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侠义精神的理解

侠义”一词应该说是从武侠小说里引申出的一种精神，一种类似于“舍己为人”的精神,“侠义”从字面意思上便可看出它是一种抽象的思想表示，并非实物，而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热情。具体的，如劫富济贫，伸张正义等，这些都包含了“侠义”，“侠义”在小说中也许只是身怀绝技、武艺高强的江湖儿女的专利，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也同样存在这样的人物，雷锋也许就是代表。旧派武侠小说中,侠义在主人公身上体现的只是代表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往往不能包含所有临近民族或者说是兄弟民族,不能针对天下所有人.有较强烈

的大民族思想.排斥外族.新派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有了发展和壮大.不再只是代表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它可以上升到代表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对全人类如果单纯的从小说人物所表达的来说当然就是打抱不平有正义感

中国人历来对于英雄主义的崇拜，让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液里都流淌着一种叫作“侠义”的东西，现实主义的蒙蔽或许能让这种豪情一时消减，但这种“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精神不会消失。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唤醒中国人骨子里那种“侠义精神”的知觉，我们不缺少这种精神，缺少的是重新唤醒这种精神的良知。

据报道，前不久，金庸在深圳演讲谈及“当代人最需要继承和提高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现在最缺乏的就是…侠义?二字。中央电视台做…感动中国?的专题节目，要我推荐…感动中国?的年度人选，我选择的人物都是有侠义精神的人。现在中国最缺乏的就是侠义精神。”

对于金庸先生的这句话，有人表示不可理解，认为“侠义精神”是历史产物，已经过时，就像美国西部牛仔一样，鼓励的不是按正常的逻辑思考，按正常的道德规范和法律做事，对成长中的少年真的是弊大于利。

中国人是否缺少“侠义精神”？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侠义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有人把“侠义精神”等同于打打杀杀的侠客行动，认为劫富济贫，替天行道就是“侠义精神”。这种看法有着极大的片面性。由于从封建社会以来，中国法律制度不健全，社会的很多弱势群体无法得到及时的救助，“青天”和“侠客”这两种一“白”一“黑”的形象就应运而出。他们抱打不平、救危解困，无疑受到人们的爱戴，不管是东方社会的“江湖大侠”

还是西方的“佐罗”，都是在寻求社会的公正和弱势群体的帮助。换句话说，“侠义精神”

并非挑战或者推翻现有的社会制度或者法制裁判，而是对国家制度出现空白后的一种民间力量的补救。单个的“侠义精神”体现在救助困难群体，而放大了的“侠义精神”则是民间力量和声音对国家和社会的一种责任和态度。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当你在公交车上遇到扒手，奋不顾身地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这是“侠义精神”；当你面对贪污腐败忍无可忍，敢于检举揭发，这也是一种“侠义精神”；“感动中国”人物中留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王选女士，对日诉讼这种与个人无关的事情她义不容辞地做了，并为此进行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这更是一种“侠义精神”。“侠义精神”不是对于除暴安良、劫富济贫的个人英雄的自我陶醉，而是对于民间力量对于社会不平等现象进行努力补救的一种社会责任感。

中国人历来对于英雄主义的崇拜，让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液里都流淌着一种叫作“侠义”的东西，现实主义的蒙蔽或许能让这种豪情一时消减，但这种“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精神不会消失。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唤醒中国人骨子里那种“侠义精神”的知觉，我们不缺少这种精神，缺少的是重新唤醒这种精神的良知。

“侠义”概念的形成，最早起源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不过我认为从夏朝时期就应该有其雏形了，还有待考证。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中就有这方面的描述，不过当时司马迁给出的定义只是“游侠”：“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当然他定义的，是秦至汉时期的“游侠”，那个时期的“游侠”，似乎都是“不轨于正义”的，和后来逐渐发展的“侠义精神”有着本质的区

