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诗经》研究之现状

我国《诗经》研究之现状

杨淑珍

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基础教学部，包头，014035

摘要：先秦时期是《诗经》研究的滥觞期，孔子是我国诗学研究的开山之祖。我国古代不同时期对《诗经》的文学、史料价值及社会功能都作了深入研究，取得丰硕成果。20世纪初至八十年代以来，诗学研究不断继续和发展。

关键词：诗经研究现状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作为我国文学光辉的起点，《诗经》一直受到历代读书人的尊崇，经历两千多年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华夏文明的血液，对我国两千年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同时很有文学和史料价值。正因为这样，我国古今学者都对《诗经》进行了研究。

一、古代研究

先秦时期是《诗经》研究的滥觞期。《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庄子·天下》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它们都注意到了《诗》能抒发心志的文学特点。《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关于“季札观乐”的记载，则是诗乐评论的先声。“从现存的古代文献典籍考察，真正开始研究和评论《诗三百篇》的，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人，诗学研究的开山之祖”

①孔子提出的“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强调了《诗》的伦理道德的政治功能。“《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论语·为政》)则关注到了《诗》作为文学作品特有的情感色彩。“兴、观、群、怨”,既有其文学社会教化作用的一面,也有文学艺术审美功用的一面。荀子把《诗》列为“五经”之一并提出的宗经、征圣、明道说，对后世“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的文学理论的形成有导夫先路之功。

汉代是《诗经》研究的鼎盛时期之一。按照传统的说法，汉代传《诗》的有四家：鲁、齐、韩、毛。鲁、齐、韩三家属今文，毛为古文。此四家都解释《诗经》，但所解往往不同，同源异流，各自为说。《毛诗序》抛开了《诗经》的音乐功能，而着重强调它的政治内容和伦理教化的作用，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近乎纲领性的诗论。郑玄是汉代最后一位集大成的经学大师。郑玄的《诗》学著作主要是《郑笺》和《毛诗谱》。《郑笺》详明而系统地对“兴”意作了全新的阐释，从根本上把握住了《诗经》的文学特质，点明了诗的象征主义特征及文学意味，这是《郑笺》对《毛诗》的突出贡献。②《毛诗谱》进一步发挥了《毛诗序》中的“《风》、《雅》正变”和美刺说，将“以史说诗”思想的系统体系正式建立了起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经》研究在经学的道路上继续。三国时期的诗经学名家王肃，作《毛诗义驳》、《毛诗奏事》、《毛诗问难》攻击郑玄，从而引起整个魏晋时期诗经学的郑学和王学之争，并涌现出大量的成果。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独立自觉的时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空前发展。诸多文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对《诗经》进行模仿和引用。如曹操《短歌行》引用了《郑风·子衿》和《小雅·鹿鸣》中的诗句。这一时期人们普遍认识到后世文学创作与《诗经》之间的传承关系，认识到了《诗经》是后世诗赋创作的源头。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不仅认为诗、赋、颂、铭、箴、诔、碑等文体源自《诗经》,还以《诗经》中诗句为例,

指出三、四、五、六、七、八、九言诗亦源于《诗经》。钟嵘还联系《诗经》为汉魏六朝的作家、作品进行溯源,他认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古诗,其体源出于《国风》；阮籍诗，其体源出于《小雅》。③刘勰《文心雕龙》从阐释《诗经》的抒情性出发，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赋比兴进行了重新界定，对《诗经》文学语言特色进行探讨，发前人所未发，真可以说是独抒心得，新颖别致。由此不难看出，魏晋南北朝的《诗经》研究，可以说是《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时期，为唐宋《诗经》研究起了奠基性和前导性的作用。

唐代《诗经》研究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它通过注疏的方式阐发《毛传》和《郑笺》，“集《诗经》汉学之大成，保留了汉学《诗经》学的全貌”。④孔颖达对诗歌语言特征进行了自觉地分析和总结。他在《周南·关雎》篇的《正义》中,对《诗经》的字词、句式、声韵、章法等几个方面的语言形式特征进行了总结。⑤唐代是诗歌创作的高峰期，《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仍为陈子昂、杜甫、白居易等人所继承,他们推崇“风雅比兴”,提倡“兴寄”,白居易还以“六义”的尺度衡量和评价自周衰至梁陈的文学发展现象。《诗经》在此时成为引导诗歌创作的旗帜,起着鼓励诗歌和干预社会现实的作用,故而《诗经》“讽兴”的艺术特点和现实主义的艺术精神得到了诸多诗人的推崇和借鉴。

宋代疑古思辨之风盛行，此时期的研究者开始怀疑《诗序》、《毛传》、《郑笺》，并切实考证，新解频出。率先向《毛诗》发难的是欧阳修所著的《诗本义》。继起的有王安石的《诗经新义》，但原书今已散佚。还有苏辙《诗经集传》等都对《毛诗》持怀疑、批评的态度。南宋初年《诗》学革新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当为郑樵，所著《诗辨妄》，对《毛诗》进行了猛烈攻击。郑樵认为“兴”是这种音乐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兴”并不像汉儒所说的那样总是包含深微的意义,而通常只是起一个协韵、换韵的作用。“凡兴者,所见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类推,不可以理义求也”。⑥朱熹的出现在《诗经》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他所著的《诗集传》是继《毛诗正义》又一里程碑式的著作。朱熹主张以吟咏的方法来读《诗》,不是以训诂的方法来读《诗》；反对汉儒以美刺说诗之法,认为诗是人类情感的自然抒发,并非篇篇都有着教化的目的。

明代学者比较注重对诗文之法即写作规律的探索,对《诗经》也进行一些艺术经验的总结和归纳。如徐师曾说:“古诗三百五篇,大率以四言成篇。是诗以四言为主也。然分章复句,易字互文,以致反复嗟叹咏歌之趣者居多。”⑦明确指出《诗经》句式特点是四言为主,杂言间出,诗章结构特征是分章复句。戴君恩的《读风臆评》以“格法”为中心,对《国风》中之“铺陈”、“转折”、“伸缩”,以及“前后呼应”、“由虚入实”等种种表现方法,作了极有意义的探索。⑧此外，还出现了钟惺的《诗归》、万时华的《诗经偶笺》等名作。他们或将自我融入诗中,体会诗中的情味,体察诗人的心灵世界,并对《诗经》进行艺术赏析；或较少摻入个人情感,侧重对《诗经》的艺术特点进行分析批评,第一次对《诗经》的艺术特点进行了规模性的研究。与此同时,诞生于宋代的诗话在明代中晚期也出现了较为兴盛的局面,他们基本上认识到了《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把《诗经》作为了后世诗歌的源头和楷模。在明代,《诗经》的文学阐释中文学评点是主流,诗话论说是辅流,经义中的文学阐释也偶尔为之。

