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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人眼中的利玛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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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人眼中的利玛窦

日期:2012-05-14 作者:史景迁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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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人眼中的利玛窦

史景迁

对利玛窦而言,历史对他的评价是宽容的。1552年,利玛窦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直到他1610年逝世于中国之前,他在中国的27年岁月里,曾居住在三个不同的地区。无论是在中国大陆或是台湾,当提起他的中文名字——利玛窦,人们都会点点头,面带微笑说,他真的是中国的朋友。尽管他是基督教传教活动的先驱者,而传教事业在帝国主义和西方强权之下曾做过伤害中国的事情。

利玛窦留给今日多元的文化资产,最主要的是他那详细又令人着迷的日记。日记追溯了他在中国的岁月以及耶稣会中国传教区的发展。金尼阁在利玛窦过世之后,将他的日记译成拉丁文出版,之后又转译成其他欧洲语言,成为17世纪前10年的畅销书。另一个资产则是,利玛窦到中国之后寄给他的同学、罗马学院的师长和耶稣会总长Claudio Acquaviva的书信。另外,利玛窦还留下许多重要的中文著述,主题相当多元:有针对实际宗教生活和教义的详细说明和问答,有发行多次并附有注释的世界地图,有关于友谊、记忆术和伦理的人文学著作,有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天文、数学等著作,有指引品德、基督徒生活的灵修作品,还有批评佛教和当时受到佛教影响的儒家经典著作。整体来说,这些作品关注文化交流、翻译和旅游等领域,又加上了他个人充沛的精力和好奇心,这使利玛窦成为思想界的先驱者之一。利玛窦作为学者的地位,在1942-1949年德礼贤出版利玛窦日记的三大册注释时,达到了顶点。这三册注释呈现了利玛窦在当时中国和欧洲的人际网络。此后,在全世界档案中找寻有关利玛窦的数据成为了一项与各种语言相关的事

业,也支持了近年来成立的研究机构。

在学术研究中,最有收获的方向之一是研究利玛窦去世后中国传教事业的发展,特别是由于利玛窦的决定所造成的问题与不确定性,及最后导致耶稣会在18世纪末的失败。另一个研究主题则是关注利玛窦在世期间和过世之后,耶稣会和当时其他在华传教的宗教团体的传教目的和策略,特别是道明会和方济会的经验和方式。

在这本新颖的、充满热情的学术著作中,宗教史学者夏伯嘉首先采用传统编年史的方式呈现了利玛窦个人生平和其所处社会的记载,并加入了对于传教事业在中国各地和与之敌对的中国人的关系的分析。本书讨论了利玛窦在马切拉塔的家族生活和在罗马学院的教育,以及从果亚到澳门的旅程。最后,在密集的语言学习后,利玛窦于1583年进入中国南方。本书的章节根据利玛窦在远距离旅行中所经过的城市来安排: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最终站北京还反映在了本书的书名上,尽管利玛窦并没有实际居住于紫禁城内,尽管他在京城的9年中,也未曾获得皇帝召见。在使用了原始文献、档案、与利玛窦交往的文人文集的基础上,作者逐渐勾勒出和我们平常所见的利玛窦所不同的另一个形象。作者评估了利玛窦研究中国文化的方法和效率,也细致地指出利玛窦在不同阶段对于中国社会和哲学的了解。

夏伯嘉的研究特别清楚地指出了历史的偶然性在利玛窦思想变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很多时候,一些小的事件使得成功变成失败。在利玛窦的每一个传教据点,因着人际关系和资源的限制,使得他的传教事业受挫,甚至造成全盘的失败。虽然偶尔有来自葡萄牙、西班牙和教宗的财政支持,但耶稣会几乎没有固定的收入。并且,欧洲政治动荡,中国、日本、韩国三地的军势局势紧张,也都对传教事业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书中,夏伯嘉用一连串的反思与分析让读者选择怎样理解这位人物。作者认为利玛窦是“相当好的外交官”,能在学术辩论中展现他清楚的思路。而作者又指出,利玛窦在某些方面是一个未经历练的人。在他的故乡马切拉塔和罗马,他未曾经历过穷人和富人的世界。到了东方以后,利玛窦被葡萄牙人具有戏剧性又有侍俸上主神圣性的传教事业所吸引。利玛窦喜欢明代社会的复杂的权力和秘密,他也懂得如何把困苦之情藏在心底。他可以用讥讽的口吻写信给耶稣会长,说中国人认为他是“另一个托勒密”。用作者的话来形容利玛窦的话,他是“善用计谋”,“绝非没有坏心眼”,有时候也“尖酸刻薄”,“他绝非一位圣人”。

也许夏伯嘉最严肃的反省是使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利玛窦如何取代另一位耶稣会中国传教

