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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悖论

三元悖论（Mundellian Trilemma），也称三难选择(The Impossible Trinity)，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一说蒙代尔）就开放经济下的政策选择问题所提出的，其含义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Monetary policy)，固定汇率(Exchange rate)，资本的自由进出(Capital mobility)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来实现调控的目的。简介三元悖论原则是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论断。但是，该理论是高度抽象的，只考虑了极端的情况，即完全的货币政策独立、完全的固定汇率和完全的资本自由流动，并没有论及中间情况。正如弗兰克尔指出的，“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为什么不可以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两个目标的抉择中各放弃一半，从而实现一半的汇率稳定和一半的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不能不说是“三元悖论”理论在具体目标选择问题分析方面的局限。但是目前的实证分析均指出存在三元悖论。根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一国的经济目标有三种：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这三者，一国只能三选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例如，在1944年至1973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得到实现，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

成立。实际上，现实中一国的外汇储备不可能无上限，一国的外汇储备总量再巨大，与规模庞大的国际游资相比也是力量薄弱的，一旦中央银行耗尽外汇储备仍无力扭转国际投资者的贬值预期，则其在外汇市场上将无法继续托市，固定汇率制也将彻底崩溃。因此，一国即使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巨大的国际游资压力下，往往也很难保证固定汇率制度能够得以继续。[1] 提出三元悖论理论最早可以溯源至英国经济学家米德（1953），他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部均衡目标和外部均衡目标发生冲突，即“米德冲突”。其中，在保证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支出增减政策有效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是不能共存的，这与后来提出的“三元悖论”理论之间有着理论传承关系。蒙代尔(1963)提出了著名的M-F模型，为后来“三元悖论”理论的提出奠定了重要基础。亚洲金融危机后，克鲁格曼(Krugman，1999)在“O Canada: A neglected nation gets its Nobel”一文中说到：The point is that you can't have it all: A country must pick two out of

three. It can fix its exchange rate without emasculating its central bank,but only by maintaining controls on capital flows (like China today); itcan leave capital movement free but retain monetary autonomy, butonly by letting the exchange rate fluctuate (like Britain--or Canada); or itcan choose to leave capital free and stabilize the currency, but only byabandoning any ability to adjust interest rates to fight inflation or recession (like Argentina today, or for that matter most of Europe).”明确提出了“三元悖论”的原则。后来，克鲁格曼又在其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对这一原则进行了论述，使得该原则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内涵编辑克鲁格曼提出的“三元悖论”原则指出，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以及资本自由流动三大金融目标，只能同时选择其中的两个。“三元悖论”原则可以用图1来直观表示。“三元悖论”是指图中心位置的灰色三角形，即在资本完全流动情况下，如果实行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则没有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如果要维护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则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如果要使得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同时兼得，则必须实行资本管制。也就是在灰色三角形中，三个角点只能三选二。

“不可能三角”(见图2)则形象地说明了“三元悖论”，即在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汇率制度三者之间只能进行以下

三种选择：(1)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必须牺牲汇率的稳定性，实行浮动汇率制。这是由于在资本完全流动条件下，频繁出入的国内外资金带来了国际收支状况的不稳定，如果本国的货币当局不进行干预，亦即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那么本币汇率必然会随着资金供求的变化而频繁的波动。利用汇率调节将汇率调整到真实反映经济现实的水平，可以改善进出口收支，影响国际资本流动。虽然汇率调节本身具有缺陷，但实行汇率浮动确实较好的解决了“三难选择”。但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来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信心危机的存在会大大削弱汇率调节的作用，甚至起到恶化危机的作用。当汇率调节不能奏效时，为了稳定局势，政府的最后选择是实行资本管制。(2)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必须牺牲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实行资本管制。在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在汇率贬值无效的情况下，唯一的选择是实行资本管制，实际上是政府以牺牲资本的完全流动性来维护汇率的稳定性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大多数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比如中国，就是实行的这种政策组合。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国家需要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来维护对外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监管能力较弱，无法对自由流动的资本进行有效的管理。(3)维持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必须放弃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资本完全流动时，在固定汇

率制度下，本国货币政策的任何变动都将被所引致的资本流动的变化而抵消其效果，本国货币丧失自主性。在这种情况下，本国或者参加货币联盟，或者更为严格地实行货币局制度，基本上很难根据本国经济情况来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整，最多是在发生投机冲击时，短期内被动地调整本国利率以维护固定汇率。可见，为实现资本的完全流动与汇率的稳定，本国经济将会付出放弃货币政策的巨大代价。发展编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先对固定汇率制提出异议的

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他在1950年发表的《浮动汇率论》一文中指出，固定汇率制会传递通货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只有实行浮动汇率制才有助于国际收支平衡的调节。接着，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在1951年写成的《国际经济政策理论》第一卷《国际收支》一书中也提出，固定汇率制度与资本自由流动是矛盾的。他认为，实行固定汇率制就必须实施资本管制，控制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的自由流动。该理论被称为米德“二元冲突”或“米德难题”。?罗伯特·蒙代尔(Roberta Mundell)在研究了20世纪50年代国际经济情况以后，提出了支持固定汇率制度的

观点。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和J.马库斯·弗莱明（J. Marcus Fleming)提出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对开放经济下的IS-LM模型进行了分析，堪称固定汇率制下使用货币政策的经典分析。该模型指出，在没有资本

流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下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动汇率下则更为有效；在资本有限流动情况下，整个调整结构与政策效应与没有资本流动时基本一样；而在资本完全可流动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时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但在浮动汇率下，则是有效的。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

格曼(Paul Krugman)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在这个三角形中，a顶点表示选择货币政策自主权，b顶点

表示选择固定汇率，c顶点表示资本自由流动。这三个目标

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也就是实现三角形一边的两个目标就必然远离另外一个顶点。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Fisher(2001)提出高资本流动性使中间汇率制度变得不可行，开放经济体要么实行固定汇率，要么实行浮动汇率，最终三元悖论被简化为货币政策与汇率稳定性之间的权衡。在1944年至1973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得到实现，但“资本流动”

