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访谈

柴静访谈

问：感谢您今天在百忙之中接受访谈。日本的一般读者对中国媒体的情况很少了解，甚至可以说完全不了解。今天希望通过访谈给日本读者介绍介绍中国媒体的现状。第一个问题。根据您的大书，您某种意义上似乎偶然地加入中央电视台。能否给我们介绍您加入中央电视台的具体经过。

柴静：这个话题要从我如何进入传媒这个行业说起。关于我怎么进入这个行业，早十年不会发生，晚十年的话可能方式又会不一样。因为我是中国第一代不再由学校分配工作，而是开始实施市场化聘用制度的大学毕业生，那是1995年，我成为了一家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命运基本在大学时就被规定好了。比如说如果你要做一个记者的话，应该在大学里学的是新闻，然后被分配到相应的单位才可以。但我是在一个铁道学院，学的是财务会计专业，要想找一份传媒的工作是不可想像的，在毕业分配上也实现不了。但我正好误打误撞地碰上了第一批的就业政策改革，电台可以长期聘用我。当时我的父母非常的担心，因为本来我可以按照传统的就业方式，去一家体制内的国有企业，我的父母还不能够习惯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个体制里的身份和铁饭碗。但我那时候对自己的选择并不是比较和分析的结果，只是一种直觉地对传媒工作的热爱。

这份热爱是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我出生在1976年，那个时候文化方面的养分还很少，我能看到的书、听到的音乐、接触到的电影都很有限，在我大概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妈妈给我买了一个录音机让我听广播学英文，那个录音机可以收到台湾的广播，我第一次在广播里面听到人可以这样“讲话”。所谓的“讲话”就是，他是一个人，他把我也当做一个人，用人和人的方式交流，这是特别朴素的一个传播方式，跟当时中国大陆的广播节目非常不同。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想有一天我也可以做这样的工作。读大学的时候我又正好在湖南。中国当代的传播领域，湖南是比较早开始改革的，她的模仿与创新比较快，率先实行了以主持人为主的机制，以及直播节目等等。

我是1994年开始做电台节目的。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电视工业也没有如今这么发达，青年人没有交流与倾诉的渠道，电台几乎成为了唯一的主流通道，靠它实现了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我们所有同学都在听同样的节目，就是一个男性主持人接电话跟别人谈心，非常受欢迎。我就给这个主持人写了一封信，说我很喜欢这个节目，能不能也来参与。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冒失的行为，也不太可能实现，因为他大概每天都会收到上千封信。但是很巧地，他在节目里回复了这封信，希望我能够去面试，结果我去的时候发现整个办公室里面全部都是大学生，因为大家都听到了，哈哈哈。大家的想法都跟我一样。

后来可能领导看这也不是个办法，因为当时的体制还不允许学生当节目主持人，他们出面干预说不需要学生，大家就都回去了。我在回去的路上，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愿望大过于我的失落感，所以我去了学校的广播站，自己设计、自己配乐、自己朗诵等等，做了差不多三十分钟的一期节目。然后我又骑着自行车，回去找了那个主持人，请他听一下我做的节目。他只听了一段，不到五分钟就停下来，我以为他可能是不满意或者有什么问题，结果他跟我说：我今天晚上就在我节目里播。当时如果不是以主持人为中心的机制，这个情况又是不能发生的，因为以前国内不太有主持人的概念，只有播音员，每个员工都只是一个螺丝，你不能自作主张，做什么事情需要经过台里的批准，但是他是第一代的电台主持人，他拥有的群众影响力足以让他可以说我要为我的东西做主。他就直接让我在这个节目中出现了，在那个暑假。我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到我毕业的时候又刚好碰到用人体制松动，就正式地进入电台了。

在电台工作了三四年之后，我去北京念书，学电视编辑。这个时候湖南卫视找我，希望我做一个电视的人物采访节目。很有意思的是，当时正好赶上了湖南卫视的一个改革，这次改革比1995年那次还要更大胆。之前我和电台是“长期聘用制”，还是在单位里的一个人，

去读书必须得辞职。但湖南卫视那时候要市场化，改革更进一步，我跟他们之间没有签任何契约，只要我答应，第二天去工作就可以了，都不需要合同。所以我是以一个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在湖南卫视工作了两年。我那时候也就二十三岁吧，感觉那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比当下的年轻人更能够感觉到社会上的一种宽松气氛，没有单位没有固定的合同。

这也是为什么两年之后，中央电视台来找我的时候我会迟疑，我已经习惯这样一个比较自由的工作模式，突然要进入一个单位当中，而且是一个新闻单位。我从来没有做过新闻，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可能不太适合，这是我对陈虻的算是很礼貌的一个回答。但可能阴差阳错地，他恰恰喜欢像野草一样长出来的这样一种精神。他从来没问过我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你学什么？你得过什么奖？你有什么背景、资历？都没有。这种选择一个人的标准在现在很少了，也可能是因为那是2000年、那个时候的新闻评论部，我又碰到了中央电视台体制变革的一个高峰期。

他们经常把新闻评论部的成立称为“水浒梁山”，就是一些人在精神上的小的起义，在这个地方就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样，是一块实验田，它实行一种“承包制”，在人权、财权、事权上进行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是很大的改革。所以为什么陈虻能够有权力找一个主持人，他当年连部门主任都不是，只是个制片人，但是他可以决定我要这个主持人，第二天就来上班。这在以前也是不可想像的，必须经过人事处的集体讨论。

后来我问过他一次是怎么发现我的？我以为他是看了我主持的节目，后来我发现他一期都没看过，他也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他在见我之前都不知道我的名字，需要跟别人打听。他当时要寻找一位女性新闻主持人，是一个十六分钟的节目、每天的重点新闻，跟专家、新闻当事人连线讨论。这种节目，如果在美国或者日本，需要至少是五十岁以上，有多年经验的人来做。但是中国电视太年轻了，那个时候十年经验以上的专业电视记者都很少，就不得不从最年轻、最稚嫩的那群人中去挑选。陈虻就想找一个、符合他的要求和标准的人，他随便拿着遥控看电视，结果看到湖南卫视一个采访我的节目，也就是我在讲一些我自己的经历。他跟我说他甚至没有去听我所说的内容，他没有留意，只是注意了我的说话方式，就通过湖南台的人找了我电话。他说：我觉得你的思维方式和说话方式跟别人不太一样，这样的人可能不会人云亦云吧。

问：您加入中央电视台之后，首先被安排去《东方时空》。我认为《东方时空》在中国电视历史上是划时代的节目。您怎么看《东方时空》节目。实际加入《东方时空》的成员之后，有没有特别的感受。

柴静：我觉得每一个媒体都是人格化很强的，观众看你的时候他是把你当做一个有生命的机构，大家一眼就能够看出来，你有没有诚意、有没有心灵。黄金时期的《东方时空》是一个有灵魂的机构。尽管他也有不同栏目的切割，但是这些栏目背后有一种相近的价值观。

那个时候的新闻评论部也有这样的气息，我们有专门一本非常厚的评论部员工手册，也是用这种风格写的，告诉你应该怎么对待你的采访对象、你的上司、你的下属，片子没播出的时候怎么洗个热水澡继续活下去。很诙谐，也挺有人情味的。

问：我回想当时看《东方时空》。感觉到的是，它虽然是新闻节目，但跟我所认识的新闻节目很不同。日本的新闻节目基本上报导新闻，但东方时空最著名的栏目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感觉很新鲜。

柴静：我觉得它在那个阶段出现也是有几个巧合。你看看我们现在的新闻频道要求大量的资讯、随时更新、要有时效性，可能不太欢迎看来慢吞吞的、表现一个人的纪录片方式。但是在九十年代《东方时空》产生的时候，一个是因为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的文艺解放，迫切地需要在大众媒体上有一种小小的文艺复兴和启蒙，然后“人”这个字眼有他的尊严。“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所谓自己的故事就是普通人的生活成为主体，得到重视、得到尊重。所以表面看只是一个电视节目，但出现在一个国家电视台上的时候，它是代表这个国家的人所

呼吁、期待的一种价值观念，也能够引起一个大的浪潮。第二点就是，正好是因为评论部当时机制改革，吸引来的大部分是一些读书写字的人、大学里的教授、做纪录片的人。这些人本来都有人文情怀和创作愿望，所以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很本能地向这个方向去。如果放到现在，他们会被整个挪到十套科教、九套纪录片频道去了，不太可能进入到一个主流的新闻视野当中。

问：之后您被安排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是一个深刻追求社会问题的节目。您觉得《东方时空》和《新闻调查》的班子有差异吗。另，在中央电视台里面，《东方时空》和《新闻调查》等评论节目具有怎么样的位置。

柴静：我在东方时空还算是勤奋的，当然不适应感也很强，但我书里面也写过，如果你只是为了获得坐在主播台上的安全感，并不是很困难，但还是会觉得什么地方不太对，跟我十七八岁去做那个电台节目的动力和热忱是有很大的差别。也有可能就是离“人”远了，因为你坐在演播室什么都看不到，接触不到现实生活，你就会觉得自己像叶子一样慢慢枯萎了。这个失掉水分的过程是很缓慢很缓慢地发生的，你感到的是种隐隐约约的害怕，说不出来。大家都觉得不错呀，二十四五岁已经在做节目主持人了，还要怎么样呢？但我自己知道不对，我后来看那个时候自己的日记也是充满焦虑。

