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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得失

摘要

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要求，1994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分税制在我国己经实行了将近20年，它是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而从国外引入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在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增强宏观调控能力，推进公共财政体制建设，构建转移支付制度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毕竟我国的分税制是在旧体制上的基础上所推进的温和的、渐进式的改革，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特别是这几年分税制已经出现了很多不适应，甚至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情况，社会各界对分税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大。因此，本文将在认识分税制改革的基础上，再对分税制出现的问题进行剖析和解决。

关键词：分税制，改革，法律

Commenting on the tax-distribution system in 1994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quest of building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reform goal, across the country to implement the tax-distribution financial system reform in1994. System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nearly 20 years in our country, it is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needs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and a financial management system, introduced from abroad in improving the central fiscal revenue, strengthen macro-control abilit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finance system, constructing the system of transfer payments has played a huge role. But, after all, our country is on the old system of tax allocation on the basis of advance by the mild, incremental reform, is influenced by various factors, there are a lot of room for improvement.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governments there are already many don't adapt to, and even hinde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ocial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the tax reform calls for greater and greater. Therefore, this article will be in the know, on the basis of the tax reform, and then to analysis and solve the problems of tax-distribution.

Key words：Tax-distribution System,Reform,Law

摘要.......................................................................................................................................... I Abstract ................................................................................................................................... II 目录...................................................................................................................................... III 前言.. (1)

一、分税制的概念 (1)

二、分税制的意义 (1)

(一)实行分税制，能充分体现财政制衡原则 (2)

1、便于进行转移支付 (2)

2、便于监督财政支出 (2)

(二)实行分税制，有利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 (2)

(三)实行分税制，能够满足市场经济的要求 (3)

三、我国分税制的成果 (3)

四、我国分税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3)

（一）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政支出划分不明确 (3)

（二）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权划分不匹配 (4)

（三）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不规范 (4)

五、完善我国分税制改革的建议和措施 (5)

（一）逐步建立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5)

1、渐进式转移支付制度改革 (5)

2、加大过渡期转移支付力度，明确过渡期转移的规模 (5)

（二）规范预算外收入和体制外收入 (6)

（三）完善税制改革 (6)

1、调整增值税 (6)

2、统一内外资所得税 (6)

3、扩大消费税税基 (7)

4、提高资源税税率、扩大征收范围 (7)

小结 (7)

参考文献 (7)

前言

2014年，中国迎来了分税制改革20周年。这二十年是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整个国家形象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二十年，同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的二十年。分税制是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而从国外引入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它在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增强宏观调控能力，推进公共财政体制建设，构建转移支付制度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毕竟我国的分税制是在旧体制上的基础上所推进的温和的、渐进式的改革，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特别是这几年分税制已经出现了很多不适应，甚至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情况，社会各界对分税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大。

一、分税制的概念

分税制就是一种分权式的财政体制，它是指在国家各级政府之间明确划分事权及支出范围的基础上，按照财权与事权相统一和兼顾利益关系的原则，并考虑到各税种的特性，将税收收入在上下级政府之间进行划分，并辅之以补助金制度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

分税制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每一级政府都有自己独立的预算制度，各级政府财政之间相互独立，自收自支，保证收支平衡;(2)对各级政府的权力和支出责任进行划分，根据他们的管理权限对税收管理权限做出相对应地划分;(3)为保证各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行，弥补因承担基本公共服务职能所产生的财政缺口，均衡各地区、各群体收入分配关系，提供均衡的公共服务，需要中央政府集中绝大部分的财力，并通过转移支付进行财力的二次分配。

二、分税制的意义

实施分税制，既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是税收法定原则在财政、税收管理体制方面的体现。

分税制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在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增强宏观调控能力，构建转移支付制度，推进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另外，还对地方预算外收入加强了管理，规范了财政收入分配秩序，改善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这些都为重新塑造地方政府的形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分税制的真正意义在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分权，财政相互独立，各级政府自收自支，保证收支平衡。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普遍实行了分税制，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比

较完善的欧美发达国家，它们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己相当成熟。我国于一九九四年开始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虽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当时的分税制改革没有触及利益集团，是渐进式的改革，但是，它彻底改变了过去的财政大包干体制，初步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

(一)实行分税制，能充分体现财政制衡原则

所谓财政制衡，就是由于我国地区差异较大，中央政府可以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及专项转移支付等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实现财力的二次分配，达到平衡各地区及各级别政府的预算管理，以此使国家政策能在全国范围内得以实施，并能够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为了使财政制衡原则得到充分的体现，并提高地方政府征税的努力程度，必须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使中央政府能够集中绝大部分的财力和物力。其优点在于:

1、便于进行转移支付

中央政府对各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主要包括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央财政如果不能集中较多的财力、物力，转移支付就成了无源之水，就没有办法来平衡地区财力。主要包括:

提供专项转移支付:在某些地方政府由于财力所限不能落实国家的经济政策时，中央通过专项转移支付来支持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等，起到了改善民生、稳定社会等作用。

提供一般性转移支付:由于我国地区之间差距较大，为促进各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趋向均等化，分税制可以使用一般性转移支付将财政资金在不同地区之间转移，实现财力的二次分配，使财政资金从发达地区转移到贫穷落后地区。

2、便于监督财政支出

实施分税制以后，中央通过转移支付制度，可以调动各地方政府组织财政收入的积极性，这种行为其实就是对地方财政支出的监督。另外，中央政府通过掌控各地方的投资规模，可以达到监控地方政府的财力分配的目的，在使中央财政总量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把中央和地方财政统一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保证国家的经济政策能够在每一个地区得到实现。

(二)实行分税制，有利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

二战以后，世界上的很多国家，无论是自由市场经济还是带计划性的市场经济，都高度重视运用税收、国债、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保证市场供需平衡。为了使税收能够充分发挥调控经济的作用，首先应该选择的是运用分税制来调动各级政府组织收入的积极性，将本该由地方政府管理的事务交给地方政府来管理，保障中央从全局出发，利用税收等财政手段更好地发挥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另外，实行分税制，可以为中央政府提供足够的时间、精力以及资金，使中央政府能很好地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促进

国家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三)实行分税制，能够满足市场经济的要求

自主经营、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两大基本特征，这就要求政府能够建立相对独立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原因如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政府都必须扮演好两种角色:一是市场的服务者，即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创.1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制定法律法规，加强社会管理，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二是市场的调控者，即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手段，对市场活动进行调控，保证社会稳定、经济平稳快速发展。这种服务和调控，应该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但每个地区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税收、财政政策必须考虑各地区的特殊情况，中央政府不可能事无巨细，再一一根据各地的特殊情况作出适合该地的具体规定，这就需要采用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积极性，中央政府负责管理、调节全国性的社会经济活动和统一市场，地方各级政府负责管理、调节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经济活动及局部市场。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挥自己的功能，根据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合理划分财政收支范围，建立国家和地方两个独立运营的税收系统。

