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都居与二里头文化

夏代都居与二里头文化

严耕望

自近代锄头考古发现“仰韶文化”以来，即引起传说中之夏代与某种新石器文化是否有若干关系之推论。因为发现材料愈来愈丰富，鉴定方法愈来愈精确，使此类推论亦愈来愈能接近真相。余讲《国史人文地理》十余年，甚疑中原发现之最后期新石器文化称为“洛达庙文化”，近年更名为“二里头文化”者即为夏人之遗迹。1974年第一次向诸生派发较有系统之讲义，即强调此项意见。盖从时间(时代)与空间(地理)一纵一横之两种角度观察，此类中原新石器最末期文化，非夏代文化莫属也。近年考古学者亦多与此相近之看法，但尚未见提出具体论证。去年杨莲生兄看到拙讲义稿，深表赞同，促提前发表。回忆1974年撰发讲义时，中原新石器文化遗物之碳十四测验尚仅发表几个零星数据，而树轮修正年代惟从友人论文中得悉庙底沟第二期文化一个数据，故立论较为困难。近年“二里头文化”续有发现，此类文化之地理分布范围更较确定，而中原新石器文化之碳十四测验数据，与树轮修正年代之数据大为增多，使中原新石器文化先后各类型之年代亦更为确定。考古学上此两项进展，使余益信至少“二里头文化”之前期必为夏代遗迹，后期是否为夏文化虽尚待碳十四测验作进一步证明，但就目前已有之数据而言，仍以夏代遗迹之可能性为大。爰遵莲生兄雅意，再就旧稿补充论定，以就教于并世学人，共同商讨。

一

欲论现已发现之新石器文化遗迹何者与传说中夏代文化之关系最为密切，当先就传说中夏代之时间位置与空间位置作一番较审慎平实之检讨，然后检视今已发现之新石器文化何者之年代与分布地域能与传说中夏代之年代与地区相吻合。

关于夏代年世，古本《竹书纪年》之纪录为最早且具体。据《纪年》传述，夏代自禹至桀十七世，四百七十一年。商代自汤灭夏至纣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左传》云：“商六百祀”，则商代年数有一百年之差距；或兼汤灭夏前之一段时间而言欤?此类传述虽不尽可信，然参考之价值则甚高[1]。故夏禹立国当在武王灭纣前约一千年之谱。武王伐灭商纣之年代，近人说法甚多，其一董作宾先生定在纪元前1111年，为最早；其二雷海宗定在纪元前1027年，为最迟，似亦较可信；然相差亦不过数十年[2]。则夏代立国约自纪元前2100～前2050年前后开始，不得迟过纪元前1994年；至纪元前1600年前后而终结，不得迟过纪元前1523年。现今治古史者所拟定之夏代年历，大抵与此略同[3]，盖即依据同一之基本史料也。

[1]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无王，用岁四

百七十一年”《御览》八二。《夏本纪集解》只引末二句)。“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据《殷本纪集解》等)。

按《三代世表》亦云：“从禹至桀十七世”，“从汤至纣二十九世”；

而《表》列君王则三十世。又《殷本纪》凡二十八王，岂连伊尹摄政数

之为二十九耶?而《殷本纪集解》又引谯周曰：“殷凡三十一世，六百余年。”按《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子云商载祀六百；《晋语》四：“商之飨国三十一王”。盖为谯周所本。云三十一世，较《纪年》多二世。或连汤灭夏前之二王及汤灭夏前之年代(汤灭夏时当巳在位颇久)数之耶?或世与王所指有异耶?四十年前，学人勇于疑古，以为古书纪事多可怀疑。近二三十年来，地下出土材料对于古史记载一一证实，有些处实出人想像之外，如商代文化东北远达辽宁，南方远达洞庭、鄱阳之南，湖北黄陂盘龙城更发现商代较早期之城廓，规模大，器物多，且为标准商文化。此不仅文化传播，亦见政治势力之远届。此类事，使吾人诚不宜轻视古人，以为不可能，不宜轻疑古史，以为多虚夸，故近年治古史者对于古代传统记载，多取审慎态度，不敢轻疑。

[2]董说见所著《殷历谱》及《中国年历简谱》(艺文印书馆本)。雷

说见所著《殷周年代考》(《文哲》季刊第二卷一期，1931年，武汉大学)。此处转引自何炳棣《周初年代平议》(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一卷，1973年)。雷说似较可信，详何文，与劳□《周初年代问题》与《日相问题的新看法》(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七卷第一期)及《商周年代的新估计》 (1980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此外唐兰定在纪元前1075年，方善柱定在纪元前1030年。唐说据汉代尚流行之殷历推定，见所著《中国古史上的年代问题》(《新建设》1955年3月)；至1977年，仍持此说，见所著《西周时代最早的一件铜器利簋铭文解释》(《文物》1977年8期)。方说据《南齐书〃祥瑞志》“案周灭殷后七百八十年”之语推定，见所著《西周年代学上的几个问题》(《大陆杂志》51卷1期)。又赵光贤定在纪元前1057年，见所著《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BFQ卫历史研究》1979年10期)。

[3]范文澜《历史简编》，将夏代定在纪元前2033(?)一前1562(?)

年。佟柱臣从《二里头类型文化试谈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文物》1975年6期)定夏代约当纪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

关于传说中夏代地理中心区域，前人已有不少成绩可资引借，兹综合述论如次：

古代史家传述夏代活动涉及地理范畴者颇多。《汲冢古文》记夏代诸王之都居尤详，都居盖即其地理活动之中心也。今以《汲冢古文》为中心，参取《左传》、《世本》与《史记》诸书，作简要述证，以见其地理中心之所在。

1．禹居阳城，在今河南登封东南告成镇[1]。又都平阳，谓平水之阳，在今山西临汾境；一云居晋阳，晋水或云即平水[2]；又都安邑，在今山西夏县北[3]。

[1]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云：“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

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又《夏纪》，禹“即天子位”《集解》：“皇甫谧日，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是禹之都居非一地。先论阳城。按《汉书〃地理志》：“颍川阳翟县”，臣瓒注：“世本，禹都阳城；汲冢古文亦云居之。”又《孟子〃万章》上，“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夏本纪》本之云，避商均于阳城。《集解》引刘熙日，“今颍川阳城”。是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三十五里告成镇。今镇东北山坡上发现春秋战国阳城遗址，出土战国陶器有“阳城仓器”印记，陶量亦有“阳城”字样，汉瓦有“阳城”印记。此类带字陶器的出土有力地证明此阳城之地望与年代。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274页。清以来

学人，或以为当在泽州之阳城，说见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地名后起，今可不论。或以为在汾浍之翼城，说见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史语所集刊》第五本第一部分)及赵铁寒《古史考述》之《夏代诸帝所居考》，是在黄河之北，山西西南境。按就平阳、安邑相近而言，阳城诚当在山西西南境。然先秦故事，凡涉阳城而可见地望者，皆指颍川之阳城言，如《左传》昭公四年，晋司马侯日，阳城太室，九州之险。《六国表》韩文二年，“伐郑取阳城”。《秦本纪》，“攻韩取阳城”(参看钱师《史记〃地名考》卷六阳城条)。故旧说尚最有力。或者暂时避地，非都居，故《孟子》、《史记》皆只云“避于”，《纪年》只云“居之”，皆不云都，皇甫谧亦独删都阳城一节也。然近年锄头考古，在登封告成镇附近发现二里头类型文化遗址多处，如镇东北近处古阳城遗址及镇西之八方村，镇东十余里之石羊关，镇西南临汝县境之煤山且发现“二里头文化”之最早期遗址，时代正当传说中夏代之初期(详后文)。然则其地纵非禹所都，亦当为夏人活动之重要地域，故禹避居于此也。

[2]平阳以平水之阳受名，在今山西临汾县西南境，无异说。晋阳，

旧说在今太原地区，近代学人多以为不足信。赵铁寒以为平水古有晋水之名，故与平阳为一地，见所著《古史考述》之《夏代诸帝所居考》；

而丁山实已先言之，则注[1]所揭文。

[3]安邑，旧说在今山西夏县北。《一统志》解州卷古迹目，“元

和志，古安邑城在县西北十五里。县志谓之夏王城，据鸣条冈，周三十里。西南遗址尚存。”按安邑为自古名城，今尚有遗迹可寻。赵氏以为在平陆县北五十里之虞城。按此亦本之丁山说，恐未足信。

2．太康居斟寻，在今河南翠县西南五十余里，实近偃师[1]。

[1]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亦居之。”此见

《夏本纪正义》臣瓒所引。其地望，《正义》引《括地志》即有两说。

一日“斟寻故城，今青州北海县是也。”一日“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张仪传正义》所引同)，盖桀所居也。”按北海说盖本之《汉书〃地理志》北海平寿县注引应劭说。洛州巩县说所本尤古。

《左传》二五昭公二十三年，“二师围郊，癸卯效郡溃。”杜注：“河南巩县西南有地名鄂中”。《续郡国志》河南巩县注：“寻谷水”。

《史记张仪传》：“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索隐》引徐广日：“一作寻，成皋、巩县有寻口。”《水经洛水注》，“洛水……迳偃师城东，东北历鄩中。水南谓之南鄩，亦日上寻也。迳訾城西……而郡水注之。水出北山鄩溪……东入洛水。……谓之下部，故有上部下部之名，亦谓之北寻，于是有南鄩北鄩之称矣。又有鄩城，盖周大夫鄩肸之旧邑。”《说文》亦云，“鄩，周邑，在巩县。”钱师《史记地名考》与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赵氏《古史考述》引此诸书，以为斟鄩当在巩县，是也。按《夏纪正义》引臣瓒日：“《尚书》日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汭，此即太康居之为近洛也。”故又日：“斟寻在河南，盖后迁北海也。”知钱丁赵之说甚的。下文论桀所居亦在河南，不在北海，亦其证。惟所谓在巩县西南者，《括地志》既云在西南五十八里，检《一统志》河南府卷，巩县在偃师之东微北只五十里，故斟郡故城实近偃师。观《河水注》，亦然。故杨氏《水经注图》臵故城于偃师附近，是也。

3．相居帝邱，在今河北濮阳县境。又居斟灌，在今山东观城县境[1]。

[1]古本《竹书纪年》：“后相即位，居商邱。”(《御览》八二

引)又云：“相居斟灌”(《巨洋水注》引)。商邱，朱右曾云：“商当作帝。帝邱即秦汉之濮阳。《左传》，卫迁帝邱，卫成公命祀相，是也。”(范氏《订补》引)按《水经〃巨洋水注》引皇甫谧即云，“夏相徙帝丘”。赵铁寒日：《左》僖三十一年《传》，述帝丘为相之居，至为明白，故字误无疑。其地在今河北濮阳县。斟灌，旧说误据《左传》杜《注》疑辞，多于鲁东求之。实则《巨洋水注》引薛瓒《汉书集注》：“按汲郡古文，相居斟灌，东郡灌是也。”又《左》昭元年《传》：“夏有灌扈”，杜《注》：“观国，今顿丘卫县。”卫县本东郡之畔观县，光武更名卫。其地在今山东观城县，说详赵氏《夏代诸帝所居考》；而丁山《论三代都邑》文已先言之。观城与濮阳相近，故《巨洋水注》以为皇甫谧日徙帝邱即汲冢书之居斟灌也。

4．宁居原，今河南济源县西北有故原城[1]。迁于老邱，今河南陈留县北四十里有老邱城[2]。

[1]古本《竹书纪年》，“帝宁居原”(《御览》八二引)。原即

周初原国。在济源县西北。《左传》隐公十一年，王以苏忿生田与郑，原为其一。注：沁水西北有原城。《续郡国志》，河内郡轵县有原乡。

《水经〃济水注》，“水出轵县西北。水有二源，东源出原城东北，西源出原城西。”“昔晋文公伐原，以信而原降，即此地也。……谓之济源城。”《寰宇记)五二孟州济源县，故城在县西北九里，晋文公伐原即此。后世论者大抵多同。