去新闻调查是得到一个通知，也很突然，但是好像是几方面的人都认为我应该去那儿，我正好碰到制片人张洁，很巧的是他原来就是《东方时空》的子节目《东方之子》的金牌编导。他其实是把很强的一部分《东方时空》的气质植入了《新闻调查》。在电视界，当时的制片人负责制发挥一个非常强的作用，制片人的价值观是什么，什么就是这个节目的气质。在张洁之前《新闻调查》有过很多任的制片人，几乎每一任上来之后都有自己的理念。一直到张洁上任，我刚好去了《新闻调查》，现在回头来看也是一个很巧的契合，让我们两个人的想法、追求和判断在很多点上交会了，如果早五年或者晚五年可能情况都不一样。

问：我的印象当中，新闻调查的题目有很多是新闻，比如说杀人事件、社会问题等新闻类的内容比较多。

柴静：当时不觉得，现在回头去看那几年的节目，会发现这个直觉背后有一个线索，就是当年《东方时空》的一个线索。张洁跟我的判断都在这个线索上交会了，这个交会就是对人的关注，使人在新闻当中浮出水面，使人能够被看见、被感受，而不只是一个话题的工具。以前的有些节目，会陷入一种特别宏大的东西里面，比如说我们一定要做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45分钟我们要说清楚他们的关系如何，而普通人或者新闻中的人很少被浮现出来。我是靠着青年人的直觉，张洁是靠着东方时空的历练，我们两人不谋而合。

我一进《新闻调查》就碰到非典了，我和他都没有像我们这样坐下来谈一谈要怎么做节目。他就像一个兄长一样，我推开门进去跟他说我想做这个，他几乎从来没有迟疑，说你去做吧。他也有不同意我看法的时候，但他会看我的态度，如果我很坚持、有热情，他会说，我和你的判断可能不一样，但是也许用你的判断也能做出好的东西，你就去做吧。我想这也是生产精神产品的一个规律。你应该给具体制作的人自由，这个东西很难很难，因为张洁会承受他的压力，不管是收视率的或者外界的，他必须把这个压力承担住，把空间给我们让出来，让年轻人自己去尝试。甚至他要发展出一种“主持人中心制”，就是从我这代人开始，让一个出镜的记者自己来充当核心，是一个制作小组的领导人。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我觉得张洁第一次在把电视记者当成专栏作者使用，给予你创作的自由，尊重你创作表达的独有方式，而不是轻易地加以砍削。所以，是他的理念最后决定了我们生产出来的节目的面目。

问：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新闻调查基本上有大的方向和框架，这是制片人张洁来决定的，而在这个框架内部，每个主持人有自己的空间。

柴静：对，我们有三个记者/主持人，分成了三个组，所有的编导、摄像和录音全部分组，跟记者捆绑在一起，固定合作。我跟四五个编导，再跟两个摄像、一个录音，是一个固

定的团队。所谓的“主持人中心制”，张洁找我的时候我有点犹豫，因为我这个人从小到大连小组长都没当过，不知道他给我的权力和义务是什么，要负什么责任。他说，说白了“主持人中心制”就是一点，主持人可以有决定选题的能力，不管是谁报的题，如果你自己认为没有兴趣或说服不了你做，就可以把它否定。听起来简单，但这在电视台内部是从未有过的，我们的“主播”概念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播音员，或者是生产当中的一个环节，而不可能作为一个核心人物。很多时候制片人说了算、主编说了算，其他人就听命令。但是张洁决定释放主持人这个角色的生产力，把你当成一个专栏作家来尊重。这是一个精神上的极大尊重。当时我才二十七岁，他的意思是你先去磨一磨嘛，总会长大的。他说反正我给你配的都是比你更年轻的，也不用怕。

问：也就是说，当时没有具体的指导思想吗?

柴静：指导思想特别重要，一个栏目的灵魂就在于这个栏目说出的那一句话，就像您记住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一样，它看上去好简单，但这是陈虻想了四天三夜才想出来的。为什么这么难？因为他必须用一句话找到栏目的灵魂。《新闻调查》的那一句灵魂就在于“探寻事实真相”这六个字，一旦这六个字定下来，那么我们就跟着它长了，顺着它往上走，不管你是靠直觉还是靠本能什么的，实际上你越敏感，你就跟着它走得越快、生长得越蓬勃。

在这当中我也有自己的体会，我对探寻或者调查的理解，并不是那种传统的调查性报导，一定要找到某一个级别的官员把他拉下马，或者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多大的企业的漏洞，我认为真相是无底洞的底，我的驱动是探寻，是一个动态的思想过程，我在认识一个事物的时候不断地碰到障碍，我又不断地推翻它、不断地向前行，这个过程越曲折、越需要智力，也就越有趣。对我来讲，最迷人的就是那种苦的时候。

问：我作为一个观众认为《新闻调查》最有魅力的部分就是深入调查的过程，往往结果不那么新鲜，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猜想得到，不过这个过程本身特别吸引人。

柴静：回头想，其实这也是当年陈虻在《东方时空》时期已经想明白的问题，只不过我是后来才跟他有了相似的看法，那就是——结论永远是简单的，但是过程是复杂的、结构是复杂的、关系是复杂的。其实从一开头，我觉得也许是由于我的个性，就不很主张新闻的功利主义。所谓的功利主义，是有一个特别具体的、目的性很强的目标，说我这个节目一定要达成一个社会改变，或者我一定要做到一个什么被大众认可的标准，这样才叫成功的新闻。那样的新闻当然是好的，但是我不认为那应该是出发点。我认为新闻是人们认识自身的一个路径，而深度的调查、报导又使这个认识本身变得让人着迷，使人们避免太简陋的思考、直达结论的那种思考。

问：你的大作比较详细地介绍你在当《新闻调查》主持人的过程当中成长的故事。你好像在很多采访中面对很多现实生活，不断地摸索采访的方法和角度，而不断地接受自己的变化。

柴静：对，这是意想不到的，之前你以为你只是一个观察者或者报导者，但是不可避免的是你就在其中。对这种角色我也有挣扎，但后来我发现这就是现实，你想认识世界你也同时得认识自我，不可能回避也没有必要回避。

问：不过，据我的理解，一般新闻报导的态度应该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来报导对象。你好像有意识地不用那样的方式，而有意识地去接受改变自己？

柴静：我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必然的。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人是不可避免地带着自己的认识局限和主观情绪，尤其是情绪。但你慢慢地查觉到情绪的危险，会提醒自己要抽离出来，要追求客观冷静、避免缺陷。再往下发展你会发现，其实当初妨碍你的并不是感受，只是情绪。这两者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情绪是非常主观的，是带有自我的偏见的，而感受恰恰是把偏见放下来，进入到别人的经验当中所获得的。所以在我的定义里面，感受

是一个客观概念。

问：你刚才说，感受和情绪是不一样的，这句话非常重要。但我还是想追问，因为日本的一般读者认为新闻报导者应该保持客观的标准，但你好像突破这种限制。

柴静：一个因素是我从一开头做的就是深度报导，它有点像报纸里面的特稿。如果我们做的是资讯或者纯新闻，那可能按照新闻的要素去执行就够了。但特稿从来都是要求在写作和长度上都要有充分的延展。我们看海明威或者马尔克斯，他们当年也都是新闻记者，我也会找他们当年的报导来看你看海明威哪怕做一个体育记者的时候，他的报导也很准确，而且他的报导是与众不同的，他有感受。比如说他会写，一场棒球比赛结束之后，那个失球的人很懊恼的把手套摔在橡木地板上沉重的“砰”的声音。可能其他的记者不会注意到，只报导了比分。所以我们说什么是客观？五比七的比分是客观还是这个“砰”的声音？也许都是客观。那么你的眼睛能深入看到多少，这个客观的程度就有多深。我向他们学习，这个学习是在你一开头看的时候就要看得尽可能的深、看到尽可能多的层面，这样你在写它和表现它的时候，才能更丰富更完整。

问：您说过，选题基本上是由主持人来提一个题目，但是有的时候其他人也可以提。那么最后决定的时候是开会决定吗？请简单地说明一下选题过程。

柴静：开会也决定不了。我们有一个批题的制度，选题报到制片人那里，制片人再向部门主任申报，部门主任会向新闻中心申报，新闻中心再向总编辑申报，所以我们大概有四五级的申报系统，他们批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做。

问：这个话题可能引起很多日本人的疑问，日本人认为中国编辑一定有一种检查制度。有明显的检查吗？

柴静：这在任何新闻机构里都存在，就像CBS《六十分钟》，平常是他们的制片人唐·休伊特，但是碰到重大新闻题材的时候也会通过他们的总编辑。我们也是这样，普通题材可能我们的部门主任或中心主任审，一些重大题材就需要台里的总编辑来把握。