三、我国分税制的成果

一是初步理顺了国家与企业之问的分配关系;二是增强了中央财政的实力;三是使税制更加公平、合理、有效，适应了经济发展对组织税源的需要;四是在统一税法的基础上，初步实现了公平税负，有利于促进各类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卜平等竞争;五是较好地体现了国家的产业政策，促进了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从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同时也避免了经济、社会的震荡;六是通过适当集中税权和税收收入，调整税收政策，大幅提高了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总比重;七是促进我国税制与国际税制接轨;八是实现了税收的持续、快速增长;九是通过学习、贯彻新税制，使依法纳税的观念深入人心。

四、我国分税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分税制改革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遗留了诸多难题。实际上，分税制改革并非彻底否定并取代财政包干制，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财政包干制的痕迹，这使分税制形似“旧的财政包干制的补充”。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政支出划分不明确

纵观各国分税制建立与发展的历史，大致遵循了类似的逻辑:在界定中央与地方事权范围的基础上，划分财政支出范围;据此划分税种，形成各自的收入;再根据需要进行均等化

或具有特定政策意图的转移支付。可见，事权的明确划分是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前提性基础。1994年我国分税制改革是在克服中央财政困难、改进中央与地方财力分配状况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在事权划分上，分税制改革并没有解决中央与地方事权如何界定及如何划分的问题，而是继续延用原有的模式。这是我国难以形成规范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最根本的原因，也使得分税制改革在持续推进的过程中遇到了基础性的障碍。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政支出划分不明确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政府越位或缺位、中央与地方职责不清。

（二）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权划分不匹配

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权划分不匹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央政府事权与财权划分不匹配。二是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划分不匹配。由于分税制改革并未明确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财权的划分也不可能建立在科学合理的事权划分的基础上，而是往往以简单的行政手段，将税收按一定比例划分，事权与财权划分不匹配在所难免。由于财权划分的主导权集中于中央政府，同时，中央政府基于宏观调控的考虑，往往集中财权并下放事权，这样，中央政府事权与财权划分不匹配主要体现为收大于支，而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划分不匹配则主要体现为支大于收，地方财政收支不平衡加剧。以地方政府为基点，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权划分的不匹配具体体现在:地方财政收入不能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地方税权不能满足税收收入调整的需要，地方预算外资金不能满足预算管理的需要，地方制度外资金不能满足财政管理的需要。

（三）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不规范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基本特征是高度集权，地方政府征收的绝大多数收入都要上解中央政府，全部支出均由中央政府决定。这样，在高度集权的条件下，是无所谓转移支付的。严格意义上的转移支付，是1995年推行的过渡期转移支付。但实际上，1994年分税制改革延续的税收返还、专项补助、体制补助、结算补助也扮演着转移支付的角色。其中，税收返还、体制补助、结算补助坚持以来源地为基础划分税收的原则，扮演着弥补财力缺口的角色;而专项补助则扮演着体现中央政府政策意图的角色。转移支付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各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均等化的目标对我国而言尤为重要。这是因为，“有些国家(如美国)人口的高度流动性确实大大缩小了地区差别，从而削弱了均等化转移支付的作用。但我国的情况完全不同，经济因素、制度因素、交通因素、地理与气候因素乃至历史文化因素，使人口的自由流动受到许多限制，而越是缺乏流动性，均等化转移支付越重要”。然而，目前存在的税收返还、体制补助、结算补助显然与均等化目标相差甚远。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不规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一般性转移支付新旧体制并存、形式繁多，难以实现纵向和横向均衡，而规范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则因规模较小难以实现均等化的目标;专项转移支付适用范围广、重点不突出、资金分配的透明

度和规范性较差，不利于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明确，也不利于中央政府特定政策目标的实现。（2）移支付分配方法不规范。我国现行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体系，除过渡期转移支付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统一的公式化分配外，多采用基数法，确切地说，是承认既得利益基数法。基数法是指不考虑各地财政收入能力和财政支出需要的差异，以前一年的实际执行数或前两年的平均数作为基数，即确定本年度财政收支的主要指标，进行存量不动、增量调整的分配。基数法不但不能缓解长期以来各地区财力不均的状况，反而加剧了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专项补助的分配缺乏明确的目标，缺乏科学公正的事权依据和标准，缺乏周密的论证和客观的评审，支出透明度差，随意性大。

五、完善我国分税制改革的建议和措施

（一）逐步建立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实行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各国解决地区差距的通行做法，也是各国缩小地区差距、实行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最基本的手段。

在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中，包含有税收返还、体制补助或上解、结算补助或上解、专项补助及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等多种转移支付形式。不但占转移支付主体的税收返还、体制补助等转移支付形式保留了原来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而且各种转移支付形式之间也缺乏良好的协调机制，导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整体均等化功能不断弱化，扩大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因此，在转移支付的选择上，将现行的多种转移支付形式通过结构转换归并为均等化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具体的思路如下:

1、渐进式转移支付制度改革

为了减轻转移支付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阻力，可以推行渐进式转移支付制度改革。比如，在若干年内，逐步加大按新体制运行的(公式化)转移支付在全部转移支付中的份量，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全部转移支付中的用新的公式分配的财政收入逐步增加，用旧方法分配的财政收入逐步减少。或者，在若干年内保持按老体制分配的名义财政收入不变，随着经济增长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将增量部分用新方法分配。当按老体制分配的转移支付在转移支付总额中的比重下降到十分次要的地位时，可以考虑将其取消。

2、加大过渡期转移支付力度，明确过渡期转移的规模

最早于1995年引入的过渡期转移支付，是唯一的基于公式计算的转移支付类型。这种转移支付专门用于处理横向的财政不平衡。3、采取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相结合的方式

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特殊性转移支付)二者结合使用既很好地体现了一般性，又照顾到了特殊性。一般性转移支付时，应从公平原则出发，更多地考虑对财政比较困难的地方加以支持，同时特殊性转移支付的支持重点转向落后地区，以改善该地区的基

础设施状况。控制专项转移支付规模，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将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对一般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和财政自主化水平。同时，缩小了经常性专项补助的覆盖范围，相对集中财力保证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其效果也将大大提高。

另外，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差距，以及影响财政收支的客观因素，核定各地区标准化收入和标准化支出，合理确定对各地区的转移支付的规模;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强中西部地区财政保障能力。