区建立者罗明坚的地位。罗明坚是在利玛窦之前,第一位学习中文、在中国租房居住并撰写中文天主教要理的人。但利玛窦贬低罗明坚的中文程度,认为他语言缺乏天分,不擅长社交。利玛窦把他唯一的竞争对手置于他伟大的事业之后,是为了让他自己和他的事业成为历史舞台的主戏。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夏伯嘉新书《利玛窦:紫禁城里的耶稣会士》于2012年4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本文是美国汉学家史景迁为该书撰写的书评)

广东省揭阳市2018年高三高考第一次模拟考试文综历史试题

揭阳市2018年高中毕业班高考第一次模拟考试 文科综合 第Ⅰ卷(选择题共140分) 本卷共35小题,每小题4分,共140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24.顾炎武认为“盖自汉以下之人,莫不谓秦以孤立而亡……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柳宗元强调“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 此其所以为得也”。从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A.都认为分封制优于郡县制B.都认为郡县制优于分封制 C.都强调圣人在制度构建中的智慧D.制度的更替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25.宋代以前,历朝监察制度都是谏官对君主言谏,御史对百官纠弹。唐代谏官分属中书、门下两省管理,宋代则谏院独立,谏官言谏失误,不加谴责,谏官言谏对象扩大到宰相等百官。 这一变化 A.加强谏官对皇权和相权独立监察的权力B.加强了君主对百官的控制 C.提高了各级政府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积极性D.有效的清除官僚系统的腐败 26.有历史学家提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始于明朝中后期。下面历史现象可以作为这个结论的依据的是 A.一条鞭法实施后,白银货币普遍流通 B.万历年间,苏州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现象 C.1567年,明朝政府允许民间从事海外贸易 D.“商帮”的出现和长途贩运贸易发达 27.义理之学和考据之学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诠释与流布的两种主要方式。义理之学注重从思想理论角度阐发儒学。考据之学是对传世古文献的整理、考订与研究。乾隆嘉庆年间考据学盛极一时,嘉庆道光之际,义理之学崛起。影响这一学风变化的是 A.清朝思想控制逐渐放松B.清朝社会危机日趋严峻 C.西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D.清朝洋务运动的开展 28.甲午战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美国传教士李佳白等人,纷纷向清政府上书,希望清政府聘请外国人为顾问,“亟行变通改革”,实行“新政”。这种现象反映 A.传教士关心中国政治B.维新变法成了时代主流 C.列强干涉中国内政D.英美意图夺取对清政府的控制权 29.清朝末年北京出现“近支排宗室(皇族近支),宗室排满,满排汉”的民谣,反映了当时A.清政府已经众叛亲离B.民族矛盾成了主要矛盾 C.清政府政治集权不断加强D.满汉官僚间矛盾尖锐 30.20世纪的二十、三十年代是中国文化人较为普遍地回归民族传统的时段,国学复兴运动兴起。“中医”改称“国医”,京剧改称“国剧”,“武艺”改称为“国术”等等,就在这个时期。与这一现象出现无关的是 A.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兴起B.对新文化运动的反省 C.日本侵略加剧,民族危机加深D.“一战”后对西方文化的反思 31.1956年中共“八大”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中央作出这个新的论断是基于 A.新中国政权的巩固B.土地改革的全面完成 C.“一五”计划的顺利开展D.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浅谈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中国的影响

“昙花一现” ——浅谈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于中国的影响 四百多年前,明末清初之际,欧洲耶稣会士的足迹开始踏入中国的土地。这些来自遥远欧洲传教士们,顶着宗教改革时期新教给传统教会带来的巨大压力,踏着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成果,带着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来到了这个令他们好奇憧憬的、神秘而文明的古老东方国度。他们持着十字架传教,却没有像他们的同伴在东南亚国家一般在另一只手中握上宝剑。他们以另一种和平的方式,开始了一场的文明之间的空前对话。 之所以称之为“空前”,是因为中西文化的交流虽然可以追溯久远,但在16世纪中叶之前,这种交流始终处于较低的层次之上。它基本停留在人们能够感知的物质层面之上,即使是宗教文化层面的传播——如唐时的景教与元时也里可温教的流传,也一直处于“倏兴亡乎,戛然而止的偶然的不连贯的状态”[1],最后也终随着朝代的沿革变迁而烟消云散无处寻觅。而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则是对过去历史的继承与发展,此次中西文化交流,无论就地域的活动范围,来华传教士的人数极其科学文化素养,还是交流所达到的深度而言,都达到了前所未及的水平。可以说,在这些传教士的引领之下,西方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以一个加速度进入中国”[2]。 这一场文明对话的结果如何,历来史学界众说纷纭。就我认为,这一次的西学东渐,层次深,范围广,规模宏大却影响甚微。这场文明对话,仅仅盛于明末清初之际几十年,而在清王朝之后漫长的历史中,却几乎杳无音迹。因它只是昙花一现,所以过于夸大它的积极意义或消极影响都有失偏颇。它确实对于中国文化的更新起到了一定作用,为明清之际陈腐的社会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但是,却没能给中国社会带来实质性的变革。这些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传入中国的思想文化,也终究没能帮助中国人走出中世纪。它的声音,也直到晚清的枪声炮雨里,才被重新唱响。 西学东渐实质上是一场文化传播,这场传播是以传教士为引导的,以中国士大夫阶层知识分子为主力的。由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最初目的,是在中国传播天主教。在最初登陆中国的时候,他们把自己定位为与僧侣一样的宗教工作者而披上了袈裟。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僧侣在中国的地位并不怎么高,至少不如他们在欧洲的时候一般德高望重受人敬重。而中国人,已经在“天朝上国”的繁荣强大之下受用了几千年,对一切的外来文明都似乎不屑一顾。“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3],而当时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走向空前的强化,正统儒家文化需要对中国社会保持一种极为严格的思想控制。经历数千年的发展,儒家文化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觉不容许任何其他宗教在此完整体系上打开哪怕是一个缺口——这一点从明朝末年对民间宗教的严格控制就可看出。如英 [1] 沈定平著:《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试与会通》,商务印书馆。2007 [2] 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第2卷:七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 何高济等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