就包括书里提到的那个袁总，是我们台的总编辑，他送我一本《金刚经》嘛。他希望我通过《金刚经》学会怎么去采访。有意思吧？他会跟你说，你现在很年轻，我从你的采访状态中看你很敏锐、很有热情，这个很好。可是你有时候不够自觉、不够克制，不能够守住，你的表情或者你的状态表现出过多的渴求，不管是对于真相或者是对别人开掘内心的渴求。我一开始是不接受的，我认为渴求是好的事情呀。所以他送我《金刚经》，让我回去看看，什么时候领悟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后来我出差什么的也带着看一看，我书里面写到《金刚经》的注解里面有一句对我后来影响还挺大的：“念起即觉，觉已不随”。就是说，念头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察它，当你觉察它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跟随它被它左右了。这个“念”是什么，在我看就是“情绪”。其实我为什么说从“情绪”向“感受”演变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过程，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从主观进入客观的过程。当你主观的时候你总是对这个人含有判断、期待、愿望，你才会过于热衷、才会热切，但是当你把主观的情绪拿掉，当你进入这个人的生活和内心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很平静、很开放的。这就是它说的“觉已不随”。我用了很久很久才意识到和做到，当然也不能完全达到，但是会比那时候好一点。陈虻审片更是这样，他们的业务意见，我认为这个对年轻记者是很有帮助的，如果你没有有经验的编辑或者总编辑来指导你的话，我觉得犯错误的概率要多得多。

问：《新闻调查》节目追求社会问题，有时候扯到比较敏感的话题。那么，有没有受到地方政府或电视台上层的压力？

柴静：其实这个压力不是这么局限的，只要你的节目播出之后可能会损害到某一方的利益，这个某一方可能是一个企业也可能只是个人，那么对方一定会有不快，这个不快可能就是压力，不管它以什么方式表现、不管它能不能干预到你，它都会让你感觉到这种压力。坦率地讲，我从这个压力当中学习到很多。一个是掌握到对现实保持一种感知，因为我们人类

社会的结构本来就是各方的欲望相互交织冲突的结果，如果你对这个没有直接身受的感知，那么你就没有办法感应到这个结构的形成是怎么来的。所以我这十年来会有一个对我自己很有帮助的变化。如果人只有情绪的话，你碰到压力的反应是我要反弹回去或者我要躲避，这是一种很动物性的本能，但坦率地讲我认为这是低级的神经系统反应。而如果你把职业当成是认识生活的一个工具，你会意识到压力有时候恰恰是认识社会必不可少的利器。像书里面陈虻教我们的，我们常常把压力当成是一种阻碍了，碰到困难的时候回来跟他说我没法拍，我压力很大、阻力很大，或者他们已经把现实干预了、扭曲了，我不能找到真实了。他会说，那么你为什么不纪录干预本身呢？那不也是一种真实吗？你实际上是后退一步，再去观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所以这是另外一层深入了解的一个机会。

观察一切而不是愤慨，这样你可观察的东西才多。

这也是我为什么说新闻要警惕功利主义，就是这个意思。有的时候功利是以貌似正义的方式出现的，是以一个很容易鼓动情绪的方式出现的，那么你就要避免受到这个的诱惑，因为那样的话你自己很容易陷入到愤怒、沮丧里面，你就理解不了现实为什么发生了。平静的观察比一切都有意思。我觉得作为这个时期的记者，最好要具备历史研究者或者文学工作者的态度，来进行“饶有兴味”的观察，不光观察，还要饶有兴味。要观察压力带来的因果，这是一个社会的脉络。

问：您特别重视博客上与观众进行的交流。能否介绍开始博客的契机。您拍电视节目的时候，博客的经验会发挥怎么样的意义。

柴静：2006年开始写博客，其实是挺被动的。台里来找我，做一个报道两会的节目，希望开博客扩大影响力，不由分说地就以我的名字开了一个博客，然后通知我说你今天晚上可以写了。当然也跟我讲，你忙不过来的话我们来替你更新、发些照片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既然已经开了，我还是要严谨、负责任，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写博客。我从第一篇开始就将近每天或者每两天一次更新，因为新媒体会让你感觉到传播的巨大力量，你写了马上就有那么多人在下面看，然后给你意见、建议，你会有种兴奋感。幸好我开始得比较早，所以在新媒体传播中会碰到的各种问题我遇到得也比较早，反思也比较早。因为这部分是没有人管制的，我连个编辑都没有，也没有人说小柴你今天晚上写点啥呀？在专业上我倒没出过什么差错，但是忍不住有点卖弄文墨，得意嘛，总有人夸你。这样就会碰到问题，也会有人在留言里面提醒我，说柴静你小心点，你现在就像在大街上给大家表演胸口碎大石，拿个大石头砸在胸口上，石头碎了，说看我厉害呀！这是个很危险的诱惑。因为我发现开始对于一些并不是我报导领域的事情我也有发评论的倾向，你知道那个一发出来就会有很多人叫好，这很可怕。

我中间停了一年，最重要的是感到了对自己的不满意，我觉得自己腹中空空、才学有限却还要卖弄文辞，这个特别浅陋，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不可容忍，所以停下来想一想，尤其是增加阅读。那一年相对来讲沉静一点。之前那些年我觉得自己有做传媒的直觉，但仅仅是直觉，真正的思考尤其是独立的思考少，更多的地方我觉得还是以拾人牙慧的东西为主，受别人启发、向别人模仿。但那一年当中我开始模模糊糊觉得说有一些东西尽管不成熟，不过是属于我自己的了。

后来恢复写博客之后有一个特点。以前我写得短，差不多一千字左右，写得很快。每天看到什么，恨不得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后来就写得少，但越写越长。基本上是六七千字甚至八千字、一万字都有。也有很多媒体约我写专栏，给的稿酬也不错，但是我就是要写博客，因为博客自由。写博客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纯粹是为读者和我之间的一种共享关系在写。这里面那种自由感也很好。那时候我才又发展出了工作之外的博客内容，我写一些人物、写一些书评，纯粹是一种不吐不快的欲望，我觉得有意思啦。

问：你写博客之后，一定有读者的评论。那么，这些读者反响对你有什么样的意义？

柴静：这几年几乎每一期节目做完之后，我都贴在博客上希望大家评论、提出意见，然

后我都会写一篇回应，把他们的意见摘出来、把我的回答写出来。有的时候我都很钦佩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专业的读者。他会注意我的每个提问是不是准确，表情口气有没有偏差，节目认识是否公正，有这样的观众你就不敢对工作轻慢。比如，我们做詹姆斯·卡梅隆那一期节目，把一个数字写错了，仅仅在片尾闪了一下，就有观众看到了指出来，主编费了很大功夫把节目从互联网上全都抹掉，把带子从库房里面调出来再改一遍，再上传到网上。我们认为这是对观众的尊重，因为人家这样尊重你，对吧？

问：日本的电视节目最重视“收视率”。那么，中国电视节目最重视的是哪些因素。

柴静：现在这阶段中国电视也同样受收视率影响非常大，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指标，不管是对中央电视台还是对于地方电视台。当然我的同行对于这个问题有很多评价和议论。我个人首先认为收视率成为一个重要指标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重视收视率无非就是受众这个群体对于媒体的决定性在发挥作用了，相比以前完全不用管收视率，肯定是一种进步。但是任何一个阻塞很久的河道突然开放的时候，水的冲劲就会特别大。可能会有另一种功利主义，它本身又还不够科学和完善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些险情，甚至会冲掉一些本应该存在的好东西。

从我做电台起，节目收听率一直很高，虽然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它，台里也没有把这个当作是发工资的一个标准。我理解的收视率，是一个一个鲜活的人构成的。你自己心里要清楚，只要我们把握好节目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活下来并不困难。我们需要的反而是克制这种功利主义的冲动。因为对于我的节目来讲，我知道什么才能提高收视率呀，你做几个明星就可以了，收视率会很高，但我们经常都拒绝。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关心，尽管它们可能不一定能创造更高的利润。这就是我认为一个节目应该有自己的一个价值判断。而且需要一个共识，不光是我一个主持人的认识，而是和我的主编、我的制片人、我的同事们一起，都需要清楚地知道说我们站在历史的哪一个位置上。当年《东方时空》的收视率就很好，它的影响力也不差，所以不要着急。我们很多事情都是没有打好基础就要看成果，所以这几年我们有那么多的娱乐节目。我们甚至没有耐心去想一想自己怎么做一个娱乐节目出来，直接从国外买一个版过来，或者直接抄袭就可以了。

问：海外人士认为中国的电视台或多或少受到官方的一定的制约。您作为主持人，这么看待这种“制约”。您又面对着“制约”进行了什么样的尝试。

柴静：其实我们大概已经谈到了这个部分。我经常会想，比如说你看《红楼梦》你会想想曹雪芹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他是在一个有皇帝、一个还有文字狱的年代，托尔斯泰也是在沙皇帝制的时期，但是都不妨碍他们的创造力，能够创作出在几百年后仍然有影响力的作品。所以我刚刚说我不是把新闻记者功利地当作一个工具来看，而是认为新闻记者应该具备研究历史或者是文学工作者的视野。这个视野是什么？就是它要非常宽广而深厚吧。我不是去挑选一个我认为完美的社会型态才去工作，而是生活在人类的任何时期，人类的生活本身都是那么让人饶有兴味。不管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能选择的是我要不要活一遭。所谓的活一遭就是我能不能睁着眼睛，感受我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更进一步使它能够逼真地存在于我的镜头或文字之下。而不是功利主义地加以选择，说只有在哪个时期我才创作，我觉得曹雪芹不会这么想，托尔斯泰也不会这么想。

