界的预测。 但简单计算可以得出，当年地方政府的纯收益依然在1.5万亿元左右。 本报记者获得一份重点城市的官方土地出让情况报告显示，2011年该地土地出让累计上缴财政专户1079亿元，扣除土地储备等成本后净收益621亿元。这意味着，该地的土地出让净收益在60%以上。

分税制改革历程

最近，有传言称地税与国税人员的分流合并工作将于全国“两会”后启动，关于地税与国税拆分合并的话题再次引起关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中央财政陷入了严重危机，由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中央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弱中央”的状态。中央财力的薄弱，使那些需要国家财政投入的国防、基础研究和各方面必需的建设资金严重匮乏。正是这场财政危机，让党中央、国务院痛下决心，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分税制改革在中国拉开了序幕。

1991年的全国财政会议，给一位刚到财政部工作的人士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当时的财长是王丙乾。这位工作人员说，每年财政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做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当时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第二年的预算无论如何都安排不了，有一个大的窟窿，因为前一年税收只有2970多亿元，很多地方非常困难，又赶上贵州遭遇大灾，中央没有钱给地方。王丙乾出于无奈，要各省作“贡献”，从1000万到1亿元不等。（图为王丙乾） 财政会变成了“募捐”会。一些财政厅厅长却对王丙乾说：“跟我要钱，我可没有！”一些富裕省份的财政厅厅长与财政部长当面“反目”。“很多年过去了，我还在为王部长难过，那时做财长非常可怜。”一位财政部干部回忆说。（图为王丙乾）

“反目”有没有道理？有！比如广东，依据与中央签订的财政大包干“契约”，每年只向中央财政上交22.74 亿元，递增9%，再要钱就超出“合同”范围。但是，让财长下不来台的是，原以为由于中央给了广东很多优惠政策，就连关税都留给了广东，中央财政遇到困难，要点小钱会如此不给面子。（配图）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共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的事，每次总数大约都是二三十亿元。其实人们心里都清楚，名为“借”，实为“取”，就是要地方“作贡献”。（配图） 财政会议还向地方“压”税收指标，压不下去预算盘子就定不下来，中央财政下一年度就无米下锅。因此，财政会议上“罗圈架”打得不可开交，税务局长跟财政部“打”，地方财政厅厅长也跟财政部长“打”。税务局说：我们收不了这么多。财政部坚持不让步。当时，几乎所有省份对中央下达的税收指标提出异议，特别是富裕地区。一年一度的全国财政会一开就是半个多月到20天，会上不是认真总结财税工作，变成人们为“领任务”，分税“收指”标而争执不下的会议。（配图）

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改革

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改革，经过10年的发展，已颇有成就，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导致了基层财政困难和地区间差距的日益扩大。其中转移支付制度的薄弱和不规范则是导致地区间差距拉大的因素之 一。 问题之一：基层政府财政陷入困境 1、分税制使基层政府财源缩减，只能把筹资目光集中于农 业。分税制改革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变革，就是把一些原来由地方财政支配的收入划归中央政府所有，从而改变了地方财政收入的来源结构。在这一制度安排下，基层政府为了自身收入的稳定，就把筹集收入的关注点由1994年以前的偏向工业，部分地转向了农业。但是，规范的农业各税数量是有限的，难以提供基层政府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资金。 处于财政级次最低层的乡镇财政，在巨大的支出压力下，为了弥补财政收支缺口，不得不在制度外采取非规范的筹资行为，形成了“费大于税”的局面。继之而来的农村税费改革，使得已经大大降低了的基层政府收入来源进一步枯竭，使乡镇政府机关的运作只能依靠上级的转移支付。特别是对于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取消农业税对基层财政的影响更大。 2、其它导致基层政府财政陷入困境的体制因素。一是过多 的财政层次导致处于分税体制末端的基层财政收入来源有

限，不稳定。省以下，特别是县乡两级处于政府级次的末端，转移支付链条过长，在经过了多级次财政的缺少透明度的转移后，到政府级次末端已所剩无几。 二是基层政府职能转换导致政府资金缺口加大。省以下地方政府还要承担额外职责，如工资调整须由地方负担的部分等。职能范围的扩大加剧了基层政府的收支矛盾。三是机构臃肿、冗员过多也是乡镇财政紧张的重要原因。乡镇政府机构设置的审批程序没有严格规定，造成机构设置随意性大，机构和人员不断膨胀。 问题之二：区域间不平等地区差距的存在，导致基层政府收入来源的不平等；在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的条件下，基层政府收入的不平等反过来又加剧了地区间的差距。基层政府收入不平等带来的重要危害之一，是导致了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平等。省级、地市级财政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明显不足，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划分尚不明晰的情况下，影响了专项转移支付应有功能的充分发挥，并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一是在地方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一些困难地区存在专款被挤占挪用的现象；二是要求地方政府安排配套资金，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三是专项转移支付的立项审批不规范，也缺乏对资金使用的监督手段。另外，改革以来业已出台的一些地区税收优惠政策，导致企业寻求逃避税收的保护伞，投资向

