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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古代社会的演进与奴隶制问题

越南古代社会的演进与奴隶制问题
越南古代社会的演进与奴隶制问题

越南古代社会的演进与奴隶制问题

何平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越南的古代社会形态是如何演进的?或者说,越南的古代社会形态到底是由原始社会演进为封建社会还是由原始社会演进为奴隶社会再进入封建社会?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对越南古代社会演进与奴隶制问题进行一番深入的考察。

在东南亚诸国中,越南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恐怕算是最为悠久的了。大约从公元前4—前2世纪左右,今日越南北部地区的越入社会便逐渐受到中国的影响,继而被置为郡县,关于这一地区的历史也开始有了较为可靠的文字记载。一般认为,在中原王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下,今日越南北部地区的越人社会便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基础上逐渐封建化了。

然而,一些越南学者却认为,越南古代社会也是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而封建社会这一模式依次演进的。例如,越南学者明峥便认为:“按照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来看,原始社会后即是奴隶占有制。”(注:(越)明峥:《越南社会发展史研究》,三联书店,1963年中译本,第30页,第38页,第39—40页,第39页,第30—31页,第16—17页。)明峥还举例说:“在越南语里有toi(仆役),to(仆役)、toi to(奴仆),toi doi(奴婢),或thay to (主仆),nguoi(佣人),con(婢女),con nuoi(养子),con may(女仆)。我们认为,这些名词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社会历史的转变时期——俘虏被抓去当奴隶的时期。因而当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形成时,便出现了奴隶国家。在此时,

奴隶占有制才正式成立。”(注:(越)明峥:《越南社会发展史研究》,三联书店,1963年中译本,第30页,第38页,第39—40页,第39页,第30—31页,第16—17页。)

那么,这一时期是什么时期呢?考虑到从公元前2—前1世纪起,红河流域被中原王朝置为郡县,当地社会开始逐渐演变为封建社会这一历史事实,又由于认为封建社会之前一定还有一个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自然也就应该在此之前了。

于是,明峥根据公元13世纪以后修成的越南史书和一些民间传说,“考证”出了一段关于“文朗国”(又称“文郎国”)和“瓯雒国”的历史。并认为:“第一个时期(即‘文朗国’时期——引者),即国家机器尚未形成的时期,雒王、雒侯、雒将、蒲政还没有脱离生产,还没有变成寄生者。在这个时期,社会基本上还处于原始状态”。

“第二个时期,即阶级、国家机器、私有制出现的时期,也就是瓯雒国出现的时期(公元前258年)。”(注:(越)明峥:《越南社会发展史研究》,三联书店,1963年中译本,第30页,第38页,第39—40页,第39页,第30—31页,第16—17页。)

关于这一时期,明峥认为,越人社会已出现阶级分化,出现了“雒王”、“雒侯”、“雒将”、“蒲政”等等,并谈到:“我们认为蒲政就是社长,雒侯、雒将是统治一个民族的人,雒王是部族的奴隶主。这部机器逐渐形成,到安阳王时期(公元前258年)即正式形成。”(注:(越)明峥:《越南社会发展史研究》,三联书店,1963年中译本,第30页,第38页,第39—40页,第39页,第30—31页,第16—17页。)

“自公元前257年,即瓯雒社会还没有与中国的封建社会接触以前,蜀泮即安阳王登位。那么,由蜀泮建立起来的国家统治机器是哪个阶级的呢?毫无疑问,是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机器。正是瓯雒国家开始了我们的奴隶占有制时期。”(注:

(越)明峥:《越南社会发展史研究》,三联书店,1963年中译本,第30页,第38页,第39—40页,第39页,第30—31页,第16—17页。)更有一些越南学者,进一步把“瓯雒国”以前的“文郎国”也说成是奴隶社会时期。如文新等越南学者在《雄王时代》一书中即认为,由所谓的“雄王”统治的“文郎国”时期,社会分化已经很明显,最高统治者是“雄王”,其下有一个贵族阶级,再下有自由民和奴隶。(注:(越)文新等:《雄王时代》,云南省历史研究所,1980年中译本,第77—78页,第78页,第150页,第79页。)在这个社会中,“奴隶当然是最低下的阶层,到了冯原时期,俘虏用来作祭祀或交换,还未用于生产。但进入东山时期,奴隶已经普遍地成为交易品了。当时奴隶的来源,有的是从战争中俘虏的,有的是由于买卖交易来的,有的是还不起债务,或者由于触犯刑律而沦为奴隶的。”(注:(越)文新等:《雄王时代》,云南省历史研究所,1980年中译本,第77—78页,第78页,第150页,第79页。)

但是,通观《雄王时代》一书的正文和注释,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用来证明所列举的这一时期的各种奴隶的具体资料,引征的却是《前汉书》中的一条记载,即公元前1世纪时,九真太守益昌“使人出买犀、奴婢”,并据此“证明以前买卖奴隶是相当普遍的”。(注:(越)文新等:《雄王时代》,云南省历史研究所,1980年中译本,第77—78页,第78页,第150页,第79页。)试问,九真置郡以后的社会是什么性质的社会了?当时出现的买卖奴隶的现象怎么就一定能证明以前买卖奴婢是相当普遍的呢?这种证明颇有些牵强。

当然,《雄王时代》一书的作者也意识到将“文郎国”明确地定义为奴隶社会确实缺乏史料根据,因此,便不得不武断却又小心谨慎地说:“总的说来,雄王时代社会上肯定分为三个阶层,即统治者、剥削者、公社成员和奴隶(或奴婢),后两者为前者的利益服务,上层与两个下层之间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矛盾并不深刻。这些阶层日趋稳定,但还没有形成阶级。因此,这个时候的

社会不再是原始社会。它是越南阶级社会的开始。”(注:(越)文新等:《雄王时代》,云南省历史研究所,1980年中译本,第77—78页,第78页,第150页,第79页。)

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的《越南历史》一书也认为,“文郎国”是越南历史上最早的国家。“文郎国的首领是皇帝(雄王)”;皇帝下边是贵族阶层,古书上称其为‘雒侯’、‘雒将’,‘雒侯’是帮助雄王办事的最高官职。‘雒将’分别管理文朗国中的各个‘部’。”(注: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越南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中译本,第35—37页,第34—37页,第47页,第47—48页,第90页,第122页,第120—121页,第146页,第173页,第257页,第257—258页,第261页,第308页,第348页,第397页,第445页。)“平民是社会中的基本成员、古史称为‘雒民’,当时社会上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奴仆、奴婢”。“文郎国”“逐渐带有国家的萌芽形态”。(注: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越南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中译本,第35—37页,第34—37页,第47页,第47—48页,第90页,第122页,第120—121页,第146页,第173页,第257页,第257—258页,第261页,第308页,第348页,第397页,第445页。)

“到了‘瓯雒国’时期,‘瓯雒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基本上仍然是文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但是得到了加强和更加完善,在这种制度中,专制的趋势仍然是主要的趋势,皇帝的权威比过去更大……瓯雒王朝的国家机器比过去更加完整。”(注: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越南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中译本,第35—37页,第34—37页,第47页,第47—48页,第90页,第122页,第120—121页,第146页,第173页,第257页,第257—258页,第261页,第308页,第348页,第397页,第445页。)

在“瓯雒国社会里,奴婢的数量可能比文郎国时期还要多,且大概都是家庭奴婢;他们大部分是由于犯罪或者负债,被贬谪为贵族的奴婢。”(注:越南社

会科学委员会编:《越南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中译本,第35—37页,第34—37页,第47页,第47—48页,第90页,第122页,第120—121页,第146页,第173页,第257页,第257—258页,第261页,第308页,第348页,第397页,第445页。)

该书虽然没有明说当时的社会是奴隶社会,但还是试图把“文郎国”和“瓯雒国”划入奴隶社会的范畴。只不过由于没有可靠的资料,该书在表述时不得不更加小心罢了。因为该书毕竟代表越南最高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意见,说话必须更加慎重。

众所周知,关于越南早期历史的较为可靠的文字记载基本上都是中国的史书。要考察越南的古代社会历史,当然离不开中国史书。然而,有关的中国史书根本就没有关于“文郎国”的可靠记载。至于“雄王”,其实是“雒王”之误,许多学者对此早有更正。即便是认为越南被置郡县以前建立过“文郎国”和“瓯雒国”、且其社会已是奴隶社会的明峥先生,也否定“雄王”的存在。他指出:“在我国古代,被选举出来代表各部落(即各个村社)的人称为蒲政;代表一个民族的称为雒将和雒侯;代表部落的称为雒王(中国雒字的书写近于雄字,所以有人把雒误为雄)。”(注:(越)明峥:《越南社会发展史研究》,三联书店,1963年中译本,第30页,第38页,第39—40页,第39页,第30—31页,第16—17页。)

关于“雒王”、“雒侯”、“雒将”和所谓“瓯雒国”的情况,最早见于公元4世纪成书的《交州外域记》。该书记载说:“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民垦食其田,因名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注:引自《水经注》卷三六。)

比前书晚一个世纪的《广州记》则记载说:“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人。有骆王、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铜印青绶,即今之令长也。”

(注:引自《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

显然,“瓯雒国”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为了弄清这一段历史,有必要对有关资料进一步进行分析。根据成书年代较早的《交州外域记》中的记载来看,“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一段中的“昔”字,显然是指“未有郡县之时”。当时,当地的人被称为雒民。而“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一段中的“设”字,应是指由另一个更高的统治权力所设,为何要“设”?是因为置了郡县,要“设”当地人去“主诸郡县”。显然,雒王、雒侯、雒将是因置郡县后为统治当地的“雒民”而设的,这些职务称谓应是当地置为郡县以后出现的。