受到严格限制。而1973年以后，“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

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稳定”不复存在。日本1985年

之前是独立的货币政策和稳定的汇率，限制资本的充分流动。

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则是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的充分流动，放弃汇率稳定。香港、新加坡则是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来获取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汇率的稳定。后期陆续都有类似的金融危机案例：像是在1994 – 1995时期的墨西哥Peso危机，1997-1998年的亚州金融危机和2001-2002的阿根廷金融崩溃。其中，尤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被认为是由于三种政策并施，违反三元悖论的规则，而导致的大规模金融危机。东亚国家实际上采取的汇率政策是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促进自由资本流动，又同时制定独立的货币政策。首先，由于事实上与美元挂钩，外国投资者在亚洲国家投资，却又不必担心汇率波动的风险。其次，资本自由流动使得外国投资者们可以无障碍地投资。再者，在1990 – 1999年间，东亚国家的短期利率高于美国的短期利率。由于这些原因，许多外国投资者将巨额资金投入亚洲国家，获得巨额利益。当东亚国家贸易平衡有利可图，投资正向发展，但当东亚国家的贸易平衡转变，投资者们迅速地撤回资金，引发亚洲金融危机。最终一些国家如泰国美元储备告罄，不得不实施浮动汇率制度而贬值。由于许多短期债务以美元结算，债务膨胀导致许多国家倒闭中国现状编辑中国正在进入一

个‘三元悖论’的时期，同时控制汇率并实行独立的国内货币政策正在变得越来越难。如果中国仍然将汇率控制在目标范围内，那么代价就是不得不“输入”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2]

对于愈演愈烈的通胀率，外部因素——如美联储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是造成通胀的一大推手；但另一方面，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导致货币体系内流动性增加，这才是导致通胀的主要推动力。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明确分解出什么因素在导致通胀是非常困难的。从定义上来说，通胀是一个总体的现象，整体的价格水平如何，很难将其分解。”他认为，一部分是外部因素带来输入型通胀。我们在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都看到了这个问题，因为大宗商品价格和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所以这是一个种全球性的现象。在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食品和能源在价格篮子中的比重更大，所以进一步推高了通货膨胀。人们应该认识到，所有的因素都是相互关联的，很难明确地划一条线说这件事情发生了是因为美国，那件事情是因为中国。[3] 即使是外部

因素——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其中一部分原因也来自中国经济增长本身。“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增长非常迅速，并且在推动世界经济的增长。所以如果将大宗商品价格看做外部因素，那么一部分原因也来自中国本身的内部增长。”中国的货币政策正进入一个“三元悖论”的时期。三元悖论是指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不可能同时存在。“中国的资本账户并不可自由兑换，但也不是完全封闭，而且正随着中国经济扩张和金融改革深入而处在不断开放的过程当中，资本的进出正逐渐变得容易。这意味着货

币政策制定者想要同时控制汇率并实行独立的国内货币政策正在变得越来越难。”这一情况事实上意味着最后变成了两大宽松的货币环境。“只要中国还想要限制汇率波动在目标范围内，而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那就必须通过干预市场来阻止货币升值。这意味着一旦资本的流动更为自由，中国就不得不‘输入’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那么中国货币整体的情况将更加宽松，所以继而会推高国内通货膨胀。”

三元悖论在中国的应用

宁波大学考核答题纸（20 15 —20 16 学年第2 学期）课号：012A03AG1 课程名称：国际金融改卷教师：学号：146330201 姓名：徐美娟得分：三元悖论在中国的应用三元悖论(The Impossible Trinity)，也称三难选择，最初由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上世纪60年代末提出，这个悖论与追求互不相容的目标有关。简单来说，无法同时追求独立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这三个目标，只能在三个目标中选择两个。中国有固定但可调整的汇率，想要保持货币政策独立，还承诺放开资本账户。这三样里面肯定得舍弃一样，尤其是考虑到中国政府不得不将注意力放在贷款的快速增长上——今年1月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再次飙升。但中国看来只是实现了一条，汇率的稳定性，并且实现了1/2的资本流动（经常性项目），并且在加入WTO后，按照先利率后汇率的原则，资本项目的流动也将会慢慢放开，所以中国今后的目标将是牺牲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当然，也许实现1/5的货币政策；4/5的资本完全流动）。这也是由中国稳定增长的需要确定的。所以通货膨胀不可避免。通货膨胀根本上是货币太多造成的。经济的发展是由消费、投资和出口决定的。为了社会稳定，国家必须保持8%左右的GDP增长率（经济学家们说，GDP增长率简直就是中国经济机器的润滑油，一慢下来毛病就全出来了：对财政来说，GDP一掉，财政收入加倍掉，就揭不开锅；对银行来说，GDP一掉，存款往下掉，坏账往上冲，就可能出现支付困难：对企业来说，GDP一掉，三角债立刻膨胀；对就业来说，GDP一掉，就意味着数百万工人

下岗。”），当然了8%没有验证过（也不敢验证），随着效率的提高，损耗的下降，稳定增长率也许可以慢慢往下降低。中国很快就将被迫在人民币和资本管理制度中二选一。如果中国坚持放开资本账户，它将不得不允许人民币急剧贬值或者自由浮动。小幅贬值对抵消中国薪资涨幅将起不到多少作用，同时还会助长外界对人民币进一步贬值的预期。而大幅贬值（比如贬值40%或更多）在政治上将是危险的，并且与经济再平衡相冲突。如果中国选择保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它将很可能不得不对外币业务进行更严格的管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约80%的外币业务实现了完全或者部分可兑换。最近几周，中国加强资本管制的倾向非常明显。外汇业务管制已经收紧。银行在外汇交易方面面临新的限制；资金出境业务受到更仔细的检阅——有时候甚至像是受到惩罚。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中国外汇储备的持续下降——已从2014年3.9万亿美元的峰值下降至3.2万亿美元。今年1月，外储规模下降了近1000亿美元。中国外储规模仍然是IMF审慎基准建议的两倍，但如果在没有更为灵活的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情况下继续放开资本账户，情况就变了。在那种情况下，如果资本持续外流，可能在6到12个月后，中国的外汇储备就不足以防止人民币汇率发生危机了。外储在2008年相当于货币存量的30%，现在的比例仅是当时的一半。新发货币和新增信贷将让外储难以抵御随机的大规模资本外流。除海外直接投资和贸易融资之外，资本还在因为各种原因、以各种有时很有创意的方式流出中国。主要的原因有过度新增信贷、国内投资回报和利润低下、债务和通缩不断加剧的影响以及预