清代诗经研究是继汉代以后又一个鼎盛时期。重训诂的考据学派是主流，传统的思辩学派是分支。考据派的代表人物有陈启源、戴震和段玉裁。戴震《毛郑诗考证》从音韵的角度考订误字，根据古注以正《传》、《笺》，考订诗篇的时间问题。此外，还有段玉裁的《诗经小学》等。思辩派的代表人物姚际恒，其作品

《诗经通论》主张从诗篇本文去探求诗旨。崔述《读风偶识》，他的最大的成就就在于用历史的观念来展开讨论，检验它是否符合历史，考证精辟。

二、20世纪的《诗经》研究

20世纪初王先谦在陈乔枞等“三家诗”辑佚的基础上撰成《诗三家义集疏》(1915)。古文经学派的刘师培和章太炎则推重《毛诗》,他们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对乾嘉汉学的继承,主要成就也在文字训诂和文献考据方面。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运用二重证据法，利用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竹简等材料，对《诗经》中部分难解的字句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还对《诗经》与音乐舞蹈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使我们对《诗经》的入乐情况有所了解。

二三十年代的学者主要是通过对《毛诗序》的批判和对孔子删诗等问题的探究来实现对《诗经》经学性质的彻底反叛。最先提出这一观点的是胡适，主张最为激烈的是钱玄同。胡适明确指出：诗三百篇不是圣经贤传，“未经孔子编纂删订”，只是“慢慢收集起来的一部古代歌谣总集”，古代经师所作的序说，完全是曲解，所以应该推倒封建经学的全部解说，把三百篇当作古代歌谣重新研究。⑨钱玄同《论诗经真相书》和《论诗经和群经辨伪书》明确了新《诗经》学的任务是救《诗》于汉宋腐儒之手,归还它原来的文学真相。在推翻《诗经》圣经地位的同时，这代学人充分肯定《诗经》的文学价值。大多数学人将《诗经》视为民间歌谣集，并从歌谣文学的特点如比兴、重章叠句等角度探讨《诗经》的语言修辞艺术，如顾颉刚的《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之后，闻一多、朱自清、郭沫若等人将现代《诗经》学推向了成熟阶段。闻一多的论著有《诗经的性欲观》(1927)、《诗新台鸿字说》(1935)等。郭沫若的《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通过对《周颂》中《臣工》、《噫嘻》、《丰年》等农业诗的分析考证,进而判定周代社会的性质。朱自清从文学批评史角度研究《诗经》而写作的《诗言志说》、《赋比兴说》则反映了《诗经》文学研究的另一个侧面。

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社会科学界无不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系统整理各自的学说。此期的《诗经》研究也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余冠英的《诗经选·前言》(1955) 认为《诗经》的精华部分是《国风》和《小雅》,特别是其中的民歌民谣,它们直接道出了人民的劳苦和抗争。

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理论与新视角的再度引入,学术研究出现了一个多元化取向的新局面。在语言学与古代音乐研究方面,产生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诗经》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于《诗经》艺术形式的研究多有启发。语言学方面, 相继出现了王力的《诗经韵读》、朱广祁的《诗经双音词论稿》、向熹的《诗经语言研究》、杨合鸣的《诗经句法研究》等著作,从声韵、词汇、句法、章法等方面对《诗经》的语言结构形式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注意结合《诗经》的文学特点来对现象进行归类分析,对于诗体形式研究有一定帮助。赵沛霖《兴的源起》(1987) 从发生学的角度探讨“兴”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兴”产生后给诗歌艺术带来的影响。叶舒宪的《诗经的文化阐释》(1994) 用文化人类学观点和方法对《诗经》的文化蕴涵做出全面的发掘和理论阐发。夏传才的《诗经研究史概要》(1982) 是对《诗经》学史的概括性研究。

参考文献：

①洪湛侯：诗经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9页。

②鲁洪生.论郑玄《毛诗笺》对兴的认识〔J〕.文学遗产，2006(1)

③钟嵘·诗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第20和23页

④鲁洪生:《诗经学概论》，辽海出版社，1998年，第185页。

⑤毛诗正义[M].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28-29

⑥郑樵.六经奥论·读诗易法[M].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

⑦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M].于北山、罗根泽校点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99

⑧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⑨胡适.论诗经答刘大白书[A].古史辨(第1卷)[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作者简介: 杨淑珍（1966—）女辽宁省阜新人大学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语言与文化、文学教育包头市青山区建华路19号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014035电话：yszjcb@https://www.wendangku.net/doc/a76345648.html,

诗经与楚辞的比较分析

《诗经》与楚辞的比较分析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的出现以及它所达到的高度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使其在我国和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楚辞以其思想上的博大精深、艺术上的精美富丽深受世人的瞩目，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堪称典范，以至在其以后的诗歌发展史上形成了一个浪漫主义的艺术表现与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相结合的优秀传统。《诗经》和楚辞所代表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的作者在学习中对诗、骚作了一些研究，现就二者之间的表现手法、主题、审美等作粗浅的比较。 一、《诗经》、楚辞比较综述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约五百年间诗歌共三百零五首。最初只称为《诗》或《诗三百》，直到汉代学者们把它奉为儒家经典之一，始称为《诗经》。《诗经》中的作品本来都是要以由乐器伴奏演唱的乐歌，所以《墨子·公盂篇》说："弦诗三百，歌诗三百。"它根据音乐的不同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雅又分为大雅、小雅。 《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这些优秀的篇章，确立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坚实基础，对后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汉魏乐府到近代民歌、民谣的历代民歌是它的嫡传。同时，《诗经》对历代文人的创作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它启发诗人与作家以文学为手段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抵制脱离社会内容、单纯追求形式的形式主义倾向，推动了诗坛的健康发展。《诗经》在艺术表现上对后代诗歌的影响也很大。它树立了一种朴素而优美的风格，不事雕琢，而是选择准确、生动的语言刻画各种事物，尤其是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寄托复杂的感情的比兴手法，向来被后代诗人所称道、继承和发扬，在我国诗歌创作中形成了一个传统。 楚辞是战国后期形成于楚国的一种新型诗体，是继《诗经》之后出现在我国诗坛上的又一诗歌高峰，楚辞的产生和形成与《诗经》不同，其有着古老的根源和复杂背景。首先，楚国民歌是楚辞产生的直接源头。楚国民歌与中原地区流行的民歌在音调、句式、韵律以及风格、情致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是同楚辞有明显的沿承关系，楚辞不过是扩展了的文人化的楚歌。其次，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的楚文化是楚辞产生的摇篮。当然，楚辞在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就诗歌而言，代表着中原诗歌最高成就的《诗经》不仅是北方各诸侯国家从事外交活动的辞令规范，教育子弟培养人才的典章和教材，也深受江淮流域诸国的重视和喜爱。战国时，能够赋诗言志的楚国政客文人很多，屈原作为楚国的一个高层知识分子，对《诗经》无疑是相当精熟的，因此，他的许多作品如《天问》、《橘颂》等在形式体制上深受《诗经》