（二）规范预算外收入和体制外收入

从总体上看，预算外和制度外收入的规模和增长速度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在西部、中部和东部三大经济区域的分布依次呈现出递增趋势。而这种非正式财政收入能够100%被地方掌握而不受中央分成的影响，因此非正式财政收入客观上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所以，必须规范预算外收入和体制外收入。

（三）完善税制改革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建立了以增值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经过十几年的实践以及实证表明目前的税制的设计加剧了地区之的税收负担的差异，进而拉大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因此，在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应该转变原有的带有一定区域倾斜性的税收政策缩小这种地区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实现区域之间协调发展。

1、调整增值税

生产型增值税最大的缺点是不允许将外购固定资产的价款(包括年度折旧)从商品和劳务的销售额中抵扣，从而加重了企业机器设备购置成本，抑制了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积极性，因而不利于资源型企业、重工业的西部地区。同时，现行税制对外商投资企业在投资总额内购买国产设备准予退还已缴纳的增值税，对部分进口设备实行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实际上相当于给予了部分外资企业和进口设备消费型增值税的待遇，这也不利于外资企业较少的中西部地区。为了改变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状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我国就应当实施消费型增值税，从而降低投资成本，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为避免这种转型对财政收入造成过大的影响，选择一是首先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收入型增值税，即从当期购入的固定资产折旧所含的增值税款进行扣除;选择二是可以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西部大开发的需要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即率先在中西部地区的特定产业、特定区域实行。

2、统一内外资所得税

外资企业长期享受优惠税率，不仅不利于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且外资企业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客观上拉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为了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应该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同时，要调整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措施，使税收优惠转向有利于基础设施薄弱的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税收优惠方式应当逐步山直接优惠转向

间接优惠。例如对在落后地区投资的企业，准许加速折旧、抵免所得税、提供税收信贷、建立投资准备金等。

3、扩大消费税税基

在消费税方面，要改变现行的消费税征收范围太窄、征收消费税的产业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的状况，将一些东部地区的高档消费品和高档娱乐行业列为征收范围，尤其应该对有损环境的产品消费征收较高的消费税。事实上，消费这些产品的消费者通常来自比较富裕的阶层，主要位于东部发达地区，产品供给者则主要来源于西部地区。通过这种方式，不但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可以籍此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4、提高资源税税率、扩大征收范围

现行的资源税由于征收范围窄、税率过低、从量定额征收、地方政府没有税收立法权以及资源性产品长期实行低价政策，限制了资源税缩小地区差距方面的重要功能。因而，调整现行的资源税是缩小地区差距的重要手段。其一，适度提高资源税税率、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以增加落后地区的税收收入，使之构成省级财政能力差距。其二，在资源性产品定价过程中引入市场机制，使价格趋于合理化。其三，优化资源税的使用方向，返还部分资源税给资源开发企业，促进企业发展，加大环保等公共支出缓解区域间居民福利水平差距。

小结

1994年分税制改革具有明显的双轨制特征。一方面，分税制改革在税收划分、征管等方面采用了一些科学的方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另一方面，分税制改革也在许多方面延续了原有的财政包干制的做法，如，事权与支出划分不清、税收返还等，这使分税制改革规范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初衷难以落到实处。为此，迫切需要深化分税制改革。一是要以合理的规则规范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注重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明晰、稳定、协调的规则下不会做出机会主义行为的选择。二是要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注重事权、财力、财权等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科学划分，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相互影响和制约的条件下实现双赢。

参考文献

【1】马力宏，分税制与中央和地方关系调整[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 148.

【2】工雍君.中国的政府间转移:目标制度和实施机制[c] ii全国人民代表人会常务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调研室编，中外专家论则政转移支付，北京:中国则政经济出版社，2003 129-130.

如何完善我国分税制

如何完善我国分税制分税制是指在国家各级政府之间明确划分事权及支出范围的基础上,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结合税种的特性,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限和税收收入,并辅之以补助制的预算管理体制模式，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和公共财政理论要求的,这是市场经济国家运用财政手段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较为成功的做法。我国现行税制是一个由多种税组成的复税制体系，这个复税制体系可以使我国税收多环节、多层次发挥作用。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是我国财税体制的重大改革，实践证明，分税制在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建立规范的财政运行机制、保证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增强中央财政调控能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实施，调动了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建立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实施，更好地发挥了中央财政的再分配功能，实现了中央与地方、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双赢”。在新的形势下，我国应按照“财力和事权相一致”的方向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分税制体制。一、现行分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还不够清晰、不够合理。我国现行

法律对政府间支出责任只作了原则性划分，还不够清晰，也不够合理。一是一些应当完全由中央承担的支出责任，地方也承担了一部分；二是完全属于地方的支出责任，中央也承担了一部分；三是部分支出责任中央与地方职责划分不够合理，执行中经常发生交叉、错位；四是各省、市、县、乡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更为模糊，地区之间差别较大。政府间支出责任不清、风险不明，为财政可持续发展留下了隐患。政府间收入划分不尽合理，基层政府分享的收入与支出责任不对称。政府间收入划分不合理的首要问题是收入划分与支出责任划分不相匹配，基层政府收入来源有限，不利于基层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难以满足其正常的公共支出需要。其次是政府间收入划分覆盖面窄，相当数量的政府财政性收入游离于体制之外，既不利于政府间支出责任与收入的匹配，也不利于合理调节地区间财力差距。此外，我国税制结构中流转税占主体，流转税具有税基流动性强、地区之间分布不均等特点，也为我国政府间收入划分增加了难度。转移支付项目设立不够合理，监管力度有待加强。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转移支付制度不断完善，初步形成了目前财力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体系。但是，由于大部分转移支付项目都是出于配合中央宏观调控政策而设立的，随着各项新政策的出台，转移支付项目逐年增多，由此带来财力转移支付专项化、专项转移支付财力化的倾向。同时，转移支付资