三元悖论

三元悖论三元悖论(The Impossible Trinity)，也称三难选择 1三元悖论概述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在研究了20世纪50年代国际经济情况以后，提出了支持固定汇率制度的观点。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和J.马库斯·弗莱明(J.Marcus Fleming)提出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对开放经济下的IS-LM模型进行了分析，堪称固定汇率制下使用货币政策的经典分析。该模型指出，在没有资本流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下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动汇率下则更为有效；在资本有限流动情况下，整个调整结构与政策效应与没有资本流动时基本一样；而在资本完全可流动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时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但在浮动汇率下，则是有效的。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The Eternal Triangle)，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三元悖论(The Impossible Trinity)，也称三难选择，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就开放经济下的政策选择问题所提出的，其含义是：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根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一国的经济目标有三种：： 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 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这三者，一国只能三选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例如，在1944 年至1973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 “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得到实现，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而 1973年以后，“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稳定”不复存在。“永恒的三角形”的妙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地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方法。 2 三者之间的选择关系根据三元悖论，在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汇率制度三者之间只能进行以下三种选择： (1)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必须牺牲汇率的稳定性，实行浮动汇率制。这是由于在资本完全流动条件下，频繁出入的国内外资金带来了国际收支状况的不稳定，如果本国的货币当局不进行干预，亦即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那么本币汇率必然会随着资金供求的变化而频繁的波动。利用汇率调节将汇率调整到真实反映经济现实的水平，可以改善进出口收支，影响国际资本流动。虽然汇率调节本身具有缺陷，但实行汇率浮动确实较好的解决了“三难选择”。但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来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信心危机的存在会大大削弱汇率调节的作用，甚至起到恶化危机的作用。当汇率调节不能奏效时，为了稳定局势，政府的最后选择是实行资本管制。 (2)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必须牺牲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实行资本管

“三元悖论”的中间状态

“三元悖论”的中间状态金融开放是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必须面对的政策选择。经典的金融开放次序是“先内后外”，即先实现本国利率市场化，进而实现汇率自由化，再实现资本账户开放，最后是实现货币国际化。这经典次序的理论基础是著名的“三元悖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可自由流动性和汇率制度选择只能是三选其二。但是“先内后外”的金融开放次序适合所有国家的金融开放实践吗？“三元悖论”的三极是否过于极端，会不会存在中间状态？经典的“三元悖论”理论逻辑是一个国家如果想要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同时实现资本可自由流动，必须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原因是资本可自由流动前提下，如遇国际资本冲击本国货币市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本币会被高估，本国央行就需要大量发行基础货币对冲外币的冲击，但是这会造成本国通货膨胀和经常账户逆差。因此，必须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对冲外资的冲击，这种选择就是美国模式。另外种选择是个国家想要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同时实行固定汇率制度，资本就不可自由流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因为没有开放资本账户，才避免了国际游资

的冲击。但是，“三元悖论”是种极端的情况，多数国家并不都是在三个极点的位置上，而是处于种中间状态。“三元悖论”的局限还在于没有充分考虑大国经济规模大，其货币政策可能对其他国家的政策选择产生极大影响。以中国为例，资本账户已经开放三分之二，处于开放和封闭的中间状态；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也是处于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的中问状态：同时，中国的货币政策会受到美国和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也是处于种中间状态。再有，“三元悖论”没有考虑宏观审慎监管可以有效缓解三元冲突。各国的宏观审慎管理都可以运用传统和创新工具逆周期调节经济运行，防范经济风险。比如，中国采用的央票发行和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等创新型工具，部分冲销了外汇占款增加带来的流动性，使得货币政策有效性增加了“元”。从而，“三元悖论”理论具有很大的理论和实践的局限性，相应地金融开放次序也不应完全按照以“三元悖论”为理论基础“先内后外”实施。此外，从国际经验的角度看，美国实现金融开放的次序是“先外后内”，先打开了资本账户，然后才是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事实证明美国的金融开放是成功的；而日本是完全按照“先内后外”的次序进行的金融开放，结果却是“逝去的二十年”，而日本和中国的情况非常相似。所以，金融

三元悖论论述人民币汇率改革

用三元悖论论述人民币的汇率改革马吉元人民币汇率改革是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人民币汇率的制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至1993年。这一阶段内，国家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两次重大的调整，第一次是1979年至1984年，开始实施人民币内部结算价与官方汇率的并存；第二阶段是1994年至2007年7月年底，此次改革决定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建立银行之间的外汇交易市场，改进汇率形成机制；第三阶段是20057月至今年，此次改革提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纵观人民币的改革历史，可以发现，每次改革的内容和侧重都有所不同，这是由中国当时所处的国内社会经济状况和国际经济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中国将继续推进人民币的汇率改革。但是，要强调的是的是中国人民币的汇率改革，只会根据自身经济发展需要而进行，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我国今后汇率改革的原则主要坚持主动性、渐近性、可控性。从1994年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到这次汇率制度改革之间，人民币汇率虽然名义上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实际上却是一种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出发，在资本趋于自由流动的过

程中，货币政策只有同浮动汇率相配合，才能真正体现其有效性，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仅在短期内有效，从长期来看无效。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固定汇率制度的安排与我国货币政策之间的冲突日益明显。特别是在此轮经济过热中，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其中主要运用了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从几年前的稳健逐步转向适度从紧但是由于我国国民经济连续多年的快速增长和美元的持续走低等原因，使得人民币币值被低估，币值的低估严重制约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一）货币政策独立性降低在开放经济中，存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的矛盾，即三元悖论此次汇率制度改革之前，我国选择的是固定汇率与货币政策独立性，对国际资本流动实施较为严格的控制。在一国金融体系尚未完善，抗金融风险能力较弱的情况下，这种制度安排无疑是符合中国当时的经济实际。然而，随着我国加入WTO在开放经济的大趋势下，伴随着金融全球化、一体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渐加强，合法和违规的资本大量涌入，致使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我国无法实现。事实上，在此轮经济过热的治理过程中，我国政府虽然稳定了人民币汇率，但却是以丧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为代价，对通货膨胀的控制更多的依赖于行政手段，而不是货币政策。