诗经研究论文

浅谈《诗经》中的婚恋诗 ——以《卫风·氓》为例摘要：《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开辟了中国文学抒情诗的先河，而爱情是诗歌的主题之一，其中关于婚恋方面的尤多。“婚恋”指以恋爱、婚姻为主题的诗篇，特点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几乎涵盖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婚恋诗也是《诗经》中的精华所在，故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诗作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的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的痛苦的弃妇诗。本文以《卫风?氓》为例，从思想内容、修辞手法、人物形象等方面来分析婚恋诗的特色，从侧面突出诗经中婚恋诗引人入胜的独特魅力和奇特风格。 关键词：《诗经》，爱情，婚姻家庭，思想内容，修辞手法，人物形象 一、引言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的三百零五篇中有很多是反映社会风俗的诗，其中关于婚恋方面的尤多，几乎涵盖生活的各个方面。“婚恋”指以恋爱、婚姻为主题的诗篇，特点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这些诗对于我们了解、研究当时人们的婚恋生活，是极为珍贵的史料。爱情是诗歌的主体，而在《诗经》中婚恋诗是其精华所在，婚恋诗中反映出周代婚姻缔结虽然受社会的种种制约，但男女交往仍有很大自由。如自由恋爱风气、对爱情的追求与忠贞、美满欢愉的新婚生活、怨哀痛楚的婚变等等，它几乎囊括了人类爱情生活的各个侧面和所有阶段，犹如一幅巨轴画卷展示着古代人们的婚恋生活，也为我们研究古代的风俗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二、《卫风?氓》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以及修辞手法 1、《卫风?氓》的思想内容 经过了一系列的磕磕绊绊，终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可在男女不平等的夫权社会，幸福的婚姻对于妇女来说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由于某种原因，一些妇女渴望的自由幸福不仅没有得到，等待她的却是一张寒心的休书！于是，弃妇凄婉便给《诗经》平添了些许的恨与怨。 《卫风?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这是一首弃妇诗，这首诗通过一个妇女的自述，倾诉了一个女子从恋爱、结婚、受虐直至被抛弃的全过程。全诗分六章，一、二章，写女子与氓相遇并陷入热恋。“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这桩婚事本来是由男方主动提出来的，这个男子以“贸丝”为借口，骗取了女子的爱情，女子不仅把终身庄严相许，并且出嫁时还带了大量的嫁妆。三、四章，下女子被抛弃后的会很痛苦心情。弃妇以自己沉痛的教训告诫世上的女人，男人们是变化无常的，女人一旦年老色衰，就有被抛弃的可能，因此女人千万不要迷恋男人。这是弃妇由自

诗经研究论文终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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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字与通假字的区别研究 摘要: 古今字是汉字在发展中所产生的古今异字现象,通假字是用音同或音近的字代替本字的现象。古今字与通假字的本质不同,但在实际教学中有时不能正确区分二者。本文建 议在《古代汉语》教学中教师应当引入古今字的概念,同时注意规范界定与表述用语。 关键词: 古今字通假字区分 古今字是阅读古书必须具备的知识。从文字学的角度讲,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繁简 字都是汉字用字的问题,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用字的情况都很纷繁。这些现象都是古书注解的主要对象,也是训诂学、文字学研究的内容,当然也是《古代汉语》教学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在《古代汉语》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有时候不能够正确区分古今 字与通假字。本文拟从古今字的概念、来源、字形特点与意义联系等方面入手,探讨问题 产生的原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古今字的概念 古今字是在汉字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古今异字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汉语言的发展有关系。古代汉语单音节词占80%以上,通常一个字就代表着一个词。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 有所发展,词义有所引申,字有所假借,原有的字担负着本义、引申义、假借义的记录功能,即一字兼表数义。后来,为了区别这些意义,也为了减轻原有汉字的表义负担,便以原有汉 字的形体为基础,或增加偏旁、或改换偏旁,造出了新的字。这种现象就是我们所谓的古今字。 记录同一个词,古用彼字,今用此字;产生在前的叫古字;产生在后的叫今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谊”字下注云:“凡读经传者,不可不知古今字。古今无定时,周为古则汉为今,汉为古则晋、宋为今。随时异用者,谓之古今字。非如今人所言古文、籀文为古字,小篆、隶书为今字也。”[1]段玉裁指出,古字与今字是相对的,在时间上有先后的关系;但我们不能从字体的古与今上来理解古今字。 在古代文献的注疏中,训诂学家们常用“A,古B字”、“A、B,古今字”等形式来注释。这 里的A、B所代表的是一个词在不同时期的书写形式,因为某些词已经有了新的书写形式,并且这个新的书写形式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已经为社会所认可,而旧的书写形式及其所代表的 意义在古籍中依旧存在。训诂家们认为有必要在注释古书的时候指出来。我们以《汉书注》为例来说明: ①《汉书·高帝纪》:“沛公、项羽追北。”服虔曰:“师败曰北。”韦昭曰:“古背字也,背去而走也。”2 ②《汉书·高帝纪》:“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郑氏曰:“县音悬。”师古曰:“此本古之悬字耳。后人转用为州县字,乃更加心以别之,非当借音。”2④《汉书·宣帝纪》:“冬十一月,匈奴呼遬累单于帅众来降。”颜师古注曰:“遬,古速字。”2

历代关于诗经研究书目乱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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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关于《诗经》研究书目（乱序版） 詩序 毛詩正義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毛詩陸疏廣要 毛詩指說 詩本義 蘇氏詩集傳 毛詩名物解 毛詩集解 詩補傳 詩總聞 詩集傳 慈湖詩傳 呂氏家塾讀詩記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 毛詩講義 詩童子問 毛詩集解 詩緝

詩傳遺說 詩考 詩地理考 詩集傳名物鈔 詩傳通釋 詩傳旁通 詩經疏義會通 詩疑問 詩纘緒 詩演義 詩解頤 詩傳大全 詩說解頤 讀詩私記 詩故 詩名物疏 重訂詩經疑問 詩經世本古義 待軒詩記 讀詩略記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御纂詩義折中

田間詩學 詩經稗疏 詩經通義 毛詩稽古編詩所 毛詩寫官記詩札 詩傳詩說駁義續詩傳鳥名卷詩識名解 詩傳名物集覽詩說 詩經劄記 讀詩質疑 毛詩類釋 詩疑辨證 三家詩拾遺詩瀋 詩序補義 虞東學詩 詩外傳