分税制改革背景

一、中国税收制度历史：解放初期：中央对地方高度集权的“统收统支” 80s中期至90S中期的：财政包干制度 1994年至今：分税制二：财政包干制度：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划分收支和税种：它按照企业和事业的隶属关系，把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支出彻底分开，明确各自的收支范围，并在划定的收支范围内。按照企业的隶属关系划分企业所得税,按照属地征收的原则划分流转税收入：地方：地方所辖企业收入、盐税、农牧业税、工商所得税、地方税收入归地方，工商税则作为中央和地方的调剂收入。中央：中央所属企业的收入、关税收入归中央支出：财政制度东部和中西部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中央：中央的基本建设投资，中央企业的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新产品试制费，地质勘探费，国防战备费，对外援助资金，国家物资储备支出，以及中央级农、林、水利，气象、工业、交通、商业、文教、卫生、体育、科研等事业费，均属中央财政支出地方：分级包干：由于各省情况差别很大,中央政府对全国37个下辖财政单位(包括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和一些计划单列市)实行六类不同的包干办： “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缴额递增包干”、“定额上缴”和“定额补助” 收入递增包干：以1987年决算收入和地方应得的支出财力为基础，参照各地近几年的收入增长情况，确定地方收入递增率和留成、上缴比例。在递增率以内的收入，按确定的留成、上缴比例，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成：超过递增率的收入，全部留给地方；收入达不到递增率，影响上缴中央的部分，由地方用自有财力补足。三、影响：（一）刺激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积极性，同时由于乡镇企业隶属于地方政府管辖,所以乡镇企业的税收不但几乎全部落入地方政府之手。（二）中央财政增长缓慢，“两个比重”不增反降，影响经济发展。 “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 1979年第一个比重为28. 4%,到1993年已经下降为12. 6%;第二个比重也由1979年的46. 8%下降为1993年的31. 6%,中央财政不但要靠地方财政的收入上解才能维持平衡。（三）地方财政实力大于中央财政实力，所谓的“国家”能力受到影响。

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

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重整税收结构后,增值税和营业税并重成为流转税的两大重要税种,且这个时间段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2004年7月1日期,消费型增值税在东北三省的石油化工业、装备制造业等八大行业试点征收;2007年7月1日,中部六省26个老工业基地的采掘业、电力业等八大行业也被纳入试点范围;2008年7月1日,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五个盟市以及泣川地震中受灾严重的地区;2009年1月1日,消费型增值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全面取代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不断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消费型增值税在经济活动中的益处不断展现,反观营业税变动不大,越来越不适应当今经济的发展。转型后的增值税能够有效消除重复征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分工,而这正是目前交通运输业在发展中所欠缺的。并且交通运输业本身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制造业之后另一重要环节,涉及到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与人们的生产、生活都息息相关。众多企业与交通运输业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原材料、产成品的运输均靠交通运输,各企业外购交通运输服务的规模不断壮大。可以认为,国民经济中的各部分都离不开交通运输业,包括经济资源要素的开发、运输以及配置等,因此交通运输业与国民经济关联度极高。现在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必然也对与之配套的交通运输业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促使交通运输业的不断发展。因此,交通运输业的大发展必然是未来的趋势。首先应在税制上,对交通运输进行改革,使其缴纳更符合实际需求的增值税,并且结构性减税,可以进一步推动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2012年1月1日,交通运输业改征增值税先在上海试点。根据《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交通运输业的增值税税率11%,对交通运输辅助业(包括仓储、港口、机场等)以6%征收增值税。目前试点范围已经逐渐至北京、天津、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广东8省市,并且有望在两年内推广至全国。可以说上海的试点走出了交通运输业改征增值税的第一步,后来的试点正是根据上海试点情况不断修订政策。因此,此次针对上海交通运输业试点方案的解析是非常必要的。 1.1.2研究意义

营改增的原因及背景分析

营改增的背景：（一）在我国的现行税制体系中，并行着两个一般流转税税种即增值税和营业税。前者主要适用于制造业，后者主要适用于服务业，两税种在税收收入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尽管可以在税制设计上按照彼此照应、相互协调的原则来确定税负水平，但在实际运行中，两个税种一直难免税负失衡。前者不存在重复征税现象，因而税负相对较轻。后者则有重复征税现象，因而税负相对较重，由此而造成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税负水平差异，以及在整个流转环节中的重复征营业税和增值税分立并行日渐显现出内在不合理和缺陷。（二）原有税制重复征税现象严重，造成增值税链条中断。营业税是对营业额全额征税，且无法抵扣，不可避免地会对原营业税单位导致重复征税。而对现行增值税单位，由于在购进服务环节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无进项可抵扣，最终导致对未增值部分也要缴纳增值税，这与增值税自身定义相违背。（三）原有税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服务业发展。从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来看，将我国大部分第三产业排除在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之外，对服务业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无疑是政府探索改革的积极信号的变化，增值税和营业税并立打破了商品和劳务流转课税方式的统一性，进而形成了不公平课税格局。其表现有两点：一是抵扣链条中断，人为加重部分行业税负。二是人为造成进项税额抵扣不完整。从本质上来说，增值税扩围改革主要目的是避免重复征税，理顺经济关系。现行营业税的弊端很明显，即重复征税自2012年1月1日上海启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简称“营改增”）试点以来，“营改增”已经在全国12个省市快速推进。伴随着“营改增”范围的不断扩大，营业税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分税制改革(2)

分税制改革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简称分税制，是指将国家的全部税种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划分，借以确定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入范围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它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推行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模式。我国推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已近10年，其改革成效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按照市场经济下的分权原则，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责，初步规范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二是较大幅度提高了中央财政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增加了全国性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投入，加大了对西部地区和部分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但是，分税制体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却也不容忽视，亟待解决。一、税权划分不明确、不合理多年来，政府与市场的职能一直没有界定清楚，政府包揽太多的状况始终没有改变，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也划分不清。分税制改革的重点是划分收入，但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不清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是在政府职能尚未完全转变，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尚不明确的条件下实施的，因而税权划分不明确、不合理。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而没有兼顾地方政府的利益，造成税权过于统一；地方几乎没有任何立法权，税收的灵活性受到抑制，致使地方“费挤税”现象严重，分配秩序十分混乱。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现行的税权划分体系在运行中所暴露的缺陷不断增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二、基层政府财政陷入困境分税制使基层政府财源缩减，只能把筹资目光集中于农业。分税制改革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变革，就是把一些原来由地方财政支配的收入划归中央政府所有，从而改变了地方财政收入的来源结构。在这一制度安排下，基层政府为了自身收入的稳定，就把筹集收入的关注点由 1994年以前的偏向工业，部分地转向了农业。但是，规范的农业税数量是有限的，难以提供基层政府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资金。处于财政级