[2]《纪年》又云，宁“自原迁于老邱。” (同上引)按《左传》

二八定公十五年，“郑罕败宋师于老丘”。杜注，老邱，宋地。《一统志》开封府卷，陈留县北四十里有老邱城。按陈留东南五十里为祀，《夏纪)，周封夏之后于杞即此，盖即帝宁故都而封之耳。参看丁《论》与赵《考》。

5．胤甲居西河，在今河南安阳地区[1]。

[1]古本《竹书纪年》：“胤甲即位，居西河。”(《山海经〃海

外东经注》、《御览》八二引》一作“河西” (《御览》四引)。先秦西河之说有三。其一，《仲尼弟子传》，“子夏居西河教授”。

《索隐》以为在河东郡之西界，盖近龙门。又引刘氏云今同州河西县有子夏石室。《正义》则以河西郡今汾州为解。而《隋图经》以为在安阳之西河。钱师以为子夏所居，以《隋图经》为正，是也。详所著《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三第三九目。古代大河正流行邺之东境，称为邺东大河，故安阳地区有西河之称。其二，《吴起传》，为魏西河守。《吕氏春秋〃长见篇》云“治西河之外”，是当在黄河以西，即《索隐》引刘氏说之西河也。《禹贡》“黑水西河惟雍州”亦此。其三，渑池亦称西河外，见《史记〃蔺相如传》。胤甲所居不知究在何处。惟前世数君均居东方平原，似安阳之西河为正。丁氏以为龙门邻阳之西河，非也。

6．桀居斟寻，自洛汭延于伊汭。洛汭即今巩县境，伊汭即今偃师县境，实即指斟寻地区而言[1]。

[1]前引汲冢古文：桀亦居斟寻，在今巩县，实近偃师。而逸周

书度邑解云：“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巩县即在洛汭。是亦前后迁徙无定。而要在伊洛流域，故《国语〃周语》云：“昔伊洛竭而夏亡”；《度邑篇》有“武王问太公，吾将因有夏之居”

(《夏纪正义》臣瓒注引)之语也。复考《史记〃吴起传》，起对魏武侯日：“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

(此本自魏策吴起日：“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险，而右天豁之阳，庐睪在其北，伊洛在其南”)太华即今华阴之华山，伊阙迄今仍旧名，在洛阳县南。顾师颉刚日：“羊肠之说有三：一说在怀潞间。《史记〃魏世家》所云，昔者魏伐赵，断羊肠，拔阏与。《正义》谓羊肠在太行山上，南口怀州，北口潞州。一说在壶关。《汉志》，上党壶关有羊肠坂。一说在晋阳。《水经注》谓，羊肠坂在晋阳西北。三说之中，晋阳太北，一二两说相近。”(中国疆域沿革史第三章第三节)则夏末桀王所居之险随，西有华山，东有河济，南有伊阙，北有太行，大略以伊、洛、怀、孟为中心之黄河中游地区，巩县、偃师即在此范围之内。

7．古史称夏虚与大夏，皆在今山西西南隅[1]。

[1]《史记〃吴太伯世家》：“武王克殷……封周章弟虞仲于周

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集解》：“徐广日，在河东大阳县。”

《索隐》：“夏都安邑，虞仲都太阳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日夏虚。”

按此即晋假道于虞以伐虢之虞，亦即虞芮争讼之故虞国，此无可疑者，其地在今山西平陆县东北六十里。复考《左传》二O昭公元年，子产日：昔高辛氏(帝喾)有二子，伯日阏伯，季日实沈，……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帝后(帝尧)不臧，迁阏伯于商邱，主辰，商人是因，……

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日唐叔虞。……

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又卷二七定公四年，子鱼日：“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唐叔以大路，……怀姓九宗，……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杜《注》：“夏虚、大夏，今太原晋阳也。”而服虔《注》谓“大夏在汾浍之间”。按杜注盖本于《汉志》太原晋阳注“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

之语。然清儒顾炎武是服说。顾栋高则谓夏虚今为山西平陆县(参见顾师《中国疆域沿革史》)。钱师于大夏是服说。又据《吴太伯世家集解》与《索隐》，以夏虚即虞城，在今平陆县东北六十里(《史记，地名考》卷六)。皆与服说为近，谓其地不得北至太原，而当在汾浍安邑，南至中条山中虞坂地区。与虞国为近。此宜较可信。是大夏故虚约在今山西省西南部地区，亦即夏初禹都故地，故有夏虚之名。《夏纪》，汤伐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集解》引孔安国日：“地在安邑之西”。《殷纪》“桀犇於鸣条”。《正义》引《括地志》：“蒲州安邑县北三十里南坡口即古鸣条陌”。是奔回夏初故地也。而《竹书纪年》云：“汤灭夏，桀逃南巢氏。”(《御览》八二引)盖汤由东方来伐，桀由伊洛奔回夏虚，汤追逐，放之南巢而死，观《夏纪》走放层次甚明，非有抵牾也。

8．夏后皋墓在骰山，山在今河南渑池县西[1]。

[1]《左传》七僖公三十二年，蹇叔日：“觳有二陵焉，其南

陵，夏后皋之墓也。”杜《注》：皋，夏桀之祖父，殽在弘农渑池县

西。按此在巩洛之西不远，而北踰河至夏虚尤近。

综上所考，传说中之夏代地理中心有三，而东西毗接。其一今山西西南部，河曲之内，汾浍之会与涑水流域。其二河南西北部伊洛黄河间古称三川之地。其三今河南东北部古黄河南北大平原。大抵夏代初期居河曲之内，此固传说中尧都平阳、舜都蒲坂之故地也。然亦兼有第二地区，故禹得避地阳城。河曲有河流交通之便，有两池盐产之饶，然局面逼仄，难可发展，故第三世太康已渡河南居巩洛，活动范围渐向东扩大，至中世君王多居第三区今濮阳、陈留、安阳之野。是则山西西南部及河南北半部皆其君王之都居活动中心也。又《史记·货殖传》曰：“陈在楚夏之交”，“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则嵩高以南今河南中部西部亦皆其地，惟东部属于商耳。夏末桀王复西都巩洛，盖避商民族渐强之逼欤?最后商汤西伐，桀复逃避于安邑夏虚之鸣条也。《史记·货殖传》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实则夏人已并有三河之地，先都河东，徙都河南，亦曾都河内，绾毂中原，实开中国史上中原虎踞之局，不始于周，故治国史者若撇开以文字为信史之原则不论，固当以夏为端绪也。

二

传说中夏代之年世与各君王之都居既略考定如上，可进而论夏代与现已发现新石器文化遗迹之可能的关系。

按中原河洛地区现已发现之新石器文化，以时代先后，可分为四个时期。较早为仰韶期之“庙底沟类型文化”，重要发掘遗址有河南西北部之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登封庙、郑州大河村、安阳后冈，陕西东部之华县泉户村及山西西南部之万泉、芮城、夏县地区。次为“庙底沟第二期类型文化”，或称“河南龙山早期”，或称“龙山形成期”，其分布之范围略同。再次为“河南龙山文化”，重要发掘遗址分布在山西芮城，河南之陕县、渑池、洛阳、偃师、郑州、禹县、临汝、安阳等县地区。“河南龙山文化’，之后，又有“洛达庙类型文化”。

“洛达庙类型文化”为1956年在郑州洛达庙首次发现[1]，其后发现此类型文化遗迹在豫西一带普遍存在，且在偃师西南二里头村发现更典型之遗址，故近年改称为“二里头文化”[2]。《新中国考古收获》综述此类型文化之风貌云：

其特征是承袭河南龙山文化若干因素，而有较多之商代早期文化特点。例如陶器：纹饰以细绳纹为最多，篮纹次之，亦有方格纹与附加堆纹。器形有鼎、罐、盆、瓮、豆、爵与短颈大口尊等。就中以鼎为典型器皿，数量较多，器身如圜底罐或盆，其足扁平或三角形，其周身往往有附加堆纹。盆亦有显著特点，一般为深腹圜底，口沿两侧有一对鸡冠状横耳。生产工具以石器、骨器为主，很少蚌器。尤值注意者，已发现少量青铜小刀，与只具灼痕之卜骨。[3] 此项综述，代表此类型文化初发现时期考古家之一般认识。此无疑已为中原新石器文化之最后阶段，下接即为商代青铜器时代。

[1]实际上1953年在登封玉村已有发现，但仅调查，未经发掘作

肯定。详韩维周等《河南登封玉村古文化遗址概况》(《文物参考资

料》1954年6期)。

[2]参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二章《奴隶社会》44页及考古

所洛阳发掘队《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5期)；

殷玮璋《二里头文化探测》(《考古》1978年1期)。二里头遗址在偃师县西南九公里二里头村之南，北邻洛水，南距伊水五公里。约E112~42’，N34~42，。此与前考夏太康夏桀居斟寻相近，亦与《毅水注》所记尸乡(偃师西、阳渠水之北)传为商汤所都、亦云帝喾所都者相近。

[3]《考古收获》第二章《奴隶社会》44页。

嗣后发现渐多，而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次数最多，规模最大，出土器物亦最丰富[1]，1965年考古所发表简报[2]，更清晰描绘其风貌云：此类型文化之特点：(一)具备一套有一定特色、经常共存并普遍大量出土的陶器群，如三足盘、平底盆、鼎、豆、盉、鬹、觚、爵、角、澄滤器(?)、甑、直筒深腹罐、单耳鼎、四足方鼎、带耳绎，以及少量大方格纹，大批印纹，发达的附加堆纹与器内壁施加麻点等纹饰，都不见或不同于河南龙山和山东龙山文化，也不同于商代二里岗期文化[引。(二)墓葬中开始普遍出现觚、爵、盉、鬹等专用之酒器。(三)生产工具，出现有锋刃之穿孔石刀、石镰，以及大量之扁平长方形石铲。(四)开始出现(就中原地区言)金属工具青铜器。

简报又云，此遗址本类型文化堆积厚达二至四米，时间先后可分为早中晚三期。而陶器显现之差别为大。兹抽绎异同作比较如次：

(一)泥质黑陶之渐减：早期占14％，中期占9．5％，晚期占3％。

(二)早期瓮、罐、盆多平底，有假圈足，晚期陶器多圜底。

(三)早期器盖握手呈蒜头形，器身折壁有棱角。中期器盖握手呈圆锥状，器身折

角不显。晚期握手低矮，出现桥形钮，弧壁，大敞口。

(四)三足盘：早期深腹矮足。中期器足稍高。晚期浅盘高足，足呈舌形。

(五)中期出土四足方鼎一件。又出现盉、爵、觚等专用酒器，爵与觚器身细长。晚期爵与觚器身粗矮，大敞口。

(六)纹饰：早期以篮纹为主，有方格纹与细绳纹，如饰方格纹之舁、澄滤器(?)、深腹罐等，均为中晚期所不见。中期以细绳纹为主，有少数篮纹与大方格纹；又盛行各种印纹[4]、凹凸弦纹与附加堆纹。晚期多粗绳纹，内壁普加麻点。

(七)晚期其他特点：甲、陶鬲与大口尊增多。乙、有大量骨制品、半成品、铜渣与陶范[5]。丙、刻划记号，发现24种，绝大多数刻在大口尊内口沿上，疑为原始文字[6]。丁、有卜骨，原料为猪牛羊肩胛骨，多有灼痕，无钻，方法原始，与二里岗期下层文化相近。戊、遗址中部有夯土台基，面积约一万平方米，台基上有宫殿基址，长广各一百米。初步推测在中晚期之间，可能为汤都西亳[7]。

[1]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

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云：“二里头遗址自1959年春发现至1964年春先后发掘九次，揭露面积约8000平方米，约估遗址南北1．5、东西2．5公里。在此范围内，地势高亢，地下普遍有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早于郑州二里岗商代文化的二里头类型文化堆积层，其中部分地区厚达