问：现在您主持的《看见》节目，我认为日本电视界似乎没有相似的节目。请您介绍它在中国有什么样的位置？

柴静：作这个节目之前，我是在新闻中心，后来到中央一套做这个节目。我离开了一个被界定为新闻机构的地方，去了一个非新闻机构。但回头总结，也有合理性。我对于新闻被界定为刚刚发生的资讯这一点，一直感到一种创作上的不满足。新闻节目制作的周期太快，缺乏这种时间上的准备去深入认识一件事或者一个人，在这个太快速的制作体系当中形成一种带有工具化的模式，比如说我说采访某个人，想去见见他的孩子跟他们聊聊吧，可能其他

人的反应会是已经够了、不用了。但我是那种总觉得不够的人，我不觉得认识一个人是有止境的。多了解一些我会觉得更迷人。但电视是需要团队合作的，所以我必须寻找到跟我想法一致的人。我转头一看，就发现了我现在的制片人李伦那群人。他们从《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离开之后，一帮人很苦哈哈的，还是把电视当成一个手艺活着迷地干。我就给他打一个电话，他也很意外，我就跟他说我想来跟你合作。当时的《看见》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它是一个一周播出五天的纪录片节目。一般人会觉得你一个主持人来干嘛，我说你一周给我一天吧，我去做一些什么东西出来，或者一年五六期也可以呀。有别于以往的人物专访，我还是很喜欢生活，所以会把人物放回到生活当看他在生活当中的本来面目、去看他跟周围人的关系和结构。他的一个动作或者他跟人交往时的一个状态会很有生命力。美国或者日本可能也有很多的人物采访节目，都是以一对一的方式面对面采访，而我们会增加很多纪录片的手段和方式。

问：你选择人物的时候，虽然偶尔出现一些名人，但似乎一般拒绝选择名人。这个选题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

柴静：之所以说克制，是因为名人这条路太容易形成惰性。如果我一开始就这么主张的话，我的年轻团队可能很快就滑向做名人这条路，因为明星们几乎总在找我们，但我们要做一些复杂的事情。后来我发现观众对我们的期待也是这样，他们希望了解一些他们之前会感到迷惑不解的现实问题。比如说药家鑫这样的人，不管观众最初对这个人怎么憎恨或者愤怒，他心里面始终有不解，就是一个正常的像我一样的学生为什么会拿起刀来，他这个疑惑始终是没有解开的。我们就要对这个不解试图作出解答，而且这个解答越复杂、层面越多，可能就越接近真实。这才是这个节目的立意。所以我们很大一部分选题还是社会现实，现实当中有争议的人物。

问：《看见》这个节目，观众的反应怎么样？

柴静：收视还可以，但我们不在意有多少人在看，而在意节目在看到的人心中激起的共鸣有多深。现实本身是最迷人的，永远比概念迷人。有次做一期节目，同事觉得应该拍两个家庭，我说我认为拍一个家庭更好。有时候我们担心自己视野不够宽广，所以认为样本多了才有代表性。不是这样的，我认为看得不需要多，是更深，足够深入的话，一个人物身上带有的这个时代的全部成分，都可以表现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个节目实际上是把《新闻调查》、《东方时空》当年的基因再度嫁接过来，我们这个节目工作人员本来就是一部分来自《新闻调查》、一部分来自《东方时空》，所以它很迷人，有时候做调查性报导，有时候做人物，揉合在一起。我的制片人对我也没有限制，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只是说，我能为你做的事情就是不让你去做什么。我觉得这很了不起。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时期或者一个社会，总有人在做一些事情，多多少少。

问：您对日本的印象如何？最近很多人讲到中日关系的恶化。作为媒体人，您对中日关系有什么看法？

柴静：我没去过日本，很想去看看。对日本的印象更多的还是从文字当中来，是第二手印象。我以前会比较轻易的信以为真，比如看《菊与刀》，会认为日本人就是这样，可以套用一个模式来分析。但现在我比较警惕这种观察方法。因为想要创造一个词汇来形容、概括一个群体，这是一个人类的诱惑，总有人要忍不住把一个群体纳入模式当中，我现在不太从这个角度去看任何一个人或者国家、民族。反过来说，我看向田邦子的短篇小说，倒觉得跟日本人有种亲切的感觉，那个亲切的来源不是异国情调、不是俳句、不是京都的静美，而是一个剥离掉所有这些东西的“人情”，这个人情才是恒久的、谁都可以理解的东西。我好像更愿意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人、和人交往。我觉得模式化会轻易地流露赞美，也可以轻易地流露贬低，我不觉得那是一个多好的事情。其实说到两个民族或国家的交往，和两个人的交往也没有任何差别。我觉得曾国籓说的那个“诚”字很重要，所谓的诚就是，对别人能有所感

受。

问：您说过将来会有机会去采访海外国家，包括日本。如果真去的话，您想采访日本的哪个方面？

柴静：我现在还没有做详细的计划，但就像我们去年做了《静观英伦》，我们的选择也并不是说另辟蹊径，刻意求新。还是挺朴素的，我们也做贝克汉姆，也做普通的英国农民和六七岁的小女孩，每个阶层我们都做，但最重要的是方法。我觉得要突破那种简陋的模式，我们对外国人要嘛就是一种异国情调的，将之视为异类，把他身上跟我的不同表现得越多越好。要嘛就是追求一种戏剧性，越传奇、越迷人越好。这个好像跟我自己的趣味有很大的区别。我喜欢那种亲切的、天涯若比邻的感觉。像向田邦子那样的角度是我挺喜欢的。其实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日本人也都是很脸谱化的，比如上班的时候对老板毕恭毕敬呀，回到家他跟妻子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但事实上我觉得人不是那样僵化的，如果我想拍日本的政治，那我可能就拍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他的生活自然会反映出政治。其实我怎么观察中国人就会怎么观察日本人

问：很期待您去日本采访，最后，请您给日本读者致辞。

柴静：我觉得也不用跟日本的读者去特别客套。我们都在人类的生活里面，真实才有万钧之力。

低调的柴静难得一见的接受人物专访

低调的柴静难得一见的接受人物专访-------南都周刊《柴静对抗柴静》 柴静和柴静长得别无二致。 前一个生于1976年，女，中央电视台记者。后一个则只有当这个记者采访时才准时出现。是“她”在与新闻当事人对话，问答。“她”是她的战斗版和加强版，“她”会作出超出她经验之外的反应，这些反应令她意外和吃惊，但她总是发现，“她”比她更对。 “你知道在赛马跨越障碍的时候，最好的赛手的心态是你既不要鞭策它，也不要控制它，你要完全地信任它。采访前我做准备，有时没想到这个问题我怎么办，通常智力不能抵达的时候，我会跟自己说，你得信任一下那个叫柴静的人，她更接近直觉，你别拉缰绳。” 11 月8日，记者节，在央视旧台址附近的一间咖啡厅，参加完节目播出以来首次总结会的柴静如此向我描述她的工作体验。过去三个月中，她于每周日晚22点36 分，坐镇新改版的《看见》节目，对话姚晨、李阳、药家鑫案双方父母和北航16岁博士张炘炀等人，就传播率和随后引发的平面媒体跟进而言，反响可谓不俗。节目制片人李伦欣然告诉本刊记者，《看见》已经“小幅超额”完成收视率任务，这对一档仍在边做边找准确定位的新节目来说，值得表扬。对柴静的采访一直深陷埋伏圈。但凡起身告别，邻桌的客人都会跟过来递名片，要她签名。一个服务生神速地脱掉围裙，掏出手机拍摄合影。人们事先排练好一般说着同样的话：喜欢你的节目。 但她最近常常不喜欢“她”。尤其是李阳家暴事件那一期（9月25日《沉默在尖叫》），观众没看出什么异样，她打几个电话问反馈，朋友都说好，但“电视上这个人就是让我不舒服了”。在那次采访中，李阳突然把话题引向柴静，试图寻求共鸣和佐证：“在我心目中你是一个事业强人，我相信你会有大量时间扑在工作上，你没得选择的。” 柴静未置可否：“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办法对我身边的人尽到应有的爱和责任，我其实是没有能力来完成一个好的采访的。” “那不是，你只要完成你对你爸爸妈妈的责任，其实丈夫并不是最重要的人。” 柴静笑起来，加码了自己的分贝：“你知道伴侣是人类最亲密的关系！”为了说明这个亲密，她把手心贴在一起。 看过播出，柴静对两个回合的口舌之辩耿耿于怀。跟李阳悄然形成的对立，让屏幕前的她着实沮丧。对面发来一个力，她急于用一套与之相反的价值观反击回去，她说这是在《新闻调查》时期的对抗性采访造成的习惯。 二 “我以前有一个特点是反问比较多，但我现在看到另一种可能，不去问…难道不是怎么怎么样吗?，而是问…你为什么这么想?。他对家庭的看法跟我不同，但不同又怎样呢，你只需要去了解怎么不同，为什么不同，就这两个问题就够了。对方的任何东西都不应该让你意外。”“你想，要是托尔斯泰采访李阳，他会意外吗？”她反问我。 托尔斯泰被柴静频频提起。《安娜·卡列尼娜》正被她视为自己当下的“圣经”。来《看见》后，每次出差柴静都带这本书，在空白处做做笔记，慨叹“虚构可以比人生更真实”。她说，这导致她现在的选题有一种“文学感”。 像一个特别挑剔指挥家的古典音乐唱片爱好者，柴静为读《安娜》专门找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冲的是译者谢素台。“文字中的教养太好，”她说，“好到让你觉得托尔斯泰天生就是在用中文写作。” 除了这位俄国作家，柴静在4个小时的采访时间里，还提及多位名人，引述其名言，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宾诺莎、歌德、梵高、赛德克·巴莱、安德森·库珀、顾准、胡适，也不时迸出一些书面语，如桎梏、轻慢、湍急、遇合。 “又说抽象了，好玄妙哦。”她在聊天中两次主动中断思路，对我笑笑，“一个这样的人天天