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意义

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意义，无论是相对于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财政管理体制，还是在更为科学地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权关系基础，提高财政收入占GDP、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两个比重而言，都是值得称道的。十余年来的平稳运行和从容调控也证实了这一点。但作为当时条件下的一种渐进改革方案，随着实践的进展和矛盾的累积，体制不完善之处也不容忽视。支出调控能力仍有较大差距 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虽然实现了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和“两个比重”的迅速提高，彻底扭转了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长期被动的局面，但财权的调整并不意味着事权关系也同时得到理顺，通过支出体现的调控能力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一问题可从三个方面来比较：一是财政总支出占GDP的比例偏低。发达国家财政支出的规模平均达到了GDP的40%左右，中东欧等转轨国家2000年分别平均达到了42%和33%。我国财政总支出的规模在改革开放后一直呈下滑趋势，分税制改革后这一趋势得到扭转，但直到现在这一比例也只有20%多一点。二是中央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偏低。发达国家中央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平均达到了60%以上，一些转轨国家中央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平均也达到了60%。我国中央政府占总支出的比重却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如果持续保持这种低水平的国家总财力和中央政府相对财力，就会在国家财政能力和实际需求之间出现比较大的缺口。三是预算外资金大量存在。不少地方为平衡财政收支，促进地方经济建设，把某些财政职能转移到其他政府部门，力求避免财政体制对地方财力的制约。这些被外移的财政职能和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威相结合，缺乏必要的财政监督，导致地方预算外资金规模急剧膨胀。省以下财政体制有两大矛盾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主要着眼于规范中央与省级财政之间的收入与支出关系，对省级以下财政体制的改革并未作明确规定。由此产生两个矛盾：一是财政收支矛盾随体制运行而越来越集中于基层县和乡，一些正常性支出无法得到保证。财力集中缺乏划分税种的规范性，财权上收缺乏事权调整相配套，使县、乡两级支出基数和支出刚性增大，从而产生了省以下体制的矛盾和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权、事权关系不对称问题。二是基层财政矛盾已呈现向中央财政集中的趋势，逐渐形成支出的倒逼机制。在省以下体制无力自行调控的情况下，中央财政不得不在工资性支出、农村税费改革等方面实施专项转移支付，加剧了中央财政收入与实际可用财力之间的矛盾。在转移支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各地由于经济发展基础和潜力的巨大不平衡，分税制后省际间财力调剂和省内县际间财力调剂的压力很大。值得注意的是，与1995年转移支付制度刚实施时相比，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结构中，各种应急性的专项转移支付所占的比重，已取代税收返还等存量部分居第一位。在这些专项转移支付在财权、事权关系不规范的情况下，它的迅速增加可能使财力增量部分的支出安排脱离分税原则和财权、事权的匹配关系，重新陷入界定不清的状态。政府行政级次需要调整

浅析我国分税制改革下中央与地方财政间的平衡关系

浅析我国分税制改革对地方财政的影响 ——经济0901 魏光继关键词：分税制中央财政地方财政税源差异联系引语：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正蓬勃发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思想被广泛用于各个领域。在实行市场经济之后，我国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并结合自身特殊的国情，制定出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制度。然而，一个制度的制定到实施并然存在曲折性，受文化因素，政治因素，经济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影响。那么，本文就将针对我国的分税制改革展开讨论。正文：一：分税制的定义首先介绍一下分税制的定义：分税制是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来源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实行分税制，要求按照税种实现“三分”：即分权、分税、分管。所以，分税制实质上就是为了有效的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关系，通过划分税权，将税收按照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有时还有共享税)两大税类进行管理而形成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分税制的真正涵义在于中央与地方财政自收自支、自求平衡。当今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一般都实行了分税制。至于实行什么模式的分税制，则取决于三个因素，即政治历史、经济体制、以及各自遵循的经济理论。我国正在推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税制，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尚不够彻底和完善，但是，把过去实行的财政大包干管理体制改为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不仅初步理顺了国家与地方的关系，而且调整了国家与纳税人的关系。国际上的分税制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分权为主的分税制，这种类型以德国、原南斯拉夫为代表。另一种是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分税制。这种类型以美国、日本为代表。两者各具特色。而我国现行的分税制又有何不同呢？ 1994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央的“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战略部署指导下进入新阶段，财税体制改革充当改革的先锋，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建起了中央和地方两套税收管理制度，并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收机构分别征管；在核定地方收支数额的基础上，实行了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转转移支付制度等。成功地实现了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税种、税权、税管的划分，实行了财政“分灶吃饭”。其特点主要是：第一，按照税源大小划分税权，税源分散、收入零星、涉及面广的税种一般划归地方税，税源大而集中的税种一般划为中央税。一般来说，不可能把大税种划为地方税。但由于地方税不仅对法人(公司、企业)征收，而且更多的是对个人征收，所以，税源分散在千千万万个纳税人手中；又由于地方税征收范围面小，税源不厚，所以收入零星；由于地方税税种小而多，所以涉及面广，几乎涉及到所有单位和个人。

分税制下财政转移支付问题及改革思考

分税制下财政转移支付问题及改革思考一、研究背景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被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称为“中国改革历程中的经典之作”，它结束了之前财政体制摇摆不定的局面，其框架和规则延续至今。但二十年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现实变化，这一制度的弊端日益显现，比如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而新一届政府正在力推的“营改增”改革，被普遍认为将倒逼分税制改革。二、我国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现状 (一)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规模数据显示，2013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为48019.92亿元，地方财政支出119272亿元，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占比为40.26%。即地方每支出1元，有4毛来自中央拨款。2014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为51874亿元，占中央财政总支出预算的69.3%。 (二)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结构目前，我国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方式主要有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两种类型。一般性转移支付其主要功能在于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专项转移支付可以体现中央政策导向，主要为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三农”等公共服务领域。2013年一般性转移支付预算为24538.35亿元，占转移支付总额的56%，其绝对额及所占比例均呈上升趋势。三、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问题

目前，转移支付的问题主要有：第一，事权划分不够明确，财政支出范围界限尚不够清晰。划分“财权”最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划分“事权”，而我国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恰恰是在对政府“事权”及支出范围没有进行明确界定的情况下进行的。各级政府事权和支出范围存在重叠、模糊和缺漏之处。第二，财政转移支付种类过多，转移支付结构不尽合理。我国出台新的重大政策时，特别是需要地方政府提供配套资金时，往往会对财力相对困难的省市相应的转移支付补助，造成转移支付种类众多。此现象造成年终中央与地方结算时，手续繁杂，制度不规范。第三，财政转移支付监督机制不够健全，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缺乏有效制约。当补助资金到达地方后，地方政府支配资金随意性较大，往往不能充分贯彻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所表达的政策意图，特别是当支出偏好不一致时，挪用资金的情况便时有发生。第四，转移支付制度性的改革缺乏法律的支撑和约束。政府间事权划分不清晰、转移支付资金特别是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分配随意、分配过程不透明、资金规模不确定等等，皆由此造成。第五，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待完善。许多地方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没按分税制改革要求去规范，地方各级财政尚未建立起事权和支出责任明确、本级收入和上级财政补助稳定可靠、自求平衡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各省辖区内的地区间财力差异依然较大。四、改革和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思考