基于“三元悖论”的中国抉择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b5143323.html, 基于“三元悖论”的中国抉择作者：夏晗来源：《时代金融》2016年第27期【摘要】本文通过简要阐述克鲁格曼的“开放经济三难选择”原理，总结资本流动性、货币政策有效性和汇率稳定性三大金融目标的政策选择空间，结合中国经济现状，基于“三元悖论”理论分析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抉择问题。【关键词】三元悖论米德冲突中国经济全球化浪潮使当今各国都处于开放经济形态中，而各国经济也都面临着来自内外严峻的均衡考验。一方面，内部要实现经济增长稳、通货膨胀低、就业率大这三大目标；另一方面，外部又要寻求国际收支平衡。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就固定汇率制提出了异议。在《浮动汇率论》一书中，他指出了固定汇率制的局限性，并认为只有实行浮动汇率制，国际收支平衡才能更好调节。后来在1951年，詹姆斯·米德又在著作《国际政策理论》的《国际收支》章节中提到资本自由流动与固定汇率制之间的矛盾性。詹姆斯认为在开放经济环境下，意图同时达到内、外均衡两种目标，实行支出转化政策和支出调整政策是相互冲突的，这就是经济学中著名的“米德冲突”。基于此观点，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同时达到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及汇率稳定性这三大金融目标的，最多只能同时达成其中两个目标，这便是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理论。在这三大金融目标中，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一国通过实行稳定宏观政策达到货币反周期的调节机制，本文中这主要是在货币政策影响产出和就业的效力；汇率的稳定性实现一国汇率免受货币危机、投机性等冲击，能够保持汇率稳定；资本的自由流动则是指短期资本不受限制自由流动。从“三元悖论”理论可得出，要实现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就必须以牺牲汇率稳定性为代价，实行浮动汇率制。因为在资本完全流动前提下，资金在国内外的流动将影响国际收支平衡，若一国货币当局不进行货币干预，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随着资金供求的变化必然会导致本币汇率频繁波动。虽然汇率调节机制本身具有缺陷，但通过汇率调节，我们将看出一国真实的经济水平，改善进出口状况，从而影响国际资本流动，能较好解决“三元悖论”下的“三难选择”。对于经历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信心危机的作用下企汇率调节作用将大大减弱，甚至带来恶化危机的结果。而当汇率调节也不能奏效时，政府为了稳定局势往往对资本实行管制。同样基于“三元悖论”，一国要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汇率的稳定性，就不得不放弃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此条件下，一国国内利率水平将不受本国货币供需影响，由资本自由流动引起的利率变化将随时引起国内外资金的套利行为，使得国内利率与国际市场利率水平保持一致。这时，若一国国内发生经济通货膨胀，投资过剩，一国货币当局通过提高利率来缓解通

“三元悖论”理论对我国汇率政策的启示

“三元悖论”理论对我国汇率政策的启示【摘要】本文通过对“三元悖论”理论发展的简要阐述，总结了资本流动性、货币政策有效性和汇率制度安排的政策选择空间，并立足我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以汇率目标区制为代表的中间汇率制安排为我国的选择方向。【关键词】三元悖论角点解中间汇安排当今，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很少有哪个国家不是处于开放经济之中。各国或积极的参与而融入全球化，或被动的为全球化所溶。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经济都面临着内外两种均衡的严峻考验。内部要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低通货膨胀、充分就业三大目标；外部则要寻求国际收支的平衡。因此资本的自由流动性、汇率制度的稳定性以及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成为一国政府追求的三个难以居首的目标，也就是学术界所称的“三元悖论”。本文立足我国经济现状，试图阐明“三元悖论”理论在我国现阶段的应用性，并提出相应的汇率政策选择。一、理论阐述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于1951年在其著作《国际收支》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米德冲突”（Meade’s conflict）。米德认为，开放的宏观经济的运行，有时会使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产生相互矛盾的情况，要解决这个矛盾，同时实现两个均衡，就要采用两种独立的政策进行适当的搭配。米德发表这个论断时，各国仍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其隐含的一个推论是，货币政策有效条件下，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是不能共存的（2006，侯杰、雷日赣）。可以将这个“二元冲突”看成是三元冲突的理论前身。 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蒙代尔和J·马库斯·弗莱明创立了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系统地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下，资本流动、货币政策对汇率、利率、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他综合了凯恩斯的收入——支出模型和米德的政策搭配思想作为其理论基础，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均衡的实现问题。其所得出的结论是：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在调控宏观经济，即改变实际产出水平上是极其有力的；而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则显得无能为力。这就意味着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不可兼得，从而为三元悖论打下了理论基础。 “三元悖论”原则的首次明确提出是由克鲁格曼完成的。克鲁格曼在其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详细阐明了该原则。资本的自由流动性意味着资本要素可以在一国内外自由流动，这不仅是已过

阿罗投票悖论

阿罗投票悖论标签：经济学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面临着许多选择。不过，只要稍加分析你就不难发现，所有这些选择活动，总的来说不外乎两类：一类是私人选择，另一类是公共选择。私人选择完全可以根据私人的意愿作出，没有必要非得争取别人的同意。比如说你早上到菜市场买了1斤萝卜，回家的途中遇到了你的邻居，他绝不会责备你买萝卜没跟他商量。因为这纯属私人选择，选择的结果完全由你自己承担，无论萝卜是买贵了还是买贱了，都与他没有关系。相比之下，公共选择则必须由多个人共同作出，一个人就力不能及了。举个例子，你与你的一位同学素来不睦，现在你愿意跟他摒弃前嫌、言归于好，那就得需要你们两个人协商决定。大致说来，经济个体在市场条件下作出的决策，都是私人选择，而公共选择则大量地发生在政治领域，如制定或修改法律，选举政府官员，充实国防力量等等。经济学有一个分支——公共选择理论，专门来分析上述发生在政治领域中的决策行为，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就是有关决策效果的一个重要结论。市场条件下的私人选择，实际上是经济个体利用自己手中的“货币选票”，直接表达他们对各种产品的意见。对于这种行为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比较一致的结论是，市场条件下的私人选择，通常可以导致有效率的结果，能够引导资源实现合理配置，但也存在着市场失灵的情况。而在政治领域中，个人意愿的表达，必须经过公共选择这个过程，在民主制度下，最为常见的办法就是投票。那么，它是否也能导致一种有效率的结果呢?这便跟投票的规则有很大的关系。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布坎南认为，一致同意规则是公共选择的最高准则。“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同意那些预期会给他带来损害的事情”，因此，一个人一旦同意了某一选择，他一定认为这是对他有利的，至少不会受损。市场机制之所以有效，就是因为在市场中达成的任何一笔交易，都是以交易双方一致同意为基础的，哪怕有一方不同意，交易都无法达成。这一原则对公共选择来说也是适用的，只要某一集体决策获得了一致同意，那就表明，它肯定没有使任何一个参与者受损，却至少对其中的一个人有利。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就是一种帕累托效率的改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致性是件好事，但却太昂贵了”。各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差别不可避免，而每项议案的通过，却都要征得所有人的同意，这就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去说服每一个人，直至最后一个怀疑者。更糟糕的是，一旦这个最后的怀疑者认识到他有如此巨大的威力，他就有可能以投否决票相要挟，去敲诈那些支持议案的人。通常的情况则是，在马拉松式的讨价还价中，达不成任何协议。既然一致同意规则代价高昂，人们就转而求其次，降低同意的“百分比”，将一致同意的100％，降为80％、70％，或者是51％，这样就产生了多数同意规则。相对于一致同意来讲，多数同意规则无疑是降低了决策的成本，但由于每项决策都可能在有人反对的情况下通过，这就便公共选择带有了强制的色彩。