秦钦峙先生在其《“雒田”、“雒民”、“雒王”析》一文中对此作了深入的分析,并十分肯定地指出:“从《交州外域记》的‘设’字,‘郡县’一词和‘雒将铜印青绶’一语,可以再次肯定‘雒将’、‘雒侯’、‘雒王’均系中原王朝——秦或汉朝于交趾地区设置郡县以后所设置的不同职称。‘设’即设置;设置什么?设置‘雒将’、‘雒侯’、‘雒王’;设置他们干什么?‘主诸郡县’;何以授权?‘铜印青绶’。岂不是一目了然。由是,才有《史记索隐》之说:‘姚氏按:《广州记》云:……有骆王、骆侯,诸县自名(多)为骆将,铜印青绶,即今之令长也’。”(注:秦钦峙:《“雒田”、“雒民”、“雒王”析》,载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东南亚》,1984年第3期。)

有些史书把蜀泮征服地区的首领按后来已置郡县后封的职位称为“雒王”、“雒侯”、“雒将”,本不足为怪。然而,一些越南学者却把置郡县以后设置的这些“雒王”、“雒侯”和“雒将”同“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的社会牵强附会在一起,进而“论证”出越南在此之前已有了国家,而且肯定是奴隶制国家,或者说当时的社会是奴隶社会,这就完全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了。

其实,即便是在置了郡县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那些离郡治、县治较远的地区仍然未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其社会仍然没有脱离原始状态。

《后汉书·南蛮传》告诉我们:“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

关于九真郡的情况,《后汉书·南蛮传》也说:“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趾,每致困乏,……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

这些显然都是一幅幅原始社会的图景,而这些已是在设置郡县以后一段时期的情形了。

当然也有另一些越南学者比较尊重史实,不愿象一些学者那样牵强附会,非要把越南的文明史人为地“提前”。如陶维英即认为:“这些记述是中国统治阶级所豢养的士大夫阶层对交趾和九真社会情况方面的报道,汉族统治阶级的种族歧视、自高自大和儒家的唯我独尊的意识,使得他们用如此轻率的语气来叙述那些被他们征服了的而文化与风俗又与他们相异的异族。……虽然如此,但从他们的几乎是穿凿附会、真伪杂陈的语言里,我们仍能从其描绘中,看到有些值得相信的地方,使我们看到当时雒越社会普遍地存在着氏族组织。如果氏族的分化已成为父权的家族,那么,这种现象并不是很普遍的,因而写书的人也就不会有意记下来了。而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社会机构仍然是氏族组织。”(注:(越)陶维英:《越南古代史》,商务印书馆,1976年中译本,第226—227页。)在根据各方面的资料对越南古代社会及其演进的情形作了考察之后,陶维英指出:“根据我们可能有的各种材料来观察一下瓯雒国的具体情况,正如我们证明过的那样,瓯雒社会只是原始公社社会末期,亦即原始公社制度的最后崩溃时期。……瓯雒国只是一个原始的政治组织,一个国家的胚胎组织,决不是一个奴隶占有制的国家。”(注:(越)陶维英:《越南古代史》,商务印书馆,1976年中译本,第226—227页。)

“依据社会的发展规律,前奴隶制社会必须发展到奴隶社会,但在瓯雒国的场合下,由于赵朝(指赵陀所建的‘南越’地方政权——引者)和西汉的统治已

经限制了它的发展,而最后则由于在西汉时代末期和东汉时期内中国封建制度的影响,瓯雒前奴隶社会经过了一段被赵朝和西汉的统治的过渡时期,于是就转入到了封建社会。”(注:(越)陶维英:《越南古代史》,商务印书馆,1976年中译本,第226—227页。)

尽管陶维英认为:“依据社会的发展规律,前奴隶制社会必须发展到奴隶社会”,但毕竟还是如实地叙述了越南古代社会由原始社会演进为封建社会这一客观事实,即在封建化之前,越南历史上并没有经历过一个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当然,陶氏强调这是由于中国影响之故。

我们知道,越南北部地区在古代被称为交趾,在交趾被置为中国的郡县之前,当地的社会还十分原始落后。《交州外域记》记载当时交趾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时提到:“交趾昔未有郡县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为雒民。”看得出当时生产力还很低,与之相适应的土地制度,还是原始的土地公有制。后来中原王朝在当地设置了郡县之后,乃“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生产关系才逐渐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

一般认为,秦汉时期中国中央政权在当地设置郡县之后,当地的主要生产关系便逐渐封建化了。在这期间,当地越族贵族和后来中央王朝派驻当地的官吏开始利用职权,侵占传统的村社公地,并向当地人民进行剥削,从而在当地建立起封建的生产关系。

因此,在越南历史上,封建关系确立之前,当地并没有经历过一个奴隶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奴隶社会阶段。

那么,明峥列举的越南语中那些指称奴隶的名词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通过对越南古代社会形态的演进及越南封建社会结构的历史考察,有理由认为,在越南历史上,奴隶出现之日,正是其社会由原始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之时。具体地说就是,在越南社会封建化的过程中,在其社会绝大多数劳动成员一步步沦为

封建农奴或封建小农的过程中,其中一些更不幸的人则进一步沦为了奴隶。或者说,当统治阶级开始把封建剥削的枷锁套在广大劳动成员脖子上的同时,也开始把奴隶制剥削的枷锁套在了另一些因种种原因而进一步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的人的脖子上。前面提到的关于九真太守使人购买奴婢的记载,反映的并不是此前社会中存在的现象的继续,恰恰正是当时封建制度建立过程中的现实。

后来的事实表明,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封建关系的深化,不断有一些在战争中被掳掠的人、一些犯法、负债的人以及因其他原因而丧失人身自由的人被补充到奴隶的行列中。明峥列举的越南语中那些指称奴隶的名词,不是此前某个时期遗留下来的名词,而是越南社会封建化以后才出现的。

在汉文史籍中,那些沦为奴隶的人一般被称为“奴”或“奴婢”。

公元2世纪以后,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除了汉族封建官吏占有着大量田产,建立了一些庄园以外,当地的许多豪酋也“雄于乡曲”,他们兼并了各个村社的公田。(注: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越南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中译本,第35—37页,第34—37页,第47页,第47—48页,第90页,第122页,第120—121页,第146页,第173页,第257页,第257—258页,第261页,第308页,第348页,第397页,第445页。)也就是说,这些当地豪酋在广占田产,以封建方式剥削广大村社农民的同时,还拥有相当多的奴隶(奴婢),他们同后者之间又形成一种奴隶制的关系。

史书还记载说,公元2世纪末,交州的许多农民在封建剥削下破产,成了流民。例如,《隋书·食货志》载:当时交州“某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俘浪人’”。这里的“俘浪人”即破产流亡的农民,而这些人中许多人被迫把自己或妻子儿女卖给各个豪绅贵族家庭做奴婢。(注: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越南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中译本,第35—37页,第34—37页,第47页,第47—48页,第90页,第122页,第120—121页,第146页,第173页,第257页,第257—258页,第261页,第308页,第348页,第397页,

第445页。)由此可见,在越南历史上,奴隶制的出现和发展是与封建制度有着密切联系的,正是由于封建剥削,才使得许多农民破产沦为奴婢,从而使这种剥削奴婢的制度得以巩固和发展。

到唐朝统治时期,中央王朝在今越南地区建立了安南都护府,实际上是以羁糜政策的形式实行对当地的统治,更多地任用当地豪强去治理。这一政策使得当地的豪强势力进一步发展,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当地农民进行压榨和剥削。结果,更多的农民沦为了他们的奴隶。

《越南历史》一书认为:“与汉朝时期相比,唐朝封建统治政权直接管辖的户数明显下降。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农民破产和流亡外地,投靠到各个封建领主和寺庙的门下,变成了农奴和奴婢,因此从封建国家的户籍册中把他们除了名。”(注: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越南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中译本,第35—37页,第34—37页,第47页,第47—48页,第90页,第122页,第120—121页,第146页,第173页,第257页,第257—258页,第261页,第308页,第348页,第397页,第445页。)

这一时期,许多越族豪长成了世袭的领主,管辖的地区相当大,拥有几百户到几千户农民。杜存城父子“自祖父”时起就管理四个乡、丁口和税收相当于一个郡。李由独是林西原的洞主大首领。他们都是储存谷物上万仓,有大量土地的“巨族”、“富家”和“有家产”者,这使得他们能够缩减“家宅”来修建大庙。同时,他们家里都经常有数千“食客”和“养子”,即农奴、奴婢和其他隶属于他们的人。

这些人不仅占有大量土地、农民和奴婢,而且还有自己的私人军队,有的军事力量还很强大。唐代史书中称这种军队为“土军”、“家兵”。这些士兵都是从他们管辖地区的农民中或隶属于他们的奴婢中招募来的。(注: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越南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中译本,第35—37页,第34—37页,第47页,第47—48页,第90页,第122页,第120—121页,第

146页,第173页,第257页,第257—258页,第261页,第308页,第348页,第397页,第445页。)

据香严寺碑文记载,在唐朝统治末期掌握了相当大的实权、并自称“节度使”的当地豪强曲颢手下的一名大将杨延艺的家中,也养有三千“养子”,他们都姓杨。(注: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越南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中译本,第35—37页,第34—37页,第47页,第47—48页,第90页,第122页,第120—121页,第146页,第173页,第257页,第257—258页,第261页,第308页,第348页,第397页,第445页。)