分税制起源及改革措施

北方民族大学公共经济学结课作业浅论分税制的起源及改革措施学院：管理学院姓名：大伟哥班级：公共管理X班学号：20099999 2011年11月11日

浅论分税制的起源及改革措施一、分税制的历史起源 1980年代，中国实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沿海省份由点到线开始全面发展经济，地方和中央采用包税制。包税制的实质是“包盈不包亏”，地方财政每年仅向中央交纳定额的财政税收，部分地方采用减免企业税收的方式，截留经济发展成果，藏富于企，加上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通货膨胀，造成了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中央财政陷入严重危机的现象。期间共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的事，每次都大约是二三十亿元人民币。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占整体财政收入的比重，双双迅速下降，形成建国以来未曾出现过的“弱中央”状态。中央财力不够，国防建设、国家的基础性投入均面临严重的经费匮乏状态。分税制改革自然而然地被提上议事日程。中国1994年税制改革，又称为“分税制”改革。以朱镕基副总理为主导，刘仲藜以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财税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身份，正式开始了分税制改革。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税收分配制度及税收结构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改革，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涉及范围最大、调整力度最强、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财税改革。二、主要内容概括来说，其主要内容为： 1、重整税收结构，取消一些不合理的税种（如产品税），代之以较符合市场化改革的税种，例如征收增值税和规范消费税。 2、重新划分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地方共享税。使中央取得更大的财源。 3、为了保护个省市（特别是富有的省市）的既得利益，中央设计了一套税收返还制度。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财税制度。是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分配关系的规范方法。大致作法是：按税种划分收入；中央集中必要的财力实施宏观调控；中央和地方分设税务机构，分别征税；有一套科学、完整的中央对地方收入转移支付制度。从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在短期内建立分税制财政体制的理想模式还缺乏必要条件。只能循序渐近，逐步到位。分税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在划分事权的基础上，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

分税制对中国央地关系的影响及展望

分税制对中国央地关系的影响及展望摘要：央地关系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是中国高速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建国以来我国的央地关系经历了中央集权、适当下放权力、过度集权等的不断的调整来探索适合中国当下的央地关系局面，由此也造成了中国央地关系"一统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恶性循环。纵观分税制，它从1994年提出实行到现在历经二十多年并没有被历史抛弃，而是不断改革来调整央地关系，所以分析分税制对中国央地关系的影响对中国后续的改革发展是有一定意义的。关键词：分税制;影响;展望;央地关系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中央财政陷入严重危机，出现"弱中央"的央地关系状态。1994年分税制的实行是为了改变"强地方弱中央"的央地关系的局面，分税制和央地关系是有密切联系的。分税制反映在财政管理体制上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集权与分权关系问题，也就是央地关系问题。央地关系主要研究的是央地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军事关系，相对应的政治关系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经济关系则对应财政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权力的分配上，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又是中国式的分权改革，作为制度安排，分税制是为了更好地处理好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财权关系。一、分税制对中国央地关系的影响分税制改革的二十多年，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不断改革，央地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分税制也是适应时代的变更和背景的变化而不断改革，既然是有改革那必然分税制也不尽然是完美的，只有充分分析分税制对央地关系两方面的影响，才能更好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分税制的完善，最终使得中国的央地关系能达到合理平衡的局面。分权、分税和分管，这三点都是基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上提出，而分税制也是通过这三点来作用于央地关系的调整。 (1)分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关系首先就体现在财政上，在分税制实行之前的财政包干的政治体制下，地方利益随着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分权而逐渐形成，地方在征收税收的过程中只需要按比例上交中央一部分其他则完全属于地方，中央财政渐渐吃紧，对地方的掌控能力也越来越弱，这就要求对事权和财权进行再划分，平衡中央和地方政府

1994年的税制改革

1994年的税制改革是一次全方位、根本性的改革，在时间上也体现了一揽子推出的特点。其改革力度之大、利益调整之深、影响范围之广，在新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从世界上看也是十分罕见的。相对而言，当前启动的新的税制改革，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了“分步实施”的改革策略，其原因主要有：第一，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是由当前的经济体制环境决定的。1994年税制改革方案设计之时，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刚刚确立，税制改革面临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的宏观经济环境。在这种背景下，经济体制的全面转型必然要求有一套全新的税收制度来与之相适应，必然要求税收制度摒弃计划经济的色彩，体现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这就决定了当时的税制改革必须是全方位的革故鼎新，必须采取一揽子推出的方式，而不能在原有基础上修修补补。经过十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建立，当前正处于一个逐渐完善的阶段，与此相适应，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税收制度在我国也已初步建立，但同样还需要逐渐完善。因此，当前实施税制改革的重心应该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要求，对现行税制进行结构性、渐进式的调整，而不是对其进行根本性、突进式的变革。第二，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是由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决定的。1994年的税制改革除了需要建立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税制框架外，还面临着一个治理通货膨胀，促使宏观经济尽快“软着陆”的迫切任务，这必然要求加大对税收政策的调整力度，以适应当

时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而在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宏观调控的重心应该是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以保护好当前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在此基础上，对经济结构中不合理的地方加以必要地调节，以促使经济更加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地发展，并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的综合竞争能力。适应这一要求，税收政策也应该在不影响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前提下，进行适度的调整，而不宜有过于剧烈的波动。第三，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是由当前的国家财政状况决定的。1994年税制改革之前，财政的“两个比重”（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严重偏低，国家财力十分单薄，严重制约了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不进行整体性的税制改革不足以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而当前，财政“两个比重”已经有了明显提高，国家财力明显增强，建立公共财政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进一步实施税制改革的目标已不仅仅是保持财政收入总量的稳定增长，而应更注重优化财政收入结构，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公平各类经济主体的税收负担，以更好地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就决定了税收制度的改革必须与财政资源的统筹配置、与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发展结合起来，在渐进中开展，在协调中推进，而不宜采取一步到位的改革方式。