三米左右，并有早中晚三个时期(1972年发掘又发现第四期)叠压的堆积层。出土大量石器、骨器、蚌器、陶器和少量玉器、青铜器等。此遗址文化层次清楚，内涵极为丰富，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与代表性。”

[2]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

1965年5期)。

[3]有些器形和纹饰可在河南龙山文化中找到其祖型与承继因素，如

澄滤器(?)、觚、瓮、豆、斝、直筒深腹罐，以及篮纹、方格纹、绳纹等。有些(少数)器形可在山东龙山文化中找到其祖型，如三足盘与鬹等。

[4]中期印纹盛行，多饰在陶器之肩腹部，有各式云雷纹、圆圈纹、

花瓣纹，丰富多彩。

[5]有铜铃在晚期或中期墓中发现。又有铜镞、铜刀、铜锥、铜条，

作者未说明时代，疑亦在晚期。(按1973—1974年发现两个铜爵属第三期，即此处所谓晚期，见考古所《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刊《考古》1975年5

期)

[6]刻记二十四种，形状有……等。这些记号的用意，我们现在还不

知道，或许是一种原始的文字。

[7]本《简报》云，夯土台基显分上下两层，是两次筑成，并经两次

利用。上层为红夯土层，其上发现宫殿基址，下层为花夯土层，尚未揭露，情况不明。但1974年《简报》(《考古》1974年4期)云一次筑成，因为用土不同，故夯土可以分出不同层次。此点说明极关重要。

1973～1974年，续作三次发掘，于晚期之上又发现一期。其发掘简报云：宫殿台基上面灰坑与灰层中之陶器，较第三期(旧称晚期)有较大变化，与郑州二里岗期亦有显著区别，故别定为第四期。如四期陶鬲，数量较三期明显的增多，而仍少于二里岗期；器形大口、长颈、瘦腹，亦与二里岗不同。陶簋，口部较大，圈足较高，型式较三期为多，但少于二里岗期，且不见二里岗期之广腹簋与直壁簋。四期不见三期常见之三足盘，可能即为陶簋所代替。尤可注意者，大口尊，三期口径小于肩径、二里岗期口径大于肩径，而四期之口径与肩径略相当，极见三个时期发展之联系‘坠[1]。此项看法已为一般考古家所接受，故今论二里头文化，皆分为四期。

[1]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

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4期)。

三

此类型文化，有为夏代文化遗存之可能性最大，兹亦从空间与时间两方面观察之。

就二里头类型文化之分布地域言之，在中原地区现已发现之遗址一百余处[1]。此诸遗址，大抵可谓有豫西伊洛流域嵩山之阳与晋西南汾水下游涑水流域两中心。豫西遗址之已发掘者，除偃师二里头与郑州洛达庙外，有洛阳矬李村、东干沟、东马沟、陕县七里铺(三门峡市七里桥)，渑池鹿寺，偃师高崖、灰咀，巩县稍柴，荥阳上街，郑州□□（ka’la）王、董砦，临汝煤山，淅川下王冈等遗址[2]。其他如洛阳孙旗屯、南村、白湾，偃师夏后寺、沙沟、程氏沟、砦湾、孙家湾、西岗、景阳岗，巩县小芝田，登封告成镇、玉村、石羊关、八方村，伊川白元、南砦，宜

阳庄家门，洛宁坡头，嵩县瑶店村，临汝夏店，禹县阎砦、崔庄，及鄢陵、扶沟、商水等县，亦经调查，有所发现，而伊洛下游分布尤见密集[3]。山西西南已发现之遗址有永济东马铺头，解县阎家村，夏县东下冯、小王村，闻喜大泽村南及西，河津庄头、燕掌，稷山西社，新绛礼郭、泽掌，襄汾清渚镇、单家庄、上鲁、南大柴、陈郭、刘村、南村、下梁，侯马(市)西阳呈，曲沃安吉、卫村、里村东沟、东白壕，绛县赵村，翼城天马、感军、张桥、西王、北木板、西石桥、苇沟、古暑，临汾大苏、小苏，凡35处[4]。就中东下冯、东马铺头、感军村皆经发掘，东下冯不但出土遗物丰富，且直接压于二里岗商文化层之下，可为此一地区二里头文化之代表[5]。此外陕东之华县亦发现遗址一处[6]。

[1]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组975年豫西考古调查》(《考古》

1978年1期)。

[2]洛阳矬李村，见洛阳博物馆：《洛阳矬李遗址试掘简报》(《考

古》1978年1期)；东马沟，见洛阳博物馆：《洛阳东马沟二里头类型墓葬》(同上)。东干沟，见考古所洛阳发掘队：《1958年洛阳东干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10期)。七里铺，见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陕县七里铺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渑池鹿寺，见河南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鹿寺商代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64年9期)。偃师灰咀，见同队：《灰咀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59年12期)。郑州旭旮王、董砦，见河南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旭备王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3期)。

荥阳上街，见河南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上街商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6年1期)，今属荥阳县。煤山，见洛阳博物馆：《临汝煤山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75年5期)。余见《新中国考古收获》，及考古所洛阳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5期)；殷玮璋：《二里头文化探测》(《考古》1978年1期)及最近出版之《商周考古》第一章；《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274页。

[3]登封告成镇、石羊关及禹县两地，见考古所洛阳工作队：《一九

七五年豫西考古调查》(《考古》1978年1期)。鄢陵、扶沟、商水等县，见《考古》1965年2期所载调查报告。余详注[2]所列考古所洛阳工作队与殷玮璋两文及《商周考古》第一章二里头文化遗址图。此图不记商水，但有豫东商丘、虞城、夏邑、永城四县，豫南信阳一市，又有湖北黄陂一县。但《商周考古评介》(《考古》1980年4期)云豫东几处目前并未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故今不取；信阳、黄陂亦姑从慎不收。

[4]山西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详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

队：《晋南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80年3期)。此文极重要，前有晋南二里头文化遗址分布图，末附三十五处遗址登记表，本段纲文即据此图表所写，地名多为村庄名称，图中详示各村之地望，尤为可贵。就中阎家村，表属运城县解州公社，实是解县境。《商周考古》15页所刊二里头文化遗址分布图，运城、解州各一处，盖误植。

又此诸遗址，又可参看山西文物委员会：《山西省十年来文物考古新收获》(《文物》1972年4期)；考古所山西队：《晋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和商代遗址的调查发掘》(《考古》1962年2期)；间有稍详记述。

[5]东下冯考古队：《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东区中区发掘简报》(《考

古》1980年2期)；及注[4]所揭《晋南二里头文化遗址调查与试掘》、

《晋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和商代遗址调查与发掘》。

[6]陕东华县，仅见于《商周考古》15页所刊二里头文化遗址分布图。

再就此类型文化之时代言，不但其相对年代在“河南龙山文化”之后，而且是由“龙山文化”直接发展所形成，此由遗址文化层之叠压关系已可判知[1]。近数年来，由于碳十四测验技术之应用，加以树轮年代之校正，中原一系列文化之绝对年代已可得科学之初步验证。在此一系列文化之绝对年代中，“二里头文化”之时代约开始于纪元前12000年前后，因为第一期文化已有三个碳十四测定经树轮校正之数据，分别为纪元前2010(洛阳矬李)、前1920、前1900(皆偃师二里头)年前后，三个数据连续相接近，应无大差误。至于其终结时间，虽尚不能绝对确定，然就目前已知之数据言之，其第四期文化约在纪元前1700一前1600年前后[2]，殆亦为平实之论也。

[1]《新中国考古收获》云，“河南龙山文化”经常直接压在商代早

期文化之下层。又云经调查证明，“洛达庙类型文化”在地层上是介于商代早期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之间。此两语并不矛盾。盖“河南龙山文化”与“早商文化”分布皆较广，而“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则较狭，故有些处“龙山文化”后紧接有“早商文化”，有些处“龙山文化”

后，紧接有“二里头文化”。如考古所《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5期)云，洛阳东干沟与郑州洛达庙两遗址之“二里头类型文化”层下，皆压有“河南龙山文化”之灰坑，二里头遗址之部分地方有二里岗期(早商文化)灰坑打破“二里头类型文化”层之现象。此即为明证。其后洛阳博物馆发表之《临汝煤山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75年5期)云文化层分为四期，最底层为第一期文化。就文化内容言，已由“河南龙山文化”蜕变，而开“二里头类型文化”第一期之端绪，但仍属于“河南龙山文化”之范畴。第二期文化，是第一期之延续，属于“二里头类型文化”之早期即第一期遗存，第三期文化属于“二里头文化”之中期，即第二期遗存。第四期为残石器与西周陶器。此次试掘最大收获是寻得“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类型文化”第一期之关系，证实了“二里头类型文化”是由“河南龙山文化”直接发展而来。最近洛阳博物馆续发表《洛阳矬李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8年1期)，云“矬李遗址文化堆积与临汝煤山遗址文化堆积大致相同。它再次证实了前文之同一论点。

[2]二十余年前，考古学家判断古代遗物之年代，实无科学之绝对标

准。1950年，W．F．利比(Libby)发明放射性碳素测验(碳十四)以测定年代之方法后，使世界史前考古学得到划时代革命性之进步。中国考古学应用此项新方法较迟，至1972年开始发布碳十四测定年代之结果，迄今数据已颇可观。西方新近又以美国西部古松年轮核对放射性碳素年代，证明碳素测定年代皆失之较晚，故所有碳素测定年代皆当修正。夏鼐根据1972—1977年考古研究所陆续发布之四批碳十四测定数据，附以树轮校正，作《中国考古资料碳十四年代表》(《考古》1977年4期)。

兹摘录其中关于中原新石器文化晚期之河南龙山文化遗址至商代遗址之数据，补以洛阳博物馆最近发表《洛阳矬李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8年1期)所见之一数据，及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所测定之夏县东下冯五项与“二里头类型文化”有关之数据(《文物》1978年5期)，列表如下：(半衰期值5730，距今年数以1950起算，[]中字为作者所加)

观此年代表，“二里头文化”第一期有三个数据(四、六、七)，最早者洛阳矬李在纪元前2010年前后，二里头遗址之两个数据亦仅迟此数十年，故“二里头文化”第一期之绝对年代当约在纪元前2000年前后。此三项数据虽较“河南龙山文化”已知数据之最迟者(洛阳王湾三期与安阳后岗)尚有三百数十年之差距，然洛阳矬李遗址之第四期文化与临汝煤山遗址之第二期文化始为“二里头类型文化”之第一期，两址之

更前一期即为“龙山文化”之最晚期(与王湾第三期略同)，而上下层

器物有前后承沿蜕变之关系(详注[1]”。故此前后两类已知之数据虽有三百年之距离，仍不碍“二里头文化”由“龙山晚期文化”直接发展而来之论点。再观二里头第三第四期文化各仅知一个数据(一四、

九)，而经测定之绝对年代早晚次序颠倒，此可能由于某种差误所引致。

夏鼐云，只有一系列基本一致之碳十四年代始有价值，而一两个孤零数据，就本身而论并无多大意义(夏氏前揭文)。持此原则以核上列“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其第一期或早期约开始于纪元前2000年前后应无问题，而第三、四期之两数据则不能视为准确年代。若第一四号二里头三期数据纪元前1450±155年为正，则第四期文化当在纪元前1400年前后之后，即“二里头文化”之终结当在纪元前1400年以后，若第九号二里头四期数据纪元前1625±130年为正，则“二里头文化”之终结当在纪元前1600年前后或稍后。而参之第八、一O、一二号三个相接近之二里岗早商文化之数据，年代皆在纪元前1600年前后，目今考古家已公认二里头第四期文化较二里岗早商文化为早(前文已说明)，故二里头四期不能迟过纪元前1600年，此即为第九号数据纪元前1625±130年较为可信之强证，故敢谓此文化之终结最保留之估计大约不能迟过纪元前1700一前1600年也。而《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4期)之作者，只根据上表中二里头第三期一个数据遽判断第三期相当于商代早期，自属错误，不足信。

