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来华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

2.1.2著名来华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

1“泰西学士”利玛窦

利玛窦（中文名）（1552年-1610年），意大利著名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在“东学西渐”的历史上，其名字同马可·波罗一样响亮。他30岁时于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传教，直至去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通过“西方僧侣”的身份，“汉语著述”的方式传播天主教教义，并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颇受士大夫的敬重，被尊称为“泰西儒士”。他的著述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1）利玛窦28年的中国行

1582年，利玛窦到达中国的第一个地点——澳门。为什么？

由于明朝的海禁政策，之前的传教士都未能进入中国传教。因为欧洲的葡萄牙人在澳门获得居住权，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们只能停留在澳门。传教士们想通过汉语著述天主教义来吸引中国人，“练习用他们的语言写作，作为一种吸引捕捉他们心灵的手段。”因此传教士常常先在澳门努力学习汉语，再图传教。利玛窦亦是自澳门开始学习汉语的，并对迥异于拼音文字不同的汉字感到很兴奋，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1584年利玛窦与同伴获准入居广东肇庆，身穿佛教僧侣的服饰，对中国官员自称来自“天竺”（今印度和巴基斯坦），致使中国人以为他们是佛教徒。为了传教，他们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眼界大开。利玛窦利用解释各种西方事物的机会，传入的现代数学、几何、世界地图、西洋乐等西方文明，还同时偷偷地介绍了他们的天主教信仰。

除带来了欧洲文艺复兴的成果外，他还系统地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文明非常称赞：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而且他还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只重视道德学科而忽视其他学问，尤其是自然科学。

通过与许多中国上流社会人士的接触，利玛窦发现自己先前的佛教僧侣装扮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受到尊重，社会地位也比较低下。从1594年起，利玛窦开始蓄发留须，并穿起了当时儒士的服装。

穿儒服的利玛窦

同时，还出版《交友论》，分赠当地的达官贵人。《交友论》是利玛窦用中文写作的第一部著作，收入了古罗马西塞罗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大师爱拉斯谟(Erasmus,1469-1536)等人友谊的格言上百则。也有利玛窦根据他对中国人的思想了解而编写的。

并开始撰写《天主实义》，采用“合儒超儒”的传教策略，选择适合中国人伦理观的西方伟人语录加以刊行，对基督教义进行儒化，使其更易于为中国人所信服和接受。他放弃建造教堂，公开传教的方法，进一步用中国自古就有的“上帝”偷换“天主”概念，把基督教的“原罪说”与儒学的“性善说”相对应等。

1596年9月22日利玛窦在这里成功的预测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为了一

个有名的人物。期间结交了许多儒士权贵。

1598年，利玛窦首次进京，但是由于当时正值日本侵犯朝鲜的战争，整个京城戒备森严，利玛窦无法在北京久留，只得返回南京。虽然未能见到皇帝，但利玛窦首次北京之行收获颇丰。他首先证明了《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契丹就是中国，而国都“汗八里”即是北京。

在旅程中，利玛窦还编修了第一本中西文字典《平常问答词意》，首次尝试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此外，他还完成了对《四书》的翻译和注释工作，这对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601年，利玛窦再入北京，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贡品共16件，万历皇帝对这些贡品颇感兴趣。正是这些“欧洲方物”打开了利玛窦进入宫廷的大门，万历皇帝也因此对他赏识有加，允许其留居北京，深得信任。

利玛窦在北京以丰富东西学识，结交中国的士大夫。常与宾客谈论天主、灵魂、天堂、地狱，同时编撰适合传教的新书。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这当中最著名的，也是后来对利玛窦传教事业帮助最大的，当属“圣教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

1607 年，利玛窦与徐光启（明代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合作，出版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前六回的译本，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原有的数学学习和研究的习惯，改变了中国数学发展的方向，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西方的科学技术伴随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的文化也由传教士们带到西方。1608 年，利玛窦开始编纂他的历史著作《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汉译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该书1615年在欧洲出版，并有法、德、西、意、英等多种译本流行，是《马可·波罗游记》之后又一部介绍中国的名著。

1610年利玛窦因病卒于北京，终年59岁。按照当时惯例，西方传教士死后本应移葬澳门，但在内阁首辅叶向高等人的斡旋下，万历皇帝破例准许利玛窦葬于北京西郊的藤公栅栏，使其成为首位葬于北京的西方传教士。藉此来认可教会和天主教在中国的合法存在。

3. 利玛窦的著作

3.1宗教著述

《天主实录》：原是耶稣会士罗明坚用拉丁文所著，利玛窦用汉字编撰的基督教神学著作。后来被乾隆皇帝收录在四库全书中，并有蒙、满、朝鲜、越南及日文译本。

《交友论》：是利玛窦第一次用汉语写就的著述，收录的主要是西人论友谊的格言。

《二十五言》：关于天主教道德信念准则和修养的书。

《畸人十篇》：由徐光启笔录，共十篇。记录利玛窦同十位中国士大夫的对话集，论述了天主教信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是天主教护教文献。

《辩学遗牍》：1635年出版，收录了利玛窦以天主教观点与明末净土宗袾宏和其门生虞淳熙的佛教观点交流的信件。

3.2 西学东传

《坤舆万国全图》：世界地图。

《平常问答词意》、《西字奇迹》：始创有系统的拉丁字母汉语拼音方案。

《几何原本》：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前六卷。

《同文算指》：介绍欧洲算术，根据克拉乌维斯所著的《实用算术概论》译成。

《圜容较义》：数学著作，李之藻笔录。

《测量法义》：关于应用几何、测量，由徐光启笔录，附《勾股义》。

《浑盖通宪图说》：天文学知识，李之藻笔录。

《西国记法》：速记宝典，一本介绍利玛窦本人如何能有过目不忘的能力的书。

3.3 东学西传

《四书》的翻译和注释，西译的中国典籍的源头。1626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将“五经”译成拉丁文。

《利玛窦书信记》：1599年编著。本书收集利玛窦致友人的57封书信，详细叙述了利玛窦的生活历程，是一部研究利玛窦的重要参考资料。

《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又《利玛窦中国札记》1615年出版：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根据其日记整理翻译为拉丁文，把中国比较全面也比较真实地介绍给欧洲。

4.对利玛窦的赞誉

南宋官员、学者王应麟所撰《利子碑记》上说：“万历庚辰有泰西儒士利玛窦，号西泰，友辈数人，航海九万里，观光中国。”

在中国美国《生活》杂志亦将利玛窦评为公元第二个千年内（1000～1999年）最有影响力的百名人物中的一员。

日本作者平川佑弘在其《利玛窦传》一书称赞利玛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诸种学艺和中国四书五经等古典学问于一身的巨人”。他还将利玛窦看做地球上出现的第一位“世界公民”（homo universale）。

2.1.2.2汤若望

汤若望（1592年~1666年），德国人，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是继利玛窦来华之后最重要的耶稣会士之一。

1.1 明末时期

1622年夏天，汤若望取汉名、换儒服，抵达中国。入京后，仿效当年的利玛窦，将他从欧洲带来的数理天算书籍列好目录，呈送朝廷。以他的数理天文学知识得到朝廷官员们的赏识。不久，就成功地预测了1623年和1624年出现的两次月食。