选择的悖论

杰克?韦尔奇，赢，中信出版社，2010 Energy 活力 Energize （鼓动力）激励 Edge 决断力 Execute 执行力 Passion 巴里?施瓦茨，选择的悖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峰终定律：peak-end rule 人们对体验的记忆与过程中的感受好坏无关，只与“峰”和“终”这两个关键时刻的感受有关，即事情达到高峰时的感受和事情结束时的感受。拇指规则rules of thumbs 原指木匠不用尺子而直接伸出拇指来测量木材的长度或宽度，比喻依靠经验和直觉做出判断，又称“经验法则”。可获得性启发availability heuristic 人们的判断推理过程常常受到可获得的记忆的影响，倾向于认为容易想起的事件比不容易想起的事件更常见。锚定效应。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

同一个问题的两种逻辑意义相似的说法会导致不同的决策判断，当消费者认为某一价格带来的是“损失”而非“收益”时，他们对价格就非常敏感。案例：刷卡和现金的告示p55 我们宁愿选择一个获益很小但风险极低的结果，也不愿意做风险更高但回报可能更大的决定。心理账户psychological accounts 热的头脑中存在一种心理账户，会将现实中客观等价的支出或收益在心理上划分到不同的账户中，做出不同的决策。丢失的20美元与丢失的20美元的门票p57 边际效用递减律law of diminish marginal utility 当人们连续消费同一种物品或服务时，其宗效用虽然在增加，但边际效用，即每单位物品或服务带来的效用增加量却在递减。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 热门更愿意持有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而不愿意用它交换另一个可能更好的东西。沉没成本sunk cost 由过去的决策导致的、不能由现在或将来的决策改变的成本。一双鞋子越贵，穿的次数越多，保有的时间越长。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 当人或动物连接不断地遭受挫折，就会丧失控制感，感到自己对一切都无能为力，陷入一种无助的心理状态。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s 因为做出一个选择而丧失的可能获得的其他利益。

三元悖论在中国

三元悖论(The Impossible Trinity)，也称三难选择，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就开放经济下的政策选择问题所提出的，其含义是：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但中国看来只是实现了一条，汇率的稳定性，并且实现了1/2的资本流动（经常性项目），并且在加入WTO后，按照先利率后汇率的原则，资本项目的流动也将会慢慢放开，所以中国今后的目标将是牺牲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当然，也许实现1/5的货币政策；4/5的资本完全流动）。这也是由中国稳定增长的需要确定的。所以通货膨胀不可避免。通货膨胀根本上是货币太多造成的。经济的发展是由消费、投资和出口决定的。为了社会稳定，国家必须保持8%左右的GDP增长率（经济学家们说，GDP增长率简直就是中国经济机器的润滑油，一慢下来毛病就全出来了：对财政来说，GDP一掉，财政收入加倍掉，就揭不开锅；对银行来说，GDP一掉，存款往下掉，坏账往上冲，就可能出现支付困难：对企业来说，GDP一掉，三角债立刻膨胀；对就业来说，GDP一掉，就意味着数百万工人下岗。”），当然了8%没有验证过（也不敢验证），随着效率的提高，损耗的下降，稳定增长率也许可以慢慢往下降低。在三架马车中消费政府不能控制，投资已经运用的到极限了，那么出口上也要动动脑筋。出口一直是中国的强项（劳动力成本低），但是大量的美元流入却不能用，也不能卖给银行（因为商业银行手上

都是外币），所以中国就出了结售汇制度，中央银行代表收购各个企业中的外币，但是付出的代价是要有的，就是印刷钞票（也就是投放到流动领域的钱多了），而收过来的外币，变成了国家的外汇储备。基本流程是这样：出口导致大量顺差—〉RMB面临升值压力—〉避免RMB升值—〉印刷钞票收购外汇—〉增加外汇储备也许有人会说那么RMB升值就好了，但是RMB又必须被低估，因为一旦RMB升值，那么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下降，企业效益不好，经济就达不到稳定增长的目标。所以国家出口顺差会存在，国家外汇储备也会增加，随之而来的，就是央行必须不停的印刷钞票，那么央行就根本没有权利去制定独立的货币政策。总之，易行长讲的中国通胀的罪魁祸首是出口顺差，站在他的角度来说是没错的大实话。从中也可以看到中国绝对是FX操作国这一论断，更别说1994到2005年人民币汇率一直在8.7，08年到10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维持在6.8这么明显的事实了。