四

自1921年中原仰韶彩陶文化发现之始，古史学者如徐中舒先生曾推测其为虞夏民族祖先之遗物[1]。经数十年之继续发掘研究，此一说法，自己早经推翻。20年前《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曾作一番新的推测云：

仰韶文化在地层上是处于最下层，年代与商代早期文化相距较远，且文化遗址分布也远远超出传说中夏代活动范围。就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来说，和传说中夏代的社会情景也不符合。因而它不可能是夏代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分布范围较广，而且经常是直接压在商代早期文化的下面，在年代上和商代比较接近。

从社会性质来说，河南龙山文化已是父系氏族社会，出现了贫富分化现象，与有关夏代社会的传说比较接近。至于洛达庙类型的文化遗存，经调查证明，它在地层上是介于商代早期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之间，在年代上可能与夏代晚期相当。因此，上述两种文化在探索夏文化中是值得注意的。[2]

此为当时最合理之推测，所谓“河南龙山文化”包括本稿前述之“庙底沟第二期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两期文化而言，可称为广义之“河南龙山文化”。《新收获》作者，此番推测，甚为审慎，盖其时尚无碳素测验之绝对年代数据可凭，而洛达庙类型文化之遗物，又具有浓厚之商代早期文化特征，故当时考古学者议论未定。有人认为“洛达庙类型文化”本身尚可分期，其上层较接近商代早期文化，可能为早期以前之商文化，其下层较接近“河南龙山文化”，可能是夏文化。有人则认为下层亦为商文化，更早之龙山文化才是夏文化[3]。

[1]见徐氏《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稍

后丁山又疑西阴村文化为夏代遗存，见其所著《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史语所集刊》第五本第一部分)。

[2]《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二章《奴隶社会》43页。

[3]同上44页。

1974年余撰讲义时，已发表之河南西北部新石器文化碳十四测验数据仅陕县庙底沟第一期、第二期及洛阳王湾第三期各一个，分别代表“仰韶文化”“龙山形成期文化”(龙山早期)及“龙山晚期文化”之年代，又从友人论文中得知此庙底沟二期碳十四数据之树轮校正年代，并参稽其他校正年代，推估此龙山晚期王湾第三期碳十四数据之校正年代最迟当在纪元前2400年前后[1]；从而推估较王湾三期之龙山文化为迟，较商代文化为早，而地域上又局限于河南西北部山西西南隅之“洛达庙文化”，非夏代文化之遗存莫属。盖古史传述中，夏代立国既约开始于纪元前2100一前2000年前后，上距王湾三期“龙山文化”时间已不远，而“龙山文化”与“早商文化”间现已发现者惟“洛达庙文化”，此种文化之风貌又上袭龙山，下启早商，显有承传之关系，且此类型文化已发现之地理区域，主要为河南西北部兼及山西西南隅，正为传述中夏人活动之中心地区，以时间配空间，故敢作此一大胆之推论也。至于洛达庙类型文化为商代最早期文化之说，则难以成立。盖所谓商代最早期文化者，若谓商汤伐桀以前，则至少洛阳、偃师、陕县及永济尚非商人所有，若谓在汤灭夏以后，则商之活动范围甚大，至少偃师以西非其中心区域，何以在此地区有商代最早期文化而较东之商代活动中心反无所发现耶?前考夏代自太康以后即中叶末叶，其流动中心在伊洛河济之间，此皆为“河南龙山文化”之分布范围，夏人以“河南龙山文化”为基础，发展成为“洛达庙类型文化”，遗留下来。夏商本为东西两个部落政权各自发展，及商汤兼并有夏，统一中原，而接受其文化，继续发展成为商代早期文化，故商代早期文化具有“洛达庙类型文化”之特征，诚不足异。所谓“殷因于夏礼”，此其一端耳。春秋时代之大势，“文化先进诸国为文化后进诸国逐次征服，同时文化后进诸国，虽逐次征服先进诸国，而亦逐次为先进诸国所同化。”[2]此前史事，如夏之与商，商之与周，盖亦可作如是观矣。

[1]当时已发表之碳十四数据，有考古研究所实验室之《放射性碳素

测定年代报告一》(《考古》1972年1期)，《报告二》(《考古》1972年5期)。发表数据总共仅二十余个，涉及河南西北部新石器文化者，仅三个数据，如下(距今以1965年起算)(尚无早商数据)：

陕县庙底沟第一期遗物距今5245±100年

(仰韶文化) (纪元前3280±100年)

陕县庙底沟第二期遗物距今4275±95年

(龙山早期) (纪元前2310±95年)

洛阳王湾第三期遗物距今3965±95年

(河南龙山文化) (纪元前2000±95年)

但读友人何炳棣之《周初年代平议》(《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一卷)，藉悉西方学人新近以美国西部古松年轮核对放射性碳素测验年代，证明碳素测定之年代均失之较晚，故所有碳十四之测定年代皆当作树轮修正，始能应用。考古研究所发表之两批碳十四数据皆未附树轮校正年代，故仍不能利用作为判断之标准。惟何文注一，根据古松年轮与碳十四测定年代之差异表，将中国新石器文化之几个已知碳十四年代作修正如下(修正年代各家说未全一致)：

(文化类型) (碳素年代) (修正年代)

一、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纪元前4115±110 纪元前4865±110

(距今6080±110) (距今6830±110)

二、陕县庙底沟第二期文化纪元前2310±95 纪元前2760±95

(距今4275±95) (距今4725±95)

三、淅川黄楝树屈家岭文化纪元前2270±95 纪元前2720±95

(距今4235±95) (距今4685±95) 就中第二项庙底沟第二期文化之碳素年代即上文已列之数据，则其修正年代自可直接利用。而王湾第三期即“龙山晚期文化”之碳素年代，何文并未列出修正年代。但据何文此三项修正之距今年代与碳素距今年代作比较，其增加之比率约为10．5％至10．7％。当时余将前列王湾第三期碳十四年代作最保留10％之修正，为距今4362±95年，即最迟约在纪元前2400年前后。今观夏鼐所制资料碳十四年代表，修正年代为纪元前2390±145年，深喜当时推估之相近。

[2]钱师《国史大纲》第四章《霸政时期》。

此为1974年绝对年代数据发表极少时之最可能平实之推测。近几年来，考古家以二里头遗址出土遗物远较洛达庙为丰富且具典型性，故改称此类文化为“二里头文化”。且对于此类型文化与夏商文化之关系，亦已有进一步之认识与推测。迄最近，主要有两种看法：一谓二里头遗址类型文化属于夏代；一谓其第一、二期属于夏代，第三、四期属于商代[1]。所以三期之宫殿遗基，或以为汤都西亳，或以为桀都斟鄩[2]。例如殷玮璋认为“二里头类型文化”之第一、二期，与二里岗早商文化显著不同，可能为夏代文化，或可说是夏代后期文化。第三期文化，陶器之器形与纹饰有显著转变，而与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相接近，但较早，疑第三期文化层之宫殿遗基为汤都西毫，二、三期间文化风貌之转变，即为汤灭夏建都之影响[3]。又如佟柱臣认为王湾三期与二里头一期相当于夏代，二里头三期为商代早期[引。而邹衡则谓汤都西亳即今郑州发现之商城，而“二里头类型文化”一至四期皆属夏文化[5]。此两种看法，以三、四期为早商文化者较占优势[6]。

[1]同为197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之《商周考古》(北京大学历史系考

古教研室编)与《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两者即有不同之意见，可为两说之代表。前者以二里头文化全属夏代，郑州二里岗文化始为早商文化；后者以为前两期属夏代，后两期属商代。

[2]考古所洛阳工作队：《1975年豫西考古调查》(《考古》1978

年1期)序言及结语。

[3]殷玮璋《二里头文化探讨》4页，(《考古》1978年1期)。

[4]佟说见所著《从二里头类型文化试谈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

(《文物》1975年6期)。文云：夏文化的年代断限，有两个碳十四测定数据。一是二里头一期蚌片，测定距今3585±95年，即纪元前1620±95年，树轮校正年代范围是纪元前2080～前1690年。一是洛阳王湾三期七九号灰坑的木炭，测定距今3965±95年，即纪元前2000±95年。据《竹书纪年》，夏代积年约当纪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十六世纪。上列两项测定年代均在夏积年之内，故王湾三期与二里头一期均相当于夏代。耕望按此谓二里头一期之年代数据在夏代积年之内，是也；谓王湾三期亦在夏代积年之内，则非。因为碳十四测定年代皆须经树轮校正，佟氏用二里头一期年代，取树乾校正，而用王湾三期年代只取碳十四测定数据，未取树轮数据。据上表，此一碳十四测定数据经树轮校正为纪元前2390±145年，则在夏代积年开始之前三百数十年，故王湾三期只能视为龙山

晚期，不是夏代文化。

[5]邹说见其所著《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文物》1978年2期)。

其注二云有《夏商周文化研究》一书，其第三篇《试论夏文化》，尚未出版。

[6]注[5]所揭邹衡文之注一云：“二里头文化目前已分为四期，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第三、四期为早商文化。”观最近考古家之意见诚有此倾向。

按此两说，不论何者为正确，但双方之立论依据似皆不甚切当。何者?殷文主要依据为陶器器形与纹饰风格，次为汤都西亳之传统说法在偃师[1]。邹说之详尚未发表，但其主要依据只建立于汤都西毫在郑州、不在偃师之一观点上[2]。

[1]殷文虽提到“从地层迭压关系和放射性碳素测定数据，知道

二里头文化时代，相对地比商代二里岗期文化要早。”但主要分析只在器形与纹饰作风之比较，认为第三期文化有显著变化而与二里岗早商文化相近。又就遗迹言，“三四期地层中某些遗迹也跟二里岗期商代文化的同类遗迹相同或相似。如这两期的陶窑之结构形制与郑州铭功路商代陶窑相近；用草拌泥制作的铸铜坩埚，和郑州南关外、紫金山出土的坩埚一样；经过整治的卜骨和钻后灼的方法，也同二里岗期出土的一样。”又恰巧第三期有大规模宫殿遗基，与汤都西亳在偃师的传统说法相应，遂以为三、四期文化似属早商文化。

[2]邹衡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注二，云有《夏商周文化研究》一

书，其中第三篇试论夏文化，“认为二里头文化第一、二、三、四期都是夏文化。”其书虽尚未出版，但据此注，其结论已明。且邹氏在其《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中首云：“所有主张二里头文化是商文化者，都依靠一条最主要的证据，就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所在地是成汤所都的西亳。我们主张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其主要依据之一，就是成汤所都在郑亳。目前关于夏文化的讨论，意见所以分歧，关键就在这里。”此已标明其立论之依据。[按邹氏《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已出版(文物社)，可参看]

其实二里头三四期文化之风貌与二里岗文化相类似，以及汤都之毫是否在偃师，皆不能视为最主要坚强之依据。盖二里头第三、四期文化与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风貌之相似，而较早，若如殷说，视前者为商初汤都西亳时孕育之文化，其后发展为二里岗早商文化，固无不可；但若认为夏代在二里头发展到三期或四期，其后商灭夏，接受其文化，更发展为二里岗期文化，亦无不可。盖此类情事，只有相对性，非必有绝对性。更明白言之，夏商文化未必各限于某种面貌，而文化之发展更不必与朝代兴亡有同一之断限也。况据二里头各发掘报告[1]，一、二、三、四期以次发展而来，第三期文化亦只见内容丰富，且有规模甚大之宫殿遗基，并未显示惟二、三期间转变最大。殷文强调二、三期间之大转变，实乏显著之证据[2]，不无牵就汤伐桀灭夏都西毫以成其说之嫌。且纵然二、三期间之转变特大，亦只有在绝对年代与汤之立国时代相契合之条件下始可作如此推测。至于汤都西亳在今偃师之说，不论是否可信；即令正确，且实即在今之二里头，倘此宫殿遗址之绝对年代在汤建都之前或建都之后，岂一定能死执其必为汤都耶?至若邹氏认为汤都在郑州之商城，即以此为二里头一至四期文化皆属夏文化之一主要依据，此更轻率之论，不合逻辑者。盖汤都是否在今偃师与