公元10世纪以后,越南始独立称国,独立后的越南封建统治者往往大兴土木、营造宫室,并不断颁布法令、分封土地、修订赋税,使越南广大农民实际上遭受的剥削更为沉重,因此,农民破产为奴的现象更为普遍。如李朝曾因沦身为奴的人太多,不得不一度禁止人们卖身为奴。但事实上,朝廷只是禁止出卖“黄男”(18—20岁的青年)当奴隶,目的是为了保证壮丁的来源和为国家服劳役的主要力量。(注: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越南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中译本,第35—37页,第34—37页,第47页,第47—48页,第90页,第122页,第120—121页,第146页,第173页,第257页,第257—258页,第261页,第308页,第348页,第397页,第445页。)

据史书记载,当时朝廷以国家名义掌握着一些田地,这些田地上的耕种者有的是罪犯,称为“田宏”,专门研究这一时期越南土地制度的越南学者张友炯认为,“田宏”即田奴。(注:(越)张友炯:《十一至十八世纪越南的土地制度》,越南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越文版,转引自梁志明:《十一十四世纪越南封建土地制度初探》,载《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李英宗大定十一年(1150),太尉杜英将罪犯三十人“流远恶处,诸预谋者并徙田宏犒甲。”(注:梁志明:《十一十四世纪越南封建土地制度初探》,载《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即把他们作为

奴隶用于垦荒。

出于对人力的需求,李朝的统治者还时常向外掠夺人口,如公元1044年,李太宗击占婆,便俘了五千余人。1069年,李圣宗又征占婆,掳掠“其余五千人”。(注:梁志明:《十一十四世纪越南封建土地制度初探》,载《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此外,还剽掠中国及老挝的居民用于垦荒。到了陈朝时期,这些战俘和用其他方式掠来的人的后代或仍隶属于国家,或变成“势家”权贵的奴婢。(注:梁志明:《十一十四世纪越南封建土地制度初探》,载《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李朝末年,由于兵荒马乱,社会经济一片萧条,因此,公元1256年,新起的陈朝统治者更明确下令:“王侯、公主、附马、帝姬皆许招集漂流无产人为奴婢,开垦荒闲田,立为田庄。”(注:《大越史记全书》卷之五,陈纪一。)于是,这些人利用奴婢的劳动,开垦红河流域肥沃的冲积地带,建立起一个个大田庄。与采邑不同的是,这些田庄里的主要劳动力是奴婢。

《大越史记全书》说:“王侯有庄,实自此始。”(注:《大越史记全书》卷之五,陈纪一。)实际上,官僚贵族用奴婢垦荒建立田庄在更早的时候便有了,不过从此更合法地大规模进行。

为了利用佛教作为精神统治工具,李陈时期历代统治者不仅资助兴修寺塔、封赏土地给寺院,而且也把一些奴隶赐给寺院。陈朝时期最大的寺院琼林寺据统计约有2760亩田地和成千寺奴。(注:梁志明:《十一十四世纪越南封建土地制度初探》,载《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陈朝的法律还明文允许债主强迫负债的人卖身为奴抵债。1299年的一项法令还规定,在饥荒年代“凡卖田地及买家人为奴,听赎,若过此年不得赎。”(注:《大越史记全书》,卷之六,陈纪二。)

到了陈朝末年,由于大量农民沦为奴婢,有些奴婢在更苛刻的条件下被大量投入生产劳动,因而激起了多次规模不等的暴动和起义,其中好几次都有大量奴

婢参加,甚至是以奴婢为主体。

例如,公元1343年,由于歉收导致饥荒,许多地方的奴婢和穷苦农民起来暴动。东北地区的海防、广宁、海兴一带贵族田庄最集中的地区,爆发了更大规模的起义,起义的主要力量便是奴婢。

1354年,又爆发了一次由齐领导的起义。起义军大部分也是从贵族田庄里逃出来的奴婢。这支奴婢起义军的活动范围一度扩大到谅江(河北、谅山)和南策(海兴)。(注: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越南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中译本,第35—37页,第34—37页,第47页,第47—48页,第90页,第122页,第120—121页,第146页,第173页,第257页,第257—258页,第261页,第308页,第348页,第397页,第445页。)

为了对付奴婢的反抗,陈朝统治者一方面用暴力来镇压,另一方面加强了对奴婢的控制。如陈朝统治者下令在奴婢的额头上刺上字,并把他们的名字登记入册。谁不接受刺字和不登记名字,就被看成是“强盗”,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注: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越南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中译本,第35—37页,第34—37页,第47页,第47—48页,第90页,第122页,第120—121页,第146页,第173页,第257页,第257—258页,第261页,第308页,第348页,第397页,第445页。)

在陈朝的残酷镇压下,起义运动在一段时间里出现低潮,但随后又高涨起来,许多起义扩大到各地,并一直坚持到陈朝崩溃时为止。(注: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越南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中译本,第35—37页,第34—37页,第47页,第47—48页,第90页,第122页,第120—121页,第146页,第173页,第257页,第257—258页,第261页,第308页,第348页,第397页,第445页。)

由于陈朝时期大量蓄奴,造成奴婢数量剧增,国家税收锐减。因此,废黜陈朝皇帝而代之的原陈朝外戚贵族胡季在建立起新的王朝——胡朝的第二年,即

1401年,颁布了一项限奴法令。法令规定:贵族官吏根据爵位的高低,可以有限制地蓄养一部分家奴,但必须在家奴额头上刺上特有记号。超过限定的数目就必须交给国家。(注: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越南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中译本,第35—37页,第34—37页,第47页,第47—48页,第90页,第122页,第120—121页,第146页,第173页,第257页,第257—258页,第261页,第308页,第348页,第397页,第445页。)

事实上,这项限奴法令只是限制前朝即陈朝的贵族蓄奴的奴利,并借此把奴婢集中到国家手中,成为国家的奴婢。

到了黎朝时期,统治者为了恢复因同明朝进行战争而遭到破坏的经济和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推行限奴政策。同明朝的战争结束后,黎朝统治者把一些死亡贵族的采邑、田庄和荒芜的土地收归国有,名为“公田”,然后把其中一部分再重新分给贵族官吏作为“禄田”。“禄田”是专门给宗室贵族和一些高级官吏的一种特权封地。根据1477年的条例规定,皇帝的亲戚和四品以上的官吏才能颁给“禄田”。“禄田”实际上是国家发给贵族和高级官吏的薪俸,同以前的采邑制相比,“禄田”获得者的许多特权被取消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分得禄田的人只有权收租作为俸禄,而无权收纳农民做奴婢。(注: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越南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中译本,第35—37页,第34—37页,第47页,第47—48页,第90页,第122页,第120—121页,第146页,第173页,第257页,第257—258页,第261页,第308页,第348页,第397页,第445页。)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奴隶或奴婢获得了解放,因为黎朝的法律仍然承认剥削奴婢的制度。事实上当时许多贵族和官吏家中乃至一些田庄里,仍有大量奴婢。其限制的仅仅是把耕种禄田的农民变成奴隶或奴婢的做法。

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建立以后,越南的奴隶或奴婢制度又有所发展。阮氏政权建立之初,又允许富有的地主和官吏使用奴婢去南部垦荒。(注:越南社会

科学委员会编:《越南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中译本,第35—37页,第34—37页,第47页,第47—48页,第90页,第122页,第120—121页,第146页,第173页,第257页,第257—258页,第261页,第308页,第348页,第397页,第445页。)1765年起控制了南部地区的张福峦的家里,“金银、珠宝、珍宝、锦缎、田园、房屋、仆役、牛马,不计其数。”(注: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越南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中译本,第35—37页,第34—37页,第47页,第47—48页,第90页,第122页,第120—121页,第146页,第173页,第257页,第257—258页,第261页,第308页,第348页,第397页,第445页。)

而1815年颁布的《皇朝律例》(又称《嘉隆法典》)中,对犯人及其隶属的刑罚的有关条例仍规定,犯叛逆罪者,首犯和从犯凌迟处死,罪犯的隶属,16岁以上的男子处斩,16岁以下的男孩及妇女强迫为奴。(注: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越南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中译本,第35—37页,第34—37页,第47页,第47—48页,第90页,第122页,第120—121页,第146页,第173页,第257页,第257—258页,第261页,第308页,第348页,第397页,第445页。)再次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奴隶或奴婢制度的合法性。

在越南历史上,奴隶制与封建制并不是前后相承、被否定与否定的两种互不关联的制度,奴隶制是与封建制一道在对原始社会的否定过程中出现的,甚至是由封建关系促发形成的,并且一直作为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关系的补充而存在。

人们或许会问,越南历史上后来出现的这些“奴婢”以及类似身份的人到底是不是奴隶?这确实是需要回答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

从称谓方面看,将越南历史上后来出现的因种种原因丧失了人身自由的人称为“奴婢”的首先是中国史籍,以后,越南的汉文文献仍沿用这个称谓。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奴婢”指是什么人呢?《周礼·秋官司历》郑玄注云:“今之

奴婢,古之罪人也。”又《汉书·刑法志》李奇注曰:“男女徒总名为奴。”“奴”或“奴婢”首先是指因犯罪而沦身的人。而将罪犯罚为奴隶,则是中外历史上极常见的。以后,因其他原因而丧失了人身自由的人也被称为奴或奴婢。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主张东汉乃至魏晋时期才是封建社会的学者,都以此前社会中某某拥有“奴婢千群”之类记载来证明西汉乃至两晋时期的中国社会是奴隶社会。因此,奴婢与奴隶应是同一概念。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奴婢也长期存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奴婢,其性质或实际身分在早期和晚期是否有所不同,这也是一个需要认真加以研究的重要问题,而且是一个涉及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和特点重新认识的重要问题。而在越南历史上,与封建农奴或封建小农一同诞生的,但地位明显低于前者,而且大部分是前者中因种种原因而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的人即被称为奴婢。试图在越南封建社会之前“论证”出一个奴隶社会的学者们,往往也是以后来社会中存在奴婢这一现象去推测的,并不否认奴婢是奴隶,至少不否认早期的奴婢是奴隶。