别，不过那个时期的游侠还是有着正义的影子的，可见“侠义精神”是经过了长期的逐步发展和不断完善才形成的。

最正版的《辞海》和《辞源》对“侠”的定义是这样的，《辞海》的定义是：“侠旧称扶弱抑强，见义勇为的人。”《辞源》的定义是：“侠客，指急人之所难，出言必信，见义勇为的人。唐人及后来的武侠小说则专以指武艺高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敢于打抱不平的武士。”两个定义里不约而同都出现了“见义勇为”这个词汇，说明了“侠”是见义勇为的。这样的解释和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主题歌曲中的歌词：“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是一脉相承的，这其实也是对“侠义精神”的定义，也就是说，“侠”的本质意义就是“义”，见义勇为才是侠，见财勇为或者见色勇为，我们应该知道是什么。

“侠义”的“义”指的就是“正义”，是蕴涵和充满了“正义”内容的。许多现代武侠小说作家比如金庸、古龙、梁羽生等对“侠义精神”的颂扬，使得“侠义精神”更加深入人心，他们的贡献绝不亚于《游侠列传》、《燕丹子》、《搜神记》、《三侠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作家。不过，创作出《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和《雪山飞狐》等优秀武侠小说的金庸，却慨叹当代人缺乏“侠义精神”了，这和我的看法不谋而合。不可否认，当代人很是缺乏侠义精神的，从前些日子成都一位女大学生村官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活活打死、只有一位年近七旬的老汉上前制止这件事情上就看得出来。

这位老汉就是“侠义精神”的奉行者，尽管他老人家年老体弱，并没有达到自己见义勇为的理想效果，可是这种“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侠义壮举，却不能震撼路人，使得大家齐心协力都出手，来一个众志成城打豺狼，这不能不说是当代人的悲哀。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正应了金庸先生的慨叹，难道“侠义精神”只有在武侠小说或者电视剧里才能看到她的真面目吗？不过，我们还是从那位老汉的壮举中，寻觅到了当代人“侠义精神”的蛛丝马迹，这是极其珍贵的发现，原来美真的是到处都有的，只是我们没有发现罢了，艺术大师罗丹就是这么说的。

那么为什么当代人缺乏“侠义精神”呢？我想这一定是我们的眼睛缺少发现吧？不过查阅报纸杂志或者网络信息，这方面的新闻报道还真的不是很多，也许人们更乐于用反面教材来弘扬“侠义精神”吧。“侠义精神”也是时代进步的象征，我们不能因为当代人并没有把“侠义”发扬光大而沮丧，难道是当代社会没有必要发扬光大“侠义精神”吗？事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时时刻刻提倡的“见义勇为”，其实提倡的就是这个“侠义精神”，不过见义勇为也是不能强迫的，我们不能指望那些胆小如鼠的人去见义勇为，那么那些胆大妄为的人呢？正是他们在危害人民危害社会，想要见义勇为，首先比他们还要胆大，并且技术更高超。

当然我所说的“技术更高超”指的就是“制人”的技术了，比如中华武术，这才是“侠义”的主要手段，没有这个技术，侠义就形同虚设，就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可是光有这个技术还是不行的，这个技术还是要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的，因为有的时候，那些歹徒坏人也拥有这方面的技术。而只有正义，才能压倒邪恶，才能战胜邪恶，“侠义精神”就是正义的一个化身，她的技术就是中华武术或者其它一切制人的手段，因此侠是尚武的，武侠才是真正的侠，要“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不是让你“路见不平，慷慨陈词”，我甚至提倡对歹徒坏人使用法律武器，因为法律是代表正义的。

深圳某武馆教练罗神贵在237路巴士上，女同伴财物被抢，他当面呵止无效后，遭到歹徒持竹棍和匕首围攻，罗神贵以其娴熟的“无限格斗”技艺，将凶神恶煞的歹徒刺倒。受到在场群众的肯定和赞扬。同一天见报的报道还有，一群通过网络联系并聚到一起的网友成立了“广州义务反扒QQ群”，他们已开展了3次行动。和罗神贵相比，他们并没有反扒技巧，也没有太多法律知识，有的只是一腔热情。