偃师二里头文化是否属商文化乃两回事，汤都在郑州不在偃师，仍不碍二里

头文化之为商文化也。

[1]主要者为考古所洛阳发掘队：《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

古》1965年5期)；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4期)，及《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5期)。

[2]《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且谓“二里头遗址三期文化

与二期文化相近；与一期差别明显”。可见殷文谓二、三期间转变较大，未必可信。

个人认为，此问题最主要者仍当从空间之地理区域与时间之绝对年代两

方面参合观察之。前论河南西北部与山西西南部为夏代地理区，直至夏末桀

王之统治，仍领有伊洛流域且建都于洛汭斟鄩。此点非余私见，亦为近代考

古家所共同承认者[1]。则偃师地区，迄夏代末年仍属夏之疆域无疑。而夏

代建国约始于纪元前二十一世纪，亦无异说，则夏代灭亡，商之代夏，要不

能迟于纪元前十六世纪。前论“二里头文化”之绝对年代，其第一期文化约

在纪元前2000年前后，可信无大误差，此正传统史书所记夏代之前期乃至初期，何得信口谓为晚期耶?此殆不过以圆其三、四期为商代文化之说耳!抑或

惑于王湾三期文化为夏代文化之说耶?此更过分疏率之论矣[2]!至于三、四

期文化之年代虽目前碳十四测验之数据不够，尚难作极肯定之判断。然参稽

各方面数据，其第四期最迟约当在纪元前1600年前后，属夏属商诚为难定。

然由此可略推知其第三期似当在纪元前1700年前后，则应属夏代无疑矣。然

仍当俟科学测验之数据以定之。此外，讨论此项问题，复当注意二里头遗址

以外之其他“二里头类型文化”遗址，其文化风貌(近于第几期)与绝对年代，皆大有助于第三、四期究属夏代抑属商代之判断也[3]。然此问题之最大困

难仍在古籍记载商年之两项数字有约一百年之差异，此最不易论定，亦可谓

无法作绝对可信之论定者!

[1]目前在《考古》、《文物》等杂志中发表报告与论文涉及夏文

化之所有作者，皆承认夏代地理中心在今河南西北部，无一提出异议者。

[2]佟柱臣以王湾三期为夏文化。其行文用证之粗率，实令人吃惊!

已详上文注[4]引佟说时所作之批判。

[3]现在在河南西北部，山西西南部，所发现之“二里头类型文

化”，已判断其所属期别者，就余所知，临汝煤山与洛阳矬李为第一、第二两期，分别见于《临汝煤山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75年5期)、《洛阳矬李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8年1期)；洛阳东马沟为第二期，见《东马沟二里头类型墓葬》(《考古》1978年1期)；1临汝柏树圪挞、禹县崔庄、登封北庄皆为第一期，登封石羊关为二期、三期，见《1975年豫西考古报告》(《考古》1978年1期)；夏县东下冯遗址有中期(二期)灰坑，见北京大学历史系《碳十四年代测定报告》续一(《文物》1978年5期)。大抵早期为多。早期应属夏代遗迹无疑，希望将来能就遗物作碳十四测验判定其绝对年代。若各地“二里头类型文化”皆属早期，则对二里头遗址第三、四期之属夏属商，在判断上无很大影响，若各地“二里头类型文化”遗址之面貌上有三、四期者，而绝对年代较二里头遗址或早或迟，则对于三、四期遗址之判断当大有影响。

本文既脱稿，得读张光直近著《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上的一个关键问题》，重提商人源于东方之可能性[1]。按此说本为传统文献之旧说，但为“二

里头文化”发现后所搁置，惟唐兰于1973年尚持旧说[2]。张氏综合过去数年在山东苏北新发现之考古资料，取与安阳郑州殷商文明相对勘，发现殷商文化有不少极重要之特征不见或罕见于“河南龙山文化”者[3]，可以很清楚的在大汶口文化中找到其祖型或原型。如殷商大墓之形制特征，与龟甲的使用，即为显例[4]，因此他认为殷商文明与东海岸文明仍当有密切关系。盖殷商文明一方面固可追溯到晋南豫西之“二里头文化”，甚至可进一步追溯到“河南龙山文化”；但其某些重要成分[5]，显然起源于东方。故从目前已有之考古资料观察，只有一个简单合理之解释，即二里头类型文化，基本上是夏文化，不是早商文化；其末期或郑州商城初期始为殷商文化，但已接受夏文化的影响，至于真正之“早商文化”或仍埋在豫东鲁西地下，有待将来的发现。按此为一项合理解释，使各方面考古资料都能讲得通，且能与文献资料相契合，亦有助于“二里头文化”为夏人遗迹之论证。

[1]文刊《沈刚伯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1976年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2]唐兰《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文物》197年7

期。

[3]当补“亦不见或罕见于二里头文化者”，但原文未明说。

[4]张文列举五项重要特征：㈠厚葬；㈡木榔及二层台；㈢龟甲；㈣干

陶器形制与白陶；㈤骨匕骨雕、绿松石嵌镶及装饰艺术中的纹样。

下文就此五点逐一说明，可参看。

[5]原注：这些重要成分，绝大部分与统治阶级的宗教、仪式、生活和

艺术有关。

从二里头文化浅谈中国国家的起源问题

从二里头文化浅谈中国国家的起源问题 摘要：徐旭生先从文献资料考证了“夏氏族或者部落所活动的区域”，并从实际考察中于1959年发现了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由于遗址范围广大, 文化内涵丰富, 文化面貌比较新颖, 当即引起有关当局重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是年秋季即对遗址进行发掘, 工作迄今愈50年。本文试在运用二里头近期的考古发掘材料与古代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对我国的国家起源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关键词：二里头遗址夏文化国家起源都邑 早在20 世纪中叶,范文澜根据《竹书记年》中的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1 ] 。徐旭生先从文献资料考证了“夏氏族或者部落所活动的区域”，并从实际考察中于1959年发现了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由于遗址范围广大, 文化内涵丰富, 文化面貌比较新颖, 当即引起有关当局重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是年秋季即对遗址进行发掘, 工作迄今愈50年。本文试在运用二里头近期的考古发掘材料与古代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对我国的国家起源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一从文献中解读关于夏王朝的定位问题

在很多古代文献中都有关于夏王朝的描述，《尚书》、《左传》、《国语》、《诗经》、《礼记》、《竹书纪年》及先秦诸子中都有一些关于夏王朝的记载。虽然记载琐碎零星，但通过对其中的整理，我们可以比较清晰的的到夏王朝是当时一个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个地区就是黄河、伊河、洛河的交流处，现在河南省西部。 《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 融降于崇山。”韦昭注“融, 祝融也, 崇, 崇高山也夏居阳城, 崇高所近”此阳城即今为登封告成镇, 在篙山的南面, 二里头遗址的东南面。1977年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发掘告成王城岗遗址时, 发现两座东西并列的小城堡基址, 可能 即为夏代初期的禹都阳城, 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逸周书·度邑解》自洛呐延于伊呐, 居易无固, 其有夏之居。”二里头遗址位在伊、洛两河之间、洛阳平原的东部与文献记载是恰相符合的。《吕氏春秋·音初篇》“有帝孔甲于东阳贫山”的传说。《水经注》河水,于盟津今孟津后引其文, 又注之曰“皇甫谧《帝王世纪》以为即东首阳山也。”东首阳山, 在二里头遗址之北, 相距约公里。《史记·封禅书》“昔三代之君, 皆在河洛之间。”《史记·夏本纪》正义“《尚书》云‘太康失邦, 兄弟五人须于洛呐。此即太康之居近洛也。”古本《竹书纪年》“后架伐眠山??而弃其元妃于洛。”二里头遗址位于洛河边上, 与文献记载是相符合的。《史记·吴起列传》,’夏果之君, 左河济, 右泰华, 伊胭在其南, 羊肠在其北。”二里头遗址的位置正在此范围之内。《史记·夏本纪》正义引臣攒曰“《汲泉古文》“太康居斟, 翼亦居之, 梁又居之。”二里头遗

再谈二里头文化

再谈二里头文化 ——吉林大学考古系主任王立新 以往相关研究 王立新教授认为以往关于二里头文化来源的研究有三方面的局限性:首先是对文化来源的探索过于笼统，比如常有研究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河南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稍具体点的也只是说二里头文化是由豫西龙山或王湾三期文化发展而来的。 其次是受文化单线演进模式的影响太深，总想当然地认为任何一地的文化都应该是自古“一脉相承”的。 最后是只关心过程而不关心动因;比如大多数的研究只是从文化成分相似性的角度推测二里头文化来源于哪支文化，甚或怎样来的，而不回答为何会如此而来。 李伯谦先生在《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一文中曾经提出，二里头文化是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之后形成的夏文化，主要根据就是二里头文化中有一组来自山东地区的文化因素(《文物》1986年第6期)。该文不仅分析了二里头类型的形成过程，而且首次系统阐释了该文化的形成动因，是颇具启发意义的认识。 而邹衡先生则对此表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二里头文化中所含东方因素，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就已在河南地区出现，并非直接来自山东龙山文化。近年禹县瓦店等遗址的发掘，证明邹衡先生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关于夏文化的上限问题——与李伯谦先生商讨》，《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5期)。 那么，二里头文化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关于这个问题，王立新教授认为:探讨二里头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动因，首先要系统分析该文化分布区此前的考古学文化面貌。

随着新资料的层出不穷，人们不仅认识到过去所称的“河南龙山文化”实际包含了若干面貌不同、性质有别的考古学文化。就是以“王湾三期文化”统称的嵩山南北龙山时代晚期遗存，在文化面貌上也是存在着南北差异的。有人将其分称为王湾类型和煤山类型;有人则将其分称为“郑洛区”和“汝颖区”。 而王立新先生则赞成陈冰白先生的意见，认为分布于嵩山以北的王湾三期文化与分布于嵩山以南的煤山文化是性质不同的两支考古学文化。其间的差异并不是单个器类的有无，而主要表现在各器类在陶器群中所占的比重上。 比如在“王湾类型”中，第二期文化夹砂罐所占的比重为22.20%，夹砂鼎的比重则小于3%;而到了第三期文化，夹砂罐的比重则变为了31.68%，夹砂鼎则不存在了。在“煤山类型”中，夹砂罐所占的比例为13.70%，夹砂鼎则为22.50%。 在二里头文化的陶器群成分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王湾三期类型”和“煤山类型”不仅陶器群面貌存在鲜明差异，即使是在房址、窖穴的形式等方面也有重要差别。二者应分属与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 这样看来，二里头文化的主体陶器群就是由嵩山以南的煤山文化和嵩山以北的王湾三期文化相互整合而形成的。前述E群陶器中的多数器类也是在煤山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的旧有器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然也吸收了部分来自晋西南或关中地区的文化因素。 以往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新砦期遗存的概念(指新密新砦遗址的第二期遗存)，作为豫西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转变的过渡阶段。那么，何为新砦期遗存,为何会产生这类遗存,就是值得思考的关键问题。 绝大多数学者都将河南中西部地区龙山时代晚期遗存视为二里头文化的主源，这显然具有毋庸置疑的正确性。 但是，由于这些研究都将嵩山南北的龙山时代晚期遗存不加区分的看作是同一文化共同体，因而，由龙山期向二里头文化的转变只能被看成是一种单线渐进式的