关于奴隶的定义,人们往往爱引用斯大林的一段话,即“这些生产工作者就是奴隶主可以把他们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的奴隶。”(注:《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46页。)

把是否可以随意屠杀作为判定奴隶的标准之一,争论比较大。而且,我也认为,以此为标准来判定是否是奴隶是不能成立的。恩格斯即指出:“在这之前(指原始部落时代——引者),人们不知道怎样处理战俘,因些就简单地把他们杀掉,……但是在这时已经达到的‘经济情况’的水平上,战俘获得了一定价值,因此人们就让他们活下来,并且使用他们的劳动。…奴隶制被发展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6页。)

显然,不能以能否被屠杀来判定是不是奴隶。恰恰正是奴隶制发展起来之后,奴隶才不再被任意屠杀,而是被作为财产保留下来。越南历史上的“奴婢”以及其他类似身分的人也没有记载说可以被随意屠杀。至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上如

果确有屠杀奴隶的现象的话,那也是偶然现象,是特例而不是通例。不能用来作为判定奴隶身分的标准。

斯大林提到的另一个特征,即“可以把他们当作牲畜来买卖”,则是世界各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的共同特征。马克思也指出:“奴隶是商品,可以从一个所有者手里转到另一个所有者手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5页。)按照这个标准来判定,越南历史上的“奴婢”以及其他类似身分的人显然也是奴隶。

正因为其实际身分就是奴隶,故有关越南历史的西方文献都把这类人叫做奴隶,如在有关英文文献中,这类人即被译为“Slaves”。例如,西方学者约翰·K·威特莫尔在研究了越南古代的社会结构后就认为,古代越南社会中的被统治者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自由人,另一类是债务奴隶(bondsmen),还有一类是真正的奴隶(Slaves)。(注:约翰·K·威特莫尔:《越南的社会组织与儒家思想》,载新加坡《东南亚研究学刊》,第15卷,第2号,1984年英文版。)而且,债务奴隶虽然名义上可以赎身,实际上其地位也非常低下,与所谓真正的奴隶并无太大的差别。

说越南历史上的封建制度是在原始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之前并没有经历过一个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又说在封建化的过程中,才逐渐形成了一种与封建关系并存、并作为其补充的奴隶制度,必然与传统观点或者说与某些人的习惯思维定势相悖,然而这却是越南古代社会演进的事实。也正因如此,这个问题才有提出来加以研究的必要。

注释:

(22)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越南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中译本,第35—37页,第34—37页,第47页,第47—48页,第90页,第122页,第120—121页,第146页,第173页,第257页,第257—258页,第261页,第308页,第348页,第397页,第445页。

越南诗句《南国山河》历史真相

“南国山河南帝居,截然定分在天书。如何逆虏来侵犯?汝等行看取败虚。”这是被越南人视作民族英雄的李常杰在抵抗宋朝军队时写下的诗句《南国山河》。2016年5月2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越南首都河内国家会议中心发表长篇演讲,尽管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引用了这首中国北宋与越南李朝熙宁战争时期的越南诗句,他表示,这首诗表达了所谓的“所有越南人民不屈的精神”。 《南国山河》被收录在越南初中学生的教科书中,而“南国山河南帝居”这句诗,至今还经常出现在越南反华人士抗议中国的标语中。这首古诗的作者李常杰在越南属于“民族英雄”,类似于我国的霍去病、左宗棠。他是交趾李朝时期人。出生于寿昌县(今河内)太和坊的一个武将家庭,在李太宗时期净身为太监,参加过对占城国的三次入侵,随后北上入侵宋朝。1105年(李朝龙符五年),李常杰去世,被追赠以“入内殿都知、检校太尉、平章军国重事、越国公”。 访问越南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什么偏偏要提这场战争?此中有何深意?下面,我们根据史料走进这场战争,来探求历史的真相。 北宋时期中越之间的恩怨情仇 在宋代,今越南的北方为交趾政权,南方为占城政权。自秦汉到唐五代,交趾一直作为中国的地方郡县存在。秦平岭南,在如今的越南中北部地区设立象郡,开始了中国王朝对越南地区的正式管辖。西汉武帝时再平南越,在这里设置了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直至唐朝,越南地区都没有脱离中国王朝的管辖。随着唐朝灭亡,大一统王朝的消失,整个中国秩序大乱。交趾便趁着大乱割据一方,逐渐获得独立。 在宋朝皇帝眼中,交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中原王朝的蕃属,对交趾的册封,从交趾郡王、南平王、南越王依次递进,在宋朝皇帝眼中,交趾竟从郡县变成半国不国的存在,不臣之野心不小,想来实在是让人生气的事情。太平兴国五年(980年)黎桓篡丁之时,北宋曾派军欲助丁氏母子,但战争未如宋朝所愿一举平定交趾,而以宋朝大败结束。之后前黎朝和李朝一直向北宋纳贡称臣,但边衅仍时有发生。李朝(交趾)时,前几代君主均致力于开拓疆土,对占城几次用兵,对宋朝领土也屡有蚕食。1014年北宋钦州曾包庇越南逃犯,导致李公蕴引兵犯境。此后李公蕴及其继任者屡有犯宋境,宋朝则鉴于北方有辽和西夏,一直对交趾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侬智高举事之时,李太宗李佛玛曾向宋朝表示愿派2万兵马助宋,以便“欲因此乘势以邀利”。宋朝廷本欲答应,但在狄青的反对下,宋朝最终没有让交趾出兵。而侬智高山穷水尽之时,亦曾向交趾求援,但李朝兵至前,侬已败。李佛玛未能如愿。 但是接下来的雍熙北伐将北宋的战略重心移向传统的北方边境,北宋逐渐对交趾转用宽忍政策。 事情在宋仁宗时期发生了变化。大国不找小国麻烦,小国交趾倒不安分了。在经历了独立初期丁朝、前黎朝两个短命王朝之后,李朝的建立使交趾终于有了一个比较稳定强大的统一政权。仗着宋朝的宽忍,交趾不断蚕食北宋南方边境,甚至制造骚乱。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加紧对占城的控制。庆历四年(1044)、庆历六年(1046)、熙宁二年(1069)、熙宁七年(1074)、熙宁八年(1075)多次对占城用兵。这打破了宋朝联合占城抑制交趾的地区战略格局,双方关系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 交趾一再挑衅,别的宋朝皇帝可以忍,富有强国理想的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不能忍,宋神宗对南方的开边一直持积极鼓励的态度,一再更换知桂州人选,积极推动“恢复”交趾为郡县。不论是任命潘夙知桂州,还是以萧注取代潘夙、以沈起取代萧注知桂州,都是积极筹备“恢复”交趾战略计划的举措。 1072年(熙宁五年)李朝李乾德即位,是为李仁宗。时仁宗仅7岁,由检校太尉李常杰和兵部侍郎李道成辅佐。后来,被宋神宗提拔的萧注,从最初的主战转为主和,而沈起坚持

老挝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整理版)