1630(崇祯三年)，由礼部尚书徐光启疏荐，回京供职于钦天监，译著历书，推步天文，制作仪器。同时，利用向太监讲解天文的机会，在宫中传播天主教。

又受明廷之命以西法督造战炮，并口述有关大炮冶铸、制造、保管、运输、演放以及火药配制、炮弹制造等原理和技术。（因明朝有北方满族之患）完成一部关于火攻知识的权威著作——《火攻挈要》

1638年，为谋取天主教在各省的合法地位，奏请崇祯赐“钦褒天学”四字，制匾分送各地天主堂悬挂。

汤若望为明朝造炮、翻译矿冶新书，虽然没有挽回明朝覆灭的命运，但却给天主教争取了在中国的荣誉。汤若望常入宫中举行弥撒，发展了皇族、宗室奉教

者百余人。

1.2 清朝时期

1644年，明亡清兴，汤若望处世不惊，留守北京、守护圣器圣物及天文仪器和历书刻板，并冒死自荐，以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清廷的保护，得以取得新统治者（摄政王多尔衮）的信任和重用，受命继续修正历法。他用西法修订的历书（就是《崇祯历书》的删节版）被清廷定名《时宪历》，颁行天下。

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洋监正，开创了清朝任用耶稣会传教士掌管钦天监的将近二百年之久的传统。

汤若望对顺治帝有颇多照顾和帮助，顺治帝也非常钦佩汤若望的道德与学问，与之保持很好的关系，尊称其为“玛法”（在满语里是爷爷、祖父的意思）。据说在传位康熙的决定上，汤若望也有功劳。

汤若望在顺治年间所受的恩宠与隆遇使得天主教当时在中国的传播较为顺利。随着传教士人数的增加，活动范围的扩大、信徒在不断发展。在汤若望时代，教堂在中国已有30多处，据德礼贤先生统计1650年信徒人数就已达到150，000人。

顺治皇帝的去世，使汤若望失去了宫廷保护人，他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因为，虽然关外满族的爱新觉罗氏家族直入北京，统一中国，但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儒家思想仍然是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孟之道根深叶茂，对西教的迅速发展是怀有提防和排斥之心的。

1664（康熙三年），杨光先等人，指斥天主教是邪教，传教士所著《天学传概》是妖书，反对天主教，上疏汤若望等传教士有罪三条：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要求依律将汤若望正法。清廷用将近一年的时间审理此案，最后作出了禁止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决定。并拘审捕外省传教士30余人解京。判汤若望绞刑。由于当时北京接连五天发生地震，加之“太皇太后(顺治母后)力主开释”，汤若望才免于一死。这就是康熙初年发生的有名的“教案”。

1666年(康熙五年)汤若望病逝，享年75岁。1669(康熙八年)汤若望得到彻底昭雪，恢复“通玄教师”之名，赐地重葬汤若望于利玛窦墓旁。

这场以“历法之争”为名、实则为两种不同文化较量的历案，以当时汤若望们的失败与牺牲而结束。

汤若望的成就

（1）天文历法

《远镜说》1629年刊印，是汤若望在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的帮助下、用中文写了一本介绍伽利略望远镜的科技书籍，第一个将欧洲的最新发明介绍给中国，在以后的历法改革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成为传播光学和望远镜制造技术的奠基性著作，对后世有重要影响。

《崇祯历书》1634，汤若望协助徐光启、李天经编成一百三十七卷。为改革历法而编的一部丛书。它从多方面引进了欧洲的古典天文学知识，标志着中国天文学从此纳入世界天文学发展的共同轨道在中国历法发展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进步。后在清朝初期，删编为一百零三卷，名《西洋新法历书》，直以今天也是中国编制农历的基础。

（2）冶金

《坤舆格致》约1643，汤若望同中国学者合作翻译出了16世纪欧洲开采、

冶金技术的巨著《矿冶全书》，中译本定名为《坤舆格致》。

（3）火器

《火攻挈要》二卷（1643年）和《火攻挈要》一卷（1643年），汤若望著，由焦勗整理，成为当时介绍西洋火枪技术的权威著作。

（4）宗教著述

《进呈书像》、《主教缘起》、《主制群徵》、《真福训诠》、《崇一堂日记随笔》、《哀矜行诠》、《灵魂道体说》以及《圣母堂记》等。其中《主制群徵》与《主教缘起》最为有名。

汤若望继承了利玛窦通过科学传教的策略，在明清朝廷历法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多有贡献，中国今天的农历是汤若望在明朝前沿用的农历基础上加以修改而成的“现代农历”。他还著有《主制群徵》、《主教缘起》等宗教著述。他以孜孜不倦的努力，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上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以虔诚的信仰，渊博的知识，出众的才能，奠定了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2.1.2.3南怀仁

南怀仁（1623年~1688年），比利时传教士，跟利玛窦、汤若望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对科学有很深造诣，对传教事业有高度热情，以及其他操守方面的优良品德），是清初最有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来华28年，是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精通天文历法、擅长铸炮。去世之后，康熙皇帝赐谥号“勤敏”。

南怀仁1658年来华，1660年被调往北京帮助年事已高的汤若望神父从事历算工作。1664年发生康熙初年的教案，汤若望和其他传教士甚至并整个天主教受到迫害。时汤若望因身患瘫痪，已无力为自己申辩。南怀仁寸步不离，不辞艰险为这位难友在森严的大堂上代为辩护。

教案后，钦天监复用旧历，但行之数年，误差日大。康熙七年（1668）十一月，特派员察勘两造实际观测，证明新法优于旧法。1669年清帝降旨开释南怀仁等，并令南怀仁任钦天监一职。但汤若望已于三年前（1666年）去世，其他传教士仍流放在广东。康熙九年（1670）复行时宪历。经过这场斗争，新法终于战胜旧法。

南怀仁的成就：

（1）天文历法方面

南怀仁撰《历法不得已辨》、《妄推吉凶之辨》、《妄占辨》和《妄择辨》等著述，驳斥杨光先、吴明炫在历法推算方面的错误。

改造观象台，重造适用于西洋新法的天文仪器，伟大的发明之一就是天象仪。

《赤道南北两总星图》（1672）、《简平规总星图》（1674）和《新制灵台仪象志》（1674）

最早描述天文观测的著作《测验纪略》（1669），约1671年出版了拉丁文本。

南怀仁最著名的西文著作是《欧洲天文学》1687年以拉丁文在欧洲出版。内容几乎涵盖了当时在中国介绍的西方所有科技知识。书中反复强调，在各个领

域应用欧洲科学所取得成就，是整个传教团在中国赖以生存的基础。

（2）地理学

南怀仁的《坤舆图说》1674年、《坤舆格致略说》1676在北京刊行，包括：自然地理常识、人文地理方面、关于五大洲的记述。

（3）铸炮

清代，由于平叛战争、抵抗外敌侵略和统一中国的需要，康熙年间曾大量制造火炮。南怀仁则对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把汤若望所铸火炮修复，并制造了多种火炮，至今犹存。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就藏有一门武成永固大将军炮。

（4）宗教著述

南怀仁如同来华的其他传教士一样，是一位矢志不渝、忠诚坚定的耶稣会士。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同时，从未忘却来华传教的志向和职责。