“一身好武艺，专门打抱不平、扬善除恶”，这是我国古代“侠士”的典型写照。如今，罗神贵的这般作风（如果报道属实）可谓是侠义之士的现代版。QQ群的网友也不失为身怀侠义心肠，其精神可圈可点。任何时代，人们都渴望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其中，安全是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如今的大城市，两抢案件时有发生，尽管公安部门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并且也成就斐然，但不少市民仍切身感到安全感大不如前。在这个时候，那些能够在出现抢劫事件时敢于勇斗歹徒、伸张正义的行为就显得尤为可贵。一直以来我们赞扬的见义勇为精神本质上就是对侠义精神的一种肯定，侠义精神代表了人性中维护正义、保护弱者、疾恶如仇的善良本能。应该说，这是任何社会都需要大力弘扬的一种精神品质。一项小范围的调查就显示了人们的这种需要：在回答“你认为现代社会还需要侠义吗”时，41人中有24人认为“不管什么时代什么社会都会需要”，认为“我遇到了就有，我遇不到就没有”有8人，认为“说不清楚的”有4人，认为“侠义只有古代才有”有5人。另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你愿意生活在古代吗”，60人中有43人回答“非常向往”，10人回答“想去，但是害怕被杀了没人管”，5人回答“现在挺好，顺其自然吧”，只有2人回答“不想去”。

古代侠义精神经过一些武侠小说的传扬，尤其被一些人尊崇。这种尊崇固然有盲目、消极甚至包含封建糟粕的一面；但其中积极的一面也不能轻易否定。侠义精神、侠肝义胆仍是社会中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它是人们在维护安全方面精神和现实的双重需要。其实，打击犯罪，维护稳定，打造平安社区，不仅仅是国家机关的事，也需民间力量与政府部门默契配合。在民间力量中，广大民众的物力人力支持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侠义”之士也是值得倚重的民间力量。当前，我们要研究如何通过适当的方式完善鼓励侠义行为的机制，比如尽快制订通过见义勇为法等。

侠义精神要弘扬，教育是其中重要环节。今年年初，我们欣喜的看到，以金庸的《天龙八部》等为代表的武侠小说被选入了《高中语文读本》，有关学者认为，“实际上一些武侠小说里面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全是些打打杀杀，也有挺身而出、除暴安良和扶危济困的侠义精神，这些精神有时也是现代社会所缺乏的，是应该弘扬的。”据说，身为武馆教练的罗神贵常有见义勇为举动。行文到此，笔者都有了个习武为侠的想法。当正义精神与侠义风尚充满乾坤，相信为非作歹之徒自会无路可走、改邪归正。

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司马迁这段论述，是对侠义精神很好的概括。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这里没有提到武，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侠是可以没有武的。很多人受武侠小说的影响，觉得武侠武侠，似乎侠都必须有武，都必须有一点过人的本事，其实侠是可以没有武的。而武侠小说中的大侠，只是现实生活的升华，带有幻想的成分，就像陈平原老师所说的：“千古文人侠客梦”。司马迁论述侠的特点，说他们的主要特征是，言行不合乎社会主流。不是说领导说什么，他马上就跟着说什么。但是他们做事，是“言必信，行必果”，这人讲义气，说话算数，男子汉大丈夫。然后是“不爱其躯”，就是不过分地爱惜自己的身体。

前文已经提及，“侠”的本质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是一种替天行道的行为，也是一种利他的行为。侠义精神，便是一种说话算话，助人为乐，舍生取义的行为。以此为标准，便可以看到当下社会中也有很多侠，也需要更多的侠。