三元悖论下中国的政策选择

三元悖论下中国的政策选择【摘要】三元悖论是许多国家研究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本理论依据，作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它反映了开放经济下宏观调控面临多项目标时，须针对各国当时的实际经济需要有所取舍。本文从三元悖论作理论依据及最近经济因素，分析三元悖论下中国的政策最优选择。【关键词】三元悖论政策组合汇率制度三元悖论揭示在没有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与浮动的汇率制度中均有影响。然而，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尽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才有影响，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没有作用。因此，在三元悖论中认为，不可能同时实现所有下列三种货币选择，即稳定的外汇汇率，自由的资本流动以及独立的货币政策。政策制定者只能从上面三个选择中选择两个，也即产生下列三个种组合可能：一、固定汇率和自由资本流动的组合假如本国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那么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减少，利率（理解为货币的价格）便会升高，对于国外的自有资本便意味着套利空间。外币想要购买本币，那么在供需机制下，本币便会升值，汇率就无法稳定。如果此时央行想要稳定汇率，那么必须增加金融市场上本币的供应量，这与原本的货币政策背道而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消失。反之

同理。二、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组合假如本国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那么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减少，利率（理解为货币的价格）便会升高，对于国外的自有资本便意味着套利空间。外币想要购买本币，那么在供需机制下，本币便会升值，汇率就无法稳定。如果此时央行想要稳定汇率，那么必须增加金融市场上本币的供应量，这与原本的货币政策背道而驰，反之同理。三、固定汇率和独立货币政策组合假如本国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那么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减少，利率（理解为货币的价格）便会升高，对于国外的自有资本便意味着套利空间。外币想要购买本币，那么在供需机制下，本币便会升值，汇率就无法稳定。所以为了稳定汇率，必须限制资本流动，实行外汇管制。反之同理。目前，中国无法完全放弃三元悖论包含的任何政策选择。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巨大的经济规模使得它很难像香港一样完全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同样，中国也不同于小型开放经济体。因此，它不可能采用与新加坡类似的体系通过管理汇率促进物价稳定。就资本流动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体，它与全球经济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中国很难执行严格的资本控制，比如回到货币与资本尚未开放或者局部开放的时期。事实上，一旦开始资本控制，

三元悖论蒙代尔三角

三元悖论【概述】三元悖论，也称三难选择，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就开放经济下的政策选择问题所提出的，其含义是：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根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一国的经济目标有三种：：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这三者，一国只能三选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例如，在1944年至1973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得到实现，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而1973年以后，“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稳定”不复存在。“永恒的三角形”的妙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地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方法。【三者之间的选择关系】根据三元悖论，在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汇率制度三者之间只能进行以下三种选择： (1)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必须牺牲汇率的稳定性，实行浮动汇率制。这是由于在资本完全流动条件下，频繁出入的国内外资金带来了国际收支状况的不稳定，如果本国的货币当局部进行干预，亦即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那么本币汇率必然会随着资金供求的变化而频繁的波动。利用汇率调节将汇率调整到真实反映经济现实的水平，可以改善进出口收支，影响国际资本流动。虽然汇率调节本身具有缺陷，但实行汇率浮动确实较好的解决了“三难选择”。但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来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信心危机的存在会大大削弱汇率调节的作用，甚至起到恶化危机的作用。当汇率调节不能奏效时，为了稳定局势，政府的最后选择是实行资本管制。 (2)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必须牺牲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实行资本管制。在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在汇率贬值无效的情况下，唯一的选择是实行资本管制，实际上是政府以牺牲资本的完全流动性来维护汇率的稳定性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大多数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比如中国，就是实行的这种政策组合。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国家需要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来维护对外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监管能力较弱，无法对自由流动的资本进行有效的管理。 (3)维持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必须放弃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资本完全流动时，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本国货币政策的任何变动都将被所引致的资本流动的变化而抵消其效果，本国货币丧失自主性。在这种情况下，本国或者参加货币联盟，或者更为严格地实行货币局制度，基本上很难根据本国经济情况来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整，最多是在发生投机冲击时，短期内被动地调整本国利率以维护固定汇率。可见，为实现资本的完全流动与汇率的稳定，本国经济将会付出放弃货币政策的巨大代价。

基于儒家文化系统下社会心理结构的偏好选择_源于阿罗悖论的启示_谷继建

在大多数教科书中阿罗悖论是根据阿罗对于社会福利函数的应用发现的：在已知社会所有成员的个人偏好次序情况下，通过一定程序把各种各样的个人偏好慰藉为单一的社会偏好次序，阿罗用比较高深的数学证明了这个悖论，首先它假设每个人在各种社会状态上的偏好是严格的，即没有人在任意两个状态之间感到无差异，每个人的偏好都具有“传递性”。他假设1、2、3代表三个人，a 、b 、c 代表三种社会状态，其次按照偏好对每一对可能的社会状态进行投票，社会的偏好次序则按“大多数规则”进行推理，结果整个社会的投票结果是：社会偏好a 优于b 、偏好b 优于c 、偏好c 优于a! [1] 高鸿业也论述了可以不受阿罗悖论限定的“独裁”社会，最后的结论是阿罗所说的“在非独裁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有适用于所有个人偏好类型的社会福利函数”。姑且不论阿罗的推理和结论，笔者就从重大自然灾害的些许案例出发寻求阿罗悖论的应用，并提出一些改进和修补。阿罗悖论产生以来受到很多质疑，原因在于阿罗证明其悖论成立时就限定了一系列假设：每一个选民的影响力都一样，票票同价，不可独裁，社会的偏好不可只反映一人或少数人的偏好；选民是理性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排序的限制，例如不能排除多峰偏好者；对个人偏好要有回应，如果每位选民都认为A>B ，选举结果也要显示A>B ；选举结果对于A 和B 的排序，只由A 和B 的相对顺序决定，与任何第三者无关，此假设特称为不相干议案的独立（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 ）；选举结果须前后一致，具递移性，如已投出A>B 及B>C ，则须有 A>C ，此即为理性假设；所有选举结果都应依排序得出[2]。鉴于此，本文对人们偏好选择论述的方面性，拟采取以下结构形式，把阿罗的六个假设条件浓缩为四个，即三个条件合并为：偏好在回报性的基础上可以传递且排序。依照阿罗的假设条件，这里借以重大自然灾害的有关案例进行论证，希望通过本文研究能为大家提供一点国人偏好选择的认知，并非见到哪个特定的江苏女孩、莎朗斯通之流和“范跑跑”的生命渴望论就要骂骂咧咧，但从儒家文化构造内核上看，她们的行为和言论不可原谅，然而冷静下来，以偏好选择的理论来逐步分析国人偏好选择的问题，对于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行为和言论也许会多几分理性认识。一、阿罗悖论假设前提与社会发展状态阿罗论证社会福利函数的社会发展状态条件是什么，还没有多少学者给予准确的探究。阿罗（Arrow ）1921年生于美国、著名的数理经济学家，1951年出版了《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采用数学的公理化方法对通行的投票选举方式能否产生出合乎大多数人意愿的领导者或者说“将每个个体表达的先后次序综合成整个群体的偏好次序”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被后人称之为“阿罗悖论”，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是高度繁荣的社会状态，无论是信息化、个人生存意识还是国家的治理信息渠道是比较完备的，阿罗处的社会状态是完全信息，只要个体稍微对社会信息浏览就能做到，所以它假设“没有人在人以两个状态之间感到无差异、社会偏好次序按照‘大多数规则’和每个人的偏好具有‘传递性’”，暂时把后两个假设条件放在后边详细论述，它们比第一个条收稿日期：2008-11-04 作者简介：谷继建（1980—）男，讲师。E-mail ：gumuran2006@https://www.wendangku.net/doc/b5143323.html, 基于儒家文化系统下社会心理结构的偏好选择 ———源于阿罗悖论的启示谷继建（重庆文理学院政法学院，重庆402160）摘要：阿罗悖论的前提假设条件有六个，把它拿过来放到中国实际中来分析和应用，可以归纳为四点；文章用阿罗悖论分析一些中国化的事件，并着重（大部分）用重大自然灾害展示的典型案例对阿罗悖论的应用范畴和条件假设作些许修正。关键词：胁迫偏好；社会状态；社会心理结构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70（2009）03-0120-05 第11卷第3期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11No.3 2009年6月 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 Jun.2009