国风诗旨纂解, 郝志达主编, 卢志安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0.2 韩诗外传(全二册), (汉)韩婴撰, , 古籍出版社, 1957.3 韩诗外传集释, (汉)韩婴撰, 许维遹校释, 中华书局, 1980.6 韩诗外传选译, , 晨风刘永平编译,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6.3 毛诗传笺通释(十三经清人注疏),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清)马瑞辰撰, 陈金生点校, 中华书局, 1989.3 毛诗品物图考, 冈元凤辑, , 北京市中国书店影印, 1985.3 毛诗郑笺平议, 黄焯撰,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6 毛诗正义(附校勘记), (汉)毛亨传 (汉)郑玄笺, (唐)孔颖达疏,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12 毛诗正义(全六册), (汉)毛亨传 (汉)郑玄笺, (唐)孔颖达疏, 中华书局, 1957.12 毛诗正义(三函十八册)(嘉业堂丛书), (汉)毛亨传

《诗经》在国外发展状况

简述《诗经》在国外的发展状况 《诗经》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包蕴着中华民族古老而华彩的文明，也是全世界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诗经》不仅在国内被广泛研究，在国外也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自流传之日起，关于《诗经》的研究便不绝如缕，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卓著，为《诗经》在全世界的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诗经》的流传 据《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载，其中有《毛诗郑笺小雅》的残卷，经考古学家研究证实系公元五世纪的遗物，正值“丝绸之路”昌盛的时期，从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诗经》通过“丝绸之路”在国与国之间的流传。“丝绸之路”始于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到公元五世纪，这其中经过了六百多年时间，在此期间因未发现相关史料记载，《诗经》的流传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诗经》通过“丝绸之路”向中东地区传播至迟也应该在公元五世纪。 而《诗经》的东传则有确切的史料记载，据中国《南史·梁武帝纪》记载，公元541年朝鲜百济王朝派遣使者请求梁朝派遣讲授《诗经》的博士，梁武帝派学者陆诩前往。而在此之前，据中国《宋史》记载，公元五世纪中叶，日本雄略天皇曾向中国刘宋皇帝致表，其中引用了《诗经》的诗句，可见在此之前,《诗经》已经在日本被流传使用。 《诗经》在欧洲的传播，大约开始于17世纪，通过西方来华的

传教士译介给欧洲读者，起初是以法文的形式出现，直到18世纪才有了英译本，此后便不断有不同的版本出现。１７世纪末至１８世纪初，欧洲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向外扩张的愿望要求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入华的传教士为适应这一要求，加大了介绍古老中国文明的力度，不断出现《诗经》译注。 而北美的《诗经》传入时间比较晚一些，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开始出现《诗经》的译注，最早也是由来中国进行传教活动的传教士进行传播，时间大约在19世纪30年代。虽然传入时间较晚，但由于美国经济的崛起，拥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加上许多著名学者的加入，使得北美的《诗经》研究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 《诗经》在俄罗斯的译本最早始于1852年，开始时一些作家、翻译家从法文、英文等文字转译，后来汉学家也加入译介行列。二．《诗经》在国外的研究情况 《诗经》外传之初，大多是以译介的形式在国外呈现，在早期通常被广泛引用，并未进入到深入研究。直到流传一段时间以后，才出现研究性著作。 “丝绸之路”沟通了我国与中东、罗马等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促进了《诗经》在中东、罗马地区的传播。公元781年（唐建中二年）所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撰写者景净，叙利亚人，他在碑文中就曾引用《诗经》多处。虽然并没有对《诗经》展开研究，但引用本身就已昭示着对《诗经》理解领悟已经形成。 《诗经》在朝鲜的研究可谓历史悠久，汉代时《诗经》传入，经

谈谈比兴手法在诗经和楚辞中的运用

谈谈比兴手法在诗经和楚辞中的运用 《诗经》中的“比”是比喻、比拟、类比，可以说是一种修辞方式。它是利用不同事物之间有某些相似之处来打比方，使所描写的人物、事物更加形象生动，从而使作者表达的情感更为强烈充分。如《卫风.硕人》描写庄公夫人的美丽就连用了几个比喻来形容她的手、肤、齿、眉毛，使她的容貌更有可感性，更鲜明，更动人。再如《魏风.硕鼠》中将剥削者比喻为白吃粮食的大老鼠；《邶风.新台》把荒淫的卫庄公比作令人讨厌的癞蛤蟆，强烈地表现出人民对他的憎恶感情；《豳风.鸱鸮》中将摧残迫害自己的压迫者比喻为猫头鹰；《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刘勰指出《诗经》用“比”用得好的例子：故金锡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蜩螗以写号呼，濣衣以拟心忧，卷席以方志周，凡斯切象，皆比兴也。 “兴”也常常称为“起兴”。它通常是先借别的事物或景象，用以引入所要描写和歌颂的事物。如《关雎》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先言”，是“他物”，与“所咏之词”“窈窕淑女”以下的内容是不同的事物，而“窈窕淑女”以下的内容是由“关关雎鸠”两句“引起”的，因此“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就是“兴”的表达方式。再如《周南.桃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是“兴”，引起“之子于归，宜其家室”；《秦风.黄鸟》的“交交黄鸟，止于棘”是“兴”，引起后面子车氏兄弟随秦穆公殉葬的内容；《阵风.泽陂》的“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是“兴”，引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秦风.蒹葭》以蒹葭和白露开始，看似写景，实则起兴，巧妙地渲染气氛，从而表达作者的追慕和思念之情。 而在《楚辞》中，比兴手法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它变得更为丰富复杂，互相关联，且流动发展，具有象征意义且具有更强的艺术表现力。其中以《离骚》最为突出，如：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诸如思想的自修，人格的高尚，志行的芳洁，以及国家的治理，作者化抽象为具体，以人们熟悉的饮食、服饰、芳草、车马等表现；再者，作者以香草美人自喻，以众女妒美比群小嫉贤，以求媒比求通楚王的人，以婚约比君臣遇合；以驾车马比治理国家等等，使得情感具有更具体的附着和寄托，从而抒发了诗人内心丰富的思想感情。再如《哀郢》中诗人写到连鸟儿都爱故林，狐狸死了都朝着故山，更何况作为万物的灵长——人类，诗人以动物自喻，表达了自己永恒的爱国精神；《橘颂》中以橘树为题，赋予了它正直、坚定、高尚等人的品格和精神，作者借物喻己，表现身为楚国高级贵族的不同流俗、品格高尚、才能卓异，为独立南方的楚国辉煌历史而自豪。 由此看来，比兴手法在《诗经》和《楚辞》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它加强了古代诗歌的生动性和鲜明性，增加了古代诗歌的韵味和形象感染力，使我国古代诗歌有着无限的魅力。 但比兴手法就仅仅停留在古代的诗歌上面吗？可想而知，比兴手法没有停滞，它逐渐发展成为所谓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形成了中国古典诗歌“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的艺术传统并且沿用至今，在后世生活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下面我将从几个方面谈谈我的感受。 第一，在写作中，以比兴手法精彩开头，先声夺人，引人关注。如:话题“忘记与铭记”有人写:忘记是春天里消逝的冰层，那么铭记就是灼灼其华的桃花；如果忘记是夏季里落英缤纷的桃瓣，那么铭记就是映日别样红的荷花；如果忘记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 ◎古文献学：有关古代文献典籍整理和研究的学问。它以古代文献典籍的形式内容和整理它的各个环节如校勘、标点、注释、辨伪、辑佚、编纂等为骨架，构筑了所需要的古代语言文字、古籍目录、版本、古代历史文化等有关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中国古文献史以经学史为中心。经学成为古文献学的中心。 中国古文献学分两派：考据学派、义理学派 中国古文献典籍传统上分经、史、子、集四部 中国古文献学史分7个时期：先秦（含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含辽、金）、元明、清及近代。 夏代就有“图法”，即文献典籍。今天能见到最早文献为商代的甲骨卜辞。我国最早的古文献整理学者，为周宣王时代的宋国大夫正考父。 孔子与五经的关系：对于传世的《易》《书》《诗》《仪礼》《春秋》等五经，相传多为孔子所作，或认为是孔子删改，实际并非如此。对于《易经》，孔子只是在教授学生时偶尔提及，并未把它作为教学内容；孔子虽然教授过《尚书》，但是否有系统整理过，尚在疑然间；孔子删《诗》只说也不可信，但他对《诗经》的解释与评论，对后世研究有巨大影响；《礼记》为儒家之书，出于孔门后学之手，受孔子思想影响很大；《春秋》为孔子整理修订过，这是学术界比较认同的看法。 孔门弟子“四门十哲”中，子游、子夏为文献学家，此后则为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秦始皇焚书坑儒，对先秦文献的禁毁情况：官方所藏《诗》《书》，诸子书不在禁毁之列；医药、卜筮、种树、法家、兵家之书不在禁毁之列；各国史记禁绝尤甚，损失惨重；民间所藏《诗》《书》与诸子书损失惨重，但远未被烧绝，故汉代屡有古文书被发现。 两汉官方4次大规模整理古文献活动：1.西汉宣帝时，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2.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主持整理群书；3.东汉章帝时会群儒于白虎观考论经义同异，作《白虎通义》；4.东汉灵帝熹平四年诏诸儒正定经书文字，刊成石碑，即“熹平石经” 汉代诸子等书注释说解代表作：赵岐《孟子章句》，高诱《战国策注》、《吕氏春秋注》，王逸《楚辞章句》 语言文字学代表作：《尔雅》《说文解字》《方言》 经学今古文之分：汉代文献学的重要问题，对整个文献学史影响深远。主要区别