在中华民族面临民族危亡的时刻，谭嗣同流血牺牲“请自嗣同始”的行为是侠义行为；革命党人武装起义对抗压迫的行为是侠义行为；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的行为是侠义行为；洪灾、地震发生后，不顾个人安危奔赴前线的行为是侠义行为；打击社会犯罪的模范警察的行为是侠义行为…… 只要符合侠的说话算话，助人为乐，舍生取义的本质的行为，都属于侠义行为。

侠义精神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已演变成一种公民意识和公德心。在国家大力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下，或许不需要像以前的侠客那样流血牺牲，但侠义精神仍然不可丢。孔庆东教授在回答当下社会需要怎样的侠义精神时说到：“军人不怕死，干部不爱钱，对内保黎民，对外抗霸权。”概括来说，侠义精神在当代，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路见不平一声吼”发挥公民的社会责任感

金庸有一次在深圳做演讲，在谈及当代人最需要继承和提高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说：“现在最缺乏的就是侠义二字。中央电视台做“感动中国”的专题节目，要我推荐…感动中国?的年度人选，我选择的人物都是有侠义精神的人。现在中国最缺乏的就是侠义精神。”

对这句话，很多人都表示不理解。但从古至今，人的社会生存，仅有国家法律等等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超越性的精神价值来维护，而侠义精神便是维护社会公平时最需要的一种精神。小到偷窃、打劫，大到国际霸权侵略弱小国家，这些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但依旧在地球上每天发生着，越是这样的时候，就越需要侠义精神。

当代很多人缺乏社会责任感。人们只讲自己的权利不讲自己的责任，只讲我应当得到什么。现在的人很少能自我反省、道歉、认错，千方百计为自己辩护都说自己没错，只要不犯法就可以，想方设法做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事情，犯了法请律师狡辩，只要自己不受惩罚就可以。“侠义精神”并非挑战或者推翻现有的社会制度或者法制裁判，而是在补救这些制度弊端造成的不公正，换句话说，“侠义精神”是通过对社会底层人士的救助实现相对平等而不是风风火火地“造反”。“侠义精神”局部来看，是一种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但宏观地看，“侠义精神”更是对整个社会的一种民间力量的弘扬。“侠义精神”是对国家制度出现空白后的一种民间力量的补救。单个的“侠义精神”体现在救助困难群体，而放大了的“侠义精神”则是民间力量和声音对国家和社会的一种责任和态度。在金庸先生的代表作《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侠客领导襄阳城军民抗击蒙古大军入侵，正是对侠义精神最好的注解：“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当你在公交车上遇到扒手，奋不顾身地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这是“侠义精神”；当你面对贪污腐败忍无可忍，敢于检举揭发，这也是一种“侠义精神”。“侠义精神”不是对于除暴安良、劫富济贫的个人英雄的自我陶醉，而是民间力量对于社会不平等现象进行努力补救的一种社会责任感。所以，在当今社会，提倡侠义精神，能在某种程度上提升公民的社会责任感。

助人为乐建设和谐社会

侠义精神很重要的一点是做事不留名、不求回报。侠义行为不是为了满足一个人的虚荣心，而是从心底觉得自己想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侠客首先考虑的总是，帮助别人解决困难，救了别人的生命之后呢，又“不矜其能”，不夸耀自己，不要老惦记它。昨天是我帮了你的忙，那天我还帮你买菜了呢；上次我救了你家孩子一命……很少提这些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做了好事拂袖而去，做了好事不留名。

有一本小说叫《佐贺的超级阿嬷》，里面讲到一个场景令人印象深刻：佐贺所在的班级去郊游，佐贺带的食物很寒酸。吃饭的时候，佐贺的老师便跟他说：“老师跟你交换便当吧，老师最近在减肥，不想吃太多。”而事实是，老师知道佐贺家里穷，怕伤害佐贺的自尊而想出善意的谎言。佐贺的老师便是具有侠义精神的人。