老挝历史悠久,公元14世纪建立的澜沧王国曾是东南亚最繁荣的国家之一。1707—1713年逐步形成了琅勃拉邦王朝、万象王朝和占巴塞王朝。1779年至19世纪中叶逐步为暹罗征服。1893年沦为法国保护国。1940年被日本占领。1945年8月老挝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了伊沙拉阵线,同年10月12日老挝宣布独立,成立了伊沙拉政府。1946年法国卷土重来,伊沙拉政府解体。1950年爱国力量重建伊沙拉阵线,成立了以苏发努冯亲王为总理的寮国抗战政府。1954年7月法国被迫签署日内瓦协议,从老挝撤军。此后美国入侵,1962年美国又被迫签订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老挝成立以富马亲王为首相、苏发努冯亲王为副首相的联合政府。1964年美国支持亲美势力破坏联合政府,进攻解放区。老挝军民在爱国阵线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抗美救国战争。1973年2月老挝各方签署了关于在老挝恢复和平和实现民族和睦的协定。1974年4月成立了以富马为首相的联合政府和以苏发努冯为主席的政治联合委员会。1975年12月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万象召开,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老挝人民革命党执政。1991年8月,老挝最高人民议会通过《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宪法》,根据宪法,将老挝部长会议改名为政府,部长会议主席改名为总理,最高人民议会改名为国会,老挝国徽上原有的红星、斧头和镰刀将被著名古建筑物塔銮图案所取代。 【外交】老挝奉行和平、独立和与各国友好的外交政策。1997年7月,老挝正式加入东盟。 与中国关系:中老两国山水相连,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两国自1961年4月25日正式建交以来,双边关系稳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增强。2000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对老挝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访问老挝。访问期间,两国签署了关于双边合作的《联合声明》,确定发展两国长期稳定、睦邻友好、彼此信赖的全面合作关系。2004年11月,温家宝总理对老挝进行正式访问。2006年6月,朱马利主席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发表联合新闻公报。2006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对老挝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发表《中老联合声明》。2007年8月,波松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2008年3月,温家宝总理对老挝进行工作访问。2009年9月,朱马利主席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双方决定把中老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经贸合作方面,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入,合作领域不断拓宽。2003年,中老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2007年,中老双边贸易额达2.49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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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 引言:作为四大文学体裁的小说,在今天已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网络小说,奇幻小说等等的兴起,给小说带来了一片崭新的天地,然而随着新派小说的兴起,古典小说却逐渐被人们遗忘,而中国小说之发展历程,需要更多人们去关注。对古代小说发展历程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大家下了苦功夫,其中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无疑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鲁迅先生以严谨的笔墨写出了中国古代小说曲折的发展趋势,本文也参考引用了鲁迅先生的很多观点,再加入自己一些独到的见解,希望以此来展现另一个方面的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 小说,作为四大文学体裁之一,它没有诗歌的高雅,没有散文的韵味,没有戏剧的复杂,然而它却以通俗易懂的故事情节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热爱。究其原因,实在是与小说的本质大有关系。 “小说”一词来源于《庄子》,这种带有故事性的说理被庄子认为不可取,小说即小道理之意,事实上,这是小说的本意和本源。小说是以刻画人物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的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小说有三个要素:人物、故事情节、环境。(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是塑造人物形象。小说中的人物,我们称为典型人物。这个人物往往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创作出来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多数情况是作者心目中几个人的集合体,通过这样典型的人物形象反映生活,更集中、更有普遍的代表性。 小说的主体是故事,虚构性是它的本质,新奇是它的防腐剂,通过故事反应组综合创作思想是它继续发展下去的动力。中国古代小说经过几千年曲折漫长的发展,才逐渐有了后来辉煌的成就,它比诗歌散文晚熟,略早于戏曲。古代小说坎坷的发展,它强大的生命力终于使得它有了成就辉煌的那一天。古代小说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分别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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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交通发展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交通,让城市更兴旺! 商业风起云涌,全球化不可抗拒之浪潮。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该如何把握住中国国情,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引言 摘要: 中国的城市发展所经历的是一条与欧洲封建时代城市发展不同的道路。在近代,更偏重于政治军事的中国城市落后于了欧洲工商业充分发展的城市。商业之兴,首要任务是交通。本文浅谈中国古代交通发展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并与欧洲城市化进行对比,强调交通在当今中国城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交通、商业、城市 正文: 众所周知,商业的发展使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得以产生。马克思曾指出:“首先引起工商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从马克思的话中,不难理解出:真正的城市不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工商业发展的基础上的。 中国古代城市逐渐从军事堡垒发展到政治、军事中心再到具有经济调节功能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商品经济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我们不可否认其他的因素,如人口繁衍、政治、军事等等。商品经济与城市发展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城市的存在为前提;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扩大,依赖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肯定商业发展在城市发展的重大意义。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研究:在影响商业发展和城市发展的众多因素中,人类可以大有作为

的“交通”对商业发展扩大的意义,并通过探讨,以启发当今中国城镇化发展。 在影响商业发展的众多因素中,交通是最重要的一方面,也是最受人影响的一方面。交通的发展与商业的发展也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商业的发展增加了对交通的要求,因而促进了交通的发展;另一方面,交通的兴建又促进了商业发展。纵观中国古代商业大城市,大都是交通发达之地。有的城市更是直接因交通而兴起。早在商朝时期,就有了“车马”、“步辇”、“舟船”等交通工具。战国时期,因为战争需要,有兴修了许多通行战车的道路。中原各国道路交通纵横交错,还在沿途设驿站。水路上不仅利用长江黄河等天然水道,而且相继开凿了灵渠、鸿沟等人工运河。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车同轨”法令,大修驿道,对过去杂乱的交通路线加以整合,大大促进了沿途的贸易往来,推动了商业发展。汉朝之后,在秦朝原有道路基础上,继续扩展延伸发展交通网,并开辟丝绸之路。秦汉时期水运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海上则开辟了沟通世界两大帝国——东方的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的海上航线。这又带动的东南沿海的贸易发展,从而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但由于这个阶段交通规模有限,交通对商业进而对城市的发展的贡献也有限。 隋唐时期,我国的水陆交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隋朝时完成了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这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运河,修建了纵横交错的两条驰道。唐时开辟了新的海上航线,加强了东西方交流和联系,广设馆驿,形成以京都长安为中心的驿路系统。这使得唐朝京都长安发展为国内外交通的重要枢纽和中心,进而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还有因运河而大兴的扬州等城市,到唐后期,成为水路枢纽,因方便南北运输,大量商人集聚,大大促进人口繁衍,使得商业兴茂,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从此上更加可以看出交通通过影响一系列因素进而影响商业发展、城市规模扩大发展的重要意义。 宋元时期,古代交通进入鼎盛时期。宋朝将指南针应用到海船上,使航海技术大大提高。宋朝已把帆船作为海上交通的重要工具,从广州、泉州等地出航东南亚、印度洋以至波斯湾。元朝沿海航运事业最发达。元朝除继续开挖运河,使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外,又开辟了以海运为主的漕运路线,从海上最多时年运粮达360 万石。元朝的幅员之大,盛于前代;驿路分布之广,也为前代所不及。在全国水陆通道上,遍设站赤(驿站),构成了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通向全国及至境外的稠密的驿路交通网。 明清时期,我国古代交通日趋衰落。明代造船业的规模最大,出现了造船高峰。这一时期在交通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明朝大航海家郑和,从公元1405 年到1433 年先后七次渡洋远航,把我国古代航海活动推向了顶峰。由此也带来了我国的大规模人口迁徙——下南洋,从而带动了两地的贸易,进而促进了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城市发展,中国的许多南方大城市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发展起来的。但是好景不长,不久以后明清两朝相继实行了海禁,航海事业从此就一蹶不振了。东南沿海一带的海上贸易由此终止,只剩下一小部分的走私贸易。城市的发展也慢慢衰落下去。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纷纷侵入,近代交通工具火车、轮船和汽车相继兴起,铁路、航线和公路不断开辟,遂使我国以帆船为主要工具的古代水上运输业,以畜力车、人力车为主要工具的古代陆路运输业和以邮驿为主要方式的古代邮政通信业,日趋衰落并逐步废弃。相比发明火车、轮船的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仍然笼罩在封建主义重农抑商政策下的中国的城市化几乎停滞。 从中国古代的城市发展中,我们不难看出交通对商品经济乃至对城市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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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眸:残酷血腥的越南战争大型组图 历史回眸:残酷血腥的越南战争大型组图越南战争(1961年~1975年)现越南政府称之为:抗美救国战争(越南语:Chi?n Tranh Ch?ng M? C?u N??c),为新民主主义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所谓越共)反抗美国及其傀儡政权越南共和国(南越)的战争。美国在本次战争中失败(虽然美国政府自称是“光荣的撤退”)。越战是冷战中的“一次热战”,希望统一越南的南方反政府军“民族解放阵线”在北越领导人胡志明的支持下,反对南越吴庭艳政府。美国则出兵帮助南越。最开始扶植南越的美国总统是Dwightd David Eisenhower(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John Fitzgerald Kennedy(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开始支持在越南作战;林登·约翰逊将战争扩大。在Richard Milhous Nixon(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执政时期,美国因国内的反战浪潮,逐步将军队撤出越南。北越军和南越共军最终打败了南越政府军队,统一了越南全境。 A South Vietnamese soldier holds a cocked pistol as he questions two suspected Viet Cong guerrillas captured in a weed-filled marsh in the southern delta region late in August 1962. The prisoners were searched, bound and questioned before being marched off to join other

中国与越南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现状分析

中国与越南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现状分析 11文管班樊慧飞1101050112 中越两国的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文化极大地影响着越南文化。越南是中国的友好邻邦,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漫步越南城市乡村,当地的许多传统习俗都源自中国,中华文化的痕迹随处可见。在长期以来中越两国人民在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而且随着时代不断地发展,中国与越南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一、中国与越南的文化交流 (一)中国文化对越南文字的影响 现在越南虽然用拉丁字母书写,但其发音里还保存着70%汉越音词汇,从这里可以看出越南的文字与中国汉语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大约在东汉开始,汉字开始有系统和大规模的传入越南。到了越南陈朝以后,汉字已经成为越南政府以及民间的主要文字,此时大量的汉字著作开始出现,最著名的就是15世纪编撰的《大越史记全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以汉字写成的文章基本上不按越南语的文法规则书写,也不采用越南语的词汇,而是纯粹的用古汉语的文法写成。 (二)、中国文学对越南文学创作的影响 在越南的各大书店陈列着许多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古典文学巨作,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还有许多的近年来颇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如鲁迅先生的小说集、杂文集,沈从文先生的《边城》等等。 2010年越南中国图书展销会,是继2008年和2009年越南、柬埔寨中国图书展销会成功举办之后,广西新闻出版局第三次承办并组织中国出版代表团参加这项国家级书展活动,同时也是纪念中国与越南建交60周年暨中越友好年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中国出版代表团达成向越南输出版权合同和意向的图书共79种,其中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当场签约输出版权的图书达61种,创历史新高。除举办中国图书展销会外,中方代表团全体成员还参加了第三届越南国际书展,与越南有关出版、发行单位洽谈图书贸易、版权贸易、合作出版等事宜。

中国小说发展史课件资料

中国小说发展史 一、中国小说发展史线索 二、小说的起源神话诸子史传:(1)源头(2)影响:①题材、幻想的方式、情节结构 ②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对小说叙事方式的影响十分深刻。 三、古代小说发展史概述 (一)先秦——古代小说的萌芽期 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宗教故事等都孕育着小说的艺术因素,为小说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同时也露出小说雏形时期形成志人志怪两大类的端倪。 神话:神话是原始先民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它的内容涉及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既包括世界的起源,又包括人类的命运,努力向人们展示“自然与人类命运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意象”。