浅谈电影传播

浅谈中国电影传播 纵观中国电影市场，好像有关其的探讨改革之声从来就没有停歇过，观众的培养，导演的素养，整个电影大环境的氛围，诸多种种，研讨不休。其实也不只是中国，放眼亚洲地区，整体的电影发展相较于美国耗好莱坞，我们的前进步伐依然难望其项背，仅仅是因为经济发展程度的关系吗？ 每年投入市场的电影数不胜数，国内与国外影片，跨界导演与院系派导演，不同国家演员导演合作作品，低成本电影，列别标签不断丰富。加之逐渐兴起的观影技术革新，与此带来的IMAX，3D等等变化。使电影的外在标签日益丰富。但我们盯着硕大的滚动屏幕决定将要买什么电影票时，是更为复杂的选择吗？ 其实这些问题通过当下各部电影的传播成功与否就可窥见一二，在我看来最引人深思的就是2012年上映的《一九四二》，同期上映的《泰囧》票房大卖，而冯小刚导演的这部电影，据称是他18年以来的梦想，而其遭遇的滑铁卢想必大家也都看到了。而广大观众所解说的最多的支持《泰囧》的理由无非就是“难得过节放假，平时就很辛苦得上班，不想走进影院还要绷紧神经。”或许这部电影沉寂等待的时间还不够，应该再等待，等到拍摄时的大环境条件更加便利时，就像柴静采访时所说，在现在的中国，拍一部这样的片子的复杂，艰难程度非局外人所能想象。等到一个电影观众不是走进影院找乐子的经济大环境，让人可以温故与反思影片中的饥荒镜头，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网民的探讨声音呼啸一片，对立明显，而导演只剩下在电影导演协会的颁奖典礼上默默回首哽咽。 而在中国影响里最大，探讨最多的名字还有一个，那就是李安。 无论是他的《断背山》《色戒》，还是《卧虎藏龙》《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都是在国人内探讨声音最多的影片，而且在奥斯卡奖项上的多次斩夺桂冠都说明了这点。这些电影的内容深度，人际探讨都达到不是在靠说悲痛，弄段子和依靠明星导演演员来撑起票房和电影的高度。 当然这也并非是在李安大红之后的单纯随波拥趸，而是觉得这是对于中国电影很好的一个反思。为什么我们不能从单纯说青春爱情赚取青年人的票房中跳脱出来？不能从纯喜剧恶搞无内容的捞金式影片中跳脱出来？从近年电影来看，只希望类似《大话天仙》《澳门风云》的电影不要再来刺激中国观众日益脆弱的神经。然后每每在看到烂片走出院线后无力的吐槽，起码还有大制作场面可以看，对得起票价。 现今电影的成功还是失败，在现今大众的眼中仿佛只有两个评判标准，其一，票房。其二，奖项。当然，这里的奖项指的并不是类似“金酸梅”奖之类，或者是泛滥而毫无评判意义的奖项。而是具有一定国际国内的奖项，当然最具影响力的首数奥斯卡奖。但其实，相较于奖项，电影投放到市场后，无论是投资方还是大众更关注的貌似是票房更多。最好的例子就是那些“叫好不叫座”的影片，最后平添了业界或大众的几声唏嘘外，无非跟多的就是作为了宣传中和拍摄中的前车之鉴。 举几个在大众中传播谈论最多的例子，就比如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贾樟柯的《天与地》。《小时代》票房轰动的讨论随着电影一部接着一部的拍摄就从来没停息过，在这里我也就不在赘述，相信这三部的票房就说明了一切。而至于《天注定》，典型的国外票房好于国内，或者说在国内除了从国外获取的种子外，国内似乎是没机会看到的。或许正如大多数人总结的国内电影怪像一样，得奖的影片不大卖，而《天注定》是连卖的机会都没有。当然这里也涉及到广电总局的影视宣传等等政策，对此为我们也是只有深深的无奈。 当然也不能以偏概全，而最好的例证在我看来就是《桃姐》，不仅证明了文艺片在市场中的一席之地，在威尼斯电影节的成功更是相当于一剂强心针，它的成就无异于实在票房与

关于柴静的采访作文分析

【徐汇区】 25．阅读“记者柴静采访周云蓬的摘要”，选取一个角度立意，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诗歌除外）。 采访对象介绍：周云蓬，1970年生于辽宁，中国民谣音乐代表。9岁失明，23岁大学毕业，其后游历十余城市，弹琴，写诗，献艺，出版诗集和民谣专辑。 柴静：你9岁彻底失明，这是否从精神上摧垮了你？ 周云蓬：不会的，那时我还没有精神。灾难来的太早，它扑了个空。你是不是以为我活得很沉重？其实，能看见或不能看见，那是每个人的宿命。我热爱自己的命运，她跟我最亲，她是专为我关、专为我开的独一无二的门。 柴静：你是不是用流浪考验自己的意志，证明你的“身残志坚”？ 周云蓬：这种考验有意义么？为什么人们都以为像我这样的人“应该”身残志坚？我很怕被这样“类型化”。我喜欢走，并非想证明什么，只是我喜欢这种生活。我活在路上，民谣在路上。 第七大题：试题满分70分。平均得分48.04，得分率0.69。 【试题分析】 作文材料是记者柴静的采访摘要。 被选为采访对象的周云蓬，是个在事业上取得一定成就的盲人。 通过两人的两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记者身份的柴静，带着职业眼光（或说代表大多数人的传统眼光）来看待或评判周云蓬的生活态度、行为方式和取得成就，而不是以“人”的眼光来看“人”。

周云蓬是个“正常的生命”，他有权利选择不一样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理想追求，也希望别人把他当作一个“正常人”来看。周云蓬的“成功”就是选择了自己喜欢的音乐并专注于此，周云蓬的“不正常”就是他是个盲人，他的生活方式与“常人”不同。 在当今社会，如何看待多元的生活方式，以什么眼光来看待“人”，选择一种什么方式来安放生命，用什么态度来对待命运，应该引发年轻一代的思考。 命题在角度的选择设计了对话体，不同人物、不同观点的冲撞都可以成为学生的立意点；同时材料给出立意难易度的不同，有一定的自由度及开放性和包容度，试图在审题立意上尽量让学生能畅所欲言，试图做到让考生在阐述对现实问题的见地有区分度，考量对现

认识的人了解的事 柴静演讲稿

《认识的人，了解的事》 柴静 首都女记协演讲大赛特等奖 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西藏。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的一个旅店里头，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她的床头有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三十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跟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熊，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一块五毛钱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然后这个人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放弃了一块五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有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这场官司，我以为他会跟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个饭菜端到他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呢，还是吃完了之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利所做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三十四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说起来丰柴区的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然后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儿擦擦眼睛。这个人十八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件事的目的只是想为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道，说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

柴静专访药家鑫父亲

主持人： 三个月前备受关注的药家鑫故意杀人案终审判决对外公布，判决词写“该犯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判处死刑”。6月7日药家鑫被执行死刑，之后遇害人张妙也入土安葬，药家鑫案已成历史，但它留下的影响和思考却远未停止。 药家xx： 经常我看自己的手，我感觉我的手就和我的身份一样，从一个学生变成一个犯人，现在这双手杀过人的手，就跟我的身份一样天差地别，我觉得这手不是弹琴的手是杀人的手。 xx父亲： 药家xx执行死刑很同情其父母 解说： 九个多月前，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在深夜驱车回家的路上，将一名叫张妙的女子撞倒在地，下车后他看到对方试图在记录他的车牌号，就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将张妙刺死。 案发后第三天，药家鑫在父母陪同下前去自首，今年五月，他以故意杀人罪被依法判处死刑。6月7日最高法院复核裁定下达之后，药家鑫被执行死刑。 2011年8月3日，我们来到受害人张妙的家中。 xx： 您是xx选（xx父亲）是吧？ xx选： 对。