侠是帮助别人做事不惜牺牲自己，这个牺牲包括牺牲时间、钱财、精力，最高的是牺牲生命，还有牺牲荣誉。所以最伟大的侠就是烈士，就是那些为了民族、为了国家牺牲的人。大侠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但是我们都可以做到牺牲自己的一点时间、精力去帮助别人。在抗洪救灾中、在大地震中，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前线的战士、志愿者都是侠，都是英雄。虽然有的人为此受伤甚至失去生命。

现在大力提倡建设和谐社会，如果人人都有侠义精神，乐于助人，那么和谐社会的形成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不爱其躯”遏制腐败更需制度保障

我们今天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第一重要，自己不能受一点损害，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家挤了一下，就要吵起来，过分地爱惜自己的身体。但是侠义精神中提倡“不爱其躯”，当然这并不是指一点都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而是指在需要自己做出侠义行为的时候，不会因为怕身体遭受伤害而退却。

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提到：“当前最大危险在腐败，消除腐败土壤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上至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下至很多高校的学术造假，这些都是腐败，而打击遏制这些腐败，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就像“网侠”方舟子在打假时遭受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肖传国的雇凶袭击，就像很多上访群众会遭受某些官员的报复，这些人明明知道这样做会有危险，但他们还是“不爱其躯”，“不因声音微小而放弃呐喊”，义无反顾地去揭露，去反抗，直到正义得到伸张。

在阶级压迫酷烈，专制盛行的封建时代，侠义行为往往是以付出或剥夺生命的方式来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往往带有悲剧性；而今天我们建设法治社会、和谐社会，建立起一套保障民众享有追求公平正义与自由尊严权利的社会机制便显得更加迫切。

总的来说，侠是救苦救难的，他们救人民于水火成功之后，民生问题得到解决，社会比较公正，政府比较清廉了，于是就不大需要侠了，侠就衰落了。等腐败再次横行的时候，侠又多起来了。但无论社会怎么发展，都不可能完全公平正义，所以侠义精神无论何时都不能丢，哪里有不公平，哪里就需要侠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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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jy先生的这句话，有人表示不可理解，认为“侠义精神”是历史产物，已经过时，就像美国西部牛仔一样，鼓励的不是按正常的逻辑思考，按正常的道德规范和法律做事，对成长中的少年真的是弊大于利。

中国人是否缺少“侠义精神”？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侠义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有人把“侠义精神”等同于打打杀杀的侠客行动，认为劫富济贫，替天行道就是“侠义精神”。这种看法有着极大的片面性。由于从封建社会以来，中国法律制度不健全，社会的很多弱势群体无法得到及时的救助，“青天”和“侠客”这两种一“白”一“黑”的形象就应运而出。他们抱打不平、救危解困，无疑受到人们的爱戴，不管是东方社会的“江湖大侠”还是西方的“佐罗”，都是在寻求社会的公正和弱势群体的帮助。换句话说，“侠义精神”并非挑战或者推翻现有的社会制度或者法制裁判，而是对国家制度出现空白后的一种民间力量的补救。单个的“侠义精神”体现在救助困难群体，而放大了的“侠义精神”则是民间力量和声音对国家和社会的一种责任和态度。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当你在公交车上遇到扒手，奋不顾身地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这是“侠义精神”；当你面对贪污腐败忍无可忍，敢于检举揭发，这也是一种“侠义精神”；“感动中国”人物中留给人印象最深的是wx女士，对日诉讼这种与个人无关的事情她义不容辞地做了，并为此进行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这更是一种“侠义精神”。“侠义精神”不是对于除暴安良、劫富济贫的个人英雄的自我陶醉，而是对于民间力量对于社会不平等现象进行努力补救的一种社会责任感。

中国人历来对于英雄主义的崇拜，让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液里都流淌着一种叫作“侠义”的东西，现实主义的蒙蔽或许能让这种豪情一时消减，但这种“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的精神不会消失。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唤醒中国人骨子里那种“侠义精神”的知觉，我们不缺少这种精神，缺少的是重新唤醒这种精神的良知。