如《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等。神话有简单的故事情节和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这正是萌芽时期的小说艺术要素。 其特点寓言故事是一种短小精悍而又富于讽刺力量的文学样式, 是通过假托的故事,说明一个抽象的道理。先秦寓言,它敢于干预生活,有助于中国古代小说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它的讽刺艺术,直接为后世小说继承和借鉴。后世的讽刺小说的小说中的讽刺艺术,无不受到寓言的积极影响;它是最早的叙事文学之一,又开创了自觉地虚构故事的先河,在叙事、写人、拟人、状物、夸张等多方面的艺术经验,为小说家所汲取。 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迷信传说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它们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致形成了古小说中语怪与纪异两大类别。先秦时代的宗教形式主要表现为巫教。 先秦诸子重道而菲薄小说,对后世小说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二)汉代——地位略有提升 (1)桓谭《新论》: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2)班固《汉书?艺文志》列九流十家,小说家附列于诸子之末。“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诸子之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3)汉代小说有: ①无名氏《燕丹子》,叙荆轲刺秦王之事;

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概述

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概述作为传统文化得源泉之一,中国古典小说具有其独特得文化内涵与历史意义。从远古神话得诞生,到明清章回小说得高潮,古典小说有如其她文体般曲折而漫长得发展历程。然而,一直生存于正统文人鄙夷眼光下得小说,由点点萌芽到后期得繁盛,它艰难得发展史更值得我们去了解与研究。 “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在先秦时期得《庄子》中,就有了对小说得定义。古典小说起源于上古得神话传说,如女涡补天、夸父逐日等,在先秦古籍《山海经》中已有记载。这些神话传说,就是先人渴望得到神灵庇护,并用来解释现实生活无法理解得现象,而生发想象出来得,同时也就是小说发展得最早源头。 到了魏晋六朝时期,便出现了志怪志人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指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见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在当时得文化氛围与社会因素得影响下,小说雏形以志人志怪得形式诞生了。 而“称道灵异,张皇神鬼”,并非像后来那样为了影射社会现实,而就是当时得人们确实相信阴阳神鬼得存在,并且作者自认为就是实况记录,而非虚构捏造,也就就是无意创作了小说,这些与当时得社会文化

有着密切得关联。其中,志怪以干宝得《搜神记》为代表,内容多为神灵感应,妖祥卜梦,怪物作祟,以写神灵鬼怪及妖异怪诞之事为主。志人得代表作为刘义庆得《世说新语》,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门,以记录士人得言谈轶事为主。小说得共同特点为作者自认实录,且篇幅短小、叙述简略,一般被学界称为“古小说”,就是小说得史前形态。这为之后小说得发展与分流奠定了基础,影响着之后小说得创造。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录,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现者,乃在就是时始有意为小说。发展到唐代,小说发生了巨大得变异,由六朝时无意创作转变为“有意为”之,由鬼神灵异、奇闻逸事转向了现实生活,由简略“实录”转化为辞藻丰富,在文化艺术上有了很大提高,可以说就是一次质得飞跃。其间作品多为传奇故事,代表作有李朝威得《柳毅传》,元稹得《莺莺传》,白行简得《李娃传》,杜光庭得《虬髯客传》,李公佐得《南柯太守一梦》等。 至于宋代,一方面,文言小说得发展几乎停滞不前,只就是对志人志怪、唐代传奇得继承,并无过多得发展。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不过,宋代时期对文言小说得发展还就是起了一定得铺垫与推动作用。北宋初年,朝廷组织文人编纂了一部 500卷得《太平广记》,收集前代野史、小说、传记之大成者,使得许多六朝志怪、唐代传奇都借此得以流传,为明清小说得创作提

中国古代城市居住形式的演变

浅谈中国古代城市居住形式的演变 城市规划1001班王萱 201017020111 摘要中国古代城市居住形式的演变其影响因素来自于古代城市的规划发展,古代城市的规划发展又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与推动。从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朝代都城规划管理思想切入,从而了 解中国古代居住形式的演变。 关键词古代城市居住形式规划演变 城市是依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组合起来的居民点。所谓的居住形式, 主要是指居住生活的实体形式、空间环境以及人们的居住行为和构筑行为, 还有其中表露出的礼法、习俗、信仰、审美等观念层次的东西。中国古代居住文化给人们留下一个自然的生活住房的概念。自然园林、青砖汉瓦、土石为材,依势而建。在特定时空下的住居形式有一定的偶然性, 但这种偶然蕴藏着必然。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文化范式, 深刻影响和限定着居住形式的特征及其发展方向。拿古代都城举例,纵观其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出都城规制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断演变,而在都城这一庞大的居民点中,民房规划与居住习俗亦在相应地变化,大致有一条自成系统的发展线索。这正是近现代中国城镇民居规划与居住习俗的重要源头,而探索这一演变脉络的积极意义也就在于此。 一、夏商周——规划的起源 夏、商至西周时代的都城,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最初阶段。这个时期的城市无城墙,规划性不强,西周都城丰京和镐京遗址中的宫殿基址、宗庙建筑、居住遗址和手工业作坊遗址均较为分散,彼此不相连属,以郑州商城为例,其居住遗址则遍布城四周。与后世城市的民居习俗相比较,这一时期的民居情况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这种分散的居住方式,应与自原始社会流传下来的聚族而居的习俗有密切关系。其次,在这些都城的居住区内所发现的生产工具电农具仍然占有较大的比例,这显然说明不少居民还从事农业生产,而这正是城乡,分化不久所特有的状况。 二、春秋战国——礼法体系的建立

中国古代小说史

绪论 一.中国古代小说史可分为准备期(远古先秦两汉)、成熟期(魏唐)、繁荣期(明)、高峰期(清初至清中叶中叶)、演进期(清末)。 二.中国古代小说有文言小说、白话小说两大系统。 三.中国古代小说题材可分为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公案侠义、人情世态、讽刺谴责、灵怪神魔这六大类,又可归为讲史、世情、神魔三大类。 第一章志怪传奇小说 第一节概述 一、什么是志怪传奇小说:古小说的一种,以记载神鬼怪异故事以及人的异行幻梦为主要内容的小说。 二、志怪传奇小说发展的几个阶段:萌芽和形成(先秦两汉)鼎盛时期(魏晋南北朝)演变期(唐)萧条期(宋元)复兴兴盛和终结(明清) 第二节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 一、魏晋时期志怪小说繁荣的原因:A社会动乱人民幻想的寄托。B宗教迷信盛行C谈风盛行。 二、《搜神记》干宝(神仙鬼怪法术)、《博物志》张华(山川地理异物神话)、《拾遗记》王嘉(历史遗闻佚事仙山灵物,想象丰富语言雅畅)--作者、作品内容。 三、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思想内容:A反映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统治阶级的凶残荒淫,表现人民的反抗精神。《干将莫邪》《韩凭夫妇》代表.B歌颂纯真美好爱情,对婚姻自由的追求《紫玉韩重》.C对和平幸福的渴求.《桃花源》 四、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在小说史上的意义:艺术成就(A加强了故事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情节曲折多变,表现手法富于现实性B赋予描述对象人性和音容笑貌C初步注意了场面人物动作语言进行细节性的描写渲染,以衬托人物性格.)意义(具有更多的小说因素,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唐传奇,为白话小说,戏剧提供丰富的神怪故事素材.为后代小说积累了一定的艺术经验.) 第三节唐代传奇