论文:利玛窦与中国人的世界观

论文大赛 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专业历史文化遗产方向 年级2014级历史3班 姓名马梦琪 论文题目利玛窦与中国人的世界观 指导教师史经霞职称讲师 2015 年 10 月 28 日 学号:

目录 一、利玛窦为中国人世界观改变所做的努力 (3) 二、中国人的天下观 (4) (一)天下观念形成的原因 (4) (二)天下观念的形成 (4) 三、中国人的世界观 (5) (一)《坤舆万国全图》 (5) (二)究天人之际 (6) (三)世界观改变 (7) 四、利玛窦对中国人世界观的影响 (7) 结语 (7) 参考文献 (8)

标题利玛窦与中国人的世界观 学生姓名马梦琪 学号 20145161329 历史文化学院文化遗产方向专业 指导老师史经霞职称讲师 【摘要】16世纪末17世纪初,明朝末年的中国在社会经济及思想文化等领域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中西交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上,利玛窦是“西学东渐”的先行者。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为了传教担当科学的传播者。传播科学知识、进行文化交流,这只是利玛窦传教的手段,传播福音、弘扬天主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最终以西方的基督教同化和取代中国固有的宗教。但是利玛窦——这位在中国度过了他后半生的耶稣会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之时深深的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因为在近代以前的中外交往中,中国一直奉行“我族中心主义”的“华夷之辨”,形成了深厚的天下观念,自视天朝,自居世界的中心,中国人的世界观是盲目愚昧的。直到晚明,世界意识才在中国人中悄悄觉醒,使中国人明白天下万国林立,而非中国一国独尊,中国并非世界中心。所以利玛窦是中国人望向世界的窗口,开拓眼界的引路人。 【关键词】利玛窦;天下观;世界观;明末时期 【ABSTRACT】The late 16th and early 17th century, Ming dynasty of China in the areas of social economy and culture, profound and complex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ommunication entered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matteoricci was the forerunner of the "introduces". In 1583, Italian jesuitmatteoricci to China, in order to missionary bear science communicators. Spread scientific knowledge, culture communication, this is just a means of matteoricci missionary, spread the Gospel and carry forward the Catholic church is his real purpose, to the western Christian assimilation and, eventually, replace the inherent religion in China. But matteoricci, who spent his life in China, jesuit missionaries in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deeply changed the Chinese view of the world. Because in pre-modern Chinese and foreign exchanges, China has always pursued "I race center doctrine"