诗经研究综述

棘心夭夭 诗经研究综述 摘要：《诗经》不是一部经书，而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选集。它之所以被称为“经”，是由于孔子曾把它和《书》、《易》、《礼》、《乐》、《春秋》一起当做传授弟子的教材，久而久之，儒家便把它们奉为了“六经”。而《诗经》并不是一个人的创作，也不是一时一人所编集，它是在大约五百年长的时期中的集体创作，并在更长的时期中，经过了无数人的采集和不断地加工。但古人对《诗经》的许多注疏又掩埋了诗篇的真正含义，封建社会时期对《诗经》的解读主要是出于经学的、历史的、文学的目的，而近现代主要是出于文学的、历史的、经学批判的目的。 关键词：诗经；诗歌选集；解读 1序言 《诗经》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性典籍，《诗经》学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致力于其中，亦是现代世界汉学研究的热点，研究涉及《诗经》的文学、语言学、史学、社会文化学、博物学等方面，而研究《诗经》在我国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两千多年时光的洗礼，见证了两千多年世事的变迁，《诗经》研究也有了自己独立的发展历史。多至汗牛充栋的研究著述，汇聚了各家之言，在这浩如烟海的研究资料中，我所做的只是就其中的某一个方面进行一个梳理，将这些研究更加有条理的呈现出来。 2封建时期的解读诗经 2.1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 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陆续集结和流传的三百多篇诗歌，在历史的年轮转到春秋末期时，它开始了一次至关重要的生命重组，在孔子的不断赋予其历史使命下，开始了它作为经典的辉煌生涯。 春秋末期，孔子对《诗》、《书》、《礼》、《易》、《乐》、《春秋》进行了整理，

也就形成了后世所谓的“六经”，这也就有了孔子的删诗之说，即孔子在《论语·子罕》中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在孔子看来，诗经可谓是一部具有重大教化作用的百科全书，《论语·阳货》中言：“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弥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更是在《论语·季氏》中对他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在《论语·为政》中又言：“诗三百篇，一言以敝之，曰：思无邪。”孔子甚至还说：“如其国，共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可见此时的《诗》已经被升华到了一个作为让人顶礼膜拜的“经“的高度，拉开了为封建政教服务的帷幕，在其文学性上又浓浓地涂上了一层政治色彩。 2.2汉唐时期 秦代焚书坑儒，颁布焚书令，“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见之不举者与同罪”，《诗》经受了一场几乎毁灭的浩劫，虽然流传下来了一些，但到汉代时，这些流传下来的《诗》已经与先秦的《诗》有所不同，出现了鲁、齐、韩、毛四家诗并传的局面，到东汉的后半期，毛诗兴盛，三家诗衰落，而也就是那个时期，汉学《诗经》研究的集大成之著——郑玄的《毛诗传笺》问世。 郑玄自己阐述了他选取毛亨的《诗故训传》为之作笺注的目的，“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则下己意，使可识别也。”清代学者陈奂的《毛诗传疏序》评论《郑笺》说：“作《笺》问杂鲁诗，并参以己意，不尽同毛义。”可见，《郑笺》以《毛传》为主，综合了鲁、齐、韩、毛四家诗说，并对《毛传》进行了补充和提高。 自汉代以后，经学在八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义疏纷纭，出现了很多争议，唐代时唐太宗提倡儒学，为了实现经学的统一，组织撰成了《五经定本》，作为法定的标准本通行全国，而《毛诗正义》正是其中之一，它是在继承毛、郑观点的基础上，集汉魏六朝《诗经》研究成果之大成。 2.3宋代理学时期 历史进入宋代，《诗经》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朱熹的《诗集传》是从南宋至今广泛流传的《诗经》注疏传本，他在《诗集传序》中说，三百篇中“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欲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朱熹曾提出，作为《诗经》主体的《风》“多处于里巷歌谣之作”，其大多数诗篇“乃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的民歌。