越南历史起源及其发展

越南历史悠久,据考古资料显示,越南在旧石器时期已有先民活动,在公 元前600年左右出现东山文化,较重要的民族有雒越人。越南神话传说提到约 四千年前出现最早的王朝鸿庞氏。中国秦汉时期接触并征服北部(红河三角洲)及中部后,越南情况乃有可靠的文献记载。从公元前3世纪晚期至10世纪前期,越南处于中国统治之下,中国文化大量输入。现时的越南中、南部地区,曾有 占婆国存在(2至15世纪),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一带曾为扶南、真腊(柬埔寨)等国的领土。 938年,吴权在白藤江之战打败中国南汉军队,这次战役为越南独立过程 中的重要一步。968年丁部领建立大瞿越国,越南正式独立建国。其后越南进 入封建时期,经历丁朝、前黎朝、李朝、陈朝、胡朝各朝的发展,15世纪初一 度被中国明朝所占(即属明时期),不久复国,并在后黎朝前期达至封建时代 兴盛时期,其后长时间处于分裂及战乱,有莫朝(与后黎朝合称南北朝)、郑主、阮主、西山朝等王朝和政权,到19世纪初期阮朝重新统一全国。越南历朝曾使用的国号有“大瞿越”、“大越”、“大虞”、“大南”等等,对外被称 为“交趾”、“安南”,19世纪初始称“越南”。在封建时代各朝,统治者采 用中国式的制度治国,文化方面融合了儒、佛、道三教。本土文化亦有所发展,本国文字“字喃”得以应用。对外多次进行战争,以维护独立和扩张领土,曾 抵御北方的中国及蒙古等国,在印支半岛逐步征服占婆国,入侵老挝,与真腊、暹罗(泰国)争雄。 19世纪中晚期,法国渐次吞并越南,进行殖民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受 日本所支配。1945年越南共产党(时称印度支那共产党)发动八月革命,成立 越南民主共和国(即北越),统治北方,获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共产国家 支持,南方亦先后有西方阵营支持的保大帝政权及越南共和国(即南越),南 北分裂,美国介入越南政局,支持南越,演成越战。1975年北越统一全国,1976年改名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统一后的越南政府曾染指邻国老挝、柬埔寨,又与中、美等交恶,外交形势曲折。1986年以后,越南政府推动革新开放,促 进经济,1990年代又与中、美及世界各国改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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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简史 我国的古典小说,比较合乎现代“小说”概念的应从唐宋以来出现的用文言 或白话写成的传奇、话本小说算起。但是,“小说”一词早在先秦《庄子·外物》篇中就有记载: “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远亦远矣。”这里的“小说”,是指于社会人生无涉的琐屑言谈,与后来的小说概念相去极远。西汉时的“小说”,形式上与先秦小说稍有差异,内容有所变化,开始涉及社会人生。东汉时,刘歆在《七略》中 首辟“小说家”一类。随后,班固《汉书·艺文志》据此著录各家人物和其著作, 指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他著录“小说家”书十五种,可惜已经亡佚。但从班固的论述来看,这些“小说”,大概指来自民间的传闻轶事,与后代作为文学创作的一大部类的小说不完全相同。根据 以上记述以及传世的文学史料来看,我国先秦至两汉尚未有近似现代小说的文 学创作。 我们知道,先秦文史哲不分家,汉代仍不脱这一习惯,因此,先秦两汉出 现的神话传奇、寓言故事、传闻轶事以及史传文学,当然不能看成为小说,但 它们又在内容和形式上为后世小说创作做了准备,特别是《史记》,对我国的 小说创作影响最大。但《史记》毕竟是历史,而不是小说,所以,我们称先秦 两汉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孕育期。 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大量谈论神鬼怪异以及记述名士的奇闻轶事的故事, 较有代表性的是干宝《搜神记》、刘义庆《世说新语》,这类作品,有人物形 象,有故事情节,结构完整。如《搜神记》中的《三王墓》、《韩凭夫妇》、 《李寄斩蛇》、《白水素女》、《东海孝妇》等篇,把人神怪异之事混杂在一 起,后世称为“志怪小说”。一般比较短小,在刻画人物形象上较有特色,被称 为“志人小说”或“轶事小说”。这两类小说带有明显的捏合“丛残小语”的痕迹。 唐代,我国古典小说创作开始出现新的局面,作家在六朝志怪、志人小说 的基础上,创造了“传奇”体短篇小说。其中《古镜记》、《白猿传》、《游仙窟》等,是由志怪向传奇过度的早期小说,艺术上比六朝志怪小说有了重大突 破,较有代表性的是白行简的《李娃传》、蒋防的《霍小玉传》、李朝威的 《柳毅传》、元稹的《莺莺传》、许尧佐的《柳氏传》、李公佐的《南柯太守

中国城市建设发展史

中国城市建设发展史复习资料 古代: 1.我国古代城市是如何产生?产生的时期、基础、条件是什么? 产生:城市是由于手工业及商业的发展而从一般的居民点分化出来的。 产生时期: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早期 产生条件:(1).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基础)(2).私有制的出现和社会成员的阶级分化(直接原因)(3).精神文化的繁荣发展.(4).频繁的战争 2.对中国古代城市形成的时期及形成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城市需具一定的规模。(2).需具一定的永久性大型建筑(3).需具有一定的手工场所和交换场所(4).需具有的城市基础设施(5).有比较密集的居民居址 3.促进西周时期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 .分封诸侯。(2)周王朝自身追求适中位置加强都城建设 4.我国最早的城市规划建设制度出现于何时,哪本书并阐述书中规定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周朝的《周礼.考工记》主要内容:与井田制有关的经纬道路左祖右社旁三门宫城居中封建等级都城有大小 影响:关于城市规划的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 5.秦汉时期我国城市发展建设及分布的主要特点,并阐述分布特点的原因 特点:(1).郡县制的推广、行政中心城市特别是县城镇得到大量发展;(2).城市分布地域大为扩展;(3).众多商业中心兴起:(4).国际贸易城市有了发展;(5).城市居民住宅开始按闾里制修建,都城实行的是多宫制 分布特点的原因:经济重心集中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南方还未发展 6.我国在西汉时期形成了哪些城市经济区、并阐明各经济区包括的地理范围及中心城市 (1)关中区:陕西全境四川巴蜀甘肃东部长安; (2).三河区:河东(山西西南部)、河内、河南(河南北部); (3).燕赵区域:燕在河北北部,赵在河北南部; (4).齐鲁区域:山东、泰山之阳为鲁临淄为中心; (5).梁宋区域:豫之东北、鲁之西南、苏皖(安徽)西北以定陶和商丘为中心; (6).颍川、南阳:河南中部、西南部; (7).三楚区域:西、东、南楚含长江怀阳衡城江陵长沙苏州淮北湖南长沙江南一带淮河长江流域; .南越区域:珠江流域 7.西汉时期长安城的规划建设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城市居民住宅开始按闾里制修建,都城实行多宫制 8.我国魏晋至隋唐时期城市发展有什么特点、并阐明特点形成的原因? 发展特点 (1).城市发展和分布上重心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 (2).沿大运河、长江城市发展轴线初步形成 (3).东南沿海港口城市兴起 (4).城市规模的等级结构有了调整,其规模差距拉大,中间府、州级城市数量显著增多 (5).出现了最早的“镇” 形成原因:(1).北方长期战乱;(2).经济重心南移;(3).大运河沟通,沟通南北,经济恢复

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

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 吴组缃 中国的小说,也和世界各国一样,是从神话传说开始的。有人说我国小说有很多起源,如寓言、史传、诸子散文等等,其实源头只有一个,那就是神话传说。神话是把神人化,传说是把人神化,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很难确切划分。 到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志怪、志人小说。这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起的名字,我觉得概括得很恰切。神话传说也好,志怪、志人也好,都是作为一种史实记载下来的,是靠实地访问,从民间搜集而记录下来的,因此叫作“志”。“志”是记录的意思,而不是创作。所以最初的小说,同历史归于一类。比如《穆天子传》是个神话传说,可史书上却把它归于帝王“起居注”一类;《山海经》也是神话传说,《汉书》中却把它归于“地理志”中。 直到梁代萧统编《文选》,才第一个要把文学和历史区分开来。他在序中提出他的文学定义,即“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但这时他所指的文学只包括诗、文、赋,并不包括小说。我国的小说脱离历史领域而成为文学创作,还是进入唐代之后的事。唐代的文化出现了很多新的东西,文人的思想也有所发展、开阔;这时传奇小说应运而生,如陈鸿写的《长恨歌传》、白行简写的《李娃传》,都是依照传说创作而成,不再是历史性质的东西了。唐代

小说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富于想象虚构与讲求文采,这就同过去的作品有所区分。参照萧统的文学定义看,虚构、想象正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则正是讲求文采。从此,小说便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了,但作为史的志怪志人传统也并没有中止。 传奇小说发展到宋代就衰落了。宋代的小说大致是根据史事记载完成的,没有什么虚构和富有文采的创作加工,同唐代小说大不相同。后来人们写了各个朝代的历史小说,大多走了宋代传奇的路子,即按照史书的记载编写,作为文学作品是失败的。 这时随之兴起的是话本。话本经过文人加工,就变成许多话本小说和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等,大都是文人采用民间创作而进行再创作的。话本是民间“说话”艺术的底本,它是经过说书艺术的千锤百炼才产生、流传的。它以描绘精彩动人的情节场面和塑造生动活泼的人物性格见长;这就与专供人阅读的小说有了明显的不同风格,因为它们是植根于讲给人听的说书艺术的。 由这里再发展,便成为文人的独立的创作。这时不再拿民间的东西来加工了,而主要是自己创作。这一类代表作是《金瓶梅》,它在小说发展史上开辟了一条新路。无论《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是《西游记》,写的都是非凡的人物或者不寻常的英雄;而《金瓶梅》开辟了一条写平凡人和日常生活的道路,通过写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显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长足发展。沿着《金瓶梅》所开创出来的道路,《红楼梦》问世了,中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达到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最全版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 ★教学目标: 1、了解古代农耕经济发展的基本概况。 2、掌握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表现及结果。 3、掌握历代土地政策、赋税制度以及发展农业的基本措施。 4、概括归纳古代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 5、概括归纳古代商业的发展。 6、了解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原因、标志、特点及意义。 ★学法指导: 1、注意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找出共同点和不同点,培养分析、比较能力。 2、采用因果分析的方法,正确分析和认识古代一些经济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影响。 3、学会处理宏观和微观的关系。 4、通过理解或记忆,掌握基本史实。 ★高考展望: 1、注意古代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2、联系现代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和税费制度的改革,注重古代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的发展演变所反映的历史趋势和特点。 3、注意梳理古代各时期封建城市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并注意内在的继承和发展关系。★知识整合: 一、古代农业的发展 1、基础知识 (1)生产工具的进步和生产技术的发展 ①夏商周:农具大多是木、石、骨、蚌所制,仅有少量的青铜农具。 ②春秋:铁农具开始出现。 ③战国:铁农具使用范围扩大。铁器时代的到来,标志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 ④两汉:犁壁的出现,赵过发明耧车;牛耕法有二牛抬杠式、一牛挽犁法。 ⑤魏晋南北朝:马钧发明翻车;水碓、水磨等广泛用于谷物加工。 ⑥唐朝:创制了曲辕犁、筒车。 (2)农作物的推广 ①夏商周:五谷 ②魏晋南北朝:南方农作物品种增多 ③隋唐:江淮地区大面积种植水稻;经济作物茶叶生产规模大。 ④明清:棉花种植由江南推向江北;外来农作物玉米、甘薯的推官种植;清朝前期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 (3)土地开发 ①魏晋南北朝:江南农业的开发由江东扩展至整个长江流域,波及到岭南和闽江地区;边疆的河西走廊和辽东地区得以开发。 ②隋唐:江南土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围湖造田和向山要田。 ③明清:外来农作物玉米和甘薯的种植,使贫瘠土地得到利用。 (4)农产品商品化 ①隋唐: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高,特别是茶叶的市场广泛,唐中期以后征收茶税。 ②明清:棉花种植由江南扩展至江北。经济农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形成了专业生产区域。(5)古代重大的水利工程