解说： 张妙母亲在她去世后总是反复说一句话，妈给你做好了饭，你怎么不回来吃，她精神上受了一些刺激，常常会忽然哭起来。 xx： 那你不要劝劝她吗？ xx选： 不劝，这事没办法劝。 xx： 我去看看，我去跟她说一说。 解说： 张妙才二十七岁，是两岁孩子的母亲，事发时她在一个麻辣烫店打工，住在父母家，一个简陋的连电灯都没有的小房间里，她下葬后父母把她所有的物品都焚烧了，家中也 没有摆放女儿的照片，这是一个家庭难以面对的痛苦，它并没有在药家鑫执行死刑后得到解脱。 xx： 药家鑫被执行的那天，很多人都挺高兴的，但我不知道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张平选： 我也高兴，但是我过来再一想，对他妈他爸也是觉得有点同情。 xx： 但是您也失去了孩子？ xx选：

2018柴静演讲稿(4篇)

2018柴静演讲稿(4篇) *目录2018柴静演讲稿柴静关于雾霾调查的演讲稿《穹顶之下》柴静演讲稿全文柴静《穹顶之下》演讲稿全文以下内容是应届毕业生演讲稿网站为大家整理推荐的前央视记者柴静在清华大学所作的一场题为“采访是一场抵达”的演讲稿原文，她和大家分享了她这些年做记者关于人物采访方面的一些心得，她认为，采访是一种客观呈现，不是评判，不应在采访前就对一个人形成了好感或者反感，这样没有办法诚实和客观地观察他了。 没有夯实的报道，评论只是沙中筑塔 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判断，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强烈的单纯判断。 人们头脑中偏见的根源，往往是来自于无知，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判断，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强烈的单纯判断。 就像我要把一瓶水移动，把它拿到胸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但是我要把一瓶水非常精确地移动一毫米，这就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计算，你肌肉的酸痛度也会增加。 精确是一件需要耗费比较复杂的智力活动的一件事情。报道就要求精确，要求对事实和因果梳理，没有这个基础，评论往往就是议论、想象，而不是事实。 我自己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成为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做一个十六分钟的新闻深度报道。我觉得这样的状况在世界新闻史

上也是很少见的，一个年轻人被放到做深度评论的主持人位子上，这是我们刚刚起步的电视新闻决定的一种特殊要求，以后也不会更多地出现。实际上媒体有它的规律，就像一个存在的植物，它必须要按照它的规律生长一样，要想变得粗壮、强韧，必须到土地里头去接受风吹日晒，再一片一片叶子长出来，如果没有非常夯实的报道作为基础，那么评论只能是沙中筑塔。所以我转行做了记者，到现在十年了。 采访是呈现，不是评判 采访不是用来评判，采访是用来了解;采访不是用来改造世界，采访只是来认识世界。 我觉得对我来说，采访最大的障碍就是一句话，“我认为我是对的”。这句话看起来不太起眼，但是它造成的障碍会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顾准原来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叫专制，专制就是认为自己绝对不会错的想法，如果一个采访者带着定见，很难了解世界的复杂。 前段时间我采访魏德圣，他拍的电影《赛德克·巴莱》，就是当年发生在台湾的“雾社事件”，原始部落的人跟日本人之间的一场战争。 魏德圣说，在台湾历史当中关于这个事件只有两句话，某年某月某日多少人反抗日本军队;再看日本的教科书也是两句话，是某年某月某日台湾某个原始部落的一场暴动。反抗和暴动，这是对于一件事情的两种解释。都只有两句话，都很简单，但魏德

《穹顶之下》逻辑浅析

《穹顶之下》和《对话丁仲礼》逻辑浅析 逻辑分析一般规律有云，从逻辑上说，宏观整体分析再到具体定量分析是最接近客观的。而从微观枝蔓数据入手，能得出局部真实，却容易走进整体逻辑陷井。 雾霾的实质是工业污染，从英国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出现的雾都和20世纪60、70年代发生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可见一斑。工业污染分析，从宏观来看，应该看其中占比，分析出主次污染，然而解决之法同时要兼顾普遍规律和特殊情况。 柴静《穹顶之下》，举例自己早年采访经历、自己孩子问题，从感性入手分析出空气污染，空气污染是什么、造成什么危害，进而分析各种工业、生活等污染所占比例。工业上，石油、煤炭造成燃料粗糙、不愿提升工艺水平、能源系统控制能源标准设定等，导致能源标准达不到英美日等发达国家标准，而这些国家空气污染治理十分成功，因此提出国企工业逐步开放、有条件提升能源标准。生活上，借鉴美国加州汽车管制法，提出柴油等重污染汽车加装空气净化器，油烟净化器、减少汽车出行等。 柴静逻辑清晰，看似入情入理，在此，我再次梳理一遍柴静的逻辑。 工业污染来源于石油、煤炭等原料，比较发达国家也用石油、煤炭等，发现我国环境污染严重根本在于中国标准过低、大企业形成利益集团进而碍于自身利益不愿提升油品、过剩生产等，进而归结于国有企业垄断。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提出的能源市场开放是否能够一定解决环境污染，私有企业一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配置资源，竞争一定有利于环境保护。 还要考虑竞争的尺度在哪里。2013年9月4日第一财经日报刊登一篇名为《英国人称中国买下英国：李嘉诚控制伦敦三成电力》，里面称“而投資並購范圍，則從基礎設施到房地產，從零售業到實體企業，涉及領域相當廣泛，以至於有英國媒體更是聳人聽聞地用“中國人買下了英國”的標題對中國資本進入英國進行報道。”可见，基础设施等涉及国民经济命脉产业过度开放只会引起过度恐慌。 再来看看《对话丁仲礼》，柴静和丁仲礼的逻辑。先是从哥本哈根会议现状说起，“为什么一个有人类共识的会议，却不能谈妥《根本哈根协议》？”丁院士从国家利益解读什么样的节能减排才是公平的，接着在柴静的逼问作为一个科学家不应该参杂个人利益而应该可观陈述事实，丁院士回答说这不是个人利益，这是人权和发展权的人类普遍意义，也说明了自己这样作为科学家却不采用“科学”做法的苦衷。 柴静假设的逻辑大前提是，气候问题是人类共识，隐含逻辑是当前影响人类发展的问题是气候问题，因为气候问题关乎人类生存。 这个前提忽略了，人类共识是多个共存的，个别还有特殊情况，比如吃饭问题；还有人类共识，其实也可能被集体共识所充塞，比如发达国家作为一个集体即存在一个集体共识，代表了全发达国家发言。 总而言之，柴静作为一个记者，在做逻辑分析时候，没有切切实实界定“人类共识”、“公平”和“根本哈根协议”这三个关键词，其中更涉及了国家利益等政治经济文化各层次问题。 我国是一个国情复杂的国家，工业进步社会发展中出现了很多西方国家没有出现过的问题，可以借鉴，但不可全盘西化，更不可以盲目提倡。从逻辑上分析，开放国企并非是解决工业污染的充分必要条件，存在逐步探险实践的空间。

柴静五分钟演讲稿：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

柴静五分钟演讲稿：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 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而离开北京。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的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的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那是她三十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跟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熊，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一块五毛钱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然后这个人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块五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有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这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份饭菜端到他的面前说，你是现在要发票呢?还是吃完之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为我的权利所作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三十四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说起来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儿，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然后他从裤兜里面掏出来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睛。这个人十八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到，说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人就算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她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能够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去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以上这篇柴静五分钟演讲稿为您介绍到这里，希望它对您有帮助。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分享给您的好友。