《教要序论》、《善亚报略论》、《告解原义》、《圣体答疑》、《道学家传》、《天主教丧礼问答》、《圣教日课》。

南怀仁为大清王朝服务涉及了众多领域，除上述介绍的之外，他还是康熙皇帝的科学老师，他曾经在长达五个月的一段时间里，从早到晚给皇帝讲授几何学和天文学，还将《几何原本》译成满文，陪同皇帝出巡，沿途为皇帝观天测地。康熙皇帝后来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对欧洲传教士的宽容态度，应该说都与南怀仁不无关系。

1688年，南怀仁病逝并安葬于北京。

在华二十八年。南怀仁“勤勉竭力，不辞劳瘁”，为信仰奉献了一生，客观上为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去世之后，康熙皇帝为他举行隆重葬礼，并赐谥号“勤敏”。（明清之际唯一一位身后得到谥号的传教士）康熙皇帝所赐“勤敏”二字，恰好是对南怀仁在钦天监供职期间勤勉、聪敏的恰当评价。

广东省揭阳市2018年高三高考第一次模拟考试文综历史试题

揭阳市2018年高中毕业班高考第一次模拟考试 文科综合 第Ⅰ卷（选择题共140分） 本卷共35小题，每小题4分，共140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24．顾炎武认为“盖自汉以下之人，莫不谓秦以孤立而亡……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柳宗元强调“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 此其所以为得也”。从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A．都认为分封制优于郡县制B．都认为郡县制优于分封制 C．都强调圣人在制度构建中的智慧D．制度的更替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25．宋代以前，历朝监察制度都是谏官对君主言谏，御史对百官纠弹。唐代谏官分属中书、门下两省管理，宋代则谏院独立，谏官言谏失误，不加谴责，谏官言谏对象扩大到宰相等百官。 这一变化 A．加强谏官对皇权和相权独立监察的权力B．加强了君主对百官的控制 C．提高了各级政府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积极性D．有效的清除官僚系统的腐败 26．有历史学家提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始于明朝中后期。下面历史现象可以作为这个结论的依据的是 A．一条鞭法实施后，白银货币普遍流通 B．万历年间，苏州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现象 C．1567年，明朝政府允许民间从事海外贸易 D．“商帮”的出现和长途贩运贸易发达 27．义理之学和考据之学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诠释与流布的两种主要方式。义理之学注重从思想理论角度阐发儒学。考据之学是对传世古文献的整理、考订与研究。乾隆嘉庆年间考据学盛极一时，嘉庆道光之际，义理之学崛起。影响这一学风变化的是 A．清朝思想控制逐渐放松B．清朝社会危机日趋严峻 C．西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D．清朝洋务运动的开展 28．甲午战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美国传教士李佳白等人，纷纷向清政府上书，希望清政府聘请外国人为顾问，“亟行变通改革”，实行“新政”。这种现象反映 A．传教士关心中国政治B．维新变法成了时代主流 C．列强干涉中国内政D．英美意图夺取对清政府的控制权 29．清朝末年北京出现“近支排宗室（皇族近支），宗室排满，满排汉”的民谣，反映了当时A．清政府已经众叛亲离B．民族矛盾成了主要矛盾 C．清政府政治集权不断加强D．满汉官僚间矛盾尖锐 30．20世纪的二十、三十年代是中国文化人较为普遍地回归民族传统的时段，国学复兴运动兴起。“中医”改称“国医”，京剧改称“国剧”，“武艺”改称为“国术”等等，就在这个时期。与这一现象出现无关的是 A．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兴起B．对新文化运动的反省 C．日本侵略加剧，民族危机加深D．“一战”后对西方文化的反思 31．1956年中共“八大”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中央作出这个新的论断是基于 A．新中国政权的巩固B．土地改革的全面完成 C．“一五”计划的顺利开展D．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利玛窦传(古文版)

《利玛传》 利玛窦者，西域高僧也，别号西泰。与其弟僧天佑重九译而至粤之端州，寓古刹中，采石陶砖建巨塔焉，其色尚白，颜曰?银海世界?。岁己丑，予与浙东陈海楼公同守韶阳。以职事赴端，谒制府刘公，维舟塔下。议翌日取道三水，查盤连阳诸州，因有游七星岩之约。是夕宿舟中，步王龟龄韵，口占云：?白塔何僧舍，清灯此夜舟。遥从三水去，少为七星留。?诘旦，利僧登舟献茶，询之，知为欧罗巴国人也。其貌则突颡深目，苍颜紫髯，觉有异焉者。其茶则清香满室，啜之两腋风生也。见予案头诗，因以请，遂命吏录以遗之。 越两月，连阳事竣，复诣端境，盖以制府檄余谈兵务也。会间密语，曰：?近惠潮道报称，合浦大盗陈某者，连年勾引琉球诸国，劫掠禁地，杀人於货，大为边患。又香山澳旧为诸番朝贡舣舟之所，迩来法制渐弛，闻诸夷不奉正朔者，亦遄遄假朝贡为名，贸迁其间，包藏祸心，渐不可长。本院欲肃将天威，提楼舡之师，首平大盗，旋日一鼓歼之。第闻海南欧罗巴国，有二僧潛住我境，密尔军门，倘一泄漏，事体未便。该厅当以本院指召而谕之：‘韶州有南华寺，为六祖说法之所，中有曹溪，水味甚甘，与西天无异，曷徃居之？是一花五叶之后，又德积馀芳也。’即彼当年有建塔之费，本院当倍偿之。?余?唯唯?。出。是日诏僧，语之故，余尚未启口，辄曰：?大夫所谕，得非军门欲搜香山澳乎？此不预吾事，吾何敢泄。第皇明御世，如天覆地载，异域远

人，招之尚恐其不来，今欲逐之，则越裳白雉，不当献周庭矣。?余曰：?汝何以知之？豈军门将吏有私於汝者乎！?曰：?小僧舫海越都，走数萬里，豈人间念头尚不能前知乎？但欲我移居南华固所愿也。?及语以建塔偿金，乃曰：?军门用兵，无非欲加官荫子耳。和尚视中国四夷如一人，即此幻身究亦成空耳，须金何为？但人命至重，一观兵不无波及，大人若承望风，旨而行之，恐有鬼神司祸福者。?予闻其言，大骇。次早谒军门密请曰：?臺下曾以兵事询将吏乎？?曰：?此事甚大，即府道亦未及询，直以该厅慎密，故厚讬之。?云云。是日，二僧亦赴军门叩辞，且治装行，塔中物一无所取，僅图书数匣，出之几上，方移人舟中。军门令人觇之，始知其所携者，皆《六经》《语》《孟》及《性鉴》《史记》诸书，而他不与也。益深喜，复遣篙师送之，而二僧竟辞不受。盖自是即入南华矣。 居数日，予有香山之行，声言查盤军饷，实是则物色澳夷也。香山尹徐君迎而问曰：?大人此行，豈军门令观兵乎？?余曰：?惟查饷耳。?徐曰：?饷以饷兵，而特委大人，固知军门指矣。?次日，余偕徐尹，亲诣澳中，则见诸番皆鸟言卉服。即所称操萬赀者，多文身断髪，绝无他技。询之皆中国之人，勾引而来，利其所有耳。徐尹曰：?职矢以百口，保其无他，且军门军饷，取给广州者，每岁不下三十馀萬，皆自榷税中来也。倘必欲加兵诸夷，必疑畏而不至，则此饷何从取足？又朝贡诸番，假令藉口而绝中国，九重之上，将有辞於此举矣。窃以为寝之便。?余於是