古今字

古今字的含义是什么？？ 什么是“古今字”？ 古今字，是不同时代记录同一个词（或语素）使用的不同形体的字。使用年代较早的是古字，使用年代较晚的是今字，是指一个古字由于含义较多，便在古字的基础上增加或改变偏旁，另造一个新字来分担古字的某个含义或引申义。记录原来的多义词或同形词的字就是古字，记录分化后形成的新词的字就是今字。新造的字与原来兼表原来意义的字合称为“古今字”。新造的字是“今字”，原来兼表意义的字是“古字”。 如：“莫（莫）”的本意是太阳落在草丛中，表示日暮、傍晚，后来“莫”字被假借作否定性无定代词和否定副词，为了在书 古今字 面语中不至于混淆，就又在“莫”字上再加形符“日”成“暮”字来表示“傍晚”的意思，后来由于语言的发展，兼有“没有什么，没有谁”，“不要”和“不能”等意。为避误会，在古“莫”字下面加一“日”字，另造一新字“暮”，用来表示古字“莫”的傍晚之意，“莫”和“暮”就成了一对古今字。这样，“莫”和“暮”就成了一对古今字，“莫”叫做古字。 古今字产生的原因是：语言环境的长时间变化。经过约定俗成，官方确定，就这样产生了。要知道，壹万年的变迁会产生许多这样的字。 分类 所谓古今字，是指古今分化字，我们把分化前的字称作“古”字，分化后记词各有专司的字称为“今字”。也就是说，古今字分为两类： 古字与今字在字形结构上无关。 如罪人的“罪”，古字写作上面一个“自”字，下面加一个辛苦的“辛”，现在后一个字已不使用了。

今字是古字的演变 今字是在古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古今字在字形上有联系。 例如“债”字，本写作“责”，“债”是在“责”的基础上产生的。“责”与“债”形成了古今字。又如“反”与“返”，“反”是古字，“返”是今字。 古今字分两类： 一是字义完全相同，如：?K/块、??/法、墅/野、/饮等；一是字义部分相同，如莫/暮、景/影、辟/避等。 第一类古今字是一对一的关系，今字的产生不涉及汉字的孳乳分化，古今字属同字异形，是异体字的一类。第二类古今字不是一对一的关系，今字是古字在发展上孳乳分化的结果。 汉字的孳乳分化，有以下几种情况： 1.今字是由古字的本义产生的。“莫”本义指日落天晚，“莫”假借用作无定代词，而它的本义另造了一个“暮”字。再比如：止/趾、要/腰、衰/蓑、求/裘、匪/篚、其/箕、匡/筐、然/燃、益/溢、禽/擒等。 2.今字是古字的引申义产生的。比如，“景”本义指日光，引申指明暗形成的影子，这个意义后造了一个“影”字。再比如：弟/悌、解/懈、责/债、竟/境、坐/座、中/仲等。 3.今字是由古字的假借产生的。“辟”，本义指法，假借义用作逃避，这个意义后造了一个“避”字。再比如：辟/僻、辟/嬖等。 由于今字产生在古字之后，也称作后起字。 古今字是就某一字义用字不同来说的。例如“尉”既是“熨”的古字，又是“慰”的古字，前者是就“尉”的本义说的，后者是就引伸义说的。 古今字是相对而言的。今字如果再产生了后起字，对后起字来说，它又是古字。例如，“前”的本义指剪断，后来造了一个“剪”字，因此，“前”是“剪”的古字，“剪”又是今字。 古今字先产生的字叫做什么？后产生的字叫做什么？一般地说， 古今字是由于古汉语中多义词的某个义项在词义系统发展过程中，逐渐从原词的引申义列中分化独立而形成新词或上古同音借用形成的同形词在汉语发展中分化出新词，在书面上为这些新词另造新字的现象。 简单说:古已有之,今又造字 同一个词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的字来表示就形成了古今字，较前使用的叫“古字”，较后使用的叫“今字”。 古今字分两类：甲类等义的，即古字与今字字义完全相同，如凷／块、 ／野、灋／法等。乙类不等义的，即古字与今字字义不完全相同，如莫／暮、景／影、辟／避等。甲类古今字是一对一的关系，今字的产生不涉及汉字的孳乳分化，古今字属同字异形，是异体字的一类。乙类古今字不是一对一的关系，今字产生是汉字在发展上孳乳分化的结果；另有一些是因字义变用而形成古今字关系的。古今字有哪两个特点

自考《中国古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要点

中国古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 第一章《诗经》研究 1、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记录了殷商末年至春秋中叶六百余年的社会生活，先秦时称为诗、诗三百、诗三百篇，诗经是儒家学者把它尊为经典之后的称呼。梁启超说现存先秦古籍…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 2、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在《周礼-春官》中有记载，诗序认为是从思想意义的角度划分的，朱熹认为是依据作者不同而划分的，较为接近事实的是音乐说：风诗是乡土之音，雅诗为朝廷之音，颂诗为宗庙之音（章太炎认为雅是一种类似鼓的乐器，郭沫若提出诗之周南、召南、大小雅当以乐器为名）。 3、毛诗认为二南为西周初年的作品，应有西周末至东周时的作品。王风是东周后的作品，郑风全部是春秋时的作品，魏风中讽刺统治者的诗作别具一格，秦风崇尚气力、武功，其创作时间应在东周至春秋时；周颂都是西周时代的祭祀之作，鲁颂均为春秋时的作品，古文经学派认为商颂应作于商代，今文经学派认为商颂是春秋时宋国的作品。 4、献诗说记载于国语-周语、晋语、左传，采诗说见于礼记、汉书-食货志、艺文志；孔子第一个将诗经选作教学内容的教师，又是第一位研究诗经的大师，他提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宋人大胆质疑诗序的是欧阳修，集大成者是朱熹。 5、三家诗：汉初讲诗者主要有鲁、齐、韩三家，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韩婴），鲁诗、齐诗以国得名，韩诗以人得名，合称三家诗；用汉隶书写，与较晚的毛诗学派区别，称为今文诗经学派；三家诗以鲁诗出现最早，以齐诗在当时影响最大但消亡最早，以韩诗传世文献为最多（齐诗亡于三国纷争时，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北宋）。 6、毛诗学派：毛诗因其传授人的姓氏得名，秦汉鲁人毛享传诗于赵人毛苌，毛苌广为传授；至西汉末经今古文之争，有别于三家诗，归于古文经学派；东汉时古文经学派抬头，毛诗立于官学，与齐、鲁、韩并称为四家诗。（毛诗胜在事实多联系左传，训诂多同于尔雅，诗序较为合理，又得到大学者郑玄为之作笺） 7、《毛诗正义》，毛享传，东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这是一部全面总结两汉至初唐诗经研究成果，带有里程碑性质的专著；朱熹《诗集传》，这是一部代表宋学诗经研究成果，同样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专著。 明《孙月峰先生批评诗经》，这是一部突破经学之桎梏，开始从文学角度看待诗经的专著。 清姚际恒《诗经通论》，此作摆脱汉学、宋学之争，独立阐发自己的思想，与崔述《读风偶识》、方玉润《诗经原始》被誉为独立思考派的三部鼎立之书。 清段玉裁《诗经小学》，这是一部自觉地运用文字音韵学理论对诗经文学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 清陈奂《诗毛氏传疏》，这是清代古文经学派集大成之作，为研究毛诗的必读之作。（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被誉为清代三大治诗之作） 8、诗经反映的社会生活：诗经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全面反映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周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1）全面反映了周人的劳动生活，如农耕、蚕桑、采摘、建筑、畜牧等，有助于了解周代经济制度和经济思想；（2）反映周人的爱情、婚姻及家庭生活，为了解当时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社会风俗、婚礼仪式等提供史料；（3）反映周人兵役、徭役及战争生活；（4）反映周人的政治生活、宗教生活、贵族的燕飨生活。 9、诗经反映的社会思想：作为一部抒情诗集，诗经不仅记录了风云变幻的社会生活，而且反映了那一时代各个阶层的思想意识，（1）反映了早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为后世知识分子人品、人格、理想、情操的建立和健全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2）反映那个时代的宗教意识；（3）反映劳动人民的反抗意识；（4）反映周人的道德意识；（5）反映先民们的审美观念及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 10、诗经的文学成就：（1）质朴淳厚的艺术风格；（2）浓郁的抒情风味；（3）情景交融的意境；（4）多种手法塑造人物形象（用赋笔直描、曲折情节、细节描写、对比烘托）；（5）赋、比、兴的表现手法（王昌龄《诗格》将兴分为14格，曰感时、引古、叙事入兴等）；（6）回环复沓的篇章结构；（7）灵活多变的句式（以四言为主）；（8）丰富多采的修辞手法；（9）鲜明、准确、生动、丰富的语言；（10）和谐自然的韵律。 11、诗经对后世的影响 （一）思想：首先是诗经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后世的影响，诗经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很朦胧的、很原始的，他们所爱的仅仅是自己的宗国而已，爱国主义成为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成为乐章的主旋律，诗经是其源头。