浅谈出镜记者体态语作用

浅谈出镜记者体态语的作用 体态语（Body Language），又可称之为“身体语言”。它是人类祖先在没有口语交流的时候就有的交流和传播手段，到今天已经是几百万年的历史了。 -----任远《当摄像机对准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能够表达人的思想感情的人体动作，诸如表情、手势、姿态、服饰等，叫做体态语言，也叫无声语言。体态语直接诉诸人们的视觉器官，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艾伯特·梅拉比安发现：一个信息产生的影响，仅仅只有7%是语言的；38%是嗓音的（包括语调的抑扬顿挫和其他声音），而非口语的却占有55%之多。他认为在面对面交流中，语言交谈的成分不到35%，而65%以上沟通时靠非语言的方式完成的。简而言之：沟通双方互相理解= 语调（38%）+ 表情（55%）+ 语言（7%）。这表明，人们获得信息大部分来自视觉印象。因而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霍尔曾十分肯定地说：“无声语言所显示的意义要比有声语言多得多。”体态语独特的有形性、可视性和直接性，对于信息传播有着不可低估的特殊价值。 说话是一种有声语言活动，它诉诸听者的听觉器官，通过有声语言传递信息。但是，有声语言在表情达意上并不是没有局限的。它常常把所有表达的意思中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隐藏起来，造成所谓“言不经意”、“言不由衷”。 体态语能弥补有声语言的这些不足，它能够语辅助有声语言更好地表情达意，通过有形可视的、具有丰富表现力的各种动作和表情，协助有声语言将内容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视、听作用双管齐下，能给听者以完整、确切的印象。 ------马玉坤、高峰强《播音主持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镜记者在镜头前进行现场报道传达信息，除了利用有声语言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信息传输渠道就是肢体语言，即体态语。搭乘有声语言这一信息渠道的还有表情、声调、措辞等诸多复杂表达因素，其中肢体语言的表意程度最为明显。 -----宋晓阳《出镜记者现场报道指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记者的工作是与人打交道的工作，人际交往能力贯穿采访报道的整个过程。肢体语言信息的丰富性、传达的复杂性、表现的多样性为记者采访报道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信息渠道。在新闻现场，当记者的口头语言与体态语发生冲突时，观众从画面中可以判断出哪个渠道的信息更为准确，所以，出镜记者除了保证报道内容准确、简洁之外，更要重视肢体语言在信息传达方面的重要作用。 接下来，笔者将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为案例，对出镜记者的肢体语言进行具体分析。 从1996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筹备创建《新闻调查》栏目的时候开始，创业者们就早已对这个尚未出世的栏目提出了非常清晰的栏目定位，就是要把《新闻调查》打造成中国的《60分钟》，办成中央电视台最能代表国家电视台水准的深度报道栏目。这样一个目标定位至今仍然没有任何动摇，因为即使从现在的电视栏目格局来看，坚持“深度报道”的目标依然是《新闻调查》最无与伦比的竞争力。 《新闻调查》中的出镜记者肩负了记者和主持人两个角色，从严格分类上讲，属于记者型主持人。《新闻调查》第四任制片人张洁开创了“记者中心制”，即五位编导，两位摄像，一位录音以一位记者为中心组成报道团队，深入的调查一桩桩“正在发生的历史”，将真相呈现于观众面前。一方面努力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也希望以此唤醒观众的公共意识。在每一期长达45分钟的节目中，除了同期声配音及调查结语外，大量信息是通过记者与采访对象间的交流来呈现出来的，肢体语言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种表达手段。 因此，在新闻事件的现场，《新闻调查》的记者需要尽数动用视、听、味、嗅、触这五

柴静专访_北大卖猪肉男陆步轩的复杂人生

柴静：北大卖猪肉男陆步轩的复杂人生 2016-03-10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听过他们二十年来的故事才会真切地体会陈生所说的，什么才是一个人真正的成功。是要看他是主动、还是被迫做出人生的选择；是看他在迎合社会评价，还是在做自己最喜爱、最适合的事情，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 柴静：北大卖猪肉男陆步轩的复杂人生 二十年前的中国，只有3%的人能够考上大学。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社会里面，意味着一个人自我实现的通道很少。这就是为什么在那时候的人看来，顶尖学府不仅代表着能够接受良好的知识训练，也意味着能够通向未来的成功之路。这样的价值观在两个少年十七八岁的时候，曾经对他们影响至深。如果我们对自己诚实的话，也会承认这样的价值标准在当下依然存在。 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感谢两位，今天面对镜头，能接受访问，坦承自己的人生。听过他们二十年来的故事才会真切地体会陈生所说的，什么才是一个人真正的成功。是要看他是主动、还是被迫做出人生的选择；是看他在迎合社会评价，还是在做自己最喜爱、最适合的事情，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陆步轩有一位北大的校友，在看过新闻之后写信对他说，每个人都在经历这样的苦苦挣扎，他自己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才摆脱了“北大”这个沉重的标签，试图做回独立的自我。 解说 陆步轩恐怕是中国最著名的屠夫。1985年陕西省长安县高考文科状元，考入北大中文系，后来在街头卖猪剁肉为生。 纪实 记者：你觉得北大四年，给你的影响是什么？ 陆步轩：这个我暂时不好说。 记者：那你希望自己以后能做什么？

陆步轩：现在我不敢说，命运基本上不掌握在我手里。 记者：如果说你一直在这边卖肉，那你会不会觉得很难过？ 陆步轩：那也没什么难过的，我本来就是卖肉的。 陆步轩：我是给咱们学校，给母校抹了黑。 演播室 北大毕业生，曾经的文科状元，后来在小县城里当了屠夫。拖鞋、短裤、当街卖肉，多年后他被请回北大向学生做演讲，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给母校丢了脸、抹了黑”。这句话一出，引起了强烈的舆论反弹，很多人批评说卖肉不丢脸，你这么想、这么说才丢脸。倡导职业平等和尊严的批评之声很必要、也很正常，只不过如果一个人在演讲时，说出的是他真实的人生感受，那么恐怕简单地批评，也很难平复这二十多年来的人生滋味。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专访两位“北大屠夫”，听他们讲述复杂的人生况味和曾经的苦苦挣扎。 2013年，毕业二十四年之后，陆步轩受邀回到母校北大演讲，一开口就说：“我是给咱们学校，给母校抹了黑、丢了脸的人。” ◆◆◆◆ 解说 这句话激起了相当大的不满。在网络上，很多人反驳陆步轩说卖肉并不丢脸，这么说才给北大丢脸。这引发了激烈的网络讨论。 采访 柴静：说自己是因为做这个职业，在给北大丢人、抹黑，这是怎么回事？ 陆步轩：以前到北大去演讲的都是很风光的人。我是一个小人物，觉得跟人家还有差距，所以说一些谦虚的话，也没有贬低我自己或者北大的意思。只要是凭自己勤劳致富，我觉得都是很光荣的。 柴静：那你为什么不能站在北大的演讲台上公开地说，我就为我的这个职业而觉得光荣和自豪？ 陆步轩：我也很少演讲，到那种场合我也有点紧张。

柴静演讲结构

柴静演讲结构 认识柴静吗?知道她的演讲吗?想了解柴静演讲结构吗?不着急，下面由为你整理了柴静演讲结构，快来。 柴静演讲结构 柴静无疑做了一场现象级的演讲。 不管你对柴静演讲观点如何，你无法否认这是一场非常成功的演讲。 作为PPT界人士，职业本能让秋叶想分析一下柴静的演讲结构到底是怎样的?为什么这样成功? 用思维导图软件做了一个图解(最后有点评)。 我认为柴静的演讲结构可以用麦肯锡顾问的《金字塔原理》里的SCQA结构解释。 情境(Situation)：由大家熟悉的情景引入... 冲突(Complication)：这会带来怎样的矛盾? 问题(Question)：那我们应该怎么办?答案(Answer)：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 不过SCQA结构是可以在实际使用的时候进行顺序调整，柴静用的其实是SQCA顺序。 在SCQA的一个小单元里面，其实还有有嵌套的其它表达结构。 比如柴静在介绍解决方案时，柴静其实是平行展开结构，

从加强执法、更新能源结构、引入市场机制，普通人也要参与四个点展开。 在讨论引入市场机制时，柴静问中国推广天然气有什么困难，柴静使用了正反对比的小框架来表达。 整个演讲结构是高度结构化，语言是煽情的，但是内部结构一直想引导观众按照柴静的演讲思维去走，去产生认同，做得非常高明。 用情感打动你，用理性说服你。 的确是现象级演讲! 快去再看一遍视频吧，这可是非常难得的演讲教程啊! 最后说一句：有人问我这场演讲的成功是因为有锤子科技指导的，Keynote制作的PPT吗? 我的看法是把一场好的演讲归结到某个工具是很可笑的，柴静的这场演讲视频是做好了每一个细节，好的话题，好的发布时机，好的视频剪辑制作，好的演讲者，好的舞台形式，好的素材，好的动画，好的PPT，好的配合(我相信这是一场有足够排练付出的演讲)。

柴静采访李安记录(全)

《看见》柴静专访李安——《心中的卧虎》 开场预告： 小孩儿、动物、水、3D，他踏上冒险的电影之旅。 （柴静）不去做你很熟悉很安全的事情吗？ （李安）越没有做过越刺激。 （柴静）什么样的感觉？ （李安）找点罪受吧！ （旁白）李安，惟一一位华人奥斯卡最佳导演，他拍摄的《卧虎藏龙》《断背山》《喜宴》等作品在全 球影响广泛，但五年之前他选择了一部电影界公认最难拍的题材，重新出发。 （柴静）那是很挣扎的过程吗？ （李安）对，非常焦虑。 （柴静）你不怕失败吗？ （李安）怕，怕才有劲儿。 （旁白）这是一个少年和一头猛虎的奇幻故事，也是李安和自己内心的对话。 （柴静）反而是他在率领着所有的人往前走。 （李安）这是那种纯真的力量。 （柴静）一个冒险的故事不就够了吗？ （李安）对，可是那就是不够好。 （柴静）这个电影让你发现自己的什么呢？ （李安）心里面还是有那头老虎，还是搞不定。 （柴静）那种咆哮的欲望吗？ （李安）像野兽一样，有种野性。 《心中的卧虎》柴静专访导演李安，马上播出 [01:10] （柴静）大概在2007年，我看过一本书，叫《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这本书很有趣，它写的是一个十六 七岁的印度少年和一头三岁的孟加拉虎在遇到海难之后，共同在太平洋上漂流的故事。我还记得看完这本书 之后跟朋友说：“这就是书和电影的区别，像这样的故事，只能写成书，不能拍成电影。”但是五年后，这 部电影要在下周公映了，而拍摄这部电影的人是华人中惟一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李安。 （旁白）船难，这是好莱坞电影常有的题材；幸存，这也是西方大片惯常的情节。但是，一个十七岁的 少年和一只四百五十磅的孟加拉虎共同在救生艇上，在漫无边际的太平洋上，漂流二百二十七天，在互相威