柬埔寨与越南之间的历史

谈柬埔寨与越南之间的关系历史 柬埔寨建国于1世纪,古称扶南,7世纪后与真腊合并,9世纪之后又迁都吴哥,国力日盛,并占据了中南半岛,称之为高棉帝国,14世纪国力衰弱,又因西方的南诏泰人兴起,泰人几次占领了吴哥城,柬埔寨国王最后迁都金边,从此柬埔寨处于内患外忧,邻国不断侵略,16世纪今越南的广南南阮氏兴起。早在越南黎朝圣宗时代,越南与占城之间边境冲突不断,圣宗亲征攻陷了占城国都阇盘,将占城分裂为华英、南蟠、占城三个朝贡小国。受到中华思想影响,越南历朝都将占城、真腊(柬埔寨)等民族视为蛮夷,不断施加压力迫使其臣服,以归王化。以夏变夷,从阮潢入镇顺广开始,南阮也秉承黎朝的国策,不断蚕食占城国家的土地。 1611年,阮潢南征华英国,在占领地建立富安府。 1653年,占城人攻击富安府,反为南阮军击败,南阮又开辟了泰宁府。至此,占城人的土地已经所剩无几。 在1693年,南阮阮福淍又借故挑衅,发兵将占城国王、大臣掳走,在占城的极南国境设置顺府,将占城古国彻底消灭。占城这一缓冲地带消失,南阮与柬埔寨直接接壤,之后柬埔寨成为暹罗、南阮争雄的舞台。 在1620年左右,广南国主阮福源将女儿阮氏玉嫁给了柬埔寨国王吉?哲塔二世(作为聘礼,柬埔寨王于1623年允许越南人在普利安哥地区(今西贡,胡志明市)建立城镇。 1658年,广南国主阮福濒曾发兵3000干涉柬埔寨王位的争夺,迫使柬埔寨臣服。此后,围绕王位,真腊国发生多次夺嫡之争,每逢柬埔寨内乱,南阮与暹罗泰人总是不失时机地介入其中,出兵帮助其中一方登上王位。 1674年,柬埔寨再次爆发王位之争,阮福濒出兵制服柬埔寨,立匿螉秋王子为王、匿螉嫩世子为副王,将柬埔寨一分为二。 1700年,南阮发兵驱逐匿螉秋,占领柴棍及湄公河附近的土地。 1732年,南阮占领嘉定西部。以后,广南国主还利用干涉王位继承的机会,接受柬埔寨国王的献地酬谢。在出兵攻掠之余,广南国主还利用中国明朝移民帮助蚕食柬埔寨土地。明朝灭亡后,因清朝的统治者是满族,他们在中国易服蓄发,使中国南方汉族不愿臣服于清1671年,明朝遗民莫玖率众南来,他在柬埔寨地区开垦荒地、建立城镇,此地被称之为河仙。 1708年,莫玖迫于广南国主的压力,向南阮称臣,阮主阮福淍封他为河仙总镇,允许河仙自治。莫氏披荆斩棘开发的河仙,当时已有海上乐土之称,西方国家称之为‘莫氏港口国’,广南国主就此不劳而获地将之纳为属地。 1679年,明朝遗臣杨彦迪及陈上川将军带兵3000南逃,请求广南国主阮福濒的庇护。阮福濒就指示二人前往柬埔寨地界,二人就迫使柬埔寨国王将下柬埔寨的东浦地区分给他们。经过明朝遗臣的经营,东浦日渐繁荣。 1698年,这两位明朝遗臣死后,广南国主直接控制东浦,委任大臣阮有镜在该地设置嘉定府,同时招徕流民到本地开垦,又将当地明朝遗民编为“明乡社”、这样,广南国主借明朝遗民之手控制了嘉定。 公元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越南明命十五年),越南明命帝以“保护”柬埔寨国王为名侵占真腊,派遣大将张明讲和安江巡抚黎大纲驻守南荣城(今金边),为柬埔寨国王匿螉禛无嗣病死,故此在公元1835年,张明讲奏请立匿螉禛之女为“玉云公主”(后来又将她废为美林郡主,掳往嘉定(今越南胡志明市)幽禁。

中国古代小说史笔记整理

汉代小说 (一)《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 1、近史之书《周考》、《青史子》 2、似子之书《伊说》、《师旷》 3、方士之书《皇帝说》、《封禅方说》 (二)汉代其他小说 《燕丹子》、《列仙传》(西汉向) (三)汉代托名小说 《神异经》、《十洲记》、《汉武故事》、《洞冥记》 晋南北朝志怪小说 (一)兴盛原因及其题材容 1,长期分裂与黑暗的社会现实。 2,巫风、方术的兴盛和传播。 3,佛教的传播和佛经的翻译。 (二)志怪小说代表作——《搜神记》 材料来源:1承于前载 2广收遗逸 3采访近世之事 其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1、赞扬神仙方士的幻异之术 2、写神灵感应,怪物变形之事 3、写精怪妖魅的故事 4、神的传说,历史故事 思想容及艺术特征

1、揭露统治阶级的凶残,表现人民反抗强暴,反抗迫害的斗争精神。如《干将莫邪》、《东海孝妇》。 2、表现人民群众的优良品性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寄》、《董永》。 3、反应青年男女为争取爱情,婚姻的自由幸福而斗争。如《紫玉》、《河间郡男女》。 4、个别不怕鬼怪的故事。如《助砍树》、《宋定伯》。 其他志怪小说 1、记怪类《搜神后记》、《列异传》、《异苑》。 2、博物类《博物志》、《外国图》、《玄中记》。 3、神仙类《神仙传》、《拾遗记》、《幽冥录》。 《幽冥录》主要思想容: 1、宣扬佛法,鼓吹轮回报应。 2、关于街头巷语,鬼怪异物的传闻。 3、爱情题材的故事。 晋南北朝轶事小说 (一)兴起及发展概况 一、笑话类 《笑林》淳撰 容广泛,主题鲜明,以夸的漫画式笔法写人,充满滑稽和幽默的情趣,浓厚的生活气息。 是我国的笑话之祖,它开创的笑话文体,为后世人所继承,从晋一直到明清绵延不绝。 《解颐》松玢《启颜录》侯白 二、琐言类 《语林》东晋裴启《郭子》郭澄之《俗说》梁代约 三、轶事类

中国古代人居城市环境的发展思路和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人居城市环境的发展思路和发展历程 摘要:人居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庞大的系统,是人类聚居生活的地方,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建设居住家园的场所。在人居环境建设过程中,中国古人侧重于融人居、山水和人类心灵为一体,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本文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为引导,分析探讨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城市人居环境的发展思路和发展历程,对比分析古代与近现代城市人居环境的不同,概述近代城市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 1.引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中所包含人居环境的意义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出自东晋陶渊明的《饮酒》,其意义是自己的住所虽然建造在人来人往的环境中,却听不到车马的喧闹。我们可以从这句诗里面看出所包含的城市建设是让城市生活的优点与乡村环境的美丽和悠闲结合起来,使城市居民更容易接近自然、融入自然,体现出“在人境”和“无车马喧”。其次,从诗中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哲学思想,它一方面强调自耕自食、俭朴寡欲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重视人和自然的统一与和谐。在陶渊明看来,人不仅是在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个体生命作为独立的精神主体,都是面对着整个自然和宇宙而存在的。这是一种境界,一种不为世俗打扰的境界。在人居城市环境建设中,体现在中国古人人居环境寄情于郡邑和山水,建设在山川形胜与艺文荟萃之中。 2.古代时期人居城市环境的发展过程 2.1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的人居环境结构较为简单,但已经有了初步的分区。首先在居民点中有了居住地与墓葬地的区分;其次,人们又逐渐倾向于将生活和劳作场所区分开来。这些原始居民点的初夏,为城市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奠定了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基础。夏朝的城市发展所具有的基本要素缺少,但是,作为区别于普通乡村型的人居环境,城市型人居环境已经初具特征。到了商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一步的推动了城市的建设,以商朝都城之一的郑州商城为例,可以看出社会发展的阶级分化特征在城市人居环境的空间分布上有了充分体现。春秋战国时期,城市开始注意城址的选择,城市的布局要求因地制宜,强调了城市的供水、排水、防洪,体现当时人们对于城市人居环境的追求。 2.2秦汉时期 这一时期的城市人居环境,是作为皇帝及其王朝所服务的环境和工具。秦汉时期国家大一统,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使得突出政治功能的大一统郡县城市体系得以建成。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秦汉时期城市人居环境的建设水平已经有了较大的提高,例如,有考古工作者在秦汉宫殿遗址下发现了陶制的下水管道,而且断面很大,并推测当时城市排水系统已经比较完善。其次,秦始皇大造宫苑,造六国宫殿,是为了满足其“朕即国家”的政治追求。如秦即开始建设、汉代建成的皇家园林上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型皇家庄园,兴盛时“宦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 2.3三国志隋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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