[要领]赋比兴在诗经中的应用

[要领]赋比兴在诗经中的应用 赋比兴在诗经中的运用 诗词曲中的赋比兴，一般来说，诗中赋比兴兼用，词中比兴多于赋，曲中赋比多于兴。以下分别论述。 一、《诗经》中的赋 《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朱熹《诗集传》:赋也。 方玉润《诗经原始》:殊知此诗之妙，正在其无所指实而愈佳也。夫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今世南方妇女登山采茶，结伴讴歌，犹有此遗风云。 二、《诗经》中的比兴 《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 《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 郑玄《毛诗笺》:蒲以喻所说(悦)男之性，荷以喻所说(悦)女之容体也。 三，赋比兴表现手法的作用 赋是最基本的，最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它的特点就是敷陈、直言，即直接叙述事物，铺陈情节，抒发感情。 比分为比喻和比拟。比体诗的特点是以彼物写此物，诗中所描写的

事物并不是诗人真正要歌咏的对象，而是借用打比方的方法，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例如，《硕鼠》一诗中，就是运用了比的表现手法，通过描写令人憎恶的老鼠，将奴隶主贪婪残忍的本性表现的淋漓尽致。为什么不直接表达而要用比呢,运用比拟表达喜爱的事物，可以使它栩栩如生，给人亲切之感;用它表现丑恶的事物，可以使它原形毕露，给人厌恶之感。 兴，即起兴，在一首诗的开头，或一章诗的开头。先让我们来看一首诗。《风雨》中运用兴的表现手法的句子是“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萧萧，鸡鸣胶胶;风雨如悔，鸡鸣不已。”为什么不直接说出要写的内容，而要先言他物呢,通过对《诗经》的研究，有些诗中的兴起到了渲染气氛的作用，例如，《风雨》写的是在傍晚时节，外面下班着小雨，刮着风，女主人公正在思念着自己的夫君，此时，听见了外面的鸡鸣声。烘托出女主人公的相思、愁怅之情。兴在这里就起到了渲染了一种凄凉的气氛，加深抒情女主人公的相思之情。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有些诗中的兴没有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与下文也没有什么联系。例如，《黄鸟》的“交交黄鸟，止于棘，止于楚，止于桑。与下文的子车家的三个儿子为秦穆公殉葬没有联系，兴就起到了提示、渲染一种气氛，帮我们完成从日常生活到诗歌欣赏的过度作用。 人们常常把比、兴两种表现手法截然分开，在研究中我们认为，比兴两种表现手法不是截然分开的，有些诗中是有一定联系的，例如，《氓》中，就是用自然现象来女主人公感情生活的变化，由起兴的诗句来引出表达感情生活的诗句，由叶子的鲜嫩而至的枯黄，来比喻感情生活的幸福而至的痛苦，这里的兴就具有了比的作用。 兴在诗歌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失去它，诗歌也就失去了美学价值，失去了感染力。

诗经艺术研究报告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诗经》艺术探究 一、课题组概况 课题名称： 课题组成员： 导师： 二、引入 1.选题理由 台湾著名学者、诗人、散文家余光中先生在岳麓书院讲坛上说过的一段话—— 在台湾曾经有一位记者问我，他说这都什么时代了，你还在读苏东坡的诗？我说为什么不可以读？你知不知你的日常用语里面都缺不了苏东坡。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会说，‘哎，某人啊，我没有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这就是苏东坡的诗啦。（掌声）你说人生漂流不定，雪泥鸿爪，那不是苏东坡教你的吗？你说这位女子啊，绝色佳人，淡妆浓抹总相宜，这些都是苏东坡留给我们的遗产。《诗经》《楚辞》的优美的诗句都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的成语，这就是民族的遗产。 ——（《智者的声音——在岳麓书院听演讲》，湖南大学出版社） 余先生这里说的只是日常用语里的文化传承，其实，文化遗产对我们思想精神层面的影响及作用更不容忽视。中国科学院杨叔子院士在谈到他成为院士有哪些个人因素时说:“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人文文化、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他的研究生如果不学不背《老子》《论语》，就拿不到学位，戴不成博士帽。在他看来，优秀人文文化的滋养至少是：“一、陶冶与提升了思想感情；二、活跃与完善了思维能力。”（《我们怎样学语文》，作家出版社）可见，对《诗经》《论语》等文化遗产的学习，不仅仅是言语技能的掌握，还涉及到思维品质、文化教养和精神境界的培育。 著名作家王安忆主张，阅读要从《诗经》开始。她认为《诗经》适合小学到大学的各个年龄段的青少年阅读，她还指出《诗经》是一条文字之河、文化之河。那么，作为高中伊始的学生，探寻我们民族文化的光辉源头，破译我们祖先文字的原创密码，让他们得到的，就不仅是言语技能的提高，更有思维的扩张、文化的厚积以及渐入上古初民生活，重睹旧时家园，感受离合悲欢等精神层面的东西。 2. 确定原作基本篇目 《诗经》305篇，其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其内容丰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要做好专题学习，选定学习篇目至关重要。从内容上，我们选择了恋歌（爱情诗）、战歌（战争诗）和劳动歌谣（农事诗）；从表现形式上，我们兼顾到史诗、叙事诗和讽刺诗。具体篇目是：《关雎》、《桃夭》、《木瓜》、《采葛》、《静女》、《子衿》、《蒹葭》、《将仲子》、《氓》、《君子于役》、《击鼓》、《伯兮》、《无衣》、《黍离》、《采薇》、《东山》、《芣苢》、《伐檀》、《硕鼠》、《七月》，共二十首。这二十首诗作，无论是言语文字的传承，还是文化信息的含量，堪称精品。 三、研究背景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诗经》虽然是被统治阶级用做宣传礼教的工