2009年,柴静在北京记者协会上的爱国演讲

柴静在09北京记者协会演讲比赛上的演讲 ---身边的人，关心的事 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而离开北京. 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的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上有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那是她三十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跟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熊，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一块五毛钱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然后这个人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块五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这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份饭菜端到她的面前说，发票是现在给你送来，还是吃完之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靠为我的权利所作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三十四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说起来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儿，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然后他从裤兜里面掏出来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睛。这个人十八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到，说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处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人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办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也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你靠什么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然后他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了一副棺材，他就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五百块钱让他回家，他说我给你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她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拥有那些能够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去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篇二：柴静演讲稿柴静演讲稿《身边的人》 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50多岁的女人，她是30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拉萨。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有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30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叭、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雄，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浅析柴静的采访特色

浅析柴静的采访特色 一柴静简介 柴静，1976年1月1日出生于山西临汾，记者、主持人。1992年，到长沙铁道学院（现中南大学）读书，1995年，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1998年，到中国传媒大学学习电视编辑，并在湖南广播电视台主持《新青年》节目。2001年11月起担任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主持人。2003年担任《新闻调查》记者，出现在非典的第一线、矿难的真相调查，揭露一个个欲盖弥彰的谎言；2011年起担任《看见》周末版主持人，曾出现在非典的第一线，矿难的真相调查，揭露一个个欲盖弥彰的谎言；她曾经故意在节目中反复询问王锡锌关于公款消费的数字，她曾经一个人独面黑社会的威胁。2013年出版讲述央视十年历程的自传性作品《看见》，销量超过100万册，成为年度最畅销书籍。2014年从央视离职，2015年初推出空气污染深度调查《穹顶之下》。2016年1月22日，柴静入选2015当年度影响力作家文学贡献榜。 二新闻节目主持人的素质 （一）真实准确客观的语言能力 记者型主持人在语言上体现真实、准确，这应是电视调查类新闻节目首先要恪守的原则。这就要求记者型主持人在深入细致的调查访问时，逐步向观众揭示出事实的真相，体现出“事实背后的新闻”特色。在这其中并没有过多地加入记者的主观评价和个人对事件的理解，而是在努力引导观众在不断呈现的事实真相中得出自己的结论。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强调记者型主持人对新闻语言有较强的驾驭能力和新闻语言表现事物特征的能力，柴静在主持《新闻调查》之《村官的价格》一集，她极具亲和力的外表和驾轻就熟的表达能力让她成为内外兼修的记者型主持人。 （二）新闻敏感和理性的分析能力 新闻敏感是记者发现和识别新闻价值的能力，是记者政治和业务水平的集中表现，也是灵感思维新闻采访活动中的体现，它表现为记者对新闻事实的一种迅速、综合的反映能力，是必须具备的素质。例如在《新闻调查》一期名为《心灵的成长》节目中，柴静和一位患有抑郁症的孩子聊天，孩子的内心封闭，能接受采访已经不易。柴静不论是在采访还是在访前聊天中都在认真的观察对方的表情和反映，不断设计和调整自己的问题。所以采访前的动机，材料的收集，理性的思考对于一个职业记者来说就是职业素养。 （三）角色定位要体现人文精神 记者要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精神，就要尽量贴近百姓，就要时刻考虑百姓需运送什么，在“人文主义”的前提下，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把握好记者型主持人的角色。面对被采访者，不论地位尊卑，态度都应当平等，尊重和礼貌对待每一位被采访者，在追究真相的过程中，态度会决定采访的成败。03年“非典”报道后的第一个节目是对双城镇的几个孩子自杀事件的调查，当时在采访其中的一个被救的孩子时，坐在柴静对面的她始终没有抬头，说话声音也非常小，后来甚至哭了起来，而此时柴静什么也没说，起身蹲在了孩子的面前，为他擦拭眼泪。这个动作引起了看法，决定记者应该是理性客观的，她怎能去为孩子擦泪呢？其实记者的情感的尺度是非常不好把握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人的本性是第一位的，之后才是她的职业要求，因为“人性化、人格化”原本就是主持人传播的重要特色。 （四）把握平衡意识能力

出镜记者柴静

央视出镜记者柴静：在离新闻最近的地方 柴静：1976年出生于山西，1995年毕业于湖南长沙铁道学院，同年主持湖南文艺广播电台《夜色温柔》节目；1998年辞职到北京广播电视学院进修电视编辑；2001年担任央视《东方时空·时空连线》主持人；2003年4月，成为央视《新闻调查》出镜记者，“零距离”报道“非典”。 《北京：“非典”阻击战》《征服感染》《非典时期王府井》《“非典”突袭人民医院》《专访何大一》《阿文的噩梦》《双城的创伤》《村官的价格》《事故的背后》《艾滋孤儿的家》《张润栓的年关》《被起诉的杂志社》《长大未成人》《陈丹青出走》《精神病人暴力事件调查》《救助站的困惑》《命运的琴弦》《女子监狱调查》《深圳外贸骗局揭秘》《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网瘾少年》《心灵的成长》《新型毒品》《以生命的名义》《注射隆胸》《钟祥投毒案再调查》《一只猫的非常死亡》等等(来源：央视国际) 2003年6月的一天，柴静坐在武威开往双城镇的小车上，车窗外掠过的是绿色的田野，但是柴静却心情沉重。5月下旬，在双城镇发生了六年级学生连续服毒事件，两名死亡，四名获救。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少年选择了这样极端的方式，是柴静要探寻的谜底。 在随后的几天里，柴静和她的同事经过大量深入细致的采访，让那些沉默的少年开口说了话，最终像剥茧抽丝一样，解开了事件的谜团。尤为难得的是，柴静把少年和成年人对死亡和生命的不同理解放在一起加以对照，用温暖的关怀和理解的光芒照亮了少年们敏感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这就是《双城创伤》。 在双城采访时的一件事让柴静久久难忘。一个14岁的男孩接受完采访之后，遭到母亲的责骂。因为他母亲在找他的路上，听到的尽是镇上人们的指责，他们认为都是她的儿子给镇上人丢尽了脸。男孩说，等你调查完，我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柴静听了十分难过地说：如果是因为我们调查的话，我们今晚就走。男孩说：你们要是今晚走，明天就见不到我了。然后转身离开。尽管后来柴静写了一封信给那个男孩，在信中柴静讲述了自己在14岁时的经历。但是，柴静仍然觉得当时是一个记者最痛苦、最无能为力的时候。 在《双城创伤》中，那个头发披覆下来遮住半边脸庞、书写浓情文字的柴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干练冷峻，又不失理解和同情之心的出镜记者柴静。 “我是柴静，火柴的柴，安静的静”，柴静18岁时就在湖南电台开始主持《夜色温柔》，深受听众的欢迎和喜爱。1999年，柴静进入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两年后，柴静来到央视，主持《东方时空·时空连线》。一个没有名校的学历背景，不是新闻专业出身的普通女孩子，身处的是真正的江湖，柴静度过了一段痛苦的适应期。“像花豹要改变自己身上的花纹一样，是血淋淋的。”柴静说自己从蹲马步开始学起基本功，流汗流血、风吹日晒。她曾经采用最笨拙的办法，像蚂蚁一点一点地搬运食物一样，竭尽全力地去学习。自己做策划，观摩同行的节目，上机编节目，熬夜到凌晨三四点。但是即使得了金奖，她也没有摆脱沮丧和不安。柴静的遗憾是自己没有在一线当过记者，缺乏在新闻岗位打磨的历练。 当柴静离开演播室来到《新闻调查》之后，她终于站到了她渴望的新闻现场。“新闻是一盆水，从演播室到现场就等于把一个人整个放到这盆水里，浑身湿淋淋的，眼睛、鼻子、耳朵、嘴巴接触到的全是新闻。当你沉浸在水里面的时候，你就不用去想你是什么样，你需

柴静励志演讲稿：认识的人了解的事

柴静励志演讲稿：认识的人了解的事以下内容是由应届毕业生演讲稿网站为大家整理推荐的著名前央视记者柴静在首都女记协演讲大赛中获特等奖的演讲稿原文—《认识的人了解的事》，她和大家分享了这些年她认识的一些人，听到的一些故事，最后得出一个国家只要能够拥有那些能够寻求真理的人，那我们就有信心让明天更好的结论。 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而离开北京。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的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的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那是她三十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跟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熊，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一块五毛钱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然后这个人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块五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有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这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份饭菜端到他的面前说，你

是现在要发票呢?还是吃完之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利所作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三十四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说起来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儿，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然后他从裤兜里面掏出来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睛。这个人十八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到，说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人就算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也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你靠什么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然后他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了一副棺材，他就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五百块钱让他回家。他说我给你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想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xx，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她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能够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