传教士汉语学习情况分析——以利玛窦为角度

传教士汉语学习情况分析——以利玛窦为角度-企业管理论 文 传教士汉语学习情况分析——以利玛窦为角度 王远方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新航路的开辟为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提供了方便。传教士来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快速融入中国社会，这是他们能够在华顺利传教的基础，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汉语的学习。对于传教士来讲，汉语学习存在着很大困难。一方面，汉语在语音、语法等方面与英语存在着明显差异；另一方面，传教士最初缺乏能够听懂外语的汉语老师，只能采用自学等方式艰难地进行汉语学习。利玛窦是传教士汉语学习方面的典型代表，“记忆之宫”的方法在汉语学习方面的应用使得他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可喜的成就。然而，这一方法却始终未能得到当时中国士人的学习与实践。 关键词：传教士；汉语学习；“记忆之宫”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5）02-0262-02 一、传教士与汉语学习 从16世纪开始，大量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进行传教。对于这些初入中国的传教士来说，他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语言问题。语言是手段，传教才是目的。《利玛窦神父传》中曾提及：“在世上任何一个国家传道若要富于成果，首要的条件是：熟悉新登上的这块土地的文明及其表达的各种语言。”另外，在当时的传教士看来，学好汉语也可以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并且吸引周围中国人的注意。但

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传教士学习汉语存在着巨大的困难。首先，传教士很难找到可以听懂外语的汉语老师，罗明坚指出：“起初为找一位能教我中国官话的老师非常困难，但我为传教非学官话不可；可是老师如只会中国官话，而不会讲我们的话也是枉然，因为我听不懂啊！因此后来找到一位老师，只能借图画学习中国语言了。”但是为了传教事业的正常进行，传教士毅然坚持着汉语的学习，以至于出现了像罗明坚、利玛窦、金尼阁、马约瑟等多位精通汉语的传教士。 对于刚刚接触到汉语的传教士来讲，学习汉语主要存在语音、语法、字词等方面的困难。语音方面，汉语声调多，且声调与意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传教士本身使用的是表音文字，而汉字属于表意文字。所以，掌握汉语复杂的语音情况成为传教士需要面对的问题。语法方面，汉语并不依靠性、数、格的变化表示单复数、时态等，这为传教士理解并使用汉语造成了障碍。字词方面，汉语字词数量庞大。“中国人有六万多个方块字，但却无法完全表达人们用欧洲语言所表达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利玛窦将“记忆之宫”引入到汉语学习过程中，促进了自身的汉语学习。 圣方济各·沙勿略较早认识到学习汉语是传教的方法和手段。“来远东传教的人士，应当具备的特长，除了富有经验，不怕辛苦之外，应当是有学识的人，善于讲道，能够用日本话或者中国话回答教外人和僧侣的许多质询。”虽然沙勿略满腔热情尝试进入中国传教遭遇失败，但他这种认识为之后传教士制定正确策略来进行汉语学习奠定了基础。 将沙勿略的建议付诸实施的是范礼安。在他看来，传教士首先应该做好的就是掌握中文。为此，他指示今后的传教士必须以先学华语为要旨。罗明坚是落实范礼安指示的第一人。他长期的不懈学习并加之自身的天赋使他在汉语学习方面取

晚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晚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经济学院 1200015464 【摘要】 随着列强打开中国国门，晚清时期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华，对中国社会造成了重要而复杂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积极消极两方面辩证客观地分析了其影响。一方面，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思想文化科技，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不少传教士向社会底层的百姓伸出救济之手，给贫苦困难的人民带去了福音。另一方面，部分传教士对列强侵华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加重了晚清人民的苦难。 【关键词】晚清传教士近代中国社会两面影响 近代中国是一段弥漫着炮火硝烟的屈辱历史，也是一段充满着探索救国道路努力的奋斗历史，一个特殊的群体——西方传教士在这段不平凡的历史背景中扮演着重要而复杂的角色。多年来，人们对其的评价褒贬不一。正如邹振环先生所言：“他们与明末清初来华天主教传教活动的最大不同点，还在于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后都受到了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因此，增加了对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的宗教传播和世俗文化活动评价的复杂性。”①本文试图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辩证地评价晚清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西方来华传教士简介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追溯至唐代，“唐代景教是第一次，元代也里可温教是第二次，明代中叶，随着葡萄牙殖民势力的扩展，天主教在中国又重新取得了布道的机会”②明代以来西方传教士面对固守传统的中国人，采取了“以学术为媒”的手段，颇有策略地以传播西方科技为名渗透基督教的信仰和伦理道德。 至晚清时期，列强打开中国国门，扩张在华势力，为来华传教士提供了一定的庇护，也不可避免地使传教士的活动染上了殖民侵略的色彩。一方面，许多传教士秉持着弘扬福音普世济民的宗教信仰为中国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一方面，部分传教士充当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和军师，甚而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掩盖的罪行。 历史进入新的一页，当我们走在中国现代化的都市里，仍会时不时看到一些西式教堂里布道的西方传教士和虔诚祈祷的中国基督教徒，以及历史遗留下的教会学校、教会医院等，可以想见当年传教活动的深远影响。 二、晚清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两面影响 正面影响：西学东渐（这是最主要的，本文只论及这一点。此外，还有改良社会风气，推动妇女解放，救济贫民等也属正面影响） 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在传播教义的同时，也传入了大量西方科技。但这对当时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只有少数士大夫了解，而且大部分深藏皇宫，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被打开，西学以各种途经再次大量进入中国，其中，经西方传教士而传播的各种思想科技占据着不可忽视的比例，传教士在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传教士出于“使全中国福音化”的动机，在传教遇到中国上层人士和民众冷淡对待甚而抵制时，采取了相应策略。他们在中国大量创办教会学校、医院，翻译西学书籍，试图在这些活动中笼络人心以便于渗透基督教义。而历史和这些传教士开了个玩笑，实际上基督教化并未在近代中国社会得到实现，但这些西方先进科技、思想、制度等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①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 页2 ②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页349—350

带着爱来中国 ：缅怀无数来华传教士的宝贵奉献(附视频)

带着爱来中国：缅怀无数来华传教士的宝贵奉献（附视频） “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戴德生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从辛亥革命到世界大战，一群群外国宣教士离开欧洲、美洲和澳洲，带着基督的爱跨洋越海来到中国，用自己的人生在中国谱写了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他们进入内地偏远的地区，接触农民、妇孺和少数民族。他们大多数人，再也没有机会看到自己的故乡和亲人，而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报赏，是苦难、孤独甚至死亡…… 但是他们朝着一个方向、一个使命，将耶稣基督的爱传入到千万人中国人当中。这个爱点燃他们一切的激情、具有征服一切的力量。他们分别是戴德生、剑桥七杰、廉颇波顿、幕拉第、李爱锐、艾伟德、贝德士，他们的不朽英名以及传奇人生深深地种在了中国人的心里。戴德生 戴德生是这群人传道的先驱，是英国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士，也是中国内地会（今海外基督使团）创办人。1854年3月1日，年仅21岁的他经过156天危险的远航，在上海登录。为了向中国人传福音，他选择最艰苦的生活，住在中国百姓当中，依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起居。为此，他受到自己