三元悖论

三元悖论三元悖论（Mundellian Trilemma），也称三难选择(The Impossible Trinity)，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一说蒙代尔）就开放经济下的政策选择问题所提出的，其含义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Monetary policy)，固定汇率(Exchange rate)，资本的自由进出(Capital mobility)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来实现调控的目的。简介三元悖论原则是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论断。但是，该理论是高度抽象的，只考虑了极端的情况，即完全的货币政策独立、完全的固定汇率和完全的资本自由流动，并没有论及中间情况。正如弗兰克尔指出的，“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为什么不可以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两个目标的抉择中各放弃一半，从而实现一半的汇率稳定和一半的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不能不说是“三元悖论”理论在具体目标选择问题分析方面的局限。但是目前的实证分析均指出存在三元悖论。根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一国的经济目标有三种：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这三者，一国只能三选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例如，在1944年至1973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得到实现，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

而1973年以后，“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稳定”不复存在。“永恒的三角形”的妙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地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方法。根据“三元悖论”原则，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的组合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但是这一组合在现实中有效的前提是在假设一国外汇储备无上限的条件下才能成立。实际上，现实中一国的外汇储备不可能无上限，一国的外汇储备总量再巨大，与规模庞大的国际游资相比也是力量薄弱的，一旦中央银行耗尽外汇储备仍无力扭转国际投资者的贬值预期，则其在外汇市场上将无法继续托市，固定汇率制也将彻底崩溃。因此，一国即使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巨大的国际游资压力下，往往也很难保证固定汇率制度能够得以继续。[1] 提出三元悖论理论最早可以溯源至英国经济学家米德（1953），他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部均衡目标和外部均衡目标发生冲突，即“米德冲突”。其中，在保证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支出增减政策有效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是不能共存的，这与后来提出的“三元悖论”理论之间有着理论传承关系。蒙代尔(1963)提出了著名的M-F模型，为后来“三元悖论”理论的提出奠定了重要基础。亚洲金融危机后，克鲁格曼(Krugman，1999)在“O Canada: A neglected nation gets its Nobel”一文中说到：The point is that you can't have it all: A country must pick two out of

基于“三元悖论”视角的我国经济金融发展探析

基于“三元悖论”视角的我国经济金融发展探析摘要：亚洲金融危机后，“三元悖论”被明确提出，并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成为国际经济学中一个著名的论断。本文从“三元悖论”视角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汇率稳定及资本管制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控制资本项目开放的节奏等建议。关键词：三元悖论，经济金融发展，探析一、引言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内部流动性过剩的特征较明显。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即使在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我国的贸易顺差也达1960.7亿美元。2009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2399 2亿美元，同比增长23.28%。开放经济条件下，每一个经济体都面临着货币政策、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3个经济目标的选择。“三元悖论”原则，即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三者不可兼得，只能取其二。这一原则明确简单，但却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认同：该原则不仅反映了开放经济下经济体系内部所蕴含的矛盾，即开放经济下宏观调控当局面临多重相互交织的目标时必须有所取舍，也为资本流动情况下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协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且易于操作的分析框架。奥布斯特费尔德等甚至提出，“三元悖论”原理在很大程度上可认为是从历史中抽象出的经验总结和对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历程的理论归纳，从金本位时期到牙买加体系时期，这一高度提炼的原则都在显示着其有效性。本文认为，在当前内外失衡的经济背景下，研究本外币政策协调，并提出加强和改善本外币政策协调的途径和措施是至关重要的。二、理论分析及相关文献回顾

(一)“三元悖论”的提出 “三元悖论”理论最早可以溯源至英国经济学家米德(1953)，他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部均衡目标和外部均衡目标发生冲突，即“米德冲突”。其中，在保证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支出增减政策有效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是不能共存的，这与后来提出的“三元悖论”理论之间有着理论传承关系。蒙代尔(1963)提出了著名的M-F模型，为后来“三元悖论”理论的提出奠定了重要基础。亚洲金融危机后，克鲁格曼(1998)在“亚洲发生了什么”一文中阐述了资本流动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是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并首次明确提出了“三元悖论”的原则。后来，克鲁格曼又在其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对这一原则进行了论述，使得该原则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克鲁格曼提出的“三元悖论”原则指出，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以及资本自由流动三大金融目标，只能同时选择其中的两个。“三元悖论”原则可以用图1来直观表示。“三元悖论”是指图中心位置的灰色三角形，即在资本完全流动情况下，如果实行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则没有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如果要维护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则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如果要使得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同时兼得，则必须实行资本管制。也就是在灰色三角形中，三个角点只能三选二。