分税制对中国央地关系的影响及展望

分税制对中国央地关系的影响及展望 摘要：央地关系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是中国高速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建国以来我国的央地关系经历了中央集权、适当下放权力、过度集权等的不断的调整来探索适合中国当下的央地关系局面，由此也造成了中国央地关系"一统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恶性循环。纵观分税制，它从1994年提出实行到现在历经二十多年并没有被历史抛弃，而是不断改革来调整央地关系，所以分析分税制对中国央地关系的影响对中国后续的改革发展是有一定意义的。 关键词：分税制;影响;展望;央地关系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中央财政陷入严重危机，出现"弱中央"的央地关系状态。1994年分税制的实行是为了改变"强地方弱中央"的央地关系的局面，分税制和央地关系是有密切联系的。分税制反映在财政管理体制上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集权与分权关系问题，也就是央地关系问题。央地关系主要研究的是央地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军事关系，相对应的政治关系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经济关系则对应财政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权力的分配上，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又是中国式的分权改革，作为制度安排，分税制是为了更好地处理好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财权关系。 一、分税制对中国央地关系的影响 分税制改革的二十多年，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不断改革，央地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分税制也是适应时代的变更和背景的变化而不断改革，既然是有改革那必然分税制也不尽然是完美的，只有充分分析分税制对央地关系两方面的影响，才能更好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分税制的完善，最终使得中国的央地关系能达到合理平衡的局面。分权、分税和分管，这三点都是基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上提出，而分税制也是通过这三点来作用于央地关系的调整。 (1)分权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关系首先就体现在财政上，在分税制实行之前的财政包干的政治体制下，地方利益随着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分权而逐渐形成，地方在征收税收的过程中只需要按比例上交中央一部分其他则完全属于地方，中央财政渐渐吃紧，对地方的掌控能力也越来越弱，这就要求对事权和财权进行再划分，平衡中央和地方政府

我国从1994年1月1日起实行了新的税制

年初出台的税制改革，是继1984年第二步利改税及工商税制全面改革之后我国税制的又一次重大改革。这次改革，是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进行的。因此，与原有的税制相比较，新税制在诸多方面都与其有着明显的不同。一、新税制较好地体现了统一税法，我国税收立法权大体可划分为几个层次，分别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简称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简称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务院以“条例”或“暂行条例”的形式发布实行的全国性税种；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违背国家统一税法，不影响中央的财政收入，不妨碍我国统一市场的前提下，开征全国性税种以外的地方税种的税收立法权。税法的法律级次过低，法律少而法规多，一方面降低了税法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蕴藏着随意变动的可能性。这不但反映了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不完善，也妨碍了与国际经济的进一步融合。 我国从1994年1月1日起实行了新的税制。本文将对新税制运行两年来的成效与问题进行分析总结，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以探讨税制进一步改革的发展方向。 一、成效 我国此次税制改革是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而进行的，它是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其广度、深度与力度都是建国以来空前未有的。新税制实施两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次税制改革的方向与基本思路是正确的，税收政策与各税种的条例细则是基本可行的；运行情况良好，取得了初步成效，完成了新旧税制的平稳过渡；全国税收收入有了明显增长。1994年，全国税收收入比前一年增长23.5％，税收的财政职能明显加强。1994年我国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证明税制改革的效应是良好的。新税制的优点和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的分配格局，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税收环境。新税制注重强化税收的刚性和约束力，推进了依法治税的进程，使经济行为符合法律（包括税法）的规范。流转税制改革克服了原产品税重复征税和税负失衡等问题，改革后的流转税以增值税为主，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三税交叉调节，起到了适应市场机制和补充市场调节的作用；所得税制改革统一了内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解决了税负不公等问题，发挥了税收调节个人收入悬殊和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过大的作用，既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竞争需要，又促进了全社会协调发展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其他各税的改革，对均衡社会财富、缓解社会分配不公及限制某些经济行为等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建立与良性运行。

分税制

“分税制”改革的决策背景、历程与历史功绩 导读财税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交汇点，30年来进行了多次重大变革，并与价格、国有企业、货币金融等各领域的改革相配合，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与中国总体的市场化改革道路相一致，中国的财税改革同样走的是波浪式前进、阶梯式上升的道路：财政体制从行政性分权走向经济性分权，税收制度从侧重于对流转征税转向偏重于对要素征税，预算管理从高度机密逐步公开透明。” 30多年的财税体制改革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到1992年期间，可称为被动适应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93年到1997年期间，可称为破旧立新阶段；第三个阶段是1998年至今，可称为公共财政的建立与完善阶段。其中，第二阶段的主旋律即“分税制”改革。 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举措，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改革涉及到我国税收制度的重新安排，以及中央和地方财政制度的重新安排问题。这次改革是成功的，使我国财税体制由传统计划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重新审视分税制改革的历程对于深化和完善我国的财税体制有重要意义。30多年的财税体制改革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到1992年期间，可称为被动适应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93年到1997年期间，可称为破旧立新阶段；第三个阶段是1998年至今，可称为公共财政的建立与完善阶段。其中，第二阶段的主旋律即“分税制”改革。 一、“分税制”改革的决策背景 我国于1994年实行的由财政包干体制向分级分税的财政体制转变的改革，是一次以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的财政和税收体制的改革。这次改革有其自身特定的时代背景，是在特定的经济条件和制度环境下发生的，具有逻辑上的客观必然性。20世纪90年代，中国高层决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战略举措。之后，所有重大改革与制度创新，包括分税制的改革，都是出自这一战略举措实施形成的改革和发展环境。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中央财政陷入了严重危机，由于财政收入占GDP 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中央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弱中央”的状态。中央财力的薄弱，使那些需要国家财政投入的国防、基础研究和各方面必需的建设资金严重匮乏。正是这场财政危机，让党中央、国务院痛下决心，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分税制改革在中国拉开了序幕。 当时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 “分税制”之前实行的财政包干体制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为解决“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激励不足问题，实行的是一种分权制财政体制，从本质上看属于一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分权体制：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是通过地方政府征收的，其收入不仅取决于与地方政府之间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