如何理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作业

如何理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 姓名：于际都专业：水利水电工程学号：142002010229 对以下四个论述题的回答要作为一个附件，在线发送给我，时间截止 点是本课程第九周上课前。附件名称为：“考试”加上“你的名字”，如：考试张三。另请特别注意，第九周上课必须到课，并且将此考试 答卷打印好，写名字和学号交给我。 1、结合你看视频，对本课程的任意三节课的内容加以详述，说明哪 些地方使你印象深刻？为什么？（大约500字） 在第一节课中，翟学伟老师先提到了过去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 为的方法，是在各个学科中分散地进行研究。而老师则是进行了一次 整合，从精神、文化、伦理、美学等方面研究上述问题。其研究特点为：以社会科学的方式进入，以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作为基础。接着 又给我们梳理了本门课的十个专题。 随后就展开了第一专题的讲解。提到两大文明形态：农业文明和 工业文明。农业文明即乡土文明或称为农耕文化，是人与土地的关系，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晚清之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文明形态。而 工业文明指向的是现代化，是人与机器的关系，是生产资料极大交换 的市场经济。在现代化历程中，还不能说请当今的中国人具有那些稳 定的心理与行为。故而只能寻找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下中国人相对稳 定的心理与行为。

农业文明的本质特点是：人对自然的亲近；人对自然的顺应性，并对自然现象有敬畏之心；人的生活节奏及其方式跟随自然界的节奏和速度来变化；人的智慧在于调整人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因为在农业文明下，人所需的物质资料全部从自然中获取，人想控制自然但却能力有限，只能尽力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工业文明的本质特质：人远离自然，活在人造的环境中；人的大多数生活资料来自于大规模的工业制造；人不停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乃至破坏自然，让自然想人低头；人的生活自成系统，基本无需自然节奏的影响；人的自毁在于发明和制造，让自然中本来没有的东西，不可鞥的东西变成可能。从农业文明到现代文明，中国人正在从一种稳定走向另一种稳定，但目前处于过渡期的不稳定状态。 中国人在文明进程中的心态有四个方面：自从近代化依赖，开始有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晚清开始，向西方学习技术，办实业，继而学习西方政治与社会制度，最后大量接受西方文化思；整个过程体现了对落后挨打的焦虑，赶超的急迫心情以及洗刷屈辱的决心；迅速的工业化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成为时代的主题。而中国人在现代文明进程中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如农村空巢化，农业土地的侵占与侵蚀，生活环境污染严重，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产生了极大的社会问题，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个人偏好发生深刻的改变等。 这是本门课程的第一节课，印象尤为深刻。我对老师思考问题的方法和深度尤为赞服。老师不是拿教科书化的知识给我们讲解，而是提出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和观点，尤其是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本

浅析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浅析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儒道产生与百家争鸣；两汉时期的百家的罢黜与儒术的独尊；宋明时期理学的产生与发展；明清时期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和发展四个重要的阶段。从这四个时期的内容上看，以一贯之的都与儒学有关，于是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它对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影响深远，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同时，也是世界文明史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儒家思想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秦朝受到打击、西汉成为正统思想、宋明进一步发展、明清衰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思想不断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以完善自身，达到满足统治者维护统治的需要。作为统治者不管采取何种思想，都是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 一、“百家争鸣”思想的形成、主要成果及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思想领域异常自由和活跃的时期，几乎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此时的“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 第一，在经济上，井田制崩溃。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促使井田制走向瓦解；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 第二，在政治上，周王室衰微，士大夫崛起。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时代，各种力量在争衡、较量。对社会变革的现实发表不同的看法，提出改革时弊的各种方案，就必然会出现观点各异的现象；加上新的统治阶级还未有绝对的权威，人们的思想也就不受任何条框的束缚和制约，尽可以畅所欲言。 第三，在阶级关系上，“士”阶层的活跃和受重用。各诸侯国都想富国强兵，兼并他国，取代周天子的地位，因而特别地礼贤下士；“士”们也希望实现用自己的思想主张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愿望。 第四，在思想文化上，从“学在官府”到“学在民间”。私学的兴起，造就了一大批知识渊博和阅历丰富的文士，同时也为学术繁荣提供了舆论阵地。在社会上，一批以传播文化，发展学术为宗旨的社会力量被称为“诸子百家”。 “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读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的读后感

读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有感 通过一个学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并在课上听老师讲了很多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迁故事，使我对社会主义理论有了冰山一角的了解。老师多次提及梁漱溟先生，以及多篇梁先生的著作，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这篇听课体会是基于对梁漱溟先生所著《中国文化要义》的略读，简要写出的读后感。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中国文化要义》是梁漱溟先生的代表作，被誉为中国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比较的经典作品。在书中, 他以“人生态度”作为文化的核心内涵,全面分析了造成中西不同人生态度的决定因素——社会结构,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西方社会则个人本位、阶级对立。由于中西不同的社会结构遂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表现为理性与理智、非宗教与宗教。肯定了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指出中国文化未来应走之路向是接受西方社会的科学与民主之用，来滋养中国文化理性之本。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先生认为中国的十四个特征是：一、广土众民。二、偌大民族之同化融合。三、历史长久，并世中莫与之比。四、知识、经济、军事、政治皆非中国长处，而又有不知为何的力量使中国有以上之成功。五、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六、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七、中国人的家在其社会组织中、实际生活中，特见重要。八、中国学术不向着科学前进。九、即以民主、自由、平等一类要求不见提出，及其法制之不见形成。十、道德气氛特重。十一、中国非一般国家类型中一国家，而是超国家类型的。十二、中国文化自东汉已降为无兵的文化。十三、“孝”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十四、隐士与中国馆文化的相当关系。梁先生说：“人生态度之不同, 实为其文化不同之根本”。文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价值观的问题, 也就是关于人生的学问,在这点上,梁先生抓住了文化观中最本质的东西。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社会以伦理本位,而西方社会是个人本位。社会最基本的构成部分是团体、家庭和个人, 三者在社会中位置轻重不同就形成不同的社会构造, 在这一点上, 中西社会俨然不同。在中国, 家庭处显然的位置, 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则轻松若无物;而在西方, 团体和个人是两个实体,家庭几乎为虚位。中国因重家庭演成伦理本位的社会,西方则因团体生活形成个人本位的社会。中国因伦理而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与之情,义务关系;西方社会个人本位形成相对和权利关系。社会生活上, 中国人将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或情谊关系社会化,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纽带;西方人会自觉地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整个社会的运行全凭法律。 中西文化歧异的起点是在宗教的有无。在梁漱溟看来，“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彼此原都不相远的。但西洋继此而有之文化发展，则以宗教若基督教者作中心;中国却以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作中心。后此两方社会构造演化不同，悉决于此”。梁漱溟先生认为，虽然在人类文化的早期，东西方都由宗教开端,但此后却有极大的不同:西方由基督教开出集团生活;中国由周孔教化开出家庭生活。在西方社会, 人们组织纪律观念、国家观念都十分的强烈。而中国从周孔以后,文化的中心便转到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上,以前祭天祭祖等等宗教形式只构成周孔教化的一个条件。他由此得出:西方的集团生活，是由基督教开之;中国的家庭生活,是从周孔教化而来,从而形成了宗教与非宗教两种不同的文化。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早熟”的表现是“理性开发过早”。“而中国缺乏宗教，又由于理性开发之早;则理性是什么，自非究问明白不可。以我所见，理性实为人类的特征，同时亦为中国文化特征之所寄”。中西人际关系之差异表现在于“不调谐”与“和谐”。儒家伦理对调节人际关系的“和谐”起有调节作用。 梁漱溟从中西社会的异质结构出发,探讨中西文化的价值差异,这一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原

4.3 二里头文化与认识夏史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人教版] 第四单元二里头文化的探索 第3课二里头文化与认识夏史 知识目标 1.了解二里头文化研究在夏史文明探索中的作用。 2.了解如何运用文献中的资料与考古成果研究二里头文化与重新研究夏史。 3.掌握一些重要概念：年代标尺、积年和夏文化。 能力目标 . 通过二里头文化研究对夏史研究的推动作用，培养学生探究历史之谜，了解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基本常识，增强历史感，培养质疑精神和创新意识。 情感目标 1.通过掌握近年夏文化研究成果，更全面地了解中华五千年文化史，培养民族自豪感。 2.培养学生在学习生活中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 3.引导培养学生对古代文明的向往和珍惜之情。 教学重点 二里头文化的探索使夏史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教学难点 考古成果与文献资料在认识夏史中的重要作用。 教学方法

归纳法、问题探究 教学过程 本课教材在初步了解二里头文化遗址发掘情况的基础上，向学生介绍了二里头文化研究在夏史文明探索中的作用：二里头文化的探索使夏史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二里头遗址是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二里头文化分期研究是建立夏年代标尺的基础；考古成果与文献资料在认识夏史中的重要作用。 本课引言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报告中的一段描述开始，提出了与本课中心内容相关的问题，并指出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了能提高学生的兴趣，可从国务院于1996年决定实施并将它列为国家“九五”重中之重的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进入新课内容。先介绍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缘起：中国古代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独立起源的古代文明之一，中国文化渊源流长，从未有过中断。从我们的古籍文献中，可以看到“骄傲”的历史——中华文明肇始于伏羲，而兴盛于黄帝，接下来便是尧舜禹、夏商周，三皇五帝、三坟五典。如果再向前追溯，还有燧人氏（暗示已会使用钻燧取火）、有巢氏（暗示人们在树上结庐而居），这是多么遥远的历史，这似乎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不谋而合。但是，这一切，只是被限定在了古史的“传说时代”。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走向繁荣的时期，遗憾的是，这些历史竟没有一个确切的年代。古希腊、古埃及等几大文明的历史，在西方学者一百多年努力下，研究成果显著，古史年代历历在目。古埃及的年代可上溯到六千多年前，如要加上传说时代，还要延续更长。转回身再看看我们的历史：我国古史的确切年代，只能上溯到公元前841年，即西周共和元年。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有两千余年未建立起年代学标尺，对中国古代就没有这样一个公认的年表，这是一个很大的欠缺。如此会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的文明研究，缺少一个公认的时间尺度。另一方面，从社会效益的角度来说，对于我们民族的自尊心有影响。我们到底有没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究竟怎么样？这不是凭着我们的爱国热情所能解释的，而是需要科学的论证，我们要很审慎地进行科学研究。这就向中国的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填补这一段空白，完善这一年代学标尺。 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目的，是要将夏商周时期的年代进一步科学化，制定这一历史时期有科学依据的年代表，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再介绍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本情况：夏商周断代工程共涉及9大课题、30多个专题，而每一个专题都需要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科学的多学科联合攻关。直接参加工程的专家学者达170人，4位科学家被聘为首席专家。四位首席科学家，他们所从事的研究，代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四个大的门类：一个是历史学、一个是考古学、一个是天

人教版高中历史选修五 第四单元 二里头文化的探索 单元测试

人教版高中历史选修五第四单元二里头文化的探索 一、单选题（共15题；共30分） 1.中国古代有“禹铸九鼎”的传说，考古工作者在属于夏王朝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中也发掘了不少铜渣、陶范残片和铜镞、铜锥等。这表明夏王朝已进入了( ) A. 旧石器时代 B. 新石器时代 C. 青铜时代 D. 铁器时代 2.下图这件著名的青铜文物的朝代和出处是（） A. 新石器时代西安半坡 B. 夏代偃师二里头 C. 商代安阳殷墟 D. 商代，广汉三星堆 3.下图是二里头遗址平面示意图，对于进一步探索二里头夏朝文化遗址有效方法是（） ①进一步研究考古资料②研究《史记》等文献 ③研究《资治通鉴》等文献④研究先秦故事传说 A. ①②③ B. ①③④ C. ②③ D. ①② 4.在没有文字的时代，考古发掘就成为今天了解那段历史的最主要方式。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了用于盛酒的青铜酒器，这说明（） A. 早在公元前3000年，中国人就掌握了酿酒技术 B. 商朝的青铜铸造工艺相当发达 C. 夏朝的农业耕作水平日趋成熟 D. 酒已经成为当时人们普遍的饮品 5.二里头遗址的墓葬呈现出不同的埋葬方式，这说明死者生前( ) A. 社会地位存在贫富差异 B. 社会地位存在等级差别 C. 生活习俗存在差异。 D. 宗教信仰存在差异