利玛窦与记忆法

《西国记法》:一本介绍利玛窦本人如何能有过目不忘的能力的书 利玛窦与记忆法 1600年,徐光启和利玛窦的见面,时节当在春天,尽管双方对会面都有记载,但具体的日期已不可考,见面的情形现在也很难得知。他们见面的地点也有争议,一说在南京的天主教堂,一说在徐光启的老师焦竑家中。根据利玛窦的日记记载,他在南京的时间是在1597年7月到1600年5月之间。根据利玛窦日记整理出来的《利玛窦中国札记》说,这是一次短暂的见面。徐光启主要向利玛窦讨教一些他(从郭居静那里)听说过的基督教教义。双方并没有深谈。 1600年,利玛窦在南京已享大名,高官显贵和名士文人都乐于与他交往。作为一个高鼻深目的蓝眼睛白人,利玛窦当时身着儒服,能够被有名的狂士李贽称作是“第一标致人”,想来是风度颇佳,当然,利玛窦汉语流利,还能用汉字写文章,这一点足已令人称奇;加之高明的社交手段,以及他随身携带的那些引人入胜的、代表着西方工艺水平的钟表和科学仪器,引得许多人登门拜访,想一睹西方的各种玩意为快。这些都对他的知名度有所增益。 利玛窦好学多识、博闻强记,尤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中国的知识阶层表演记忆术,将一张写有数百字的单子看一遍,随即就能复述,居然一字不差,人们纷纷称赞他过目不忘时,他又随意地将这张单子倒背出来,让人瞠目结舌。 这种神乎其神的记忆术并非利玛窦的天赋,其实也是刻苦训练的产物。耶稣会传教士受过严格的教育,对记忆力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利玛窦1552年生于意大利的山城马切拉塔,1571年在罗马成为耶稣会的见习修士,在教会里接受了神学、古典文学和自然科学的广泛训练,又在印度的果阿学会了绘制地图和制造各类科学仪器,尤其是天文仪器。 即使是在受过良好教育的教士阶层里,利玛窦的记忆力也称得上惊人,史景迁认为他大概已经接近当时人类记忆力的极限。在他本人看来,这样的技术应该为传教事业服务:利玛窦希望中国人会对他神奇的记忆力感兴趣,从而跑来跟他探讨宗教问题——因为似乎只有宗教才能产生这样的奇迹。 他的记忆术的确在中国的士大夫中间很受欢迎。利玛窦在南昌传教的时候,江西巡抚陆万垓对利玛窦的记忆术颇有兴趣。两人初次相见就显得十分相洽。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说,利玛窦本来打算跪拜行礼,但巡抚连称免礼,随即道了一番久仰,客气地说道,久闻利玛窦的德行和学识高超,尽管相见之下未及言谈,但已经深信不疑,因为从利玛窦的品貌和风度就可以看出来。

浅论利玛窦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

浅论利玛窦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 摘要:利玛窦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利玛窦;传教士;中西交流;科技与文化;西学东渐 16、17世纪之交,欧洲的一批耶稣会士联翩而至,到中国沿海和腹地开展传教活动,与此同时,他们对西洋的科学、哲学、艺术作了相当广泛的翻译介绍。在这批耶稣会士中,利玛窦的名望最高,影响最大。长期以来,人们对利玛窦等人的在华活动评价不一。赞誉者赋予其“圣洁的布道者”、“西洋文明的伟大传播者”等名号;贬斥者呼之为“西方海盗向东方侵略的先锋军”。本文试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在华事迹,来分析利玛窦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历史贡献和影响。 一、利玛窦生平及其传教的历史背景 16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日益壮大,而伴随着是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如火如荼地展开,这引起了罗马教廷和整个旧教的恐慌。在此关头,以扶助教皇为宗旨的耶稣会成立,起而与新教相抗衡。为了从深得民心的新教那里争取群众,耶稣会十分注意培养博学的牧师,并大力向东方发展,向印度、东南亚、中国等地派遣了大批的传教士。 利玛窦于1552年10月6日出生于意大利的中部城市马塞拉塔(Macerata)城,少年时曾就学于故乡的耶稣会书院,以后进入罗马神学院,1571年加入耶稣会。在研究神学的同时,他还多方请教,相当广泛地涉猎了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1577年,利玛窦被派往东方传教,来到了西班牙里斯本。1578年利玛窦从里斯本出发,9月13日到达印度果阿,继续学习神学,并在果阿和柯枝的寄宿学校教授学生人文科学。1580年利玛窦被授予神职神父,他接到命令前往澳门,开始进入中国的尝试。 当利玛窦进入中国大陆时,正值明代末年。这时的中国属于封建社会的没落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在东南一带已在滋长。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对于西洋文明,尤其是它的自然科学,已有一定的需要。如在天文历法方面,自元代以来沿用三百余年的“大统历”差误颇大,需要重订;又因明朝内忧外患,兵力不足,急需西洋武器以增强武备。在这种东西方的时代大背景下,颇有学术造诣的利玛窦,肩负着罗马教廷向东方实行宗教殖民的使命,开始了在中国的行动。

利玛窦在肇庆的传教经历[1]

利玛窦:用公关手段打开传教局面 胡祥鸿 14世纪以后,资本主义文化在欧洲萌生,并渐次向东方扩展其影响。以基督教传教士为媒介,“西学”——西方近代意识形态、科学知识输入日显停滞、衰落的中华帝国,在沉闷的学术思想界激起阵阵涟漪。由于明朝闭关锁国的政策,之前的传教士都未能进入中国内陆传教,而只能停留在澳门。利玛窦等人费尽心机,采取公关艺术,冲破古老中华文化对于异域、异质文化的排拒阻力,打开了传教局面。 一、教士兼学者 晚明,中国人孤芳自赏时,在欧洲,新文明崛起了。葡萄牙航海家开通了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航道,随后占领了果阿;接着又以帮助明军剿灭海盗和行贿等手段,得到了一块可以落脚的地方——澳门。于是,手擎十字架的传教士接踵而来,多次试图进入中国定居传教。1552年,耶稣会创办人之一的圣方济各由印度卧亚到广东上川,这是西洋教士直接进入中国之始。1583年,耶稣会士利玛窦和罗明坚进入广东肇庆,并在肇庆建立起传教据点。以此为端绪,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法国、瑞士等国传教士竞相来华。其中最为著名者为利玛窦。 460年前,即1552年10月6日,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中部偏东的马尔凯州,取名Matteor,家里经营利氏药房,是当地的名门。母亲是个虔诚的教徒,幼年的利玛窦常跟着诵经,做弥撒。