人的猛烈批评，同时，他也不断面对来自中国人的攻击和抵制，但是没有什么能削弱他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挚爱。 戴德生被公认为历史上最卓越的宣教士之一。他将大卫李文斯敦在非洲、克里威廉行在印度的伟大事业成就在了中国。1865年，他建立了中国内地会，激励了数以千计的西方传教士加入内地会。直到今天，中国内地会从未停止它的使命，并成为全球最具有成效的宣教团队。在服侍中国人五十年以后，戴德生在湖南长沙去世，人们将他葬在镇江扬子湖畔。陪伴他长眠在中国土地的，还有他的结发妻子和四个早夭的孩子。如今，成千上万的中国基督徒，都深受戴德生的属灵影响。 戴德生的故事并没有在这里就结束，他的后裔继承了他对中国的爱，继续生活在中国人当中直至今天。戴德生的第五代后裔戴继宗，娶的是台湾太太。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关于一个家族对于中国，那生生不息的爱的故事。剑桥七杰

利玛窦与记忆法

《西国记法》：一本介绍利玛窦本人如何能有过目不忘的能力的书 利玛窦与记忆法 1600年，徐光启和利玛窦的见面，时节当在春天，尽管双方对会面都有记载，但具体的日期已不可考，见面的情形现在也很难得知。他们见面的地点也有争议，一说在南京的天主教堂，一说在徐光启的老师焦竑家中。根据利玛窦的日记记载，他在南京的时间是在1597年7月到1600年5月之间。根据利玛窦日记整理出来的《利玛窦中国札记》说，这是一次短暂的见面。徐光启主要向利玛窦讨教一些他(从郭居静那里)听说过的基督教教义。双方并没有深谈。 1600年，利玛窦在南京已享大名，高官显贵和名士文人都乐于与他交往。作为一个高鼻深目的蓝眼睛白人，利玛窦当时身着儒服，能够被有名的狂士李贽称作是“第一标致人”，想来是风度颇佳，当然，利玛窦汉语流利，还能用汉字写文章，这一点足已令人称奇；加之高明的社交手段，以及他随身携带的那些引人入胜的、代表着西方工艺水平的钟表和科学仪器，引得许多人登门拜访，想一睹西方的各种玩意为快。这些都对他的知名度有所增益。 利玛窦好学多识、博闻强记，尤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中国的知识阶层表演记忆术，将一张写有数百字的单子看一遍，随即就能复述，居然一字不差，人们纷纷称赞他过目不忘时，他又随意地将这张单子倒背出来，让人瞠目结舌。 这种神乎其神的记忆术并非利玛窦的天赋，其实也是刻苦训练的产物。耶稣会传教士受过严格的教育，对记忆力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利玛窦1552年生于意大利的山城马切拉塔，1571年在罗马成为耶稣会的见习修士，在教会里接受了神学、古典文学和自然科学的广泛训练，又在印度的果阿学会了绘制地图和制造各类科学仪器，尤其是天文仪器。 即使是在受过良好教育的教士阶层里，利玛窦的记忆力也称得上惊人，史景迁认为他大概已经接近当时人类记忆力的极限。在他本人看来，这样的技术应该为传教事业服务：利玛窦希望中国人会对他神奇的记忆力感兴趣，从而跑来跟他探讨宗教问题——因为似乎只有宗教才能产生这样的奇迹。 他的记忆术的确在中国的士大夫中间很受欢迎。利玛窦在南昌传教的时候，江西巡抚陆万垓对利玛窦的记忆术颇有兴趣。两人初次相见就显得十分相洽。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说，利玛窦本来打算跪拜行礼，但巡抚连称免礼，随即道了一番久仰，客气地说道，久闻利玛窦的德行和学识高超，尽管相见之下未及言谈，但已经深信不疑，因为从利玛窦的品貌和风度就可以看出来。

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

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 谭树林 早期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在传教方式上有别于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几乎全由外国传教士创办。这些中外文期刊，不仅促进了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推动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而且开我国近代报业之先河，为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提供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和编辑排版方式，在中国新闻史、报刊史及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谭树林，1967年生，副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基督新教对中国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6、17世纪天主教传人中国之始，新教传教士就曾注意到中国，并且有过种种把新教传人中国的计划。一，据福克斯日记记载:“在1661年，施丹白(Johnstubbs)、考司路普(Rieh耐eostr叩pe)和福尔(Hen卿F·凡川三位教友，他们很勇敢地开始到中国传教。”之乡但他们后来是否到达中国，福克斯没有提及，在中国文献中也未见相关记载。一般认为，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一1834)受伦敦会派遣来华，被视为新教传华的开始。尽)早期新教指1807年马礼逊来华到1842年鸦片战争前这一时期。该时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共有61人。”他们在传教方式上有别于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几乎全由外国传教士创办。据统计，从18巧年马礼逊和米怜(WiiliamMll 加)在马六甲创办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始，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共创办近200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8()%以上其中绝大多数为传教士倡办 一、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面临的传教形势 以马礼逊为代表的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之所以在中国首创报纸期刊作为辅助传教的手段，当与清政府严厉的禁教政策有关。 16至18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快了海外扩张的步伐葡、西、荷、英等国，先后来叩天朝国门，不断在中国东南沿海搔扰，加深了清政府对“洋夷”的恐惧。在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也被士大夫怀疑为与本国政府勾结的“第五纵队”。就连一向善待传教士的康熙皇帝，在1717年的一份诏谕中也表示出这种忧虑:“我有理由担心，在未来的几百年，中国可能会陷人与来自海外的西方国家冲突的危险中。”件七仪之争发生后，罗马教廷两次派员出使中国，使“皇帝(指康熙帝)对欧洲人的态度变得比以前更愤怒”。“最后康熙帝以罗马教皇干涉中国内政为由，禁止在中国传教:“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雍正登基后，对天主教极为仇视。他认为中国人阪依天主教，不仅仅是摒弃本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和儒学传统，而且恐怕中国人信仰天主教以后，就不再相信天主教宣传以外的东西那样，清政府的法令就不会得到很好的贯彻，甚至会发生骚乱，中国将要沦亡。同时，由于天主教士曾经参与同雍正敌对的清L糖集团图谋皇位的宫廷争斗，雍正对传教士更加忌

传教士在中国

传教士在中国 请选中您要保存的内容，粘贴到此文本框 本文出自《腾云》044期。推荐人：苗曦 四川日报区域中心副主任 推荐语： 如果说300多年前已经出现了最初的全球化浪潮，甚至已有了全球贸易网络的雏形，那么当时前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们，比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无疑都是最早的全球化信使，而这批全球化“先行者”之所以能在中国立住脚，和当时的中 国最高统治者对西方文明持相对宽容和学习的态度有着密 不可分的联系。历史证明，当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心态更加包容和自信时，与外来文化的融合总会带来很多奇妙的产物。 以文治武功著称的康熙就是一个科技爱好者，尤其对传教士们带来的西洋乐器、机械玩具和各种西方科技知识充满热情。比利时人南怀仁曾记述，朝鲜人曾向康熙进献活海豹，康熙询问他欧洲何书中记载了这种“鱼”。南怀仁深得康熙信任， 后来得以执掌钦天监，当上国家天文台台长，1688年死后 也尽享哀荣，以国家之礼厚葬。4年后，康熙甚至下保教令，