诗经训诂

《诗经》词义研究方法论 杨合鸣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由于时代遥远，语言艰涩，因而是最难读的古书之一。汉代的学者就曾发出“诗无达诂”、“诗无通故”的浩叹。事实正是如此。无论是对《诗经》题旨的说解，还是对《诗经》词语的诠释，无不见仁见智，呈现出几千年纷纷无定解的局面。自古至今，在《诗经》词义研究方面虽取得很大成绩，但有不少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大量词语诸家训释不一，只有通过研究，才能择善而从；有些词语诸家训释欠明，只有通过研究，才能加以阐发；有些词语诸家训释皆误，只有通过研究，才能予以订正。可见《诗经》词义研究的任务还很艰巨，仍是当今《诗经》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 为使《诗经》词义研究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必须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固然很多，但以下几种研究方法尤其重要。兹分别论述如下。 一、依据故训。这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章太炎先生说：“诠释旧文，不宜离已有训诂而臆造新解。”[1]此说诚然。前人故训有是有非，既不能一味盲从，也不可全然否定，应采取审慎的态度而决定取舍。《邶风·羔裘》“舍命不渝”之“舍命”，《郑笺》训作“处命”，陆德明《释文》训作“受命”，戴震《毛郑诗考正》训作“释命”，林义光《通解》训作“锡命”，胡承珙《后笺》训作“捨命”。以上诸训孰是孰非，须得考证一番。“处命”为“见危授命”，然诗中未见危急之象，故此训不确。“受命”为“接受命令”，谓“接受命令不改变”，语意欠通，故此训也不足取。“释命”为“受命于君，以至复命而后释”，此训似嫌迂曲，恐难成立。能“锡命”者当为诸侯，然诗中称赞“彼其之子”为“邦之司直”（主持正道之人）、“邦之彦兮”（国家的俊杰），可见，“彼其之子”断非诸侯，而只能是一位大夫。谓大夫“锡命”也难以令人置信。考虑到“舍命”与“不渝”相配，当以胡氏之训为是。此句意谓“（大夫）舍去生命也不变节”。《周颂·思文》：“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郑笺》训“常”为“久常之功”，训“夏”为乐章，皆误。朱熹《诗集传》训“夏”为“中国”虽正确，但训“常”为“君臣父子之常道”，也误。方玉润《原始》训“常”为“五常之道”，训“夏”为“大立”，更不达诗旨。马瑞辰《通释》：“谓陈农政于中夏也。”此训极谛。这两句为主祭者的戒勉之词：“不要分此疆尔界，将后稷艺农之典推广到中国各地。”由此可见，依据故训研究词义，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二、断定主题。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钱钟书先生指出：“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者是矣。”[2]钱氏主张理解文本，既要由词至句至篇章至全书，又要由全书至篇章至句至词。这种“阐释循环”说对词义研

诗经中的赋比兴

诗词曲中的赋比兴，一般来说，诗中赋比兴兼用，词中比兴多于赋，曲中赋比多于兴。以下分别论述。 一、《诗经》中的赋 《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朱熹《诗集传》：赋也。 方玉润《诗经原始》：殊知此诗之妙，正在其无所指实而愈佳也。夫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今世南方妇女登山采茶，结伴讴歌，犹有此遗风云。 二、《诗经》中的比兴 《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 《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 郑玄《毛诗笺》：蒲以喻所说（悦）男之性，荷以喻所说（悦）女之容体也。 三，赋比兴表现手法的作用 赋是最基本的，最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它的特点就是敷陈、直言，即直接叙述事物，铺陈情节，抒发感情。 比分为比喻和比拟。比体诗的特点是以彼物写此物，诗中所描写的事物并不是诗人真正要歌咏的对象，而是借用打比方的方法，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例如，《硕鼠》一诗中，就是运用了比的表现手法，通过描写令人憎恶的老鼠，将奴隶主贪婪残忍的本性表现的淋漓尽致。为什么不直接表达而要用比呢？运用比拟表达喜爱的事物，可以使它栩栩如生，给人亲切之感；用它表现丑恶的事物，可以使它原形毕露，给人厌恶之感。 兴，即起兴，在一首诗的开头，或一章诗的开头。先让我们来看一首诗。《风雨》中运用兴的表现手法的句子是“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萧萧，鸡鸣胶胶；风雨如悔，鸡鸣不已。”为什么不直接说出要写的内容，而要先言他物呢？通过对《诗经》的研究，有些诗中的兴起到了渲染气氛的作用，例如，《风雨》写的是在傍晚时节，外面下班着小雨，刮着风，女主人公正在思念着自己的夫君，此时，听见了外面的鸡鸣声。烘托出女主人公的相思、愁怅之情。兴在这里就起到了渲染了一种凄凉的气氛，加深抒情女主人公的相思之情。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有些诗中的兴没有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与下文也没有什么联系。例如，《黄鸟》的“交交黄鸟，止于棘，止于楚，止于桑。与下文的子车家的三个儿子为秦穆公殉葬没有联系，兴就起到了提示、渲染一种气氛，帮我们完成从日常生活到诗歌欣赏的过度作用。 人们常常把比、兴两种表现手法截然分开，在研究中我们认为，比兴两种表现手法不是截然分开的，有些诗中是有一定联系的，例如，《氓》中，就是用自然现象来女主人公感情生活的变化，由起兴的诗句来引出表达感情生活的诗句，由叶子的鲜嫩而至的枯黄，来比喻感情生活的幸福而至的痛苦，这里的兴就具有了比的作用。 兴在诗歌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失去它，诗歌也就失去了美学价值，失去了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