利玛窦少年时代便立志献身于“上帝的事业”,曾在一所耶稣会开办的中学学习。而他的父亲一直很担心他加入耶稣会。利玛窦16岁来到罗马,于1571年加入耶稣会,1572年在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学习,“第一年学习数学;第二年学习《欧几里德几何学》前四卷约四个月,应用数学一个半月,天文学两个半月,地理学两个月,学年末剩余时间学习《欧几里德几何学》五、六两卷;第三年学习星盘两个月,行星原理四个月,透视学三个月,剩余时间学习钟表的制造和教会历。”得到了著名数学家克拉维乌斯等名师的指教。利玛窦来华后一直与克拉维乌斯保持书信往来,曾赞誉其恩师“是继欧几里德之后最伟大的数学家,欧几里德的真正继承者”。利玛窦不仅广泛地涉猎了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还学会了拉丁文、希腊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因而,在他身上,既有教士的虔诚,又具学者的渊博,而他毕生的事业,也充分体现出他所特有的教士兼学者的性格特点。明朝万历年间,他旅居中国,士大夫们尊称其“泰西儒士”。利玛窦曾在写给耶稣会的报告中解释了他在中国出名的理由:一是因为当地从没有见过外国人;二是他的记忆力非常好,以至于许多中国人都想学习,他也因此用汉语写了一本《西国记法》的书来介绍他的记忆方法;三是他能够运用四书五经来宣讲基督教的教义;四是他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五是传说他会炼金术;六是有人向他求教基督教。另外为了练习用汉语写文章,他写了一部谈论友情的著作《交友论》而意外地获得士人的欣赏。

利玛窦在中国的概况

在近代以前,中国学术思想和外界的大规模接触只有两次,一次是魏晋以来的佛学,一次是明清之际的“天学” 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并且深入宫廷的传教士 他是通晓中西方文化并为之传播的使者在中国生活了28年——游历重要省份、和中国的贵族、高官以及杰出学者友好交往,会说本土的语言,他的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专心攻读过了中国的古代的儒家经典 1582年受教会委托前往中国传教 因为欧洲的葡萄牙人在澳门获得居住权,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们先停留在澳门 1584年利玛窦获准与罗明坚神父入居广东肇庆在肇庆建立了第一个传教驻地,肇庆,广东总督府的所在地。 他们对中国官员自称来自“天竺”,致使中国人以为他们是佛教徒。为什么要自称为僧?关键是他们急于与声名狼藉的葡萄牙商人保持距离,朝廷是姓闭关锁国的政策、同时葡萄牙商人在广东、福建一带表现恶劣,他们害怕传教士会把葡商带入内地, 他们身穿佛教僧侣的服饰,认为这样能够博得人们的好感,而且他们也觉得这与天主教神父的装束相差不大。这也使中国人更加相信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僧人。 以便获得定居内陆的机会 他们在这里所强调的主要有三点:是僧人而不是商人;来自西方而不是澳门;为了与世无争的侍奉上帝而不是给他人增添麻烦 僧人、天竺之说纯属借用,前者为了表达西士的非世俗性后者则为了表明其故里的遥远 对于把守国门、控制人员进出的封疆大吏来说,只有把这些西士当做僧人来看待,才能为他们入华定居找到勉强说得过去的理由。因为僧侣们即使在最保守的闭关锁国的政策下也得以享有进出国门的相对自由,在官员开来,僧人是与世无争的,不会给国家的安全和政治的稳定带来麻烦,反而还会提升社会道德水平 有证据表明,在1595年利玛窦改穿儒服之前,中国官员均认为他们是佛教僧侣,充其量是一个新教派的僧侣 第一座教堂:仙花寺完全按照佛教的风格建造 但是他们的目的,终究是为了传播天主教的教义。西方文明与中国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就是通过科学来沟通,因为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有趣的东西,利玛窦就成了一个文化大使 为了传教,他们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机械钟、地图等并做演示如何运用这些先进仪器。其中还有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眼界大开。 利玛窦开始派发罗明坚撰写的《天主实录》,以中文解释天主教的教义。许多中国人都对这部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是无论如何,无论是“仙花寺”的创立,还是《天主实录》的发行,中国人始终是把它当作佛教流派而已,中国人对于基督教还没有多少实质的认识。