宣布信奉天主教合法，以至于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 虽然大门打开了一道细缝，但仅仅依靠难以捉摸的皇帝个人爱好来推动与西方的交流并不靠谱，需要理性缜密的制度设计与民众的启蒙。事实上此后清廷也不断在开放和封闭之间反复摇摆，既未能形成自上而下的思想启蒙，也没能融入当时的世界贸易与货币体系。而这一年的世界却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688年开始，中国距离外面的世界反而越发遥远。 300多年后，采取开放政策的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受益者，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甚至都这样吓唬美国的CEO们：“想想亚洲、拉美、东欧吧，那里的人聪明、反应快又廉价，而且离你们这么近，他们是你们最可怕的噩梦。” 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物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已成为今天全球化的新驱动力，如何实现经济和市场全球化之后的新制度建设、新文明培育、新文化输送正成为中国下一个全球化课题。

浅谈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中国的影响

“昙花一现” ——浅谈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于中国的影响 四百多年前，明末清初之际，欧洲耶稣会士的足迹开始踏入中国的土地。这些来自遥远欧洲传教士们，顶着宗教改革时期新教给传统教会带来的巨大压力，踏着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成果，带着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来到了这个令他们好奇憧憬的、神秘而文明的古老东方国度。他们持着十字架传教，却没有像他们的同伴在东南亚国家一般在另一只手中握上宝剑。他们以另一种和平的方式，开始了一场的文明之间的空前对话。 之所以称之为“空前”，是因为中西文化的交流虽然可以追溯久远，但在16世纪中叶之前，这种交流始终处于较低的层次之上。它基本停留在人们能够感知的物质层面之上，即使是宗教文化层面的传播——如唐时的景教与元时也里可温教的流传，也一直处于“倏兴亡乎，戛然而止的偶然的不连贯的状态”[1]，最后也终随着朝代的沿革变迁而烟消云散无处寻觅。而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则是对过去历史的继承与发展，此次中西文化交流，无论就地域的活动范围，来华传教士的人数极其科学文化素养，还是交流所达到的深度而言，都达到了前所未及的水平。可以说，在这些传教士的引领之下，西方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以一个加速度进入中国”[2]。 这一场文明对话的结果如何，历来史学界众说纷纭。就我认为，这一次的西学东渐，层次深，范围广，规模宏大却影响甚微。这场文明对话，仅仅盛于明末清初之际几十年，而在清王朝之后漫长的历史中，却几乎杳无音迹。因它只是昙花一现，所以过于夸大它的积极意义或消极影响都有失偏颇。它确实对于中国文化的更新起到了一定作用，为明清之际陈腐的社会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但是，却没能给中国社会带来实质性的变革。这些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传入中国的思想文化，也终究没能帮助中国人走出中世纪。它的声音，也直到晚清的枪声炮雨里，才被重新唱响。 西学东渐实质上是一场文化传播，这场传播是以传教士为引导的，以中国士大夫阶层知识分子为主力的。由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最初目的，是在中国传播天主教。在最初登陆中国的时候，他们把自己定位为与僧侣一样的宗教工作者而披上了袈裟。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僧侣在中国的地位并不怎么高，至少不如他们在欧洲的时候一般德高望重受人敬重。而中国人，已经在“天朝上国”的繁荣强大之下受用了几千年，对一切的外来文明都似乎不屑一顾。“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3]，而当时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走向空前的强化，正统儒家文化需要对中国社会保持一种极为严格的思想控制。经历数千年的发展，儒家文化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觉不容许任何其他宗教在此完整体系上打开哪怕是一个缺口——这一点从明朝末年对民间宗教的严格控制就可看出。如英 [1] 沈定平著：《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试与会通》，商务印书馆。2007 [2] 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第2卷:七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 何高济等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

传教士利玛窦眼中的晚明饭局 没有无缘无故的饭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 传教士利玛窦眼中的晚明饭局没有无缘无故的饭 导语：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于1552年10月16日出生在意大利中部教皇邦安柯那(Ancone)省的马塞拉塔(Macerata)城。明万历十年(1582年)8月，利玛 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于1552年10月16日出生在意大利中部教皇邦安柯那(Ancone)省的马塞拉塔(Macerata)城。明万历十年(1582年)8月，利玛窦随耶稣会中国传教团抵达澳门，开始了他在中国的传教生涯，利玛窦的足迹从澳门、肇庆到韶州、南昌和南京，又从南京到北京。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5月，利玛窦客死于北京，葬于阜城门外二里沟。利玛窦在华传教生活的28年正值中国的晚明之际，他对当时的中国饮食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他的遗著《中国札记》中，多次提及中国的饮食文化。 一、晚明的宴客程序及礼仪 经过长期的观察，利玛窦观察到明人的一次正式宴客大致可分为请帖邀客、迎客品茶、宾主入座、宴饮娱乐、宴后送客等数道程序。 1.请帖邀客 正式的宴饮往往要提前给客人送请帖。明代时，中国人拜访别人，广泛使用请帖(拜帖)。"这种拜帖或小册子里有十几张白纸，约一个半手掌的长度，呈长方形，在封面的正中有一条两英寸宽的红纸。......客人的地位越高贵，访贴上的姓名也就写得越大。有时每个字都有一英寸大小，以致一个简单的签名按中国人从上到下的书写习惯就要占满小册子上的一张纸。"在请帖封面的红纸上，"写着客人最为尊贵的名字，还顺序有他的各种头衔"。在请帖里面，"署有主人的姓名，还有一种简短的套语，很客气而又文雅地说明他已将银餐具擦拭干净，并在一个预定的日子和钟点准备下菲薄的便餐"，"请贴上还说主人很乐于听他的 生活常识分享

晚清来华传教士郭实腊研究综述

晚清来华传教士郭实腊研究综述 刘蕾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长沙，410082） 【摘要】作为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中的一员，郭实腊有着极其复杂、争议颇多的一面。他集传教士、鸦片商助手、外交官等诸多角色于一身，除了主要的传教活动之外，在报刊、翻译、航行等方面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国内外学者也对这一身负争议的传教士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郭实腊，新教传教士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郭实腊（Karl Friedlich Gutzlaff，1803-1851，中文名也译作郭士立、郭实猎、郭甲利、郭施拉、居茨拉夫，笔名“爱汉者”）。1823年加入荷兰传道会，后来脱离传道会成为一名自由传教士。在麦都思指导下学习马来语和汉语，学成后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南洋地区传教。作为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郭实腊在华活动长达二十年，在传教、著书、航行、以及参与鸦片战争等方面都积极热情地参与。关于郭实腊的研究有如下成果： 一、传教士及海外（包括港台）学者的研究状况 据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1]统计，郭实腊共有汉语著作61部，日语著作2部，暹罗语著作1部，荷兰语著作5部，德语著作7部，英语著作9部，共计85部。并且对每部著作都有一些简短介绍，同时对郭实腊一生活动进行了概括，是研究郭实腊最早的著作。 香港学者刘绍麟《香港华人教会之开基》[2]一书中第三章《郭士立与福汉会》对福汉会的创建与发展作了十分详细的介绍。P. Clarke《The Coming of God to Kwangsi：A Conside r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Karl Gutzlaff and the Chinese Union Duri ng the Formation Period o f t he Ta i ping M ovement》[3]一文指出福汉会重视华人自主，有着特殊的传教理念，其发展时段与太平天国草创时期重叠，因而尤其复杂的历史特性。Jessie Lutz《Karl Gutzlaff,missionsry entrepreneur in early chinese pretesstant literature》[4]（《郭实腊：早期中国基督教文化的促进者》）与李志刚《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5]三书在不同程度上都对郭实腊及其福汉会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与探讨。同时，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与舒莱脱《郭实腊在华传教工作》也对福汉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也指出了郭实腊的三次中国沿海航行与在鸦片战争期间在华活动对中国的影响。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状况 目前学界对于郭实腊的研究尚无专门的全面的研究著作，多是对其航海、创办《东西洋考》及在鸦片战争中的活动等某一项内容的论述，或者对其著作的整理、翻译与出版。（一）对郭实腊著作的研究 阚红柳《传教士眼中的清代君主—以郭实腊<道光皇帝传>为中心》[6]一文通过对郭实腊