分税制改革背景下的土地财政与房价关系研究

分税制改革背景下的土地财政与房价关系研究分税制改革背景下的土地财政与房价关系研究 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中国房地产业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由于房地产行业上、下游产业多，产业涉及面广，已经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重要产业。同时，伴随着房地产投资、消费的过快增长，房价日渐攀升，飞涨的房价已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并可能成为社会和谐进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隐患。本文着重从分税制这一制度层面，进一步分析房价增长背后的制度问题。分税制改革背景下的土地财政与房价关系研究，许多学者提出了丰富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分税制改革和土地财政的形成。华伟、艾华（2007），孔善广（2007）和周飞舟（2006）认为我国实行财政分税制，在中央财政收入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央政府承担的相对义务大幅减少，地方政府则承担了过重的财政支出责任，地方政府必然会扩大财源，追求GDP 的增长增加财政收入，在土地和城市建设中获取“土地财政”。二是土地财政与房价的关系。宫汝凯（2012），张涛（2009）和何苗（2015）认为较高的房价水平总是与较高的财政分权度联系在一起的，而较高的财政分权度又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密切相关。回归分析显示分税制的改革激励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规模的扩大；现有财税体制下，土地财政规模的扩大对住宅价格有正向影响。由此可见，大部分的学者基本上形成了两个结论：分税制改革是

引发土地财政的形成的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分税制背景下的土地财政是推动房价持续快速上涨的不可忽略的因素。但已有研究近年来，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力度逐年增大，房价逐渐趋于平稳，进一步研究分税制改革背景下的土地财政与房价关系研究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1分税制改革的背景分析分税制是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来源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实行分税制，要求按照税种实现“三分”：即分权、分税、分管。所以，分税制实质上就是为了有效的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关系，通过划分税权，将税收按照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有时还有共享税）两大税类进行管理而形成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分税制主要有四个特点：分税、分权、分机构和转移支付。分税制改革的直接目标是提高“两个比重”（即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并进一步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实质是财政集权的过程，它改变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财权）分配格局，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11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的巨大变化查阅1978—2014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的数据，进行分析并判断分税制改革对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的变化可知：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从1978年的85%，逐步回落到近几年的50%附近，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53%，上升

我国现行的分税制

我国现行的分税制我国分税制概况 1994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央的“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战略部署指导下进入新阶段，财税体制改革充当改革的先锋，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建起了中央和地方两套税收管理制度，并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收机构分别征管；在核定地方收支数额的基础上，实行了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转转移支付制度等。成功地实现了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税种、税权、税管的划分，实行了财政“分灶吃饭”。 (一)我国分税制的内容我国分税制按照征收管理权和税款支配权标准划分，凡征收管理权、税款所有权划归中央财政的税种，属于中央税；凡征收管理权、税款所有权划归地方财政固定收入的税种，属于地方税；凡征收管理权、税款所有权由中央和地方按一定方式分享的税种，属于共享税。 (二)我国分税制的特点我国目前的分税制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第一，按照税源大小划分税权，税源分散、收入零星、涉及面广的税种一般划归地方税，税源大而集中的税种一般划为中央税。一般来说，不可能把大税种划为地方税。但由于地方税不仅对法人(公司、企业)征收，而且更多的是对个人征收，所以，税源分散在千千万万个纳税人手中；又由于地方税征收范围面小，税源不厚，所以收入零星；由于地方税税种小而多，所以涉及面广，几乎涉及到所有单位和个人。第二，部分税种的征收管理权归地方。地方政府对地方税可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决定开征、停征、减征税、免税，确定税率和征收范围，这是地方税的主要特点。由于赋予地方以较大的机动权限，从而既能合理照顾地方利益，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同时，不致于影响全国性的商品流通和市场物价。因为地方税一般均属于对财产(不动产)、对行为和部分所得以及不涉及全面性商品流通的经济交易课征，所以，即使各地执行不一致，也不影响全局。第三，税款收入归地方。在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力完全集中于中央或过多地分散于地方，都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实践证明，在保证中央财政需要的同时，给地方一定规模的财力及适当的支配权，方能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实行分税制，建立中央与地方相对独立的分级财政，给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加强文化建设提供资金保证，就成为我国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方向。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目前实行的分税制，目前的分税制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当迅速，地区差距很大；社

1994年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财政能力

分税制改革与省内教育公平林挺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200433 摘要：经验数据表明分税制改革在整体上显著地提高了省内基础教育的均衡度，有效地促进了教育公平。这说明，在一定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改变中央-地方财政关系来缩小地区教育发展不均衡。不过在具体层面上，虽然分税制显著地改变了每个省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度，但这种改变并不能直接地促进一个省的教育均衡，在财政依赖度与省内教育均衡度之间存在U型曲线的影响模式。在相对贫困的省份高财政依赖度会负面影响教育均衡，而在富裕省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其主要原因在于2006年前的重点学校制度和教育绩效评估制度。由此，在改革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同时，改革相关教育制度才是彻底改变教育不均衡的根本出路。关键词：教育公平；分税制；财政依赖度；教育均衡度尽管学界对于教育的机会公平是否最终促进了社会公平仍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有一事实却是无可辩驳的，即当代各国都将基础教育作为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来供给。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尽管有大量关于分税制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研究文献出版、其中也包括不少分税制影响基础教育投资的个案研究，然而系统性地考察1994年以来分税制对地区教育投资不均衡影响的定量研究还是相当缺乏。因此，通过科学地测量教育均衡程度、运用高级数据分析方法，分析分税制改革是否、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不仅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也能为有关政策实践提供重要的参考信息。一、导论：从分税制说起中央-地方关系的核心是权力划分，其基本模式有集权和分权两种。不少学者认为财权又是核心中的核心。虽然，不少人认为“中央集权”是我国中央-地方关系的总特色，但是其中某些复杂的变化不容忽视。改革初期，中央一方面迫切需要实现财政增收，另一方面意识到经济的发展和