著名来华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

2.1.2著名来华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 1“泰西学士”利玛窦 利玛窦(中文名)(1552年-1610年),意大利著名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在“东学西渐”的历史上,其名字同马可·波罗一样响亮。他30岁时于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传教,直至去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通过“西方僧侣”的身份,“汉语著述”的方式传播天主教教义,并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颇受士大夫的敬重,被尊称为“泰西儒士”。他的著述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1)利玛窦28年的中国行 1582年,利玛窦到达中国的第一个地点——澳门。为什么? 由于明朝的海禁政策,之前的传教士都未能进入中国传教。因为欧洲的葡萄牙人在澳门获得居住权,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们只能停留在澳门。传教士们想通过汉语著述天主教义来吸引中国人,“练习用他们的语言写作,作为一种吸引捕捉他们心灵的手段。”因此传教士常常先在澳门努力学习汉语,再图传教。利玛窦亦是自澳门开始学习汉语的,并对迥异于拼音文字不同的汉字感到很兴奋,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1584年利玛窦与同伴获准入居广东肇庆,身穿佛教僧侣的服饰,对中国官员自称来自“天竺”(今印度和巴基斯坦),致使中国人以为他们是佛教徒。为了传教,他们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眼界大开。利玛窦利用解释各种西方事物的机会,传入的现代数学、几何、世界地图、西洋乐等西方文明,还同时偷偷地介绍了他们的天主教信仰。 除带来了欧洲文艺复兴的成果外,他还系统地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文明非常称赞: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而且他还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只重视道德学科而忽视其他学问,尤其是自然科学。 通过与许多中国上流社会人士的接触,利玛窦发现自己先前的佛教僧侣装扮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受到尊重,社会地位也比较低下。从1594年起,利玛窦开始蓄发留须,并穿起了当时儒士的服装。 穿儒服的利玛窦 同时,还出版《交友论》,分赠当地的达官贵人。《交友论》是利玛窦用中文写作的第一部著作,收入了古罗马西塞罗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大师爱拉斯谟(Erasmus,1469-1536)等人友谊的格言上百则。也有利玛窦根据他对中国人的思想了解而编写的。 并开始撰写《天主实义》,采用“合儒超儒”的传教策略,选择适合中国人伦理观的西方伟人语录加以刊行,对基督教义进行儒化,使其更易于为中国人所信服和接受。他放弃建造教堂,公开传教的方法,进一步用中国自古就有的“上帝”偷换“天主”概念,把基督教的“原罪说”与儒学的“性善说”相对应等。 1596年9月22日利玛窦在这里成功的预测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为了一

明清之际儒耶对话模式探析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人文教育 明清之际儒耶两种对话模式探析—以利玛窦、龙华民的传教 模式为例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背景: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交通、通讯水平不断提高,科技技术越来越进步,人们的交往沟通也更加方便频繁,但是在当今世界上,国家之间的冲突仍然不断,甚至爆发了局部战争。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市由于文化的冲突。异质的文化之间缺乏起码的了解和尊重,一些人用粗暴的方式推行自己的文化霸权,剥夺别人的话语权,这必然引起对方的强烈反弹、对抗和冲突。 当前,我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的传统文化一直面临着与外来异质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我国现代文化的建设与现代化进程应该是同步的,二者相辅相成。因此,要把握我们文化的趋向,一方面需要积极融入到全球化的洪流之中,充分参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另一方面还要把握当前时代的需要、中国实际的具体需要,根据这种需要中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化。 意义:本文主要以探析儒耶之间的文化交流模式,从而了解异质文化交流背后的冲突,这将对我们今后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文化交流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化的走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在文化或宗教上我们应该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实现全球文化和谐发展。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研究的基本内容: 一、利玛窦传教模式 ①利玛窦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认识 ②根据利玛窦的了解以及总结前人的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与儒教文化对话的模式 ③利玛窦适应性对话模式的表现,主要包括“合儒”和“补儒”两个方面 ④利玛窦适应中国文化模式下的儒耶对话产生的结果 ⑤利玛窦的对话模式的实质。