论文：利玛窦与中国人的世界观

论文大赛 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专业历史文化遗产方向 年级2014级历史3班 姓名马梦琪 论文题目利玛窦与中国人的世界观 指导教师史经霞职称讲师 2015 年 10 月 28 日 学号：

目录 一、利玛窦为中国人世界观改变所做的努力 (3) 二、中国人的天下观 (4) （一）天下观念形成的原因 (4) （二）天下观念的形成 (4) 三、中国人的世界观 (5) （一）《坤舆万国全图》 (5) （二）究天人之际 (6) （三）世界观改变 (7) 四、利玛窦对中国人世界观的影响 (7) 结语 (7) 参考文献 (8)

标题利玛窦与中国人的世界观 学生姓名马梦琪 学号 20145161329 历史文化学院文化遗产方向专业 指导老师史经霞职称讲师 【摘要】16世纪末17世纪初，明朝末年的中国在社会经济及思想文化等领域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中西交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上，利玛窦是“西学东渐”的先行者。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为了传教担当科学的传播者。传播科学知识、进行文化交流，这只是利玛窦传教的手段，传播福音、弘扬天主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最终以西方的基督教同化和取代中国固有的宗教。但是利玛窦——这位在中国度过了他后半生的耶稣会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之时深深的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因为在近代以前的中外交往中，中国一直奉行“我族中心主义”的“华夷之辨”，形成了深厚的天下观念，自视天朝，自居世界的中心，中国人的世界观是盲目愚昧的。直到晚明，世界意识才在中国人中悄悄觉醒，使中国人明白天下万国林立，而非中国一国独尊，中国并非世界中心。所以利玛窦是中国人望向世界的窗口，开拓眼界的引路人。 【关键词】利玛窦；天下观；世界观;明末时期 【ABSTRACT】The late 16th and early 17th century, Ming dynasty of China in the areas of social economy and culture, profound and complex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ommunication entered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matteoricci was the forerunner of the "introduces". In 1583, Italian jesuitmatteoricci to China, in order to missionary bear science communicators. Spread scientific knowledge, culture communication, this is just a means of matteoricci missionary, spread the Gospel and carry forward the Catholic church is his real purpose, to the western Christian assimilation and, eventually, replace the inherent religion in China. But matteoricci, who spent his life in China, jesuit missionaries in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deeply changed the Chinese view of the world. Because in pre-modern Chinese and foreign exchanges, China has always pursued "I race center doctrine"

高考试题中的利玛窦

利玛窦的传教“规矩” 葡葡萄牙人手持保教权的“令箭”，驾驶着三角帆船，来到了远东。在他们的船舰中，一般有3种人，商人、军人、传教士。商人是开拓生意的，军人是征服殖民地并保护商人的，传教士则是归化异教徒的。1578年，年仅26岁的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就是这样从里斯本出发的。 5年后，即1583年10月，利玛窦第一次来到广东。最初在肇庆，两广总督郭应聘批准在西城建“仙花寺”，匾额是肇庆知府王泮题写的。郭应聘是个清官，《明史》有传，在修身律己方面，与海瑞齐名。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公关能力。当时的肇庆是繁华之地，不仅有知府衙门，而且是两广总督衙门所在地。利玛窦初到中国，身处异国他乡，语言不通，文化不同，是怎么迅速融入当地，并且为传教事业打开局面的？利玛窦在华前后27年，在华南（广东肇庆、韶州）居住了12年；在华东（南昌、南京）居住了6年；在华北居住了9年，最后终老北京。 利玛窦在华传教，有“三绝”，第一，他可以用汉语传教，写作汉文；第二，他学识渊博，利用自然科学传教，俘获了很多知识人的心；第三，他依靠士大夫传教，虽然最终也没有见到皇帝（万历皇帝根本就不上班），但是连徐光启这样的大学士级别高官，也接受他的洗礼。这些功夫都是他在广东期间打下的基础。 先说汉语汉文。利玛窦虽然在澳门也学习过汉语，但“初时言语文字未达”，他在肇庆及韶州，都请了家庭教师，帮助其学习语言和文字，以致能“颇知中国古先圣人之学”。他广泛搜罗中文经典，并且下功夫研习。在向国人传教之前，先接受了国学的洗礼！ 利玛窦利用科学传教。他介绍了这个世界的模样，为的是打破国人的中国中心主义；可是，他所绘的世界地图，中国处于天下之中（今日中国的地图就是如此），叫做《舆地山海全图》，为的是满足国人的中国中心意识。他展示了西方科技成就，自鸣钟、玻璃三棱镜、天球仪；欧洲印刷精美和封面烫金的书籍、数学计算法，教堂建筑的欧洲式风格，“天主圣母像”栩栩如生的人物和色彩。无论在肇庆还是在韶州，利玛窦介绍的数学、地理、医药、钟表、音乐等先进科技知识和异域文化，都吸引了当地士绅的注意，使这位西儒成为茶余饭后的中心话题，使他的名声远远超越了广东省。 利玛窦在广东得到落魄士人瞿汝夔的鼎力相助。瞿汝夔因“叔嫂通问之奸”，从苏州南下肇庆，1589年偶然认识了利玛窦，后追随利玛窦到了韶州。开始，利玛窦以“西僧”面目示人，瞿也只是想向利玛窦学习“炼丹术”。其后，瞿汝夔接触到了利玛窦介绍的西方科学，服膺其学，劝说利玛窦改穿儒服。1592年秋天起，利玛窦不再称“和尚”。瞿翻译了利玛窦讲的“欧几里德几何”；还协助他撰写《交友论》，并为之作序；帮助他阅读和翻译《四书》。利玛窦从西僧到西儒的变化，反映了耶稣会传教方式的重大改变，即入乡随俗、尊重所在地区的传统；要改造对方，先要尊重和适应对方。这一政策，被康熙称为“利玛窦规矩”。 利玛窦在肇庆、韶州的12年，为他后来入京提供了事业的基础。使得利玛窦在北京与明朝官方打交道，从容不迫，《明史·意大利亚传》说，“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都与他交往）。“玛窦安之，遂居留不去。”事实证明，他的入乡随俗、尊重中国文化的传教政策，符合文化交流的规律。可是，这一政策也埋下了此后耶教与儒学既融合又冲突的种子，从一个侧面，掀开了东亚格局翻天覆地的新篇章。