浅谈中国税制改革

浅谈中国税制改革姓名：任远班级：经济1221 专业：经济学学号：120112006 摘要：税制改革是通过税制设计和税制结构的边际改变来增进社会福利的过程。税制改革可能有很多形式，既有税率、纳税档次、起征点或免征额的升降和税基的变化，又有新税种的出台和旧税种的废弃，还有税种搭配组合的变化。本文将就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年来的税制改革进行分析，以解析出中国税制改革的方向。引言：“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税收无处不在，通俗说，就是当一个人还在妈妈肚子里一直到入土为安的那一刻，税收始终与之相伴一生。稅收制度自最早的西周“市场税收”源起，经过2000多年的不断演变发展，依然延续至今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措施，对国家社会发展和人员的进步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从优化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税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不论税收制度的改革与否其最终的用途都是一个重头戏，国家如何运用税收收上来的钱才是民众所看重的。所以如何让税收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的和谐的发展提供一个环境，如何让税收为经济主体的公平有序竞争提供一个稳定的氛围，如何促进社会的公平以及促进社会经济层面的优化与改革是我国税收制度改革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正文： 1.新中国税收制度的建立 1949年建国初期，我国各地税收制度很不统一。在一些老解放区，仍沿用革命根据地时期各自制定的征税制度。在新解放区，为了及时开展城市税收工作，按照“暂时沿用旧税法，部分废除，在征收中逐步整理”的原则，除了将旧政权不合理的苛捐杂税以及为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征税规定加以废除外，一般暂时沿用旧税法。因此，当时全国各地实行的税种不统一，同一税种的税率差别也非常大。如面粉税，东北为8%，华东为25%；卷烟税，华东为40%，华北为10%，东北为60%；烟叶在华北不征税，而华东、中南都要征税。至于各地区的完税凭证和管理方法更是五花八门，很不一致。这种情况与全国统一的新形势很不适应。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召开了首届全国税务会议，讨论研究统一全国税政，建立新税制和加强税务工作。会议根据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有关财政税收的规定精神，制定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于1950年1月由政务院发布施行。《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明确了统一全国税收的要求，规定了全国统一的税收体系和税收立法权限，提出了加强税收工作的制度措施。与此同时，政务院还公布了货物税、工商业税等主要税种的暂行条例和《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暂行组织规程》。这标志着我国新的社会主义税收制度迅速建立起来。随着新的税收制度的建立和贯彻执行，城市工商税收收入也开始迅速增长。1950年上半年就达到了与公粮收入相等的地步，完全改变了以往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农村公粮收入的局面。1950年6月，针对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调整了工商税收，简化合并了一部分税种、税目，调整了部分税率，改进了征收方法，并在调整的基础上修正了货物税、工商业税等主要税种的暂行条例，同时由财政部公布了这些暂行条例的施行细则，从而使我国新的工商税收制度逐步趋于完备。

自上世纪90年代分税制改革后

自上世纪90年代分税制改革后，土地出让收入基本划归地方政府，实践过程中逐渐演变成地方的第二财政。土地收入在地方政府财政中占了较大比例，一些城市甚至会超过50%，如果加上其他相关收入，这个比例可能会更高。国土资源部2010年2月曾公开发布的数据显示，1999年~2008年十年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累计5.3万亿元。其中多数为2004年土地出让实行“招拍挂”以来所获得。 2008的楼市调控直接冲击了土地市场，当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约9600亿元，同比下降了20%。但2009年楼市突然转向，土地市场上“地王”接连出现，当年全国土地收入增加至约1.59万亿元。而到了2010年，这一数据又随着楼市的火爆猛增至2.71万亿元，规模之大令人咋舌。国土部部长徐绍史透露，2011年土地出让合同价款虽然有所增长，但增幅有较大幅度下降。不过，他并未像往年那样公布具体数据。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在《农民日报》上撰文称，2011年我国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已经超过3.15万亿元。这是官方人士首次披露这一数据。为何土地市场没有像2008年那样随楼市下跌，一位权威人士曾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之所以2011年全国土地出让金依旧略有增长，与区域性差别和结构性差别有关。所谓区域性差别，即一些重点城市受楼市调控冲击较大，但更多的二三线城市还是有所增长。所谓结构性差别，则是指商品房用地出让收入略有下降，但工业用地成交增幅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前者。财政部的“2011年公共财政收支情况”显示，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比上年增加20639亿元，其中，地方本级收入52434亿元。这显示，2011年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60%。纯收益约过半当然，上述收入并非完全是地方政府的纯收益。地方政府的收益还要剔除包括征地过程中对失地农民的补偿等各种成本。不过，业内专家曾测算，除去征地、拆迁、补偿、税费等成本，土地出让的净收益一般在40%以上。只是，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官方认可。财政部《关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显示，2010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9109.94亿元(此处土地出让收入为财政部口径，与国土部统计数据略有差别)，当年安排支出为26975.79亿元，这包括征地补偿拆迁补偿等成本性支出13395.6亿元、廉租住房保障支出463.62亿元、用于城市建设的支出7531.67亿元等。这显示，2010年地方政府的成本性支出大约是当年土地出让收入的46%，略高于业界的预测。但简单计算可以得出，当年地方政府的纯收益依然在1.5万亿元左右。本报记者获得一份重点城市的官方土地出让情况报告显示，2011年该地土地出让累计上缴财政专户1079亿元，扣除土地储备等成本后净收益621亿元。这意味着，该地的土地出让净收益在60%以上。

分税制改革历程

最近，有传言称地税与国税人员的分流合并工作将于全国“两会”后启动，关于地税与国税拆分合并的话题再次引起关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中央财政陷入了严重危机，由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中央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弱中央”的状态。中央财力的薄弱，使那些需要国家财政投入的国防、基础研究和各方面必需的建设资金严重匮乏。正是这场财政危机，让党中央、国务院痛下决心，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分税制改革在中国拉开了序幕。

1991年的全国财政会议，给一位刚到财政部工作的人士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当时的财长是王丙乾。这位工作人员说，每年财政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做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当时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第二年的预算无论如何都安排不了，有一个大的窟窿，因为前一年税收只有2970多亿元，很多地方非常困难，又赶上贵州遭遇大灾，中央没有钱给地方。王丙乾出于无奈，要各省作“贡献”，从1000万到1亿元不等。（图为王丙乾）财政会变成了“募捐”会。一些财政厅厅长却对王丙乾说：“跟我要钱，我可没有！”一些富裕省份的财政厅厅长与财政部长当面“反目”。“很多年过去了，我还在为王部长难过，那时做财长非常可怜。”一位财政部干部回忆说。（图为王丙乾）

“反目”有没有道理？有！比如广东，依据与中央签订的财政大包干“契约”，每年只向中央财政上交22.74 亿元，递增9%，再要钱就超出“合同”范围。但是，让财长下不来台的是，原以为由于中央给了广东很多优惠政策，就连关税都留给了广东，中央财政遇到困难，要点小钱会如此不给面子。（配图）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共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的事，每次总数大约都是二三十亿元。其实人们心里都清楚，名为“借”，实为“取”，就是要地方“作贡献”。（配图）财政会议还向地方“压”税收指标，压不下去预算盘子就定不下来，中央财政下一年度就无米下锅。因此，财政会议上“罗圈架”打得不可开交，税务局长跟财政部“打”，地方财政厅厅长也跟财政部长“打”。税务局说：我们收不了这么多。财政部坚持不让步。当时，几乎所有省份对中央下达的税收指标提出异议，特别是富裕地区。一年一度的全国财政会一开就是半个多月到20天，会上不是认真总结财税工作，变成人们为“领任务”，分税“收指”标而争执不下的会议。（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