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形象概况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a114259131.html, 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形象概况 作者:曾雪馨 来源:《北方文学》2018年第15期 一、引言 中国形象研究是近年来国内形象学研究的热点,其内容主要是研究不同时代、不同国别、不同文本中的中国形象(伍依兰,2009),对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形象演变研究便是其中一个重要分支。西方世界对古老神秘的中国一直有种探究心理,而中国形象也不断在其探究过程中形成且不断重塑。本篇论文试图通过对13世纪至18世纪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进行梳理,考察中国形象在西方视野的演变历程,从而了解西方在其自身历史积淀中形成的中国形象。 二、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形象的演变 中国封建王朝统治时期,我们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以“天朝上国”自居,不将其他国家的文化放在眼里;而在近代社会,我们被迫打开国门,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处于一种仰视西方的弱势地位(邹雅艳,2011)。因此,研究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对于正视自身文化、重构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与观念都有着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形象的上升阶段 13世纪至18世纪中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一直在不断发展变化,但从整体来说,中国形象一直是正面、处于上升阶段。 13世纪蒙古帝国不断向西扩展自己的版图,使得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 重新得以沟通和交流。在此期间,圣方济各会修士柏郎嘉宾在出使蒙古后写成了《柏郎嘉宾蒙古行纪》,此书重点描述了蒙古帝国的风土人情及其扩张史,第一次将中国形象呈现在西方的视野中。《马可波罗行纪》是第一次较为全面地将中国介绍给西方世界的文献,共有四卷。在第四卷的229章中,有大量对神秘的东方世界的描述,向欧洲国家塑造了一个国土富饶辽阔、经济贸易极为繁荣、极尽奢华的中国古代帝国形象(Yule,Henry,1921)。 15世纪地理大发现时期著名航海家哥伦布便是《马可波罗行纪》的狂热者,也正是此书 激起了他的探险旅程,间接促成了“新航路”的开辟(虽然哥伦布当时到达并不是“东方”)。此外,一些欧洲国家的传教士在其传教的过程中也留下了许多的文本印记,将中国形象带回欧洲。如葡萄牙加斯帕·达·克路士便是当时中国传教士中颇负盛名的一位,他所写的《中国志》是在欧洲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专门记述中国当时社会生活的著作。在书中,他对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大家赞扬,认为中国政体和政府优越,财富和财物丰足。此时,中国神秘的面纱被渐渐揭开,不再单纯作为物质财富的象征,增添了一些“富有智慧”的文化色彩。

利玛窦对中国文化理解的独到与不足

利玛窦对中国整体认识的独到与不足 摘要: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于明朝万历年间来华传教,此后在中国生活了28年直至逝世。他在开展传教工作的同时,也考察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体情况,涉及到政治、地缘、文化、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对当时中国在这些方面的特点,利玛窦形成了自己的认识并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本文在总结前人文献的基础上,对利玛窦的这些看法进行探讨,分析了其独到之处与不足之处,并重点针对其中的不足之处就政治制度、自然科学、宗教文化三个方面进行了例证分析。 关键词:利玛窦中国形象中西交流 1 问题提出 14世纪基督教耶稣会在西方兴起,后逐渐扩大其宗教范围,广泛传播其上帝信仰。在我国明代末期的万历、天启和崇祯年间,一大批耶稣会士来华,到中国沿海和内地进行传教活动。在这批耶稣会士中,以利玛窦影响最大[1]。传播基督教义的同时,利玛窦也对西方在科学、哲学、艺术等方面的成就做了相当广泛的翻译和介绍工作,为中西方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利玛窦也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的整体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理解。 利玛窦在1582年首先到达澳门,并进行了对中文的学习,掌握了一定的语言基础。后辗转肇庆、韶州等地,并在1595年到达南京,在这里传教的过程中,他受到一些王室成员与政府官员的热情接纳,并同时被意大利籍传教士范礼安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全权管理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他在1601年达到北京觐见明神宗万历皇帝,并得到皇帝信任,被允许在此常住,直至1610年逝世。大体来说,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28年。在这期间,他开展了相当活跃的传教活动,而且成果颇丰,使得当时许多人皈依天主教门,其中不乏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样的当朝大臣。他对西方文明在中国的传入,也涉及到各个方面,他带来的西洋物品,如地图、星盘、三棱镜等,以及翻译的一些西洋著作,如《几何原本》、《万国图志》等,都引起当时中国人的很大兴趣[2]。此外,他在中国生活多年,学习汉语,研读并翻译中国典籍,而且在被允许的地方四处游历,也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体状况产生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理解,其中涉及到政治、宗教、文化等的方方面面,集中记录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虽然利玛窦这本书的初衷并不在于说明自己对中国整体的感悟理解,而是为了向欧洲人介绍有关中国的真实情况以及他本人在中国的传教经历,并使得其他的天主教众和传教士等从中获得教益[3],但不可否认的是,利玛窦在书中关于中国社会的叙述以及他对此提出的一些看法,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视野中的中国形象。 那么,利玛窦对中国整体形成的认识和看法到底是怎样的?或说,他的这些看法是否是全面的、中肯的、系统的?本文主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在阅读并总结前人文献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对这个问题不同的看法,以期对利玛窦本人及他对中国整体情况的理解,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2 文献分析 纵观《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描写和叙述,这些内容或褒或贬,详尽可读,而之后学者们对利玛窦看法的研究,也主要采取认同的观点,认为利玛窦对中国情况的看法褒贬有据,鞭辟入里,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景象与风貌。 2.1 中国的优越性