6.“崤函帝宅，河洛王国”，洛阳自古被华夏先民认为是“天下之中”，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曾经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下列有关古代洛阳商业发展的叙述比较符合史实的是（） A. 二里头（今洛阳境内）发现商代的“贝”，表明其在商代开始出现商业活动 B. 隋朝时期的洛阳商贸经济十分发达，商业活动不再受官府统一监管 C. 唐朝洛阳“商贩贸易，车马填塞”，说明其商业活动完全突破市的界限 D. 北宋时期的洛阳商店、酒楼随处可见，商业网点已同居民区紧密结合 7.我国发现最早的宫殿遗址是哪里？（） A. 二里头 B. 半坡 C. 河姆渡 D. 北京故宫 8.在河南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掘出了一些青铜器，主要有小型青铜器，但也有青铜礼器——爵，这表明当时的中国（） A. 处于“公天下”时期 B. 进入“家天下”阶段 C. 确立了“封邦建国体制” D. 形成“内外服”制度 9.下列对夏、商、周三朝都城位置的表述，正确的是（） A. 都在今天陕西省的境内 B. 都在关中地区 C. 都在今天河南省的境内 D. 都在今天的黄河流域 10.1955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在论及古史辨运动和中国考古学创始之初的情形时说：“如果你对尧舜的盛世给予过多的颂赞，好吧，拿出你的证据来。如果你论及公元前3000年大禹在工程上的伟绩，证据也得拿出来。我们得先记住，在这种怀疑的精神之下，单纯的文字记载已不复被认为是有效的佐证了。”这段材料强调在远古史的研究中应重视( ) A. 历史传说 B. 文献资料 C. 史学探索 D. 考古发掘 11.可以从中判断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存在等级差别的有( ) ①墓葬的形制②墓葬的朝向③随葬品的数量④随葬品的种类 A. ①② B. ③④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12.夏朝的都城据说是阳城，但是阳城在哪里，没有定论；商朝的都城最初也是搬来搬去的，后来商王盘庚将它稳定下来，都城在（） A. 二里头 B. 殷 C. 朝歌 D. 商 13.至今仍有史学研究者质疑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

2017《心理、行为与文化》考试答案

《心理、行为与文化》期末考试 (为了方便大家查找答案，已将正确答案标红；下载文本后，用WPS或office 软件打开，利用里面的查找功能，将试题复制粘贴，点击查找，可快速找到答案）一、单选题（题数：50，共 50.0 分） 1“一方面不要求回报的付出，另一方面可以不考虑还报的接受”是下面哪一类型交换的特点？（） A、雇佣型交换 B、交易型交换 C、信用借贷型交换 D、单惠型交换 2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中，被称为“天伦”的关系不包括（）。 A、父子关系 B、兄弟关系 C、夫妻关系 D、君臣关系 3心理文化学派认为，（）是人类人生中最重要的集团。 A、自由结社 B、宗教集团 C、亲属体系 D、次级集团 4中国人的亲属关系形状是（）。 A、点状 B、矩阵状 C、放射状 D、网状 5以下说法不正确的是（）。 A、中国人身上有沉重的人情负担 B、中国人有强烈的义务感

C、中国人倾向于逃避人情 D、人情负担过重会带来负面影响 6《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作者是（）。 A、哈耶克 B、卡尔.马克思 C、萨特 D、托克维尔 7以下不属于文明造物的是（）。 A、物质造物 B、社会造物 C、观念造物 D、情感造物 8中国家庭推崇的形式是（）。 A、大家庭 B、小家庭 C、组合家庭 D、混合家庭 9“基本人际状态”一说的提出者是（）。 A、泰勒 B、弗洛伊德 C、滨口惠俊 D、许烺光 10对伦人主义价值观的表述中，不正确的一项是（）。 A、孝是伦人亲属关系的主旨 B、价值观是基于人的相互性而定的

C、推崇仁、义、礼、信 D、价值观是基于人的个体性而定的 11许氏假说的重点是（）。 A、分析人类意识 B、从亲属关系研究国民性 C、次级集团的研究 D、家庭主轴及其属性分析 12集团按其复杂程度可以分为下面哪两类？（） A、初级集团和高级集团 B、中级集团和高级集团 C、初级集团和次级集团 D、高级集团和次级集团 13家庭的功能不包括（）。 A、生育功能 B、生产功能 C、补偿功能 D、消费功能 14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人类最高层次的需要是（）。 A、安全上的需要 B、尊重的需要 C、自我实现的需要 D、情感和归属的需要 15文化限制（满足）人的需要所需三系统不包括（）。 A、输出输入系统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高考真题专题

考点1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60分钟，100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20小题，每小题3分，共60分） 1.(2010?海口高二检测）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包含了大量社会和谐的内容，强调天人和谐、人我和谐、君民和谐、身心和谐。其中体现“人我和谐”思想的是（） A．天人合一B．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C．民贵君轻D．修、齐、治、平 【解析】选B。本题主要考查理解能力，“人我和谐”是指人际关系的和谐，A、C、D三项分别是天人和谐、君民和谐、身心和谐，B项体现了人际关系的和谐。 2. 史载汉初曹参为相时，任官选用不善辞令的忠厚长者，而对追逐功名利禄之徒一概不用；省事节用，量刑从宽；对下属不苛察细过，虚怀自持。这种施政思想符合（） A．儒家学说B．墨家学说C．法家学说D．道家学说 【解析】选D。本题考查分析理解能力。汉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采用黄老思想治理国家。材料体现了黄老思想的“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简化事情，不用权谋。 3．(2010?泰安模拟)18世纪的启蒙学者，从中国的文化中，悟出了一个道理：政府的目标是人民的幸福，如果背离这个目标．人民就会造反和革命，直至把它推翻。下列思想不能体现这一道理的是（） A．民贵君轻B．君舟民水C．为政以德D．君权神授 【解析】选D。本题考查理解能力和辨别能力。材料中所悟出的“道理”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A、B、C都是体现了民本思想，D项则为君主专制辩护。 4.“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的统治在证明了法家思想确有效用的同时,还证明了儒家思想的正确——政府最终还是要依靠被统治者的默认。”这里说的“政府最终还是要依靠被统治者的默认”所反映的思想与下列思想主张相吻合的是（） A．制天命而用之B．“民贵君轻”，统治者应当实行“仁政”C．兼相爱、交相利D．加强中央集权，防止人民反抗 【解析】选B。本题考查理解能力和迁移应用能力。材料中“政府最终还是要依靠被统治者的默认”是指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它为各代人民所接受，也被统治者所采用。 5．（2010?莆田高二检测）从孔子提出“仁”到孟子主张“仁政”，再到荀子强调“仁义”，儒家思想的早期发展始终贯穿的一条主线是（） A．从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入手描绘设计一个礼乐文明社会 B．统治者要“仁者爱人”，被统治者要“克己顺服” C．依靠礼仪法制的教化规范，把小人变成君子，凡人变成圣人 D．从强调“三纲五常”入手构建一个大一统社会 【解析】选A。本题考查辨析能力。孔子主张的“仁”是强调个人道德修养；孟子主张“仁政”，要求统治者爱惜民力；荀子主张“仁义”，希望统治者施政时以德服人，从而建立一个理想的礼乐文明社会。 6. 董仲舒认为“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以下对这一思想的理解最准确的是（） A．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B．感叹人性本恶，呼唤王道 C．建议以礼人法，以法护法D．主张民性本善，君权神授 【解析】选D。本题考查阅读材料获取信息的能力。材料认为“民性”有“善质”，可见是主张民性本善的，而“立王以善之”是“天意”，体现了君权神授的思想。7．（2010?汕头高二检测）中国古代君主有颁布《罪己诏》的传统。其内容一般是君主反省

中国文化要义读书心得

《中国文化要义》读书总结 张士林 《中国文化要义》是梁漱溟所著的关于中国文化特征的经典之作，有人称梁漱溟为“最后一位儒家”，也有人称梁漱溟为“第一位当代新儒家”，但他自己，却认为更恰当的评价是说“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正如《中国文化要义》扉页所写“独立思考，表里如一”。正因为他被称作“儒家”，所以本书的从头到底无不透漏出儒家的文化色彩。本书因为成书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所以书中大多是半文言文，读起来还是比较晦涩，所以就粗略的谈一下自己读书所得。在本书中梁漱溟先将中国文化的特征罗出来，然后选取其中某一特点为研究入手，设法解释此特征的来龙去脉，前后左右的全方面论证，由此推出和解释中国文化的其它特点，最后将许多特征贯串起来，全都归结为第四个特征，即一种神秘的力量-----理性早启和文化早熟，认为中国的文化要义就在于此。 在书中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十四个特征是： 一、广土众民。 二、偌大民族之同化融合。 三、历史长久，并世中莫与之比。 四、知识、经济、军事、政治皆非中国长处，而又有不知为何的力量使中国有以上之成功。 五、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

六、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 七、中国人的家在其社会组织中、实际生活中，特见重要。 八、中国学术不向着科学前进。 九、即以民主、自由、平等一类要求不见提出，及其法制之不见形成。 十、道德气氛特重。 十一、中国非一般国家类型中一国家，而是超国家类型的（罗素曾说“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从前中国人是以天下观念代替国家观念的。）。 十二、中国文化自东汉已降为无兵的文化。 十三、“孝”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十四、隐士与中国馆文化的相当关系。 本书的第二章开始探讨中国文化特征的由来，从中国人的家说起。梁漱溟认为家庭在中国人生活里之所以特重，并不能由冯友兰所提出的“生产家庭化”的生产方式就可以解释了，他认为经济基础并不能决定一切上层建筑。梁漱溟还进一步提出了“阶梯观”和“流派观”，即若把全人类历史作一整体看，则可以说人类社会是一直在进步的，然而各时各地却有着不同的发展程度。“世界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可能次第演出几个阶段”。 梁漱溟对比中西方社会，指出西方人是集团生活的，而中国人是缺乏团体的。梁漱溟认为宗教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都具有相似的社会形态，而自从西方以宗教立为国教后，便出现了超家族的集团组织来，因而形成了集团生活。再

2017心理、行为与文化答案

心理、行为与文化绪论已完成成绩：100.0分 1 【单选题】哪个学者提出应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A、顾颉刚 B、吴泽霖 C、吴文藻 D、费孝通 我的答案：D 得分：25.0分 2 【单选题】谁提出了“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 A、卢梭 B、柏拉图 C、孟德斯鸠 D、亚里士多德 我的答案：A 得分：25.0分 3 【多选题】下列选项属于这门课的学习目的的是（）。 A、了解“异文化” B、为研究国际关系提供文化视角 C、具备看穿他人想法的能力 D、探索人类行为的心理逻辑 我的答案：ABD 得分：25.0分 4 【判断题】 科学家还没有完全掌握关于人类的行为心理的知识。（） 我的答案：√得分：25.0分 心理文化学的发展脉络已完成成绩：75.0分 1 【单选题】谁是文化与人格学派的代表人物？（） A、马林诺夫斯基 B、布厄迪 C、弗雷泽 D、博厄斯 我的答案：D 得分：25.0分 2 【单选题】《菊与刀》对（）的国民性进行研究。 A、日本 B、中国 C、印度 D、韩国 我的答案：A 得分：25.0分 3