阿罗不可能定理与投票悖论

阿罗不可能定理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丹尼斯·缪勒在其《公共选择》（1979）一书中认为，社会选择理论以及社会福利函数性质的论著，特别是伯格森（A. Bergson）的《福利经济学的某些方面的重新论述》、肯尼斯·阿罗的《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和布莱克的《委员会和选举的理论》是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来源之一。所谓社会选择，是与个人选择相对而言的，个人选择的中心是确定个人偏好，而社会选择理论的中心是确定社会偏好。在社会选择理论中，最著名的也是最受推崇的结论是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1951年，阿罗出版了他的研究社会理论的重要著作《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他首次运用数理逻辑的分析工具，对社会决策和社会民主程序设计之间的关系做了形式化的深入考察，所得出的"不可能性定理"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轰动，被认为是近数十年来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所取得的一项突出成果。阿罗认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有两种做出社会选择的基本方法：一种是投票，通常用于做"政治"决策；另一种是市场机制，通常用于做"经济"决策。此外，在其他非民主的国家，甚至在民主社会中的较小单位里，也存在两种社会选择的方法，即独裁和传统，在它们的正式结构中具有某些投票或市场机制所不具备的明确性。在理想的独裁体制中，社会选择只根据神的或者全体个人的共同意志做出。因此，这两种情况下均没有个人之间的冲突。然而，投票或市场的方法是汇集许多不同的个人偏好做出社会选择的方法。在任何个人是理性地做出他的选择的意义上，社会选择的独裁方法和传统方法也是理性的。但是在涉及许多个人不同意志的集体选择中，这种个人选择和社会选择的协调性还存在吗？美国著名数理经济学家肯·阿罗（１９２１年生）是１９７２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他获奖的主要成果，是揭示了＂不可能性定理＂，人们俗称为＂阿罗定理＂。 1951年，阿罗出版了他的研究社会理论的重要著作《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采用数学的公理化方法对通行的投票选举方式能否保证产生出合乎大多数人意愿的领导者或者说“将每个个体表达的先后次序综合成整个群体的偏好次序”进行了研究。结果，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更准确的表达则是：当至少有三名候选人和两位选民时，不存在满足阿罗公理的选举规则。或者也可以说是：随着候选人和选民的增加，“程序民主”必将越来越远离“实质民主”。阿罗不可能定理源自孔多塞的“投票悖论”，早在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孔多赛就提出了著名的“投票悖论”：假设甲乙丙三人，面对ABC三个备选方案，有如图的偏好排序。甲（a ＞ b ＞c）乙（b ＞ c ＞a）丙（c ＞ a ＞b）注：甲（a ＞ b ＞c）代表——甲偏好a胜于b，又偏好b胜于c。若取“a”、“b”对决，那么按照偏好次序排列如下：甲（a ＞ b ）乙（b ＞ a ）

第4章答案

第4章心理实验对预期效用理论的挑战一名词解释完备性：在不同消费品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可比较的关系。自反性：消费可行集至少可如本身一样好。传递性：个人在对于一系列的两维选择比较中不会出现矛盾的循环它保持了偏好的一致性。确定性效应：与某种概率性的收益相比，人们赋予确定性的收益更多的权重。同比率效应：如果对收益概率进行相同比率的变换，也会产生不一致的选择。孤立效应：为简化在不同选项中的选择，人们通常忽略各选项共有的部分而集中于它们之间相互有区别的部分，这一选择问题的方式可能引起不一致的偏好，使人们通常忽略选择中所共有的部分。隔离效应：即使某一信息对决策并不重要，或即使他们不考虑所披露信息也能做出同样的决策，但人们依然愿意等待直到信息披露再做出决策的倾向。偏好反转：决策者在两个相同评价条件但不同的引导模式下,对方案的偏好有所差异,甚至出现逆转的现象。优势性：如果期望A至少在一个方面优于期望B并且在其它方面都不亚于B，那么A优于B。恒定性（独立性）：各个期望的优先顺序不依赖于它们的描述方式，或者说同一个决策问题即使在不同的表述方式下也将产生同样的选择。风险寻求：偏好不确定性财富不喜欢确定性所得的风险态度风险中立：只关注选择方案的预期效用而不关心是确定性所得还是不确定性所得。

二问答题 1简述预期效用理论（EU）。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所建立的EU理论是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经典理论，它描述了风险条件下的消费者选择行为，即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效用函数的某些特殊单调变换具有一个非常方便的性质——预期效用性质。该性质表明，在风险条件下，一项抽彩的效用是获奖效用的期望值。通过取得各种结果产生的效用，把效用和结果发生的概率相乘并将所得加总，可以计算出任何抽彩的效用。所以，就结果而言效用是加性可分的，就概率而言效用是线性的。EU 理论要求消费者的行为是理性的，即其偏好满足完备性、连续性、传递性和独立性公理，在这些公理假设下，可找到一个效用函数满足预期效用性质，而消费者的决策原则是预期效用最大化；尽管这样的效用函数可能不是惟一的，但并不影响依据预期效用最大化准则所做的决策 2什么是偏好反转，它系统性的违背了预期效用理论的那些假设前提？偏好反转”（preference reversals）是指决策者在两个相同评价条件但不同的引导模式下，对方案的选择偏好出现差异、甚至逆转的现象。偏好反转的现象说明，人们并不拥有事先定义好的、连续稳定的偏好，偏好是在判断和选择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并受判断和选择的背景、程序的影响，因此它违背了预期效用理论的优势性和恒定性假设。 3 在不确定环境下的决策中，理性经济人依照什么原则作出选择？（1）预期效用：总预期效用是它的各个可能性结果的预期效用的综合，而各个结果的预期效用被加权处理，其权重为各个结果发生的概率。（2）资产整合：作出决策后的预期效用要大于原赋资产给他带来的收益。（3）厌恶风险：当在确定性的期望和不确定的但预期效用是一样的期望之间进行选择时，人们偏好前者。 4 从“阿莱悖论”的实验你能得出什么？在预期效用理论中总的效用是直接用概率作为权重，对各个可能性收益的效用进行加权。然而实验中，与某种概率性的收益相比，人们赋予确定性的收益更多的权重。即与两个都是风险收益的情况相比，当其中一个是确定性的收益时，预期价值和风险之间的权衡关系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