利玛窦在中国的概况

在近代以前，中国学术思想和外界的大规模接触只有两次，一次是魏晋以来的佛学，一次是明清之际的“天学” 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并且深入宫廷的传教士 他是通晓中西方文化并为之传播的使者在中国生活了28年——游历重要省份、和中国的贵族、高官以及杰出学者友好交往，会说本土的语言，他的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专心攻读过了中国的古代的儒家经典 1582年受教会委托前往中国传教 因为欧洲的葡萄牙人在澳门获得居住权，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们先停留在澳门 1584年利玛窦获准与罗明坚神父入居广东肇庆在肇庆建立了第一个传教驻地，肇庆，广东总督府的所在地。 他们对中国官员自称来自“天竺”，致使中国人以为他们是佛教徒。为什么要自称为僧？关键是他们急于与声名狼藉的葡萄牙商人保持距离，朝廷是姓闭关锁国的政策、同时葡萄牙商人在广东、福建一带表现恶劣，他们害怕传教士会把葡商带入内地， 他们身穿佛教僧侣的服饰，认为这样能够博得人们的好感，而且他们也觉得这与天主教神父的装束相差不大。这也使中国人更加相信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僧人。 以便获得定居内陆的机会 他们在这里所强调的主要有三点：是僧人而不是商人；来自西方而不是澳门；为了与世无争的侍奉上帝而不是给他人增添麻烦 僧人、天竺之说纯属借用，前者为了表达西士的非世俗性后者则为了表明其故里的遥远 对于把守国门、控制人员进出的封疆大吏来说，只有把这些西士当做僧人来看待，才能为他们入华定居找到勉强说得过去的理由。因为僧侣们即使在最保守的闭关锁国的政策下也得以享有进出国门的相对自由，在官员开来，僧人是与世无争的，不会给国家的安全和政治的稳定带来麻烦，反而还会提升社会道德水平 有证据表明，在1595年利玛窦改穿儒服之前，中国官员均认为他们是佛教僧侣，充其量是一个新教派的僧侣 第一座教堂：仙花寺完全按照佛教的风格建造 但是他们的目的，终究是为了传播天主教的教义。西方文明与中国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就是通过科学来沟通，因为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有趣的东西，利玛窦就成了一个文化大使 为了传教，他们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机械钟、地图等并做演示如何运用这些先进仪器。其中还有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眼界大开。 利玛窦开始派发罗明坚撰写的《天主实录》，以中文解释天主教的教义。许多中国人都对这部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是无论如何，无论是“仙花寺”的创立，还是《天主实录》的发行，中国人始终是把它当作佛教流派而已，中国人对于基督教还没有多少实质的认识。

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办学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浅析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办学的原因及影响》1412387 历史学院历史学专业王铂瑶 摘要：本文通过对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华兴办高等教育过程的梳理，探究西方传教士办学的背景和原因，以此进一步分析西方传教士兴办高等教育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影响 西方传教士来华历经了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的罗马天主教及清代的基督教新教四个时期，长达1000多年的漫长历程。在清末之前，传教士的活动因受政治干预，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的影响历经挫折，传教活动收效甚微。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传教士借助中外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传播基督教。他们把创办学校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重要辅助手段，从小学、中学开始，一直办到高等教育。他们通过高等教育来接触中国上层人士，再由这些上层人士去影响其他人，这一途径成为最佳选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基督教会在华创办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19世纪末期，已出现了5所基督教大学，除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到20世纪初期，教会大学蓬勃发展，达到了16所之多，其中基督教大学13所，天主教大学3所。当时的中国国内面临着中西文化冲突、社会改革潮流此起彼伏，这对于传教士来说则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尤其是随着社会改革的发展，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也为传教士兴办高等教育提供了客观条件。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西方传教士兴办高等教育的背景和原因。 传教士在华兴办高等教育的主观原因，是基于传教策略的转变。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以传播基督教为目标，目的是为了让中国人皈依上帝。在使用教育这种“间接布道”方式后，中国还是没有实现“一夜之间皈依基督”的愿望，同时，“教案”接连不断出现的严峻的局面让传教士意识到，只有得到中国士大夫的同情和理解，他们的传教事业才可以更顺利进行，同时也深刻的了解到，要想接触中国的士大夫和其他上层人士，兴办高等教育是一种不错的途径。而且他们可以通过高等教育来培养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然后让这些领悟能力高并同时具有

葡国传教士来华主要担任什么工作

在北京的葡萄牙传教士和澳门葡人联系紧密，对澳门的了解较为深入。清政府处理澳门事务，有时需要向在京的葡萄牙传教士询问有关情况，葡籍传教士和清朝的关系也因此较别国传教士更为紧密，这是葡萄牙传教士得以在钦天监长期任职的原因之一。 任钦天监 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大都重视天文历法，视其为王权天授的象征，改朝换代都要颁布新历，以示顺应天意。历法对农事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农民需要根据历法来安排农活。钦天监是清代专门研究天文历法的机构，具有特殊地位。钦天监执掌制历、观象、报时等事务，具有科学功能，它又职司选定历注、选日择地等事务，具有社会功能。因而钦天监的活动是清代天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钦天监引入了很多西洋传教士，他们在清代的天文历法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这些西洋传教士中，葡萄牙传教士占有很大比重。在清代担任过监正、监副的外国人共有20位，其中11位是葡萄牙人，研究葡籍传教士的活动对于研究钦天监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懂得天文推算的葡萄牙传教士先后进入钦天监效力。乾隆十八年（1753年），葡萄牙传教士傅作霖被授予钦天监监副一职。后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道光六年（1826年）的52年间，钦天监监正全为葡萄牙人。他们依次是傅作霖、高慎思、安国宁（AnoréRodrigues，1729—1796年）、索德超（JoséBermardo de Almeida，1728—1805年）、汤士选（Alexandre de Gouveia，1751—1808年）、福文高（Domingos Joaquim Ferreira，1758—1824年）、李拱臣（Jóse Nunes Ribeiro，1767—1826年）、高守谦（Veríssimo Monteiro de Serra，卒于1852年）和毕学源（D. Caetano Pires Pereira，1763—1838年）。 嘉庆时期，在华耶稣会传教团被解散。自此，钦天监监正、监副职务不再由耶稣会士担任。索德超是最后一位在钦天监任职的葡萄牙耶稣会士。他去世后，葡萄牙方济各会士继任监正，后又由葡萄牙遣使会士继任。 文献著作 天主教文献在早期的澳门文献占有相当重要的份量，早期的澳门文献主要是由耶稣会士所创作与编译，这时期计有20种在澳门创作或出版的书籍，其中有17种是耶稣会传教士的作品。徐日升（Tomás Pereira），字寅公，原名为Sancho Pereira，1645年出生在葡萄牙，18岁的徐日升进入科英布拉修道院学习，加入耶稣会，并改名为托马斯。1666年由里斯本登船赴印度，在果阿继续其学业，1672年抵达澳门。南怀仁便向康熙皇帝举荐了徐日升。1673年，徐日升来到北京，赢得了康熙皇帝赞赏。1688年南怀仁去世后，康熙皇帝任命徐日升为新的钦天监监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