论利玛窦能在中国顺利传教的主观原因

论利玛窦能在中国顺利传教的主观原因 【内容摘要】明末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到达中国后,面对明朝对西方殖民者存在着戒备心理,一直采取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耶稣会士很难进入内地进行传播天主教活动的困境,采取了种种本土化的传播方式,从而开辟了在华传播宗教的新局面。所以能够获得成功,除了当时中国社会状况允许之外,利玛窦的个人素质及其采取的适应性传教方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字】利玛窦;僧服;儒服;适应性传教方式 利玛窦,一位来自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漂洋过海,于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只为实施其基督教远征中国的巨大计划。由于明朝对西方殖民者存在着戒备心理,一直采取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耶稣会士很难进入内地进行传播天主教活动。利玛窦采取了种种本土化的传播方式,成功地在中国站住了脚跟。所以能够获得成功,除了当时中国社会状况允许之外,利玛窦的个人素质及其采取的适应性传教方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本文将以利玛窦在中国顺利传教的主观原因为主进行探究。 一、利玛窦的个人素质为其成功奠定了基础 1、利玛窦满怀天主教的热忱,勇于开拓国外传教事业 依纳爵·罗耀拉于1534年创建的耶稣会,具有“注重心灵道德的修养、提倡知识教育及勇于开拓国外传教事业”的三个基本特征。耶稣会还推崇“精神锻炼”①——“省察、默想、默观、口祷、心祷”,以及“谁想整顿自己的灵魂,驱除偏情,觉得天主的圣意,从而调整自己的生活,救得个人的灵魂”②。可见,“精神锻炼”的目的在于认识自我、克制自我,从而进化自我的心灵,提高道德修养。利玛窦之所以能满怀宗教的热忱,熬过长达两三年的航程,到完全陌生的中国传教,正是这种精神锻炼的结果。 2、利玛窦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 1552年,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安柯那省一个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气息的马塞拉塔城市。1568年,他进入罗马大学法学院学习,结识了一些耶稣会神父,并积极参加了耶稣会所属圣母会的活动。1571年,他成为一名皈依天主教的耶稣会修士。在罗马近十年,利玛窦积累了渊博的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知识,并且与教会上层人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坚持进行“精神锻炼”,这成为后来陪伴他一生并使之坚定信念、克服苦难的精神力量。在罗马就读期间,他还研制出一种记忆法。这种记忆方法为他在中国传教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由于他记忆力惊人,所以为皓首穷经谋取一半官职的中国读书人所神往。江西巡抚万垓允诺,只要利玛窦将其记忆方法用中文写出来,就可以在此定居。后来利玛窦用中文写出了《西国记法》,这是一本介绍利玛窦本人如何能有过目不忘的能力的书。 在罗马期间,“他还师从于德国著名数学家克拉维拉斯学习数学,四年中精通包括欧几里得几何学、行星理论学、基督教教历在内的计算理论,运用仪器观察行星和地理测绘的实用技术,以及制作星盘、钟表等技术。”③总而言之,利玛窦有着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这为其后来在中国传教并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 3、利玛窦深受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有一种潜意识的“平等思想” 利玛窦虽然生于早期殖民主义时代,但并没有沾染上“白人之上”主义的恶习。他在印度果阿进修神学期间,就对那里的教会歧视当地修士的做法表示愤懑。如耶稣会总会明令禁 ①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宗教改革》[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第672页 ②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第13页 ③赵书研:《试析利玛窦的适应性传教方式成功的原因》[N],《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第三期

利玛窦----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

利玛窦----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利玛窦——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 利玛窦,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利玛窦当时颇受中国士大夫的敬重,被尊称为“泰西儒士” 利玛窦是一位虔诚的耶稣会传教士,同时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在华传教期间,利玛窦先后编写和翻译各种著作十九种,如《天主实义》、《几何原本》、《交友论》等,给中国带来崭新的西方文明,由此而出现的“西学东渐”促进了明朝末年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为中国近代思想的演进揭开新的一页。利玛窦在译介西方科学著作、阐释天主教教义的同时,还充当了将中国古老文化传往欧洲的使者。他所开创的“儒学西渐”对欧洲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为日后西方大量吸收中国文化奠定基础。 利玛窦等传教士的东来,是在欧洲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以及西葡等早期殖民国家进行海外扩张的背景下发生的,派遣他们的欧洲国家和罗马教廷把他们当作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工具。利玛窦作为“耶稣的勇兵”所进行的“精神战争”与近代欧洲殖民者继“坚船利炮”之后所进行的“文化侵略”是截然不同的。利玛窦的传教活动起到了沟通中西文化的作用,为近代开始的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将利玛窦与13世纪来华的马可波罗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 文化交流的开拓者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利玛窦是一个重要的开拓者。一、传播天主教的宗教著作——《天主实义》 是利玛窦撰写时间最长、最为重要的宣扬天主教教义的著作。《天主实义》是一部典型的宣教著作,尤其是针对一般民众的宣扬教义的著作,它对儒家思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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