国民性研究的初始目的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我的答案：√得分：25.0分 4 【判断题】 《菊花与刀》不属于社会学倾向的研究著作。（） 我的答案：×得分：0.0分 心理文化学视角与文化的定义已完成成绩：75.0分 1 【单选题】下列哪一选项属于心理人类学的研究范畴？（） A、知觉和认知的文化差异 B、儿童的社会化问题 C、以上都是 D、人格与文化的关系 我的答案：C 得分：25.0分 2 【单选题】谁创造了人类学中的功能学派？（） A、许烺光 B、费孝通 C、鸟居龙藏 D、马林诺夫斯基 我的答案：D 得分：25.0分 3 【判断题】 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也包括人的身体进化过程。（） 我的答案：√得分：25.0分 4 【判断题】 世界上各种族群之间的差异不属于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我的答案：×得分：0.0分 文化与文明已完成成绩：100.0分 1 【单选题】文明的物质造物不包括（）。 A、运河 B、机械 C、道路 D、社团 我的答案：D 得分：25.0分 2 【单选题】文明造物不包括（）。 A、社会造物 B、物质造物

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_向桃初

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 向桃初 关键词:二里头文化文化传播南方地区KEYWORDS :Erlitou Cult ure Cultural Diffusion Sout h China ABSTRACT :T here have been several dozens of localit ies bearin g remains relat ed to Erlitou Culture found to dat e in the Yan g tze River Valle y or to its south.T hese rem ains can be divided into nine zones.B y anal y zin g the dates,cultural natures and zonin g s of t hese rem ains,w e can out line t he routes and dates of t he southw ard dif fusion of Erlitou Culture;how ever,the diff usion methods varied accordin g to t he times and back g rounds of their takin g p lace.The southw ard diffusion of Erlitou Culture st arted the new st a g e f or t he archaic cultures in South China to follow the rh y t hms of t he evolutions of the cultures in t he Central Plains in macroscopic or overall view s,and for the sout hern regions to be included into the his -toric syst em of China cent ered by t he Central Plains. 作者:向桃初,长沙市,410082,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考古2011年第10期o 研究与探索 第10期 #47(总911)#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二里头文化及其相关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经久不衰的热点,因为二里头文化的研究不仅关系到传世文献中的夏人或夏王朝,更关系到中国古代国家和政治文明的形成。近20年来,南方地区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与二里头文化相关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遍及整个长江流域甚至更广阔的区域。分析这些遗存的文化性质及其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关系,既有助于探讨南方地区夏商周时期古代文化的发展进程、特征及动因等,又可促进对中国古代文明及中华民族文化形成的研究。本文主要讨论二里头文化的南传。 一、南方地区二里头文化相关 遗存的年代与性质 本文/南方地区0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主要指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而/二里头 文化相关遗存0是指有与二里头文化/典型特征0相同或相近之遗迹和遗物,即包含二里头文化因素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依此,这类遗存的文化性质可以为二里头文化或其地方类型,也可以是其他考古学文化但包含有二里头文化的某些因素;年代既可能与二里头文化相当,也可能晚于二里头文化。有必要说明的是,本文关于二里头文化性质的认定采用邹衡先生的观点,即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均为夏文化[1]。 根据目前发表材料,南方地区所见与二里头文化相关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已达数十处,本文依文化面貌和性质并结合其自然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等将它们分为九个区(图一),各区代表遗存及其年代和文化性质等如下。 ?区:豫陕鄂交界地区,指汉水中、上游交接地区。包括豫西南、鄂西北和陕东南地

中国人的“茶品性”

文化产业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课程实践报告 课程名称：茶文化 任务教师：贺莹蔡清毅 姓名：关铖 学号：13号 成绩： 2013年7月24日

中国人的“茶品性” 茶与中国人的缘分最深，文化最相近。单是一句家喻户晓的中国俗语：“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就可见茶在中国人心中的位置。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到处都能发现茶的影子，中国人休闲娱乐时要喝茶，会客交友时要喝茶，养生治病时用到茶，甚至祭祖时也必须准备茶，宁茶毋酒。生活习俗的积累已经将中国人的文化内涵与茶紧密相关，从而造就了中国人的“茶品性”。 有人将中国人的文化内涵，概括为“儒释道”三家。我觉得这形容是极好的，但不够，应该再加上法。因为中国久远的政治历史，法对国人的思想行为影响是巨大的。这样，儒的济世，道的自然，佛的禅机，法的规则，这四种文化要素共同组成了中国博大深远的传统文化，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民族性格。茶，这个中国人自古饮用的饮品，以它的自然之躯，甘美的色香味，繁杂的工艺制作，巧妙地与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法”四家的思想相适宜、相结合，为中国人所评鉴着、饮用着、欣赏着。从茶的特性中国人看到了自己文化的身影,甚至在现代茶联的集大成者在天先生归纳出八大中国茶德，即“康乐甘香，和清敬美”①。茶文化已经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内心，下面我就通过阐述中国人的“茶品性”，来揭示中国文化与茶文化的紧密的联系。 和睦为善。茶乃自然之物，欲品出茶味之精髓，必寻一处幽静和睦的境地为佳。又茶具有抗疲劳，降血脂血压等功效，多饮茶者造就心平气和之态。再加上亲朋三五成群，谈天说地，共品香茗，一团和气。茶带给中国人休闲宁静的场所，也带给中国人和睦为善的姿态。中国人讲究人在社会中应该“以和为贵”，虽然生活充斥着这样那样的各种矛盾，但总要和和气气，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中国人也讲究为善，通过自我的行善，来塑造良好的人际关系。福建地区的廊桥施茶传统，便是一个好的证明。这是中国人老祖宗的智慧，也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茶的历史久远，不得不猜想，茶对中华民族性格形成，具有较大的辅助作用。 重人伦，重友情。中国人受周朝宗法制和儒家的影响，对家族关系和朋友关系看得很重。而茶正好充当了一个媒介，对中国人的社会人际圈起到了巩固的作用。虽然比起酒来，茶的韵味不如酒之浓重。但酒多乱性，茶多提神，茶不但是滋润着中国人的口舌之感，更能够滋润人内心的情感，使得人与人间的交流更加频繁，联系更加亲密，因此中国人比起酒来，更愿意喝茶谈心。 淡雅闲适，追求完美。“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②饮茶自古以来便是文人雅士推崇的休闲活动，尤以宋朝为盛。人们在茶的原料，工具，泡制方法上追求完美，甚至将茶如人品分为三六九等，深入探究其自然之品性。钱穆先生谓:“品之高,必求之其质。……不顺乎茶之质,又何有茶之美。不顺乎人之性,又何由有圣德之成。”③因此可见，中国人在茶的各方面上追求完美，就是为了获得人性的通达，获得淡雅闲适之境。宋徽宗《大观茶论》以“雅静之韵致”一语,高度涵括品茗真趣。饮茶之风在中国的流行，一如英伦地区饮用咖啡的风靡，人们不单单是消费饮品，更是为自己的内心找一处港湾。现在总听人说中国人如何浮躁，我想这是片面的，饮茶的风气还在，中国人就不会陷入快节奏的时代漩涡中去。 先苦后甜。品茗时茶刚入喉味道稍苦，但过后口舌留香留甜，令人回味无穷。 ①《中国楹联报》2005年12月30日第2版刊载文章《茶味八德》，作者在天 ②唐《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作者皎然 ③《宋代理学三书随杂》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版,第112页，作者钱穆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一、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20周专题训练） 1、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影响深远，以岳飞、文天祥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民族英雄的价值观来自( ) A、法家思想 B、儒家思想 C、道家思想 D、墨家思想 2、西汉时，一大夫随汉武帝外出打猎，君主猎得一头小鹿，交大夫带回，路遇母 鹿，两鹿互相哀鸣，引起大夫的恻隐之心，便放了小鹿。董仲舒断曰：“中感母恩， 虽废君命，徙之可也。”即大夫胸怀母爱心情，虽有违君命，但也应减轻处罚。董 仲舒的断案体现了（） A、兼爱 B、以礼入法 C、存天理，灭人欲 D、致良知 3、一个时代的政治文明与同时代的思想文化密切相关，下列相关的叙述，不正确 的是（） A、智者学派的产生反映了雅典民主政治的繁荣 B、儒家思想的独尊导致了封建大一统局面出现 C、罗马法的发展完善与罗马疆域的扩展相关联 D、明末反封建民主思想折射出封建制度的衰落 4．“强调情感与理性的合理调节，以取得社会存在和个体身心的均衡稳定：不需 要外在神灵的膜拜、非理性的狂热激情或追求超世的拯救，在此岸中达到济世救 民和自我实现。”下列思想与上述评论最相符的是（） A．天与人不相胜B．修身齐家平天下 C．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D．治世不一道，变国不法古 5. 战国时“士”阶层日益壮大。依其主张，钱穆把他们分为“劳作派”、“不仕派”、“禄 仕派”、“义仕派”和“退隐派”。下列属于“劳作派”的人物是[（） A．墨子B．韩非C．孟子D．庄子 6．“强调情感与理性的合理调节，以取得社会存在和个体身心的均衡稳定：不需 要外在神灵的膜拜、非理性的狂热激情或追求超世的拯救，在此岸中达到济世救 民和自我实现。”这体现的是（） A.文艺复兴的人文追求 B.启蒙运动的政治理想 C.儒家的政治道德原则 D.道家的自然达观理念 7、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写到：“所谓真了解者，必神 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 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下列选项 对此理解正确的是①读史者应结合当时历史的特定环境感悟历史②对历史人物和 事件的评价应同情其所处环境③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应具有批判意识④研究 历史应神游冥想，充分发挥主观想象 A．①② B．①②③ C．①②④ D．②③④ 8．据学者考证，汉代已可种植反季节蔬菜，但当时有人认为这种做法违反自然节 律，会导致灾异。这种看法的理论根源在于 A．勤俭节约 B．天人感应 C．重农抑商 D．格物致知

《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重点要点整理

第一章绪论 一、此所云中国文化 1、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 国家政治，法律制度，宗教信仰，道德习惯，法庭警察军队等，都是文化 2、狭义的文化：文字、思想、学术、教育、出版等 3、文化的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 4、中国文化：是说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别于外来的文化而言；这亦就是特指吾中国人素昔生活所依靠之一切（特就其社会人生来讨论） 二、中国文化个性殊强 1、中国文化独自创发，慢慢形成，非从他受 2、中国文化自具特征（如文字构造之特殊），自成体系，与其他文化差异较大 3、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文化（四大文明古国），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 4、从中国以往历史征之，其文化上同化他人之力最为伟大，对于外来文化，亦能包容吸收，而初不为其动摇变更 5、由其伟大的同化力，故能吸收若干邻邦外族，而融成后来之广大中华民族。此谓中国文化非惟时间绵延最久，亦空间上之拓大亦不可及 6、中国文化在其绵长之寿命中，后二千余年殆不复有任何改变与进步，似显示其自身内部具有高度之妥当性、调和性，已臻于文化成熟之境者 7、中国文化放射于四周之影响，既远且大 中国文化之相形见绌，因外来文化之影响而变化，以致根本动摇，皆只是最近一百余年之事而已 三、试寻求其特征 1、为寻求中国文化之精神所在而做的工作 ①将中国文化在外面容易看出的、常被人指说的那些特异处，一一寻找而罗列起来 ②拈取其中某一特点为研究入手，设法解释它的来由。前后左右推阐印证，愈引愈深， 更进而解释及于其他特点。许多特征贯串起来，原都本于惟一之总特征，便是寻到了家 2、团体愈大，则团体中每一分子的责任感觉愈轻微；团体太大了，浸至于无感觉。若 分析之，又可指出两面：一面是感觉力迟钝，一面是活动力减低 3、中国文化的三大特征 ①广土众民（第一特征）有一种伟大力量蕴寓其中，但不知 ②偌大民族之同化融合（第二特征）为何（第四特征） ③历史长久，并世中莫与之比（第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